21世纪第二个十年，饱受了金融危机窝囊气的西方媒体和政府终于像是过了一个小年。从2010年年底开始，一些在西方国际政治新闻版块消失了很久的北非国家，放佛一夜间如梦初醒，开始挥舞着“民主”的大旗，痛诉他们各自的专制政府，草根民众揭竿而起，走上街头，勇敢地抗拒那个黑暗的利维坦，并伸手要求自己渴望已久的经济平等权利。这个故事里充满着让中产阶级小清新们动容的起承转合：草根对抗特权、特权压迫人民、人民追求民主、民主催生自由、自由保佑草根。这个自由引导人民的浪漫故事充满着神圣意味，民主则是人民通往救赎道路上的耶稣基督。如今，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经过去近半，这个自由指引人民的浪漫故事又在香港上演，占领中环的那个群体黑底白字地将这个故事总结为四个字——“公民抗命”。而意犹未尽的西方，虽然还正身处那阿拉伯之春“革命”之后转瞬即来的“阿拉伯寒冬”的年关里，但香港的故事则又着实给它们的民主政治神学打了一针鸡血。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雨伞革命”便在媒体的狂欢想象中诞生了。这场“革命”的精神领袖是甘地、是曼德拉，是那些早已被“民主”神话归化了的圣人们。
在群情激奋的当口谈论这场事件难免会踩到“民主”的脚趾头，于是我们先转身去谈“革命”。就在上个世纪，也差不多是在第二个十年的开始，这个世界放佛也是着了火。1905年10月30日，周一。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在下午晚些时候签署了一份不到一页的简短文件。在这份史称《十月诏书》的国家纲领性宣言中，沙皇保证，要给予公民个人自由、宗教自由、言论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同时宣言还表示，确立杜马为国家立法，并要实现国家杜马的全民普选(当然，遵循当时“民主”国家的政治理念，俄国的全民普选权也仅限于男性白人)。宣言发表后的几个小时，一些民主派的俄国媒体开始争相恐后地报道这条令人欣喜的消息。《俄罗斯新闻报》在其社论中激情满满地写道：“让我们拥抱自由的人民，拥抱自由宪制的俄罗斯，拥抱它自由的公民吧!”庞大老旧的俄国熊变天，这件事让欧洲各大媒体兴奋异常。从伦敦的《泰晤士报》到巴黎的《黎明报》都在重要版面登出了宣言的全文。随着刚刚发明的电报技术，这则消息被迅速传遍了西方文明世界，传到了它们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殖民地，以及众多西方民主梦想的追随者中间。上海英文报《字林西报》周五报道，这个事件是一场“卓越”(remarkable)的成就。后来成为辛亥革命元老的冯自由当时正身处香港，他在1906年第四期《民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俄国革命之大风潮，雷动全球”。同样，在印度、伊朗、和奥斯曼帝国境内那些民主派媒体也都开始纷纷兴奋起来，它们中不少还激动地引用了《人权宣言》，热切地希望这场发生在俄国沙皇治下的革命之火能够燎了旧世界秩序的原。
然而，今天我们反观这场发生于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便能发现其面目并不那么清晰。尼古拉斯二世接盘的俄国是经历了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变法之后的俄国。也是经历过亚历山大三世保守俄罗斯民族主义铁腕统治后的俄国。此时的俄国内部少数民族独立情绪激增、阶层分化严重，连续多次对工人阶级抗议的镇压甚至动摇了沙皇内阁内部意见的统一。而在海外，尼古拉斯二世面临的，更是世界资本主义在经历过几次经济危机之后，进行金融改革采取金本位制度，并通过全球贸易将压力转向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地区转移的时代。一场不成功的日俄战争更让尼古拉斯二世难堪。在他写给自己母亲的一封信中，沙皇表示，签发《十月诏书》实在属于“没有办法的办法”。纵观四面漏水的俄国，从社会民主党知识精英到工人阶级再到东正教神父，除了极少数的大资产阶级以及贵族地主，国内几乎没有一个能够让他团结的社会政治力量。
简单从短时段来看，1905年的俄国革命的开端像极了今天我们在阿拉伯在香港见到的群众运动景象。在这些社会运动中，许多人共享一个对痛苦记忆的想象，但人们对痛苦来源的诠释则各自不同。我们不难发现，在开罗、班加西、突尼西亚、台湾、甚至香港的街头，人们被那种对政府领导人及执政党的愤怒集合在了一起，幻想着各种可能的政治解决方案，试图能够一劳永逸地通过一场运动彻底创造出一个美丽新世界。然而，随着共同政治敌人的消亡，这种短暂的乌托邦认同也变得支离破碎。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迅速分裂成宗派主义的大乱斗，在这里找不到单一的政治诉求、统一的身份认同、更重要的是除了对一个草靶子的愤恨之外，并未能找到一个共同的政治理想。
当然，如果像列宁那样，将1905年的俄国革命延展20年，放在一个延续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叙述线索中来看，那么1905年杂乱无章的革命便又有了新的价值。列宁找到并抓住了1905年革命中的工人阶级，并从他们身上找到了1905年运动的民主革命价值。在1917年初向瑞士青年工人做的报告中，列宁将1905年称作是1917年无产阶级革命的总演习。实际上，这一政治表述必须以倒序的方式去理解。换句话说，如果没有1917年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那么那场1905年政治运动的先进性便无法在历史中得以体现。失去了1917年苏联共产党的建国运动这一“立”，那么1905年及其之后的一系列“破”则毫无意义。同样，没有对于1905年历史事件中“破”的政治把握，没有对于无产阶级运动这一政治身份认同的叙述，那么1917年的“立”也同样不可能。这种矛盾的辩证法，构成了20世纪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治理想的基础。而相比之下，左派知识分子小清新托洛斯基看待这场运动的方式则遵循着顺理成章的线性历史。革命之后的政治大同理想仿佛就是黑格尔辩证法中永恒追求却不得的真理，而革命活动，则就是黑格尔逻辑中否定之否定的政治简化版。在托洛斯基看来，1905年是一场失败了的革命，因而如果无产阶级革命要成功，则必须不断去革命。用鲁迅的批判来讲，那就是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
谈到这里，1905年运动更复杂的问题便出现了。用列宁的话来说，那便是作为政治群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提及广大人民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谈到“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理想，“民主”恐怕是现代政治史中最充满普世意味的字眼了。不管你是什么阶级，什么民族，什么肤色，什么教派，广场上只要民主一出，那就是谁与争锋的架势。但凡见到这字眼山呼万岁的不及时，即刻便容易被打上反革命、反自由、反人权的标签，被骂/打出民主队伍中去。所以笔者还是不谈民主，再回去谈“革命”，谈阿拉伯，谈1905年俄国革命。按照今天“民主”运动星火燎原的架势，估计没多少人还会记得2012年9月11日。“革命”完了的利比亚人刚刚挂完独裁者卡扎菲的华表，就开始打起了旷日持久的内仗。军阀们热热闹闹的抢地盘，争油田，教阀们则不甘示弱地抢信众，抢正统。就在这笔群龙无首的糊涂帐里，班加西一颗火箭弹炸了自由先锋美利坚的领馆。愤怒的班加西人民暂时解了恨，但却惹恼了满肚子冤枉气的美国人民。阿拉伯“革命”先锋穆斯林兄弟会迅速反应，第二天就发了声明，强调伊斯兰教是一个尊重人权、强调自由的神圣宗教，有15 亿信众。声明指责各种针对伊斯兰教的批评与攻击是无知和危险的，这种对伊斯兰信仰的攻击无法被15亿伊斯兰信众所容忍，因此而引发的来自15亿伊斯兰信众的愤慨和暴怒无法避免。声明还指责西方国家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与法律强加给其他国家，并在诸如纳粹德国针对犹太人的种族清洗问题上，不容有不同意见发表。
在这封措辞强硬、意识形态政治色彩浓重的声明之后一天，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代理会长卡拉特•艾尔沙特(Khairat El-Shater)又在兄弟会英文官网上发表了一封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信中首先说：当前的世界是一个地球村的世界，国与国之间的距离比历史上任何时刻都要接近。因此，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互相尊重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基本条件。随后，这封信又对发生在班加西的事件表示谴责，对美国人民表示慰问。针对发生在埃及美国使馆的抗议和焚烧美国国旗的活动，信中说，“在一个民主化了的埃及，人民已经赢得了他们表达自己不同意见的权利”。当然，这种权利“必须要在法律容许的范围之内”。美国人民自然不买这个帐。很快，穆斯林兄弟会便被重新上台的埃及军政府打成反革命分子，重新转入地下。而原本还沉浸在西方“民主战胜”这种过年的喜庆气氛中的西方媒体，很快也都回过神来，纷纷转向，开始积极与阿拉伯之春划清界限。直至恐怖大魔王IS(仿佛)横空出世，西方媒体便都开始转向，重新回到小布什政府时期那种强硬的新自由主义姿态上去了。
时隔三年，这出乱糟糟的民主大戏还没演完。但是主角都已经换了好几茬，难免有些让人分不清楚，西方民主国家在台上唱得究竟是红脸还是白脸。而这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的民主风向，也让不明真相的群众们觉的政坛戏子们拿错了剧本。无论如何，来来回回，广大群众却怎么也没找到一种做主的感觉。终究随着阿拉伯国家脆弱的政治与行政能力，那场原本好像轰轰烈烈的“革命”大戏也就没了下文。“革命”不革命，“民主”民无主。
相比之下，同样开始的乱七八糟的1905年革命却似乎有着不同的命运。对于1905年俄国的运动，世界上的革命者们有着自己的判断。1906年同盟会成员冯自由在《民报》上撰文呼应并阐述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问题。冯自由开篇便提出，民生主义实际上跟欧美19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膨胀发展，经济危机不断的情况下诞生出来的Socialism(社会主义)同属一家。1905年俄国“大风潮”则为俄国社会党人努力的结果。而在美国，“商界魔王”和“工界蠹贼”串通一气，形成托拉斯，令美国内“民之生计日苦”。在冯自由看来，在这种风潮下，社会民主党兴起，救人民于水火之中，那是天下大势，也是“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同盟会看到的俄国革命是一场世界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部分。
自然，哪怕是民国粉们也知道，同盟会不希望走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改良路线，1911年的辛亥革命则是这种政治斗争意识的直接体现。从冯自由谈的“民生主义”中，依稀流露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政治现场中那种对于工人阶级政治意义的关心。这种关心多少来源于一种简单的同情。然而，在孙中山国民党辛亥之后的政治实践中，这种对于工人阶级的关心很快便退化回了那种面目不清的普遍主义下对于“民”的同情。随着政党代表性的消失，“民主”便丧失了其政治载体。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的10多年里，孙中山的“革命党”党员迅速膨胀，随着他本人的去世，国民党很快也被政治精英寡头与军事精英寡头拆的四分五裂。倘若中国这场早于俄国十月革命6年的革命运动，没有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事实作为基础，不在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演进的框架下去理解，一样也会变成一场有头无尾的政治烂尾楼。
话至此，便需要提出什么是民主的政治载体。从18世纪美国革命以来乱糟糟的社会政治与革命史看来，“民主”实在与特定制度无关。不然它哪里来的普世意义?远的不用谈，近看埃及，“民主制度”来到，大家便开始投票挂人华表。挂完穆巴拉克，又想挂穆尔西，到后来干脆一并挂了“民主制度”的华表，军政府重新上台，在民意欢呼下，痛快挂了整个穆斯林兄弟会的华表。今天香港街头那和平的“民主墙”多少也开始有了这种架势。特首梁振英被泛民党人小人扎到烂，华表也不知挂了多少回了。
如果真要将“民主”与制度扯上关系，那说到底应当就是普选权。而普选权，说到底便是谁的普选权。从历史学家的眼睛里看出去，谁的“普选权”这根钉子实在扎了现代西方政治太久。作为一个永恒排他性的概念，普选权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于如何界定具有这项权利的法人观念。从美国《独立宣言》到法国的《人权宣言》，再到林肯的《哥底斯堡演讲》，英国的《人民宪章》。笼统的一个基督教神学观念“mankind”(人类)被不断地细分为：男人、有房有地的男人、21岁以上的男人、女人、已婚女人、有的地方的未婚未孕女人、白人、有钱黑人、黑人、犯人、精神病人、本地人、外地人、本民族人、外民族人、信仰固定宗教的人……在这个漫长清单的背后，隐藏着碎片化政治的危险。而在这清单之后，倘若我们再去幻想一个亘古不变并牢牢与西方议会制度相联系的“民主”那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了。
在今天这个起火了的世界里，即便是福山本人，也不好意思再显出他那“历史终结”的乐观态度。平心而论，18世纪以来西方的政治运动及其革命，是不断通过实践以期能够在追寻人间天国的无尽道路上，尽可能地呈现真理。然而，当东西方之间的历史变成一个互通的全球现代史之后，这种实践活动就不再是单向度的，更不是西方垄断的。在中国革命经验中出现的“人民民主”观念建立在自辛亥革命以来世界历史叙述中对于影响世界现代历史进程的无产阶级命运的关心之上，也建立在对这一阶级的政治重要性和历史影响性的认同上。“人民”是一个普遍性的认同。虽然在这一认同理想基础上，不存在性别、阶级、种族、民族、地域、宗教等等的细分，但是，这一普遍性认同的建立，则是通过在认可上述差异存在的基础上，进行政治共同体建设实践的结果。这一实践，在20世纪历史中表现为一场漫长的以共产主义理想为叙述主线及大同目标的革命。在这场漫长的革命中，包含了武装的斗争、也更包含了社会建设的斗争。斗争本身则是修炼与发展的基础动力，不然便会像“阿拉伯寒冬”那样，无非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闹腾，是“历史终结”一般的奉旨革命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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