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基于非洲本地媒体视角的考察

导读：中西方就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口水仗”一直未停歇，本研究结合非洲五国五大英文媒体的报道折射了非洲当地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总体看来，中国传递给非洲的主要还是一个经济形象，这提示我们在未来的对非战略调整中，需更加重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让我们的文明形象也鲜活起来。多数报道比较客观公正，非洲人有强烈的发展需求，同时又对长期被殖民的历史心存忌惮，非常注重独立自主。因此，他们需要中国这个贸易伙伴，同时又不无顾虑，特别是当中国只传递出经济巨人这个单一形象之际。所以他们对中国有肯定和感激，也有否定和指责。从这个角度来看，中非同样需要通过多种方式不断加深互信、增进理解。唯有如此，中非情谊才可能代代传承。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非关系日渐升温，经济合作愈加多样。中非贸易额自1990年开始每十年增长十倍，1990年不到10亿美元，2000年达到100亿美元，2010年飙升至1270亿美元，2011年则已超过1600亿美元。目前，中国已经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非洲也已经变成中国的主要投资市场之一，超过1700家中国公司在非洲投资。政治交往也不断加深。2000年至今每三年一届的中非合作论坛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关注，2012年8月27日的首届中非地方政府合作论坛的召开则意味着中非合作又向前迈了一大步。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加强，中非关系日益受到西方国家的“羡慕、嫉妒、恨”。西方政府及民间人士发动国际舆论攻势，非议中国对非战略。“新殖民主义”、“掠夺资源论”、“破坏环境论”、“漠视人权论”等不绝于耳，中非合作关系愈密切，这种论调重复出现的频率和调门也就越高。近年来，中国人在非洲被绑架、敲诈和勒索现象也时有发生，中国人在某些国家处理与非洲当地民众关系上亦出现不当之处，并成为口实。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受到不少挑战。

但是，总体而言，西方学者大多没有摆脱冷战思维的影响，他们倾向于强调中国对非战略“受私利驱动”，指责中国重回非洲只是为了谋取巨量能源，并且不厌其烦的列举此类例证：中国在安哥拉“攫取”原油，在津巴布韦“攫取”铂金，在刚果-布拉柴维尔“攫取”木材，在赞美比亚“攫取”铜，在南非“攫取”铁，凡此种种，却常常不顾某些非洲国家的人权和腐败问题。美国保守派的传统基金会则在一份报告中坚称，中国“错误地承认非洲的独裁政府，称赞其发展模式适合本国国情，并支持这些国家。中国在非洲重新拓展利益的最恶劣影响在于，鼓励了非洲最专制的政府，扩大了‘失败国家’在非洲出现的可能性”。

与之针锋相对，中国政府和以李安山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一直为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正名，驳斥各种“新殖民主义”论调。他们全面客观的阐释中非能源关系；用翔实的数据展现中国在非洲的良好形象；解释中国在非洲的具体政策，如不干涉政策、人权与援助政策等；还倡导中国与西方在非洲进行合作。
 

然而，中方、西方都是当事人，自家之言难免“有失客观”之嫌，我们有必要关注作为另一方当事人的非洲人如何看待中国在非洲的角色、作用和地位。
 

为了初步呈现非洲人视角下的中国形象，本文查询了非洲五国五份英文报纸的电子版（包括一个新闻网站），以“中国（China）、非洲（Africa）、相应国家名称”为关键词，每份媒体提取检索结果的前100项，共500篇报道。有些报纸提供最近三个月的检索信息，有些提供最近三年的检索信息（截止于2013年8月中旬）。尽管此次检索范围有限，媒体视角与普通民众亦有差异，但这些检索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了解非洲人眼中的中国到底如何，这将有助于我们有的放矢地塑造更为积极的中国形象。

五个国家分别为尼日利亚、安哥拉、赞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选取理由有三。首先，就地域而言，这五国涵盖了非洲的北部、中部和南部。其次，就与中国的关系而言，这些国家都与中国往来密切。根据2012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市场排名，就新签合同额一项而言，尼日利亚和安哥拉排在第一、二名；就已完成营业额一项而言，安哥拉和尼日利亚分别排在第一、四名。选赞比亚是因为坦赞铁路，选津巴布韦则是因为已经再次连任的总统穆加贝，这两个国家与中国颇具渊源。选南非，除它也被纳入金砖国家外，还有一个原因，沙伯力与严海蓉2010年对非洲九国的一项调查显示，九国中只有南非的受访者因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于中国，大多不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值得效仿，因此预期在南非可以听到更多异议之声，而调查结果却有不少不符合该预期之处。最后，本文遵循了便宜原则，这几国新闻的网络版较易查询，便于检索。
 

选取的报纸均为综合新闻媒体，包括尼日利亚的《抨击报（Punch）》（私人报纸，创刊于19世纪60年代，每日24版，有统计显示该报发行量为10万份），检索信息时间段从2013年5月至8月；南非的网络新闻iafrica.com（南非的一个主要新闻网站，议题广泛），检索信息时间段从2011年2月到2013年8月；赞比亚的《邮报（Post）》（赞比亚的一份重要的独立报纸），检索信息时间段从2010年1月到2013年8月；安哥拉的《安哥拉新闻社（Angola Press Agency）》（安哥拉的官方新闻机构），检索信息时间段从2010年12月至2013年8月；以及津巴布韦的《布拉瓦约（Bulawayo）》（津巴布韦的在线新闻机构），检索信息时间段2011年1月至2013年8月。
 

通过检索结果可见，中国在非洲呈现出的是一个经济独大、褒贬共生的形象。
 

一、中国——非洲人眼中的“经济大户”
 

这500篇报道涉及经济、政治、体育、文化、科技、教育等多个方面。几乎所有国家的报道都是以经济为重，政治为辅，其他信息涉及不多，参见表一：“关涉中国的新闻类型分布”。采用相同检索方式检索同期涉及美国的报道，则有明显不同。以检索结果读取方便的南非的iafrica.com和津巴布韦的《布拉瓦约》为例，两者针对美国或涉及美国的报道各100篇，其中iafrica.com关于美国的经济类报道仅占16%，与旅游类报道（17%）等量齐观，而体育类报道则占到48%，政治类只有占6%；《布拉瓦约》的报道中，经济类占17.5%，与以音乐交流为代表的文化类报道（13.75%）相差不大，而政治类的报道则占到46%，其中大量内容涉及美英等国对津巴布韦选举和政府的批判。
 

表一：关涉中国新闻的类型分布

注：

1.“其他”项包括法律、旅游、轶事等。

2.“经济”、“政治”、“体育”类的划分基本按照媒体本身提供的分类标准，有些内容略作调整，比如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如果大量内容涉及提供贷款、投资或经济合作项目等，虽然原媒体标定为“政治”类，此处亦将之归为“经济”类。“文化”、“科技”、“医药”、“教育”和“其他”是原媒体未作标定的新闻，本文根据新闻内容进行划分。

3.安哥拉“科技”新闻21条，主要是中国参与安哥拉主办的三届国际环境技术博览会的信息。
 

在所有关于中国的报道中，经济类信息占据了二分之一强，包括：中国在当地的投资、并购、开采矿山、建设工厂、中国给予当地的优惠贷款、与中国签订的基础设施建设合同、中国与非洲的进出口总额等。政治信息不到20%，多为国事互访，比如南非总统祖玛在金砖峰会前会见习近平与普京；贺国强出访安哥拉，谈及两国加强合作；汪洋发表讲话敦促津巴布韦选举年保持稳定等；还有一些评价中国国际作用的政治新闻，比如有报道称“只有中俄支持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再比如谈及“中国在非洲的行动引发一些国家的危机感，美国不会坐视不管”等；另有个别信息称“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导致了当地的政治腐败”。体育类约为10%。文化、科技、医药、教育及其他类新闻共百篇左右，比如，孔子学院研究shona语的文化类报道；中国国家灯具检测中心参与e.lighten持续照明项目的科技类报道；关于中国茶与草药的医药类报道；中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的报道；以及中国人在津巴布韦吃稀有陆龟而被捕的法律类报道等。
 

从以上统计结果可见，中国传递给非洲的主要还是一个经济形象。当然，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毕竟非洲需要“钱”来自我发展，而中国已是非洲的最大贸易伙伴，但美国在这方面并不比中国逊色太多，粗略比较显示美国比中国在非洲的形象更加丰满。如果中国在非洲人眼中的形象只是个“钱袋子”，就比较被动了。所以，我们有必要积极调整对非策略，更加重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让我们的文明形象也在非洲鲜活起来，否则中国留给他人的积极、飞速发展的“希望情感”，很可能转化成令人生畏的“恐惧情感”，这种风险其实已经在非洲初露端倪。

就新闻性质来看，此次检索的信息包括客观报道和主观评价两种，其中客观报道事实本身的新闻占大多数，比如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双边贸易额，中国提供贷款、投资，中国与当地合作或并购当地企业，从中国进口某某商品，在中国召开某某会议，中国参与某某会议，中国、南非警察联合执法，中国等国驻安哥拉军事武官访问罗安达的警察指挥部等，以及大量以中国为背景信息的新闻，例如提到金砖国家时涉及中国，再如报道本国发展状况时，提及中国信息作为参照，比如中国的公路里程、国内生产总值、外来直接投资数额及利率、人口转化成生产力的能力等。

另外一部分是主观评价的新闻，这类新闻量很少，内容与沙伯力等人的调查一致，非洲人对中国在非洲的作用有褒有贬，既非我们自己认为的那么积极，也非西方学界、政界一味的批判，参见表二与表三。
 

二、中国——非洲人眼中的“绿林莽汉”

综合而言，对中国的批驳集中在四个方面：中国在非洲攫取资源；中国人抢夺当地劳动力市场；中国商品量多质差；中国企业不遵守当地法规。在一些媒体笔下，中国就像一个“绿林莽汉”，在不循章法的抢资源、占市场。

表二：非议中国的主要信息（集中在经济类新闻）

这一方面与西方的扭曲“宣传”有关，另一方面与我们的行为不当不无关系。
 

首先，明显可见的是这类负面报道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指责可谓完全一致，这绝非全然的巧合。西方的舆论界为非洲的媒体早已做好了铺垫。有明确的数据显示非洲一些国家基本在充当西方大国的信息二传手。
 

本次检索中，虽然各个媒体并未出现大量转载西方媒体新闻的情况，但能显见西方媒体的影响力远大于中国。此次检索结果中尼日利亚《抨击报》新闻的引用来源包括了《彭博社》、《金融时报》、《美国环球金融》等；南非iafrica.com的引用来源有《彭博社》、《纽约时报》、《道琼斯通讯社》等；赞比亚《邮报》主要来源是《经济学人》；津巴布韦《布拉瓦约》的引用媒体包括了《先驱报》和英国《卫报》，有一篇关于斯诺登的新闻引用了《新华社》的信息。其他引用欧美国家的大学或者研究机构或者金融组织等信息的报道未作一一统计，尚不在列。对中国而言，在西方几个大国占有国际媒体资源压倒性优势的背景下，我们对非传播的“落地入户”工作依然艰巨，不过已经出现契机。非洲媒体也已经意识到：因经费问题，英法在非洲的传媒能力正在“缩水”，而中国则正摩拳擦掌，以图通过传媒手段一方面加强中非联系，另一方面抵消西方媒体对中非关系的负面报道。
 

其次，就我们自身而言，在非洲销售的商品质量较差，在非洲工作的人员素质不高都是现实问题，尽管有些只是个案，但通过媒体就可以被无限放大。目下，我们正面临新的挑战——正如非洲媒体所指出的，中国正失去其低廉劳动力的优势，但也正是中国制造的新机遇，这必然促使我们调整经济结构、向新经济转型。非洲媒体对“华为”的肯定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非洲人对中国商品的认知和评价。而华为所代表的不仅仅是贴着中国标签的“商品”，它更是一种理念，一种“服务和融入”的理念。华为良好的售后，以及通过培训进行的属地化管理模式，都是华为在非洲收到“鲜花与掌声”的必要因素。
 

属地化管理（包括我国媒体工作的属地化管理）有助于中国的技术标准和规范“走出去”，也有助于和缓当地人对“中国向外迁移过剩人口”的幻象。其实不光是非洲，有中国“工程大军”走过的地方，如东南亚和拉美等地，当地人都可能产生类似“担忧”，这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庞大人口数字的一种非理性的直觉投射。属地化管理自然可以减少这种“认知强迫症”，但也面临诸多跨文化的屏障，比如语言、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和法律（尤其是当地的劳动法）等，特别是后两个方面，处理不好，很容易引发群体事件。这一点我们在非洲有血的教训。因此，在走出国门之前，我们还需要用“知识”武装下头脑，比如中石化所进行的“跨文化培训”等。
 

三、中国——非洲人眼中的“良师益友”
 

以明确的语言赞誉中国的信息集中在三个方面：对中国本身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发展的肯定；肯定中国通过投资、援助和商贸等对非洲发展做出的贡献；与西方国家相比，肯定中国是一个更为平等的伙伴。
 

表三：明确肯定中国的信息

正是因为非洲国家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肯定，非洲国家才呈现出愈加强烈的“向东看”的趋势，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借鉴“中国模式”摆脱贫困依附的现状。在此次信息检索中，几乎所有国家的媒体都提到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科技进步迅猛，应该借鉴和学习，即便是南非。尽管在沙伯力等人的调查中，南非受访者多不认同中国的发展模式，但在南非媒体中关于借鉴中国的报道是所有国家中出现最多的，比如南非总统祖玛欢迎习近平到访，并指出南非可以向中国学习；南非劳动力问题宜向中国学习；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倚重整合的国内市场、对外资实行优惠政策的经济特区、农业改革等，南非可从中有所借鉴；南非应放下意识形态的偏见，向中国学习，并以期赶超中国等。其他国家的媒体也在解决劳动力问题、发展自由贸易区及其他发展经验方面提出向中国取经。
 

中国经济在三十多年来取得的成就，让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开始思考“西方化”是否是唯一的“华山之路”。中国的发展经验至少为他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正如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所言：“中国是我们所有人的灵感。中国向非洲展示，非洲可以渡过经济难关”。尽管冯・戴克（VanDjik）认为，非洲缺少中国获得成功的诸多前提条件，比如稳定的政府、充足的劳动力以及土地改革等，因此不能复制中国的成功，也就是说“北京共识”并非是“华盛顿共识”的替代模式；但非洲可以从中国的成败中汲取经验教训，这同样弥足珍贵。总之，不管是否认同“中国模式”这种提法，中国几十年的发展成就、在两次大型国际经济危机中的出色表现，都需要得到正视，总有一些经验可循。中国可以在人力资源发展、治理能力以及技术培训方面为非洲提供援助，特别是应该考虑像德国国际发展基金或者新加坡“中国高官班”那样提供系统、稳定、注重效果的培训甚至学历课程。
 

而就中国对非洲做出的贡献来看，援助项目事实上有些尴尬。根据美国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全球发展中心和总部设在美国威廉玛丽学院的“援助数据”项目(AidData)共同发布的研究报告，2000年至2011年，中国向51个非洲国家援助了1673个项目，涵盖非洲社会的方方面面，援助总额约750亿美元。这也就是说，自从2011年南苏丹独立后，非洲54国只有3个未接受中国援助。这就可以理解，在此次检索中，关于中国对外援助的信息尽管出现频次不高，但在各国媒体都有报道，参见表四：中国对各国的援助信息。
 

表四：中国对各国的援助信息

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显示，我们的对外援助主要有八种方式：成套项目、一般物资、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援外医疗队、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援外志愿者和债务减免。在此次检索中，八种方式并未全部涵盖，其中优惠贷款提及次数最多，其次为援建基础设施（包括航站楼、水电站、水坝、学校等），再次是技术合作和实物援助等。这些援助体现的是“钱”力有余，技术不足。尽管“援外”本是很积极的信息，总体而言非洲媒体给予的也是正面评价，但我们必须留心一些非议之声。比如面对优惠贷款，媒体在表示欢迎的同时也警惕可能出现的严重贸易倾斜，以及过度依赖中国的后果。关于基础设施，特别是铁路，则因为质量问题遭到诟病。有关中国援建非盟大楼的报道都没有给予我们所期望的高度评价，甚至有文章称“非洲有充足的人力资源，为什么要依靠中国？”有这样一种声音也在非洲也变得越来越清晰：“为什么总是说中国援助非洲，中国从非洲所得的难道还少吗？”

看来“援助”一词并不如我们设想的那么讨人喜欢。特别是当我们总以“钱袋子”的形象示人还总喜欢标榜之际。摩根索认为对外援助旨在彰显经济能力和技术成就。从检索结果来看，至少非洲人认为我们更多是在彰显经济能力。有鉴于此，我们应该考虑淡化对“援助”的“宣传”，强调互利共赢的目标，以技术合作为主、经济为辅，比如在2012年中非合作论坛上提出的建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培训人才、输送医疗队等。也许这样才能更好的通过“援助”获得“威信权力”。

最后，这五大媒体在对比中国和西方在非洲的活动中，基本都给予中国更为积极的评价，即便是非议中国，也言明中国与西方无二，没有哪家媒体更为肯定西方的影响。这与2007年以来皮尤和盖洛普等在非洲做过的几项大型民意调查的结果比较一致。简单来说，就是非洲人对中国的认知比对美国的认知更为积极。这一方面可能与中非的战友情谊，以及中国始终与非洲站在同一队列有关，比如很多媒体谈到中国在建国初期对非洲民族革命的援助，还有媒体认为有半殖民地经历的中国与非洲有更多共鸣。另一方，这一检索结果也的确证实了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更好地坚持了“休戚与共”和“互利共赢”。无论中非关系要如何发展，这条原则必然应一以贯之。
 

结语

本次研究尚有一些不足之处，最显见的可能在于：一方面样本量有限；另一方面英文媒体影响的范围也有限，虽然除安哥拉外，其他国家的官方语言皆为英语，但普通民众更可能阅读地方语言的报纸，所以此次检索结果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或许只是某些媒体精英的态度，尽管其对普通大众的影响不容小觑，但毕竟不是一一对应。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能结合针对普通大众的实地问卷调查，验证此次研究的结果。
 

本次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在中西方的“口水仗”之外，通过对非洲媒体的实证研究，呈现了非洲当地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多数媒体报道比较客观公正，非洲人有自己的眼睛和理智，有强烈的发展需求，同时又对长期被殖民的历史心存忌惮，非常注重独立自主。因此，他们需要中国这个贸易伙伴，同时又不无顾虑，特别是当中国只传递出经济巨人这个单一形象之际。所以他们对中国有肯定和感激，也有否定和指责。需要指出的是，在肯定之声中有需要我们冷静思考的问题；在否定之声中，有促进我们转变的契机。而就改善负面形象而言，中国最需要的是发展一种国际意识——要有跨文化的敏感力、做大蛋糕的合作力（包括与西方国家、非洲国家的三方合作）、遵规守制的自我约束力（这里提到的遵循规制，除了遵循当地的法治，特别指向的是满足非洲当地一些工会组织、教会组织、环保组织等的诉求）；对于已有的正面形象来说，中国需要的是一种更为积极的作为——更为主动的传递经验、更为有效的提供“外援”、更为自觉地与非洲人民“共同呼吸”。两相参照，彼此助益，才能令中非合作之路更为平坦。
 

中非在革命时代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所以中国的政府外交在非洲一直较为顺畅，结果反而导致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忽略了非洲民众对中国的观感。比如以影响他国民众的公共外交为例，从上世纪90年代我们开始关注公共外交以来，我国对非公共外交的投入就一直逊色于对欧美主要国家的投入。我们是时候需改善和加强对非洲的外交战略及具体政策了。否则，很可能导致我国丧失非洲这一极为重要的海外支持资源。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条件和全球化背景之下，中非这对“命运共同体”，国家与国家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都需要通过多种方式不断加深互信、增进理解。唯有如此，中非情谊才可能代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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