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东亚金融战升温，美国已识破日本野心
刘军红 《环球财经》杂志
5月初，“东盟+中日韩财长会议”在西班牙的马德里达成协议，拟构建“东亚外汇储备基金”，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地区金融危机。对此，国际金融市场表现敏感，美国更是高度警觉，认为这是日本主导的“货币区域主义”的扩张，必将加剧美元体制的动摇。
“东亚外汇储备基金”不过是“清迈倡议”的平移结果，而且是一个仅有800亿美元的区域金融互助工具。美国为何警觉？美国究竟怎样看待东亚地区金融合作呢？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美国早已识破日本野心
东亚地区合作始于东亚金融危机后，迄今走过10年路程。1997年底，中日韩领导人应邀出席“东盟首脑会议”，由此，以东盟为舞台，构建了“东盟+中日韩”地区合作框架(简称“10+3”)。历经10年探索，东亚地区合作以10+3为“主渠道”，相继形成了“中国—东盟”、“日本—东盟”和“韩国—东盟”合作轴；同时，以日本为中心，又展开了若干组双边谈判框架，形成了“多轴多辅”型合作模式。
为加强地区金融合作，共同应对地区金融风险，2000年5月，10+3财长会议在泰国的清迈召开。会议倡议将原来东盟的“货币互换协定”扩大到13国，创建地区性“货币互换机制”，通称“清迈倡议”。东亚地区合作走向“制度合作”与“功能合作”并行的方向。
2004年底，“10+3领导人会议”(万象)决定设立“东亚首脑会议”，摆脱以东盟为舞台的狭窄空间，并提出“东亚共同体”大目标，直奔东亚秩序构建方向。
自此，美国迅速调整东亚战略，由“善意忽视”转向“积极介入”，先后提出与韩国和东盟主要国家谈判自贸协定，并要在10年内与东盟构建包括政治、经济、安全的伙伴关系，肢解东亚共同体。2005年中期后，布什政府全面展开“APEC战略大回航”，提出构建“APEC自贸圈构想”，使东亚地区合作形势日趋复杂。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东亚政策调整，直接针对日本的地区政策转变。
2004年底以前，日本的东亚政策始终以东盟为舞台，凡事都以东盟的名义提出，自己则充当幕后导演。其目的是避免引起美国的警觉，遭到正面打击。原因是，东亚金融危机后的1997年9月，日本曾提出单独出资1000亿美元构建“亚洲货币基金”构想，遭到美国的沉重打击。
此后，日本开始伪装其战略意图，利用东盟作掩护，搞步步为营战术。以东盟为舞台，借助10+3合作框架，推行日本东亚战略，自然成为其最佳选择。但是，随着东亚合作的深化，特别是中国与东盟早期收获计划的落实，以及2004年11月，日韩谈判的搁浅，日本在东亚地区的主导优势日益衰弱，其回归亚洲，构建亚洲根据地的战略目标面临漂移。
为此，日本决定改变战术，正面争夺地区合作主导权，公开主张用日本的价值观、政策法律制度和技术标准统领亚洲，构筑日本主导的“经济、货币和安全共同体”。随之，“价值观联盟”、“和平与繁荣之弧”等相继出笼。
日本逐步完善战略部署
作为政府战略，2004年底，小泉政府召开对外经济合作会议，第一次以政府名义提出构建“东亚共同体”战略目标。2005年初，针对美国指责“东亚首脑会议”缺乏民主，日本外务省又制定了拉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加盟“东亚首脑会议”的“10+6”方案，添加“民主元素”，借此否定“美国=民主”的一般逻辑，抵制美国介入东亚。
同时，日本开始将EPA(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ODA(政府开发援助)相结合，作为首相外交的基石，推动“地区制度日本化”，并相继设计了“亚洲债券市场”、“亚洲货币基金复活”、“东亚版OECD”和“亚洲共同货币单位”等新方案，主导地区规则，构建亚洲秩序，以期改变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经济、金融秩序。
作为具体战略部署，2006年初，小泉主持召开“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决定“快攻东盟”、“钳制中韩”，抢占地区秩序竞争制高点战略：通过加快与东盟核心圈和外围圈的谈判速度，率先控制东盟；通过启动与越、老、柬的“知识产权保护协定”和“投资协定”的谈判，扩大对湄公河的战略投入，封堵中国南下路径；针对中韩的战略优势，通过同时启动与中韩的谈判，让中韩处于彼此竞争、相互牵制状态，分化竞争对手。
2007年底，日本进一步主张将“中日韩闭门会”从10+3框架中剥离出来，构建独立的“中日韩平台”，削弱10+3主渠道的影响力，确保日本在亚洲地区秩序构建上的战略优势。
日本的战略转变，引起美国的高度警觉。
2004年后，美国的政治学者和国会议员率先批评日本主导的“东亚首脑会议”和“东亚共同体”威胁美国利益；经济学者则指出“东亚共同体”是“对跨太平洋自贸圈的割裂”，要求布什政府及早介入东亚。
此后，布什政府以“东亚首脑会议”缺乏民主为名，要求东亚各国修正，迫使东亚首脑会议蜕变为“地区论坛”。2005年中期后，布什全面撤换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部的“知日派”，起用“知华派”，并提出“在APEC框架内，容忍任何形式的双边FTA”，但唯独拒绝与日本谈判FTA，抑制日本主导东亚秩序。对此，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约瑟夫奈认为，美国不会容忍改变东亚安全结构的行为。
美国次贷危机成为契机
实际上，2000年5月启动的“清迈货币互换倡议”(CMI)，是一个应对东亚再度爆发“流动性紧缺型金融危机”的区域性协调工具。其基本结构是，在10+3框架内，通过分别签订两国间的“货币互换协定”，形成一种集体救助机制。
所谓“货币互换协定”就是签约双方相互在对方的央行设立专门账户，并存入一定金额的资金，当一方发生国际流动性紧缺时，自动启动双方的专项存款，实行紧急救援，弥补外汇储备不足。不同的是，清迈倡议不是简单的双边货币互换协定，而是13国通过“单循环方式”，分别签订货币互换协定，当某一国发生国际流动性紧缺危机时，集体出动专项存款，展开集体救援。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有益的机制，也符合东亚地区的特殊区情。
2002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与日本央行签订了货币互换协定，标志着清迈倡议全面展开。为确保人民币的独立地位，中国人民银行在谈判中，坚持人民币与日元对等互换原则，达成了人民币与日元对等互换的协定。这是日本签订的货币互换协定中第一个与发展中国家货币实现对等互换的协定。截至2003年底，东亚地区已在10+3框架下签订16组货币互换协定，总金额达360亿美元。
1997年的金融危机是典型的短期资金快速逃离性危机。毫无疑问，“清迈倡议”的签订有利于在危机再来时，通过各国协调行动，弥补短期国际流动性不足，抑制危机蔓延。重要的是，当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危机国提供援助时，总是附加“改革经济体制，紧缩财政、提高利率、扩大出口”等苛刻条件，使东亚受援国倍感屈辱。
眼下，虽然东亚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让东亚各国重新认识了国际流动性的脆弱一面，认识到国际流动性依然存在来去自由，随时可能逃离的本质。显然，未雨绸缪，设立东亚地区的共同外汇储备机制，有利于维护地区金融系统稳定。
“亚洲货币基金”是关键
但不能忽视的是，作为一个国际性机制，“东亚外汇储备基金”能否发挥预期的作用，关键要看三个制度如何构建。
第一是，基金的表决机制，也就是对危机是否发生、借款者的条件是否充分、机制如何启动等问题如何判断。
第二是，成员国的经济制度和政策是否具有可协调性。IMF在提供援助时，总是附加一系列的“制度改良、政策协调”条件，这是引起各国反感的原因之一。因此如何构建公正合理的政策协调机制，是保证外汇储备基金公正运转的前提。
第三，基金规模与出资比例。眼下看，东亚地区是世界的外汇储备大户，据估计，目前，13国的外汇储备接近4万亿美元。但不可否认的是，除日本以外的东亚又是世界性的外债大户，外汇储备多表现为债务性储备。一旦发生金融动荡，巨额外资逃离，东亚地区发生国际流动性急剧紧缺的可能性非常高。届时，区区8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基金显然是杯水车薪。
而从出资比例看，当前设计的“外储基金”仅仅是“清迈倡议”的平移结果，也就是“清迈倡议”框架下的各国在对方的存款状况，将平移为外汇储备基金的原始出资比例。在此，日本、韩国是最大的出资方，中国仅排名第三。而从当前的外汇储备余额看，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日本居第二位。
显然，当前的外汇储备基金的原始出资比例并不能反应现实的外汇储备实情。如果由此规定表决权重，无法体现公平、公正与合理的基本原则。自然，也很难保证该机制发挥切实有效的作用。由此，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东亚的现实情况，切实完善该机制的制度建设，确保其在未来发挥应有的作用。
对东亚各国而言，“清迈倡议”是地区共同应对流动性紧缺危机的有益尝试，但对日本而言，清迈倡议不过是在亚洲推动日元国际化的一个步骤，仅仅停留于货币互换并不能满足日本的战略需要。日本的目的是，通过签订地区货币互换协定，形成地区金融合作气候，依据地区金融形势的变化，顺势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最终实现“亚洲货币基金”复活。
事实上，2004年后，日本财务省专门组织专家，草拟了促进清迈倡议多边化的建议报告，总体上是分三步实现“亚洲货币基金”复活，一是扩大出资规模，力争达到800亿美元；二是推动单循环的双边机制多边化，最终将各自的出资集中起来形成统一的“外汇储备池”；三是构建外汇储备池的表决机制，最终实现机制的机构化。
为此，2005年日本以国际流动性急剧膨胀为名，推动10+3财长会议扩大存款额度达790亿美元。2007年5月日本又利用10+3财长会议在京都召开之机，力促东亚构建地区外汇储备池。但当时东盟各国认为，眼下东亚地区外汇储备丰富，没必要搞地区外汇储备池，而且东亚的货币升值风险上升，应该讨论如何协调应对货币升值风险。
而2008年5月，面对美国的次贷危机影响扩散，日本再次提出了构建“东亚外汇储备基金”构想，并提出改革清迈倡议的“表决机制”和“援助启动机制”，走向了双边互换协定多边化道路，事实上已经接近了“亚洲货币基金”的复活。
日本要把美元打回老家？
显然，亚洲货币基金复活是美国对“东亚外汇储备基金”高度警觉的原因所在。
道理很简单，1999年1月1日欧元诞生，1999年4月日本立即启动“面向21世纪的日元国际化战略”，将目标锁定亚洲。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在河内发表外交演说时声称，日元要首先在亚洲实现国际化。此前，日本央行在东京召开东亚央行行长会议上，呼吁各国使用日元，日本将以国债担保。
而让美国不安的是，2000年初，小渊紧急飞往欧洲，倡议欧日货币联手。在美国看来，1983年里根提出的“日元国际化”，不过是敦促日本开放金融市场，确保日本资金顺畅回流美国的处方；而1999年日本提出的“日本版日元国际化战略”则是加快占领亚洲金融货币市场，构建与美元分庭抗礼，蚕食美元地位的战略，堪称“货币地区主义”的表现。
这种货币地区主义与欧元结合，将使美元被打回老家，变成“美洲的美元”。如此，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制也将演变为“日美欧元各持一隅的三极地区货币体系”。显然，这是日本期待的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一环，但对美国而言，这是历经二战打下来的美元霸权的崩溃，无异于“日本的核报复”。
1997年，华尔街出身的前任美国财长鲁宾之所以毫不留情地打掉了日本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构想，就是因为他洞悉了日本要主导东亚货币体系的战略意图。
实际上，从美欧的战略资金往来上看，欧元诞生，美国并未过度紧张。更何况美国的金融同盟英国至今未加入欧元，伦敦依然扮演着对美资金输入的关键角色。可以说，从美英的债券交易规模以及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对英国的资金流入情况看，伦敦事实上是吸纳别国资金，再投资于美国债券的金融中转站，是确保世界资金回流美国，支撑美元地位的关键堡垒。
而美欧彼此间的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历来就未曾中断，即使是2001年“911事件”后，在纽约的世界资金一度被惊散，但很快又通过欧洲银行系统，以及欧洲的跨国公司体系重新回流到美国。因此，无论欧洲的股票、债券市场如何统合，欧美之间的资金往来都未曾断流，相反流动规模越发强大。这是欧美经济、金融一体化的直接表现，也是欧元开放性的表现。
但是，日本版的日元国际化战略则不同，日本积极推动东京市场单独主导“亚洲债券市场”、“亚洲债券清算中心”、“亚洲统一的股票市场”，甚至“亚洲石油期货交易市场”，乃至“二氧化碳排放权市场”，并要构建亚洲版的OECD，作为统领亚洲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统计的总部，同时依托日本为最大出资方的亚行编制“亚洲货币单位”，作为亚洲地区的记账货币。这样，在日本构建的亚洲EPA网络基础上，便可构建完整的亚洲新秩序。
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基本上由五大体制构成，即安全上的联合国体制，贸易上的关贸总协定(WTO)体制，货币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体制，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统计上的经合组织(OECD)体制，央行体系上的国际清算银行(BIS)体制。
显然，日本的东亚战略正在全方位“借鉴美国的经验”，构建独立于美国的新秩序。而亚洲货币基金的复活可谓其关键的一步。日本积极推动的地区金融合作走向了封闭的道路。这对亚洲地区而言究竟是福是祸，虽不能简单而论，但至少日本的亚洲战略正在将亚洲引向与美国的对立面，必将使亚洲地区正面迎接来自美国的政治、经济甚至是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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