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帝国主义”与拉丁美洲

美国“文化帝国主义”与拉丁美洲

王晓德　

    在美国文化中心主义者的眼中，拉丁美洲在文化上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格格不入，需要以处于优越地位的美国文化对之“征服”，使之向着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或趋同。因此，美国在拉美地区有一种按照美国发展模式“改造” 或“转化”它们文化的“使命”。美国向它眼中属于“落后”地区的国家传播其文化由来已久，差不多与其立国后的历史发展同步，而且随着国力的强大美国政府更加重视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传播美国文化的观念，试图让它们按照美国政府规定或设计好的方向发展。进入20世纪之后，美国大众文化开始在境外广泛传播，尽管最先受到这种文化冲击的是与美国商业关系很密切的西欧国家，但也包括不可能是“世外桃源”的拉美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生活在这些国家的很多人还是感到了似乎离他们还很遥远的“美国化”掀起的波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样一种感觉很快便成为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活生生的现实。“文化帝国主义”命题主要反映了美国文化对发展中国家的“侵略和渗透”。拉丁美洲与美国同处一个半球，向来是美国不容他国染指的势力范围，自然成为所谓“文化帝国主义”首先瞄准的对象，在发展中国家内属于“美国化”的重灾区。“文化帝国主义”话语是否能够准确地反映出美国大众文化进入拉美的过程？拉美国家出现的“美国化”一定是“文化帝国主义”的结果？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以便更好地理解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的“美国化”的威胁与挑战。
    一、“文化帝国主义” 命题的提出
    在国际学术界，“文化帝国主义” 是一个很流行但颇受争议的概念，但显然与帝国主义本身的行为有着很大的关系。很多学者认为这一概念主要是指西方传教士在非基督教国家对异教徒的“文化征服”或“文化教化” 活动。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把美国传教使团等同于“文化帝国主义”，认为传教士个人也许从来不向传播基督“福音”国家行使经济或政治权力，但是他们的行为反映出美国文化对其他民族的思想和文化的有目的的侵犯。说得更明确一点，在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统治上，传教士通过传播宗主国的价值观念或生活方式进而实现对当地人的文化“征服”。因此，在关于现代基督教传教运动的论著中，“文化帝国主义” 是一个常见的概念，用来说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手持《圣经》的传教士在西方之外转变这些“异教”国家的文化所使用的方式以及带来的结果。美国莫海德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哈里斯研究了文化帝国主义与19世纪中叶美国新教运动对中国影响的关系，他对“文化帝国主义” 的理解是，作为更好地了解传教史的一个分析概念，“文化帝国主义” 仍然证明是非常有学术价值的。不过他认为迄今为止对这一概念的使用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学术界对“文化帝国主义” 解释不一，缺乏一个广为认可的准确概念。把传教士称为“文化帝国主义分子”主要是想纠正西方学术界过去占主导地位的一种观点，即非基督教世界的宗教是“虚假的、骗人的和腐败的体系”，注定要被基督教取而代之。此外，在涉及传教事业和西方帝国主义历史的关系上，这一术语本身究竟包含着什么新的观点，似乎语焉不详。二是许多历史学家反对把传教士描述为“文化帝国主义分子”，因为这一术语暗含着对传教事业的彻底否认，哈里斯对这种看法表示怀疑。在他看来，描述传教士事业的“文化帝国主义”术语显然与西方帝国主义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特别强调了“帝国文化” 概念，如果以这一概念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那么“文化帝国主义”就会被界定为“是对通过侵略扩张和统治的经历在国外形成的一种文化的积极表述”，这样就有助于对“确定传教士行为的深层文化力量的有意目的和正式政策”做出进一步的分析。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帝国主义” 设想传教使团与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而又不涉及“传教士在西方列强的较大行动计划中所起的任何具体功能的作用”。无论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是否扮演了“先头军、颠覆者、宣传家和推销商” 的角色，传教士可以被认为是文化帝国主义分子，而这个并不取决于传教士的行为直接服务于政治和经济帝国主义的利益。哈里斯对“文化帝国主义” 概念的解释尽管只是一家之言，但传教士所持有的信仰、价值观以及态度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与西方列强在非西方国家或地区的帝国主义行为脱离干系，甚至在文化上起到了为“帝国主义”目的服务的“先驱者”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哈里斯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界定与解释是有很大说服力的。不管研究基督教传教使团的学者对“文化帝国主义”持何种不同的看法，这一命题显然是与西方文化主义者眼中的非西方“落后” 地区密切联系在一起，也是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大国在文化上试图转换“异教”国家的形象表达。
    本文所使用的“文化帝国主义”概念与西方传教使团并无多大关系，是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学术界兴起的一种影响很大的理论流派。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是一个激进主义活跃的时代，西方社会的动荡导致学术界展开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反思，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对美国的外交活动给予激烈的批评。这些激进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文化帝国主义”话语出现的先声。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法兰克福学派本来就对资本主义社会持一种强烈批判的态度，这一在当时已经很有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流派在二战后对西方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批判，矛头直接针对西方世界的“领头羊”美国，把美国视为用大众文化扼杀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的大众社会。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赫伯特•马库斯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理论揉合在一起，对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产生的弊端给予全面清算。他在1964年出版的《单面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一书中勾画了一个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人的形象，这个人不能辨证地进行思考，不能对其所处的社会提出质疑，把自己屈从于受技术的控制以及效率、生产力和一致性原则。这本书不仅使马库斯成为“新左派” 的英雄，而且为60年代发生在美国和欧洲的学生抗议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还有马克斯•霍克海默尔、特奥多尔•阿多尔诺、莱奥•洛温索尔以及沃尔特•本杰明等。他们这些人以“批判理论” 精神对西方文化的反思把许多学者的目光引向对现代美国消费社会及其对外部社会影响的关注。“文化帝国主义” 话语便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出现的，反映出一些持激进观点的学者在研究美国媒介文化对其境外社会发展影响的一种批判精神。正如吉诺—黑希特博士指出的那样，在20世纪60年代，“一场新极左运动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描述20世纪许多特性的典型，这些特性包括消费主义、现代性、组织以及社会与个人的冲突”。受这场运动影响的学者们的“成果将留下研究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深深痕迹”。
    从学者们的所论来看，“文化帝国主义” 的涵盖面很广，主要涉及美国利用其文化优势来实现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控制，也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控制或影响，美国把自己的一套信念、价值观、知识以及行为规范及其全部生活方式强加给这些国家。美国大众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国际学术界对文化帝国主义研究出现了热潮，“文化帝国主义”所指的对象显然是美国。1977年版的《哈珀现代思想辞典》把文化帝国主义界定为“运用政治和经济力量，在牺牲当地文化的同时宣扬并传播外来文化的价值和习俗”。1982年，法国文化部长雅克•朗把文化帝国主义界定为是“不再夺取领土……但却改变意识、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帝国主义”。这些定义把文化帝国主义理解为一种通过文化来实现控制他国目的的帝国主义形式，政治和经济只是达到文化控制的工具。其实，如果对美国对外关系加以历史的考察，美国很大程度上是在利用其文化上的优势奠定构筑其“世界帝国”大厦基础的，这是美国与其他西方殖民大国的一个很不同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本身就具有“文化帝国主义”的传统。
    二、“文化帝国主义” 命题与拉丁美洲
    不管从历史上任何时期来看，“文化帝国主义”作为一个概念的出现总是与西方之外的国家，即发展中国家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很大程度上正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 所施加的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文化借助着美国强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地传播，“文化帝国主义”在学术界所指逐渐只限于美国，因为到了此时，受到美国大众文化威胁的国家已经几乎囊括了其他工业化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当然发展中国家由于与美国文化在本质上存在着区别，受到的冲击或许会更大些。因此，二战后国际学术界关于“文化帝国主义” 话语的形成与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渗透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方面，拉美知识分子走到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同行的前边，在“文化帝国主义”话语中加上了发展中国家文人的声音。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拉美经济学家把研究的重点集中到经济帝国主义上，试图用依附论来解释拉美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美国遭到的抨击首当其冲。然而，对美国的批评不是单纯在经济方面，还有随同经济扩张而进入发展中国家的美国大众文化。随着美国文化产品的蜂拥而入，拉美一些研究媒介的学者开始著述谴责美国为了达到其经济扩张目的而干涉拉美政治和文化生活。1973年，比利时社会学家阿里埃尔•多尔夫曼与智利大学研究大众通讯的专家阿曼德•马特拉尔特合著了名为《如何解读唐老鸭：迪斯尼卡通中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英译本书名）一书。他们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了维护美国在智利的经济利益，不惜花费重金策划了一系列征服智利人民思想的心理战阴谋。他们严厉谴责了好莱坞影片对现实的扭曲，告诫拉美人要防止任凭美国的摆布。他们把迪斯尼卡通看作是对拉美文化传统的一种威胁，发出了要“唐老鸭回家去” 的强烈呼声。在他们看来，迪斯尼卡通对第三世界国家构成威胁的主要原因是：“一个巨大的工业资本主义帝国使迪斯尼产品成为必需，并受到这个帝国的促进，这些产品随着很多其他消费品一起被进口到依附国家。……我们的国家是原料输出国，也是上层建筑和文化产品的进口国。为了服务于我们的‘单一产品’经济以及提供城市的各种用品，我们输出铜，它们输出分解铜以及当然还有可口可乐的机器。在可口可乐的背后是期望和行为模式的整个结构，随之而来的是某种特殊的现行和未来社会以及对过去的解释。当我们进口在国外设计、包装和贴上标签的工业品以及销售是为了这个富裕的外国大叔的利润时，与此同时我们也进口了这个社会的陌生文化形式，但我们却缺乏这些形式运行的背景，即它们基于之上的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这本书是拉美学者结合当地的实际状况对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口诛笔伐”。
    研究卡通很有名的学者马丁•贝克在1989年出版的著作中总结了多尔夫曼和马特拉尔特的观点：“美国资本主义必须说服受其支配的人民，‘美国生活方式’是他们想要的东西。美国的优越是自然而然的，符合每个人的最佳利益。”这样一种观点可以说是贯穿在这两位的具体论述当中，在字里行间体现出来。关于这本书的影响，加利福尼亚大学艺术系著名教授戴维•昆兹勒在英文版的绪言中认为，这部作品的价值不只是在于阐明了一个特殊的卡通群体甚或一个特殊的文化企业，而在于揭示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价值观受这种卡通漫画宣扬的文化所支持的方式。多尔夫曼和马特拉尔特“对迪斯尼意识形态首次全面分析来自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依附程度最深的美国帝国的殖民地之一并不是偶然的。《如何解读唐老鸭》诞生于把智利从这种依附中解放出来的火热斗争中；该书有11种拉美版本，自然就成为解释资产阶级在第三世界媒介的一种非常有力的工具”。这本书篇幅不长，只有112页，但却被认为是影响很大的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早期著作之一，也被看作是批判帝国主义文化对第三世界渗透的一部经典之作。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学教授克雷格•洛卡德认为，唐老鸭卡通书传递了诸如接受资本主义和反对革命可以带来诸多好处等美国文化价值观，描写象王贝巴的儿童图书实现了殖民主义者的梦想。因此，“多尔夫曼与许多观察者一道把这些产品的传播刻画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恶毒形式，这种形式瓦解了它们入侵社会的独特价值观，在这一过程中传播了美国人具有特性的态度。”由于这本书是对现代资本主义在文化上的“讨伐”，具有唤醒第三世界人民自觉抵制美国文化入侵的效应，所以智利亲美的皮诺切特政府不准这本书公开发行，两位由此遭到迫害，被迫流亡他乡，美国也一度禁止该书英译本在美国发行。这一时期，许多拉美学者对与文化帝国主义相关的方面进行了探讨，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安东尼奥•帕斯卡利、路易斯•拉米罗•贝尔特兰、费尔南德斯•雷耶斯•玛塔和马里奥•卡普兰等人。正是在这些学者的推动下，再加上许多西方学者的介入，这一时期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出现高潮。20世纪70年代初，“文化帝国主义”这一术语开始出现在拉美学者对美国媒介影响批评性的论著之中。
    “文化帝国主义”话语试图通过激烈批判的语言，从制度上或意识形态上揭示美国文化渗透的本质，激发起人们维护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觉意识，把来自美国大众文化对发展中国家文化的侵蚀减少到最低限度。这种来自“弱者” 的呼声尽管打上了激进的民族主义烙印，很多情况下很难被更从实际利益考虑的政府决策者所接受，更难改变多数普通民众从享乐或娱乐的角度考虑所做出的自愿选择，但在战后美国试图通过“文化”这个武器来实现左右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目的的年代，对美国大众文化在国外传播的本质批评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也彰显出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文化帝国主义” 在拉美的表现形式
    “文化帝国主义”话语只是一种理论的探讨而已，尽管曾经在国际学术界掀起了一股不小的讨论热潮，也出版了一批在学术上很有影响的论著，但毕竟只是学者们对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非常现实问题的探讨，究竟能对拉美国家政府制订相应的政策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很难将其量化。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很多拉美国家并没有大规模地采取限制或禁止美国大众文化产品进入它们国家市场的政策，也没有把这样一种倾向在诸如政治和经济等其他政策中体现出来。这一事实表明，“文化帝国主义”话语在政府决策圈子里产生的影响并不大，美国大众文化在这些追求现代化的国家照样“我行我素”，致使它们社会的“美国化”程度一直没有丝毫减弱的征兆，反而呈现出不断加剧的趋势。
    美国大众文化对拉美国家生活方式的影响非常明显。美国学者彼得•伍德曼曾参观了位于哥伦比亚南部亚马孙丛林中的一个土著社区，这里地处偏僻，长期远离现代工业文明的喧嚣，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美国大众文化的“侵袭”。该社区一位102岁高寿老人告诉伍德曼，其祖先古老的风俗和古代的智慧已经流传到最后一代，将很快消失殆尽。像哥伦比亚许多其他地方一样，这个村落正在瓦解，失去其本上固有的文化。年轻的一代只对喝酒和接受新颖的美国生活方式感兴趣，美国的香烟、啤酒和可口可乐成为他们生活中的经常消费品。偏远地区尚且如此，哥伦比亚大城市的“美国化” 程度更是可想而知了。由是观之，哥伦比亚甚或整个南美地区的人们似乎无法抵制美国文化产品或消费品的巨大“诱惑力”，致使这一在历史上本来就属于美国“后院” 的本土文化正在面临着“美国化”的严峻挑战。伍德曼由此得出结论：“文化帝国主义控制和西化了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心理，使他们与美国帝国主义利益保持一致。文化帝国主义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作用，原因在于它从内部控制了人民，装扮成为了他们的自由意志。文化帝国主义作用是控制第三世界居民的精神，形成政治上顺从的民众，在人民中间唤起消费主义的愿望，致使能为西方的商品培育丰富的市场。文化帝国主义的目标强烈地针对年轻人，因为他们是理想的观众，社会敏感度强，易于适应变革。”伍德曼描述的这种状况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存在。
    冷战期间，当拉美国家开始现代化进程后，很多国家为了摆脱长期的欠发达状态，自然加强了与美国的经济联系，想从这个“鼓钱囊”的国家获得一点急需的经济援助，更重要的是想从美国已经走过的发展道路中吸收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或教训。拉美国家这样一种战略选择正合美国之意，对这一广阔“中间地带” 的控制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占据竞争对手上风的政治意义，而且这样一个潜力很大的商品销售、原料供应和资本投资场所自然是美国工商企业家求之不得的。如以巴西为例，在中央情报局任职的美国官方历史学家杰拉尔德•海恩斯考察了美国1945年到1954年对巴西的政策，得出了“巴西美国化” 这样的结论。海恩斯认为，在这一时期，美国政府试图控制、影响和支配巴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保持美国在西半球的权力和支配地位，消除其他一些国家的、尤其是国际共产主义在该地区的影响，把巴西融入美国控制的全球资本主义贸易体系之内。为了实现这些目的，美国在政治上敦促“巴西人追随美国指导下的民主之路，推动他们模仿美国的政治体制”。在经济上，美国利用政府贷款和各种援助形式，迫使巴西人放弃民族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实行保证美国私人资本能够无障碍地进入巴西市场和得到自然资源的自由企业战略。诸如工业规划、交通、能源以及农业等美国技术援助项目，敦促巴西人在进行基础设施现代化过程中依赖美国的技术、美国的私人资本、美国的设备和美国的做法。在文化上，为了与前苏联宣传抗衡以及消除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在巴西的文化影响，美国的公共信息、文化交流和教育援助项目等有效地促进了美国文化价值观、思想、标准和生活方式在巴西的广泛传播。巴西是拉美地区最大的国家，美国政府在战后初期采取了各种措施试图让巴西按照美国确定好的方向发展，而且这些措施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致使巴西出现了“美国化” 的趋势。当然，这种趋势在拉美其他国家也程度不同地存在。就美国试图实现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控制而言，巴西实际上提供了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三管齐下”且相互密切相连、相得益彰的一个例子。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是“有形”的，见效快，但很容易导致变化也快，甚至是“可逆转” 的。而文化的影响却是“无形”的，会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会大大有助于文化输出国实现其政治和经济利益。因此，在与美国交往中处于“弱势”方的拉美国家对此十分敏感，唯恐本土文化在美国大众文化的冲击下那些支撑社会凝聚力与民族认同的核心部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或丧失殆尽。尽管这种担忧很难完全变为现实，但却导致在很多拉美国家出现一批具有民族文化自豪感的学者，他们高扬维护民族文化的旗帜，对美国文化形象的“泛滥成灾”给予严厉的抨击，旨在提醒国人面对美国文化的“入侵”自觉地在思想上构筑起一道抵制之墙。
    媒体是传播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最有效的途径，很多学者由此把“文化帝国主义”等同于“媒介帝国主义”。两者尽管不能完全划等号，但显然有很多重合之处。诸如电影和电视等影像媒介在向发展中国家推销美国生活方式方面起了其他媒介手段难以替代的作用，原因在于影像媒介可以把人们想要表达的东西真实地展现出来，在给观众提供愉悦欢快的精神享受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对他们的言谈举止产生了影响。20世纪20年代，美国好莱坞电影就在拉美国家的电影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据统计，1923年好莱坞占据了玻利维亚电影市场90％的份额，巴西的80％，委内瑞拉差不多也是这个比例。这种情况在20年代期间几乎没有多大变化，如 1929年，美国影片占阿根廷市场的80％，占巴西市场的近86％。在墨西哥以及中美洲国家，美国电影在当地同样居于统治地位，如1925年在墨西哥的电影市场上，美国占据了近87％的份额。好莱坞进军拉美国家市场没有像在欧洲工业化国家那样受到过强烈的抵制，并对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诱使他们“向往”到处充满财富与机会的美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模仿好莱坞影片所张扬的价值观。1926年1月，具有学者和官员双重身份的克莱因在国会作证时特别强调了好莱坞极大地帮助美国产品能够在拉美等地区占据优势，用他的话来说，“在拉丁美洲对美国更好的了解上，电影可能是最有力的单一贡献者，我认为这种说法一点都不夸大。”好莱坞影片在拉美国家的市场占有率很少出现大起大落，总是保持绝对优势的地位，这种状况可以说是一直持续至今。
    随着电视进入很多拉美国家的家庭，美国制作的电视节目成为输往这些国家的重要商品。好莱坞统治拉美电影市场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美国的电视节目以其能够给观众带来精神愉悦或刺激的故事情节正在重复着好莱坞占领拉美市场的老路。芬兰坦佩雷大学研究媒介的专家塔皮奥•瓦雷斯1985年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撰写了《电视节目的国际流动》的报告。根据瓦雷斯的统计，1985年，在拉美国家进口的电视节目中，美国约占3／4，具体来说占77％。对阿根廷38个电视频道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在阿根廷进口的183 614分钟电视节目中，直接从美国进口的节目占  73％，由美国跨国公司制作的节目占16％，而在1973年进口美国节目的比例据估计在75％左右。研究者对巴西的6个频道进行了分析，在26 856分钟的进口节目中，美国节目占93％。通过对墨西哥6个频道的研究，在23 676分钟的进口节目中，美国节目占74％。就连古巴从美国进口的电视节目也占总进口的22％，几乎与从前苏联进口的节目持平（23％）。这样一种状况即使到了现在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美国的电影、电视节目、书刊、广告、音乐以及舞蹈等媒介产品，已经成为拉美国家人们日常精神消费和享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很多学者在论述“文化帝国主义” 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时主要引证的材料。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只要国家对外开放，无论如何都很难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文化产品在其国家“泛滥”的状况。随着互联网在很多拉美国家的普及，源于美国的信息或观念更是“铺天盖地” 而来。面对这种局面，拉美国家既体会到互联网给人们生活带来的便利，同时更深切地感受到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正在逐渐地“弱化”。如何能够走出这样一种两难困境，看来是拉美国家长期面临的挑战。
    四、如何看待拉美国家的“美国化”
    在发展中国家中，拉美国家的发展大概受美国影响最大。美国是很多拉美国家长期难以摆脱的一个“阴影”，这些国家出现较大的政治变革或动荡，美国很少能够摆脱干系，至于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上，美国更是扮演了来自外部影响的重要角色。在政治和经济上，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可谓是“有形” 可见的，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影响。这种“无形” 的影响主要是指美国文化大规模的“入侵”，导致这些国家人们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发生越来越背离“传统”的改变。对美国政府来说，这样的“无形” 影响可能不会是即刻见效的，但会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民众的思想朝着“向往”美国生活方式的转变，这对实现美国在拉美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具有长时段的效应。拉美国家的“美国化” 显然与它们和美国之间这种难以解脱的联系有很大的关系。
    冷战结束后，很多拉美国家加快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对外开放成为它们寻求和实现经济发展的一项既定的长远战略，这一战略的付诸实践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勃勃生机，拉美国家从中获得的利益远非具体的数字所能展现。对这些国家来说，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只能是越来越密切，这是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的结果，但却会导致极具扩张性的美国文化蜂拥而入，造成人们思想上出现无所适从的混乱。不可否认，来自美国的文化一方面给这些长期在经济发展上处于落后状态的国家带来现代生活的理念，另一方面却使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文化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甚至危机，全球化的不断加剧使这一状况更为严重。51岁的巴西人塔尼阿在接受采访时深有感触地谈到，根据她的经历，巴西的老人受欧洲的影响远远大于受美国的影响。如果人们在30年前观察巴西就会发现，地位较高阶层的人首先讲法语，然后才讲英语，因为法语是交际语言。学生首先选法语，其次才是英语。她本人就在巴西一所法语学校就读。塔尼阿说她还是个姑娘时，美国就对巴西产生了影响，但不如现在这么大。例如，当时巴西的时尚更多受到欧洲时尚的影响，巴西人喜欢的歌曲更多是来自欧洲的，电影也差不多。当然，好莱坞一直受到人们的欢迎。不过，那个时代留给她的印象是，普通人的生活更接近于欧洲而不是美国。“现在你要是来到巴西，一切都是美国的：衣着和音乐等。今天这一代的孩子把更多的目光转向美国。诚然，我总是认为，欧洲比美国更为精制，在文化、传统、一般艺术甚至电影方面莫不如此。现在我认为美国有杰出的电影，但按照我的本意，法国和意大利在电影艺术程度上总是比美国高。”塔尼阿的话中流露出了对过去生活的留恋，但对当今美国生活方式在巴西的“流行” 也感到有些无可奈何。拉美国家几乎都程度不同地面临着塔尼阿所描述的状况。
    拉美国家出现的所谓“美国化” 趋势是否能够用“文化帝国主义” 来加以解释，许多学者提出了质疑。这也是“文化帝国主义”解释话语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国际学术界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当代美国对外关系上，文化帝国主义的意识或行为无疑是存在的，但其的确与“美国化”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对美国之外的国家来说，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被动性和主动性方面。一般来说，“美国化”进程很少涉及美国采取强制性的措施来迫使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生活方式，而是靠美国文化产品的吸引力对外国公众产生的一种难以抵制的“诱惑”来实现美国价值观的传播。所以，对那些追求“现代性”的人来说，他们刻意模仿美国文化产品传递的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受到了外部的压力，而是自身的一种主动的行为。换句话说，如果人们对美国文化产品采取拒绝和排斥的态度，别人也奈何不得。犹如在商店里购买东西，买与不买，主动性完全在个人。其实，拉美国家的“美国化”过程肯定包含着“文化帝国主义”的因素，但毕竟不是靠外部施加的压力所推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内部对美国文化进入的一种主动的甚至积极的反应。这是与通过外部压力把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强加给另一国的“文化帝国主义” 做法的主要区别所在。当然，撇开表面上的现象，拉美国家的传统文化是否真的要沿着“美国化” 进程发展，的确令人怀疑。
    按照“文化帝国主义” 理论，对来自美国大众媒介传递的信息，拉美国家的观众根本没有选择，而且往往是处在一种“被动” 接受的状态下。诚然，诸如电影、电视节目以及书刊等美国大众媒介对观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历史的证明，但是否观众一定是毫无选择地“被动”接受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信息，研究传媒的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1987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约翰•菲斯克出版了《电视文化》一书，提出了观众能够从媒介信息和文化产品中根据所处的文化场景构筑自己的解释和判断，列举了很多事实批判了“文化帝国主义”理论。菲斯克的观点尽管还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但的确对以后的研究者影响很大，也为人们重新审视发展中国家的“美国化”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随后很多人的研究证明了观众不会对来自外部媒介信号做出相当被动的反应，而是对任何信息都有一种主动的释读，在适合他们自己文化场景下对之做出新的解释。拉美成为这些学者说明他们观点佐证的材料。如有的学者以拉美为个案研究表明，地方文化与外来文化会相互影响，导致两种文化的杂交，而不是地方文化被外国文化所征服。这些带有实证性的研究对“文化帝国主义”命题的批判似乎更具有说服力。在他们看来，“文化帝国主义”是从一种消极的观点来看待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本来很正常的文化互动在这里完全变成了“侵害” 发展中国家文化生存与发展的“单向” 文化流动，完全忽视了文化接受国大众的选择性和主动性。当然，文化流动永远是不平等的，具有优势地位的美欧文化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后者文化演进的方向和速度，造成这些国家的文化似乎呈现出“衰落” 的趋势，但决不会出现“文化帝国主义” 理论所推导出的一种文化统治或消灭另一种文化的结果，而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混合”。
    所谓不同文化的“混合”，实际上是指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对进入本国的外来文化的“消融”，经过一段甚或很长时间的磨合或冲突期，这些外来文化的成分被当地人根据自己的需要所接纳，逐渐失去了在起源国呈现的实质内核，以一种不同于最初进入时的文化形态融入了当地文化之中。一些研究文化传播的学者将这一过程称为“克里奥尔化”，即两种不同文化的“结合”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拉美学者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激烈抨击，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电视节目大批出口到这一地区而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不利于当地文化认同的影响，但事实表明，美国肥皂剧的流行只是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在消闲时间的娱乐而已，并没有在文化上彻底“征服”当地人的意识，相反还促进了拉美国家以相同的娱乐形式制作了更能适合当地观众文化情趣的电视剧。巴西学者奥马尔•苏基•奥里维利亚的研究发现，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巴西自己制作的肥皂剧明显超过了从美国进口的同类节目，而且比后者更得到当地观众的欢迎，“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显然不能对这种结果做出解释。奥里维利亚由此得出结论，巴西“可以说与文化入侵进行战斗并赢得了这场战争”，为人们批判“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范例”。肥皂剧显然不是起源于当地文化，更不是真正的地方风格，只是对来自美国的一种大众文化形式的借鉴。斯特恩斯的研究表明，墨西哥的连环漫画杂志是一个经典案例，说明了来自美国的消费文化如何为了适应当地人的口味而被修改，最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混合物。早在20世纪30年代之初，连环漫画杂志就从美国进口到墨西哥，但很快地就改变了起源国的形态以迎合墨西哥人的审美标准，也把墨西哥的政治价值观体现于其内。到了20世纪后期，连环漫画杂志在墨西哥比在美国更受到人们的喜爱，因为这些具有很深文化内涵的杂志“已经逐渐地填满了独特的民族文化空间，把美国题材的大众性与另外的成分混合在一起”。这些学者的研究是对“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一种很有说服力的批判。从整体上讲，拉美国家很难摆脱来自美国大众文化的影响，这是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但这些来自美国的文化产品所传输的内容并不会真正地改变当地人根深蒂固的文化偏好，而当地的相关机构却会从中获得启迪和借鉴，制作出适合当地人口味的类似文化产品，最终以具有本土的各种优势取代进口的同类产品。
    毋庸置疑，对于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拉美国家来说，来自美国的大众文化对当地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的确出现了让很多人感到十分忧虑的“美国化” 现象或趋势。对美国而言，这样的局面显然有利于美国制定的对外战略目标的实现，更有助于美国利用其强大的大众文化形态把世界其他地区与自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终以美国人的价值观完成对发展中国家社会朝着“更像美国” 的改造或重塑。这既是美国的初衷，也是美国长期追求的目标。拉美国家的民众在消费来自美国的文化产品时，的确会产生与本国“传统”不同的体验，实际上这种体验经过了存在于当地消费者脑海中根深蒂固的价值观的“过滤”或改造，与美国民众消费同类产品时产生的体验已经大相径庭了。戴维•哈奇森认为：“来自全世界的所有证据表明，尽管美国的电影普遍流行，但如果观众在美国和当地电视剧之间做出选择的话，他们几乎必然倾向国内制作的素材。”他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这一结论的，尽管该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证明，但的确为我们考察拉美国家的“美国化” 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环球视野》摘自2008年2月《拉丁美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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