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与石油危机
管清友
时至今日，美国次贷危机历经信用危机、金融危机的发展阶段，已经演化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在中心-外围体系之下，中心国家发生如此深重的危机确实出乎意料，其后果如此惨烈更是发人深省。
这场危机是全球经济失衡的必然结果，是美国过度透支美元信用的必然结果，是全球生产-消费链条不可持续的必然结果。即以化石燃料利用为基础的全球生产和消费模式不可持续，必然带来石油危机；以美元-石油计价机制为基础的美元体系不可持续，必然带来金融危机。如此总结，绝不是事后诸葛。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经济学者都曾在几年前推演过这一逻辑关系，并指出了货币危机的链条以及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从经济理论上来讲，世界经济已经从工业经济体系转化为信息经济和网络经济体系，但是现有的政治结构依然建立在原有的工业经济体系之上，传统的经济政策对于解决危机所需要的结构调整作用极其有限。这场危机再一次证明，经济增长的核心是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和制度创新，依靠经济政策刺激起来的资产泡沫是无法支撑经济增长的。因此，危机的发生也是经济周期规律对经济增长方式和金融泡沫的矫正。
石油市场亦是如此。但是与上一次石油危机不同，这一次石油价格剧烈波动并不是由于禁运和地缘政治等因素人为导致。如果我们把油价的暴涨和暴跌也看作是一场危机的话，那么这场石油危机正是金融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结构和定价机制发生变化，石油贸易的定价权逐渐转移到期货市场。期货市场是金融市场的一部分，能够提前反映供需关系，同时也会受到期货市场所在地特别是大国的经济政策的影响，因此石油成为金融资产，石油价格的波动已经彻底成为一种金融现象和货币现象。
所以我们看到，新千年以来的油价上涨与经济增长其实并不一致。BP的研究也表明，20世纪70年代，经济增长是驱动一次能源价格上涨的基本动因；但是新千年以来的一次能源价格上涨则与经济增长出现了偏离和不一致的现象。在今年7月中旬油价开始暴跌之前，持续六年的价格上涨是1861年以来油价持续上涨周期最长的一次，而这期间并没有强劲的经济增长来支撑油价高涨。充斥市场的无非是中国需求因素、美元贬值因素、地缘政治紧张因素等等金融炒家惯用的炒作题材而已。
暴跌也是金融市场动荡的组成部分。所谓经济衰退、需求萎缩等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在4个月之内暴跌70%的惨烈局面。许多大的国际投行自石油期货市场形成以来就深度介入，有些投行同时还是美国某些地区的现货批发商的最大供应商，他们不但进行期货交易，同时也进行现货交易；他们不但储备原油，而且拥有巨大的油品生产能力。因此这些投行必定会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和影响力发布有利于自己投资和经营方式的言论，从期货和现货市场上两头赚钱。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些投行面临流动性短缺，他们又必然会尽快让自己控制的资产变现来弥补次贷以及其他损失，原油期货首当其冲，这也造成石油市场在短期内暴跌，其惨烈程度令很多业内人士大跌眼镜。
回过头来看，国际金融投机集团已经成为原油市场上的幕后黑手。经济学理论对投机问题的研究面临巨大挑战。很显然，具有资产性质的石油产品在金融市场上完全与供需脱离了关系，成为一种可以被疯狂投机的资产。
由此我们看到，欧佩克无论是增产还是减产，都无法扭转石油市场的趋势，生产者无法通过调整产量影响价格；同样，需求方也很难通过调整消费来影响价格。价格脱离供需关系正是石油市场的可怕之处。暴涨有泡沫，暴跌也存在负泡沫。泡沫总会破裂，当泡沫被来回挤压之后，价格终归还是要反映价值和供需关系。
然而，在石油危机当中可谓几家欢喜几家忧。油价暴涨之际，新兴的能源输出国为了获取资金支持纷纷寻求实行外交多元化战略，推出优惠政策，以帮助其实现能源增产计划，抢占能源市场，如南非、尼日利亚、安哥拉、利比亚等相继推出免收矿区使用费、提高分成份额及税收优惠等政策吸引外资进入。产油国腰包鼓了，腰板硬了。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成为反美斗士，在过去的几年他在国内推行电力、电信、石油、钢铁等行业全面国有化；并减少对美石油出口，开拓国际市场，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由于石油收入占委内瑞拉国民收入的50%，占外汇收入的90%，因此，油价下跌已经给委内瑞拉造成极大的财政危机，也将搁置查韦斯总统宏伟的社会发展计划。
俄罗斯也是受影响加大的国家。没有油价暴涨所积累的巨额石油美元，就无法提高国民福利，恐怕也不敢贸然打一场像南奥塞梯战争那样的局部战争。俄罗斯石油出口占其GDP总量30%、占其外汇储备60%，油价暴跌对其影响立竿见影。俄罗斯2009年财政预算的重要参考指标是国际石油价格底线为75美元。当国际油价为每桶60美元时，财政收支则开始出现赤字；低于50美元时，赤字将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不仅如此，俄罗斯面临经济危机的风险。在《金融危机下俄罗斯竞争力发展》报告中，俄罗斯国务委员会承认，俄罗斯已经出现了经济危机，而且很可能持续两年，2009年对于俄罗斯来说将会是“最为困难的一年”。为了应对油价下跌，俄罗斯政府已经联系三个月调低了石油出口税。但经济危机的爆发恐怕不是简单的减税能对付得了的。复兴之路上的北极熊将遇到严峻的考验。未来几年，俄罗斯的领导人还能像前几年底气十足的说话吗？
金融危机的大火烧到了美国和欧洲的家里。几年前，面对油价暴涨，他们还在隔岸观火指指点点。一边是中国能源威胁论，说中国需求导致油价暴涨；一边是暗自窃喜，终于知道了遏制中国崛起的制胜法宝了。没想到石头真的砸到了自己脚上，美国人自己出了乱子，投行们把自己家的房子点着了；欧洲人开始以为自己很幸运，不会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后来才发现，欧洲比美国更脆弱。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谁都跑不了，何况美国和欧洲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呢？由于欧盟不是一个联邦政府，尽管欧洲的银行问题不如美国严重，但欧盟国家不但要负担巨大的社会福利，还要限制各国的财政赤字，因此，欧洲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反而要比美国差很多。欧洲人终于为维持一个货币联盟付出了代价。一些小国，如冰岛，也成为美国转嫁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牺牲品。
面对当下的金融形势，国人切不可沾沾自喜。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救市已经向国际市场注入了太多的流动性，一旦信心稍有恢复，更加严重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是否又会卷土重来？虽然现在看来，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没有那么大，油价的下跌反而给中国提供了很多进行结构调整的机会。但是，过去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正在逐渐显现出来，扩大内需政策不可能立竿见影，更何况现在的扩大内需政策正越来越成为扩大投资政策呢？如果继续重复旧的发展模式，中国的问题很可能是从实体经济层面演化到金融层面，即经济危机到金融危机。
长远看来，金融危机和石油危机的爆发必然会衍生出新的世界能源图景，中国在这一图景当中如何定位，又如何应对？说实话，我们并不清楚。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美国在能源、环境和气候安全方面面临的尴尬境地——我们从中国借钱来购买波斯湾的石油，在燃烧石油的过程中破坏地球。套用这句话来说，中国从中东地区高价购买石油，为美国生产廉价商品。在燃烧石油的过程破坏我们自己的环境，而我们赚来的钱在美国又大幅度贬值，因为害怕继续贬值，我们又必须继续增持美国国债。这是多么可怕的逻辑关系啊。不改变这一逻辑关系，我们永远只能忍受金融危机和石油危机十年八年再来一次的宿命。
世界和中国正处于一个真正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我们不知道方向。但可以肯定的是，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货币体系和能源利用方式都不可持续，我们需要改变。
金融危机与气候危机
管清友
据说近两年最流行的一个词就是气候变化，无论是国际论坛还是地区会议，气候问题无疑都是重要的议题之一。但纵观即将过去的2008年，气候变化问题的热度降温，而危机之年的各种危机充满了人们的视野。处于水深火热的世界经济前景似乎让人们暂时淡忘了气候变化的巨大灾难，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达成全球减排协议的前景确实令人担忧。为金融危机忙碌的政要们还有闲情逸致聊“天”吗？
没办法，这就是现实。如果有解决金融危机的紧迫感，气候问题也会得到很好的解决，至少全球减排协议会比较顺利地达成。但人类的弱点就是急功近利。长远的目标充满不确定性，而且总会有后人去承担；近期的目标看得见，摸得着，而且与自己的利益直接相关。所以在一个月前，我曾对来访的路透社记者说，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对人类都是威胁，但金融危机要钱，气候危机要命。金融危机的发生让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现在西方主要经济体都宣布步入衰退，失业率上升，人们财富缩水，收入减少，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也不可避免。气候变化相对缓慢，就像温水煮青蛙，让人类在不知不觉中面临巨大的灾难，冰山融化、大河断流，环境恶化，生态难民大量产生，社会动荡。两个危机，孰轻孰重，就看看我们要钱还是要命了。
但是，应对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并不矛盾，认为金融危机会打击人们应对气候危机的努力倒也不必。我在不久前的文章中也提及，人类完全可以通过走低碳经济或者绿色经济的道路来同时应对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最近看到媒体报道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印尼总统苏西洛、波兰总理图斯克和丹麦总理拉斯姆森共同为《国际先驱论坛报》撰文称：“当世界面对多个危机考验的时候，答案就在于寻找共同之处。目前，世界面临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两大难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发展绿色经济”。看来我这种思路还是有同盟军。
金融危机是如何造成的？表面的逻辑关系很简单，深层次的问题是过度生产、过度消费以及美元体系的内在缺陷。气候危机是如何造成的？按照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结论，主要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化石燃料的燃烧排放、土地利用、森林减少等。
解决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都需要大量的投资，需要整个经济体系的再造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低碳能源、低碳产业、低碳技术的投资不仅有利于减少排放，而且可以刺激经济复苏，创造大量的就业。据布莱尔报告的统计，目前有超过200万人受雇于可再生能源行业，1998年至2007年期间，对新环保技术的投资从100亿美元上升到660亿美元。在中国，可再生能源领域估计已经拥有超过100万从业人员，其中60%在太阳能制造和服务领域工作。而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预测，到2020年，全球在零温室气体排放能耗方面的投资将达到1.9万亿美元。目前，全球大约有200万人就职于风力与太阳能产业，其中一半在中国。在巴西，其蓬勃发展的生物能源产业大约每年能创造100万左右的新职位。在德国，到2030年，环保领域的投资大概是现在的四倍，占工业产值的16％，就业人数将超过其汽车产业所吸纳的工人。
长期看来，低碳经济体系的构建需要突破性的技术创新。创新是什么？创新是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要加入绿色要素，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或半脱钩。如果说信息技术和信息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次浪潮的话，那么低碳技术和低碳经济将成为第四次浪潮，第四次工业革命，成为人类发展和经济社会转型的重大契机。
依照目前的形势，无论减排协议是否达成，各国强制或自发的减排活动已然并将继续催生和推动一个庞大的碳交易市场。由于结算货币的天然多元化，美元将无法继续垄断这种最大宗交易的结算货币地位，那么美元体系必然得到修正，多币种竞争的格局将会产生，旧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得不进行重构，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减少。
最为关键的是，这种绿色投资将改变人类在能源供应和消费发展趋势上的不可持续性，彻底摆脱对化石燃料的过度依赖。按照国际能源署（IEA）2008世界能源展望的说法，人类当前面临两大能源挑战：保障可靠的、廉价的能源供给，实现向低碳、高效、环保的能源供应体系的迅速转变。能否成功解决这两个问题，将决定未来人类社会的繁荣与否。IEA认为现在急需的是一场能源革命。
我们是需要下定决心了。不要在争论中浪费我们应对气候危机的时间了。尽管我是一个经济学学者，但面对技术的极限和自然所能承受的极限，特别是人类智慧的极限，我时常为经济学家们对未来的乐观和自负而感到担忧。房子都着火了，就不要再讨论着火是否会耽误做饭的时间这样的问题了。更可笑的是，一些经济学家还没搞清楚所谓西方经济学的宗教和价值基础是什么，却非常善于用人的一生的收入来拟合所谓生命价值，从而去估算为应对气候危机投资所造成的损失。大多数经济学家缺乏气候科学方面的学科背景和理论基础，但他们似乎特别敢于轻易否定IPCC几千名科学家做出的结论。当他们无法辩驳气候科学家们的结论时，阴谋论就成为挡箭牌：气候学家无非是要把问题说的很严重，以此来太高地位，引起重视乃至获得更大的科研项目资助；政治家要用气候变化引导选民，获得道义制高点；某些国家是为了制定国际规则，压制发展中大国发展等等。不一而足，小肚鸡肠，可笑而又令人无奈。
所以，人类首先需要的是一场思维革命，价值观革命。如果无法认清发展的目的，人类就永远只能在不断的金融危机和能源危机中轮回。即便不是在气候危机中灭亡，人类也很可能会因为集体行动的内在悖论而在其他灾难中消失。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的背后可能正是人类价值观的危机。
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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