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何以走红西方？
已经风炷殘年的达赖在当今西方社会居然炙手可热，红的发紫。不仅许多大国领导人顶着中国的强大压力与之会见，民间对之也是趋之若鹜，巴黎、罗马等名城也授之名誉市民称号，具有十足的明星效应。说西方把他抬到仅次于教皇的地位也不为过。然而，达赖自1959年出逃祖国后，曾长期在西方受到冷落，何以现在如此的走红西方？
1959年达赖叛乱失败以后，西方出于冷战的需要，曾对于流亡在外的达赖集团给予大力支持，包括美国操控联合国，发表了三个决议（1959，1961和1965），但对于达赖本人还并不买账。1972年，中美联手对抗苏联，美国也随之减少了对达赖集团的支持。1973年，达赖首次申请私人赴美访问，尼克松政府拒绝给予签证。而且尽管这个时候西藏还处于文革的极左动乱之中，美国对之也不发一言。1979年9月，达赖终于以旅游签证首次访问美国，但美国官员和议员都拒绝与之会见，国务院还拒绝了他提出的访问太空中心NASA的要求。那时中国是西方反苏的重要伙伴，达赖根本都是忽略不计。1986年起，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新思维”，走向亲西方的道路，赢得西方一片喝彩。中国对美和西方的重要性开始下降。于是一年之后，1987年6月18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犯西藏人权的修正案》，首开西方议会干涉西藏问题的先例。写有这一决议的海报被秘密贴在拉萨街头，成为当年10月1日西藏骚乱的助燃剂。从此以后，几乎每年美国众议院都会通过一个涉及西藏的决议，其他西方国家议会随之效仿。同年9月21日，达赖被邀请在美国国会演讲，从而让他第一次登上美国官方的讲台。从此以后，美国国会几乎每年都邀请达赖演讲。1988年6月15日，欧洲议会效仿美国邀请达赖演讲，拉开了达赖走红整个西方的序幕。1988年7月，美国国会授予达赖第一个人权奖。1989年底，则更上一层楼，击败了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其他竞争者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终于跻身全球名人行列。达赖能够获得此奖，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89年3月西藏发生了自5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骚乱，中央政府不得不进行戒严。二是东欧全面崩溃，苏联内部剧烈动荡。西方眼看冷战就要大获全胜。三是大陆成功的抵制住了类似东欧的事变。当然，达赖获奖仍令当年许多逃亡在外的人士吃惊，他们想不到，自己的努力甚至流血居然换来的是达赖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以为既然自己接受了西方的教诲，并不惜为此付出一切，获奖的应该是他们。然而令他们想不到的是，西方对于分裂中国远胜于在中国推行民主化。达赖既然可以充当这样的工具，自然要授之与奖。而且他获奖的理由也印证了这一点。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赞扬他：“避开暴力，使用和平方法，要使西藏自中国统治解放出来”，不是一语道破天机吗？
自此，达赖和西方结成了这样一种同盟模式：达赖乞求西方支持的主要方式就是以宗教领袖的身份访问西方各国。而西方对达赖的支持也通过邀请达赖访问、政要接见、议会发表决议指责中国、给他提供舞台等方式。从而一步步把达赖推向红的发紫的仅次于教皇的地步。
回顾达赖几十年的历史，七十年代，他在西方几乎没有任何突破。八十年代，出访了20个国家，43个国次，超过前二十年的总和。但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接见他。1990年至1994年，则出访48国，77国次，超过前三十年的总和。尤其是他得到了西方各国领导人的接见。1990年达赖到法国推销其自传，法国外交部副部长接见了他，这是法国外交部官员第一次与之会见。1991年3月9日，英国查尔斯王子会见达赖。同年4月16日，美国布什总统以白宫以私人身份会见了达赖。这是西方首脑第一次会见达赖。自此，西方各国首脑接见达赖成为“惯例”。这一切都与国际形势变化和西方对中国策略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1995年7月，美英两国最为重要的杂志《时代周刊》和《经济学家》分别“不约而同”的刊登了号召遏制中国的文章：《为什么我们必须遏制中国》、《遏制中国》。当然在西方看来，最好的办法是让中国像苏联一样崩溃。
当然，达赖的走红，除了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西方对中国的遏制、分裂策略，还在于达赖“高超”的技巧和谎言。1987年9月21日他第一次在美国国会演讲时，提出了“五点和平计划”，要求中央政府撤军，要求非西藏人撤离。但随着反恐战争的进行和中国的崛起，达赖开始矢口否认，同时高调表示自己不追求独立。甚至当2009年初中国外交部长揭穿他的谎言时，他还强硬回应要求提供证据。不料几天之后即被中国总理温家宝答记者问时当堂再度揭穿。2009年是他逃亡西藏五十周年、坐床七十周年，为此，他特意出版了一部新自传。在这部书里，再次暴露天机：“我已经决定，如果有一天西藏独立，我将不担任任何政府首脑”（当我拿这本书给法国的一位记者朋友看时，他表现的十分难以置信，也足见达赖在西方的成功欺骗）。而且在这本书中，他也大谈“自由、平等、博爱是所有佛教徒的主要原则”，而他在管理西藏时实行残酷的农奴制、在流亡地印度残酷镇压佛教内不同教派，自然是避而不谈。
此外，在他1996年出版的《达赖喇嘛谈基督》一书中，虚伪的大谈：“我认为所有宗教巨大传统的目的，并不是在外面建立巨大的庙宇，而是在我们的内心中建立善良和同情的庙宇”。这些话，对于跨过中世纪、完成了宗教改革和政教分立的西方民众来说自然是充满了亲合力。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政教合一藏传佛教的传统之一就是喇嘛越多越好，庙宇越多越好。在他管理西藏时期，超过四分之一的男性离家当了喇嘛，最高时达到男性的百分之五十，不仅对整个西藏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更打破了性别平衡，直接侵害发西藏妇女的人权。而当中国政府1959年废除农奴制后，对喇嘛的数量进行了限制，到目前，喇嘛的比例为2%。但据佛教之国泰国的官方数字，其本国僧侣人数不到1%。然而，达赖却对之进行大肆攻击和污蔑，指责是对西藏文化的灭绝， 是对宗教自由权利的严重侵犯。这个时候，他的“在我们的内心中建立善良和同情的庙宇”高调哪里去了？！
达赖走红西方，一言以蔽之，是西方出于自己的需要----过去的分裂中国、遏制中国到今天的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制造的神话。达赖实是不得不红。而达赖出于个人的利益，而不惜与虎谋皮，甘心充当西方的工具，并一再的迎合西方的价值观和口味，以变色龙的本事招摇世界，终于达到今天走向圣坛的程度。然而，工具就是工具，筹码就是筹码，达赖再如何，也摆脱不了他在西方的宿命。这一点，历史终将做出公正而客观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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