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敢回顾一下１９３３年那次伦敦会议？
俞飞龙
在中俄联手抛出 “超主权货币”提议后，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迅速给出了回应，对创立新的全球货币形式以取代美元的构想表示怀疑。认为现阶段没有设立一种新的全球货币的必要，并强调“美元眼下格外强劲”。
这一番话让我觉得，虽然当初奥巴马在就职演讲上曾承认“金融危机源于资本的贪婪”，但也许，在他作那番慷慨陈词的时候，他并没有弄清这句话应该包含的全部含义。事实上，“贪婪的资本”，不仅仅是指自由游走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各类“资金”，还包括承担着全球主要储备、结算货币功能的“美元”本身。
很多人在分析本次危机的时候，都喜欢将它与1929—1933年那场大萧条进行比较，但事实上，这二者之间，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惊人的一致：投机盛行，资本市场的资产价格大涨，最后崩溃，社会购买力随之萎缩，企业倒闭，大批工人失业……但是，上个世纪的世界资本和贸易市场，还不存在概念性货币。
剥开用似乎严谨而理性的专业术语和会计知识掩饰起来的全球市场，我们或许可以看到，本次危机，与美元的概念化，美元承担的功能和它试图将这一功能一直延续下去所倡导的市场观念、所采取的市场策略有更为重要的直接关系。
美元借助“布雷德森林体系”成为全球储备、结算货币有大致这样几个前提：
1、 战后重建的需要。这项艰巨的工作所面对的一个事实是，几乎所有主要国家都需要资金，而当时，整个世界，只有美国才有实力为这些国家提供资金。
2、 英镑的衰落与国际自由贸易的需要。这使得世界必须选择一种新的货币来承担国际贸易所需要的储备、结算功能。
3、 美国具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经济实力。二战后，美国经济在整个世界占有着超过40%的份额，1945年，它持有全球59%的黄金储备，1948年，这一比例增加到72%。
4、 美国的强烈主张。且美国对自己的主张充满自信，正如美国银行家协会的简勒瑞尔•艾瑞斯在当时所说，“无论我们同意什么，他们都会同意，因为我们知道这涉及到钱，而我们有钱，他们刚好又需要钱”。
“布雷德森林体系”让美国成功取代英国，扮演起了全球银行家的角色，同时用传统的“金本位”向签约国承诺了美元需要承担的责任。美元也正式开始了以黄金为后盾的扩张历程。
但是，随着战后重建所带来的繁荣，美国逐渐难以承担各国对黄金的兑换需求（各国都更愿把自己的美元盈余兑换成等价黄金），于是，70年代初，美国正式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而与虚拟的“国家实力”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但整个世界，依然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则进行国际贸易，唯一不同的是，手里盈余的美元再无法从美联储换回黄金。
各国、包括美国一般国民必然要去承担的噩梦由此开始。
站在今天，我们可以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美国单方终结“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于它已无力承担签约时所承诺的责任。于是问题随之而来：为什么它难以承担这个责任？在它无力承担这个责任却想继续扮演全球银行家这一角色时，它会怎么干？这些举措会给整个世界带来什么后果？
有关这些问题，在迈克尔•赫德森（我对全球在本次危机中有意忽略这个天才经济学家感到不解和吃惊）的一一系列论著里都有详尽论述，在此复述一遍——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在经济领域的实际含义是：以黄金作为“等价物”与美元挂钩的货币，在维持币值相对稳定（这是作为国际流通货币的必要责任之一，同时也是保持国内正常经济秩序的需要）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承受经济复苏的世界对它的旺盛需求。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政策框架下，美元可以从世界对它的旺盛需求中获利，同时需要承担其他经济体对于美元盈余的兑换责任。而随着欧洲经济的复苏，尤其是日本、德国经济的腾飞，市场产生了大量的美元盈余，并几乎都被迅速兑换成了等价黄金。从而导致美国黄金储备急速下降。无力与盈余美元继续进行等价兑换（再兑换下去的市场格局将是黄金价格暴涨、美元亏本）。
这个时候，如果美国是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国家，它就该主动与国际社会商讨选择一种新的世界储备、结算货币的可能。
但是，资本的贪婪让美国并不肯放弃已经到手的“世界铸币权”，于是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与抽象的、甚至针对美国体制而言是虚幻的“国家实力”挂钩，由此，美元变成了一种概念化货币。
美元虽然成了种概念化货币，但其的市场价值却依然没变，其所取得的国际地位和功能依然没变，美元依然通过这一地位和功能满足着世界对国际流通货币的需求，并从中渔利。
从美元放弃金本位到2007底年危机爆发，全球经济规模扩大了多少倍？美国向市场共输出了多少美元？并采取了哪些措施在保证美元在汇兑市场的稳定？
70年代初全球自由经济规模，远远无法和今天相比（当时苏联、整个东欧、中国、越南等经济体与西方的经济交往相对隔绝），经济的密切程度也无法和今天相比。如果资料充足，完全可以对此得出精确的结论（很遗憾，我这里找不到足够的资料）。
因为经济规模的扩大、分工的细化和对外依赖度上升，世界对美元的需求完全可以用“呈几何级增长”来形容。
这满世界充斥的美元，虽然美国不再需用黄金兑回。但却有对其保值的需要（维持所谓的市场信心，进而维持美元国际货币这一地位）。那么，在这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美联储是如何完成这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
主要有三个手段，一是采取刺激消费政策扩大国内消费，扩大国内消费，在新美元的全球战略下（用主流经济学术语可以简化为“货币扩张”、“保持币值稳定”），它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保持全球市场份额和其他经济体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因为，只有依据美元扩张规模而相应扩大的美国市场，才能保证市场的相对平衡，从而也才能保证美元的国际地位不遭市场抛弃。于是我们看到，最近几十年，美国消费市场的膨胀规模远远超过其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这之间的财富亏空，则被冠以“积极性财政”、“刺激需求”的超前消费政策所弥补。这也可以解释为，为了维持美元根本承担不了的国际地位，美元集团绑架和诱惑了美国所有消费者（他们中的一部分也从美元这一链条上获益），让这些消费者成为了新美元战略中的一枚棋子，这些棋子的功能是使美元集团可以持续从全球市场获得巨额收益，而美国国内这些普通消费者，得到的则是一大堆债务账单。同时还需要去承担经济萧条这一必然结果。
第二个手段是针对向其他经济体，主要是新兴的、有大量美元盈余的经济体，发行数额庞大的国家债务。即使采取最积极的超前消费，美国经济体也无法消化美元扩张所产生的巨额收益，从而，也无法取得市场平衡——市场上的剩余美元依然甚多，如何进一步消化吸收这些剩余货币？（美国大多数实体领域，对外来投资已实际收缩，成立“投资审查委员会”即为这一收缩性政策的标志）美国政府遂再革了一把历史的命，向这些有巨额美元盈余的经济体推出了数额庞大的“国家债务”。（它的目的我在《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元》、《美联储已祭出“杀手锏”，中国该如何应招》等文章中有过足够阐述，不再累述）
第三个手段是大力倡导自由经济（诸位请注意，1933年初全球为解决经济危机而召开的伦敦会议上，美国所持的是一种强硬的保守主义立场，并让那次伦敦会议的议题流产，这也是新美元战略之前美国最主要的外交风格），不断扩大自由经济的规模，经济规模在扩大过程，不但可以强化美元的势力，使美元获得更丰厚的盈利，而且可以分摊美元贬值风险（与“高息吸储”这一“资本运作”模式完全一样）。在这个环节上，大家可以回忆一下70年代中期，美国是何等殷切地希望结束冷战（热情远超过英、法、德等西方国家），与中国甚至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建交，以此开始与这些国家进行经济上的往来，为美元谋求新的利益空间。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这一角度重新审视一下，为什么美国比其他国家更热衷于关注世界的一举一动，甚至主动介入或挑起一些地区争端——世界局势的变化，与其美元收益及保持所谓市场平衡的需求直接相关，而改变计划的成本（涉及趋势及与之相关的预期）往往远高于直接干涉所需要的成本（更何况，按照市场经济的核算方式，这种成本本身也是在制造一种需求）。
虽然直到今天，即使在洞悉了新美元的全球战略之后，我们也不能对当初与美国的建交价值进行全盘否定，但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从美国的国家角度而言，这种主动姿态背后的动机确实包含了太多深意——仅仅基于货币因素，美国就可以从新加入的经济体获得远远超过其他西方国家从一般贸易中获得的收益。这也可以被视作它以自由的名义，要求地球上所有国家打开国门，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的最大动力。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感叹甚至佩服——美联储也许拥有当今世界智商最高的工作团队。只有绝对的高智商，才能基于全球繁复的需求及其变化，完成一系列复杂的运算，进而依据运算结果制定有利于美元扩张并在扩张中保持币值稳定的一杆子政策，具体涉及进口配额、信贷规模、债务规模、利率政策、外交政策等等，他们尤其完成了一个“艰难”的理论工作——将根本不具有最终偿还能力的美元的扩张图谋，成功演变为了一门“进步的”、与“全球化”、“市场机制”甚至“社会发展”、“自由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专业学问，于是，有关美元的价值，在大众眼里变成了一个与交易版上的起伏曲线相关的问题。
这些起伏的曲线无法改变美元不具有最终偿还能力的性质（按现在美国的欠债数额，在自由市场的规则下它早该破产清算了），但却能衍生出一大堆与美元利益链条挂钩的利益集团，这些分散在各国的利益集团，因为已经、正在或将要分享这一链条上的利益，所以可能自觉或不自觉成为美元地位的维护者。
但是，正如江湖上流行的一句话，“出来做，总是要还的”，在一些国家的民族主义势力的推动下，已处在投机高位的美元及其资本市场，终于失去了大宗新的加入游戏的资本，乃至市场，危机随即爆发，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危机，美国甚至不得不自己开动印钞机购买国债。
美元利益集团为推行新美元全球战略所必须强化联邦政府权利的举措，也在危机爆发后开始显现出一些出人意料的负面后果，据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日前，美国已有28个州的立法机构提出了维护本州主权的决议。据称，做出这些举措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回应联邦刺激经济基金的附加条件，还有部分原因要归于美国的建国历史。在这28个州的“主权法案”当中，甚至有法案提出，如果华盛顿再不约束自己对各州发号施令的行为，美国就应该彻底解体。
截止今天，新组建的美国政府为走出危机开出了一系列处方，甚至高调宣布危机已得到缓解或有效控制，但人们很遗憾地看到。所有这些处方，都没有审视“美元国际地位”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而本次危机恰恰与之直接相关——美元为了维护自己根本承担不了相应责任的国际储备、结算货币地位，对内采取超前消费，以掏空社会财富，让国家、国民普遍欠债的方式保持了与美元这一地位匹配的市场份额。对外抛出数额庞大的国债，继续填补国内消费市场不足以填平美元扩张带来的亏空。这样的模式显然不可持续，于是危机爆发。所以，对当下的美国而言，最理智走出危机的道路可能是主动放弃美元的国际地位，并在这一假设下重新考虑自己的救市方案。
道理虽然简单，不过，基于现实中被高度分割的“可见的”利益因素，我对4月2日召开的G20会议的前景并不乐观，也许，这又是一个1933年的伦敦会议。
顺便说一句，为什么直到G20开幕，也没有媒体去回顾一下1933年那次同样在伦敦召开的、同样旨在为一场大规模的危机寻求对策的国际会议？难道这种沉默仅仅只是在害怕去分担一种坏的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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