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中国与百年美国：中美三十年的磨合

[内容提要] 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和两百多年发展史的美国，从中美建交的三十年来，我认为最值得总结的，是发展历史阶段的不同对一国对外政策方式的影响。中美两个发展历史明显不同的国家相互的交往就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美国行为方式明显急功近利和轻率，缺乏宽容和谦卑精神，刚愎自用，用心险恶，而中国在和美国交往时，最大限度地宽容，同时又坚持原则，不卑不亢，谋求长远的战略利益，因此，虽然在三十年来的中美关系中，美国对中国设了不少的陷阱，但中国总是能够成功地化险为夷，避免了重蹈苏联放弃社会主义和解体的悲剧，并且把中美关系逐步地引入稳定发展的阶段。

 [关键词]  中美关系   陷阱   战略利益

[]   肖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法学博士，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常务理事。

一、引言

三十年来的中美关系，如果从两国自身的文明史发展所形成的对外政策倾向和特点来观察的话，一定是很有意义的。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和只有两百多年发展史的美国，在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发生了频繁而深刻的关系，极大地影响了两国的利益和两国关系发展的进程，同时也对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成功地避免了美国多次对中国所设之险，经济关系发展深入，政治、文化和科技关系在很多领域也得到良好的发展、军事关系虽然时断时续，但总体上也是处于前进的态势。简而言之，和中美关系的前三十年相比，可以说取得了明显积极的变化（但还不能用“天壤之别”来形容），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成功和平共处三十年的经典例子。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中美关系中发挥了积极的影响？就是两个国家文明发展史特别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两个发展阶段落差巨大的文明史在当代双边关系中发挥了强大的互补效应。我们经常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我们却很少注意到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交往同时又是一个发展历史五千年的国家和一个建国历史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国家打交道的特点。

二、千年中国与百年美国：交往方式

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所展开的外交，表现为稳重，追求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平衡、在处理国家关系中讲求谦虚谨慎，最大限度的宽容，主张并忠实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时又坚持原则，不卑不亢，这些特点在中美关系表现得尤其突出。而客观地说，美国正好相反。

另一方面，美国虽然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但却不是一个简单的年轻的美国，而是吸收了世界文明史精华（至少是把欧洲文明的精华吸收到其中）的国家。比如，政治制度，它吸收了欧洲的三权分立，而避免了皇权的移植，它让世界的多元文明基本上在美国和谐相处，它在美国建立了比较欧洲的个人的自由民主更有效率的政府管理体制，它建立了使美国社会成为更加富有创造性的社会，这一切反映在国际政治中，使美国更具备了抓住机遇的能力和变通能力，而这些方面正好是中国的弱项，三十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国也可以从美国身上学到在中国过去比较弱的东西。当然美国人特别值得中国人学习的地方，还有它的科学和文化的创新机制和人才使用和培养的机制，这些方面近十年来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充分地注意到，历史悠久的中国现实现代化的最大问题，恐怕最为严重的就是创新能力的不足。所以，中美关系中，中国如何把美国的科学技术的创新体系的一系列机制学到手恐怕是关键。

美国有没有从中国学到什么，或者说美国注意到了中国的相对于美国的优势？这一点看来美国人也是注意到的，比如曾经有美国精英感叹由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国人看问题往往会以非常长远的视角来观察，而美国由于发展的历史短暂，所以看问题往往比较短视。前美国副国务卿、现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会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在回顾他一九七五年陪同基辛格访问中国时的情形时说，“中国人是拥有超过四千年持续不倒的文明的看守人(custodians)，中国人喜欢提醒我们他们看问题不是可以用一个短的时间段可以下结论的，而必须要经历历史长河的考验。我记得我曾经作为记者首次到中国，我多年一直报道基辛格出访，我在一九七五年陪同他到中国，这是中国的首次允许他们称之为资本主义走狗的媒体和基辛格坐上同一架飞机上一起访华。在我们这边的房间，基辛格先生对我们和他一起旅行的记者们谈他和周恩来随后的交流，基辛格向周恩来了解他对曾经对使人类受益的法国大革命持怎样的看法，周恩来略为思考后回答，‘要作出结论为时尚早It’s too soon to tell’，我认为中国人对长远观点的偏好（the  Chinese preference for the long view）和美国人骨子里存在的对急躁的爱好(the penchant for impatience)是可以作某种比较的，这没有什么好奇怪，毕竟在文化上和历史上，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历史长度，也只有中国二十分之一。美国很容易受情绪的摆布”。[①]塔尔博特的评价可以说是相当正确的。

美国的崛起，如果说运气和努力两者所占的比重是多少的话，运气占80%，努力占20%。也许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会这样反驳：美国从建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它一直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这怎么能说美国主要靠运气？美国不是把苏联及其东欧的社会阵营都给摧毁而取得了冷战的胜利？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首先，美国从建国之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基本上忠实地执行了其开国之父华盛顿的遗产，在扩张主义与孤立主义之间寻求平衡，特别是它地理上的特殊性，使它的这种平衡思想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但这完全是建立在非核世界的一种战略平衡，而随着地球村时代的到来和核武器的全球化，美国的扩张主义与孤立主义之间寻求平衡的思想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九·一一事件充分地说明美国古典的战略思想已经失效。因为任何对美国仇视的势力，不管是国家行为体还是非国家行为体，都可以对美国进行毁灭性的打击，美国再也不可能利用自己的地理条件置身于世外。也就是说，美国之所以能发展起来，起关键作用的是它的地理条件，而并不是它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战略文化。第二，至于苏联放弃社会主义而解体和东欧发生剧变，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外力确实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起关键作用的还是苏联和东欧自身，是列宁、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和东欧的领导人执行了比美国还要短视的政策。第三，战后美国直接领导的几场战争，基本上以失败而告终，这是美国运气成份为零的情况下的战争，准确地反映了美国的实力情况（比如，从软实力来看，美国发动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包括伊拉克战争，都是建立在错误决策基础上的战争）。当然这和美国战后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取得的成功也有很大的关系。正如中国古人云：“处大无患者常多慢，处小有忧者常思善；多慢则生乱，思善则生治，理之常也”[②]。

三、中国得之于美国，美国得之于中国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曾经对中美关系有过美好的期待，寄托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国作为世界和平重要力量的期待，他在分析中国和各反法西斯国家的合作关系时，甚至把美国放在苏联之前，可见他对美国重要性的依重。毛泽东指出，“已故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先生说：‘世界已经缩小了’。的确是这样，对于中国人民曾经感觉是住在十分遥远地方的美国人民，现在感觉成了近邻了。中国人民将和美英苏法各大国的人民，以及全世界上一切国家的人民一道，共同建设一个‘巩固的与持久的’世界和平。”[③]这段文字在新中国建立后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中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这段内容被删除了。删除的原因很可能是顾及苏联的想法，因为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坚定地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中国不能让别人感觉到中国在执行“骑墙”政策。美利坚民族确实是伟大的民族，美国确实是伟大的国家。如果不是美国等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坚定地站在中国人民一边，虽然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也能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但可以肯定地说，中国还得奋斗很长时间才能到达胜利的彼岸，中国还会牺牲更多的生命，当然也必然使中华民族得到更多的磨练。必须承认，美国在历史上也和其它列强一样，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苦难，这一点列宁曾经在他一九三一年写的《中华民国的巨大胜利》一文中有深刻的论述，他指出，“大家知道，亚洲人民群众中先进的民主派不惜重大牺牲建立起来的伟大的中华民国，最近遭到了极其严重的财政困难。算作是文明国家而实际上执行最反动政策的六“大”强国，成立了银行团（协作性组织），一致停止向中国提供贷款！问题在于，中国革命在欧洲资产阶级中间所引起的不是对自由和民主事业的热忱（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有这种感情，牟取暴利的骑士是不会有这种感情的），而是掠夺中国、开始瓜分中国、攫取中国领土的野心”。[④] 但是世界上的事情并不是按照西方人的如意算盘为转移的，他们不得以的某些政策的变化有时也会给他们一心掠夺的对象带来利益，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战，就注定会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福祉，这就是共同打败了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只是我们必须必须记住的，那就是千万不要认为美国是天生的乐善好施者。如果日本当年不是贸然地对美国发动珍珠港的突然袭击，美国坐山观虎斗只考虑自己利益的惯性恐怕一直会持续下去，甚至不排除日德法西斯坐大美国倒向轴心国的可能，列宁曾经对日本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发展趋势的预测，从理论上提供佐证。他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二日为庆祝《真理报》创刊十周年所写的文章指出，“如果用旧的尺度，用象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英雄们那样的欧洲庸人的尺度来衡量，近５年来社会发展的速度简直是异常的，因为这些文明的庸人习以为“常”的是，殖民地和赤贫的半附属国的数亿（确切地说，是十几亿）人甘愿忍受印度人或中国人所忍受的那种待遇，忍受闻所未闻的剥削和明目张胆的掠夺，忍受饥饿、暴力和侮辱，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文明”人能够“自由地”、“民主地”、“议会式地”决定如下问题：是和平地分赃，还是象昨天德国和英国那样—— 明天日本和美国（在法国和英国某种方式的参与下）也会这样——为了瓜分帝国主义的赃物而屠杀一两千万人？世界所以有这种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基本原因是有成亿成亿的人卷进这个发展的洪流了。惯于把自己看成世界中心的旧的资产阶级的和帝国主义的欧洲，已经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厮杀中象发臭的脓疮一样溃烂和裂开了”[⑤]。列宁之后的世界政治史的发展，由于美国国策的突变和帝国主义国家矛盾的剧变，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走向它的侵略扩张杀戮之路，而美国则一变为反法西斯的“盟主”。但是这不能改变列宁对美国本质认识的基本判断。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美国就开始走上了它称霸世界的征服之路。

当然，如果只看到帝国主义的本质，不懂得在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为我所用的矛盾和潜在的利益和机遇，那将是极其愚蠢的。毛泽东曾经就抗日战争的外交政策指出，“虽然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⑥]。所以，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民外交战略与谋略的胜利。邓小平也指出，“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⑦]。

在对华关系上，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美国以意识形态代替国家利益，和中国对抗了二十年多年，中国实际上和美国发生了两场由美国挑动的间接性的热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所以当中美关系的大门再次打开，中国人民就以一种比较轻松的精神和美国人打交道（相比较和日本打交道而言），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有一种天然的认可，和美国人友好也不被视为汉奸行为，特别是在学习美国的问题上，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发展模式、文化表达等等，差不多快要形成自觉地将自己全盘美国化的程度（非理性）。美国人在政治上也一度很自信它美国化中国的能力，一系列美国对华敌视的重大事件（美国在北京风波中的作用、中国驻南使馆的被炸等、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的发生使中国认识到，如果你不小心的话，美国是要把你吃下去的，美国人的善很有限。中国人变得更加理性，学习美国也只是学习它确实对中国有用的东西，恐怕中国近十年来最为关注的是学习它的经济、科技的发展如何为中国所用，至于政治制度，恐怕也只能是技术层面的东西学一学，价值观层面的和根本制度层面的，因为和中国国情差距太大，也就无法提到上议事日程。

其实，美国对华政策上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表现，完全是建立在它内政上的独裁和不自由基础上的。我这样说可能又有人不同意了。有人会说，美国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的国家且在政治体制上是两党制和三权分立。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因为形式上的民主并不等于内容的民主，比如美国黑人的民主权力得到多少保障？美国今天产生的总统奥巴马只能算半个黑人（因为他有一半的血统仍然是白的），也就是说，美国四十四任总统中，才出现了半个黑人总统。从十七世纪初第一艘载着掳自非洲的黑人的运奴船驶抵北美洲海岸以来, 迄今三百多年来, 黑人奴隶制和黑人受压迫的现象一直是美国社会的严重问题。一八六一年林肯签署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最后是通过内战的长达五年的非和平的方式才结束了这种有史以来最卑鄙、最无耻的奴役人类的制度。

黑人在美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他们的政治地位却没有因为他们从黑奴而成黑人（自由的劳动者）而根本改变，可以说，没有黑人也就没有今天美国的现代化，这一黑人谋生存的悲惨历史，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完全明白，因为处于强势的西方人从来都认为，世界是“白人”的世界。资本的力量推动“地理大发现”，欧洲则借地理的大发现复活欧洲中世纪时代或者说更远时代的奴隶制度。恩格斯在他的重要著作《自然辩证法》中提到，“当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因此复活了在欧洲久已绝迹的奴隶制度，并奠定了贩卖黑奴的基础”[⑧]。黑奴的生产和劳动是为了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利益服务，同样黑奴的解放也同样是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更有效率的、廉价的劳动力和被剥削者。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一八五零年发表的《国际述评》中，以“棉花产量”的例子深动地描述到，“黄金和生铁的世纪早就过去了：１９世纪的科学、世界市场和巨大的生产力注定会开创棉花的世纪。同时，英国资产阶级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地感觉到，掌握着迄今尚未打破的对棉花生产的垄断的美国，对于它具有多么大的控制力。所以，它立即不惜一切力量来消除这种垄断。……美国棉花生产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只要工业一发展到无法再忍受合众国对棉花的垄断的地步，其他国家的棉花生产就会蓬勃发展起来，而且现在棉花生产几乎到处都只能靠自由工人的劳动来进行。一旦其他国家的自由劳动能够为工业提供足够的棉花，而且自由劳动的价格比美国的奴隶劳动便宜，那时美国的奴隶制就会跟美国的棉花垄断一起完蛋，并且奴隶也会获得解放，因为他们当奴隶已经没有什么用了”。[⑨] 在十九世纪的美国，老板随意地黑奴自认为这是“自由的国家”[⑩]的必要条件。美国黑人在今天确实在政治地位和经济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而美国这一民主成果的取得，和中国人民的支援有很大的关系。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民权事业无论是在道义还是实质上，都给予了许多的支持，在美国统治集团和三K党严重侵犯黑人人权的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毛泽东就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强烈地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目前，压迫、侵略和威胁全世界绝大多数民族和人民的，是以美国为首的一小撮帝国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各国反动派。他们是少数，我们是多数。全世界三十亿人口中，他们最多也不到百分之十。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11]，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毛泽东再次发表声明，“ 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它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我呼吁：世界各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们，行动起来，给予美国黑人的斗争以强大的声援!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 可以肯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已经为期不远了”[12]。

美国执政者两百多年来的内政中，有多少是反映了美国最下层人民的利益？美国这种内政上的不自由实际上和它在对外政策上的霸道是一脉相存的，对内政策上的实际的独裁必然导致对外政策上的霸道，对外政策上的霸道又使自身在对内政策上保持严重的不自由的状态。正如恩格斯一八四八年七月二日写的《德国的对外政策》一文中所指出的，“德国将来自由的程度要看它给予毗邻民族的自由的多少而定”[13]。同样，美国今天和将来自由的程度要看它给予毗邻的和全球各民族的自由的多少而定。简单的说，美国是否愿意放弃它的霸道政策同时也是它是否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国家的关键所在。

既然美国已不可能靠地理上的优势地位吃饭，美国就得认真地想一想靠什么力量来巩固它在世界上已经确立的地位。在现代美国历史上，除了开国之初的几位总统和现代的福兰克林·罗斯福执掌的美国比较谦卑外，美国的历届政府都是非常高调和傲慢的，现在到了奥巴马时代，美国出现了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史的反思的气氛，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说，“回想先辈们在抵抗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时，他们不仅依靠手中的导弹或坦克，他们还依靠稳固的联盟和坚定的信仰。他们深知单凭自己的力量我们无法保护自己，他们也深知我们强大并不足以使我们有权利为所欲为。他们明白，正是因为使用谨慎，我们的实力才不断增强；正是因为我们的事业是公正的、我们为世界树立了榜样，因为我们的谦卑和节制，我们才安全  ”。[14] 且看，奥巴马在谈到“谦卑”时，还不忘记要在“共产主义”身上泼汚水！。既然现在美国要“谦”只需要美国好好地学一下中国古代经典《易经》中的《谦》卦就够了，《谦》卦说，如果你真的做到了“谦”，则“君子有终”。中国领导人如果见了奥巴马，可以给他讲一讲此卦丰富的含义，讲一讲“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之道理所在，讲一讲“谦谦君子”、“鸣谦”等对美国的利益与安全的好处，我估计奥巴马肯定会很感兴趣，因为这正是时下奥巴马所非常关心和非常需要的东西。这也算得上是一种很特别的文化外交吧。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不缺少这样的文化外交的例子，比如，唐朝唐玄宗时代唐朝与土蕃的关系，那时吐蕃和唐朝都是在中华大地上“主权独立”的国家。唐开元十九年（公元七三一年）正月二十二日（辛未），遣鸿胪卿崔琳使于吐蕃。吐蕃使者称公主求《毛诗》、《春秋》、《礼记》。开始有人找各种理由上疏反对，担心吐蕃人“使知用兵权略，愈生变诈”，对唐朝产生不利。在有关部门多次商议之后，裴光庭等大臣上奏说：“吐蕃聋昧顽嚚，久叛新服，因其有请，赐以《诗》、《书》，庶使之渐陶声教，化流无外”。指出反对者“徒知书有权略变诈之语，不知忠、信、礼、义，皆从书出也” [15]之道理，唐玄宗于是决定抓住此次感化吐蕃人的难得的文化交流。

这里也有一些值得探讨的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国家利益观才是符合中国“利”与“义”这一传统政治文化的利益观的。比如，孟子讲的重“义”轻“利”的思想还有用吗？孟子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如果“上下交征利”国家就会很危险，将会出现以下谋上的混乱局面，就会出现千乘之家弑万乘之国之君的惨状[16]，以此类推，必然出现千乘之国侵略万乘之国的战争场面。其实深入分析我们发现，孟子绝对不是对“利”的否定，他是看到了更高境界的利益所在，就是要达到上下和谐与最终能够实现国家安全的利益。这绝对不是只看到眼前的利益所能达到的世界观。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解决战略层面的利益问题。荀子也对利与义作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17]，同样也是强调战略层面的重“义”而“利”次之的大国家安全利益所在。美国等等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以把利益分为“关键利益”、“次要利益”的概念，其实只要我们用“道义”来统一和规范它们，就会发现这样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比如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有人认为美国此举和中国的关键利益无关，因此中国采取“驼鸟政策”，殊不知中国可能会因此而使长期积累的道义力量丧失怠尽。老子说过，“大音希声，大象无形”[18]，“义”是最高境界的，看不见但是威力无比的国家利益。也许正是因为“义”是属于最高境界的国家利益的范畴，所以，眼光短浅者是看不到的。墨子曾经对那些真眼瞎的“士”连商人的智商都有没有而感到惋惜不止。他说，“商人之四方，市贾信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今士坐而言义，无关梁之难，盗贼之危，此为信徙，不可胜计，然而不为。则士之计利，不若商人之察也”[19]。目前中国的国际关系学术圈，那些只会大谈特谈“重要利益”、“次要利益”者可以休已。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对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表达中国的声音，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急剧下降。这实际上也造成在美国霸权衰落的机遇面前，中国也无资格和脸面去主导一个新的世界新秩序的构建。毛泽东时代对非洲国家的当时看起来“不记成本”的政策，最后给中国的国家利益带来了无法用金钱计算换回来的巨大利益。比如如果没有非洲国家坚定的支持，中国不会那么快冲破美帝国主义等西方列强对我的长期封锁，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中的地位。

毛泽东历来重视战略性的和长远的国家利益，他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就抗日战争的外交指出，“根据抗战的长期性，外交方针也应着眼于长期，不重在眼前的利益，而重在将来的增援，这一点远见是必要的”[20]。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同时是充分考虑对方利益的国家利益观，他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二日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指出，“罗斯福总统在世时，……为了美国的利益，他没有采取帮助国民党以武力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21]，毛泽东在作出任何重要决策都是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在一九五零年一月二日接受塔斯社记者访问时指出，“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22]，他同年一月从苏联给中央的批示中提到，“ ……今日下午八时，莫洛托夫、米高扬二同志到我处谈话，问我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我即详述三种办法：(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23]，近十多年来，国内外的一些有关毛泽东外交的研究，存在令人啼笑皆非的非科学化而是刻意歪曲的倾向。比如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外交的目标是为了确保中国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中的地位。为此，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毛泽东紧跟苏联保卫共产主义世界的一块地盘（指中国自身），当苏联背叛而转变为修正主义时，毛泽东则坚定地坚持其走向共产主义的独立发展之路”[24]。这是很有代表性的对毛泽东外交评价的扭曲性观点，也可以说只是看到一些现象不加深入分析就轻率下结论的观点。认为毛泽东外交为共产主义外交的人不懂得，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国家利益的方式有时候只能通过以理性对理性（如果你对我友好，我则同样对你友好），以非理性对非理性（比如美国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当然要以世界革命反击），或者以非理性的方式求得理性之结果（比如利用苏联向修正主义的蜕变而和苏联决裂，趁势转向自立自主的发展方向），其内在本质是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发现于我有利的稍纵即逝的机遇，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可以说，毛泽东是千百年来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的难得的伟大领袖，这确实是中国人民之福。邓小平外交思想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忠实继承者，而且可以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外交思想有所发展和创新。他在美国对中国所谓“民运”推波助澜以可耻的失败告终并进而穷凶极恶地发动其西方集团对华发动全面制裁的严峻形势下，对中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时，特别强调国家间关系的动力所在唯“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他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25] 。在这里，邓小平虽然没有提到“义”字，但字里行间无不充满了“道义”的力量。什么是“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不就是中国长期坚持的国际关系的道德和准则吗？什么是“尊重对方的利益”，不就是用道义的力量去维护别国的利益吗？如果我们简单地将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观划等号，那我们就完全曲解了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真正意义。美国的政客们在国际政治中也讲战略利益，不过他们的出发点并不是建立在尊重别国利益之基础上，而是尽重大的可能削弱和遏制对方以达到满足自身利益之目的。比如美国感到中国在迅速的崛起，它不会认为这是美国之福，世界之福，它感到中国的崛起威胁了美国的利益，因此，它千方百计的想办法制造平衡，其中之一就是扶持印度，使印度成为可以和中国“抗衡”的强国，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就扬言：“美国要赌上一把：让印度崛起为全球大国和繁荣的国家！美国和印度两国之关系从未是良好的和内容广泛的，美国将继续工作，这将对我们的战略利益和价值观来说是一个戏剧性的突破”[26]。也就是说，美国仍然沿用欧洲古老的权力政治游戏通过，提升印度达到遏制中国之目的。其实这是非常幼稚和天真的想法。因为美国并无能耐由它把印度扶持起来，印度崛起只能依靠自己。而印度发展强大，只能使中印度关系更加稳定。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既然战略利益是长远观点的利益，也就不存在因谁的影响而轻易改变的问题，西方学术界人士认为，“过去中国一直是主要核扩散的国家，但今天中国成为通过六方会谈促进北朝鲜去核武化积极的国家，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的美国外交，成功地应用金融与政治的激励平衡了中国在核扩散上的立场，改变了中国自身的战略利益观，(通过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帮助中国建立了需要履行其承诺的专家团体”[27]。这种观点也可以说对中国不了解的表现，因为中国即有战略的长远考虑，也有策略的灵活性安排。当西方人的愿望和中国的考虑一致时，做一个顺水推舟的动作，也算是从善如流之举。如果中国因外力推动而变，中国早就全面西化了。战略利益是从根本着手追求的利益，其核心价值观是谋求治本，从根本上讲也是体现“道义”的力量。比如说，中美联合反恐，是天天和恐怖分子打仗吗？不是，而是要从根本上解决恐怖主义猖獗的土壤。美国前阿肯色州长迈克尔· 赫卡比就很好地表达了美国在反恐问题上的战略利益的正确认识。他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战略利益所体现的道德责任应该和美国的这种独一无二的政治经济地位相一致，如果我们不在改善穆斯林世界生活水平上有所作为，恐怖主义将轻易地干更多坏事”[28]。

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日益地向中国施加压力，以逼迫中国改变长期坚持的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简单地说就是要效法美国的做法。因为在西方国家看来，既然你中国经济上已经西化了，国际政治上还坚持不干涉主义是很可悲的事情。西方国家的媒体认为，如果中国对那些“罪恶滔天”的国家只想要它们的自然资源，而对它们的“种族灭绝”政策不管不问（比如对苏丹），那这样的中国将是一个对世界严重不负责任的国家[29]。在西方媒体看来，中国传统的绝对国家主权观已经越来越缺乏实际意义，如果中国坚持传统的“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中国将会失去至关重要的国际“尊重”；西方媒体就说，“尊重，这是北京比别的国家更加渴望得到的一件有用的东西。现代世界中的尊重不是简单地产生于援助或者是贸易，它还产生于一个国家有没有强烈的想成为全球公民的愿望之中” [30]。这个“全球公民”大概就是“应该干涉别国内政”的代名词。在美国的压力下，中国打破传统的“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似乎就达尔富尔问题向苏丹政府发出警告，中国也对朝鲜的核武器问题和西方国家采取一致的立场，总之，中国对外政策的日益西方化或者美国化，使西方国家感到很欣慰。

其实，中国之所以在国际政治中有力量，主要的还是因为中国有一大批信任中国的穷朋友，这一强大的力量一直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想离间的，因为中国从来都不去干涉他们的内政，由此中国和他们始终保持和谐稳定之关系。这是令西方国家非常嫉妒的。如果中国放弃了不干涉别国内政这一运行良好的对外政策，中国必将失去广大的穷朋友，中国的力量也就丧失了，一个丧失了力量而缺乏杠杆的国家，西方国家也是不会理睬的。

四、突破陷阱：今后的中美关系      

中国是战略与谋略大国，但在近三十年来，美国多次运用战略与谋略对中国的主权与安全多次构成严重威胁，美国多次对中国设局欲使中国上当，而中国很仁慈，从来没有主动对美国设过“险”，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我们没有做任何一件伤害美国的事”[31]。其实中国古人早就有言：“王公设险以守其国”[32]，中国欲使自身安全，必须建立对我完善、坚固而有效，对敌人危险而难以突破的国家安全体系，使对我心怀叵测者不能达到其目的。在中美关系的三十年来，美国对中国设下的陷阱主要有：西化中国陷阱、目前的朝鲜半岛无核化陷阱、中美经济关系平衡陷阱、大国责任论陷阱等等。

首先让我们来看“西化中国”的陷阱。美国西化中国战略几乎得手（比如x·x风波中美国所起的作用），邓小平在“x·x”风波之后深刻地总结到，“在过去的工作中我们虽然有一些失误，但今年发生的事件的原因也来自国际上的大气候。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开动了全部宣传机器进行煽动，给中国国内所谓的民主派、所谓的反对派，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败类以很多的鼓励和方便，因此才形成了当时那样混乱的局面。他们在许多国家煽动动乱，实际上是搞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要控制这些国家，把过去不能控制的国家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看清了这一点，就有助于认清问题的本质，总结经验教训”。[33]　美国和西方国家经历了在中国的“西化”和“民主化”战略的失败之后，会重新地调整策略，改变方式，抓住时机，寻找新的突破口，“x·x”风波后的二十年中，美国一直都在通过各种方式和方法、通过各种渠道以图达到和平演变中国的目标。毛泽东早在一九六四年就指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也严重地威胁着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还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34]。邓小平也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35]。美国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的目标看来是基本达到了，当然美国并没有达到消灭社会主义国家之目的。尤其作为社会主义中国不但继续存在，而且通过改革开放发展得越来越好，这是一贯认为自己的社会制度优越的西方国家所不乐意和不喜欢的。因为这样下去将再次用事实证明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活力仍然无比强大。因此恐怕在美国的决策者看来，只有将社会主义的中国“西化”掉，才能算是“和平演变”战略的最终胜利。所以西方国家将继续地对中国打一场或者若干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图最终达成目标。就目前的形势而言，不能说是很乐观的。我们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许多领域，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退出，比如，在国际关系学界，其理论范式基本上已经美国化，很多大学的国际关系学科，已经很“自觉地”美国化或者英国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已很少有人研究和建构。一些重要的国际关系期刊，基本只刊载宣传或者引进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的论文充斥着西方的理论，并视之为基本价值取向和至宝。也就是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和平演变”已经取得了成功。本来，在近代资产阶级上升的时代，资产阶级理论家的思想（包括国际关系的理论，比如格劳秀斯的国际法的国家主权部分）是相当有进步性的，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资产阶级的学者绝大多数不再有革命性，而是非常严重的依附性和保守性，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性和欺骗性的对外政策服务的，为帝国主义侵略性和欺骗性的对外政策寻找合法性的依据，难怪一八七三年一月十八日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的信件中马克思很感慨地说，“去年，巴黎《经济学家杂志》的最后几期上，发表了布洛克对我的书的一篇评论；这篇评论又一次证明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已经彻底退化”[36]。本来，西方的国家关系理论只是为西方的利益和霸权目标服务的，我们要了解美国和西方的意图，不但要通过了解西方国家政府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而且也要认真研究和观察这些政策背后的理论基础。但是我们当中有人十分错误地将这些西方的理论直接地用拿来主义办法，不加分析地和西方国家一样地用作我们国家国际理论的分析框架和价值导向。这显然是牛头不对马嘴的。其最大的危险性是，这一严重偏差如果不能得到及时地纠正，久而久之，必然渗透到我们中国自身的核心对外政策之中，最后导致我们外交政策最终蜕化变质。

第二，朝鲜半岛无核化陷阱。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还在进行之中，现在有一批国际问题的学者，仍然认为中国周边国家有核武器的国家太多了，中国的安全问题更加突出了，因此要在朝鲜半岛“坚定不移”地搞无核化，其结果实际上是使朝鲜无核化，美国势力范围的韩国不会无核化。无核化并不等于安全，真正需要的是如何对核武器进行有效管理，实现有效管理自然就会安全。即使朝鲜半岛真正地实现了无核化，如果因为核管理不善，有人把其它地方的核武器弄到朝鲜半岛而发动核战争，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本身也是毫无意义的。美国在日本和韩国布署了多少核弹？试想，如果朝鲜失去了核杠杆，韩国将轻松地以任何方式统一朝鲜半岛，到那个时候，中国周边将出现一个强大的韩国，它必然会在领土问题上和中国展开来势汹汹的较量，到那个时候，那些所谓的亚洲民主国家就基本上把中国围堵死了。可见朝鲜半岛无核化本质上是美国的阴谋和美国对中朝设下的陷阱。中朝关系近十多年来确实发展不理想，朝鲜对中国的发展道路有意见，朝鲜甚至希望单独和美国谈，这些都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朝鲜不能倒，它不但不能倒下，它还应该发展起来。正如美国二战后对西欧的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使西欧从战争的破坏中复兴一样，中国目前也可以说有实力使朝鲜发展起来，也搞一个“朝鲜复兴计划”，而且看来得立即地制定这样的复兴计划，再拖下去恐怕就来不及了（当然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无法实施，因为中国也参与了对朝鲜因进行第二次核试验的制裁，看来西方国家挑拨离间中朝鲜关系的战略与策略，似乎又得手了）。中国应该意识到，这样做其实也是为中国考虑，也可以说是配合中国“东北振兴”的重要举措。它即是关系经济发展的问题，也是关系国际关系的问题，更是关系国家安全的问题。特别是在突破美国设下的陷阱的情况下，美国才有可能认真地、甚至是“谦卑”地和中国打交道，否则，如果中国一次又一次地陷入美国设下的陷阱之中，美国将会以无比傲慢和不可一世的心态看中国的笑话，就如同美国当年以傲慢的心态看着戈尔巴乔夫统治的苏联轰然倒下一样。

第三，经济关系平衡化陷阱。在金融海啸发生之前，中国经济主要是出口导向的经济，出口的产品也主要是欧美市场，由于中国表面上的大量顺差，使美国等西方国家一个劲个鼓吹中国经济威胁论，有国外媒体就认为，“由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而在美国国内越来越引起不满，它成为中国威胁论的土壤”[37]。中国大概也是一定程度受到强大的压力，采取了许多措施解决中美经济关系中的不平衡问题，比如购买大棕美国的飞机、软件、移动通讯、机电等产品，购买数额巨大的美国政府和企业债券。数字达到万亿美元的债券，在全球性金融海啸的情况下，其安全风险之大是可想而知的。目前，中美经济关系平衡化的陷阱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因为如果中国在这个时候不加大对美国经济的支持力度，美国经济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中国在美国的金融投资有可能化为乌有，如果中国继续向美国注入资金，美国的经济复苏也未必会如期到来，此外，日益觉醒的中国人也无法容忍美国人无止境地向中国人民设下如此无道义可言的陷阱，这可能会发生从西方人认为的中国“经济民族主义”向有可能对中国社会带来不稳定的政治上反美的民族主义方向发展。

第四是“大国责任”论陷阱。这是一种引诱性的陷阱。其实，中国还在不是西方国家所认为的“大国”的时候，就已经独立自主地、广泛地负起了大国责任。而且是负起了真正对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有利的大国责任。而美国的所谓大国责任论，一方面是基于中国过去没有按照美国标准的大国责任做事的判断，另一方面则是要求中国“亡羊补牢”，按照美国的意图和美国指引的目标去承担大国作用。说白了就替美国这个实力日益见衰的帝国协助完成其霸权和强权目标，这样的大国责任中国担当得越多，中国在世界上就越不得人心，中国就越发成为为美国霸权服务的棋子。当然，美国的有些要求，只要我们能够准确地趋利避害，也是会从中发现对我有利的因素的。比如在气候变化和核不扩散等等领域的合作，还是存在很多潜在的合作空间的。正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所表达的，中美“两国能够彼此相互学习，我们能够致力于共同的研发，我们能够在可再生能源，在建筑物上的效能，提取和贮存煤中化石（coal plants）二氧化碳，我们可以动员大规模的投资，共享技术，我们能发现将建立更加安全和更加具有可持续未来的新技术”[38]。

除了上述陷阱外，美国还设置了要求中国放弃武力统一台湾的承诺，但是这一条，因为其司马昭之心早以为路人了解，所以它暂时还无法忽悠中国上当，但是我们要防止美国玩弄新的把戏和花招对我设下圈套。

五、结束语

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即使是双边的层次，都早已经冲出了两国双边的范畴，正如邓小平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日所说的，“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39]。未来的中美关系，核心的问题是一定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防止美国再对我设下新的陷阱。三十年来的中美关系给我们启发最大的地方，是中国悠久的历史锻造了一个心理成熟的中国，中国面对经济、政治和军事强大的美国之所以不倒，确实是因为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历经多少代人的磨练而积累的无比强大的智慧所给予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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