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与发展国在哥本哈根博弈什么
一、气候谈判与民众呼声
随着发达国与发展国政治诉求的展示和碰撞，现在整个全球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投向了哥本哈根的气候峰会。这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谈判，各种利益诉求都在这里激烈地交锋着。能不能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所厘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照顾彼此关切，凝聚行动共识，量化减排指标，履行公约义务，拯救地球生态，这将直接关乎到全人类未来生存的延续和安全。保障未来的生存安全，这将是全人类压倒一切的最高利益。如何一个国家的利益，任何一个民族的利益，都必须让位于这一人类至高无上的共同利益。
现在，气候的变暖已极大地威胁到了整个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对这种生存发展的担忧，更让不同国家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民众都加入到了这种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来。据报道，“曼谷市面对泰国湾，平均海拔高度只有0.4米。随着温室气体增加导致的全球变暖，泰国湾的海平面正以每年3毫米的速度上升。专家测算，如果海平面上升1米，曼谷70%的面积将成水城。……曼谷学者强烈呼吁哥本哈根大会达成一个可行方案，以拯救受到威胁的沿海地区。”“近年来，高温、寒冷、持久干旱、风沙、暴雨、飓风等极端天气频频光顾澳大利亚，在一个不怎么遥远的将来，将导致澳大利亚的物种减少，海平面上升，正常社会经济活动和公共健康受到威胁。作为世界上人均温室气体排放最高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民众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环保行动中来。”（参见2009年12月7日《人民日报》）
从这些发达国与发展国的学者、民众的政治诉求上看，阻止气候变暖，保障未来生存，这已经是一个不分国别、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了。这种利益的至上性，让人们的环保意识和大局观念已深深扎根在自己的行动和呼吁之中。印度首都新德里一家生态俱乐部的指导老师拉玛 钱德朗 女士对记者说道：“我们必须尽快行动起来，哪怕是牺牲我们个人的利益，也应该要为环保大局考虑。”
民众尚且有如此的觉悟和胸襟，为何我们的政治家在这种气候变化的应对上，却争吵得喋喋不休呢！他们到底在博弈着什么？是不是这样的三个焦点，一是发达国家到2020年的中期减排目标；二是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能力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三是发达国家援助发展中国家适应、减缓气候变化的资金与技术支持。
二、历史排放与责任补偿——美国代表托德·斯特恩与中国代表于庆泰的交锋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障人类未来生存，这是一个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才能取得实际成效的集体行动。它需要一种团队合作的精神。它的外部效应没有排他性，每个国家都可以无阻碍地分享到这种集体行动所取得的成果。因为全球生态是一个没有疆界的开放系统，这种集体行动所取得的气候应对成果，没有排他性，可以均等地加以分享。这种外部性，为集体行动中的这种以“坐享其成”为主要特征的搭便车现象的滋生，提供了一个适宜的土壤。美国学者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早就揭示了这种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所暗含的这种坐享其成式的贪婪心理。根据奥尔森的分析，集体行动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心存这种念想，总是企求以较少的投入和贡献分享和博取这种最大的集体行动成果。这样，也就产生了一个贡献与责任合理分担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根据温室气体历史排放的现状，厘定了一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来作为这种气候谈判和责任分担的基本准则。
发达国家排放的温室气体历史较早，人均排放量也较大。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的排放历史相对较晚，人均排放量也较低，这种排放基本上属于“生存排放”的历史范畴。根据这种历史排放的现状，《京都议定书》的减排主要针对了发达国家，而没有规限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京都议定书》按照这种历史排放的现状给发达国家分配减排责任和减排指标，其合理性和公平性应该是勿容置疑的。发达国家因为自己的历史排放比较多，如果在这种温室气体减排的资金投入与技术支持上分担着更多的责任，这也是应该的。但这种集体应对气候变化是一种成果分享没有排他性的公益性活动，因而在这种集体行动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想着让别人分担着更多的责任、投入更多的资金，而自己却只想着在这种没有排他性的公益活动中坐享其成。这就是发展中国家要求延续《京都议定书》基本精神和承诺期限，让发达国家分担更大减排指标，而发达国家则要求摒弃《京都议定书》，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国际减排框架的根源所在。这里博弈的是一个减排责任的共担与历史责任的补偿问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以自己的资金、技术优势作为谈判的价码，刻意逃避自己的历史排放责任，而意欲把这种历史排放所形成的减排成本，分摊给本就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让它们也为自己的这种历史排放所形成的减排成本买单。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则紧紧扭住这种历史排放责任的追究与气候援助资金的补偿问题不放，极力挫败发达国家把自己历史排放的买单分摊给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盘算，坚决捍卫了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发展中国家历史排放少，没有理由为发达国家的这种历史排放买单。谁排放谁买单，这才有公道，才有天理。
在这种历史责任的追究上，美国的气候谈判代表托德·斯特恩态度极为蛮横，公然叫嚣美国不会向中国提供气候援助，也不会为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在历史上的排放进行补偿，企图以这种气候上的资金与技术援助为要挟，拒负历史排放的补偿责任，逼迫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做出让步，而把自己的自主减排纳入到国际协议和国际监察之中。
对于这种蛮横要求，王光亚在传达中国的政治诉求时回应道：“中方对会议有三点期待：一是会议要确立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应当承担的大幅度量化减排指标；二是会议要做出有效机制安排，以确保发达国家切实兑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支持承诺；三是会议要确保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根据本国国情，采取适当的减缓行动。”（2009年12月11日《信息时报》）
中国的气候谈判代表于庆泰对此更是讥刺道：“对于发展中国家要求得到的3000亿美元气候援助资金，这不是慈善事业，而是发达国家作为问题的制造者应该承担的义务。发达国家应认真反思其历史责任，切实履行有关承诺。”
在历史排放与责任补偿的追究上，中美这两个龙头大国利益博弈的碰撞和激烈，其撕开脸面的“据理力争”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代表的硬朗回应，也确实展示了发展中国家龙头大国应该发挥出的历史责任。中国“据理力争”的不是自己的私利，而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它以自己的硬朗回应，力挫了美国弱化自己减排责任，拒负历史排放补偿买单，而却让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温室气体减缓压力的政治盘算。
三、生存排放与奢侈排放
从人均排放上看，发达国与发展国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发达国人均排放2.6吨温室气体，发展国人均排放仅为1.44吨。从生理需要层面上看，发展国的排放大多属于生存排放的范畴。而发达国的排放则更多的属于奢侈排放的范畴。这种排放差距实则就是两者生活水平差距的一种折射。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无论人均排放量，还是一个经济体的排放总量，发达国都应承担更多的中短期减排责任和减排指标。在温室气体的减排上，发展中国家承担的应该是一种自主的减缓指标，而不应是排放绝对量的死死控制。发展中国家仍然要以“消除贫困、发展经济”作为自己首要的优先任务加以安排，这种生理层面的生存排放总量可以继续增加，但必须减缓。发达国家则必须节制自己的奢侈排放，推进绿色消费和低碳生活，兑现总量减排承诺，主动下达更多减排指标，不要与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排放斤斤计较。这两种排放的博弈，其核心的焦点就是生存与发展的问题。
中国本着节制发达国家奢侈排放，支持发展中国家生存排放的原则，提出了自己的减排文本，要求“发达国家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承担中期大幅度减排指标，履行公约和议定书规定的义务，并确保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的优先需要，不能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为代价。”而发展中国家则要自主提出减缓排放行动目标，协同发达国家共同应对这种气候变化，阻止气候变暖，保障未来生存。中国在这种自主减排上，率先表态，明确提出自己的自主减排目标，即“2020年中国单位国民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以此彰显自己自主减排的诚心和责任。
四、自主减排与国际监督：希拉里与温家宝的对决
《京都议定书》只针对发达国家的减排安排，似乎让他们感到自己在这种集体应对行动中吃了大亏，好像发展中国家搭了它们中期减排的便车，而坐享其成，因而它们发达国家就通过自己的政治诉求和丹麦文本，极力地把自己的中期减排指标与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减排生拉硬扯在一起，并用拒绝气候资金与技术援助的恐吓伎俩，逼迫发展中国家把自己的自主减缓行动纳入到这种国际性的减排框架中去。双方在这一层面的博弈和较量是针锋相对的，并摆出了绝不让步的谈判架势。135个发展中国家代表集体退出谈判，就足见这种谈判的艰难和惨烈。
在全球各地民众的抗议声中，发达国家在气候资金与技术的援助问题上终于作出了自己的让步，声称自己要兑现2000亿美元气候与技术援助资金的承诺，但却有附加了一个“减排透明与接受国际监督”的条件。
美国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17日说：“在所有主要经济体采取有意义的减排行动，并保证执行透明的前提下，美国将和其他发达国家一起到2020年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每年筹集2000亿美元。”希拉里同时还强调：“美国的出资承诺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所有主要经济体所采取的减排行动，都必须是透明的。美国主张，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加大减排力度，并接受国际监督。”
经过发展中国家的集体抗争，发达国家终于答应要兑现自己每年2000亿美元气候资金援助与技术支持的承诺了。这一点似乎是满足了发展中国家在这一层面上的利益诉求了，然而它们附加的这个“减排透明、并接受国际监督”的援助条件，却是一个光彩迷人的利益陷阱和扼制发展中国家生存排放与发展利益的幕后操盘。借助这个援助条件和它们在减排审评上的话语权，它们就可以极隐蔽地干涉发展中国家在消除贫困、发展经济上的优先安排，并以此指三道四，而让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减排承担着更多的温室气体减缓压力。
围绕这个援助附加条件，中国的温家宝表示“中国的自主减排不容监察，也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指标挂钩。”温家宝在自己的气候峰会发言中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有获得国际支持的减缓行动才接受‘三可’审评，自主采取的行动则不接受国际三可审评，也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指标挂钩。”温家宝对希拉里的附加条件的这种正面回应，实则就是对发展中国家“发展自主权”的一种捍卫，也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借助气候资金与技术援助，而干涉、扰乱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图谋的一种坚拒。有了这种发展自主权，消除贫困、发展经济这一首要的优先任务，就可以合乎国情地自主安排起来。有了这种自主减排不接受国际“三可”审评的坚拒，西方发达国家也就无法凭借自己在温室减排上的话语权，对我们的旨在消除贫困的自主发展说三道四了。
事实上，温家宝以“中国的自主减排不容监察”，坚拒希拉里的这个“减排透明与接受国际监督”的附加条件，不仅仅是出于对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权利的一种积极捍卫，同时也还有着充分的国际法律依据。希拉里的这个附加条件实际上已严重违背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厘路线图》的规定。根据这个公约和路线图，“发达国家要率先实现总量减排，而发展中国家采取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取决于发达国家对其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承诺的有效履行，而且发展中国家利用本国资源采取的自主行动无需接受国际监察。”（2009年12月18日《凤凰资讯》国际专题气候峰会）
围绕减排透明与接受国际监督这个附加条件，温家宝与希拉里的对决远远没有结束，发达国与发展国还要将继续着更加艰难的谈判。整个谈判的无果而终极有可能因此引起。
在气候变化的应对上，中国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已根据国情带头承诺了自己的减排指标，如果美国的希拉里、奥巴马还执意把这个附加条件与中国的自主减排生拉硬扯在一起，只想着自己坐享这种集体应对的成果，这是中国万万不能接受的。因为一旦接受这个附加条件，这就意味着中国发展自主权利的部分丧失。丧失了这个自主发展权利，消除贫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各种优先安排，就无法再有中国自己掌控了。这一底线，中国绝对都要死死抗争住，不能有半点的犹豫和让步。
从已公开展示的气候谈判进程上看，中国气候谈判代表的表现绝对都是好样的。他们的硬朗极大地提升了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的领导地位和国际声望。对中国民众而言，也算交上了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的外交和谈判就应该这样硬朗一些，利益总是斗争来的。这应该是一个规律。
五、人类气候困境的出路：携手应对、通力合作、互利共赢、发展低碳经济、开发清洁能源、推进绿色消费。
作为一个地球公民，保障全人类的未来生存与发展安全，应该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共同利益。发达国与发展国在气候应对上的利益博弈，都必须让位于这一至上性的共同利益。双方都要本着照顾彼此关切、互助合作共赢、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的理念，凝聚应对共识，推进减排框架和行动方案达成，以此拯救地球生态——我们这个共同拥有的生存家园。
每个国家都要积极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费，增加清洁能源消费的比重。发达国家要加快气候技术转让和资金援助步伐，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发展中国家要大力开展植树造林、退耕还林活动，增加地球生态吸收温室气体排放潜力。发达国家不仅要积极研发推广节能减排技术，让气候友好交往技术惠及整个世界。也还要积极推进民众绿色消费，节制奢侈排放，崇尚简约生活。发展公共交通，节制汽车个人消费。（未完待续）
2009年12月19日 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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