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帝国主义建设野蛮的军事帝国
詹姆斯•佩特拉斯 魏 文编译
帝国主义的特性、手段和目的根据时代和地点而发生变化。从历史上说，西方帝国主义采用了纳税的、商业的、工业的和金融的方式，在当代西方帝国主义是建设野蛮军事帝国的唯一形式。在第一个时期，共同存在着过去的统治模式的因素和帝国主义统治和剥削的未来方式。比如在古老的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商业的特权与榨取税收互相补充。商业帝国主义被迫让位，它在开始时伴随着对财富的掠夺和收税，很多时候被称为“原始积累”，政治和军事权力造成当地居民的死亡，夺取那里的财富，将其转移成为帝国的资本。当上升的商业帝国得到巩固，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工业资本的共同参与，制造业产品得到帝国国家政策的支持，消灭了当地本国生产者，实现控制地方的市场。帝国主义推动了现代工业的发展，将生产和商业结合，两者互相补充，并得到金融资本和它的附属工具（保险、运输和其他“隐性收入”的来源）的支持。
在民族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压力之下，殖民主义结构的帝国不得不对新的民族主义的政权做出让步。其中一些国家重组了它们的经济，使其生产系统和贸易伙伴多样化。在一些情况下设立了保护主义的障碍以推动工业化。建立在工业基础上的帝国主义首先是反对这些民族主义的政权，与当地精英勾结以便除掉那些想发展工业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其目的是保持或恢复“殖民地的分工”，这是用制成品进行交换的基础生产。但在20世纪的后三分之一时期，工业帝国的建设开始一个逃脱“关税障碍”的适应过程，对密集型消费产品的生产进行基本投资。帝国的生产商与生产轻工消费产品的装配工厂签署合同，如生产纺织品、鞋类和家电产品的工厂。
但是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中，不论是帝国或是原来的殖民地国家与帝国的建设不同的道路，这在两个地区都招来对发展的反对行动。英国和美国的金融资本取得了对工业资本的优势，在投机性很强的技术、生物技术、房地产和金融工具进行投资。日本和德国两个帝国的建设者们决定将其出口工业现代化，以便占有外国市场。结果是增加了市场的份额，特别是在新兴的工业国家，如欧洲南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一些原来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也逐步走向工业生产的较高的水平，发展高技术工业，生产资本和中间产品以及消费品，向西方帝国的霸权进行挑战。
在90年代的头几年，帝国势力的性质发生了一个基本的变化。这造成了过去的和现在的帝国主义政策的送别，已经建立的扩张主义的政权与新兴的政权之间的分歧。
经济帝国主义的过去与现在
现代的以工业为基础的帝国建设确保得到原料，剥削廉价的劳动力，提高市场的份额。帝国靠与顺从的统治者的合作实现了上述目标，向后者提供政治上的承认和经济援助，超越帝国的竞争对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任何占领领土的企图表示弃权，不论是以军事基地的形式或是通过强制机构“协商式”的占领的立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大限度地试图通过投资进行控制，取得直接的产权或是与国家或在战略性的经济部门私人官员“合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补贴和提供低息贷款的方式进行经济刺激。提出建设铁路、机场、港口、高速公路等大规模和长期的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的双重目标是为开发财富和打开出口市场提供便利。现代工业帝国还为当地的产品改善运输网络，目的是争取政治上的盟友。也就是说，中国和印度的现代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市场的能力，以便扩大或消灭竞争者。其战略建立在依赖制造经济的基础上，以获取长期的经济利益。
帝国的野蛮行径从经济帝国主义前面的阶段出发去实现，开始时与暴力结合，以确保经济特权，继续对有利可图的资源实行经济上的控制。在历史上经济帝国主义为了打败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采取军事干涉的办法，使其成为政治上提供合作的仆从。后来，经济帝国主义经常建立军事基地，培训和派遣顾问团去镇压抵抗运动，确保当地的军人接受帝国的势力。目的是确保得到经济资源，有一支顺从的力量，以便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
也就是说，在这条建设经济帝国“传统的”道路上，军队服从于使经济剥削最大化的需要。大的帝国试图保留殖民地后的国家机器和专业的团体，利用它们服务于新的帝国经济秩序。经济帝国寻求保留精英以便维系法律和秩序，将其作为重组经济的基础。目的是使一系列政策适应帝国体制的公司和私人银行的经济需要。帝国的机构主要的战术是任命在西方受过教育专业工，以便让他们设计使私人利润最大化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将所有的战略性的经济部门私有化，消除对当地产品有利的一切保护主义的措施（“开放的市场”），对当地的消费者、工人和公司设立可追溯的税种，减少或取消对帝国的公司的收税和控制，取消保护性的劳工立法，使阶级的独立组织不合法。
西方经济帝国主义在它的极盛时期大规模地转移利润、利息、专利权和后殖民地国家本地精英的财富到帝国的中心。随着后殖民地的帝国主义适应形势，工人、农民和当地的职员支撑着管理帝国所有机构的成本。
尽管历史上的经济帝国主义和现代的经济帝国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有一些重要的差别。比如，现代经济帝国主义没有通过政变或军事干涉在中国建立“前进的阵地”，在那里没有它的军事基地，也没有强有力的军事阶层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与企业的阶级竞争。与此不同，西方经济帝国主义具有出现一个有能力的强大的军事阶层的“种子”，在一定的情况下确认它在制定帝国政策和建设帝国优先事项的霸权地位。这正是最近20年发生的事情，特别是美国帝国的建设。
帝国野蛮特性的出现和加强
传统的西方帝国主义的特点是使军事干涉和经济剥削的双重进程逐步演变，走向强烈军事化统治的帝国主义的变异。经济的利益不论是经济成本、还是全球市场的份额的牺牲都是为了实现军事统治。
苏联的消失和俄罗斯缩减为破败国家的地位削弱了曾是它们的盟友的国家，为西方经济的渗透“开放”，使它们对西方的军事攻击变得脆弱。
老布什将苏联的消失看成是一次“历史的机遇”，以便将一个单极世界强加于人。根据这套新的理论，美国将以超级的方式重新统治全球和地区。美国的军事实力计划现在不会遇到任何核说服的障碍。但是老布什深深地卷入了美国的石油工业。因此他企图在军事的霸权与经济的扩张之间达到一种平衡。这样，第一次对伊拉克的战争（1990-1991）从军事上破坏了萨达姆的军队，尽管没有占领伊拉克全国，也没有摧毁平民的社会，伊拉克的经济基础设施和炼油厂没有受到破坏。老布什代表了两种势力强大的利益之间困难的平衡：一方面，石油公司渴望得到国家所有的油田，另一方面，是美国政府内外强大的犹太复国主义势力军国主义集团。结果是一项帝国的政策寻求削弱萨达姆，认定是他是美国在海湾对仆从国家的威胁，尽管没有推翻他的权力。萨达姆继续执政，继续支持巴勒斯坦反对犹太国家的殖民占领的斗争，这大大刺激了以色列和它在美国的代理人。
克林顿当选总统以后，经济帝国主义与军事帝国主义之间的“平衡”出奇地发生变化，对后者有利。克林顿任命了一些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担任政府对外政策的战略性岗位。这确保继续轰炸伊拉克和干涉，破坏了它的基础设施。这一粗暴的转变得到为了破坏这个国家的经济而实行的经济抵制的补充，不仅是削弱了萨达姆。同样重要的是克林顿政府完全赞同和推动金融资本的上升，华尔街很知名的人物（拉宾、萨默斯和格林斯潘等）担任职务，削弱了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的相对权力，它们不再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原动力。克林顿动员了高度军事化的帝国主义的政治“代理人”，他们承诺为了实现其统治完全承诺破坏一个国家……
小布什在政府中扩大和深化了军事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作用。在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的爆炸成为提前发动帝国的野蛮进攻的借口，预示经济帝国主义的消失。美国帝国的建设变成军国主义，掏空国库确保其军事成果。由经济帝国主义变成军事帝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犹太复国主义信仰的政治家施加强大和深刻的影响的结果。犹太复国主义政治家将现代技术的敏捷与原始部落的忠诚结合在一起。他们特别追求以色列在中东的统治，导致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地下的行动和经济抑制，这使美国的经济瘫痪，削弱了帝国建设的经济基础。
在现在后殖民地时期的全球范围内帝国建设的军国主义的偏航不可避免地推动对相对稳定和运行的国家的破坏性侵略。破坏性的战争变成在长期的冲突中殖民的占领，遇到与居民有联系的运动的抵抗。军事帝国主义的逻辑和实践导致直接采取野蛮行动和普遍的适应，以色列殖民恐怖主义的模式长期以来针对全体居民。这纯是一种巧合。在华盛顿的以色列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卫道士是在以色列专制主义包括大规模的恐怖主义、破坏住房、掠夺土地、特种部队在国外的暗杀小组、大范畴系统的逮捕和拷打等实践的有毒氛围中受到深深的薰陶。这些野蛮的实践受到全世界人权组织包括在以色列的人权组织的谴责，这已经变成为美国帝国主义野蛮行为的家常便饭。
帝国主义野蛮行为的方式和目标
帝国主义野蛮行为的组织原则是全面战争的观念。全面是指使用所有的大规模破坏性的武器，全社会都变成目标，完全瓦解国家的民间的机器，以殖民的官员、雇佣人员和腐败的精英取而代之，毫无顾忌。攻击整个现代职业的阶级以此作为现代国家的一种表现，用具有远视者-种族特点的团伙和倒退的集团取代，他们完全准备好行贿和分享战利品的份额。社会现存的所有组织被摧毁，由殖民政权有联系进行掠夺的伙伴代替它们。整个经济被瓦解，主要的基础设施遭到轰炸，如水、电、天然气、公路、下水道系统，以及工厂、办公室、文化财富的地方、研究机构和市场。以色列“双重使用”的目标的根据对军国主义的政治家有用，可以成为破坏现代文明的基地的理由。大规模的失业，居民的迁徙，回到现代社会之前社会有原始特点的交流，这些是确定社会结构的特点。卫生和教育的条件受到破坏，在某些国家甚至居民受到可以治愈的疾病折磨，新生婴儿的畸形，这是使用贫铀弹的后果，它是野蛮的帝国主义主要的武器。
总之，野蛮的帝国主义的上升致使经济开发的消失。帝国耗尽国库，追求掠夺、破坏和占领。野蛮的帝国主义可消失的目标是全面的军事控制，它建立在防止任何经济和社会复苏的基础上，因为它可能导致植根于一个现代的共和国世俗的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恢复。目标是确保一种由其伙伴、精英和具有部族-宗教特性的战争先生统治的殖民地，他们为帝国提供军事基地，允许进行干涉，这对建设军事性质的帝国的观念是根本性的。消除对一种现代的、世俗的和独立的国家-民族的历史记忆及其相应的国家财富对野蛮的帝国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这项任务交给了来往于特拉维夫和五角大楼之间卖身的学者和亲近的报刊撰稿人，在华盛顿为中东进行宣传的工厂和大学。
后果与前景
很显然，野蛮的帝国作为社会制度是现代文明生活最倒退的和破坏性的敌人。与经济帝国主义不同的是它不是剥削劳动和开发资源，而是破坏生产手段，暗杀工人、农民，破坏现代生活。
经济帝国主义显然对私人的公司更有利，但是也为其变革奠定潜在的基础。它的投资导致产生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他们通过民族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斗争有能力在经济发展的顶端时期控制局势。相反，在野蛮的帝国对经济的掠夺和受到破坏的居民的不满，促使出现了现代之前部族-宗教的群众运动，出现了倒退的做法（群众性的恐怖主义、派别的暴力等）。其意识形态适应一个神权政治的国家。
经济帝国主义实行“殖民的分工”，开采原料和出口制成品，这不可避免地引发新的民族主义运动，也许后来引发社会主义运动。尽管经济帝国主义破坏了当地的生产者，通过廉价的工业品的出口使成千上万的工人离开工厂，以致出现了一系列的运动。中国通过“移植工厂”可能试图避免这种情况。相反帝国主义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进行漫长的战争，消耗了帝国的国库，每年使数千名美国士兵被杀害和受伤。国内的居民不能接受不可能获胜的没完没了的战争。
军事征服和精英政府的目标只是幻想。通过在关键岗位上安排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影响强加给帝国的政治家的外国的军事目标对美国跨国公司通过惩罚政策寻求机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巨额的军事开支和外国大国有势力的特工对美国的经济造成很大的损害。
那些寻求外国投资的国家很可能接受与资本的经济出口商组成合资企业，风险是引来美国的军队和它的地下特种部队以及其他许多用于暴力的设备。
现在全球的局势对于军事帝国主义的前途是阴暗的。在拉丁美洲、非洲特别是在亚洲，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巴西、南非和东南亚的主要贸易伙伴。与此同时，在边缘国家如索马里、也门和阿富汗，美国正取消不可能获胜的意识形态的战争。美国在洪都拉斯组织了流产的军事政变，中国在巴西和委内瑞拉签署了投资数十亿美元的合资企业的协议，涉及钢铁和石油的项目，在阿根廷生产粮食。美国的专长是支持支持被破坏的国家如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中国在安哥拉、尼日利亚、南非和伊朗大量投资采矿工业。与以色列的象征性的关系把美国变成为野蛮的专制主义和没完没了的殖民主义战争盲目的盟友。相反，中国与韩国、日本、越南和巴西有活力的经济深化关系，得到俄罗斯的石油财富和非洲的原料。
（《环球视野》第331期，摘译自2010年9月27日西班牙《起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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