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年长者的釜崎
文/马然
[马然，女，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博士，现为大阪市立大学都市研究plaza特别研究员，关心中国独立电影，关心与都市化进程有关的公共艺术项目。]
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大阪市南部西成区的釜崎是日本最大的临时体力劳动者聚集地，这里生活万余生活缺少保障、等待临时工作岗位和政府救济的中老年人独身人士，因此可以作为一个观察老龄化问题的窗口。艺术NPO组织cocoroom为帮助这些老年人融入社会，使他们拥有充实、自信的晚年，展开了持久的尝试和努力。
在日本新浪潮电影大师大岛渚(Nagisa Oshima)1960年的作品《太阳的墓场》中，初入混混行当的阿达与阿武在大阪彼时的繁华地带“新世界”借着夜色掩护想发点小财，不想被帮派小头目抓过去好一顿教训……大阪旧时地标建筑之一的“通天阁”(仿巴黎铁塔于1912年建造)不时入镜，提醒人们勿忘此处曾有的好光景。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影片中出现的釜崎(kamagasaki，日语写作“釜ヶ崎”)实景——破败的棚户区、简陋的居所、肮脏的街道，还有那些混迹于社会底层为了生存而卑微乃至卑鄙地生活着的黑道成员、痞子、骗子、妓女、失意的帝国军人以及沉默无语的劳工们……这似乎是釜崎留给世人最典型的银幕意象。
尽管离大岛渚以实景纪录的残酷方式直面釜崎现状的岁月已悠然过去近半世纪，与友人置身这个地图上不再标明的日本最大贫民区时，依然会被这样的事实震撼，那就是在那些貌似整肃而清洁的街区背后，大岛渚镜头下的釜崎依然阴魂不散;散发着刺鼻气味的职业介绍所、无家可归者与他们的蓝色棚屋以及那些充满警惕感的眼神提醒着我们，这就是釜崎。走在这里，会发现电影中的那些绝望而愤怒的年轻人已难觅踪影，更多的是身形瘦小、衣衫简陋的中老年人，且多为男性。他们中的大多数窘于失去工作，每天的温饱俨然成为更加严峻而生死攸关的考验。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如今我们所称的釜崎位于大阪市南部的西成区(Nishinari)，离时尚购物中心汇集的天王寺、阿倍野地区步行不超过20分钟。几条重要的铁路线大致将釜崎的界域划分出来，大抵北至新今宫站，南至荻之茶屋、今池两站区域，中间由太子、山王、惠美须等地段组成(也许只是几丁目那样的规模，其界限并不分明)，半径300米，离观光热门“新世界”仅几条街的距离。二战以前，“新世界”是西日本地区最大的娱乐地段，除了数不尽的餐馆等，附近的“飞田游廓”是繁盛一时的红灯区(游廓乃官方认可的妓院区域)，有不少大正年间(1912-1926)修建的高级料亭(也会进行皮肉交易的高级日式餐厅)。为了防止姑娘们逃跑，在料亭背后曾建有高大的围墙，至今依然得见些许遗迹。
目前，釜崎是日本最大的日雇劳动即临时体力劳动者聚集场所(日语中称为“寄せ場”，一般来说雇佣周期少于30天)。在其21000名居民中，大概5000人左右是日雇劳动者，近万人是因各种情况需要生活援助的个体。经济泡沫的高速发展时期过后，临时体力劳动工作(如建筑、运输及制造业等活儿)大幅度减少。因此在这一区，不少上了年纪的劳动者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失去生活来源，他们不得不露宿街头，或者住在租金极低的福利公寓中聊以度日。釜崎一带龙蛇混杂，由于历史原因，这一带也不乏诸如在日朝鲜人后代和“部落民”等弱势身份的族群。故而一般日本人对釜崎的印象是极端危险，且完全失序，经常警告外人不要随便出于好奇涉足那里。
釜崎地区在1910年代至20年代初就初具规模，为了清除贫民区，政府将劳工聚居的廉价宾馆统统从当时重工业聚集的北部迁到南部，即如今的釜崎一带。这里于1945年在盟军对大阪的轰炸中遭受重创，在50年代的重建中，不少二战中失去家庭或无法求生的人也汇聚到釜崎，藏身于那些私搭乱建的doya(ドヤ，即简易住所)中，令廉价宾馆再度复兴。政府为解决釜崎问题，有不少专门政策出台，且于1966年重新将釜崎和周边地区定名为“Airin(あいりん)”,意即“爱邻”，就是“可爱的社区”之意。不无讽刺的是，目前的社区业者却多对此名流露反感。他们觉得“爱邻”之名承载的是一段不甚愉快的历史，任何与此有关的名头，都在提醒那些不自在和被歧视的差别。
1970年在大阪举办的世博会刺激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令釜崎一度成为来自全国日雇劳动者的聚集地，“爱邻中心”就是这一年成立的。当时，这个两层建筑里不仅有政府主持的日雇劳动者职业介绍所(日文全名：あいりん労働公共職業安定所)，还有西成区福利中心和大阪社会医疗中心附属医院(为釜崎劳动者和无家可归者提供免费医疗等)。这样的格局，似乎到我们在2011年8月初跟随NPO组织cocoroom的向导植田裕子到访的时候，都依旧保持着。
整栋“中心”的建筑物从外到内已经显得十分破旧，氛围黯然，虽有排风扇和个别办公房间的空调，一股腐朽的味道挥之不去，这在对“异味”很敏感的日本社会是很惊人的存在。从前在大阪旅行其实就住在釜崎附近(因此处有几家面向外国人的经济旅馆)，曾经隔着一条大街望见这栋总是站满人群的大楼，甚是好奇。这一天终于明白那些站立、拥挤且露着疲态的身体都在焦急地等待一份工作……因为雇佣工作一般清晨5点就开始，大厅显得空空荡荡;天气炎热异常，震后日本政府倡导“节电”，加之大厅设备老化，并没有想象中那般清凉，不过早有几位露宿者勉强在地板上搭起纸板休息，洗漱室也有不少人在排队简单冲凉。根据政府规定，如果当日未找到工作，可以到职业中心的窗口排队领取贴纸，贴纸累积到一定数量时，福利部门会给予一定救济。除了这里，还有部分招短期劳工的公司会开着小货车直接到釜崎的街头招聘，挡风玻璃上放一张板子，写好工作的条件，等人应聘。
我们一行三人随后匆匆来到大厅一角的“福利中心”，门口的看板除了寻人启事，就是有关各种简单的职业技能培训的告示，粗略看下来，多是短期，且免费。走出职业介绍中心的大楼，看到不少中老年人在楼下聊天，自行车就停在身边，不少车上挂满了各色塑料瓶、塑料袋和不知何处搜集到的小物件等等。对露宿者来说，这辆单车上承载的就是他们全部的生计。
这时，植田裕子指着对面一个简陋的小院说，因为体力劳动的特性，一般高龄者难以找到日雇工作。政府成立了名为“生活道路清扫事务所”的机构(在釜崎专用语里面被叫做“特扫”)，专门安排合适的高龄人选(55岁以上)以交替工作的方式负责清扫市内的公园、街道等，收入是一天5700日元，工作一个周期，基本能够保证他们一段时间的生活。
之后终于来到一直有所耳闻的“三角公园”，这一区的很多露天文化演出如“夏日祭”等都在这里进行。“三角公园”是釜崎中心一块三角形的空地，这里完全不似一般日本的城市“公园”，没有秀美的植物和池塘，不过是一片有围栏的土坯地，上面布满了不规则搭建的蓝色帐篷房……虽然看上去是临时建筑，其实里面的住户应当在这里驻扎有相当一段时间了。公园的一角，有一台放在柱子上铁箱里面的Analog电视机(其实在2011年年中开始，日本已经实现全国数字电视化)，遥控器不知在哪里，但有几位老人在仰头专心看着棒球赛;同行的日本朋友说，这好像回到了八十年代。
不同于东京，在大阪，若要得到政府援助和福利等，必须提供一个有效的地址，即固定住所。所以在釜崎一带，分布着不少便宜得惊人的简易公寓，我们看到的最便宜的一处，只要500日元一晚。甚至有分别出租上下床的公寓，大约700-800日元的价格(一般日本的青年旅社和胶囊宾馆价格在2500左右)。而对于那些实在无法找到固定住所的人们来说，他们不得不“借用”地址——据说不止一次，政府发现部分住所的登记人数高达数千，远远超过了它们实际的承载量……此乃集体作假。
除了政府以专门法律为指导的福利机构，对釜崎的居民尤其是年长者来说，同样值得依赖的是各个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给予他们的援助——遍布釜崎的很多此类组织，存在时间最长的有十数年。他们主要的面向，是为人们提供有关政府福利政策的咨询，以帮助解决住所和工作之类的难题。不同的宗教团体也是其中主力(如福音教会、救世军和救灵协会等)，这些团体会定期派发免费食物，还提供占地不大但十分便利的公众场所供年长者休息和娱乐。
植田裕子工作的cocoroom，是一家艺术NPO组织，长期和我所在的大阪市立大学的研究所在不同的艺术推动的“社会融入”(social inclusion)项目中合作，它的实体是釜崎边缘地带“动物园前商店街”上的一间面积不到20平米的餐馆/会所。通过这个小小的公众空间，他们为人们提供咨询，并因此渐渐与釜崎一带不少无家可归者相熟。cocoroom原本由女诗人上田假奈代创立，目的是为对生活感到失望、想要自杀的人群进行心理咨询，鼓励他们重新恢复信心。cocoroom之前与釜崎仅仅一街之隔，位于一座被政府专门用于发展创意产业的建筑物里，近邻都是艺术组织，后因为拆迁而不得不搬家。然而，越过这条大街，仿佛翻越了一座看不见的墙壁——这直接使得cocoroom在改址后的有关活动都以釜崎的人群为面向，重点是帮助无家可归者等边缘人群融入社会。无家可归者在日本主流社会中一般都被看作能够努力但不愿意对生活作出改变的群体，所以大多数人对他们的遭遇都熟视无睹，甚至充满厌恶和歧视。尽管政府和各种非政府组织一面帮助他们“自立”，同时也给予他们物质和福利条件上的援助，然而这些努力最难摒除的大概是这个以洁癖闻名的社会将“野宿者”视作异类的排斥与反感。
今年三月，我们的研究所与cocoroom合办一年一度的“Art & Access”(艺术与社会包容)艺术工作坊，有几个晚上是在研究所的西成分中心，由一对来自意大利博洛尼亚的假面喜剧表演家和印度舞舞蹈家教几位无家可归者简单的戏剧与舞蹈，之后的周末两天进行公演。通过活动逐渐领会到，所谓艺术介入推动的“社会融入”，一方面是让无家可归的老者有一个空间和艺术家互动，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让他们通过活动获得身为普通人的尊严感，做回社会主流所认同的“正常人”，因成为艺术家和表演者给人们带来快乐，正视自己存在的价值。参加活动的几位无家可归者，大多是男性年长者，例如59岁的井上登，本是冈山人，做过建筑工人，也参加过自卫队，1972年来到釜崎，结过婚并有一子，不幸妻子早逝……井上如今是这一带小有名气的表演者，会弹会唱，时不时在邻里间进行表演。
回想起来，在釜崎行走的那个炎热的下午，的确是第一次走得如此彻底和深入。尽管一路都被在地居民以目光一再扫描，但那目光除了好奇，却鲜见敌意。同事曾对我说，她某日因事造访cocoroom，恰逢冬夜，一位邻座的老人热情地对她说，要请她喝一杯热咖啡，因为自己那天赚了足够的钱，可以请客。在贫民区中行走，游客如我等的“观看”本身就变成一种力量，可以用这种力量猎奇、嘲笑和浮泛地寄予同情，但也可以因为它而心生勇气，愿意以平视的目光为釜崎的人们、尤其是年长者们做些什么。身为外国人，感觉釜崎并非一个恐怖的所在，理由大概来自于此吧。
(感谢釜崎的老头子们，感谢上田假奈代、冈本マサヒロ、原田麻以和植田裕子等cocoroom的成员，大阪市立大学的中川真教授和复旦大学的石塚洋介亦对本文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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