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9年以来，奥巴马政府利用多个场合高调宣布美国将“转向亚洲”和进行“亚洲再平衡”，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对其宣称的战略重心转移进行布防。美国战略重心转移以及采取和行将采取的措施无疑会对东亚地区正在发生的权力转移和秩序变迁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主要从东亚秩序在冷战后发生的巨变和出现的新情况、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主要内容和举措等方面入手，分析它对东亚地区秩序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
一、东亚秩序中的“三驾马车”
当前，东亚(除了特别说明，本文的东亚在地理范畴上包括东北亚的中国、日本、韩国、朝鲜以及东南亚的东盟10国)秩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美国、中国和东盟“三驾马车”的鼎足局面。军事上，美国依然是该地区的绝对主导国，无论是军费开支、军事实力，还是联盟体系网络，东亚国家无人能望其项背。在军事开支方面，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数据，在2011年全球军事开支中，美国以7110亿美元的巨额军费开支高居榜首，是排名第二的中国军费开支的近5倍，也是全球排名第2到第10国家军费开支总和的122%。在武器制造方面，在2010年全球最大的10家武器制造商中，美国独占7家，其余3家为欧洲公司以及美欧合作公司;在全球最大的100家武器制造商中，美国占据44席，近半壁江山。武器出口方面，在全球最大的10个武器出口国中，美国独占鳌头，武器出口占当年全球武器出口份额的30%，而同期中国武器出口仅占世界份额的4%。美国还是亚洲多个平行的双边军事联盟的构建者，其涵盖范围从东北亚的韩国、日本，到东南亚的泰国、菲律宾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等国。同时，美国在韩国、日本还部署有驻军和军事基地，在关岛建有可以覆盖整个东亚的军事基地枢纽。美国的海军力量还控制着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广阔海域及多个重要海上交通咽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亚国家的最重要海洋交通线都处于美国海军的严密监视之下。
经济方面，在二战结束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美国一直是其东亚盟友的主要经济援助国和投资国，也是这些国家最大的商品出口市场。美国通过对东亚盟友的经济援助和开放国内市场，以及向这些国家提供“安全保护”，来确保它们对美国的忠诚和支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对外政策目标。然而，美国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来自日本的强劲挑战，但随着日本经济在90年代陷入困境，日本铩羽而归。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外贸的不断攀升令世界侧目。特别是1 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对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不闻不问和日本的无所作为，与中国积极救助东南亚国家的果敢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在东亚的经济影响力迅速上升。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的上升势头非但没有减弱，相反呈加速推进态势。这一时期，中国加强了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贸易联系，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和多边经贸协定。1991年中国开启了与东盟的对话进程，此后中国与东盟关系，特别是在经贸关系方面发展迅速。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即“10+1”进程)。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中国对东盟的平均关税从此前的9.8%大幅下降至0.1%。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额，从1991年的79.6亿美元快速增长至201 1年的3629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20%。中国连续第三年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对外投资方面，中国对东盟的投资从无到有。2008至2010年间，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额近90亿美元，占同期东盟外来直接投资的5.5%，是东盟第四大外来投资来源国。
中国不仅是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也逐渐取代美国成为韩国、日本、乃至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东亚、大洋洲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经济规模在2010年更是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保持了长达30年的两位数高速增长，外汇储备高达3.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自2008年世界经济爆发危机以来，中国不仅成为东亚地区经济、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引擎。据美国经济学家估计，2012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可能超过40%，远超过美国。
在政治方面，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政治格局发生的最显著变化是以东盟为同心圆的多边机制的迅猛发展，东盟成为区域一体化的领导力量。目前东亚地区以东盟为圆心的地区多边机制主要包括：东盟地区论坛、东盟10+1、东盟10+3、东亚峰会等。东盟地区论坛(ARF)创立于1994年，成员国每年召开外长会议，主要就地区政治安全问题进行非正式磋商。到目前为止，东盟地区论坛已经举行了19次外长会议，成员国涵盖中、日、韩、印度、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亚太地区27个国家，成为当前东亚乃至亚太地区最主要的官方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渠道。东盟10+1会议是东盟与中、日、韩三国分别举行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国与东盟十国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于1997年首次举行，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与东盟就地区和双边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等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在这一合作机制下，中国与东盟每年召开首脑会议、部长会议、高官会议和工作层会议。东盟10+3会议是东盟10国与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举行的首脑会晤机制，每年举行一次。自1997年举办首次会议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14次。目前涵盖的合作领域包括粮食与能源安全、金融与贸易合作、环境合作、打击跨国犯罪等政治、安全、经济与社会文化领域。特别是在金融合作领域，成立了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和亚洲证券市场倡议，加强东亚国家之间的本币互换和金融合作。东亚峰会创立于2005年，由东盟10国与中、日、韩、澳、新、印度6国共同创立，即10+6。2010年，俄罗斯、美国加入峰会，东亚峰会成员国扩大至18个国家。目前，东盟峰会已经成功举办了六届，成员国就东亚峰会的未来、重点领域的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等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成为促进东亚乃至亚太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多边对话机制。
东亚地区政治合作另一个显著特征是，东亚的传统大国中国、日本以及曾主导东亚地区秩序构建的区域外大国美国基本上没有发挥“领导作用”，东亚政治秩序出现了所谓的“小马拉大车”现象。造成东亚区域合作的这一独特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第一，东亚传统大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领导权竞争和互不信任，导致谁也无法成为东亚地区秩序构建的领导者;第二，美国在小布什执政的八年时间里，由于忙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以及所谓的“全球反恐”，没有太多精力顾及东亚，东亚被小布什政府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第三，东盟国家利用大国之间的相互猜忌和制衡，积极推动以东盟为主导的地区一体化进程，以集团身份提升它们在地区秩序构建中的声音和影响，塑造于己有利的地区秩序;第四，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支持东盟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上升、东盟在地区秩序构建中的积极作为，导致在东亚地区秩序中出现了引人注目的“三驾马车”现象：在军事上，美国一枝独秀，继续保持霸主地位;在经济上，中国发展迅速并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和重要的投资来源国和商品市场，也是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政治上，东盟积极进取，成为推动区域一体化的领导力量。这一“三驾马车”现象反映了东亚地区正在涌动的权力转移和政治、经济发展动力。
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酝酿与举措
维持美国在东亚的霸权地位，防止东亚地区出现一个对美国霸权的挑战者，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东亚的主要战略目标之一。东亚地区正在涌动着权力转移和秩序重组，特别是中国经济实力的急剧上升和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提升。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加速推进和一个美国可能被排除在外的地区经济集团的出现，在美国看来无疑会对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主导的东亚秩序构成挑战，也对美国在亚洲的霸权构成挑战，这些构成了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重要外部因素。加之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创，失业率高居不下，经济增长陷入困境，财政赤字节节攀升，新入主白宫的奥巴马急需通过增加出口刺激美国国内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率。奥巴马在2010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提出，要在未来五年里将美国的对外出口增加一倍，为美国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实施国家出口倡议。‘71鉴于欧洲经济同样陷入危机，繁荣的亚洲市场对于奥巴马的出口倍增计划至关重要。在一份提交给奥巴马的贸易促进报告中，美国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特别强调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以及整个亚太地区对于美国出口增长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奥巴马上台后迅速结束了给美国带来沉重财政负担和负面国际影响的伊拉克战争，并制定从阿富汗分批撤军的时间表，结束困扰美国长达10年的中东“反恐”战争，为美国将目光瞄向其他地区提供了可能性。这些国内、国外因素的结合，使得奥巴马政府开始重新调整美国的对外战略重点，将战略重心转向亚洲。
2010年1月，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在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发表演说时，高调宣布“我们回来了，我们将留下”，正式吹响了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和重返亚太的号角。她指出，“美国的未来与亚太地区的未来紧密相连，而该地区的未来也取决于美国。继续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和战略领导地位符合美国的利益，而美国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伙伴和在(亚太地区)军事上发挥稳定的作用也符合亚洲的利益。”次年11月，她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全面阐述了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的主要内容，提出21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她指出，在美国结束伊拉克战争并开始从阿富汗撤军时，美国处于一个战略转折点。“在下一个十年里，美国国务的重中之重就是将外交、经济、战略等方面的投入锁定在亚太地区，并持续加强。”她指出，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洲与确保和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完全契合。这一战略重心转移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加强美国在亚洲的双边安全同盟，深化与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工作伙伴关系，介入地区性多边制度，拓展贸易和投资，拓展美国的军事存在以及促进民主与人权。她在文章的最后提出，在美国面临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必须明智地进行投资，在能够获取最大收益的地方进行投资，这就是为什么对我们来说亚太地区真正代表了21世纪的机遇”。她强调，尽管这一转向并不容易，但美国必须全力以赴。
2011年11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澳大利亚国会发表演说时，向亚洲听众进一步解释了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主要内容。他说，美国从前是，也将一直是个太平洋国家。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美国将在塑造地区秩序及其未来前景方面起到更大和长期的作用。他详细列出美国在亚太地区秩序构建中将要采取的步骤：首先，美国要确保亚太地区的安全，建立一个权利和责任得到维护、法治和规范得到贯彻、商业和航行自由不受阻碍、分歧能够和平解决的国际秩序;第二，维持美国在该地区强大的军事存在，加强与既有军事同盟的关系，拓展与印尼、印度、新加坡、越南等国的伙伴关系，使得美国的军事存在范围更广、更灵活、更可持续;第三，重新介入地区性组织，加入东亚峰会;第四，与中国建立合作性关系;第五，以APEC为平台，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打造新型贸易模式;第六，拓展民主和人权。一言以蔽之，“在21世纪的亚太地区，美国将全身投入。”
2012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了题为《维护美国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顺序》的新战略指南，从军事战略维度诠释了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政策。该文件指出，鉴于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已经与从西太平洋和东亚到印度洋及南亚的广大地区紧密相连，美国的军事力量必须向亚太地区再平衡。“我们与亚洲盟国及关键伙伴的关系对于该地区未来的稳定与增长至关重要。我们将重视既有军事同盟，它提供了亚太安全的重要基石。同时将拓展我们与亚太地区新兴伙伴的合作网络，以确保维护共同利益的集体能力。”该文件提出，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商业的自由流动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很大部分取决于美国的军事优势和军事存在。从长远来看，中国崛起为一个区域性大国将有可能以多种方式对美国的经济与安全造成影响。美国必须继续进行必要的投资，以确保美国能够维持地区进入和不受约束地履行条约义务和国际法。针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反介入能力和区域拒阻军事能力，该战略提出美军的“空海一体化”概念，加强美国的海上力量以应对“反介入和区域拒阻”的能力。
在一系列高调宣布的同时，美国也采取了切实的步骤为其战略重心转向服务，这些举措涉及政治、经济及军事等多个维度。
政治上，奥巴马政府高官展开了对东亚地区的密集访问，大幅提升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政治存在。奥巴马自称是美国“首位太平洋总统”，自上台伊始至2012年9月，奥巴马总共访问了11个亚洲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印尼、澳大利亚等主要东亚、南亚和大洋洲国家(这些国家正是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涵盖的主要地理范畴)。而同期国务卿克林顿的行程更为密集，为贯彻自己提出的“前沿部署外交”，身体力行。自任职以来，她出访国家总共高达110个，访问里程897，951英里，访问天数总计376天。其中2009年访问了17个亚洲国家;2010年出访了20个亚太国家;2011年出访了19个亚太国家。截止9月9日，她在2012年共出访了16个亚太国家，足迹几乎遍及亚洲地区的每一个角落。此外，两任国防部长盖茨和帕内塔多次造访亚洲，出席了在新加坡举行的一年一度的亚洲安全对话，并访问中国、印度、日、韩、澳大利亚等亚太国家。
除了领导人的频繁访问外，美国还一改先前对东亚多边制度的冷淡和漠视态度，转而积极加入东亚地区的多边机制。2009年，美国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举行了首届美国--东盟峰会，并于2010年正式加入东亚峰会，成为这一多边机制的重要一员。
在经济方面，面对东亚日益勃兴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奥巴马政府采取的最主要步骤是在APEC框架下，加入TPP谈判，以亚太经济一体化应对东亚经济一体化，构筑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经济秩序。据相关研究报告宣称，美国加入TPP具有三个方面的目的：第一，达成一个全面和高标准的地区自由贸易协定，消除和降低贸易壁垒，增加美国在亚太的贸易和投资;第二，让美国在建立更广泛的贸易自由化、特别是亚太贸易自由化平台方面发挥作用;第三，在新兴贸易议题领域为美国提供制定规则的机会。显然，通过打造一个美国主导的亚太自由贸易区，不仅可以增加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出口和投资，也可以防止在东亚地区出现一个排他性的区域贸易集体。2009年11月，奥巴马在访问日本时正式宣布美国将加入TPP谈判，要“打造一个成员广泛、高标准的21世纪区域贸易协定”。截至目前，TPP已经进行了14轮会谈，成员国包括澳大利亚、文莱、智利、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秘鲁、越南和美国九个国家，墨西哥和加拿大已被邀请参加谈判，日本也于2011年宣布加入谈判。
在军事方面，美国除了继续重视与东北亚国家日本、韩国的传统军事盟关系外，还加强了与澳大利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大洋洲国家的军事同盟关系，并积极发展与新加坡、越南及印度的伙伴关系，构筑从东北亚、东南亚延伸至印度洋的军事同盟及伙伴关系网络。2011年11月，奥巴马在访问澳大利亚时与其签署了一项军事协定，宣布美国将在澳大利亚的北方军事港口达尔文港派驻25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首次宣布在澳大利亚驻扎军事人员，虽然人数不多，首批进驻人员只有250人，但鉴于宣布的时机正值南海问题沸沸扬扬之际，此举依然具有十分明显的指向性和强烈的象征意义。2012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参加香格里拉军事对话时，宣布美国将“重新平衡在亚洲的军事部署”，对美国的亚太新军事战略进行了权威解读。他说，美国尽管遭遇严峻的财政问题，军费开支也会受到削减，但这不会影响到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战略，相反，美国还会增加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到2020年，美国在亚洲军力部署的比重将由此前的50%上升到60%。帕内塔表示，除了在亚洲增加军力外，美国还将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军事联盟和伙伴关系，继续保持与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及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国的军事联系，积极发展与印度、新加波、印尼等国的伙伴关系，和后者建立类似于在澳大利亚的部队轮流部署的合作性军事安排。
三、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对东亚秩序的影响
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具有三大目标：第一，平衡中国在东亚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第二，干预、塑造东亚地区正在勃兴的区域一体化和可能导致美国被排除在外的经济一体化，淡化东亚属性，强调和突出亚太属性，并在APEC框架下，以TPP“狙击”东亚的各类FTA;第三，拓展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和增强美国应对“反介入和区域拒阻”能力，确保美国在东亚的军事优势和对地区热点问题的干预能力。这三大目标最终归结到一点，就是重新确立和维护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全面领导地位，塑造、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地区秩序，防止出现一个美国无法主导或无足轻重的排他性东亚地区秩序。这一最终目标不仅与东亚当前正在发生的权力转移不相协调、也必然会对地区秩序和大国关系产生某种消极影响。
从政治上来看，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将对东盟在构建东亚秩序中的政治领导权构成挑战，造成东亚秩序和亚太秩序这两种地缘秩序的竞争和对立。长期以来，东亚秩序一直被学者诟病，被认为在制度化建设方面远远滞后于欧洲等制度化建设高度发达的地区，也远落后于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相互依存程度。近年来，东亚在地区制度建设方面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各类地区机制层出不穷，制度化建设方兴未艾，出现了以东盟为轴心的同心圆发展模式，涉及政治、经济、安全等诸多领域，有力推动了东亚一体化进程。与此相伴随，东亚的区域意识和共同体意识也开始涌动，在日本、中国、乃至东盟国家内部都出现了建设东亚共同体的声音。恰在此时，美国宣布战略重心东移，在亚洲进行再平衡，以美国设定的亚太秩序取代东亚一体化进程，必然对东盟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领导地位构成挑战。更为严重的是，这将对东亚地区方兴未艾的制度化进程造成冲击和干扰，甚至引发东亚秩序和亚太秩序的对立。
在经济上，奥巴马政府高调宣布的TPP也会对东亚地区正在兴起的FTA造成冲击，导致APEC框架下的TPP与东亚地区既有的FTA贸易模式的竞争，不利于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东亚地区的自贸区建设始于1993年1月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此前东亚地区还没签署过自由贸易协议。随着东盟自贸区的建成，特别是中国在2002年启动与东盟的自贸区建设，东亚的自贸区建设呈现快速、多轨发展势头，有力推动了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目前东亚地区除了东盟十国的自贸区外，还建成了东盟分别与中、日、韩三国签署的多个平行的“东盟+1”自贸区;东盟成员国与中、日、韩单独签署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东盟与南亚大国印度以及大洋洲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东盟成员国与区域外国家如美国等签署的双边贸易协定，以及中、日、韩与区域外国家单独签署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日、韩三国之间正在谈判的三边自由贸易协定。此外，东盟与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即东盟+6)之间自由贸易区谈判也将于明年启动，计划建立一个涵盖16国的地区性自由贸易区，一旦建成将拥有超过30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7.23万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东盟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区也在积极商谈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一开始就对以东亚为核心的地区性经济一体化进程持怀疑和否定态度。尽管它与加拿大、墨西哥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但对东亚国家提出建立一个东亚经济共同体的设想并不认同，相反极力反对。此后美国提出以APEC为框架，建立一个地理范围宽泛的亚太自由贸易区主张，但由于成员国国情相差太大和成员众多，美国国内对此也兴趣不大，因而这一自由贸易区建设一直没有实质性举措。此间，面对东亚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加速推进的自贸区建设，美国也尝试与东亚一些国家进行双边自贸区谈判，如与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的自贸区谈判，但美国始终对以东盟为核心的多边自贸区建设不感兴趣。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小布什政府于2008年加入了由环太平洋四个小国新加坡、新西兰、智利和文莱于2006年缔结的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该贸易自由化协定有两大突出特征，一是尽管成员国少，但却是一个跨太平洋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协定，更主要的是它包括了东盟的重要成员国新加坡和文莱;二是该协定在贸易自由化方面走在了东亚自由贸易协定的前面，涉及范围不仅包括商品贸易自由化，还涉及服务贸易、投资、农产品贸易、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等美国极为感兴趣的内容。奥巴马上台以后，为配合其战略重心东移和亚洲再平衡战略，于2009年11月宣布美国将加入TPP谈判。2011年11月，在夏威夷举行的APEC部长级会谈上，美国等参与TPP谈判的9个国家宣布了TPP的协议框架，其内容涉及商品、服务和农产品贸易、政府采购、知识产权、原产地规则、对外投资、劳工、环保、国有企业、产品供给链、中小企业等诸多现有自由贸易协定未曾或未深入涉及的领域。美国希望通过建立这一跨太平洋的自由贸易区，与以东盟为核心但实际上由中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区相抗衡，抵消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同时，由于TPP的成员已经涵盖大部分东盟成员国，从而在实质上架空以东盟为核心的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亚太自贸区冲淡东亚自贸区。此外，通过启动TPP建设，为未来的地区乃至全球自由贸易谈判设置新的规则和标准，使得美国成功成为东亚乃至全球新贸易规则的制定者。鉴于当前参加TPP的成员国中很多也是东盟FTA的成员国，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自贸区谈判迟迟未取得进展，以及日本对TPP表示出较高的兴趣，不难想像美国启动的TPP谈判对当前东亚地区正在兴起的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造成冲击，也对中国在东亚的经济影响力和自贸区建设构成挑战。在东亚地区很可能会出现一些学者预言的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自贸区模式(也被一些学者称为“亚洲轨道”)和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TPP模式(或“亚太轨道”)竞争的局面。
美国加大在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也会对东亚的安全局势产生不利影响。它不仅无助于东亚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相反会火上浇油，助长一些国家的非理性行为，同时对中美关系造成消极影响，不利于构建中美之间的政治和军事互信。虽然美国一再表示其战略重心东移和增加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不针对中国、更不是要围堵中国，但其新军事战略中提出的空海一体战和应对“反介入和区域拒阻”能力明显是针对中国近年来发展的军事能力。其加大对关岛的军事投入和建设、密切与澳大利亚的军事关系;加强与菲律宾、新加坡乃至印度的军事联盟与伙伴关系;也被广泛认为是指向中国。更不必说希拉里•克林顿等美国高官在南海争端时宣布美国在南海具有国家利益，以及在毗邻地区频繁举行海上军事演习、在东亚峰会等地区性论坛上发表实际上偏袒菲律宾等南海争端国的言论，这些无疑会向一些南海争端国发出错误信号，不利于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美国高调宣布加大在亚洲的军事部署后，东亚的安全局势非但没有改观，相反陷入了冷战结束以来少有的低谷。
结语
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以东盟为同心圆的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和美国在东亚影响力的相对衰退，东亚秩序出现了中国、东盟及美国分别在经济、政治及安全领域各领风骚的“三驾马车”鼎足局面。这一正在涌现的地区秩序与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主导的东亚秩序有着很大的不同，反映出东亚地区正在发生的权力转移和充满活力的经济和政治生态。作为曾主导东亚地区秩序建构的霸权国美国，一方面由于国内严重的经济问题和举步维艰的财政困境而无力单独提供地区公共物品;但另一方面出于霸权惯性和霸权的傲慢，又不愿看到因实力的衰退而失去在地区事务中的领导权，更不愿有任何政治、经济力量取而代之。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战略重心东移和亚洲再平衡战略就是这种矛盾心态的产物。它本要借力东亚经济发展为其国内经济困境“输血”，提升就业率和降低近乎天文数字的财政赤字，也就是说它是有求于东亚的国家和市场，但其采取的做法却是在经济上施压和挑战的姿态，以所谓的“代表21世纪的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TPP狙击东亚的自由贸易协定，制造对立，干扰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同时它以亚太秩序对冲东亚秩序，架空东盟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领导权，重新控制、主导东亚政治秩序发展进程。在军事安全领域，美国的再平衡和拓展军事存在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并在中美之间、中国与邻国之间播下了不信任和猜忌的种子，不利于东亚的和平与安全。总之，美国的战略东移和亚洲再平衡战略，干扰了东亚的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并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东亚的地区安全局势。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18期，摘自2012年第6期《国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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