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日本少数右翼势力否认、歪曲和美化其侵略历史的谬论肆意泛滥，为军国主义战犯招魂的丑剧连年迭演不断。日本右翼势力为何滋生蔓延?军国主义阴魂缘何久驻日本?这绝非偶然，是有其深刻而复杂的历史原因的。
保留天皇制——日本有条件投降，成为战后日本重建右倾保守政治体制的政治基础和精神支柱
日本的战败投降是有条件投降，而不是无条件投降，即在保留天皇制国体条件下的投降。日本战败前，本土尚未遭到地面攻击，在海外尚存100多万军队。因此，到1945年6月，日本政府仍作出“本土决战”、“一亿玉碎”的战争计划，到了1945年7月26日美中英三国政府发表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后，日本政府与军部仍在降与和的问题上发生较大分歧，双方对峙，直至天皇最后“裁决”，才在维护天皇制国体这样一个条件下接受投降。美军在硫磺岛和冲绳战役中因日军的拼死顽抗而遭受重大伤亡，倘若美军登陆日本本土作战，势必将付出巨大损失。因此，美国迫切希望促使日本尽快投降，以减少美军损失。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曾提出：“最有效和最能减少损失的做法是，在日本投降和实行占领时利用天皇。反之，如果盟国采取严厉的态度，主张废除天皇制，日本人就会为了天皇誓死战斗到底，这将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损失。”所以，由美国起草，以美、中、英三国政府名义发表的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美国有意不写进废除日本天皇制的条款，并把原稿中曾写有的相关条文，在发表前删掉了。
保留天皇制，对日本而言，实即起到保留日本军国主义主要精神支柱的作用。天皇不但是日本军队实际的最高统帅，而且被赋予超越一切的权威并被神化。“天皇神威”、“为天皇而死”，则是日本国民和军队中长期普遍存在的浓厚的封建性和非理性的具体表现。
战后美国对日本实行单独占领并包庇大批战犯，为日本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思潮的复活埋下了祸根
日本与德国同是发起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国家，战后德国历届政府都对当年希特勒的罪行表示忏悔，并且坚决禁止并取缔新法西斯主义活动。而日本则相反，投降后的日本由美国实行单独占领，而不是像德国那样由苏、美、英、法四大盟国分区实行军事占领，盟国管制委员会行使德国政府职能，纳粹制度被彻底铲除，没有留下后遗症。对日本败降的处置，主要是由美国政府控制下完成的，实际上是在麦克阿瑟一手垄断下进行的。在亚太战场，中国和美国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国家，但中国大而弱，特别是由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使当时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外交上完全依赖美国。苏联在战后日本败降的处理问题上，没有与美国展开过多的争夺，只以得到自己的小部分利益为满足，未能发挥类似在处理战后德国问题上那样的影响力度。因此，美国政府断然拒绝苏联在1945年8月11日提出的，由苏军远东军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同美国麦克阿瑟并任盟军占领日本军总司令和苏军占领日本北海道实行分割统治的建议，所以，在亚洲，美国实际上垄断着对日本败降的处置权。
二战结束、“冷战”开始后，美国在对日本的占领和管制过程中，采取两面政策，在打击限制的同时，又部分保护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为有朝一日变日本为美国的附庸工具埋下了“伏笔”。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可以说是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罪行的最轻微的部分清算，既不完全，又不彻底。1948年12月24日，即对日本7名甲级战犯执行绞刑的第二天，麦克阿瑟总部宣布，释放仍在巢鸭监狱中的岸信介等19名甲级战犯嫌疑犯。出于反苏、反共和反华的需要，1949年1月26日，麦克阿瑟指令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释放了以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冈村宁次为首的260多名在押战犯，并将他们送回日本。10月19日，又宣布对乙、丙级战犯结束审判，不再逮捕、搜查战犯嫌疑犯。1950年3月7日，悍然颁布“第五号指令”，规定所有根据判决书仍在日本服刑的战犯都可以刑满前按所谓“宣誓释放制度”予以释放，这实际上完全破坏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不予起诉。从1950年10月到1952年8月，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吉田茂政府先后为18万左右的军国主义分子解除“整肃”，重返政坛。岸信介等一大批日本战犯的赦免并重新走上政坛，为重演过去的军国主义历史埋下了祸根。
《旧金山和约》不仅使日本再次逃脱了反省谢罪和损害赔偿的战争责任，而且成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复苏、军国主义思潮泛滥的契机
随着“冷战”的加剧，美国的对外政策明显地转向反苏、反共、反对中国革命，企图把日本变成在亚洲的反共前哨阵地。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后，杜鲁门发表声明，公开宣称首先要夺取朝鲜，“掩护和支持韩国军队，”其次表示将出动第7舰队以“保卫太平洋地区的安全”。
此时，美国急需利用日本的军事、经济和技术，为朝鲜战争服务，故违反波茨坦会议关于对日讲和应首先由美、苏、中、英四大国受降签字国外长讨论一致的原则，擅自采取与远东委员会各成员国分别进行单独讨论对日媾和的手段，拒绝苏联和中国提出的实行全面对日和约的建议，与日本吉田茂政府于1951年9月8日在旧金山签订了《对日和约》与《日美安全条约》，结果致使《对日和约》成了把苏联、中国等排除在外，只有美英等国签字的片面媾和条约。结果没有使日本结束和苏联、中国的战争状态;允许美国以托管的名义半永久性地对冲绳实行军事占领;没有解决战争赔偿、领土等通常签字和约必须解决的问题。1951年9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对日和约，指出《对日和约》“不仅不是全面和约，而且完全不是真正的和约，这只是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
由于“冷战”，1951年9月8日，美日背着战胜国中国，非法签订《旧金山和约》。可以说，《旧金山和约》完全是货真价实的“冷战”的产物，它不仅使日本再次逃脱了反省谢罪和损害赔偿的战争责任，而且成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复苏、军国主义思潮泛滥的契机。日本因此正式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成为美国在亚洲反苏反共反华的前沿堡垒。
“冷战”为日本不认真清算过去的侵略战争罪行，为日本右翼势力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条件
后来，美国抛弃了在日本实行的非军事化、民主化政策，转而采取扶植日本右倾保守党政权，变日本为反共的东方前哨阵地和美国“远东兵工厂”的政策。可以说，“冷战”为日本不认真清算过去的侵略战争罪行，为日本右翼势力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条件。
在政治上，美国将投降后的日本政府原封不动地搬过来，变为美国占领军的政策执行机构，并且保留了几乎全部局级以下领导人，军国主义的政治体制机构完好无损地得以保留。
在经济上，在美国的保护和扶植下，日本大批被当作解散拆除或提交赔偿对象的军需工厂又重新恢复生产，为美军侵朝战争的需要而大量生产枪炮子弹和军需物资，日本成了美军侵朝战争的后方兵站基地和补给基地。日本正是利用“冷战”后两个不同意识形态的国际社会阵营对立的时机，把赔偿转变为对本国经济复兴的援助。
在军事上，随着美国占领政策的转变和重新武装日本的意图逐步明朗化，残存的军国主义势力变换手法得以保存和发展：第一，用旧军官充当警察，到1950年7月，日本建立了以现役军人为基础的7.5万余人的警察预备队。第二，以扫雷需要为借口，日本于1948年5月成立海上保安厅，编成1万多人。朝鲜战争爆发后，又新增编0.8万余人，实际上组成了一支小型海军，并成了后来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前身。第三，残余军国主义团体组织发展壮大，到1952年，以原将军级和上校级旧军人为主的日本军国主义团体有60多个，他们大多是极右翼派，不断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翻案，主张重整军备。
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由于“冷战”政策的需要，美国颠倒是非，在《对日和约》中不承认日本1941年12月8日以前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使日本多数青少年只知道本国遭受过原子弹的轰炸，而对日本当年对中国和亚洲人民所带来的灾难，却全然不知或知之甚少。思想教育的误导使日本残余的军国主义思潮得以继续扩大。在战争责任问题上，日本社会被搞得是非颠倒，黑白不分，毫无正义可言，结果使日本国民没有像德国国民那样有一种负罪感。
民族文化性格传统是日本右翼势力日趋猖獗和军国主义思潮泛滥的重要因素
日本的民族文化性格传统，是日本右翼势力日趋猖獗和军国主义思潮泛滥的重要因素。美国学者赖肖尔在其所著《日本人》一书中说，日本地处亚洲东部一些散乱的岛屿上，四周是大海，在交通工具不发达之前，日本民族长期生活、困守在这些狭小的海岛上，所以，“日本人表现出胸襟狭窄的国民性格，特定的生存环境造就了日本民族这一特定的文化性格。”
第一，“神道”是日本的国家宗教，并被确立为一种政治制度，成为日本近代向外侵略扩张的思想理论根据。直至20世纪80年代，时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头脑中的神道教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他说：“日本人自天照大神以来，他们一般都优于西方和法国人”。美国学者伊恩·伯鲁马在其《一种新的日本民族主义》一书中指出：“大和民族派最重要的象征之一是东京的靖国神社，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成为正式行动是大和民族主义事业的主要目标之一……这种不合理的民族神秘主义的危险能够导致在国内产生独裁主义和在国外发生冲突。”
第二，日本是天皇的国家，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及其代表，是人间的神。明治宪法规定：天皇不但是国家元首，而且是主权所在。崇拜天皇思想深深铭刻在日本国民的灵魂之中，如同一种宗教的观念意识，“皇国至上，天皇极尊，四海万国皆为臣仆”的对外侵略口号，曾把日本民族引向对外侵略的歧途。
总之，以神的民族和天皇的国家为主要内容的皇国史观，又进一步强化了民族文化性格中狭隘、狂傲、自私的一面，在对外政策上则表现出强烈的征服欲和贪婪的占有欲，这是近代日本屡屡发动对朝鲜、中国等亚洲各国侵略战争，且始终不曾悔改的重要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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