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的运势在迅速改变。不久前，它们还被称为世界经济的救世主—在美国和欧洲等经济体熄火时取而代之，成为充满活力的增长引擎。花旗集团、麦肯锡公司、普华永道和其他机构的经济学家纷纷预言从亚洲到非洲都将迎来广泛而持续的增长时代。
但如今，人们对新兴市场的预期再次陷入了一片悲观。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动作才刚刚开始，新兴市场货币便颓势尽露;放眼望去，人们看到的都是深层次的问题。
阿根廷和委内瑞拉不同寻常的政策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巴西和印度需要新的增长模式。土耳其和泰国受制于国内冲突长期发酵所引致的政治危机。在非洲，人们开始担心结构性变革和工业化的不足。而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其经济减速会带来软着陆还是硬着陆。
这不是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因为猛然间的全球金融市场情绪波动而遭受重创。令人惊奇之处是我们居然对此感到很惊奇。特别是经济学家，他们应该早就学到了一些根本教训。
首先，新兴市场兴奋不过尔尔。经济奇迹是罕见的，其发生必非无因。政府能够大规模干预实现经济的重组和多样化，同时又能防止国家沦为腐败和寻租的温床的情形只是例外。中国和如日中天时期的韩国、日本和其他少数国家或地区有过这样的政府;但这些政府所推动的快速工业化与大部分拉丁美洲、中东、非洲和南亚国家无缘。
相反，过去20年来，新兴市场的增长来自一系列(临时性的)外部环境巧合：大宗商品价格高企、低利率以及看似无穷无尽的外国融资。改善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总体治理水平也有所助益，但这些只是增长的助推器，而不是发动机。
其次，金融全球化被过度吹捧。对资本流开放被认为能够刺激国内投资、降低宏观经济波动性。但实际上可谓正好相反。
我们早已知道，投资组合和短期流入助长了消费繁荣和房地产泡沫，而当市场情绪发生了难以避免的回落并且融资开始枯竭时，灾难性后果就随之而来。因经济越爬越高而踌躇满志的政府本不应该对随之而来的摔个鼻青脸肿感到惊奇。
再次，浮动汇率是有缺陷的冲击吸收器。理论上，市场决定的货币价值应该能够让国内经济免于国际金融波动的影响，在货币流入时升值，在货币流出时贬值。但在现实中，极少数国家可以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得到这一货币盟友。
急剧的货币升值会抹杀一国的国际竞争力。而快速贬值则是央行的噩梦，因为这会造成通胀性后果。浮动汇率能够降低调整难度，但无法消除它们。
第四，对全球经济政策协作的信念是错误的。比如，美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永远是首先甚至完全根据国内需要决定的。欧洲国家连它们自身的共同利益都照顾不好，更不用说全世界的利益了。新兴市场政府期望主要金融中心调整政策以应对其他地区的经济环境变化，不啻于缘木求鱼。
在大部分情形中，这并非坏事。美联储每月都要购买巨量长期资产—这就是所谓的量化宽松(QE)—提振了美国的需求和经济活动，也令整体世界经济受益。没有QE—美联储目前正在逐渐结束它—世界贸易将遭受大得多的冲击。类似，当欧洲能够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并振兴经济时，世界也会受益。
其他部分则由发展中世界的官员决定。他们必须抵制在外国融资价廉量足时期的诱惑。在外国资本大量流入的情况下，对可贸易商品的私人投资水平停滞不前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危险信号，任政府说得如何天花乱坠都不能忽视。官员面临一个简单的选择：保持对资本流的强大的审慎控制，或者准备将一大部分资源用于积累巨额外汇储备作为自我保险。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经济过度金融化。由此造成的政策困境—不平等性加剧、波动增加、管理实体经济的空间被挤压—将在未来几十年中一直成为决策者的难题。
说让各国政府鲁莽地加入这场狂欢的唯一罪魁是政府本身，这固然正确，但无济于事。现在应该想想世界如何能够在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建立更加正常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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