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一场灾难性的金融危机横扫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群体。1982年，该危机在拉美首演，然后陆续蔓延苏东、东南亚、东亚，到本世纪初的2002年，又以拉美暂告结束。这场历时20年，深刻影响第三世界的金融危机，宣布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意味着跨国企业可以在新一轮的全球贸易和市场“自由化”中扩大垄断范围和规模；同时，经济全球化的核心，金融全球化，也随之而来，意味着跨国财团的巨大资本可以在全球资本市场自由流动，获取更加巨大的利益。
当前，西方的“金融全球化”观点主要有四种：1、核心论，2、趋势论，3、过程论，4、一体化论。按照时下西方经济学家比较流行的定义，金融全球化可以解释为：各国政府、企业和居民等经济主体突破国界和民族国家的限制，以普遍接受的金融资本领域的原则为基础，平等互利地进行金融资本的交往。从这个定义已经很明显地看出当前全球化固有的矛盾。
首先，当今世界的金融领域根本不存在平等互利的金融交往。当前的金融全球化是由美国为首的几个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其国际财团、金融寡头、金融机构等制定金融领域规则，既充当比赛选手，又担任比赛裁判的一场资本实力的比赛。既然是实力的比赛，那么弱者就要被淘汰。在这样的比赛中，缺乏资本的国家，其金融领域和金融机构将逐渐由西方国家及其跨国金融机构垄断和控制。
其次，当今世界不存在全球普遍接受的原则，但却存在由西方发达国家及其金融机构强行推广的原则。因为西方国家和金融机构在金融领域的发展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所以原则只能由他们提出，发展中国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接受，参与这种金融全球化；要么不接受，经济上，至少融资方面遭到西方国家的孤立。简单地说，从国家贸易和结算只能使用美元，其次使用欧元就可以知道金融全球化意味着整个系统是由美元和欧元构建的，美元和欧元创始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没有话语权。
历史证明，80年代开始的金融全球化是由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及其跨国财团、金融机构为了自身在世界的战略主导地位而极力倡导的一种“世界潮流”，原因是他们认为，至少是他们希望，发展中国家在此资本大潮中肯定处于永久的劣势，资本及其利润的流向永远都是单向的。但美国等发达国家本身对金融危机也并没有太强的“免疫”功能，这次从美国开始蔓延西欧和日本的次贷危机已经明确地证明了这点。而且，资本当前也出现了某些西方意料之外的流向。所以，金融全球化在不断的金融危机中完全可能出现停滞，直至倒退。发展中国家属于身不由己，发达国家会基于自身的战略地位和全球利益也会根据情况改变其全球化的战略。
欧盟委员会2007年9月19日公布一份限制非欧盟国家投资欧盟能源领域的文件。欧盟委员会建议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防止甚至禁止非欧盟国家收购欧盟的天然气和电力供应网。欧盟只会同意那些愿意向其开放能源市场的非欧盟国家收购欧盟的能源电力资产。
无独有偶，2007年06月21日，中国日报环球在线报道：美国参议员吉姆•韦布日前致信美国财长保尔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考克斯和美国土安全部长切尔托夫，称中国购买美国黑石集团股票可能会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威胁，要求黑石集团推迟上市。这些设想和言论完全违背了西方自己鼓吹的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准则。所以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认为美国正逐渐“滑向保护主义的深渊”。原因在于，西方国家发现，有几个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多了，有可能像西方那样往全球，尤其西方资本市场投资并获取利润。
所以，我同意墨西哥著名经济学家A.A. Béjar结合墨西哥近二十年的改革经验，总结金融全球化趋势时指出四点：1、金融自由化隐藏着引发危机的危险，而且没有提供获取援助、避免经济动荡的国际机制；2、金融全球化显示所有国家（包括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和第三世界国家）在金融规则方面都有巨大纰漏；3、流向新兴工业国和第三世界的资本只占世界流通资本的很小一部分，如果这些国家没有一个足够的调节，自由进出的资本将制造深刻的动荡；4、不断出现的金融危机和巨大的“复苏”成本，使绝大部分国家的资本项目自由化进程其实很有限，即使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也不例外。（注[1]）
墨西哥是金融全球化中发展中国家一个由外国金融机构主导完成金融体制改革的典型代表（注[2]）。从1982年金融危机开始到1994-1995年第二次金融危机，这个改革典型的正面效应是美国帮助墨西哥政府度过了还贷危机（注[3]）；负面效应是墨西哥政府迫于形势，在美国及其跨国金融机构的“强行主导“下进行了代价巨大的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开放外商投资，2、由美国控制石油销售，3、开放农产品进口。通过改革，墨西哥逐步融入美国主导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美国倡导的金融全球化（注[4]）。
1982年墨西哥金融危机时，美国实施援助计划的附加条件及其成因有三条：1、用墨西哥石油期货还预期贷款。这项条款出台的原因是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接近枯竭，所以漫天要价。其索取的石油价值相当于市场贷款利息的两倍。2、墨西哥开放其农业部门，进口美国玉米。原因是墨西哥农业部要求紧急贷款援助，所以要牺牲本国的玉米产业。3、墨西哥必须实施一套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原因是美国财政部、IMF为了能够按期获得贷款本息，要求墨西哥政府实施极其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注[5]）
通过其后实施的布莱迪计划，使墨西哥政府开放金融部门，进行三点金融改革：1、取消国家对银行利息的管制，2、改变外商投资的法规，3、对外资开放股市。（注[6]）到了1990年，卡洛斯•萨林那政府还对外资开放的国债市场，取消了政府证券投资方面对外资的限制（注[7]）。
1994-1995年墨西哥发生了第二次、也是更深刻的一次金融危机。美国又一次实施了援助计划，而且，这次援助计划动用了比1982年援助计划多两倍的资源（注[8]）。而墨西哥也付出了比1982年更大的代价。1、不仅要继续实施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还要负担所有的调研费用；2、墨西哥的石油收入必须先通过纽约美联储设立的账户扣除贷款的本息；3、最令墨西哥人感到耻辱的，是墨西哥政府必须全盘托出墨西哥石油公司（Pemex）的战略资源绝密档案。
美国及其国际金融机构实施的援助计划只将债务推迟以解了燃眉之急，并非为了解决墨西哥金融体系的深层问题，造成墨西哥公共债务由GDP的31.4%大涨到43.3%（注[9]）。而1995-1996年为救市向美国及其国际金融机构借的债务，于2005-2006到期，但10年来运行在低谷的宏观经济使紧缩的财政开支负担有增无减。为了偿还欠美国及其国际金融机构1994年实施“援助计划”时留下的债务，墨西哥政府在2000年3月1日拍卖720亿公债进行融资，缓解迫在眉睫的债务压力，完全是一种寅食卯粮的局面。
A．A．Béjar谈到这个援助计划时说：“我们（墨西哥人）不仅没有感激之情，而且恰恰相反。”因为，1、来自IMF和世行对墨西哥的金融体制改革的要求越来越苛刻，2、来自美国对墨西哥各个领域开放（程度）的要求越来越高。他指出：“金融动荡和对外开放是同步的。” （注[10]）
美国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并先后两次从金融危机中“援助”墨西哥，明显有其深刻和深远的战略意图，所以，我们可以完全理解它愿意为此付出的代价。这个战略意图有两个：首先、在关贸总协定成员国面前树立达到美国或者西方要求的自由贸易的样板。通过墨西哥的财政和金融改革说明要进入美国和西欧等全球最富裕市场的资格要求；其次，在世贸组织成员国面前树立一个优秀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样板，通过它向全世界证明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最理想的经济模式。该策略非常成功，不仅使墨西哥最大程度丧失经济、金融自主权，成为融入美国这个主导经济体的一个附庸经济体，也使全球各国政界和经济界纷纷追捧这个“理想模式”，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乃至世贸组织建立几乎全部照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条款。至此，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终于成功建立起来。
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金融全球化。所以，在接下来的世贸组织“千年谈判”中，开放服务业领域就成了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大力推崇的条款。现代服务业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商业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第二个层次是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包括金融业、保险业、公用事业、居民服务业、旅游业、咨询信息服务业和各类技术服务业等；第三个层次是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包括教育、文化、广播电视事业，科研事业，生活福利事业等；第四个层次是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军队和警察等（注[11]）。
为什么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如此推崇服务业全球化呢？有点常识和头脑的学者都明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各个层次的服务业领域对次发达国家都有很大的优势，尤其在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第二和第三层次更是如此，特别是在银行、保险、电信、证券、法律等领域更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只要开放服务业市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机构将势如破竹地控制次发达国家的各个服务领域。
经过两次金融危机，墨西哥的金融体系已经完全实现了自由化，并由美国为首的西方跨国银行进行了全面的并购，其银行体系基本完成了金融全球化的改造。自此，墨西哥银行体系完全外资化，外资化的结果是银行系统要追求“利益最大化”，所以，银行系统完全脱离了在次发达国家中应该充当国家发展建设的支持者的角色，转而充当鼓励社会、个人消费的角色。银行贷款在国家基础建设、重点工程等生产建设领域利息居高不下，贷款额迅速下降，而在消费服务业和个人消费信贷领域却较低，贷款额迅速增长。（注[12]）这样融入金融全球化，对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长远发展有害无益。
美国在世贸“千年回合”谈判前，曾经试图拆散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作为“千年回合”服务业谈判的王牌。A.A. Béjar说：“如果人为的长期抵触连拉美最大、最重要的公立大学都搞垮了，那么其他墨西哥和拉美的高等教育也将在产业化的压力下像纸糊的城堡那样轰然倒下。”（注[13]）在美国及其国际金融机构的严格要求下，墨西哥的紧缩财政政策延续了25年之久，宏观经济表现得比较稳定，但国家在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的支出也大幅减少，严重伤害了墨西哥的教育和公共卫生系统，更严重破坏了福利国家的基础。这也是墨西哥在金融全球化中的代价（注[14]）。
近二十多年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尤其是拉美、东亚和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已经向所有发展中国家，也包括新兴工业国家证明，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和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可以接受的开放程度是不一样的。要避免频繁的、深刻的金融危机，一方面必须进行金融领域的改革，以健全国内金融机构、金融体制和金融法规。另一方面要保证国内金融体系的安全，必须避免过早地、过度地向跨国财团、国际游资开放。这也是当前中国政府通过近几年在股市、债市、楼市方面与国际资本博弈中逐渐明白的一个金融主权安全的关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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