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目前在美欧等西方社会被广泛使用的“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简称“恐伊症”)一词，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在媒体、学术报告中出现时，仅仅是作为一个“伊斯兰(Islam)”与“恐惧症(phobia)”的合成词而笼统地指涉各种“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非理性的歧视、恐惧和仇恨”，并非一个严谨的社会科学概念。然而，随着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围绕恐怖主义、移民和其他外交争端而产生的矛盾13益严重，西方社会对伊斯兰文明负面、僵硬的认知也一再扩散，使得对“伊斯兰恐惧症”做更为精确的定义成为可能。恐伊症实质上代表着一种思维定势，即将各种涉及穆斯林的社会问题和公共危机，统统简化为“伊斯兰威胁”，其最极端的表现，是声称伊斯兰教信仰本质上就是“反西方”和“反现代化”的，并认为穆斯林是潜在的“麻烦制造者”。根据2006年《华盛顿邮报》暨ABC新闻的一项调查，相信“伊斯兰教助长了针对非穆斯林的暴力行为”的美国人比例为33% 。 而根据盖洛普公司2009年的统计，有27% 的美国人认为穆斯林不爱好和平。 可见，“恐伊症”虽然与西方历史上的排外主义(xenophobia)、种族主义(racism)等歧视性的意识形态有诸多共同点，但其独特之处是更加明确地把“伊斯兰”作为意识形态标签，将其贴在广大穆斯林身上，将高度多样化的伊斯兰世界想象成同质化的“铁板一块”，并以此划分“我们”与“他者”、“朋友”与“敌人”。恐伊症的膨胀既是西方自中世纪以来仇恨、鄙视穆斯林的文化传统的某种延续，也是当代美欧等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遭遇危机时社会思潮激进化的表现，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全球宗教政治化和政治宗教化的趋势。
与深受穆斯林移民问题困扰并业已成为恐伊症的“重灾区”的西欧国家相比，美国的“恐伊”情绪显得相对温和。然而，一方面，原本仅是一种文化偏见的反穆斯林思想之所以被逐渐政治化，最后演变为一种宗教歧视色彩浓重的意识形态，是美国霸权运作的结果;而逐渐被嵌入美国霸权意识形态之中的恐伊症，对美国霸权的演进产生不容忽视的反作用，甚至有观点称，(由美国学者、决策者和媒体共同炮制出来的)所谓“伊斯兰威胁”，已经“取代了共产主义，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以填补因苏联解体而产生的“威胁的空缺(threat vacuum)”，并驱动美国霸权的继续扩张。因此，伊斯兰恐惧症与美国霸权的互动，是一个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交互作用，驱动社会变迁的复杂过程。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垄断着话语霸权的超级大国，美国社会中的众多“恐伊”思想不断通过媒体、电影和学术作品影响着西欧甚至不少非西方国家对伊斯兰教的态度，通过血腥的奥斯陆爆炸枪击案来宣示其反穆斯林思想的挪威狂人安德斯·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就承认其深受美国众多反伊斯兰作家的影响。 因此，梳理美国霸权的演进与恐伊症的复杂关系，无论对于认清恐伊症的来龙去脉，还是对于研判美国霸权的走向，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 美国霸权的崛起与“伊斯兰恐惧症”的缘起
(一)美国对穆斯林歧视的文化根源
美国文化传统中对伊斯兰世界的歧视，其源头应追溯至中世纪基督教欧洲对伊斯兰教的负面印象。由于伊斯兰的教义中包含着对基督教信仰的挑战，而且伊斯兰帝国崛起后，先后向伊比利亚半岛和中欧进行扩张，对欧洲国家造成实际的安全威胁，因此，宗教上的仇恨与地缘政治上的对峙，使以基督教作为“母体”的西方文明逐渐积累着对伊斯兰世界的反感与排斥。早在十字军东征时期，欧洲人的这种反伊斯兰教思想已经得到较为显著的表现。而随着西欧走出中世纪并迈向现代化，所谓“西方的崛起”的进程宣告开启。与此同时，在作为伊斯兰教信仰的“中心”的中东地区，虽然以伊斯兰教传统护卫者自居的奥斯曼帝国在苏莱曼大帝的治下缔造了伊斯兰世界的又一辉煌盛世，但早在l6世纪，奥斯曼帝国已经在各种社会、政治问题的交织中显露出衰落的迹象，尤其是在1683年攻占维也纳失败后，奥斯曼帝国非但彻底失去了对外扩张的能力，甚至逐渐沦为“欧洲病夫”。因此，伊斯兰世界对西欧所构成的地缘政治威胁趋于弱化。更重要的是，包括北非、南亚和东南亚在内的众多穆斯林聚居地，渐次成为欧洲强国的殖民地。而在此过程中，英、法等殖民国家为了显示其殖民政策的“合法性”，经常渲染穆斯林等“东方人”的蒙昧和落后，并宣称他们是注定“只能被统治”的人群。西欧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构成了“欧洲中心主义”膨胀的重要刺激因素。于是，旧有的基督徒对穆斯林的敌视，与白诩为“理性和文明”的西方人对“愚昧和野蛮”的“东方人”的蔑视，逐渐叠加、杂糅在一起，使得对伊斯兰世界的负面印象逐渐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正因为现代西方人对“自我”和“他者”的认知和区分从来都是“新旧宗教”、“新旧思想”相混合的产物，因此，这种为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所批判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文化传统，构成当代西方反伊斯兰教意识形态的文化根源。
作为西方文明特殊而重要的一员，美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也不断对“东方主义”的传统进行传承和发展。一方面，移居北美的欧洲人得以在新大陆较为宽松的宗教环境中发展基督教信仰。尤其是，大批清教徒带着饱满的宗教热情在北美扎根，甚至提出过要在新大陆建立“山巅之城”的宏愿。因此，对于许多早期的北美移民来讲，“敬事上帝、保持信仰”，甚至是他们在新大陆“生活的全部意义所在”。另一方面，虽然美国在建国之初经历了一场奋起抗击欧洲宗主国的独立战争，而且独立后的美国在政治上保持着对欧洲的警惕，甚至以孤立主义作为长期的外交策略，但是，北美居民发动的这场独立运动非但没有与欧洲彻底决裂，反而在思想、意识形态上与欧洲保持着相当的联系。1776年的美国独立战争恰逢西欧自身的政治、思想经历剧变的时期，作为启蒙思想在北美结出的果实，独立战争中倡导的“共和主义”思想与其后的法国大革命中“自由、平等、博爱”宣言一道，使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最终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因此，从“反欧洲”中诞生的美国却在意识形态上与现代欧洲保持着一致。这种思想文化上的一致性因为美国与大英帝国在语言上的共通性、与西欧诸国的贸易联系以及人员交流等因素而不断得到维持和加强。
因此，无论是作为基督教文明的一员，还是作为“启蒙与理性”的现代社会的先驱，美国人看待穆斯林时的文化心理与欧洲人的思维如出一辙。通过基督教传教士从伊斯兰世界带回的记录，美国人形成了对这群“异教徒”的负面认知，以至于18世纪在美国流行的穆罕默德的传记中，已经将这位伊斯兰教的先知描绘为“邪恶与野蛮的信仰的创立者”;通过旅行家、作家等对伊斯兰世界的记述，美国人强化了对这些“专制、堕落”的社会的偏见。即便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也曾明确地将穆斯林判定为“共和主义的对立面”。
(二)美国霸权的构筑与“恐伊症”的酝酿：文化偏见与冷战意识形态的结合
虽然爱德华·萨义德认为，美国在接替欧洲强国成为霸权后，其诠释、处理涉穆斯林问题时与之前的帝国主义国家使用着“同一套陈词滥调、同一套侮辱性的固定观念，同一套论证霸权和暴力合法的依据”。但必须指出，美国霸权确立过程中形成的“非敌即友”的外交思维，的确为这种“东方主义”的文化传统注入了新的要素，并形成了与美国推行霸权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话语，使美国人对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敌意持续加深。
世界体系新一轮的霸权转移在19世纪末展开。随着大英帝国的逐渐衰落和美国、德国的崛起，美、德开始了横跨两次世界大战的“30年战争”，不断在经济、政治等领域进行竞争。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扩张仅仅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地盘和地缘冲突的产物的话，则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企图“从根本上超越全球体系，不仅要在现行体制中寻求霸权，而且谋求建立某种‘千年帝国”’的野心，实质上是对美欧等国家和地区的地缘安全和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制度、价值的双重挑战。同时，1929年横扫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造就了以“新政”来克服“大萧条”的美国自由派的崛起，并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固守孤立主义立场的国内保守势力。因此，20世纪30年代世界体系中政治、经济危机的深化，为美国真正确立霸权奠定了内政和外交基础。于是，与一战时深受孤立主义束缚的威尔逊总统不同，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开始，美国的新政民主党势力在不断巩固其在国内政坛地位的同时，开始大幅摆脱作为历史上美欧纷争遗留物的孤立主义的掣肘，以“世界自由主义领袖”的身份自居，与英、法等欧洲国家结为盟友，共同抵抗纳粹德国这一“自由世界的敌人”，并在反法西斯战争不断推进的过程中，逐步奠定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霸权更替的基本格局。而随着这种对世界体系“中心区”的双重威胁从纳粹德国转移至苏联，美国获得了正式构筑霸权的契机。正是由于苏联的威胁代表着共产主义这股激进的“反体系”势力和俄罗斯这个“亦东亦西”的大国的结合，使杜鲁门可以仿效反法西斯时代的罗斯福，通过将苏联及其支持的共产主义运动界定为“奴役的国度”，成功地在利益多元的美国政坛构造“冷战共识”，在“反共”的旗帜下团结欧洲国家，并凭借这种以意识形态划分敌友的手段，带领美国在“去殖民化”的世界体系中扩张其政治、经济影响力，重塑世界体系的秩序。
可见，从二战到冷战这一美国霸权构筑的时期，美国外交中以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获取政治共识以实现“非意识形态意图”的传统再度凸显。因此，无论是反纳粹时期“正义与邪恶”的敌我划分，还是两极对峙时生硬地区分“自由社会”与“奴役世界”的“冷战思维”，都体现了一种理想化色彩浓厚的“非敌即友”的外交思维，并共同汇入美国的霸权意识形态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人对阿拉伯国家或伊斯兰世界的印象，开始从一种包含着反感、歧视的文化偏见，演变为更加僵固、盲目的恐惧和敌视。一方面，反纳粹的直接后果之一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广泛兴起了对犹太人的同情。对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批判，触发了美国等西方社会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相应地，西方人开始将犹太人这个在历史上一度被“东方化”的群体界定为西方的一员，日益明确地以“希腊一犹太一基督”传统来表述西方文明。因此，由于以色列建国而引发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使美国与阿拉伯国家和广大穆斯林之间的隔阂不断扩大。“东方化”的阿拉伯人对“西方化”的犹太人的敌意，容易被理解为阿拉伯世界对西方的侵犯。而像贾迈勒·阿卜杜一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这种旗帜鲜明地反对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领袖，在西方社会不时被看做与法西斯势力同样邪恶的人物，甚至被称做“尼罗河上的希特勒”。另一方面，随着冷战思维的蔓延，美国人逐渐将各种对美国霸权构成挑战、与美国为敌的势力看做容易倒向苏联的威胁。因此，由于自奥斯曼帝国解体以来中东政治局面长期的不确定性、该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及其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自杜鲁门时代起，美国朝野对中东国家愈发变得神经过敏。尤其是随着苏伊士运河战争中英国和法国的失败宣告老牌殖民国家无力掌控中东地区的局势，美国终于在“艾森豪威尔主义”的驱动下明确地将埃及等阿拉伯政权视做敌人，并使美国一贯支持去殖民化、支持民族独立的立场屈从于冷战的需要，将阿拉伯民族主义界定为对美国利益的威胁，将一度在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流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看做“与生俱来的与共产主义的苏联亲近”的势力。于是，随着冷战的深化和众多阿拉伯国家纷纷在民族主义的号召下脱离美国的掌控，美国对阿拉伯国家、伊斯兰世界的不信任和敌视与日俱增，并在国内犹太人游说集团的推波助澜下不断强化对以色列的依赖，将其界定为美国在中东对抗共产主义的“战略资产”。因此，在美国人所认知的中东局势中，支持以色列遏制阿拉伯势力和抵抗苏联这两大目标日益重合，一定程度上使“西方化”的以色列与“东方化”的阿拉伯国家之问的冲突被理解为世界范围内“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相对抗的缩影。
简言之，在美国霸权构筑过程中的各种内政、外交与意识形态的互动，愈发使阿拉伯国家、伊斯兰世界被认定为与纳粹主义、共产主义相类似的“极权主义”的“亚种”，甚至是一种“邪恶势力”。因此，虽然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并非得到美国社会的一致赞同，然而在两极对峙的紧张形势以及“冷战共识”主导美国政坛的背景下，美国人不免将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想象成与“民主主义”和“美国主义”格格不入的敌对势力。
三 美国霸权的危机与意识形态的激进化：“伊斯兰恐惧症”的形成
(一)美国霸权的悖谬和危机：内政和外交的互动
美国霸权的构筑和演进是一个内政、外交紧密互动的过程。此过程中逐渐累积的各种悖谬共同为霸权危机的爆发埋下伏笔。作为二战后美国构筑霸权的内政基础，因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契机而崛起的以新政民主党人为代表的自由派，为了继续巩固其在美国政坛的地位，逐渐使原本仅仅是“大萧条”时应急之策的“新政”演变为一场深刻而持久的社会改革。这一“新政传统”在罗斯福以后得到肯尼迪、约翰逊等的拓展，因其对大政府、民权运动等的倡导而严重地触动了美国众多保守势力 Douglas Little，American Orientalism，PP.27—28. Melani McAlister，Ep/c Encounter：Culture，Media，and S.Interests in the Middle East since 1945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P.45. Melani McAlister， Encounter：Culture，Media， U SInterests in the Middle East since 1945，p.45.的利益，促使它们开始了利益和力量的重组，伺机进行“反扑”。同时，这样的内政基础也造成了美国在制定、执行其外交政策时的种种失误。正因为杜鲁门在继承罗斯福和自由派的传统并领导美国外交的过程中，必须在保守势力及其孤立主义依然顽固的背景下构造向全球扩张的政治共识，才使得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的“冷战思维”应运而生。这不仅造成了美国在亚洲的过度扩张并为日后身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埋下伏笔，更因为这种僵化的思维与“东方主义”文化传统的结合而造成了美国在中东政策上的失败。尤其是美国在对共产主义和伊斯兰世界的双重偏见的驱动下，过分地偏向以色列，过早地与各种伊斯兰势力发生冲突、积累仇恨，使美国对伊斯兰国家的政策日益缺乏灵活性。而这种地缘政治上的矛盾，又因美国对石油利益的争逐而更趋恶化。于是，美国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等中东社会变革运动的压制以及对专制的伊朗、沙特阿拉伯等皇室的扶持等，致使作为伊斯兰教信仰“心脏地带”的中东地区在奥斯曼帝国瓦解后所遭受的社会衰败、文化凋敝大大加剧，这必然导致穆斯林社会不断积聚对美国霸权的不满。
因此，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利以及世界经济在2O世纪6O年代的周期性下挫，成为这一霸权体系在内政、外交各环节上矛盾激化的诱因，共同促成美国霸权危机的爆发。而伴随这种霸权危机而来的是意识形态的激进化，这在外交上表现为日益对美国造成困扰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内政上则表现为美国政治的“向右转”。正是这两大趋势的共同效应，致使“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的最终形成和不断扩散。
(二)外交危机：中东乱局与伊斯兰恐惧症的萌动
越南战场的打击加上经济的困顿，使美国管治世界的能力大为下降，因此，作为美国霸权体系中相当薄弱的一环，中东本已脆弱的地区秩序在20世纪6O年代被打破。在美国身陷越南战争的泥淖而无暇顾及中东之际，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打破了阿以之间自1949年以来“不战不和”的基本格局。阿拉伯国家在战争中的惨败，使伊斯兰世界中失落和愤怒的情绪不断弥漫。作为阿拉伯世界对这次战争耻辱的第一波报复行动，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在70年代联合提升油价，加剧了美国因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下调而面临的经济困境，使美国在～系列国内外危机中雪上加霜。更重要的是，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失败标志着以埃及纳赛尔为旗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开始式微，也意味着通过世俗化的“民族主义”路线挽救中东各国社会败局的方法的失败。因此，伊斯兰世界对以色列和美国的憎恨、对伊斯兰国家自身各种政治、社会现状的不满，催生了“反美主义”色彩浓重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正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世界体系中“外围”地区“反体系”运动的一个“变种”，代表着伊斯兰世界试图复归其宗教传统以挽救社会危机，并凭借伊斯兰思想号召和发动更加激进的反美和反霸权行动。尤其是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及随后的人质事件爆发后，以伊斯兰旗号推行反美政策的伊朗和受其资助的哈马斯、真主党等极端主义势力持续对美国人发动袭击，对美国造成愈发强烈的震撼。这种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外部刺激”，使“伊斯兰”和“原教旨主义”等字眼逐渐成为美国媒体、政治家甚至民众讨论的热门话题，并使美国人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印象大幅恶化。而如果说伊斯兰革命前美国媒体在报道中还需要顾及“阿拉伯人”和波斯裔的“伊朗穆斯林”之间的区别的话，在伊朗革命后“伊斯兰”这一刻板的标签被越来越多地使用，以描述各种涉及穆斯林的事件。正如米拉尼·迈克阿里斯代尔(MelaniMcAlister)所言，在霍梅尼革命和劫持人质事件后，“伊斯兰”逐渐盖过了诸如“石油”、“阿拉伯”、“圣地”等字眼，成为美国国内代表中东地区的最重要的“符号”。于是，在美国的公共话语中，各种与穆斯林相关的危机和社会问题，被更为明确地放在“伊斯兰威胁”的框架下加以认知和叙述。自此，将异质的伊斯兰世界看做同质的“邪恶势力”的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初见雏形。
(三)内政危机：右翼崛起与伊斯兰恐惧症的扩散
如果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外部刺激使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初步形成的话，由美国内政危机造成的美国政治“向右转”则推动恐伊症不断扩散。作为二战后美国霸权内政基础的新政传统和自由派、民主党的政治强势，因2O世纪60年代林登·约翰逊总统“伟大社会计划”的提出而被推向新高峰。但是，随着“伟大社会计划”的各种弊端不断显现，新政传统和自由派主导美国政坛的时代也逐渐走向终结。一方面，作为“伟大社会计划”最重要的成果，1964年出台的《民权法案》标志着美国法律对包括黑人、妇女、同性恋者、囚犯等传统美国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权利予以肯定，对种族隔离和枪支使用实行更为严格的监管，对堕胎、同性恋等社会议题持更加宽容的态度。此举严重触犯了构成美国社会主体的盎格鲁一撤克逊白人基督徒等群体的利益。另一方面，“伟大社会计划”本身造成了官僚机构的膨胀，招致广大美国民众的反感;而其对枪支使用的限制和对犯罪嫌疑人在审判过程中的“法定诉讼程序、保持沉默权力”等的保护，在当时美国犯罪率不断飙升的背景下显得不合时宜。因此，在经济衰退、越战失利以及反战运动风起云涌的背景下，“伟大社会计划”被认为造成了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混乱，使这种内政危机与外交上的困境相互交织，共同削弱了自由派和民主党的执政合法性，为此前一度处于“低潮”的保守势力提供了“强势反弹”的机会。
于是，作为二战后美国保守势力的“第一声怒吼”，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于1964年加入总统竞选的行列，标志着“右翼美国”开始抬头。一方面，对高税收和枪支管制极度不满并高喊“反制政府”的西部保守主义者和对黑人权利运动、女权主义等持强烈反感的南部种族主义保守派逐渐合流并加大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度;另一方面，作为美国基督教会中较为激进的势力，基督教右翼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主党“左倾”化的政策和堕胎、同性恋等问题的刺激下，开始突破美国宗教不干涉政治的传统，越发高调地介人世俗政治事务。以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1)及其“道德多数派”为代表，基督教右翼不断通过与其他保守势力结盟的方式影响美国的政治议程。 这股保守势力的声势又因为以美国犹太移民后裔为骨干的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加盟而进一步壮大。这批从政治哲学家利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的思想中吸收灵感的新保守主义者，或者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影响公共舆论，或者通过“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等思想库左右政治的走向，甚至进入政府决策层并直接影响政策的制定，在不断提升其在美国政坛影响力的同时，为保守势力的“反自由主义声浪”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思想启迪，推动美国的保守主义进一步“变成一场连贯的运动”。
虽然新老保守势力的背景和利益诉求存在多样性，但它们均在美国遭遇内政和外交重大危机的形势下通过鼓吹激进的意识形态而登上政治舞台，宣称自身最能代表 “美国之灵魂”，并不同程度地通过强调美国与众不同的高贵特质甚至“美国优越”和“美国例外”来凸显美国人的自我认同，因此，保守派对伊斯兰教这一“他者”具有天然的敌对态度。于是，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威胁兴起、“伊斯兰”逐渐成为美国的热点问题之际，保守势力也逐渐成为散播反穆斯林言论的“急先锋”。其中，盎格鲁一撒克逊白人对穆斯林移民的排斥、宗教右翼对作为“异教徒”的穆斯林的敌视以及亲以色列的新保守主义分子对伊斯兰国家的仇恨，使他们不约而同地成为伊斯兰恐惧症散播的推手。更重要的是，在新政传统遭遇困境和保守势力强势崛起的两大趋势下，众多原本支持自由派和民主党的政治人物和民众，也开始了对新政和自由主义的质疑甚至唾弃，并拥抱“保守主义”这一标签，宣称自己是“畏惧上帝的爱国者，不喜欢大政府，并且在犯罪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上态度严厉”。这构成了美国朝野集体“向右转”的大趋势，使批判、抹黑伊斯兰教的右派意识形态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和响应。于是，一个鼓吹伊斯兰恐惧症的松散的右翼网络逐渐形成。事实上，从2O世纪60年代起，不但著名的基督教右翼布道家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开始通过其创办的“基督教广播电视网(Christian Broadcasting Network)”发表反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言论，连原本属于左翼的戴维·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也加入了保守派的行列，并创办“戴维·霍洛维茨自由中心(David Horowitz Freedom Center)”，逐渐将“抗击激进左翼及其伊斯兰主义盟友”作为工作目标，并开始在美国散播偏见。
(四)美国霸权的重整与伊斯兰恐惧症的强化
在2O世纪6O一70年代的美国霸权危机中萌动并在80年代变得明显的伊斯兰恐惧症，既为此后美国实现霸权重新扩张提供便利，也在此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虽然美国霸权的危机使借助“冷战共识”实现扩张的模式遭受挫折，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在“尼克松主义”的驱动下寻求战略收缩。但是，在霸权扩张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依然推动着美国伺机重整旗鼓。而由于从石油危机、伊朗革命一直到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政府和众多利益集团认为其在中东地区的利益正在遭受严重的侵害，因此，在越战后美国霸权的重整过程中，中东和伊斯兰国家成为“重点关照”的对象。尤其是与军工集团和以色列游说势力相结合的保守派希望借助强硬的中东政策来踢走“越战综合症”和死灰复燃的孤立主义，践行美国实力至上的哲学，并强化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这些目标在里根总统任内得到最为有力的贯彻。因得到军工集团、新老保守势力支持而上台的里根，有效地整合了保守派和共和党内部的各种力量，使右翼势力对美国内政和外交的影响力度有了极大的提升。在此过程中，由于美国社会中将涉穆斯林问题化约为“伊斯兰威胁”的思维已经形成，因此，伊斯兰恐惧症与里根时代的美国外交政策形成日渐密切的互动。一方面，经过媒体的炒作和保守派的助推，美国人愈发倾向于将“伊斯兰”和各种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混为一谈;另一方面，在恐伊症和冷战思维的共同作用下，将“伊斯兰”看做与“共产主义威胁”相类似的“邪恶势力”的思想也愈发深人人心。因此，在里根政府宣称要以“反恐战争”取代卡特的“人权外交”、更明确地将苏联界定为“邪恶帝国”并誓言在中东等地区将共产主义“推回去”的一系列政策调整中，伊斯兰恐惧症的思维与这一美国霸权重整旗鼓的过程相互交织。两伊战争爆发后，面对伊朗和伊拉克这两大敌对势力，美国政府最终的态度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即联合伊拉克来共同对付“更加邪恶”的伊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和劫持美国人质事件的负面记忆依然发挥作用。而当1982年因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而引发的中东又一次局部动荡中，里根更为明确地强调黎巴嫩国内的伊斯兰主义武装分子是苏联在中东的“代理人”，并以此证明其向黎巴嫩国内派驻军队的必要性。与此相应，作为里根政府的“后台老板”，保守势力也持续强化着对恐伊症的鼓吹声浪。当威斯康星大学的帝国史教授凯利(J.B.Kelly)抛出应该对“野蛮落后”的伊斯兰地区进行侵略的言论后，“保守主义运动教皇”威廉·巴克利(William F.Buckley)等保守派人士高调表示赞同。 类似的言论对美国在80年代对伊斯兰国家的一系列进攻性的外交举动形成有力的烘托，使伊斯兰恐惧症被进一步嵌入其霸权意识形态当中。
当然，在这一时期，新老保守势力对恐伊症蔓延的推动力度有其限度。一方面，苏联依然是美国的头号敌人，而对伊斯兰世界的“妖魔化”，大体上从属于美国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对抗苏联的过程中，美国需要与部分伊斯兰势力合作。尤其是在抵制苏联入侵阿富汗时，美国就积极扶植阿富汗国内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使其成为对抗苏联的“代理人”。因此，该时期恐伊症并未在美国大幅膨胀。
四 冷战结束后“恐伊症”的膨胀与美国霸权的扩张
(一)冷战结束与恐伊症的膨胀
随着冷战结束，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威胁淡化，原本从属于“共产主义威胁”的“伊斯兰威胁”开始成为众矢之的。首先，在外交上，原先美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各种纠纷大体上从属于美苏对抗的大格局。当两极对峙不复存在，这种外交对抗逐渐变成美国与伊斯兰国家的直接冲突。于是伊朗、伊拉克等地区强权对美国中东霸权的挑战，日益成为美国朝野重点关注的对象。其次，在伊斯兰世界，原本在冷战中充当美苏争霸的“代理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也在苏联解体后开始将矛头转向美国这个“大撒旦”。因此，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极端势力也开始对美国发动集中袭击。于是，美国人所感知的“伊斯兰威胁”愈发强烈。最后，在美国国内，因2O世纪六七十年代外交和内政危机而崛起的新老右翼势力，逐渐形成了对共产主义和伊斯兰教等所谓的“邪恶势力”进行大肆“妖魔化”的稳定的利益集团。在后冷战时代，这股右翼势力开始将反共的热情转移到反伊斯兰上，通过炒作“伊斯兰威胁”来延续和拓展其政治影响力。
因此，在冷战结束后，各种保守势力以鼓吹伊斯兰恐惧症作为共同目标，结成更加紧密的网络。诸如捐助者基金会(Donors Capital Fund)、理查德·梅隆·斯凯夫基金会(Richard Mellon Scaife)、林德和哈里·布拉德利基金会(Lynde and Harry Bradley)等保守派团体持续地为各种敌视伊斯兰教的媒体、公共知识分子提供资金，使《头版》杂志(FrontPage Magazine)、“关注吉哈德(Jihad Watch)”等传媒机构以及丹尼尔·派普斯(Daniel Pipes)和斯蒂芬·埃默森(Steven Emerson)等反伊斯兰学者可以相互配合，不断放大诸如“(伊斯兰主义者)单方面向美国和欧洲宣战”、“(伊斯兰世界)不存在温和派”等反伊斯兰言论。 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形象在美国大幅恶化，不仅众多伊斯兰国家被看做美国外交上的对手和威胁，连美国国内的穆斯林居民也被认为是将“沙里亚(Shafia，即伊斯兰教法)的威胁”带到美国国内。这种对伊斯兰信仰的偏见逐渐变得盲目，以至于1995年俄克拉何马爆炸案(0一klahoma City Bombing)发生后，众多美国媒体和公众马上将该事件归咎于穆斯林。而实际上，该爆炸案是一名叫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的白人所为，与穆斯林毫无关系。 因此，当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在9O年代将这种日益政治化的“宗教化约论”思维融入其对于美国大战略的思考，并抛出“文明冲突论”以回应“谁是美国的潜在对手”等后冷战时代的大讨论时，其言论在美国社会引起广泛回响，甚至得到众多知名学者的推崇和好评，便不足为奇了。
(二)九一一事件与美国霸权的扩张：恐伊症与“帝国迷思”的再造
在冷战结束后趋于膨胀的伊斯兰恐惧症，因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的爆发而达到高潮，并反过来为美国霸权的新一轮扩张提供间接的意识形态支撑。虽然这场美国史上在本土遭受的最为惨烈的恐怖袭击仅仅是以本·拉登为首的极端势力借伊斯兰之名发动的一次血腥事件，根本不能代表伊斯兰世界与美国的全面敌对，但是，由于美国社会业已存在的恐伊症思维定势，九一一事件还是容易被看做是“伊斯兰威胁”的一次集中表现。因此，事件爆发后，不仅诸如丹尼尔·派普斯、斯蒂芬·埃默森等众多右翼人士更加肆意地鼓吹反伊斯兰言论，一再宣称“是伊斯兰教，而不是恐怖主义，才是(美国)真正的敌人”，连不少美国公众人物、普通民众也在一种“同仇敌忾”的氛围下响应这种仇视穆斯林的声浪。于是，尽管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政府不断强调袭击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恐怖分子不能代表全体穆斯林，一再呼吁民众不要向无辜的美国穆斯林公民进行报复，但是，针对穆斯林的侮辱和暴力事件依然此起彼伏。据美国国内穆斯林组织“美国与伊斯兰关系协会(Council 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的报告，2001年9月16日，它们统计到的反穆斯林袭击事件已经达到210宗;到9月20日，类似的报复性行为累计达到500宗。 部分美国清真寺被投掷炸弹，不少穆斯林公民遭到枪击，甚至连一些根本不信仰伊斯兰教的锡克教公民，也因为其装束与穆斯林相近而遭到攻击。随后，美国向阿富汗宣战并向塔利班发动轰炸，而包括东南亚的“伊斯兰祈祷团”在内的国际伊斯兰势力也发出继续打击美国的极端言论。 于是，在不少美国人的眼中，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战争似乎已经打响，两大文明的冲突似乎真的不可避免。
这种白热化的恐伊情绪在全社会的蔓延，反过来为小布什政府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扩张并颠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奠定了一定的民意基础。作为小布什政府最重要的支持者，新老保守势力以及相关的利益集团早在九一一事件前便一直希望以军事力量除掉萨达姆-侯赛因等敌对阿拉伯政权，以重塑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进一步控制中东的石油资源。而九一一事件后产生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中东伊斯兰势力的恐惧和仇视，正好为实现该目标提供了绝佳的契机。虽然小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所做的战争动员主要是通过强调萨达姆政权不仅是与“基地”组织、塔利班“沆瀣一气”的共谋者，而且是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邪恶轴心”，从而论证美国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以消灭这一潜在威胁的合理性、构造“进攻有利”的“帝国迷思”，并未直接抛出反伊斯兰的言论，而且强调中东战争并非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战争，但是，正如道格拉斯·利特尔(Douglas Little)所言，“潜藏在小布什宗教宽容言论下的，是对伊斯兰恐怖分子进行妖魔化的企图”。 事实上，在保守派和小布什政府鼓动美国民众支持伊拉克战争的过程中，伊斯兰恐惧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因为不少美国人已经一定程度上相信伊斯兰世界与美国之间“文明的冲突”业已爆发，并且这一冲突验证了穆斯林“反西方”、“反现代化”的“暴力”和“邪恶”的本质，致使“伊斯兰教——而不只是那些激进的穆斯林— — 被视为一种全球性的威胁”，这种思维实质上在暗示着，在广袤的伊斯兰世界中，总有某些人在暗中策划着又一场对美国的血腥袭击，因此，小布什政府发动“预防性战争(preventive war)”以推翻萨达姆等所谓的“伊斯兰法西斯主义(Islamo.fascism)”势力完全符合美国人的安全和利益。
五 多元主义与“后坐效应”：“伊斯兰恐惧症”与美国霸权的前景
作为一种文化偏见和宗教歧视，伊斯兰恐惧症与美国的立国精神相悖。早在殖民地时代，对宗教宽容的强调业已奠定了美国社会对不同文化和信仰予以尊重的传统。制宪会议后，这一宗教宽容的传统更是得到美国宪法的明确保护。而在此后不断吸收外来移民，实现多文明、信仰共存与沟通的过程中，美国也的确不断实践着这一立国精神。因此，虽然伊斯兰恐惧症因来源于西方“东方主义”的文化遗产而显得根深蒂固，因冷战、石油危机、伊朗革命和九一一事件等重大政治变局而趋于炽烈，但是，多元的美国社会在面对这一“文化疾病(cultural sickness)”时，依然相当清醒和理智，表现出对多元主义(pluralism)的坚持，并强调对伊斯兰文明的尊重。因此，即便在九一一事件后社会舆论氛围较为激进的环境下，美国社会也并未被这种“癌症似的病症”完全征服。在九一一袭击之后，美国国内不但有诸如“北美伊斯兰教协会(Islamic Societyof North America)”、“美国与伊斯兰关系协会”等穆斯林组织为消除对伊斯兰教的歧视和仇恨而奔走呼号，连众多非穆斯林的美国政治家、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也认识到伊斯兰恐惧症的危害性并呼吁抵制“文明冲突”的僵固思维，甚至不少温和的基督教会也积极开展与穆斯林群体的跨信仰对话(inter—faith dialogue)，避免产生更严重的信仰歧视。因此，总体而言，美国社会中对于伊斯兰教的歧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控制，即便在反恐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刻，也并未泛滥成灾。
然而，伊斯兰恐惧症毕竟在美国霸权的演进过程中逐渐成为其“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并在九一一事件后由保守派主导的军事扩张中被大肆炒作和散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自中世纪以来基督教西方与伊斯兰世界敌对的全部历史记忆被重新唤醒，致使这一思维定势的效应在美国社会难以彻底根除。因此，狭隘的保守派利益集团凭借其掌控的众多宣传机器对伊斯兰所进行的“妖魔化”，不但被构造成“披上不偏不倚的外衣”的“迷思”，更因其与西方传统中的文化偏见相吻合而容易“被误认为是事实”。这种在战争动员中使“帝国主义意识形态”逐渐社会化，导致后世精英和民众将“帝国迷思”误认为是事实的过程，被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Evera)等学者称为“后坐效应(blowback)”。因此，即便在九一一事件的创伤开始愈合、反恐的激情开始冷却之际，伊斯兰恐惧症的负面效应依然在美国社会挥之不去。其典型的表现，莫过于2010年前后发生的世贸遗址建清真寺事件。当这个在世贸遗址附近建造一个伊斯兰文化中心的计划被媒体报道后，美国社会对这一名为“51号公园(Park 51)”的项目的批评不绝于耳。包括前副总统候选人萨拉·佩林(Sarah Lou.ise Palin)等名人和众多九一一事件死难者家属都认为这个将伊斯兰清真寺建于“归零地(Ground Zero)”旁边的计划，“既麻木不仁，又充满挑衅意味”，是往美国人的伤口上撒盐，并强烈要求该项目更换选址。而在“归零地清真寺”风波之后，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彼得·金(Peter King)在2011年又举行了关于“美国国内穆斯林极端化”的国会听证会，并断言虽然美国大部分穆斯林皆是杰出之辈，但是确实有不少穆斯林社区正变得极端化，容易成为“基地”组织再次袭击美国的“内应”。他因此宣称，虽然尊重多元的宗教信仰是美国宪政的题中之意，但如果对这种实实在在的“伊斯兰威胁”熟视无睹，就是“向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做懦弱的妥协”。其好斗的姿态、刺耳的言论以及在社会上引起的回响，是美国恐伊症思维的又一次集中表现。
因此，虽然随着美国人开始对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合理性进行反思、质疑，呼吁改善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声音越来越强大，但是，伊斯兰恐惧症的这种持久的效应，依然影响着美国外交的发展和美国霸权的演进。首先，作为伊斯兰恐惧症的零星表现，部分美国人的反伊斯兰教言论和行为容易激起美国与伊斯兰世界新的紧张。2010年，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基督教牧师特里·琼斯(Terry Jones)高调宣布其焚烧伊斯兰教经典《可兰经》的计划，以抗议伊斯兰教的极端主义与暴力倾向。该事件旋即引发伊斯兰世界的愤怒，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等伊斯兰国家爆发了焚烧美国国旗、高呼“美国去死”等口号的反美示威，致使众多在国外的美国军人和旅客对其自身的安危倍感忧虑。2012年，一部将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诋毁成好色之徒、骗子并将一头毛驴称为“穆斯林第一动物”的电影《穆斯林的无知》(Innocence ofMuslims)再度触发从中东到东南亚的多次抗议和暴力事件，甚至导致包括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克里斯托弗·史蒂文斯(Christopher Stevens)在内的多名外交人员的死亡。其次，伊斯兰恐惧症作为一种思维定势，更通过国内舆论对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2009年，新当选总统的奥巴马在埃及开罗发表了呼吁与伊斯兰世界修复裂痕的发言，被不少人称做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演讲。然而，由于该发言中明显的亲穆斯林姿态，“开罗演讲”很快引起了“奥巴马是一个穆斯林”的流言的再度炽热。这种流言背后隐含着对“伊斯兰势力向美国渗透的阴谋”的臆想，给奥巴马此后谋求缓和伊斯兰世界反美情绪的努力造成了一定的压力，甚至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中依然构成影响奥巴马连任与否的一个因素。这说明伊斯兰恐惧症的效应确实增添了美国霸权政策调整、缓和与伊斯兰国家关系的难度和成本。
可见，在伊斯兰恐惧症的发展过程中，美国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美国霸权的运作是恐伊症形成的深层动力，美国的新闻报道、电影以及右翼知识分子的言论是恐伊症传播的重要推手;另一方面，美国自身多元主义的特质、美国社会众多有识之士对恐伊症的反思和抵制，又是消除这种偏激意识形态的重要力量。而美国是否能够较好地应对这一“文化疾病”的挑战，既关系到世界是否能够摒除“文明冲突”的悖谬思维，也影响着美国霸权自身的进一步发展。
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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