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又发生军事政变了。”2014年5月22日，当这样的消息通过媒体传播开来，许多国际学者纷纷摇头，普遍认为泰国的政局又进入了一个无解的历史轮回。
曾与日军结盟的泰国
泰国军事力量在国际军事竞争中从未引起过注意，尽管现今其也不断参加一些联合国组织的国际维和行动，但是外界对其印象更多是来自于泰缅边境及金三角地区的那些小规模战斗，虽然断断续续打了许多年，但泰国军队对当地的毒枭武装并没有起到多大的震慑效果。
当然，泰国军队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出名方式，那就是军事政变。5月22日的事件已经是其自1932年以来的第19次政变，上一次则发生在2006年9月19日，英拉的哥哥、前任总理他信被迫下台并流亡海外。
在曼谷市中心的一处街边，有一个圆形的巨大花园和一块矗立的纪念碑，是为纪念泰国军队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得胜而建，当地人都会向外来朋友主动介绍。
一战期间，泰国加入了协约国阵营，派出远征军开赴欧洲与德国和奥地利军队作战，“由于当时泰国国旗上的白象图案被法国人嘲笑为小动物，所以引起了泰国对法国的长期怨恨”。有历史学者揭密，本来泰国是很想同德国、奥地利等国结盟，但德国在欧洲的战势不容乐观，加上泰国本身国力太弱，泰国人遂改变了主意，最后却幸运地成为了胜利者。
1932年，一批开明军官和知识分子发动政变，使泰国从绝对君主制转向了立宪君主制，从此军队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参与泰国政治，并继续与保皇派针锋相对，甚至兵戎相见，最终成为国家政治中的一支重要的支配性力量，后来还在曼谷市中心修建了一座“民主纪念碑”。
近代史上，东亚大部分国家都曾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但中国、日本和泰国却幸存，原因是“中国太大、日本太强、泰国太巧”。泰国的政治智慧使其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里，依然能够成为英法两大殖民大国的缓冲区。二战爆发后，泰国更是直接加入了德意日的轴心国集团，成了亚洲仅次于日本的另一个战争发动国。
目前，在日本有不少军事研究机构，不断图文并茂地公开介绍泰国军队在二战期间的一些作为，其中泰军曾涉足中国土地的内容是大多数人以前所不知道的。
1939年二战爆发前，泰国军队已经与日本和意大利军队有了多重联系。战争正式爆发后，时任泰国首相披汶•颂堪也摇身成为法西斯首领，并动员全泰国积极投入战争。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泰国正式与日本结盟，后者随即向泰国派遣不少军事顾问。泰国海军在二战前已从日本购入了数艘潜水艇，成为继日本之后第二个拥有潜水艇类水下作战工具的亚洲国家。
1939年，泰国军队与法国军队在印度支那半岛交火，泰国海军在暹罗湾附近使用鱼雷快艇攻击法国军舰;随后，泰国海军的潜水艇更不断出港袭击盟军的海上运输线。1941年，泰军的沙立元帅还远赴日本参观军演，而为了体现“日泰轴心”，日本陆军守屋精尔中将甚至穿上泰国军服指挥日泰缅联军对盟军的作战。当时，泰国军队主要是配合日军行动，在印缅中三国交叉的地区与盟军作战，其中还与历史上著名的“中国远征军”有过几次交手。在缅甸景栋战役中，机尾上绘着白象记号的泰国空军攻击机不断空袭在景栋的中国军队阵地。在这些战斗中，泰军在丛林密布的缅甸境内还使用了战象为前线运送补给。
除了缅甸战场，泰国军队还随日军侵入了别国。1942年，泰军的坦克部队与一支单车旅侵入至马来西亚;1943年，一个拥有意制坦克、拖拉机和篷车的泰国机械化师从缅甸东北部入侵至中国云南西部边境。更为特别的是，当时泰国陆海军军服和不少装备也都参照了日军样式。
在这些过程中，由于陆海空各军种俱全的泰军是主权国家的正规军队，所以日本一直比较重视其在东南亚的综合影响。1944年，日本印缅方面军总司令牟田口也廉大将还在泰国检阅了泰国陆军精锐部队。为了稳住泰国，日本在财政、军备、技术上对泰国进行了支援。历史资料记载，二战前泰国国王拉玛八世访问日本时，日皇裕仁还要与之平起平坐一起去参拜日本的镰仓大佛。
由于作战能力偏弱的原因，加上日军的暗中压制，事实上泰国军队在二战期间一直没有什么大的作为。有学者研究后认为，二战时的泰国是想借德意日的势力，把法国和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势力赶走，然后自己在本地区坐大成为霸主，但想不到二战却以轴心国失败而告终。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泰国、老挝16度纬线以北的日军，由中国陆军93师吕国权部负责在万象受降。由于泰军没有什么“战绩”，所以盟军统帅部当时并没有用对待日本天皇、日本军队或德国军队的方式来处理泰国，即没有解散或重组其军队，使其实力基本上没有受到损失。当时中国政府甚至表示“希望泰国恢复战前固有的独立平等地位，与中华民国重建正常友好的关系”。
尽管由于以披汶为首的军人专制政府采取了亲日政策，导致了二战后一段时间内军人在国家政治中的失势。但战后的泰国文官政府软弱低效，加上随后冷战反共的政治契机，很快又被军事政变推翻，军人专制再度上演。事实上，太平洋战争中泰国军队形象所受到的损害是有限的，因为反对亲日政策的“自由泰运动”中也有许多军人、将领。与日本军队不一样的是，后者因曾从事侵略战争而在战后被彻底排斥在国家政治之外。
1977年后，泰国军队依靠支持王室重新掌握了国家权力，但也一直遭到其他政治力量的攻击;1992年之后，军人直接干政模式又受到否定，内阁首相必须由民选的下议员出任。自那以后，泰国政治进入了文官主导时代，军队不再直接干涉国家政治，但在政治僵局出现或军队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军队也可能短期地、临时性地直接干政，例如2006年推翻他信总理的军事政变。
“一句话，泰王不是虚君”
在泰国，王室一直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并且泰王始终拥有政治权威。泰国历史上的许多危机关头，都是由泰王出面调停化解矛盾，自拉玛四世至拉玛六世的3位泰王，是泰国近代化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也是公认的开明君主，他们为后来的泰王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政治遗产。
泰国的近代政治转型过程不是通过大革命来实现的，而是泰王们主动或被动与其他主要力量(中等阶层、军队)协商、交易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泰王保留了一些实质性的政治权力，其作为国家元首对重要人事、重要政策有最后的决定权，包括拥有否决国会议案的权力。虽然泰国宪法经常修改，但当中有一条是不变的，即国王有不受批评的特权，泰国国旗的红、白、蓝三色中，居中的蓝色即代表国王的崇高地位。
曼谷的一位华人学者表示，泰王曾于上世纪70年代两度干政，以及1992年下令军方停止血腥镇压抗议者，“在反他信的示威运动中，反对派一直利用泰王名义打‘皇家牌’，使泰王沦为政治斗争磨心，令朝野深感无奈”。有西方学者评价：“泰国反对派最大的特点就是丝毫不遵守法律和政治选举规则，而政府却对此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屡屡陷入动乱。”
纵观历史，泰国军人常借助崇拜泰王来强化自己的干政合法性，所以他们对泰王的效忠甚于对民选政府的效忠，“军队与民选政府之间的矛盾也使国王成为位置有利的第三方”。直到现在，不仅仅是总理任命需要泰王签署，军方的高级军官任免也要经过泰王，同时泰王身边还有枢密院提供决策咨询，“一句话，泰王不是虚君”。
二战结束后，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军方领袖始终对泰王保持着极大的尊重与顺从，因此有学者认为泰国军队其实不是政府能够调动的，而是色彩明显的“皇家军”。
泰国军队干政与一个希望保留政治权力的王室体制有关，与不成熟的政党政治和不成熟的市民社会有关。泰国军队受到了王室的倚重，同时也被认为是一支能对国家进行有效治理的力量。而军方与泰国王室的合力事实上真正控制着国家的性质与走向，泰国政府也不得不随时听候他们的差遣，充其量只能算“第三等政治力量”。换言之，如果把泰王与军队关系完全割裂，那么泰国的政治格局肯定不是现在的模样了。
2006年初，针对时任总理他信“滥用职权”的大型抗议活动在曼谷街头持续，为了重新获得民众的支持，他信宣布于4月2日进行大选，比预定时间提早了3年。接下来就发生了时任陆军总司令颂提领导的军事政变，借口是有人向王室告密他信有“推翻王室的阴谋”，而他信的确在那之前提拔了不少亲信军官，并且有调动非正式部队到曼谷的企图。
2010年，时任陆军总司令阿努蓬正式退休，由曾参与2006年推翻他信，并随后武力镇压“红衫军”的巴育接任。由于他信的妹妹英拉在2011年成为总理，同时“黄衫军”与“红衫军”的争斗已经波及军队内部，自然令巴育处境尴尬。自2013年11月底，泰国政治进入新的动荡期，甚至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虽然巴育曾多次表示不干预政事，但最终他还是出手了。不过，巴育此番能否彻底瓦解他信家族的势力，似乎还是个未知数，同时也是个巨大的风险数。
2014年5月25日，巴育领导的“国家维持和平与秩序委员会”发布新命令：所有冒犯君主、危害安全及违抗军政府命令者将面临军事法庭的审判。从历史上来看，如果泰王事后不表态支持政变，那么发动政变的军方高官就必须流亡国外，最终宣告政变失败。而美国、德国、法国、英国以及欧洲联盟分别发表声明谴责泰国军事政变，尤其美国声称“正在考虑取消对泰援助以及军事合作”。虽然国际社会纷纷呼吁巴育领导的军政府尽快还政于民，但后者一再强调何时举行大选得“视情况而定”，并提出军政府的“治国三部曲”方案，预示着泰国短期内不可能举行大选。
一名泰国华裔学者表示，起政治裁判作用，决定政党命运的泰国宪法法庭，往往被视为“王室代言”机制;即使在位多年从未掌握实权，泰王普密蓬仍是受全民爱戴的最高元首，常在政治紧急时刻起关键作用。
而通过他信、颂猜、沙马和英拉等“他信派系总理”相继失败的事例可以发现，泰国军方和泰国宪法法院总是在政治权力争夺中一前一后，一般情况是宪法法院出手，再不行就由军方发力，所以无往不胜。无论期间有多么复杂的博弈过程，军方基本上都能在最紧要的关头掌握乾坤。
2008年12月，《经济学人》杂志曾经刊登了有关泰王的文章，随即在泰国国内遭到禁售，因为该文章不但讨论了生于美国马萨诸塞、精通西方政治学、在位60余年、已经80高龄泰王普密蓬的政治角色，甚至谈及泰王在数次政权更迭中所起的作用。泰国媒体批评这些内容触犯了泰国“对君主不敬”的禁忌，还“极大地伤害了泰国人民的感情”。而《经济学人》在此轮政变发生后继续发声，认为“不管最终结果如何，军方将领几乎无疑是代表王室及强大的枢密院在行事”。
另外，一度有消息传出他信等原政府成员考虑在柬埔寨成立流亡政府，但立即遭到柬埔寨首相洪森的否认，“柬埔寨不能干预泰国的内政，希望他信和英拉能够谅解”。
泰国军方的偏袒
2008年末，阿披实成为了泰国新一任总理。与对待前总理颂猜和沙马的若即若离，甚至直接推翻他信的情况非常不一样的是，泰国军方对阿披实表示了明显的支持态度，反对派甚至指责阿披实的当选是军方策划的又一次“静悄悄的政变”。
从表象而言，自2006年以来的泰国政局动荡似乎都在于“他信因素”，深层次实则是泰国的新兴资本集团希望获得足够的政治话语权，而他信便是最典型的代言人及实施者。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由泰国军人主导的威权体制已经向多元化政治体制转变，资产阶级与地方势力不断向军方势力发起挑衅并屡屡得逞。
2001年他信通过选举成为泰国总理，并在2005年赢得连任，其所代表的“新资本集团”依靠雄厚的政治资金和中下层民众的支持，因为数量占绝大多数，因此在选举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但他信的利益分配方式严重伤害了军人集团、保皇派、城市中产阶级和地方政客，他们最终联起手来，促成了2006年的军事政变，不但他信被迫流亡，而且其政党力量被宪法法院持续打压。
2010年，泰国军队对支持他信势力的“红衫军”进行了武力镇压，造成近百人死亡，近2000人受伤，与对之前同样长期街头抗议的“黄衫军”的默许态度截然不同。这些现实情况都预示了泰国国内政治矛盾依然尖锐，无论任何党派上台执政都将面临严峻挑战。
前牛津大学访问学者邵新民以“香蕉共和国”来比喻目前泰国的状况，而泰国学者巴温则把自己的祖国称作“失败国家”。按照不少学者的研究，泰国当今的动荡局势恰恰是由于不民主或者说民主化的不彻底所造成的。
而泰国军队不断插手政府事务，甚至直接颠覆政府取而代之，似乎都在证明这些猜测与观察。如今西方对泰国军事政变的容忍度很低，不排除有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尤其泰国军方在二战中的作为，介于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和法国维希政权之间，与东欧被纳粹德国染指后的仆从国地位类似，属于胁从性质。但与上述欧洲国家战后都由文官政府掌权不同，泰国战后共发生了19次政变(其中14次政变成功)，军队势力依然跋扈，至今尾大不掉。
2014年5月27日，泰王普密蓬在政变后第5天决定委任巴育为全国维持和平与秩序委员会主席，理由是“为了恢复国家和平与秩序和为了团结”。泰国媒体称，“巴育接旨和向泰王肖像跪拜后，就正式掌权”。
可以说，泰国军方最近的几次成功政变，实则来源于泰王拉玛九世普密蓬所提供的合法性授权。倘若以后出现新的王位继任者，而其不具有普密蓬那样的德高望重与政治权威，那么泰国军方的政治博弈力量或许将被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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