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世界报》7月18日发表题为《从凝聚到傲慢，西方世界的强与弱——专访龚古尔研究院成员、欧洲宗教科学研究院荣誉院长雷吉斯·德布雷》的报道，报道内容如下：
狂热的西方乌托邦
《世界报》问：当我们谈论西方的时候，到底指的是什么?
雷吉斯·德布雷答：西方，这既是一个区域，也是一个组织，还是一项设想。区域指的是欧洲大西洋空间。这个“第一世界”相对应的是共产主义集团的“第二世界”以及第三世界。这里是基督教的区域以及一点东正教。从第二方面来说，西方是一个政治军事组织，具有扩张性和攻击性。这就是戴高乐所说的“美国霸权工具”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虽然名称叫北大西洋，实际上它已经在区域之外的非洲和中亚行动了。最后，西方还是一项设想，体现着对全球予以现代化的一种意愿。这种现代化混合着自由市场、超级个人主义(个人为王，没有传统和从属这些消费者的束缚)以及良政(不搞政治的治理艺术，将国家像企业一样管理)。
这并不是一项阴谋但却是一个乌托邦，一种狂热。它构成了西方化的基础。
问：为何人们如今在谈论西方的衰落?从柏拉图到施本格勒，伟大在丢失的想法并不新鲜……
答：施本格勒曾总结了一段历史的诗意叙述。他认为，征服世界的意志意味着人们向魔鬼出卖了灵魂。这就是机器。在我们这里，这一理论立即变为一项工作假设：古代博学者凝视世界;阿拉伯博学者寻找神奇秘方使他不必过多走动就能获取宝藏;但是西方博学者就成为了工程师。
在东方，人们发明了火药，却用它来制造烟花。在西方，人们用火药制造了大炮。罗盘也同样如此，西方人用它发现了美洲。知道如何将知识转化为技术的正是西方人。施本格勒预言自然最终会反抗，而环境保护学因此出现。但是，他有一点搞错了：他没有想到浮士德式的文化可以成为全球性的，印度和中国会有一天也拥有了工程师、技术和产业专利。
问：什么时候对西方的引用又重新成为中心话题?
答：在2000年左右，我们发现西方这个自战争后消失的词汇重生了。此前，人们谈论的是欧洲和国家协调。随后，人口剧增、去工业化、环境污染、对增长模式失去信心敲响了人们对失去荣光的伤感时刻。
西方的强大与弱点
问：西方的强大之处在哪里?
答：首先，是在为大家所接受的华盛顿支持之下的前所未有的凝聚力。在这个多极化世界，西方是唯一单极的整体。绝不会有一个中国人会放任自己被当作印度人，反之也如此。巴西人不会视自己为阿根廷人、尼日利亚人不会视自己为南非人。在危机时，西方只有一个电话号码，那就是白宫的电话号码。
其次，全球的垄断：西方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既代表自身利益也代表整体人道利益的团体。全球意识的最高表达联合国就位于纽约这个唯一在全球五大洲有军事基地的超级大国的心脏。个人来讲，我倒是希望联合国选址在东方与西方的边界——圣城耶路撒冷。
第三，西方还是全球管理者的学校。美国有4200万移民。它在各地都有继子。美国是“多元散居”，这是一种独特情况。
第四，人类各种感觉的格式化，也就是所谓的软实力，也就是制造全球假想的方式。
问：尽管世界在多极化与去殖民化，西方还是赢得了文化霸权之战?
答：西方既靠爵士乐、披头士、裸露的乳房也是靠着经济和军事力量赢得了冷战。如今，全球前十位的广告公司都是西方的。诺贝尔奖和专利保证西方有着了不起的霸权。权势对比并不等于物质力量和数量上的对比。就如同1830年一样，中国在2030年重新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不意味着中国成为第一霸权强国。
美国甚至不需要在外国建立文化机构。在越南，美国兵失败了，但可口可乐赢得了战争。霸权就是，被主宰者不仅接受被主宰而且渴望被主宰。萨科齐曾炫耀自己的NYPD(纽约警察局)衬衫，奥朗德则对奥巴马拍他的肩膀感到荣幸。
问：西方的弱点在哪里?
答：首先是伟大者的疯狂。对外部世界高高在上的忽视。人们的表述是：西方和其余世界。西方用8年时间才明白自己的军队在阿富汗是占领军。神圣丢失以及拒绝牺牲：一名法军士兵在马里阵亡就成为悲惨事件。我们对待死亡的态度彻底改变，因此出现了对零死亡战争或者无人机战争的追求。现在没有欧洲人准备为欧洲而死。
问：西方，也是“现在主义”在统治?
答：这正是它的重大弱点。人们的思考和政府治理都是按照法国电视一台的频率来。人们想要的是明晰的行动和即时的打击。受侮辱者一向比掌权者拥有更长的记忆。人们更能记得的是自己被打的耳光而不是打别人的耳光。看看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这些错乱都受到了惩罚。此外，因为主权国家被摧毁，所谓的干涉权传播的是骚乱。
之后怎么办的问题一直在出现，而我们却没有答案。假设以色列可以摧毁哈马斯，到时就将出现更加激进的组织且没有电话号码可以去沟通。
“人道”难掩殖民主义
问：您忘了西方的独特性存在于永恒的批评和怀疑之中吗?
答：你说得有道理。与自己保持距离以及反抗的批评是我们的主要王牌。不过，每一次要求西方回答它的行动时，西方挥舞的是自己的价值观。而伊斯兰教则相反。人们谈论的是伊斯兰的极端主义行动而不是伊斯兰教的价值观。简而言之，西方一向是它所不是的而从不是它看起来是的。
问：黑格尔有关拿破仑的名言“骑在马上的世界精神”有没有根据?有没有普世价值是依靠武力甚至征服来建立的?
答：没有。所有依靠武力建立的都引发抵抗以及对相反价值观的启用。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诞生就是对身份免疫的反应。信仰、斋月、文化禁忌是无法轰炸摧毁的。
问：如今，西方的敌人看起来得到清晰的辨识，这就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圣战主义。这是否是新的文明间的冲突?
答：西方自从成为基督教世界后就有了普世的设想。圣保罗曾说：“去教化所有国家。”在基督教之后又有了另一个拥有单一神的普世宗教：安拉。全球圣战是妄想。阿富汗塔利班所寻求的只是不要侵略它的峡谷，它并不想将整个世界皈依伊斯兰教。我们把加害者和受害者一起都放在了伊斯兰这个词汇中。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分歧在21世纪的我们这里不再有担保人。没有一个逊尼派或什叶派国家推行全球圣战理论。“西方的国际”是存在的，“伊斯兰的国际”是没有的。
问：自托马斯·阿奎纳开始，西方人在不停地对军事干涉主义或人道干涉主义予以理论化。到底有没有正义的战争?
答：所有开战的国家都宣称这是正义战争。让·饶勒斯曾说：正义战争就是国家保卫战争。被他者占领或攻击的国民走入抵抗这是正义战争。但是占领一个并未向你宣战的国家这就是殖民主义，这种行为总有着人道主义的借口。
附1：卡普兰：北约是美国维持霸权的工具
美国战略预测公司网站日前发表题为《北约的平凡未来》的文章，为美国战略预测公司首席地缘政治分析师罗伯特·卡普兰。文章称，利比亚干预行动表明，北约是完全由美国主宰的。如今的北约虽然受到削弱，但并非一无是处。北约并不出色，但在目前对美国来说，它已经够好了。
文章称，不管人们如何看待利比亚干预行动，干预行动的细节会成为北约的负面广告。正如美国空军一位作战计划人员说的，“这就如同是白雪公主和27个小矮人，他们站起来最高只到她的膝盖”——言下之意美国是白雪公主，而其他北约成员国则是小矮人：利比亚干预行动耗费的汽油超过80%来自美军。几乎所有单项行动的命令都要发送给美国人一份。尽管大多数空袭不是由美国飞机实施的，但战争的后勤工作却是由美国负责的。
文章称，一国的军力归根到底取决于其社会内部军民关系的健康程度。在美国，存在大量有关军队在民主社会中适当地位的争论及矛盾。归根到底，美国人为他们的武装部队深感自豪，即使在已经陷入了泥潭的战争中也是如此。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西欧的情况不是这样。欧洲人倾向于把本国武装部队成员看作是穿着滑稽制服的公务员。对于军队捍卫民主自由的说法，许多欧洲人会觉得好笑。
人们也许会得出结论，认为由美国和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军队所组成的北约完蛋了。为什么费心维持一个大多数成员国的军队得不到本国公众支持的联盟呢?难道利比亚干预行动没有证明在所谓的北约行动中，是美国干了别人的工作却没有得到应得的荣誉?难道阿富汗——尽管加拿大和丹麦等少数国家在那儿也流了血——没有证明北约基本上妨碍了美国的行动，没有给美国提供适当的战场支援吗?
文章指出，所有这些说法都是事实，但却并没有切中要害。即便在冷战期间，北约也是完全由美国主宰的。假使冷战期间在欧洲腹地爆发一场常规的热战，美国也将会压倒性地主宰西方的行动。
在冷战时北约拥有一项它目前所欠缺的核心宗旨：捍卫中部欧洲使之免遭苏联带来的分裂。这项核心宗旨的消失大大削弱了北约。而2014年前美国陆军将撤出驻欧洲的四个旅战斗队中的两个也将进一步削弱北约，尽管北约在东欧有导弹部署。但这并不意味着联盟一无是处。
欧盟因其债务灾难而受到削弱，恰恰使北约变得比柏林墙倒塌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即可以充当欧洲内部政治稳定力量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对东欧，北约为那些竭力争取获得外国投资的前共产党国家充当后盾，并因而防止俄罗斯对它们的破坏。地理因素仍然发挥着决定作用。俄罗斯由于有过被欧洲侵略的历史，仍然需要在东欧有一连串友好的缓冲国。因此，俄罗斯将竭尽所能破坏从波兰往南一直到保加利亚的那些国家。北约就是一个制止俄罗斯的这种图谋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机制。更有甚者，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越严重，俄罗斯进行地缘政治入侵的可能性就越大，北约也就会变得愈加重要。
北约对德国未来的地缘政治走向也至关重要。只要北约存在且德国是其中的一员并扮演着重要的政治乃至军事角色，那么德国在未来几年里转而与俄罗斯结盟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北约拥有官僚体系、规程、成员国军队之间的协作以及历经数十年锤炼的各种标准作业程序，摆脱这些东西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做法。北约可以娴熟地执行人道主义应急任务——对此欧洲公众是乐于接受的，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美国的负担。就像联合国有时充当的角色一样，北约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为美国的行动提供外交掩护。北约是美国霸权的廉价形式。
除去一些北约国家在阿富汗执行的不起眼的安全任务，北约在进行热战方面的表现不会出色很多，因为西欧公众不愿意支付热战所带来的预算代价。无论如何，地面交战对于倾向和平主义的国家的军队来说尤其是个难题。北约可能非常适合执行非洲及其他地方的空中和海上救援行动。但是北约将会被继续保留下来，以便能够继续充当欧洲政治凝聚的工具。“聪明防务”倡议是一种中肯的设想，按其建议各国将逐渐协调武器采购政策。
文章称，那些随意轻视北约的人以为欧洲未来不会面临地缘政治梦魇。这种假定也许是错误的。只要看一看下面两项获得新生的军事构想：包括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及爱尔兰的北欧战斗群，以及包括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及斯洛伐克的维谢格拉德集团。这两个组织也许会在未来的某个日子里部分地替代北约，不过它们可能会继续呆在北约的保护伞下。而且它们都是为了应对东方有着强大军力的俄罗斯而出现的。
一个更有活力的俄罗斯、一个更加混乱的北非以及巴尔干地区持续的动乱和落后可能都会对欧洲构成挑战。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北约将成为一个随手可用的信心建立机制。美国需要北约帮助组织欧洲防务，特别是这样一来华盛顿就可以把精力集中到中东和亚洲。北约并不出色，但在目前来说，它已经够好了。
附2：纽约时报：普京难以撼动西方意识形态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月24日刊发题为《亨廷顿的冲突，福山的世界》一文，为罗斯·杜萨特。文章称，罗斯·杜萨特的有关俄罗斯大战略和乌克兰乱局的星期天专栏也是系列文章中的最新一篇。这些文章探讨的主题是，如今的世界在本质上仍然是弗朗西斯·福山笔下的世界。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里，西方的自由世界主义与民主资本主义相结合，没有遇到任何值得一提的意识形态对手。
普京不懂的东西很多，但地缘政治并非其中之一。他能发现并利用西方言论、能力以及意图之间的差异，所以能阻止北约东扩，分裂格鲁吉亚，让华盛顿在叙利亚接连蒙羞，如今又给乌克兰带来混乱。
文章称，普京是游戏大师，但这是西方不想玩的一场游戏，因此尽管他手里的牌并不好，却赢了一局又一局。他不可能用欺骗手段使俄罗斯重新成为超级大国，让和平的乌克兰重回克里姆林宫的怀抱也很可能超出了他的能力……不过，只要西方沉迷于通过双赢手段解决问题的梦想，无法把握混乱、零和的传统地缘政治世界，普京及其在北京和德黑兰的修正主义伙伴就将继续破坏西方的布局。
尽管这种分析可能对普京的乌克兰战略评价过高，但还是很有价值的。任何人只要关注了美国过去15年间的外交政策，就不能说美国在这场重大博弈中的表现特别出色，而且在小布什和奥巴马任内，对冷战后地缘政治的幼稚的福山式看法始终是个问题，其形式在小布什时期表现为过高估计美国的军事实力，在奥巴马任内表现为过高估计全球准则和制度的影响力。
不过，也许症结不光在于决策者对福山的论著读得太多。或许关键是，在基本符合福山观点的世界里，自由民主缺少势均力敌的挑战者，地缘政治涉及的利害关系远不如以往那样重大，所以决策者变得懒惰，使普京等处于边缘地带的人物力量大增，不过，他们只是处于边缘地带，所以美国从未因为懒惰而真正吃到苦头，因此也就保持了下来。
例如，西方对俄罗斯近邻的战略非常聪明或者周密吗?或许不是的：从格鲁吉亚到乌克兰，美国、欧盟和北约屡屡试图把前苏联国家拉入西方的轨道，却没有充分考虑到俄罗斯可能采取的反制措施，也没有准备好承担充分支持美国在这些地区的潜在盟友和受保护者的责任。
不过，与此同时，从西方的角度看，这些争端中涉及的利害关系相对较少。
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被视作与福山的自由必胜论分庭抗礼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讲，地缘政治局势证明亨廷顿的理论是正确的：冷战后的世界确实出现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严重断裂带;沿着亨廷顿勾勒的大致边界(在这条边界上，他所谓的“东正教”世界——巴尔干半岛，乌克兰——与西方重叠)，沿着伊斯兰教的所谓“血腥边界”(从中非到中亚)，在拉美(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主义，玻利维亚的民族社会主义等)抵制北美式的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中，还有北亚长期酝酿的中日紧张关系中，危机不断爆发。
不过，与此同时，亨廷顿观点的部分正确其实并未证明福山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所有这些冲突都仍然发生在某种自由霸权的阴影下，都不具备19世纪和20世纪冲突的那种全球关联性或意识形态输出。激进伊斯兰主义在根本上是反现代的抗议，而不是真正的替代性选择。查韦斯主义和类似实验就连维护其在国内的正当性都非常吃力，亨廷顿所谓的西方模式仍然是唯一真正具有吸引力的世界文明。不错，敌人很多，但同时也在世界各个角落具有影响力和拥有仰慕者。
不过文章认为，说到目前面临的挑战，从基辅到加拉加斯，从中东到朝鲜半岛，地缘政治较量的背景仍然使潜在对手处于长期的意识形态劣势，就连普京的狡猾多端都很难在短期内消除这种劣势。
附3：纽约时报：西方接近“富庶时代”尾声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本月发表题为《当财富消失的时候》一文，为汇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金。文章称，华盛顿的情况已经够糟糕的了——联邦政府从10月1日开始的停摆、微弱但却真实的债务违约的风险以及一个似乎越来越无法管理的政治系统，但是，对于美国以及其他发达经济体来说，在今后几年里，这些情况还将更加恶化。
文章指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冷战之后短暂的繁荣时期，政客们曾经可以用这样一种想法来自我宽慰：迅速的经济增长将最终把他们从短期的财政失误中解救出来。生活水平不断上升的奇迹激励富国们越来越多地寅吃卯粮，心安理得地相信房地产和投资组合的优异收益能让人们偿清债务，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并为医疗和退休后的养老埋单。这似乎成为战后几代人的集体宿命。
但是这些数字不再合理。即使在“大衰退”到来之前，富国就因为经济增长率降低而出现了税收收入减少、社会开支上升、政府债台高筑和债权人感到不安等现象。
文章认为，人们正在接近西方富庶的尾声时代。在2000年到2007年间，即在“大衰退”的前夕，美国经济以每年平均大约2.4%的疲软速度增长——这比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3.4%的平均增长率低了整整一个百分点。从2007年到2012年，年增长率只有0.8%。众所周知，欧洲的情况甚至更糟。北大西洋两岸都已成为日本式“失落的十年”的受害者。
一些决策者认为，这想必只是一次时间有些延长的周期性下探。刺激措施的拥护者断言，另一轮大规模的公共支出或货币宽松——甚至可能是对提升通胀或政府借贷的承诺——就将能强行启动增长引擎。紧缩措施的支持者则声称，只有不加选择地采取赤字削减措施，并辅之以不断改良的应得权益计划和严格的规章条例，才能解放对于私营部门的复兴必不可少的“活力”。
文章称，双方都错了。现在十分清楚的一点是，从事预测的专家们一直过于乐观，他们大胆预言的增长率并没有成为现实。文章这么说并不是要主张立即采取痛苦的紧缩措施，这样的做法在欧洲并没有起到作用。相反，文章是在呼吁经济的诚实，即承认在繁荣时期许下的诺言再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得到遵守了。
这意味着提高退休年龄、吸收更多移民以增加适龄工作人口、减少向国外的借贷、减少对导致不可持续的金融泡沫的货币政策的依赖、制订避免牺牲年轻人以养活老年人的新的社会契约、对银行采取更为严厉的态度、进一步放开世界贸易以及在中期致力于持续地削减赤字。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幻想的未来》一书中指出，宗教信徒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仍坚信上帝的存在，是因为另一种选择——即心灵空虚——来得更为糟糕。有关经济前景的现代信仰与此大同小异。决策者们只是祈祷出现强劲的复苏。他们选择幻想，因为现实严酷得让人无法承受。但是正如当前的金融危机所证明的，直面痛苦并非易事。而从人们的集体迷幻中苏醒的过程几乎还没有开始。
附4：英媒：西方民主处在剧变边缘
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1月26日发表题为《民主处在剧变的边缘》一文，为该报主笔珍妮特·戴利。文章称，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的连任演说和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对欧洲发起公开挑战的演说异常重要，它们不仅是政治辞令，而且也是有历史意义的切实行动。往大的方面说，这两篇演说都意味着西方生活向全新的发展阶段迈进，演说都有关政府的本质，以及作为21世纪的民主国家意味着什么。
奥巴马演说超越现实主义
文章指出，奥巴马的演说中有些时刻让人产生强烈的超现实主义感。他明确拒绝一种说法，即美国“必须二选一，要么照顾建设这个国家的一代，要么投资于建设国家未来的一代”。他说：“因为我们……知道，当不断萎缩的少数群体飞黄腾达而不断扩大的多数群体只能勉强过活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无法成功。”
奥巴马没有试图解释怎么样才能拿出钱来支持这一老一小两个相反年龄段。他坚称，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等等代价最为高昂的福利计划都绝对不能碰，但没有试图解释这样做会产生什么后果。意识形态的热情可以对抗冷酷的经济事实：“(这些福利计划)不会削弱我们的干劲儿，而会激励我们。”也许是这样的。但它们必须得由现金支付，由某人来支付。这个问题大概要留待美国政府与国会即将出现债务上限僵局时解决了。
奥巴马的演讲无情地把那条核心信息传达到位：美国政府现在要搞重新分配和福利事业，这并不违反开国元勋的建国理念，他们设想的国家天生就反对政府对个人的干预和主宰。美国民族性的新信条是，政府而非公众或家庭将成为社会道德的仲裁者。尽管美国人历来怀疑国家可能享有过度权力，但这种怀疑已经成为历史。
卡梅伦提议来自未来世界
文章认为，与奥巴马相比，卡梅伦的演说似乎来自未来世界。卡梅伦梦想的欧盟是由单一民族国家构成的开放灵活的多元化团体，其中每个国家的民主政府都对本国选民负责，而所有国家都能以符合各自利益的方式随时合作。大家对卡梅伦演说的评价都是对的：滔滔雄辩，让英国人听起来具有不可抗拒的说服力，在逻辑上完美无暇。
但是，他难道不理解，这恰恰是欧盟创建原则的对立面么?他难道不理解，欧盟之所以创建，其目标就在于限制成员国的权力和反复无常的选民们的危险冲动，因为这种冲动有导致大屠杀的倾向?这是欧洲精英对付自己人民的阴谋：这样说并非歪曲欧洲的事业，而是自由主义的真相。
当然，欧盟以非选举产生的中央集权机构凌驾于民族国家的民主意愿之上。但建立欧盟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此。这是战后法国人和德国人的主意，用来防止再次出现上个世纪那种毁灭欧洲大陆的可怕冲突。建立欧盟的必要性，包括成员国不可逆转的政治融合，确保各国政府不再变成脱缰的野马，以及剥夺选民的影响力，直接来源于20世纪那些犯下罪行的领袖们留下的教训。民族国家在本国人民意愿的驱使下曾经成了和平的邪恶敌人，而欧盟将一劳永逸地终止这种情况。
因此，卡梅伦是在向欧盟提出一个他知道对方不可能接受的提议?还是在试图越过欧洲的领袖去讨好他们桀骜不驯的失去权力的人民?文章称，对人们来说，奥巴马是站在不可信的过去说话。那时候，政府的意愿一直被认为是正义的，仁慈的。而卡梅伦似乎是展示给人们一个难以想象的完美未来：远离民众的管理机构再度成为向民众负责的东西。二者共同勾勒出的这场讨论必将在今后一代人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主要地位。民主的国家意味着什么?经济平等或世界稳定胜过一切么?这场争论或许表明，西方民主将进入一个新的更成熟的阶段。但是，这也可能意味着西方民主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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