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拉美折翼的背后：近二十年拉美“左派”政府对美国的抵制
1、美国在拉美为何铩羽而归?——从未获拉美国家的认同
美国在全球战略中尤为可悲的是，有史以来一直未能赢得拉丁美洲国家的认可与支持。事实上，背后的原因并非如表象显示的那样令人费解，就是它并非显得如东南亚一些国家如越南，挤破脑袋来加入TPP期望受美国之惠或军事庇护。相反，美国在其近邻拉美国家受到的冷遇与反对却与此截然不同。
一直以来，多数拉美国家将美国作为后进驻，掠夺者或殖民者，这个看法至今并未有很大的改观。美国对美洲一直所倡导的军事政治乃至经济的庇护，却从来未获得拉丁美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与接受。道理很简单，它源于历史文化所形成的意识形态差异，亦来源于区域文明所尊崇的文化信仰与民族自尊，这些因素影响了拉美国家的民族的独立意识，也因此形成了拉美各国居民、工人、农民及土著等民运团体形成、主政及抵抗。
2、拉美经济动荡寻求解决途径：近二十年来左翼团体执政及对美国的抵制
委内瑞拉的查尔斯总统则是在委内瑞拉民族独立与反对美国干涉中的一位受到民众广泛尊敬的斗士。实际上，在拉美诸国，从巴西、厄瓜多尔、巴拿马、玻利维亚，乃至社会主义国家古巴，类似查尔斯总统与巴西民族运动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就是这样的民族觉醒的斗士，这样的意识形态在拉美历史上一直广泛的存在。
近十年来，拉美各国民众支持建立“左派”政府纷纷执政，开始了探寻拉美独立自主的经济政治发展模式。其直接原因来源于苏联解体后，“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中居统治地位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向发展中国家推行统一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拉美国家遵照华盛顿共识要求，普遍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但改革不仅没有解决这些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固有的矛盾，反而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加剧了政治分裂、经济动荡、社会分化和社会矛盾”。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拉美的左翼政治和社会运动作为一种新的选择再次复兴，登上拉美政治舞台。因此，可以说，左翼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兴起是这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产物，从更深层次说，是其发展的客观需求。同时也是他们对前一时期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深刻反思，以及探寻符合本地区和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战略的尝试”(见张淳厚:”追踪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拉丁美洲研究》2010年6期)
3、拉美的民族经济独立的探索：理想乌托邦的艰辛道路
可能会有疑问，为何美国主导的工业化文明为核心的价值观输出，却在身处最邻近的后院区域受到各民族国家一直以来的抵抗与斗争?
20世纪末-21世纪初，世界不同区域的文明冲突越来越形成世界意识形态博弈的一个焦点。文化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文化产业的全球化。显然，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历来在单一意识形态的输出上处于强势地位。仅2001年美国文化产品的出口额超过700亿美元，已超过汽车和航天产品的出口额。“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下，全球文化的单一化或标准化以经济全球化为动力，以大规模生产的娱乐文化产品为载体，正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向世界各地渗透愈益被人们关注，文化问题逐渐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新的升级过程中，文化产业有了巨大的发展”。(见。
事实上，其背后不仅仅我们所看到表象中所显示的经济危机与贫困恶化所作为直接原因。 所导致的内容，更多的则体现其背后文明的冲突。它也代表拉美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治理与经济发展中探寻理想乌托邦的艰辛道路。
二、拉美在颠覆中寻求自主经济发展模式的艰难之路：左翼政府主导的经济政治及外交分析
1、“华盛顿共识”缘何受到抵制：新自由主义给拉美造成灾难性后果
第一，华盛顿共识 “跨国资本”打开拉美大门：拉美失去国民经济的开始
1989 年，以美国为首的财政部联合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等机构，在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逊 ( John Williamson)的策划下形成了旨在推动发展中国家市场自由化与国企私有化为主旨的“华盛顿共识”( Washington Consensus) 。被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 ( market fundamentalism) ，即新自由主义。
会议提出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十条改革“标准”与一些列经济政策的规则与主张。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认为，通过向国际资本开放所有领域大门，那么，东道国不仅是符合世界经贸一体化潮流之举，同时市场会解决一切问题，主要包括四点: 其一，促进稳健的财政政策，使政府实行彻底的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其二，促进各领域市场自由化，包括废除教育、医疗、公共福利的国家配置作用;其三，完成资源、基础设施及公共设施私有化，让私人资本主导能源、铁路、航空、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配置;其四，主张所有国企私有化、国家资源私有化。
在市场的彻底自由化、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及国企私有化为核心的被动改革下，拉美国家的国民经济急骤恶化，导致债务扩大。经济不仅以来美国的进口，同时在拉美国家被迫继续向美国举债加以弥补，形成贫困的恶性循环，导致贫富差距悬殊。
拉美由于在接受美国主导的信贷、援助与经济救济中，被迫接受这些附加条件，使大规模的私有化为海外垄断资本打开了绿灯，形成国际资本控制与操纵市场，危害社会公众的利益的局面。最终导致大量的国有资产外流，国家经济、安全命脉被外资控制，及至经济主权、政治主权旁落的局面。
第二，新自由主义附加条件给拉美国家造成的灾难：拉美觉醒与寻求多元化突破之路
这个改革的普遍私有化的推行，不仅导致拉美国家在基础设施私有化，甚至社会保障部门、教育及医疗等公共机构失去政府调控的职能，亦使本国经济凋敝与危机隐患的伴随，社会生活急剧下降，贫富两极分化恶化。我曾在4月“中国产业的自伤与他伤：意识形态碰撞之源”一文中曾谈及指标政绩下，我国自来水公共事业及水资源等事业的外资进入与垄断的后果，拉美历史演变下的后果则是真实写照。
事实上，这个情况在拉美国家普遍存在。特别是诸多处于相对落后的拉美国家在接受美国主导的世界国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及美国对外援助贷款时，这种附带着新自由主义协议的条款即被加入协议中。按照遵循“华盛顿共识”有关私有化的协议，受援(贷)国则需要开放包括基础设施、国有企业乃至社会保障部门等所有领域。这样为美国“资本”获得主导辣妹发展国家的产业提供机会，并未国际资本的垄断打开了闸门。而类似的问题亦如我于4月“越南加速西行的背后与以后”一文所警示的，如何应对美国所谙熟的筹谋?
在拉美，这种情况一再恶化。仅供水基础设施资源的私有化一项，即造成拉美以玻利维亚为代表的处于贫困线上很多拉美国家水价连续近二十年的上涨，由于居民消费不起日用水资源的供给，导致这些国家远超半数的居民处于贫困线上。由于接受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附加条件的最彻底的私有化及开放市场的贷款与援助，进一步造成拉美诸多国家外债急剧恶化与扩大，在跨国公司垄断与控制之下，形成了近20年的经济增长停滞，称为“失去的二十年”。
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引起了拉美国家的警惕与抵制，使其在寻本国本区域发展道路中出现了三个倾向：
第一个倾向是，脱离美国控制的游戏规则，结束美国跨过资本的控制与盘剥。呼吁民族觉醒基础下自主道路与自主的命运选择。以拉美国家冷战后再次出现的“左倾”运动团体为代表，并使其在拉美诸多国家的选举中获得执政条件。形成于针对美国经济控制的抵制与反抗。
第二个倾向是，推动拉美各国联合起来。建立发挥拉美国家之间彼此的合作，南方共同市场促进拉美之间的市场交流与互通有无，通过建立拉美区域金融机构弥补发展资金的不足，解决基础设施建设及其资源开发等问题，并促进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
第三个倾向是，产业升级与科技改造。拉美各国加强与欧洲的战略性经济与科技合作。签署了一系列便利于欧洲各国开拓科技一体化的新领域，以强化本国产业科学技术的改造、调整与升级。这个在20世纪90年代后推进的涉及金融、科技、人才等的扶植与交流计划不仅通过常设机构与分支机构加以拓展，亦增加了信贷资金能够及时投入于急需的领域。
第三个倾向是，多角度外交寻找新支撑点。拉美区域不仅增强与欧洲国家的合作，同时，积极开展与中国、韩国及日本等亚太国家的合作。
第三，拉美左派新政府纷纷执政：抵制新自由主义原则，打造经济未来乌托邦理想
事实上，虽然拉美国家寻求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道路的展开，但是其背后的艰辛历程确实值得我们加以透视与了解。以委内瑞拉的查尔斯及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等为代表的“左派”与“新左派”及各类社会主义团体领导人，受到拉美国家民众的普遍支持。他们在引导整个拉美地区，包括：市民、土著、工人和农业运动的团体做出的民族经济独立的斗争与努力起到重要作用。这一系列社会团体与产业工人及农民的运动在冷战后的再次兴起，客观上推动以“左派”为主的新政府的产生。他们为打造拉美人的美洲，探寻打造经济未来发展的理想乌托邦发挥了指导作用。
新成立的政府首先强烈反对“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原则。以此做出行动，希望以最短的时间力争消减并最终消除美国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附加市场自由化开放条件及最彻底的私有化条件的债务，从而自美国附加条件下的国民经济的控制与盘剥中获得自由与独立，以寻求符合拉美人民自己的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道路与民族经济改革模式，并在国际经贸往来与外交关系中寻找新的几何形支点。
2、拉美经济自救的合作的艰辛之路：从共同市场到金融合作，再到第三方支点定位
第一，拉美“左派”执政党：抵御新自由主义的国民经济的自救与国有化风靡拉美
事实上，美国自1992年8月12日达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协议后，下一个目标即进一步染指整个拉丁美洲。而其战略序列则是从初期的经济到政治，最后到军事的控制。但是，这种图谋遭到了古巴、委内瑞拉、阿根廷、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巴拿马、智利等国左派政府的强烈抵制。
不可否认，拉美的“左派”团体很复杂，很多并无政党亦无主义，他们之中既有市民或土著团体，亦有工人及农民团体，共同的特征则是更多的则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以抵制美国等资本无所顾忌的对本国的经济控制。
事实上，“拉美的左翼政治和社会运动是由各种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组成的，它们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差别很大，但是就总体而言，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是对新自由主义改革持批判态度，主张通过民众参与实现政治改革，扩大民主，通过社会改革实现社会公正;反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要求建立公正与合理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这种理论和政策主张反映出这些国家政府的执政理念发生了重要变化”。(见张淳厚:”追踪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拉丁美洲研究》2010年6期)
“查韦斯联合古巴等过公开提出了“玻利瓦尔革命”，并明确声明要以“玻利瓦尔美洲”取代美洲自由贸易区。出乎许多市场人士分析之外，“新自由主义”与“玻利瓦尔主义”的较量竟然让后者不断取得阶段性胜利。与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屡次遭遇搁浅甚至变得遥遥无期相比，委内瑞拉、玻璃维亚等国国有化运动却如火如荼，在这些国家加大实现本国石油天然气资源国有化力度的同时，美国石油公司在该地区的话语权也不断削弱，并且随着“左派”力量的加强，美国以后要想深入拉美腹地恐怕并不轻松。” (见张淳厚:”追踪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拉丁美洲研究》2010年6期)
但是，很多执政的“左派”政府在经济执政方针上，却体现出一定社会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的色彩。比如：巴西的卡西特罗本身为伟大的社会主义战士，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的执政方针则有诸多政策体现民主社会主义的特点，而在玻利维亚，莫拉莱斯将自己的党命名为争取社群主义。
近十年来，拉美国家的“左派”与“新左派”政府纷纷执政，并不约而同采取抵制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的政策主张。从近十年执政效果看，广泛获得公民支持的直接原因有二：一是左派与新左派政府能够正确处理国内经济的“民生”与“贫困”及“贫富分化”等问题，将国内经济政策聚焦在缩小贫富差别、照顾弱势群体上，特别是在致力于恢复社会大众对国家政治经济前途的信心上;二是致力于建立公平的财富分配制度;三是加大国家对自然资的控制，减少贫困继续分化。(基于贫富分化问题我在“收入继续两极分化将使经济遁入泥潭”等文章中所涉及)。
第二，重掌国民经济的自我控制权：通过国有化摆脱“大国资本”控制，解决贫困惠及弱势群体
A、拉美国优化运到的坎坷之路：美国的“胡萝卜+大棒”。拉美的国有化运动由来已久，其根源在于反对西方大国资本对于国民经济的控制与绑架。最初来源于19世纪初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首先，拉美国家驱赶了朴葡萄牙及西班牙等殖民者，19世纪末，在自由贸易浪潮下在维护民族独立自主地产业发展，又展开与英美等大国的资本利益的较量。
经历大半个世纪，由于二战的国际形势压力，使拉美国家对于跨国资本实行经济国有化实施较为顺利的时期，并未引起与美欧大国的武装冲突。1934年墨西哥和玻利维亚等国家的左翼民运领袖拉萨罗·卡德纳斯等建立了执政党，通过一定的赔偿条件，顺利的对美英等国资本所垄断的铁路石油等资源与基础设施收归国有，包括17家美国和英国石油公司。而玻利维亚亦将美孚石油公司收归国有。
二战后，1945年美国抛弃“睦邻政策”，转身推行” 胡萝卜+大棒”的全面扩张策略。美国不仅通过《克莱顿计划》、《第四点计划》，在拉美独立经济主权下，配合“彻底的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前提下实现对拉美石油、资源、基础设施及战略性支柱产业的控制，甚至控制拉美国家的社会保障等部门。而配合经济与价值观的输出，美国利用战争期间强化对于拉美地区的军事控制，这期间建立了92个海、空军基地。
B、拉美面对美国组合拳的重压下的奋争：美国军事干预下的经济觉醒。而这一强硬的组合拳直接延续到20世纪末。“1989年美国对于巴拿马的军事入侵，以增强其对于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并沟通南美中美洲及北美的战略要塞的巴拿马运河的军事占有。12月20日，美国以两倍于巴拿马的兵力，在最新的隐形战斗机的配合下攻占了仅有200多万人口的效果巴拿马。14个小时投下400多枚炸弹，将巴拿马国防军与军政机关总部及平民区炸成废墟，造成600多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愈千难民。。形成愈2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与经济凋敝。。”、“包围了古巴、尼加拉瓜、利比亚、秘鲁、梵蒂冈等国使馆”、“战后几十年，美国先后五次对拉美国家发动军事入侵。。采取雇佣军的做法，1954年入侵危地马拉、1961年侵入古巴、以泛美部队的旗号1965年侵入多米尼亚、1983年侵入格林纳达。。。”。(见苏振兴:”评美国对于巴拿马的军事入侵”，《拉丁美洲研究》，1990年2期 )
而美国入侵巴拿马唯一的目的则是保持其对于巴拿马运河战略狭地的长期控制。而根据1977年运河条约协议，1999年美军及其基地应全面撤走。不过，美国在这场拉美入侵解释中却做出自说自话的有利于单方长期占有的解释。这亦引起了包括巴拿马诺加政府在内的广大拉美国家广泛的反抗与抵制。
C、重思“失去的二十年”：通过国有化摆脱“大国资本”控制，解决贫困惠及弱势群体
我们回顾上世纪的拉美，60-70近二十年则是处于独立的民族主权与自主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抗争与颠覆的艰难之中度过。伴随着巴西、智利、哥伦比亚等国的国有化运动，为美国垄断资本所控制的石油、矿产等自然资源、公共基础设施部门以及其它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被再次纳入剔除海外垄断资本，实行国有化的战略。不过美国对于拉美的控制并未到此结束。因为其采取配置亲美政府，以颠覆的策略推行新自由主义。，
“然而经过新自由主义推行前后的二十年的时间，拉美国家发现，西方资本绑架的私有化对于本国经济并不是灵丹妙药，反而使本国经济受制于人，就拿阿根廷来说， 现在西班牙在阿根廷有巨额投资，但阿根廷在西班牙几乎没有投资，经济已经被强国单边控制”。
80年代前后被称为拉美经济 “失去的二十年”。”随着美欧跨国资本对拉美国民经济的绑架与控制，社会矛盾激化、贫富差距悬殊，国家经济极度依附外国资本……新自由主义及其私有化政策的灾难性后果，导致拉美各国相继爆发了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浪潮。比如：墨西哥萨帕塔农民起义，巴西无地农民运动，阿根廷拦路者运动、敲锅运动，玻利维亚的饮用水战争，秘鲁、危地马拉等国的反私有化运动等，此起彼伏”。 (见张淳厚:“追踪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拉丁美洲研究》2010年6期)
1999年，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当选总统。由此开始，拉美一些政府或者开始公开批判新自由主义，或者开始改革新自由主义。而这时，“温和派的巴西卢拉政府于2002年又兴建了30多家国有企业力图重新加强国家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金融、交通运输等领域的控制能力。2012年4月6日阿根廷总统基什内尔宣布在未来几小时对阿根廷最大的YPF公司(贡献阿根廷34%的石油产量，西班牙拥有57%的股权)实行国有化。并将美国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在阿根廷的子公司圣马丁准将飞机制造厂国有化，完成国民养老金国有化，并且对石油天然气进行国有化。同年5月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宣布对西班牙国际电网集团所有的国际电网公司实行国有化。而尼加拉瓜奥尔特加领导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于2007年重新执政。他反对新自由主义，计划将电力公司进行国有化。科雷亚总统也声称要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2010年7月颁布一项法律，旨在加强国家对石油产业的控制，为将不遵守规定的私营石油企业实施国有化铺路“”(见牧川：“拉美历史之鉴：私有化与国有化之争的实质是国家主权之争”〈环球财经〉2011年6月)。
D、拉美走出“贫困”：阻击“大国资本”继续洗牌国民经济。拉美地区由于长期以来遭受政变、颠覆的干扰，经济牢牢被外资所掌控。拉美各国发展严重依赖原料产品出口，国内始终没能建立独立、健全的工业体系，至今，拉美各国依旧是依附型经济，极易受国际市场影响。
近十年来，拉美很多纲领性政策措施是其本国政府对所抵制的新自由主义的集体纠偏的努力，特别是“左派”与“新左派”执政党所主导的国有化浪潮不仅是针对世界垄断资本对本国国民经济控制的反抗，试图通过本民族与本区域以负责的主人身份来探索拉美国家适合本国本区域环境与意识形态的更为理想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也警示如何使国民经济避免处于跨国资本控制与盘剥下的重要性，如何规避由其所引起的“贫困恶性循环”的思想觉醒。
我在4月的“我国产业的自伤与他伤：意识形态冲突之源”一文试图表达从软饮料行业到轻工业与耐用消费品，以及全球物流分销纵深控制的市场环节，及至到供水等公共设施等部门，为跨国资本所控制与垄断蚕食，会导致本国市场与产业所的“产业空心化”的后果的严重性，特别是失去民族产业结构性调整与升级的基础，以及促进经济发展与规避经济危机的自我调控能力等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在玻利维亚等拉美国家曾经上演。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曾批评前任总统桑切斯的私有化，将价值约2500亿美元的国有资产以3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外国公司，外国公司在其中占有82%，玻利维亚只占有18%。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一步深化的进程中，以落后与弱小的国家如何以区域为依托以集团利益为基础保护自己的利益，避免国民经济所依托的产业与市场面临资本攫取、控制与冲击的风险，避免任何一次危机成为国际资本洗刷国民经济基础，获得利益洗牌的机会。那么，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符合国情特点，稳健的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模式则显示出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责任与使命。
第三，摆脱美国主导的IMF等国际金融组织干涉：清偿债务并完善内部合作与协作自救
A、 “左派”政府对国际债务宣战：拔出“垄断资本”嵌入拉美国民经济的附加条件
可以看到，近十年来，随着拉美 “左派”受到各国民众的支持，并逐步强大并登上执政党的舞台，使冷战后一度消退的“左派”执政纲领受到民族经济复兴运动中各个团体的支持。
拉美的“左派”政府执政的一个重要方针是：尽可能摆脱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的资本在本国基础设施、资源开采及公共与支柱产业的控制，率先支持减少国际债务并还清其国际贷款，减少国际资本的产业控制及其附加条件对于本国的影响与干预。
比如：美国通过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等机构，通过附加条件对拉美经济加以干涉，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原则。在提供贷款与经济援助的同时，要求拉美国家市场开放及国有企业与各领域私有化改造，否则终止贷款及援助与救助。而这样的结果导致拉美失去资源、基础设施、支柱产业及其公共事业的收益权，不仅国民经济陷入“恶性循环”，同时，贫困化进一步严重。由此引起了拉美民众不满与“左派”政府的抵触。
“在对阿根廷经济危机的挽救中，IMF提出了要求该国进行市场化改革这一苛刻条件，并且这种干预国家经济内政的作风让拉美不少国家至今记忆犹新。特别值得注意地是，随着近几年拉美国家“左转”倾向的日益明显和强大，IMF却横加干涉，主张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应当是拉美国家经济的首要目标，并要求拉美国家加强市场的开放性和自由化，否则就终止贷款援助和经济救助。由此引起了拉美“左派”政府的不满与抵触“，“远离IMF与WB南方银行的设想由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和阿根廷总统基什内尔在2006年9月正式提出。当时，拉美地区已经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经济步入稳定增长阶段，但如何防范新一轮金融危机却成为该地区各国认真思考的问题。”(见张淳厚:“追踪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拉丁美洲研究》2010年6期)
拉美“左派“执政党在施政方针上采取了偿还债务以摆脱IMF贷款的束缚，同时与金融自救相结合的举措，获得社会民众与各界的积极支持。拉美率先提前清还IMF债务的国家有乌拉圭、厄瓜多尔，紧随其后的是阿根廷和巴西。债务的清偿使附加条件自行失效，从而赢得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主导权。而这些国家进而通过金融自救方式不再向IMF举债。
2006 年，阿根廷总统基什内尔在国会的一次讲话中说，“在历史上，第一次，一次重构过程最终使得这个国家的债务大幅减少。”
B、拉美区域的协作与自救：从南方共同体到南方银行的作用与原则
1991年3月26日，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4国总统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签署《亚松森条约》(条约于同年11月29日生效)，宣布建立南方共同市场。此后，南共市先后接纳智利(1996年10月)、玻利维亚(1997年)、秘鲁(2003年)、厄瓜多尔(2004年12月)和哥伦比亚(2004年12月)等国为其联系国。该组织宗旨是通过有效利用资源、保护环境、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加强经济互补，促进成员国科技进步，最终实现经济政治一体化。近十年来，由于拉美“左派”团体纷纷执政，使南方共同市场回归南美的意愿进一步加强。它不仅使南共市内部合作规模得到扩大，同时彼此之间的协作机制也开始进一步完善。
从巴西与阿根廷等国家主导的南共体的“北扩”战略与美国主导北美自由贸易区“南伸”战略的两个角度看，拉美国家希望通过南美自由贸易区，逐步向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逐步推进，而最后则是与北美自由贸易区谈判或摊牌。而受到历史上中心-外围框架下的盘剥与控制，南共体与中美及加勒比海国家则拥有更多一致的意愿与利益，而在彼此增强合作并促进经济获得较大幅度提升之前，美国的“南进”战略则很难完成一统。拉美地区南方银行的建立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
拉美国家一个重要的问题则是基础设施开发资金不足，增加彼此之间的金融合作则是其自救战略中一个战略性考量。而南方银行的组建则是拉美国在国际金融组织外谋求金融独立的一步尝试。
近二十年来，左派或新左派执政的拉美国家不仅积极推动拉美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时在促进区域金融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1995 年 1 月 1 日正式启动的南方共同市场 ( Merco-sur) ，开始了拉美国家间规模巨大的道路建设工程。
南方银行的组建意味着其成员国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与资源开发上开始摆脱美国及IMF的束缚，它的发展会逐步消除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以附加条件对拉美国家内政及其经济发展模式的干预。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南方银行的成立可以看成是查韦斯反美主义的又一次的胜利。反美斗士查韦斯并不会满足于自己已经取得的成果，他对于拉美国家团结合作摆脱美国的控制有很多野心勃勃的计划，其最终目标就是在拉美地区建立起邦联国家”。(见：高焰辉：“南方银行-拉美金融独立序曲”，〈外国投资〉2008年2月)。
南方银行的组建意味着其成员国再次拉开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之间的距离，并将明显削弱上述国际金融机构对南美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南方银行也将在拉美地区同时承担类似于IMF和WB的“双重功能”。一方面替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多边信贷组织的作用，一方面又为南美地区的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服务。
总之，“南方银行在进一步排斥美国因素的同时，也使得拉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板块力量”得到了加强。根据南方银行的投资计划，他将很快资助一些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项目，如建设一条连接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的长达6000多公里的南方能源管道，建设一条沟通巴西和智利、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铁路计划等。据悉，南方银行还将创建一个货币稳定基金，并建立一个结算单位，以期有朝一日发展为一种共同货币。依此分析，南方银行将在拉美国家未来仿效欧盟实施货币一体化进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见：高焰辉：“南方银行-拉美金融独立序曲”，〈外国投资〉2008年2月)。
3、拉美外交中确立几何布局：面向亚太战略，定位第三方力量支点
当前，世界经济财富布局与经济增长结构发生变化，发达国家及其集团主导国际事务的以及干预区域经济发展并为其指定规则形势到了受到根本挑战的时候。世界包括拉美在内的诸多发展中经济体要求重新确立国际事务的对话机制。而在这个机制中发展中国家区域集团的及其不同区域与国家之间的合作将发挥重要作用。
2009年7月13日，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执行秘书阿丽西亚 巴尔塞娜在智利举行的“马德里俱乐部”会议上指出：现在正在建立谁也不能耽误行事的政治几何学，世界的未来既要共同分享，也要共同商定。拉美地区必须坐到谈判桌上。
21世纪以来，拉美“面向亚太“的外交战略明显加强。如，拉美太平洋沿岸11国创立”拉美太平洋弧部长论坛”。在这之前，亚太区域的日本、韩国等与拉美特别是南美形成了巨大的经贸合作，而中国则也以飞快的增速赢得了拉美国家的青睐。拉美国家普遍认为，由于中国巨大的市场与资源进口潜力，无疑则会成为拉国家最为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为其经济的转折提供历史性机遇。
2004-2006拉美向中国出口增长8.3%， 其中智利向亚洲出口占其总出口的31.2% ，拉美从亚洲进口占其总进口的19.4% ，其中墨西哥从亚洲进口，占其总进口的22。6%。从历史纵向看，1979年中拉贸易额仅仅12.6亿美元，而进入2000年已经突破100亿。。危机前的2007年达到1026亿元。。这是飞快加速的七年。。。2008年1400亿美元。而中国巨大的进口潜力成为拉美特别是南美国家的重要历史机遇。中国已经成为拉美全球第三，亚洲第一的贸易伙伴。
历史上，拉美与美欧之间的关系处于颠覆、对立、转身与合作的微妙关系中发展。基于对美国的抵触，拉美国家曾一度与欧洲国家开展多元化外交关系。拉美与欧洲之间的合作不仅处于资金短缺问题的解决，还出自科技合作、人才培育，以及产业升级的需要。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欧盟经济自救乏力使拉美借力以促进科技发展与产业升级的打算中断。当然，受到历史教训的告诫，拉美国家并不会在不平等条件下转身而寻求美国的依靠。
当前，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合作主要集中于初级大宗商品以及基础设施与能源矿产的采掘业。如何增加制造业与科技的合作，提升彼此之间合作的等级与层次还有很多路要走。
总之，拉美在欧美之间的颠覆与合作中成长，其在多元化外交中重新定位中国的第三方几何结构支点无疑会给双方的合作，乃至世界经贸关系新秩序提供了历史性变革的机遇。
三、拉美道路探索之后的一些不算题外的话：文明的冲突与乌托邦理想
1、美国输出的单一价值观遭遇了什么?——拉美明智的反应
“通过文化与媒体输出意识形态与单一的价值观一直是美国影响发展中国家与社会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战略。据委内瑞拉记者温贝托?马克斯 ( HumbertoMarquez) 2005 年 10 月 12 日报道，委内瑞拉决定驱逐自从1946 年以来就在委土著居民区活动的美国基督教福音传教派组织。查韦斯总统认为，“这是帝国主义渗透的机构。他们收集敏感和战略性情报，并剥削印第安人，所以他们得离开，我不在意对于这一决定所带来的国际影响的两种不同的声音”。(见程洪：试论中国与拉美的文化贸易，〈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8月)
“自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左派政治团体、环保主义者、土著组织、学术界、天主教领导甚至军队都在批评这种被称为 “新部落”的美国宗教组织，指责这一组织代表跨国公司探测战略性矿藏强迫土著人民进行文化适应和对话，假借传教强迫土著人西化”;“委内瑞拉社会学家和环保主义者亚历山大?卢萨多 ( Alexander Luzardo) 在 20 年前就发表了关于 “新部落”的活动的报告，现在又表示对查韦斯决定的支持。在美国宗教界，美国电视福音布道者帕特?罗伯逊 ( Pat Robertson) 在电视上号召谋杀查韦斯，美国政府对此保持沉默，但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布道团还是被赶走了。这一事件表明委内瑞拉人民反帝爱国情绪的高涨。”(见程洪：试论中国与拉美的文化贸易，〈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8月)
2、美国单一价值观与区域文明冲突中何为先进：政教合一与文明的正确延续
全球一体化经济进一步深化条件下，美国等西方输出的单一价值观将会与世界各区域文明形成的冲突越来越集中的表现出来，各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与模式应该怎么走，何为落后何为先进?事情的结果往往形成彼此力量上的妥协，但是，这往往并非理想之路。
曾经有个读者又问我：为何社会很多精英将中国以儒学为代表的历史百家哲学抨击为落后封建的东西加以摈弃?我说：当一个政体一个宗教，以政教合一方式来统治社会，作为愚民的工具，影响本国与他国政治以及国际政治经贸往来，则正是该宗教与政体走向衰败与沦落的开始。中国儒教亦是如此，当它与落后的封建君主统治结合，在未能反映应该遵循的认识论原则认识规律时，而只发挥的统治人民工具，亦代表一种儒教走向沦落的开始。这也是后世儒教存在不可原谅的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但是，并不代表儒家认识论与方法论本意存在严重错误。
该读者又问：中国儒学是否代表落后，为何你出版的〈管理学流派思想评注图鉴：历史、方法、趋势〉(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试图以中国历史人文哲学管理思想对西方主流管理学做出评注，是否有用落后文化评价先进的文化之嫌?我说：不是如此。200年的大工业文明所产生的管理思想远远不足以说明人类社会的管理是什么，它不仅不能代表管理思想的最高成就，更不能通过替代甚至去改变世界各个区域历史文明发展所积淀的文化思想与文化布局中发挥作用。实际上，包括我国在内的历史百家哲学并不代表落后，而世界很多区域文明中的文化思想与文明遗产中有很多优秀思想，即使在当代哲学亦难达到这种水准。200年大工业历史形成的管理思想或技术远不具备使这些文明与社会文化布局发生重构的内涵与高度，管理思想与文化需要借鉴世界各区域历史文明基础上，通过尊重、交流、借鉴与融合实现丰富与共同发展。
历史上，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大帝列为国教，同样存在由于政教合一走向沦落的开始，虽然并不代表基督教初始的教义精神存在误区。尤其是现代社会中，美国以基督教传教士输出200年大工业文明打造的单一文化，亦代表一种文明的衰落。
3、区域文明的冲突与理想乌托邦后——诺亚方舟的船票
实际上，文明的冲突问题在全球一体化深入发展时显得极其突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美国单一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输出在世界各个区域越来越受到抵制与排斥。
那么，200年历史的大工业文明史形成的单一价值观与经历数万年历史的区域文明与传统文化之间形成的冲突，是否这是对立的两极?社会进步的意识形态与发展模式应该由什么来改造?
事实上，背后的问题就值得我们加以关注与深思。全球一体化深化条件下，各区域文明的发展模式是否应该由200年大工业化文明夹带的价值观来推动?或者是应该充分考量到不同区域文化与文明的延续。最后，替一位儿童提问：是否如电影《2012-诺亚方舟》中，灾难中，人类逃离地球，只有资本所有者可以购买船票?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