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本文译自美国的左翼杂志《雅各宾》(Jacobin)2013年4月刊登的"The Oslo Illusion"。亚当‧哈尼耶(Adam Hanieh)任教于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SOAS)，著有《起义的系谱：中东的当代资本主义问题》(Lineages of Revolt: Issue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in the Middle East)。
【译按】本文刊登于奥斯陆协定第20周年，回顾了在西方国际秩序安排下的奥斯陆协定，如何与美国、以色列、阿拉伯地区国家，以及无论是PLO(巴解组织)或是PA(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形成利益平台，深化、巩固、维持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控管与封锁，并且制造出一批从中获利的新资本家阶级。进而，在这二十年中间，逐渐改变了巴勒斯坦的社会性质与阶级结构，阻碍了巴勒斯坦民族运动斗争的发展。
最重要的是，恰恰是一种去脉络、去阶级观的对于“和平”的国际人道呼吁，合理化了类似奥斯陆的“协商”，进而成为以色列实质“暴力”的共谋者与遮羞布。
PA从一开始就作为以色列的从属，这二十年间更逐渐被纳入以色列垦殖主义的利益共同体之中;看到这个问题，我们就不难理解哈马斯政权能够兴起的社会基础了。自然，最近这一波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的屠杀，就是以哈马斯政权作为理由。
在谴责以色列、声援巴勒斯坦的同时，必须更为谨慎的看待任何一种对于中东区域(以至于全世界各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正在发动中的残忍战争与海外军事基地)进行“和平协商”的呼吁，因为其背后的国际秩序与利益安排，其实正是造成这种不对等杀戮的凶手。
而身在台湾的我们，千万别再一厢情愿地悲情地“误会”自己是巴勒斯坦了。别忘了以色列背后的支持者美国，同样也是自1950年以来给予台湾政府(国民党以至于政党轮替后的民进党)大规模政治、经济、军事奥援，进而将台湾深深构陷于美日经济体，以维持东亚冷战分断体系的幕后安排者。天下岂有白喝的美国奶呢?
奥斯陆协定并非以色列的失败——它是以色列的遮羞布，巩固、加深了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的控制。
2013年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LO)与以色列政府签署奥斯陆协定的第二十年。正式名称为《临时自治政府原则声明》的奥斯陆协定，被坚定地设定在两国的解决方案框架中，当时，它乐观预示“数十年对峙与冲突的终结”，“承认双方的正当性及政治权”，并以达到“和平共存，互有尊严与安全以及……一个公正、永续、全面的和谐安排”为目标。
奥斯陆协定的支持者宣称，在这个协定下，以色列将逐渐放弃对约旦河西岸与加沙等领地的控管，而刚成立不久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lestinian National Authority, PA)也能建一个独立国家。然而，正是这个协商过程，与后续巴解组织与以色列在1993年的奥斯陆协定，造成了目前西岸与加沙的状况。现在，PA在西岸治理约260万的巴勒斯坦人民，并已成为巴勒斯坦政治策略的关键。正是因为奥斯陆协定，PA的体制与机构在国际上具有正当性，在同一个框架内的，还有它所公开宣布的目标“打造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而美国与欧洲领导人，几乎天天呼吁的“重返协商”，也呼应著1993年9月宣布的原则(即奥斯陆协定)。
二十年过去了，由于以色列持续占领西岸与加沙，“奥斯陆”常常被视为是“失败”的。但这种评估造成了一个问题，也就是它混淆了奥斯陆协定的目标与它真正的意图。从以色列政府的观点来看，奥斯陆协定并非停止以色列占领西岸与加沙，更非处理巴勒斯坦人被迫流离失所的实际问题，而是出于功能性的考量，其目的，在于制造出一种“协商将达致某种‘和平’”的观感，让以色列得以将自己描绘成巴勒斯坦主权的伙伴，而非敌人。
在这个观感上，奥斯陆协定成了以色列政府的遮羞布，巩固、加深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控制。自1967年占领开始至今，以色列政府所利用的，正是同一个策略性机制。建设以色列垦殖区(settlement)、限制巴勒斯坦人民的流动、监禁成千上万人、掌管边界以及经济活动：这些于是构成一个复杂的控管系统。一般的巴勒斯坦行政事务的主持者或许是巴勒斯坦人，但在这张巴勒斯坦面孔的背后，以色列仍握有根本权力。这个结构在加沙达到它的高峰：超过170万人被监禁在小小的孤立领土(enclave)中，货物与人民的进出，皆受以色列摆佈。
奥斯陆协定还有个致命的政治效果。奥斯陆协定，限缩了巴勒斯坦的抗争，进而把西岸与加沙的土地零碎化，进行一小块、一小块逐步交换，在意识形态上，它把巴勒斯坦政治运动中的重要部分，也就是一贯地反抗以色列殖民主义、追求全面实现的期望，都去武装化了。巴勒斯坦人民最重要的期望之一，在于让在1947、1948年被驱离的巴勒斯坦难民，有权重回当时的家园与土地。在奥斯陆协定下，这些诉求都显得如梦似幻、不切实际，进而正当化了它那虚妄的实用主义，不用直接面对造成巴勒斯坦流亡的根本原因。在第一次巴勒斯坦起义(Intifada)年间，巴勒斯坦斗争取得了广大的团结与外界普遍的同情，但奥斯陆协定对于这样的连带造成致命的破坏，取而代之的，是“朝向草根的、集体的支持，相信西方政府所主导的协商”的方向。如此一来，又得花上十年以上来重建团结运动。
在奥斯陆协定削弱巴勒斯坦运动的同时，它还强化了以色列的区域地位。“奥斯陆协定将带来和平”的幻象，让以约旦和埃及为首的阿拉伯诸国政府，得以在欧美的庇荫下，热切拥抱与以色列在经济、政治上的关係。于是，以色列得以从阿拉伯政府的杯葛下得到空间(1948年至1994年以色列的损失累计下来约有40亿美元)。更有甚者，当以色列走出被抵制的寒冬，国际公司就可以在以色列投资，并且无需担心阿拉伯贸易伙伴(对它们)执行次级抵制。从各方面来看，奥斯陆协定呈现出来的，是一个让以色列稳固它控管巴勒斯坦的理想工具，同时也使以色列得以在更广大的中东地区巩固其地位。支持“和平进程”与深化殖民，两者之间并没有冲突——前者的作用，从来就在于促成后者。
我们必须记得的是，在一片为奥斯陆协定欢呼的喧哗中(总结于1994年诺贝尔和平奖，联合颁给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拉宾、以色列外交部长佩雷斯、巴解组织领袖阿拉法特)，已有少数敏锐的声音，预见我们今日正面临的状况。其中值得注意的，便是萨义德(Edward Said)，他有力地反对奥斯陆协定，认为这个协定展现了“一个不体面的场景，阿拉法特所感谢的人，竟然是中止巴勒斯坦人民大部分权力的人，而克林顿的表现如此昏庸自满、却一本正经，活脱像个二十世纪的罗马皇帝，领导其麾下的两个诸侯，进行一场和解与服从的仪式”。萨伊德并将协定描述成“让巴勒斯坦投降的工具、给巴勒斯坦的凡尔赛条约”，并认为巴解组织将成为“以色列的执行者(enforcer)”，协助以色列深化其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经济与政治支配，同时巩固它的“永久依赖状态”。重回萨义德等的分析是重要的，这种相当显著的先见之明，得以相对化那些一直以来被神话化的历史记录;而且，当所有的世界领袖持续对一个空想的“和平进程”宣誓忠诚时，这些分析格外重要。
分析奥斯陆协定与两国方案时，往往被忽略的问题是，何以驻西岸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员从来都欣然地合谋于这个灾难性计划?基本上，对于此问题的解释经常是同义反覆的——一些指控，例如“巴勒斯坦领导人下了错误的决定，因为他们是糟糕的领袖”，(咎责的)手指往往指向贪污腐败，或指责国际情势过于艰难，因此制约了可能的政治选项。
然而，在上述解释中消失的事实，却是毋庸置疑的：现况的持续与否，与某些巴勒斯坦人的利益攸关。过去二十年，以色列的控管相当程度地改变了巴勒斯坦的社会性质。这些改变集中发生在西岸地区，并培养出支持(西岸)巴勒斯坦领导群政治路线的社会基础，而此领导路线急于放弃巴勒斯坦人的权力，以换得被纳入以色列垦殖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结构。正是这个社会经济转变的过程，解释了巴勒斯坦领导群何以屈从于奥斯陆协定，同时也指出从根本上中断两国方案的必要性。
奥斯陆协定的社会基础与两国方案
追根究底，以色列数十年来所底定的占领结构，形塑了奥斯陆协定的开展过程。数十年间，以色列政府发起一系列有组织的活动，在1967年战争中巴勒斯坦人民被迫迁的地区中，占用巴勒斯坦土地、建立垦殖区。这种建立垦殖区的逻辑，具体展现于两个主要的战略计划：阿隆计划(Allon Plan，1967)与夏隆计划(Sharon Plan，1981)。此二计划的设想是，把以色列垦殖区设在巴勒斯坦人口集中地之中，也设在地下水含水层与肥沃的农业用地上。此外，更计画舖设公路连接各垦殖区，将之连接到西岸以外的以色列城市，而且只允许以色列人使用。如此一来，以色列就能够掌握这些土地和资源，切断原本相连接的巴勒斯坦区域，并且尽可能地避开对于巴勒斯坦人的直接责任。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可以掌管的土地、资源及经济是如此地不均等，这意味著，巴勒斯坦建国方案的轮廓，将全然取决于以色列的设计。
在前二十年的以色列占领期间，大规模的土地徵收与垦殖区的建设，透过军队，强制性地禁止了巴勒斯坦农民的流动，也限制他们取得水源及其它资源，这样的方式，改变了巴勒斯坦的土地所有制与社会再生产的模式。从1967年到1974年，西岸巴勒斯坦可耕地的数量共减少三分之一。以色列垦殖者又徵收约旦河谷的土地，这意味著在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民被剥夺了87%的灌溉地。军队同时又下令禁止开挖新的农业用水井，限制巴勒斯坦人民的全部用水，却鼓励以色列垦殖者视其需要尽量用水。
在农业部门被刻意破坏的状况下，较贫穷的巴勒斯坦人(尤其是年轻人)被迫离开乡村地区，移往以色列的建设与农业部门工作。1970年，西岸的农业部门包含了超过40%的巴勒斯坦劳动力;但是到1987年以前，这个数字下降至26%。在1970年至1991年间，巴勒斯坦GDP中农业所占比例，从35%下降到16%。
在奥斯陆协定的框架内，以色列将西岸的变化，无缝地纳入一个全面的控管系统。以色列垦殖区的团块，将巴勒斯坦分割成分布在西岸北、中、南的三块聚落，巴勒斯坦逐渐变成一块由孤立领土凑成的拼布。在大部份巴勒斯坦人民居住的地方(所谓的“A区”与“B区”)，PA被授予有限的自治权，而以色列军方可能在任何时候关闭两地之间的通行。A区与B区两地间的所有移动，以及两地的居住权，都由以色列当局决定。以色列还管制了西岸绝大部份的含水层、所有的地下资源，以及全部领空。也就是说，以色列可以任意裁定(discretion)巴勒斯坦人民的水源与能源供给。
1994年，订定PA与以色列政府之间经济关系的巴黎议定书，使得以色列能控管所有对外边境，这意味著巴勒斯坦不可能与第三国发展出有效的贸易关系。根据巴黎议定书，以色列掌握PA进出口货物项目的最终决定权。于是，西岸地区与加沙，变成得高度依赖进口商品，而消费进口货的比例，更占GDP的70%至80%。2005年，根据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估计，西岸与加沙有74%的进口商品来自以色列，而88%的巴勒斯坦出口商品，都送往以色列。
在毫无实质经济基础的状况下，PA全然仰赖外部援助与借贷的资本流动，而这当然也在以色列的控管中。1995年至2000年间，以色列政府从被占领区的国外进口货上收取间接税金，而PA收入中有60%就来自于此。根据巴黎议定书，以色列政府收取这些税金，而后每个月再转给PA。PA另一项重要收入，来自于美国、欧洲、阿拉伯各政府的援助与境外拨款。无庸置疑的，从境外补助占国民总收入(GNI)的比例看来，西岸与加沙是世界上最仰赖经济援助的地区。
劳工结构的改变
这个控制系统对巴勒斯坦社经结构的改变，主要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关于巴勒斯坦劳工的性质，它逐渐变成像是水龙头一般，随著政治与经济状况以及以色列资本的需求，被打开或关上。自1993年开始，以色列有意识地用亚洲与东欧的外籍移工，取代每日通勤于西岸的巴勒斯坦劳动力。如此的“替代”之所以可能，部分原因在于，以色列的经济自1990年代起，由逐渐衰退的建设与农业部门，转向高科技产业与金融资本出口。
在1992年到1996年之间，在以色列就业的巴勒斯坦工人人数，由11万六千名(占巴勒斯坦劳动力的33%)下降至两万八千一百名(占巴勒斯坦劳动力的6%)。1992年，巴勒斯坦国民生产总值的25%来自在以色列工作的所得，而到了1996年则萎缩到6%。以色列经济在1997年至1999年间好转，巴勒斯坦工人的实际数目，大致回复到1993年之前的水平，不过，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劳动力的比例，却不到十年前的一半。
与其到以色列工作，巴勒斯坦人越来越宁愿去PA公部门工作，或是仰赖PA对于囚犯家属、烈士，或是有需要者的转移津贴。至2000年，在西岸与加沙走廊的整体雇用当中，公部门雇用就占了将近四分之一，自1996年以来增长几乎两倍。在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开支当中，超过一半是用于此类公部门职位的薪酬。私人部门，尤其是服务业，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在私人部门中，小型家庭企业占有压倒性的主导地位──超过90%的巴勒斯坦私人部门企业，雇用人数少于10人──这是以色列数十年来对于巴勒斯坦的“去发展”(de-development)政策所造成的。
资本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
无论来自PA的雇用或给付，巴勒斯坦家庭对PA的依赖越来越重。除此之外，西岸社会经济转变的第二个主要特徵，则与巴勒斯坦资本家阶级的性质有关。在当地生产力低落、极度依赖进口与外资流向的情况下，西岸的巴勒斯坦资本家阶级所掌握的经济权力，其来源并不是在地产业，反而是他们与PA的密切关係，也就是通过PA作为其吸收外资的主要管道。奥斯陆协定多年来，这个资本家阶级逐渐由三个不同社会群体的相互融合、汇流而成：第一、“回流”资本家，他们大部分是在波斯湾阿拉伯国家中冒起的巴勒斯坦资产阶级(Palestinian bourgeoisie)，与新生的PA有著紧密连带;第二、那些在1967 年以前，就一直掌控巴勒斯坦社会的家族或个人，特别是在北方区域与西岸的大地主;以及第三、那些自1967年以后至今的占领期间，透过作为“中间人”的位置，而累积财富的人。
虽然这三个群体的成员有相当程度的重叠，但第一类的回流资本家，对西岸的国家与阶级形构的性质影响最大。长期以来，以波斯湾为基础的资金流动，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激进力量，一直起著关键的激化作用;但在奥斯陆国家打造过程中，这些阿拉伯资金的交流，大大加深了巴勒斯坦民族计划本身的国家化与官僚化倾向。
这种新的由三方构成的资本家阶级，透过与PA之间的特权关系吸取财富，PA协助此一资本家阶级，垄断货品(例如水泥、石油、面粉、钢、香烟)，亦藉由发行进口特许与海关免税、给予在西岸与加沙走廊的货物独家发行权、贱价分发国有土地，使其逐渐壮大。在这些国家支持的财富积累方式之外，奥斯陆协议多年来，许多由外国捐款者投资西岸的项目)包括基础建设、新建案、农业与旅游发展——某种程度上，通常都与这个新兴资本家阶级有所关联。
由于PA处于完全从属的位置，它积累财富的能力取决于以色列的同意与否，也因此它必须付出政治代价——就是以“持续殖民”与“被强迫投降”，来换取以色列履行承诺。它同时意味著，巴勒斯坦菁英层的关键构成——最富有的商人、PA的国家官僚、巴解组织本身的残余力量——在以色列的政治计划中，分享著共同利益。这个系统必然出现的副产品，就是猖獗氾滥的各种包庇资助与贪污;因为一个人如何生存，取决于他与PA的亲疏关系。换句话说，虽然在1990年代与2000年代，以色列与西方政府经常谴责PA的系统性贪污，但这个系统本身正是这些强权所建立的，而贪污则是系统自身所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后果。
新自由主义转向
巴勒斯坦阶级结构的这两个主要特徵──一个倚赖PA雇佣的劳动力，以及一个与以色列(透过PA的各个机构)对巴勒斯坦的统治相互交叠的资本家阶级——在2000年代头十年，持续地作用于西岸的巴勒斯坦社会。法塔赫(Fatah)与哈马斯自2007年起，于西岸与加沙走廊各据一方，而西岸的流动限制与经济控制则越益复杂，更加深了这样的阶级结构。与此同时，哈马斯统治下的加沙则发展出一条不同的轨道，主要依靠隧道贸易的利润，以及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援助。
然而，近年PA的经济轨道却出现了重要转向，并集合到一个严苛的新自由主义方案裡。此方案以紧缩公部门为前提，藉著发展出口导向工业区，进一步融合巴勒斯坦与以色列资本。这个经济策略只会进一步把巴勒斯坦资本的利益，与以色列资本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因此以色列殖民主义的罪孽，实际上已经内涵于巴勒斯坦本身的经济当中。它已经造成了越趋严重的贫穷问题，亦令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在西岸，实际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er-capita GDP)从2007年略高于1,400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1,900美元，这是十年来最快速的成长。也就在同时，失业率却基本上维持不变，在大约20%的左右，居于世界失业率最高位之一。它所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深层的贫穷：2009与2010年间，约莫20%在西岸生活的巴勒斯坦人民，五口家庭的每日花费低于1.67美元。虽然如此，前10%最富有者的消费总额，在2010年却上升到全体的22.5%。
在这种状况下，“增长”一直是建立在以借贷为基础的惊人开销上，而这些开销都花在服务业与房地产。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的资料，2010年，旅馆与餐饮部门增长了46%，而建筑业则增加了36%。同时，製造业则减少了6%。根据巴勒斯坦金融管理局的数据，2008年到2010年之间，银行信用额度几乎翻了一倍，显示以消费者为基础的债务水平规模之大。这当中，包括了消费者在住宅用房地产、汽车购买、信用卡上的花费;2008年到2011年之间，在这三个部门的信用额度，显著增加了245%。这种形式的个人消费与家庭债务，对于观察人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社会斗争与社会关係，可能具有相当的涵义。当个体逐渐陷入财务关系的网络，人变成是透过市场(往往是借钱)来满足自我需求，而非集体斗争以争取社会权力。这些金融关係与债务关系的增长，于是逐渐把巴勒斯坦社会个体化。当多数人口在乎的是“稳定性”与还款能力，而非人民抵抗的可能性，这样的状况已经对2000年代后半的巴勒斯坦社会造成了保守化的影响。
突破僵局?
要理解当前巴勒斯坦政治策略所面临的死胡同，不能切割于阶级问题而论。这具体表现在奥斯陆协定的两国方案上，它制造了一个社会阶级，而这个阶级藉由它在协商过程中的地位，以及它与占领结构的关係，获取庞大利益。这就是PA的政治立场如此怠惰无力的根本原因，这也同时指出，重建巴勒斯坦斗争的核心面向，必须面对这些菁英的位置。过去几年来，这个立场得到一点鼓舞：在西岸地区经济状况日渐恶化下所出现的反抗运动，直接点名PA的角色就是罪魁祸首。然而，只要主要的巴勒斯坦政治团体继续宣称民族团结的必要优先性，视阶级问题为次要，这些反抗运动将难以得到更深刻的抓地力。
而且，“过去二十来年的历史，显示出以色列政治的‘鹰派与鸽派’模式”——这种说法相当火红于企业媒体(corporate media)的浮滥报导，也为西岸巴勒斯坦领导群所全心全意地共享——是绝对错误的。武力从来就是“和平协商”的助产士。垦殖区的扩张、移动被限制以及军事武力的历久不衰，都使得藉由奥斯陆协定而法典化的以色列控管成为可能。这并非否定以色列内部许多政治力量之间存在实质差异，而是把贯穿这些政治力量的连续体摆上檯面，也就是说，这些政治力量从来不是截然分离的。在共同的政治计划下，暴力与协商是互补的，并相互加强了这个政治计划的各个面向，且由所有主流团体所共享。换句话说，暴力与协商同心协力地深化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生活的控管。过去二十年的历史，就是上述事实的有力证明。
如今，以色列控管巴勒斯坦的事实，起因于那个必须得结合“暴力”与“协商作为和平替代方案幻象”的单一过程。右翼极端份子与所谓以色列和平阵营的对立性结合，模糊了作为核心的军武势力与殖民控管，而这已经体现在后者(以色列和平阵营)的政治计划中。
上述状况，来自于一个被锡安主义左派、右派所共享的假设：巴勒斯坦的权力，可以被简化为在固有的巴勒斯坦上建国。而我们所看到的现实，却是一个殖民巴勒斯坦长达63年的凌驾性计划，这个计划显示出，藉由将巴勒斯坦人民彼此分开，试图破坏他们凝聚民族认同，历任以色列政府一直以来都在企图分割、裂解巴勒斯坦人民。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同分类，清楚地描绘出上述过程：持续被分散在各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难民”、在1948年后不曾离开，进而成为“以色列政府公民”的巴勒斯坦人、住在被隔离的西岸(PA)行政区的人，以及那些被分隔于西岸与加沙之间的人。这些分类，构成了巴勒斯坦民族 (Palestinian nation)。然而，早在1948年之前，以色列殖民的凌驾性逻辑，从来都是否认巴勒斯坦的一体性。锡安主义左派、右派都认同这个逻辑，把巴勒斯坦整个民族的“问题”，窄化成民族内部孤立的个别问题。而PA也诚心地接受了这个逻辑，这已经由PA的“两国方案”所体现了。
或许奥斯陆协定已逝，但任何一个巴勒斯坦人都不该期望去复苏奥斯陆那已经腐败的尸体。现在所需要的，是一个新的政治定位，拒绝将巴勒斯坦认同割裂成数个分散的地理区块。对于“重新定位巴勒斯坦策略”的召唤，是相当鼓舞人心的，而它的基础，是一个“将固有的巴勒斯坦整体复原的”单一国家。它没办法透过巴勒斯坦单方面的努力而达成。它需要的，是对以色列与美国的特权关係作更广泛的挑战，并挑战以色列的地位，亦即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权力，必须透过以色列作为关键支柱。除此之外，一国方案(one-state strategy)所展现出的视野，肯定了被分隔成不同部分的巴勒斯坦人民最为基本的一体性，这无关乎地理位置。
期待一个不因国族认同而彼此歧视的未来社会，在其中，所有人都可以无分宗教或族群地生活著;而这个期待同时提供了一条道路，以号召那些拒绝锡安主义与殖民主义的以色列人民。正是这个视野，提供我们一条路径，通往和平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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