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货币乱战——“货币战”兵临城下

对全球失衡的重新定义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的“全球失衡”定义就是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包括贸易收支和经常账户收支），并据此开出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和鼓励人民币汇率浮动之政策药方。奥巴马政府所谓的平衡增长政策框架和美国国会议员指责人民币升值的政治闹剧，其理论依据都是美国财政部的“全球失衡定义”。
最近多次到欧美开会，话题总还是少不了全球失衡。因为牵涉到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人民币汇率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换等诸多重大政策问题，我就不厌其烦地向西方学者们宣传我对“全球失衡”的新定义。多年前，我已经清楚认识到今天大行其道的主流宏观经济分析模型（即所谓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或IS—LM模型），其逻辑基础有重大缺陷，无法帮助我们理解全球经济，所以开始构造一个新的思维架构。
思维模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重新定义“全球失衡”。依照我的“信用体系—虚拟经济—真实经济一般均衡模型”，当今全球经济体系或人类经济体系最根本的失衡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从全球经济整体来看，是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的严重背离。其二，从全球经济结构来看，则是虚拟经济创造中心和真实财富创造中心的严重背离。
全球失衡集中体现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真实财富创造中心）和货币金融中心快速分离。制造业中心已经决定性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转移到亚洲（重心又是中国），货币金融中心却依然由发达国家掌控。易言之，东方拥有真实财富创造中心，西方掌控货币金融中心；东方制造真实产品，西方创造货币购买力；东方为全世界制造产品，西方为全世界产品定价；西方大量发行债券和创造各种金融产品，东方则用自己的储蓄去购买这些金融产品；东方储蓄，西方消费；东方节俭，西方挥霍；西方向东方借钱，东方给西方融资。
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之背离，真实财富创造中心和金融产品创造中心之背离，是今日全球经济的基本模式，是过去40年人类经济出现的奇特历史现象，史无前例。它是全球金融危机和一切重大宏观经济难题的总根源。
一个最基本的后果是，西方经济体系里的虚拟经济或金融经济规模急速膨胀，愈来愈大，金融经济或虚拟经济形成一个自我膨胀、自我循环的体系。美联储等西方中央银行创造的货币，大部分进入虚拟经济体系自我循环，债券市场越来越大，衍生金融产品规模越来越大，货币或外汇交易量越来越高，股票市值越来越高，楼市和其他资产泡沫愈演愈烈，人们的虚拟财富（以持有的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值和其他金融产品市值衡量）越来越多，高杠杆经营模式，高负债消费模式顺理成章。
与此同时，真实经济和就业率始终维持低水平。整个经济的投机赌博气氛非常浓厚。然而，虚拟经济或金融经济是极度不稳定的体系，其运行主要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一有风吹草动，可以瞬间崩溃。
虚拟经济一旦崩溃，虚拟财富就快速缩水，人们的预期从极度乐观转为极度悲观，金融机构、实体公司和家庭个人全部被迫“去杠杆化”，消费萎靡，投资不振。虚拟经济呜呼哀哉，真实经济雪上加霜，衰退和萧条几乎就是自然规律。大幅度扩张货币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所以无效，是因为无论货币无论怎么泛滥，它都无法帮助金融机构、实体公司和家庭个人修复资产负债表，无法帮助他们完成“去杠杆化”过程。更重要的是，货币泛滥解决不了西方早已根深蒂固的经济社会结构僵化难题，譬如人口日趋老化、最低工资和福利制度完全刚性、政府赤字居高不下、整个社会债台高筑。后者才是制约真实经济增长最大的麻烦。20世纪初，法国政治家、银行家和经济学家李斯特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民主扼杀了金本位制！”我想说的是：“民主和福利制度扼杀了经济高速增长！”这应该是人类的宿命，谁也没有办法。
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严重背离，真实财富创造中心和货币金融（虚拟经济）创造中心的快速分离，是全球经济体系的“新现实”。不彻底改变宏观经济思维，我们就不能洞察经济运行的本质，就无法提出适当的经济政策。伯南克的美联储和全球其他中央银行，都应该认真检讨他们的货币理论和政策哲学了。■

全球货币乱战

从9月末巴西财长曼特加惊呼“国际货币战已经爆发”，到10月初世界银行和IMF年会上的硝烟弥漫，俯瞰全球，货币战、贸易战、金融战声音此落彼起，响彻云霄，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而美国已然吹响了“反汇率操纵立法”的号角。面对兵临城下的全球货币乱战，中国当以何应对？

“货币战”兵临城下
“五字诀”中国应对

■  中信银行副行长 曹 彤

9月末，巴西财长曼特加（Guido Mantega）发出警告，称“国际货币战已经爆发”，可视为政府官员第一次在国际场合正式指出国际货币战的存在和状况。在刚刚结束的IMF和世界银行年会上，“货币战”几乎成为提及频率最高的词汇，表明世界各方均已置身其中。
9月末的最后一周，巴西、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印尼等都被IMF怀疑干预汇市，以遏制本国货币的升幅。目前全球货币中，除美元外几乎都处于升值状态中，主要货币如日元升幅已超过12%；欧元尽管刚刚摆脱主权债务危机，却也已经迅速升值2%。获利者除美国外，别无他国。
然而，货币升值的国家却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像巴西这样稍作干预，甚至日本这一美国的亲密盟友，仅仅做了做干预的姿态，都立即被IMF和所谓国际主流媒体视为“干预自由经济和自由市场调节机制”。这恐怕就是引发曼特加感叹“货币战已经爆发”的主要原因。

美国推动他国货币升值、本国货币贬值的内在逻辑
美国是“二战”后现代国际货币体系的最大受益者。1944年至1971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美元成为全球惟一的本位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是“双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全球货币与美元挂钩）；1971年美国尼克松政府擅自单方面放弃“双挂钩”责任，并推动IMF于1976年通过“牙买加协议”（“牙买加协议”的核心，一是多元基准货币，二是浮动汇率制度）。
理论上，1976年后多元基准货币是对美元的削弱，但由于美国拥有全球最强大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网络，有全球最活跃的金融市场，有全球一致认可的金融评级机构，有全球居垄断地位的会计师事务所，有美国自身可控制的国际规则制定和协调机构（IMF、WB、ISB等），使得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仅没有降低美国的国际金融霸主地位，反而合法地放弃了本位币所应尽的国际义务（本位币的发行国有义务控制自身的货币发行量，确保全球的金融供给与需求基本平衡，被废止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之一正是限制美元的超发），并可以利用汇率浮动的机制，限制和干预其他国家的经济、金融、甚至政治事务（如1985年“广场协议”带给日本的金融效果）。
“牙买加协议”的实施，导致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美国。1985年，协议实施仅仅9年后，美国即结束长达71年的国际净债权国地位，一变而为国际净债务国（当年国际净债务1074亿美元），从而与80年代初期开始明显呈现的贸易项下逆差相呼应，开启了当代美国独有的经济循环模式：经常账户项下逆差由资本项下的顺差弥补，即借他国的钱来满足本国的消费。从1985年至今的25年时间里，尽管经常账户逆差持续放大，但国际收支逆差（经常项下与资本项下之和）却都控制在GDP的1%范围内。
也就是说，在长达25年的期限内，美国借助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每年占用他国的资本来满足本国的消费，且这一趋势日渐扩大，难以逆转。
这一模式具有明显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一旦美元失去国际信任，或遇到其他国际货币的挑战，国际资本净流入将会减少，则没有足够的资本支持其对超量进口商品的消费；另一方面，如美国国内消费无节制膨胀，超过国际资本净流入所能提供的支撑，则经常账户项下赤字将无法弥补，国际收支失衡。两种情况下，都会导致美国模式破产。
本次金融危机，虽未出现上述两种极端情况，但对美国模式却产生了阶段性、结构性影响。由于在美国民众利用国际资本享受低息住房贷款的同时，也推高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并通过虚拟资本的放大效应产生连锁反应，导致金融危机，使得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短时间内无法像从前一样，将国际资本源源不断地送到美国民众手中。因此，至少在中短期内，支持过度消费的消费金融模式面临着调整。这就阻断了国际资本向美国消费者的传递，进而大幅降低美国经济“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消费对美国GDP的贡献在70%以上），进而产生大量失业，造成实体经济恶性循环。
这种资金链条的中断，对美国而言，虽还不至于导致美国模式破产，但也意味着美国模式的暂时中断，意味着美国必须或修复旧有模式、或重建新的过渡模式。
修复旧有模式，意味着美国继续危机前的低储蓄、高消费、高经常项目赤字、高资本项目盈余的模式。客观上说，这一坐享其成的模式是美国人民最愿意恢复的，但微观上有两个障碍将导致短时间内难遂其愿：一是金融机构尚未完全恢复，无法提供大量的消费信贷。从事美国住房次贷的金融机构已大部分倒闭，所剩的机构需要整体金融市场恢复后才可能重新进入；其他消费金融领域，如信用卡和汽车按揭，也因金融机构风险容忍度的下降和消费者违约率的上升而收缩信用规模。二是美国居民的借款记录、抵押品、就业率等消费贷款所必需的要素尚未恢复，还无法满足金融机构放贷所必备的一些（哪怕是低限）要求，还需要时间。大部分美国民众并非像有些经济学家估计的那样，有很高的道德标准，他们并不会自愿放弃原有的轻松的消费模式，只是限于外界条件的变化，不得已而过起节俭的、积累了储蓄才能消费的“苦”日子。可以肯定地说，一旦三五年后外界条件具备，2008年前我们所看到的那种“美式生活”必将重演。只是在这调整期间，美国必须要找到新的过渡模式。
一旦脱离了金融杠杆的支撑，这个新的过渡模式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打工吃饭”，靠实实在在的工作，靠实实在在的产业发展，靠实实在在的出口加工，微观上获得工资收入，宏观上提高就业人口。而美国的生产要素高于全部发展中国家，高于相当部分发达国家，短期内如何提高美国的出口竞争力，如何吸引新的产业回流美国本土，调整金融要素价格就成为最简单、最便捷的选择。
一方面是利率政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投入了大量货币，导致资金市场货币供给远远过剩（由于美国实体经济对货币的真实需求有限，这部分流动性无法进入实体经济），利率被大幅压低。另一方面是汇率政策，尽管危机前后，美国实体经济相对全球而言，并没有明显虚弱，但推动美元贬值却是美国上下的共识。而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的相对价格又有太多的人为因素可以主导，尤其对于控制着全球主要金融市场、主要评级机构、主要市场评判机构的美国而言，发动汇率战争不必像“战争”字面上那么血腥，似乎是经济规律、似乎是自由交易就可以自然导致美元大幅贬值、他国货币大幅升值的效果。而他国如要进场干预，则要受到指责和惩罚。
通过压低利率价格、通过压低汇率价格，使得美国的生产要素价格在短期内迅速优于竞争对手，从而产生比较优势，推动产业投资的涌入，推动出口的增长，从而创造就业、提升居民收入，从而恢复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这就是美国所选择的过渡模式。由于需要改变外部需求，这一模式中，汇率的作用无疑要远大于利率的作用。因此，推动他国汇率升值，就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货币战”现实一幕，甚至连美国的亲密盟友——欧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也均未放过，更不用说东南亚、拉美这些原本就虚与委蛇的国家了。
但是美国采取的这一“货币战”模式，对于那些采取固定汇率的国家则无法适用。“牙买加协议”后，全球进入浮动汇率时代，但并非全部的货币都浮动，按照协议，各国可以自主选择汇率制度。现实情况是，有实力的发达国家的核心货币大多选择浮动汇率，无实力的发展中国家的外围货币则多半选择固定汇率。中国就属于后者。鉴于中国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分量，如果不能从中国分得一杯羹的话，美国的过渡模式仍无法进行。这也就导致美国在应对中国时，丝毫没有金融市场操作的娇羞掩饰，而是采用赤裸的货币要挟与攻击，如直接通过关税手段、直接通过立法程序，来推动中国减少对美国出口、增加从美国的进口、减缓美资企业向中国的转移等。
如前文所述，美国模式的破产，除过度消费外，另一个因素是国际资本不再流入。那么美国当前推动美元贬值，为什么不担心对国际资本流入的影响呢？对于持有大量美元债权的国家而言，为何还要不断地购买美国债券（即使利率接近于0）呢？
这就是当今特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赋予美国的超级地位所致。“牙买加协议”后，美元成为事实上的全球本位币，美国通过其全球最发达的资本（尤其是债券）市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健全的金融机构，控制了全球的国际贸易结算、资本融资和交易、外汇交易、衍生产品交易、大宗商品交易，各主权国家在外汇储备中必须保有足够比重的美元，才能最高效率地应对各种经济活动需求。因此，全球国际储备货币中，美元占有65%以上的份额（其GDP只占20%左右）。即使美元贬值（但终究有个度），只要其他边界条件没发生明显变化，各国对储备货币结构的选择就不会发生大的变化。所以美国人才能自豪且无所顾忌地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
当今世界惟一能威胁美元地位的，只有欧元。就在美国去年底开始明确推行其过渡模式以来，欧洲却“及时”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导致欧元震荡，许多本已经在考虑储备货币多元化的国家，不得不暂时放弃了此种计划。时间上如此巧合，无怪乎引发世人许多遐想。

美国的政策将加速下一轮金融危机的到来
目前，全球对2008年因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并未形成一致答案。对危机累积的微观成因有所共识，如对次贷申请人还贷能力的忽视、对次贷衍生品交易的不透明性、对金融机构高风险杠杆的监管缺失等；对危机传导的机理有所共识，如各金融机构在交易账户持有了共同风险敞口（MBS、CDS、CDO等），导致风险迅速传递，并共同面对流动性危机等；但对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并未有深刻的反思和共识。我们必须要看到，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本质原因，在于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
“布雷顿森林”体系（双挂钩）废除后，国际货币体系进入完全纸币时代，货币发行不再有“锚”来约束，呈现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各国货币发行多少完全凭各自政府和央行的主观判断。从现实操作来看，各国大多参照通胀率作为货币发行量的依据。然而，货币创造出来后并不必然与当期物价指数一一对应，相当部分沉淀下来，暂时脱离资金的投资—消费循环，如货币当局不予超发货币的话，就可能导致流通中货币不足，产生通货紧缩的假象。但事实上，这些沉淀下来的货币并未消失，随时可能形成现实购买力，当沉淀量达到一定数量级后，一旦有外界合适的诱因，必然爆发金融危机。
第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又都参与了全球货币的创造。而美元因其特殊地位，成为事实上的全球（纸币）本位币，各国出口商品最后都变成美元的累积，即所谓的美元外汇储备。因而，美元货币约束就成为全球货币供给失控与否的根本。可叹的是，美国恰是此种货币体系的最大受益者，美元的发行不仅不必考虑全球的真实需求（发行美元购买他国商品、供本国人民消费，何乐而不为），甚至不用过多地考虑美国自身的通胀水平（大量美元沉淀在海外持有人手中，并不立即冲击美国本土居民消费市场），其对货币发行的道德约束是排在获得本国利益之后的，这就导致美元货币创造迅速膨胀。
第三，浮动汇率和外汇自由交易机制，使得前两个方面的货币创造又循环派生。某国货币过多地创造出来后（如日元超发部分），通过外汇交易市场可自由兑换成美元（或其他自由兑换货币，如欧元），形成美元（或欧元）的超量投放，反之亦然。在此种国际货币体系中，货币叠加积累，形成超量供给就是一种必然。这也是为什么当今世界虚拟经济迅速膨胀，远超过实体经济的真实货币需求，却依然在自我加速、自我创造的本质原因。
超量货币创造出来以后，就具备了独立“人格”，就要逐利。而实体经济提供的可供虚拟经济分配的剩余价值又相对有限，其结果必然是虚拟经济自我创造交易产品和交易机制，自我进行虚拟价值创造。我们今天在全球范围内反思，为祸作乱的MBS、CDO、CDS们是怎么产生的？我们至今仍把它们归结为金融家的贪婪、监管机构的缺失、交易杠杆的过高、交易机制的不透明等等。但是，很少有人思考，如此海量的货币供给，不发起和参与虚拟金融交易的话，他们会去向何方？他们具有如此庞大的资本力量，又是哪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上为资本服务的）政府和国会所能阻挡得了的？
这些资金是次贷产品反复打包销售的购买者，也是次贷产品反复打包加工成新产品的创新者，他们在愉快地进行着左右手互搏的游戏，乐此不疲，却又注定自甘沉迷、难以自拔。直至有一天，危机出现，他们便结伴集体出逃，侥幸成功出逃者，便立即寻找下一个战场，酝酿着下一个自我交易的游戏。
针对本次金融危机，全球进行了深刻反省，并推动着一系列制度的创新，诸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Ⅲ、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IMF和世界银行投票权改革、银行税、逆周期拨备等等，但所有这些都是围绕微观金融机构的约束、监管，微观金融风险的产生、传递来展开的，都假定金融主体是可以理性和可以约束的，都假定监管机构是中性的和可以超然于资本力量之上的。尽管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努力确有价值，对于缓解金融危机会有所帮助，但也必须要看到，如果国际货币体系不改变，货币创造的机理不改变，就无法约束货币创造，无法约束虚拟经济的进一步膨胀，也就无法阻止超额金融资本的逐利冲动，也就仍然无法预防和控制下一次金融危机的发生。
事实上，本次对金融危机的救助行为，恰恰在加强下一轮金融危机的势能。美国率先祭出“量化宽松”这一严重违反金融公理和常识的手段，悍然以基础货币（超能货币）来随意购买“有毒资产”、企业债券、企业股权、政府债券，全然没有任何顾忌和约束。究其原因，有应对危机、救急所需，但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印钞票，其后果是全球、而不是美国自身来承担的。
紧随美国其后予以效仿的欧洲和日本，也是同等道理。因为他们的货币也在全球储备货币中占有份额，它们的浮动汇率、自由交易的货币机制，也使得他们的超量货币供给可以向全球范围输出，而不必（暂时）自吞苦果。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无法走出国境，超量派生的货币都反应为本国通货膨胀的话，政府的决策决不会如此轻率和不合经济学基本常识。
近期，美国在经济已经企稳，已经宣布渡过危机的情况下，竟然准备重启“量化宽松”政策，可见得美国连最后一点道德底线都已放弃。如果说2008年启动该政策还可解释为“救急”的话，那么现在启动，则完全是为了引导市场对美元贬值的预期，完全服务于美国急于确立的过渡模式。无疑，“量化宽松”政策所推动的美元贬值，已经是以邻为壑，已经挑起全球货币战争，而“量化宽松”政策本身所产生的基础货币的超额投放，又必然加速全球货币供给，增加下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势能。
原本是救助危机的手段，竟然成了助长危机的推手，这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使然。鉴于美国在全球金融领域的占比，以及金融产业在美国经济中的占比（20%以上），当下一轮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也注定会对美国带来更大、更惨烈的冲击。

本轮美国“货币战”的本质特征
在确立我们的应对策略之前，一定要认清本轮美国挑起的货币战的本质特征，其核心有四个方面：
第一，确立美国的过渡模式。
由于短时间内无法恢复消费金融模式，美国的过渡模式只能是通过增加出口，增加实体产业投资，从而增加就业机会，增加民众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奥巴马新政”阐述的要在五年内实现出口翻一番的目标，就是其内涵的最好诠释。
第二，调整金融要素价格。
只有通过调整金融要素价格（主要是汇率和利率），才能使生产要素价格迅速改变，实现过渡模式目标。而对当前的美国来说，在金融要素价格中，汇率的作用远大于利率，利率政策的运用正是为了呼应汇率政策，较低的资金利率更容易推动汇率贬值。重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推低利率、形成汇率贬值预期，配合美元贬值策略。
第三，汇率战争针对全球。
在浮动汇率体系中，只针对一、两个货币贬值，则会因为汇率交叉换算而最终削弱贬值效果（如美元对日元贬值，如对欧元汇率保持不动的话，一旦欧元对日元升值，相应美元兑日元经折算的汇率就会上升，则美元贬值效果失效），因此，美国只有对全球主要货币，至少是美国主要出口目的地国家的货币进行贬值，才能达到其初衷。在美国出口目的地国家排序中，加拿大、墨西哥、日本、中国、英国分列前五；6至10名中，属于欧元区的有德国和法国，因此这些国家所属的货币，将成为贬值的重点对象。
这其中，人民币注定会遭遇“特殊对待”。一是因为欧日等发达国家同是本次金融危机的受重创者，本国消费需求已经减弱，即使通过汇率手段调节，短期内也不会产生对美国进口的过大需求。而中国在本轮危机中一枝独秀，且进口量持续攀升，只有增加对中国的出口，才能尽快解决问题。二是因为中国实施的是固定汇率机制，不易为美国通过经济手段所操纵，需要通过政治手段来胁迫。
第四，美元贬值是一种中短期行为。
美元贬值只是服务于过渡模式的确立，不会持久。美国最终会回到危机前的旧有模式上去，即一方面通过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掌控，使得国际资本源源不断流向美国，另一方面通过消费金融模式，将国际资本转化为本国居民的消费性支出，购买全球商品进行消费。而美元如果持续贬值，则这一旧有模式将不可持续。一是因为美元贬值会导致进口商品价格攀升，导致贸易项下逆差过大，一旦超出资本项下的顺差（国际资本流入额）所能支撑的范围，此模式便破产。二是因为美元持续贬值，会使全球降低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和储备货币中的占比，降低在金融交易中的占比，降低美元的国际地位，从而导致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减少，此模式也将破产。
因此，一旦美国旧有模式所要求的条件恢复，美元贬值行为将中止。这主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国际金融市场企稳，又可以为消费金融机构融资（当然会伴随着新的金融行为创新），二是美国居民的借贷条件改善，基本能配合金融机构的要求。

中国的应对之策
现在美国已经亮出底牌并开始实施，对中国而言，除了积极应战，别无他法。应对之策必然是对照其本质特征，有针对性地进行回击。
第一，运用好“拖”字诀。
由于本轮美国货币战的目的是建立其过渡模式，并会逐步恢复到旧有模式上去，因此具有鲜明的时效性，以其旧有模式恢复所要求的两个条件来看，时间不会太久。
从国际金融市场来看，大的震荡已经过去，流动性风险基本解除，金融机构的资金量重现宽松之态，资本（股市和债市）市场融资功能迅速恢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也基本稳定。主要的新监管制度，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三）和美国的多德－弗兰克法案都已明朗，金融机构已经可以在既定的监管条件下重新调整经营策略。
从美国国内消费金融市场来看，美国的楼市基本企稳，新开工量和交易量都在回升，汽车按揭和信用卡贷款的不良率也在好转。尤其是美国的失业率在达到１０％以后，没有进一步恶化，且已经在向着好的方向转化，消费金融所要求的必备条件正在恢复。
基于此种判断，时间成为最重要的变量。美国的战略方向随时会发生转变。中美关系是最典型的“相反相成”的关系，会长期处于矛盾的对立与统一的进程当中。因此，当前运用好“拖”字诀最为重要。
一方面，我们何时（至少国力未完全匹配前）都不能主动地成为美国明确的“头号对手”，需要与美国提出的明确而具体的要求相周旋；另一方面，也不能轻率地对我们的既定方针做出结构性的重大调整，否则一旦外界条件发生变化时，我们今天“下得过实”的棋局会带来长久的被动。
具体落实到汇率政策上，一是应该坚持我们的主动、渐进、可控的汇改方针，在美国政府和国会的舆论达到顶点时就适当调整一下，在处于各方所能容忍的限度内时，就盘整一下，不温不火、气定神闲。二是决不急于对汇率制度和外汇管制政策作大的结构性的调整，决不能一次性大幅升值，更不能承诺放弃对汇率和外汇流动的管制。在美国没有调整到位前，国际间各种经济、金融、政治的关系都是不稳定的，都应在互动中微调，而不是单方面结构性改变。
应该承认，人民币小幅升值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也是较大的，会导致境外投机性资金的持续流入。但是，相对于一次性大幅升值，对社会的震荡要小，同时也存在小幅升值与贬值交替进行的可能，技术上具有与投机资金周旋的空间。
货币升值几乎是金融领域最重要的事情，凡大的改革事件，时机最为重要。无疑，当美国情况企稳重回旧有模式时，美元将步入升值通道，届时才是人民币放开管制进行一系列改革的最佳时机。当前，最重要的是忍耐。
第二，运用好“合”字诀。
大国生于天地间，法无定法、纵横捭阖，唱好合纵连横的大戏，自然进退有余。本轮美国的货币战针对全球，尤其涉及到其亲密盟友欧洲、日本、加拿大等，相应地留给中国的回旋余地就比较大。当前在货币合作上，我们有三个方向可以主动把握：
一是强化与欧元区的合作，支持欧元。
美国对欧元的态度注定会反复无常。一方面担心欧元强大，威胁美元霸主地位，减少国际资本对美国的依赖，因而希望欧元区震荡，欧元贬值；另一方面又担心欧元贬值，会影响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尤其欧美产品的同质化较强，如果欧元相对贬值，国际采购必然偏向欧洲产品，必然导致美国的出口倍增计划受阻。当前欧元区震荡的背后有着太多美国的身影（评级机构、学术机构、IMF等），因此，欧盟无法就稳定欧元与美国展开实质的合作。这也恰恰为我们留出了合作空间。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支持欧元，一方面，高调参与欧洲主权债券的发行，另一方面，积极参与欧洲货币基金（EMF）的组建，共同构建欧元救助机制。
二是强化与日本的合作，探讨“亚元”。
今年以来日元兑美元已升值12%以上，日本企业苦不堪言。但对于政治、国防完全依赖于美国，且主流民意仍崇尚美国文化的当今日本而言，只能选择默默忍受。日本民主党前党首鸠山由纪夫所倡导的“脱美入亚”政策虽是昙花一现，却也反映出日本一部分有识之士对现状的强烈忧虑。日元始终没有完成国际化的战略，虽早已经自由流通和兑换，却始终无法成为国际贸易结算、金融交易和外汇储备的主要计价货币，仍只是美元区的一个附庸。在亚洲，尤其是“东盟10+3”范围内，形成一个独立的货币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日本曾对“亚元”做过很多研究，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提出过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建议，但因美国强烈反对无疾而终。随着中国人民币的崛起，日元在亚洲已经出现被边缘化的倾向。亚洲与欧洲的文化、经济背景完全不同，“亚元”成为亚洲货币区惟一货币的可能性非常小，但尽管如此，能否参与探讨“亚元”仍是一个国家货币地位的象征。如果在“东盟10+3”范围内讨论建立货币区，而日本却被排斥在外的话，那将是日本无法承受的。我国可以考虑由民间（如政府出面，美国会直接阻止）发起“亚元”论坛，并主动邀请日本(当然还有其他国家)参加，创造中日货币联盟的概念，以此分化日本追随美国迫我升值的力量。
此外，还可考虑中日之间直接以本国货币作为清算货币，并阶段性锁定人民币与日元的汇率。此举对于当前难遏日元升势的日本来说，不啻于一根救命稻草，必将大大瓦解来自日本方面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三是强化与俄罗斯的合作。
俄罗斯代表石油国家，但其不像中东那样已完全为美国所控制，独立性较强，而且其对中亚石油走廊国家有较强的影响力。因此，强化与俄罗斯的金融合作，会直接削弱美元在石油交易上的垄断地位，直接威胁美元的国际霸主地位。而俄罗斯也有着货币独立的强烈愿望，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已两次倡议召开了圣彼得堡论坛，探讨区域货币合作。我国应加快与俄罗斯签订货币互换及石油等大宗贸易往来以本币计价的协议，并在与中亚、中东的类似合作方面释放谈判的信号，以此牵制美国迫我升值的气焰。
第三，运用好“推”字诀。
所谓“推”字诀，即指加快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随着美元的贬值，东盟国家的货币普遍处于升值状态，对这些出口导向的中小国家而言，压力巨大。而东盟相当部分出口是对着中国，其产品出口到中国加工集成后，再转出口到美、欧。以人民币作为东盟与中国之间的清算货币，对减少其汇兑损失意义重大。此外，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企稳，国际游资开始大举进入香港、新加坡等亚洲金融中心，并开始大举购买人民币以及人民币计价产品，人民币在资本市场开始受到追捧。如果说去年我们所推动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更像是中国的独角戏的话，那么，今天人民币的国际化则开始变成众人参与的交响乐章。此时，我们应把握好节奏，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纳入到中美货币战的总体部署中来。
一方面，在人民币国际化的众多方向与内容上，我们应优先选择对美国威胁较大的加以推动。其一，进一步推动与东盟国家间的人民币跨境结算，尤其在国家间（而不仅是商业银行间）的购售汇和清算体系建设上加大力度，将人民币购售汇和清算在国家层面制度化、体系化。其二，在香港市场推动人民币国债的发行，对于世界各国而言，只有能买到中国的人民币国债，才导致其主动调整外汇储备结构，才能逐步改变全球储备货币的结构。
另一方面，还要把握好节奏。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人民币的净流出，意味着以人民币的形式对全球负债，当海外人民币积累到一定量级时，就会形成对汇率形成机制和外汇管制的倒逼，就意味着一部分金融自主权的让渡。届时，对金融自主权的维护，既需要国家实力，也需要全球配合。显然，当前以中国国力，以及与美国的关系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历史进程，是一种可以运用的战略手段，单兵突进过深便会四处受敌，只有配合整体国家战略，全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才会最终实现。
第四、运用好“打”字诀。
我国奉行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基本外交策略仍应坚持，但鉴于美国已经悍然拉开了货币战的序幕，我们对美国也应侧重“有所作为”，打谈结合，能战方能言和。
一打国债战。
发行国债是当前美国政府能够维持运行的根本保证。我国已经持有8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如果简单抛售，必然导致两败俱伤。但对于到期的国债，我国可以不再续购，对于新发行的国债，可以不再购买。从态度上，坚决打击奥巴马政府用我们的外汇储备去填补其财政赤字、维持其政府运转，却又通过其政府运转来狙击我人民币的做法。不再购买美国国债所剩余的外汇储备，一方面可作支持欧元区的配置，支持欧盟，平衡美国；另一方面可加大对外向型大型企业的注资，更多地配置到海外战略资源的收购兼并方面。此外，对中投的投资额度也可以进一步加大，以国家主权基金的形式，参与到更广泛的全球经济活动中去。
二打贸易制裁战。
增加商品出口、减少贸易赤字、进而提高国内就业率，是奥巴马经济政策的核心。美国未来五年要增加约12000亿美元的出口，这一目标若离开中国的进口支持，几乎不可能完成。而且美国出口结构中多半是工业产成品，除个别高科技产品外，德国、日本对其具有明显的替代性。因此，中美之间心态相似，都不敢轻易丢掉对方市场。如果美国国会和政府最终通过所谓的汇率惩罚关税的话，中国应坚决祭出贸易制裁的武器，坚决反击奥巴马政府所承诺的“五年出口额翻一番”的计划，逼迫其放弃货币攻击的策略。我们应该看到，美国在运用其贸易制裁手段的同时，其贸易政策恰恰是其过渡模式的软肋。奥巴马政府推动贸易出口额翻番，必然需要对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予以强化，而汇率惩罚关税的运用则大大破坏了其自身的贸易环境，也使美国处于道德的洼地。其结果只能是在感受制裁他人快感的同时，却要吞下贸易赤字进一步恶化、失业率居高不下的苦果。
三打金融限制战。
华尔街是美国的心脏。中国是华尔街复苏的希望所在。华尔街金融资本与美国政府的观点分和不一。在压制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华尔街金融资本并不完全赞同。因为此举会迫使美元贬值，影响美元的国际地位，长期来看，将影响华尔街的影响力和经济利益。因此，华尔街更倾向于以人民币升值为手段，压制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对此，我们应大胆利用这一分歧，对于支持美政府意见的金融机构，限制其进入中国市场，已经进入的予以限制甚至清退。反之，则支持和帮助。同时，向欧洲、日本进一步开放，形成比较差异和利益诱惑。美国体制的核心是资本置于政府之上，是资本控制政府而不是相反。因此，打好金融限制牌，往往会事半功倍。
第五，运用好“防”字诀。
当前，我国面临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严峻的国际形势。尽管我们在面对美国的货币战时危中有机，但客观环境要求我们务必谨慎对待，按最坏打算，做好防守工作。
1，保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防止出现大的动荡。
首先，要将通胀率控制在可承受的水平。2008年我国曾出现了CPI 8%的增幅，而2009 和2010两年又投放了18万亿左右的银行贷款，通胀的势能很大。由于我们的生产加工能力较强，容易给有些同志一种错觉，好像物价涨不起来。其实2008年时我们的生产加工能力也是过剩的，但物价却涨得非常迅猛。通货膨胀本质上确是种货币现象，货币量积累到一定势能时，就会呈现结构性的循环攀升。因此，近一两年必须要高度关注粮食等食品类价格、石油用品类价格、市政服务类价格，在外界环境不明朗时，切忌侥幸搞价格闯关，当前并不是价格全面改革的最佳时机。
其次，要高度关注就业状况。与美国贸易战一旦打响，一部分出口加工产业势必面临滞销和停工压力。尽管近些年来我们对美国的出口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纺织品类的占比已不足20%，相对而言抗风险能力有所提高，但由于新一代的加工产业工人已经不可能退回到农村，还原成农民，而会直接形成社会问题，因此，在制订财政预算时，要提前作出考虑，可在对出口加工企业的退税和补贴方面提前做出些安排。
三是要高度关注股市的变化。随着国际游资的集聚，香港和国内股指已经开始逐步攀升。这种攀升有着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一旦美元重拾升值轨迹，美元汇率和利率都将提升，而人民币升值也就不再成为主题，届时国际游资自然获利撤离，如果再借助股指期货等做空机制放大盈利倍数，则股市的跌幅将会较为剧烈，自然对整个社会带来较大冲击。因此，对股市的综合管理应该未雨绸缪，以免酿成大的事件。
2，继续扩大内需占比，强化相关制度性建设。
2009年以来，我国内需对GDP的贡献明显攀升，有效地承接了外需减少带来的压力。但由于投资拉动的效应正在逐步减弱，国内消费能否迅速提升并承担起主要引擎的作用，意义重大。这方面有两个要点需要格外重视：
一是财政政策要继续在带动农村消费市场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围绕家电下乡、农村新型医疗合作保险、廉租房建设等领域应进一步强力推进，缓解农村消费的后顾之忧。
二是建设城镇消费金融体系。围绕汽车按揭、信用卡、教育贷款、旅游贷款、个体工商户经营性贷款、微型企业贷款等领域，持续引导和推动，并为参与其中的金融机构创造较好的政策和经营环境，将城镇居民消费潜能有效释放。
3，主动调整国际金融资产结构，减少可预见的损失。
未来两年，美元将处于低利率和贬值周期，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必将形成一定的相对损失，对于我们25000亿的外汇储备来说，应提前做好应对。此问题处理不好，最终也会演化为社会问题。有三个选择可以考虑：
一是可逐步增持欧元资产。一方面，欧元相对美元处于升值周期；另一方面，欧洲央行对通胀率的重视程度远超过美国，会提前加息以应对货币超发带来的通胀压力。因此，欧元资产从利率到币值都会获得相对高的收益。相应的日元也处于升值通道，但其利率始终难摆脱趋近于0的魔咒，相对是次优选择。
二是石油储备的购置和石油期货的投资。全球石油基本都以美元计价，尤其是期货交易所的石油商品更是如此。美元下跌，意味着美元计价的石油价格的上涨，因此，石油及其交易商品可看作是美元下跌的一种对冲工具。我国原油储备的建立应加大力度，将一部分美元外汇储备提早转换成石油储备，有利无害。即使将来美元重新升值，由于全球货币供给量又上了一个台阶，因此石油价格也不会回跌过多（上一轮石油价格从20余美元涨到120美元左右，即使回跌，也是稳定在80美元左右）。而对于期货交易所交易的石油商品，则可依据专业判断，在两年左右的美元贬值周期内进行相应的操作，对冲一部分美元资产的相对损失。
三是进一步发挥中投和外向型企业的作用，以实体经济和战略资源投资作为金融投资的必要补充。可考虑以某种制度安排，将一部分外汇储备进一步向中投公司和有能力走出去的大企业分散，参与境外优质企业和战略性资源的投资，缓解我国外汇储备的金融投资已成为全球最大庄家的尴尬。

中国如何在国际间引领舆论焦点
当今世界，一旦被美国锁定为“头号对手”，就势必要面对多国的联合施压，道义上处于下风。无论人民币汇率问题还是地缘政治问题，盖莫如外。摆脱之道是开辟新的舆论战场，以更高的视野和观点引领国际舆论焦点，从而跳出对方所设定的论点和语境范围，摆脱重重包围。上一次G20会议上，中国政府所抛出的“超主权货币”的观点，使得我国处于有利的论战地位，即是最好的例证。
在11月于韩国召开的G20会议上，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将面临新的考验。由于世界主要国家货币都已经对美元升值，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就不仅仅是中美问题，很容易演化成中国和多国的问题，很容易成为多国论战的焦点。但是，此次会议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20国领导人不知为何要聚到一起，会议没有主题，全球在稳定金融秩序、防范系统性风险方面已经失去方向和目标，非常需要一种成体系的建议来凝聚各国的智慧，找到突破点。有鉴于此，我国领导人应提出几条高屋建瓴的倡议，引领国际舆论导向，既对全球货币体系的重构指明方向，造福人类，又有效淡化人民币议题的影响。
如前所述，本轮金融危机是最典型的因为货币超发、虚拟经济自我创造、自我创新所导致的连锁金融反应。而全球范围内货币供给过剩的主要原因，是70年代以来形成的国际货币体系，即所谓“牙买加协议”体系。
稳定国际货币金融秩序、防范系统性风险，有赖于全球范围内控制货币发行量；而全球货币创造机制的控制，又有赖于对“牙买加协议”进行修正，在现有基础上，逐步重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我国应针对此焦点问题，提出以下四点倡议：
一，以制度形式确立多元国际储备货币，建立多元本位制。
可按照在国际贸易往来的占比，确立三到四个货币为国际储备货币，按重要程度排序应该是美元、欧元、人民币（必要时可包括日元）。世界各国按照实际的进出口交易方占比来确立储备货币的币种结构，以此减少美元在储备货币中的占比，从而减少美元超发对全球的影响。
二，核心储备货币之间采用固定汇率制。
美元、欧元、人民币（以及日元）之间采用相对固定的汇率机制，一定期限内、在一定幅度内汇率相对固定，必要时可阶段性地予以调整。外围货币与核心储备货币之间可自主选择汇率制度，或固定或浮动皆可。核心储备货币国占全球贸易往来的绝大部分份额，与当前美国只占全球贸易往来的20%的情形大不相同。核心储备货币之间汇率相对固定，会使得全球的汇率基本处于稳定状态。
三，确立各主权国家共同参照的货币发行原则。
当前大部分发达国家货币发行的原则是盯住通货膨胀率，以就业率或国际收支状况来修正。我国是同时参照四个指标，即通胀率（CPI）、经济增长率（GDP）、就业率、国际收支状况。其他发展中国家还包括其他重点关注的指标。但总体上，能够归纳出全球相通的和规律性的指标和指标运用的基本原则。制定共同的货币发行原则有点类似于制定碳减排规则，各国愿望一致，但又各有国情，只有求同存异、逐步引导，才能最终找到共同认可的参照区间。在这方面，我国可以发起“北京议定书”，先提出一个标准，邀请各国家来讨论，逐步取得全球的共识。
四，“量化宽松”政策应坚决退出。
此条倡议并非国际货币新体系的内容，但由于“量化宽松”政策直接导致货币的毫无控制、放弃最基本的金融常识的超发，这就使得国际货币新体系的建立毫无疑义。不可否认，在金融危机来临时，“量化宽松”政策尽管有争议，毕竟还有些稳定市场信心、缓解流动性压力等积极意义，但当危机企稳以后仍继续实施，并且是针对全球本位币——美元继续实施，就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尤其美国已无需将其作为应对危机的手段，而只是作为推低利率和汇率的工具，就更是不能容忍。如果全球纷纷效仿，必然导致国际金融秩序混乱，下一轮金融危机提前爆发。因此，此条倡议是推行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建设的必要前提和保障。

悲观、绝望和疯狂下的全球乱战
——世界银行和IMF年会观察

世界各国政界和学界精英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之根本原因缺乏深刻共识、各国政治领袖（尤其是发达国家政治领袖）思想心理上极端的“短视、偏见和自私”，才是导致“货币战”、“贸易战”、“金融战”、“经济战”最重要之原因

■  《环球财经》总编辑 向松祚

俯瞰全球，货币、金融、经济战场硝烟气味十足！“货币战”、“贸易战”、“金融战”声音此落彼起，响彻云霄，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10月9日，各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齐聚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IMF）。大会小会，五花八门，让人应接不暇，疲于奔命。听来听去，却是越听越糊涂，越听越迷茫，越听越悲观，越听越失望，越听越绝望！东西南北之衮衮诸公，西装革履，道貌岸然，似乎个个胸怀锦囊妙计，仿佛人人有经天纬地之才。到头来却只落得个“战争威胁”不绝于耳，指责抱怨声振屋瓦。吵吵嚷嚷一番之后作鸟兽散去也！
到底是怎么回事？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人类为何突然象发神经一样相互谩骂和指责？全球经济前景黯淡当然是主要原因。不过依我观察，世界各国领袖（政界和学界精英）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之根本原因缺乏深刻共识、各国政治领袖（尤其是发达国家政治领袖）思想心理上极端的“短视、偏见和自私”，才是导致“货币战”、“贸易战”、“金融战”、“经济战”最重要之原因。
全球经济前景确实令人忧心忡忡，说“前景黯淡”还是大大低估了。俯瞰小小寰球，坏消息总是多过好消息。

三大发达经济体面临六大基本困难
两个月前（8月10日）美联储货币政策例会，对美国经济复苏前景深表悲观，多家机构将2010年美国经济增速下调至2%以下（年初预测是2.7%）；2010年9月的最新数据，美国失业率依然高达9.6%（某些州的失业率甚至超过15%！），其中黑人失业率是16.1%，西班牙裔失业率是12.4%，白人失业率是8.7%，亚裔失业率是6.4%；私人投资、消费、信贷持续萎靡不振。
美国经济学者算过一笔简单的账，要想5年内让美国失业率降低到5%水平，那么美国经济每个月必须创造32万个新工作岗位；要想10年内将失业率降低到5%, 则每个月需要创造23万个新工作岗位；要想确保新增劳动力有工作，则每个月必须创造10万个新工作岗位。9月份的情况是：私人部门新增雇佣64000人，然而政府部门却裁员159000人，两项相抵，共有95000人丢掉饭碗。
日本经济第二季度增速只有微不足道的0.1%，全年估计连0.4%都够呛（年初预测是1.7%）。日本经济低迷增长已经长达20年，至今看不到任何可能重返快速增长的迹象，公众债务规模与GDP之比例超过200%，财政政策几乎没有施展空间；国内人口结构不断趋于老化；日元长期处于“升值预期综合症”；“零利率货币政策”早已失效；通货收缩阴影始终挥之不去。
欧元区似乎愈发不妙。希腊债务危机余音未了，爱尔兰债务黑云再度压城。两个月前，爱尔兰中央银行行长霍诺翰教授访问中国，我邀请他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发表演讲。他的讲话显然经过事先精心准备，避重就轻，没有直接讨论爱尔兰和欧元区债务难题，只是一般性地讨论金融危机如何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负担。霍诺翰深知爱尔兰面临严峻挑战，作为刚刚上任一年多的央行行长，他承受着巨大压力。可不是吗？自2007年底以来，爱尔兰的名义GDP已经萎缩了17%，CPI目前正在以4%~5%的速度下降，几年之内，爱尔兰的名义GDP有可能会萎缩25%~30%，预算赤字与GDP之比高达14.3%，是欧盟3%上限的近5倍，失业率达到13.1%。
多么严重的衰退！爱尔兰是欧元区的一个缩影，整个欧元区似乎都面临着相近的困境。欧元区新近完成银行体系压力测试报告，结果是超乎预期的恶劣：之前人们乐观地以为整个欧元区银行体系只需补充资本35亿欧元就OK，实际上仅爱尔兰一国就需要补充资本金400亿欧元，更不用说还有西班牙、比利时、希腊、意大利，甚至法国和德国，这些国家的银行同样需要大量补充资本金，“去杠杆化”过程远远没有结束！
所谓“欧猪国”（PIIGS，即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大规模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不断上升的经常项目逆差，意味着私人部门对外债务持续上升；产业竞争力持续下降；经济长期陷入“准萧条”状态；通货收缩风险急剧上升。
今年二季度，德国成为发达经济体惟一的亮点。2010年8月13日，德国政府公布，德国最近一个季度经济增长为2.2%，换算成年增长率，接近9%。是德国自金融危机以来最好的经济表现，也是1990年德国统一以来最好的经济表现。好些论者欢呼雀跃，说德国人民和政府一下子扬眉吐气了，德国模式不仅战胜了美国模式，而且也击败了中国模式。他们高声责问：谁叫你们说高福利就必然带来高失业？谁说高税收、严管制、强工会就必然病入膏肓、经济衰退？德国给了你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然而，一个季度的高增长是不是就能够保证全年和长期的高增长，却是一个巨大的疑问。我到欧洲参与各种讨论，总是有朋友提醒我：千万不要低估德国的经济！诚哉斯言！德国经济的表现总是好于她的邻国。德国朋友告诉我，金融危机后，德国劳动人民主动下调工资，维持且提高了德国经济竞争力。不过，今年3月1日在德国中央银行（Deutsche Bundesbank）举办的一次会议上，该行行长阿莱克斯·韦伯（Axel Weber）教授的悲观预言，却把大家都吓傻了。他说未来10~15年内，德国经济增速可能只有0.75%，远远低于IMF预测的2%~3%。悲观预言的根据是什么，行长语焉不详。他简短讲话之后起身离去，留下满屋子与会者乱吵一气，没有结论。
概括起来，三大发达经济体（美国、欧洲、日本）面临6大基本困难：1，经济增速长期放缓；2，政府债务规模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3，货币政策持续维持“零利率或低利率”，短期内却无法刺激经济快速增长或“重新通胀”；4，私人消费和投资持续萎靡，个人和家庭“去杠杆化”过程才刚刚开始，个人和家庭对信贷的需求持续下降；5，银行体系“去杠杆化”过程远未完成，补充资本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信贷供给短期内没有可能恢复快速增长；6，三大经济体系内，政府部门（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同样面临“去杠杆化”过程，至少，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无法继续大规模增加了。以美国为例，9月份失业人口之所以大幅度增加，主要是地方政府“去杠杆化”，被迫大量裁员。
上述六大基本困难环环相扣，相互强化，原因产生结果，结果反过来成为原因，形成典型的经济体系“负循环过程”，它至少包括如下几个内在机制。
1，经济增速放缓负循环。居民收入和政府收入下降，私人消费、投资和政府开支必须相应缩减，私人消费投资和政府开支缩减反过来加剧经济放缓；
2，失业上升负循环。失业意味着收入减少，收入减少意味着需求减少，需求减少意味着企业开工不足，开工不足则意味着失业进一步增加。
3，预期收入下降负循环。经济增速放缓和失业持续增加，让人们对未来预期收入前景持续悲观，悲观的收入前景迫使人们进一步收缩消费（根据弗里德曼和莫迪格利安利的“永久收入学说”，消费不是取决于当期收入，而是取决于长期永久收入），收缩消费恶化经济前景，反过来进一步恶化预期收入之悲观预期。
4，信用萎缩负循环。经济放缓、失业上升、预期收入下降，迫使经济所有部门“去杠杆化”，整个经济体系之信用总量（信用需求和供给）持续收缩，真实利率持续增加，社会财富（私人财富和政府财富）持续缩水。
负循环机制里面最重要的是“信用萎缩负循环”。根据笔者提出的“信用体系—真实经济—虚拟经济”一般均衡模型（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国际货币评论》2010年第三期），信用增长才是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性力量，不是传统理论所强调的货币供应量。
然而，历史经验一再表明：一旦经济陷入信用萎缩负循环，货币政策则完全失效，无法将经济拉出“信用萎缩负循环”稍微深渊。
“信用萎缩负循环” 与凯恩斯当年所描述的“流动性陷阱”并不相同。如果经济只是陷入“流动性陷阱”，那么中央银行持续宽松货币政策或“零利率货币政策”则完全有可能将经济体系拉出“流动性陷阱”。
然而，一旦经济体系陷入“信用萎缩负循环或信用陷阱”，宽松货币政策或零利率货币政策就没有办法发挥作用，因为货币创造机制并不等同于信用创造机制，货币供应量的持续扩张，并不等同于信用扩张。日本长达10多年的“低利率或零利率货币政策”早已证明此一重要论点，全球金融危机两年来的惨淡现实再一次证明：一旦经济体系陷入负循环，货币政策就无济于事，货币和信用不是一回事。
难道我们就束手无策，只好坐以待毙吗？
围剿人民币：拯救世界的最后一根稻草？
今日全球经济界，最令人揪心和抓狂的是：面对黯淡的经济前景和悲观的就业数据，决策者似乎早就黔驴技穷。举世那么多高人雅士、教授专家，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新的对策。2010年IMF和世界银行年会期间，细听世界众多要人的高谈阔论，遍读世界主要媒体的财经评论，预测推理，分析建议，皆是老生常谈，了无新意，简直给人一种“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那样绝望的感觉！
10月11日年会散场，英国《金融时报》头版标题是：“各国围绕经济政策炒作一团”，坦承2010年IMF和世行年会“口水喧嚣，不欢而散”，焦点却是抱怨与会各国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没有针对人民币汇率达成一致强硬立场！评论版标题竟然是“是时候对中国强硬了！”文章对人民币汇率政策破口大骂，说什么“美国奥巴马政府对中国汇率政策的抱怨和指责完全正确。毋庸置疑，中国的汇率政策就是保护主义。中国刻意且持久将汇率低估，效果就等于是进口关税加出口补贴。”文章公开叫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美国政府和欧洲各国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对中国采取强硬行动！”依照一些英美人物的偏见乃至敌视情绪，好像人民币汇率升值真的成了拯救世界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或者是搞垮中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作为一个中国人，读到如此厚颜无耻的货币战争叫嚣，如此充满帝国主义霸权心态的丑陋文字，真的不由得让人回忆起当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滔天罪恶！难道真要“八国联军围剿人民币”？
还是邓小平老人家多年提醒得好：“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7—358页）。
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谈到国际金融、货币、经济政策乃至一切政策，一些西方政客和学者骨子里总是对中国有一种偏见甚至敌意。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基本事实，也是我们思考货币汇率战略时无法回避的重要因素！那么多富裕发达国家联手来指责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操纵汇率，天底下怎么能有这样的经济学道理？除了发达国家的“自私、偏见、短视、遏制中国”之外，理论上的诸多说辞，纯粹是颠倒是非的无稽之谈。
我说过很多遍，美国联手盟友高调施压人民币，主要是出于遏制中国崛起的长期战略考虑。其中的逻辑基础和相关理论问题，容我以后文章详释。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这个关键要点，奉劝同胞们千万不要天真！2005年人民币被迫单边升值之后，我曾警言：“尽管人民币已经走上缓慢升值和有管理的浮动之路，美、日却不会善罢甘休，人民币升值和人民币汇率浮动之压力将长期存在。”当时好些人认为我危言耸听，哗众取宠，结果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美国及其盟友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演变到今天赤裸裸的剑拔弩张！
这一切，皆因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政策出现前所未有的根本性困境所致。
发达经济体今日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既不同于1930年代“大萧条”，也不同于1970年代“大滞胀”，是一个崭新的现象。未来的经济学者和历史人文学者，估计要忙乎许多年才能理出一个头绪。
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我在多个场合指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面临三个最基本的“两难困境”。纵观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之经济政策，皆面临宏观经济政策上的三个“两难困境”。
1，财政政策：持续大规模财政刺激（继续扩大赤字和债务）之需求与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无法持续上升之“两难”。
2，货币政策：持续维持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避免资产价格泡沫、抑制长期通货膨胀预期、防止虚拟经济暴涨之“两难”。观察多国最近两年之经济局势，货币政策对于刺激真实经济，实际上已经基本失效。
3，汇率政策：渴望货币弱势或贬值来刺激出口与打击外汇市场投机、避免金融市场过度动荡、期望全球贸易稳定增长之“两难”。譬如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目的之一，就是要以弱势美元来支持奥巴马的“出口倍增计划”；欧洲也希望欧元贬值来刺激出口；日本中央银行干脆大规模入市干预来阻止日元升值！好一幅“以邻为壑、竞相贬值”之乱象！
问题是：每个国家都希望货币弱势或贬值，怎么做得到呢？大家将矛头齐指人民币汇率，岂不是缘木求鱼乎？
先说财政政策困境。过去40年来尤其是过去20年来，主要发达国家政府之“高杠杆经营”愈演愈烈，债台高筑成为常态。日本高居世界之冠，其政府债务总规模与GDP之比例超过了200%。欧元区多数国家之政府债务与GDP比例超过100%甚至150%，连素来以财政稳健著称的德国，公共债务与GDP之比例亦越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规定的60%“红线”。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与GDP之比超过80%，加上地方政府债务，比例当然更高，所以美国地方政府最近拼命降低债务规模、“去杠杆化”，结果导致政府大量裁员。
以年度财政赤字与GDP之比衡量，发达经济体系形势更不乐观。几乎所有发达国家今年财政赤字与GDP之比都要超过10%，“欧猪国”甚至超过15%，美国亦不例外。
 
货币乱象源于财政放肆
第一大问题：债务规模、财政赤字与GDP之比例究竟多少合适？欧元区著名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60%和3%两条红线，依据何在？是否合理？一直争论不休。随着欧元区各国纷纷突破“红线”，要求或证明“红线”无理或需要提高之呼声时有所闻。
有经济学者说：你看日本债务规模早已超过GDP200%，不是也没有天下大乱吗？所以如今好些经济学者鼓励政府继续大搞财政赤字开支以刺激经济，不用考虑什么“红线”或未来还不起债的问题。譬如以撰写三卷本《凯恩斯传》驰名于世的英国人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和近年炙手可热的美国人克鲁格曼，就分别大声呼吁本国政府不用理会什么财政赤字和债务难以持续之论调，继续大规模财政刺激才是上策。
反对继续大搞财政赤字之声音更大，道理更足。三岁小孩都知道一个天经地义的道理：借债早晚要还，个人如此，企业如此，国家亦如此。还不起钱就要赖债。赖债对国家信用、货币金融体系和整体经济稳定打击之大，后果之严重，史有明鉴，历历在目。
国家与企业和个人当然有所不同，享有一些特权。除了公然宣布赖债不还之外，还可以大搞通货膨胀间接赖债。历史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有赖债不还的“斑斑劣迹”，英、美、日概不例外。拉美债务危机、俄罗斯债务危机之惨烈，至今令人心有余悸。
我曾经私下请教多名欧元区高人雅士，他们认为绝对不能排除希腊和其他“欧猪国”赖债的可能性！历史经验一再告诫我们：一国一旦陷入赖债危机，信用崩溃，与一个企业和个人一样，许多年都无法恢复元气，不能到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经济金融货币体系持续动荡，经济增长一落千丈，通货膨胀如期而至，说是“灾难”绝不夸张！
有鉴于此，各国对内债和外债都规定有必须遵守的“红线”，实在是明智之举。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是发达经济体系“高杠杆负债经营模式”之危机，自然也包括各国政府“高杠杆、高负债”，伤疤还没好，怎能忘记痛？
经济理论和历史一再证明：财政稳健是货币稳定之必要条件。法国经济学家、银行家和政治家李斯特讲过一句名言：“民主扼杀了金本位制！”意蕴何其深远！民主制度下，政客总要迎合选民的各种“非分”福利要求，选民又要高工资、高福利、舒适工作，又要少工作甚至不工作。目标当然美好，而且无可非议，可是天上从来没有掉下过馅饼，“鱼和熊掌”如何可以兼得？政客们为了保住权位，只好大搞财政赤字和“寅吃卯粮”大肆借债，暂时满足选民愿望再说，总想把债务负担推给下一代。高赤字、高债务早晚必然导致肆无忌惮的货币扩张和通货膨胀，任何良好的货币制度也不可能守得住。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早就证明：民主总是意味着财政赤字和高债务。
所以我们看到20世纪的货币乱象，无一例外不是起源于财政放肆。民主、赤字、债务不仅扼杀了金本位制，而且扼杀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固定汇率制度，自然也就扼杀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我不是反对民主政治制度，而是要强调：民主体制、选举政治、福利制度如何与审慎财政和稳定货币相协调？假若我们愿意平心静气客观分析，此大难题才是所有发达国家经济体系今日面临的真正经济政策困境！正因为如此，我才说发达国家赤字财政政策空间已经非常有限，说是两难恰如其分。
有鉴于此，囿于两难困境下的发达国家，滑天下之大稽，把围剿人民币作为“自救”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就不足为奇了。而面对黑云压城，中国应如何突破国际舆论重围，如何打赢这场货币战争反围剿，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课题！

人民币国际化战略
对亚洲及世界经济影响

■  《环球财经》编委 宋鸿兵

三年前我写《货币战争》，“货币战争” 和人民币国际化是紧密相关的。当人们谈到全球经济不平衡，常常会说经常性账户或贸易不平衡。我认为还有另外不平衡，就是经济恢复发展速度不平衡，如中国、印度、韩国是从经济危机恢复的较快的国家，而美国、欧洲、日本的经济复苏缓慢。这些国家面对国内政治压力，需要寻找替罪羊，中国和人民币成为了最容易的选择。这些与人民币国际化是紧密相关的，实际上，人民币国际化在金融危机后已经开始。

被颠倒的债权债务关系
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复苏缓慢的真正原因是其债务和GDP的比率，与80年前的1929年“大萧条”相比，两者最大的共同之处，在于负债与GDP的比例惊人的相似性。1929年，美国总负债占GDP的300%，整个国民经济在沉重的债务压力下崩盘；而2009年，美国的总债务已近GDP的400%。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美国的债务不仅仅局限在国债，而是整个美国的政府、企业和私人对银行系统的总负债。2008年美国总负债规模已高达57万亿美元，这还不包括104万亿美元的医疗、社会安全等隐性政府负债。而在2006年，这个数字仅为48万亿。也就是在这短短两年间，美国GDP从13.1万亿增加到14.2万亿美元，债务却增加了9万亿，债务增长速度是GDP的8倍！
这次金融危机就是因为房屋贷款太多太高，购房者还不起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GDP的比率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因此经济复苏较快。
美国政府的货币宽松政策就是通过借更多的债来解决当前的债务危机，这如同在推石头上山，他们提供的货币越多，上的坡越长，也越陡。
克鲁格曼说美国国债绝对安全，因为债券的收益率很低，创了历史新低。哈佛历史学家弗格森反驳说：“你怎么能肯定今后债券的收益率还会如此低，没有出现问题一切都正常。但是危机常常由突发事件引起，不是逐渐发生。就像美国次贷危机之前房地产市场一切正常，2007年问题突现，引起危机和2008的金融海啸。”
如何实现外汇储备多元化，这是中国面临的难题。中国政府持有2.4万亿美国国债，美元持续贬值会给中国造成巨大的资本损失。但是中国的态度正在改变，这也是克鲁格曼忽视或不愿承认的。
中国是美国第一大债权人。通常债务人尊重债权人，因为债权人决定一切。现在中国和美国的位置似乎颠倒，倒像是中国欠了美国很多钱，而美国这个债务人对中国提出种种要求。中国政府不需要抛售美国国债，只要向市场发出信号，市场会立即做出反应。这样的后果美国政府是承担不起的，所以美国政府和学者应该冷静下来找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衰老的世代
可能使经济前景更更糟糕的，是美国正在衰老的“婴儿潮”。美国的“婴儿潮”世代指的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从1946年至1964年，这18年间美国出生的人口高达7700万人，占美国人口的1/4。这群人是当今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随着“婴儿潮”人口的成长，美国的经济步入了令人眩目的繁荣期。
进入80年代后，60年代初的“婴儿潮”高峰期人口大学毕业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一大批年轻人朝气蓬勃，敢于创业，大胆消费，刺激了美国经济，极大地拉动了消费，创造了经济繁荣时代，股票市场紧跟着出现了一个近20年的大牛市。
根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数字，美国人一生的消费最高峰是在47岁，此时的人生正当壮年，年富力强，收入达到鼎盛时期。过了47岁，人们开始考虑退休和养老，身体也日渐衰老，不得不准备看病吃药，从这时开始，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下降，消费开始逐步滑落。
而2009年正好处在人口消费曲线所代表的悬崖边缘，再往前一步就是“消费瀑布”的拐点。当1962年出生的最后一批“婴儿潮”世代滑过2009年之47岁的消费最高峰年龄，接下去就是一个剧烈下滑的消费周期，其持续时间直抵2024年。这将是一个长达14年的消费下滑周期，美国将经历缓慢而痛苦的经济复苏时期！
这就是美国经济危机和缓慢复苏的主要原因。请注意，无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对于一个衰老的世代都不会发生明显的作用。

不道德的货币超发
金钱是什么？我可以用资产负债表来解释。资产包括商品和服务，负债是货币。所以财富是商品和服务，而货币是财富的收据或索取权。货币系统是财富分配系统，它必须公正，健全和方便。货币是社会的道德原则，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鼓励欺骗。
货币是社会诚信的基础，格林斯潘的精神导师安·兰德说：“当你接受货币交换你的劳动时，你完全相信你可以用它来交换其他人的劳动⋯⋯你的钱包表达了你的希望：世界上某个地方有人不会在道德原则下违约，因为道德原则是货币的根基。”
货币宽松政策是不道德和不公平的。为了挽救“两房”，美联储打开印钞机从“两房”购入一切有毒资产。
回头来看看资产负债表，左边是违约的房地产金融衍生品，右边是美联储发行的货币。这些在全世界发行的美元背后是是违约的房地产，而拿到这些美元的人索取不到一分钱。美联储还在拼命地发行这些“有毒”的美元。这种做法道德吗？
持有这些美元的人只是想美国政府坚守信用，不要违约。违约有两种，一种是没钱彻底违约，另一种是多印钞票，使美元贬值，从而减少债务。不管哪一种违约都是不公平的。而美国许多政府官员和学者不这么想，所以才有货币宽松，正是货币宽松政策，拉开了货币战争的序幕。
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22万亿人民币资产中占75%为美元。如人民币升值20%，那么就可能带来3万亿人民币的损失。这是占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10.4%的庞大规模。也是中国中央银行的自有资本金的140倍。
中国人民银行为平衡资产负债表，只能疯狂印刷人民币，其结果是：中国将陷入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近1000万人将失去工作岗位，经济将陷入困境。同时，越来越多的热钱可能将流入中国，导致社会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经济复苏也会停止。全世界将失去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而对于美国来说，失去了中国这个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市场，美国的出口增长也无从谈起。这将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
“货币战争”虽不是真正在战场上打杀，但这种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要远远大于真正战争的损失。

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笔者即将推出的《货币战争3》将以“货币高边疆（Currency high Frontier）”为题，充分介绍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货币高边疆”是国家主权的新维度，包括货币从产生到流通的每个环节：中央银行，金融机构，清算中心，金融市场和产品，信用评级机构，法律制度，技术网络构架，最终用户。
国际化的人民币必需具有以下特点：主权、信用、可用性、稳定性、方便、接受度。
保证人民币信用的方法有：美元、一揽子其他货币、黄金白银、债务、特别提款权（SDR，中国2009年购买320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二氧化碳配额。
可用性：人民币持有人可以用它购买中国生产的各种具有竞争力的商品。自从2008年12月中国与韩国签订第一个货币互换协议至今，中国已和8个国家签订货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达8000亿人民币。 2010年9月，马来西亚表示将购买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这是人民币国际化向前迈出一大步。
方便：2009年9 月中国在首次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为其他人民币债务提供了基点。2009年，香港成为人们币离岸中心，开展人民币远期交割，清算和结算业务。外国公司（麦当劳）2010年8月 在中国发行了2亿人民币公司债。核心策略是这些过程政府必须可以控制。
对亚洲和世界的影响：到2012年，中国的目标是以人民币结算的国际贸易达到2万亿美元。届时，人民币会成为世界三大主要货币之一，为中国的贸易伙伴提供巨大的机会。比如持有人民币债务能享受人民币升值的额外好处。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持有人民币资产能降低汇率风险。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为今后的亚元奠定基础。
很多人担心，人民币国际化对其他国家是福是祸？
这恰如一个消费者在商场中只有一种商品可以选择，他不得不支付更高的成本。如果有了第二种或第三种选择时，市场力量将为他提供节省成本的机会。人民币将为韩国和全世界的货币消费者提供另一种选择。人民币国际化不是威胁而是机遇。
（本文根据在2010世界知识论坛主题演讲整理）

我们要Game，不要War

——美国反汇率操纵立法之我见

“汇率战”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怕了它。美国的玩法是，对某个国家打war，而对全球玩game。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war，而是利用全球游戏规则玩game

■  《环球财经》编委 张捷

美国对人民币汇率一直进行着攻击，最近的玩法又升了级。美国国会众议院9月29日投票通过了《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法案规定，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币值被认定为低估，美国政府有权对来自该国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虽然该法案要最终生效还需参议院通过，并送交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但以上诸举意味着美国在相关问题立法进程上已经走出了两步。

“反汇率操纵立法”博弈过程重于结果
对于该法案的前景，笔者认为博弈的意味和过程远比结果重要。美国在危机下的低通胀是依靠中国进口的廉价商品来实现的，如果给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骤然征收特别关税，中国商品将利润微薄到没有降价的空间，其结果是其在美国的售价要涨，这也在部分程度上意味着，这种增税将让美国消费者成为买单者，相当于征收了一个美国的消费税，使美国民众购买商品时的成本增加，有可能直接加大其国内的通货膨胀率。
同时，美国对于从中国输入美国的许多商品已征收了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这些已经征收的各种“反税”，其中有部分原因也是因人民币升值趋势而成，若如今再针对于汇率问题征税，无疑是重复征收，与美国一贯标榜的公平价值观相悖。
笔者认为该法案难以实施的更进一步的理由是，法案的实施细则是难产的。干预汇率市场是各国央行的惯例，美联储自己也多次干预汇率市场。何样为干预，何样为操纵？这样的标准是实施细则必须阐释的。如何制定这一标准注定是个困难的过程。因为美国的资本家也不愿意就此戴上枷锁；无论里子是什么颜色，美国在面子上还是讲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如果因标准不妥而落下了给中国歧视性待遇之口实，这也将违反两国各种条约，中国可以到WTO进行申诉。尽管WTO的游戏规则是西方所有发达国家维护的和全球资本势力维护的游戏规则，尽管美国有游戏的主导权，但是明显犯规也是不被允许的。因此该法案具体将怎样执行，本身就是一个难题。
美国各类政客对此其实心知肚明。所谓的“反汇率操纵立法”，其目的主要是大棒的恐吓，还没到真正的搏杀阶段。悍然发动针对于中国的汇率战、贸易战，虽然美国凭借其超级地位占据上风，却对谁都没有好处，反而可能便宜了其他国家，给它们以机会。而美国与欧盟、日本、俄罗斯等国之间，也存在着博弈的关系，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美国深谙此理。
因此这个法案更大的意义在于成为美国政客博弈民选的有力武器，同时将美国国内各种问题推脱到中国的汇率问题上，本身也是政客逃避责任的手段。但是政客们心里全然明白，美国经济问题的真正症结不在这里。因此这样的立法进程更大意义就是成为政客的民选舞台，如同很多年前的“最惠国待遇”，每年都会为此吵得不可开交，但是就在双方关系极为紧张的时候，美国也没有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依据美国法律，美国财政部必须每6个月向国会提交一份关于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情况报告。在报告中被认定为“操纵汇率”的国家，最终可能受到美国的贸易制裁。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10月15日发表声明称，推迟原定于当日公布的主要贸易对象《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中美之间的“货币战”风险暂缓。这不断推迟推出的报告本身，也是美国博弈的一部分，也说明了美国的真实目的，不是立即把大棒打下来。

美国旨在“不战而屈人之兵”
不过，虽然笔者判断，美国该项立法最终很难真正坐实，但其影响也不能忽视。对于中国外贸企业而言，随时可能发生的汇率摩擦将是头上另外一只总也没落下的靴子。这将对于我们的外商投资和外商长期订单与合作，造成巨大的不确定因素，其对中国经济的杀伤力，反而会比落下来的靴子还要大。原因就是我们的各种经济行为由于担心美国的汇率战和贸易保护主义而不能放开手脚，相关外商在同等条件下，自然倾向于选择没有这样不确定性的东南亚国家，使得中国机会白白流失，而美国没有为此付出真正的代价。
从近期汇率市场的表现来看，人民币在美国的政策威慑下出现了有利于美国的变化，加速升值。自今年6月19日中国宣布重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比率迄今已升值3%。在美国反汇率操纵立法进程的影响下，9月29日、10月4日和10月5日，人民币对美元盘中最高价竟分别较前日收盘价高出0.08%、1.2%和1.17%。这正是美国最愿意看到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结果！

中国要game，不要war
因此，对于美国反汇率操纵立法一举，中国应采取积极行动。换一种思维，既然美国可以对于反操纵汇率立法征税，中国为什么不可以考虑征收“汇率波动所得税”呢？在汇率升值后、外国投资兑现时，我们可以征收特别的资本利得所得税，这个所得税还可以累进、针对专门币种或者专门国家征收，把汇率变动所带来的不合理增值，以税收的方式征收上来。这样不仅可以压缩热钱借助汇率变化进行套利的空间，同时也表明我们无惧进行汇率博弈的态度，让热钱进来时要担心其得利被征税、流出被监管和限制。只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才可能减少中国汇率被攻击的实际风险。
由于这样的汇率收益所得税可以在中国境内全面征收，因此这样的举措属于中国的内政和主权，别国无权干涉。税收的本来意义就是在于调节社会的收入促进社会的公平发展，在汇率剧烈变动的情况下，有些人得到暴利而有些企业面临破产，因此，这样的税收本身就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调节手段，使用这样特别税收的收入用来补贴因为汇率变动严重受损的企业，可以成为政府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政策。而且这样的政策的执行难度并不大，可以海关在进出口报关的时候一并代收，或者是在结汇时由外汇监管部门代征，完全不用另外设立机构和监管体系。而这样一个税收的设立与征收过程，同样本身也是一个在国际上进行谈判和外交斡旋的过程。美国能够对于所谓的汇率操纵征税，中国就可以对于汇率变化的所得征税，二者本身在金融利益和汇率变化得利上也是对冲的。在应对美国种种“金融战”时，中国需要利用自身的市场地位和世界工厂的优势，首先在自己的国家范围内创造出有利于自己的博弈手段和规则，再让这些规则参与世界博弈，这或许能成为一条有效的出路。
未来伴随着中国崛起，中美之间经济、金融领域的竞争激烈程度，只会有增无减。但竞争不只是对抗，其更大的内涵是博弈。我们完全没必要一受到美国的挤压就火山爆发，美国的“鹰派”们正巴不得引发中美之间激烈冲突，从而取得武力或者经济制裁的理由，以此遏制中华民族复兴的历程。因此，在综合国力尚存有不小差距的情况吓，中国更应利用现有规则，将计就计，进行勇敢而聪明的博弈。我们在国际竞争中需要的是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不是刚刚开始起跑，就跳跃着要争当空中楼阁的“第一”。
利用美国主导的现有游戏规则以及中国自身优势进行博弈的手段，其实多种多样，比如我们手中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在没有外汇压力下中国减持美债，易落下“要挟”的口实，但在汇率波动时，减持与否就是可以摆到台面上来讨论的问题。有人认为中国如若大规模抛售美债导致美债贬值，也将是中国的巨大损失，但是在西方完善的金融衍生品体制下，中国也完全可以以套期和对冲，让被分散到世界的金融资本来共同承担美债贬值的风险，而具有强大政治控制力的国际金融资本，也不会任由美国政府一意孤行，尤其对于美国这样一个非政客控制而是资本控制的国家，更是如此。此外，我们很多汇率政策也可以下放到企业层面进行操作，中国主要的商业银行都是国有控股，这些银行同样可以进行外汇买卖，而不一定必须由央行出面，这是一个博弈中的角色转化问题。事实上，美联储也是被私人银行所控股的，其股东银行实际上也是美联储的一致行动人。这个世界的博弈舞台是多种多样，多姿多彩的。
在全球化的今天，博弈者绝不是只有中美两方，而且美国是难以在全球公开市场上，把公开政策的目标仅仅锁定为中国，同时美国也担心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最后落得“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境地。因此，当美国不断挥舞大棒但不直接落下时，中国更应以博弈而不是对抗来应对。时间会解决一切的，中国的崛起最需要的是时间。
对于美国发动“汇率战”，中国关键是要放开思想，既不要被吓倒，也不要被忽悠，毛主席关于“纸老虎”的论述，有时是很有道理的。有时，弱势一方将计就计地往下走几步，强势一方的压力反倒来了。所以汇率战争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怕了它，而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war（战争），而是game（游戏）。美国的玩法是，对某个国家打war，而对全球玩game，中国需要的就是避免war，而加入到这全球的game中。只有在全球game中，大家面对同样的规则和公开的操作，才能相对摆脱某个大国的独控，这是中国最现实、也是成本最小的应对之策。

务实解决中美经济冲突之道

美国始终以贸易顺差为借口逼迫人民币升值，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达到多重目的。其实，中国可以运用多种非汇率手段，减少中美贸易顺差，以务实的态度，避免直接对抗

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 余云辉

知己知彼是处理中美关系的前提。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过程中之所以常陷于尴尬和被动，原因在于既不知彼、也不知己。
“知彼”就是要清楚美国现阶段的核心利益。美国从一个英国殖民地发展成为独霸全球的超级大国，其核心利益在不断地演化。从尼克松时代开始，美国的核心利益已经上升到美元、上升到维护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上升到维持美元的全球霸权。从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到引爆希腊债务危机，都是为了巩固美元的全球地位，维护美国的核心利益。因此，任何挑战美元的国家和地区都构成对美国核心利益的挑战。美国对此决不会视而不见。
应该承认，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经济、科技和军事等力量所形成的综合实力和国家信用还无法挑战美国的地位。因此笔者认为，面对美元霸权，试图以人民币挑战美元的对策在现阶段并不全然妥当。
尽管人民币有了一定的国际信用基础，但是，人民币的国际信用基础并非来自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而是来自于中国的美元储备。因此，以人民币挑战美元，实质上是以中国的美元储备挑战美国的美元地位。在此情况之下，人民币挑战的不是美元，而是人民币本身。人民币挑战美元的政策后果是暴露了中国挑战美国核心利益的意图，但是对美元却不构成任何威胁。
韬光养晦，避免与美国核心利益直接冲撞，仍应是我们未来一段时间内所持有的态度。

解决中美经济冲突的主要策略
 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始终在追求实现工业化。但现实状况却离工业化的内涵和标准甚远。中国需要抗拒GDP、增长率、工厂化、城市化、城镇化、房地产、招商引资等等短期利益的诱惑；需要顶住外国政府和跨国公司的各种压力，加大力度支持本国企业自主创新并保护好国内市场；需要集中政治力量、政策手段和经济资源，重新聚焦于新时期工业化的目标和内涵，迅速完成工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对此，中国更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以真正实现“大国崛起”。
因此笔者建议，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中国可做如下的考量：
第一，在国际政治言论和国际经济关系方面，避免人民币直接挑战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在亚洲，如“亚元”货币联盟问题，要对日本、韩国等美国军事力量存在的国家保持清醒的认识。在国际上，也不用为争取中国在世界银行和IMF的一点无关紧要的话语权而付出太多的代价和承担太多的责任。
第二，不要因为国内经济和政策因素被动地增持美国国债，也不要因为美国国债行情看涨而主动地增持美国国债。
目前，美国国内的税收收入只能维持其国内各项支出，而美国海外庞大的军事支出则是通过发行国债来维持。事实上，美国是通过发行国债吸收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元来维持海外的军事布局，包括对中国的军事合围。中国拒绝购买美国国债并寻求机会逐步抛售美国国债，是一种减轻美国对华军事压力的釜底抽薪的策略。我们不选择主动与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对抗，但我们一定不能在资金和资源上支持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合围和挑衅。
第三，利用非汇率手段减少中美贸易顺差。美国始终以贸易顺差为借口逼迫人民币升值，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达到多重目的。人民币升值必然导致中国海外资产贬值、必然导致热钱在国内升值并造成国民财富流失、必然导致在华跨国企业更具竞争力（人民币升值可以有效降低跨国企业进口国外配件的成本），从而进一步挤压本土资本生存空间等。因此，解决中美贸易争端，可以考虑利用汇率之外的其他手段：
1，取消所有对美出口补贴。
2，通过提高国内资源价格（如水、电、煤、油、矿产等价格）、粮食价格和劳动力价格，提高出口产品成本，有效保护本国资源。主动提高资源价格、粮食价格和劳动力价格必须与通货膨胀在概念上区分开来。二者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前一类的涨价是价值规律使然，后一类的涨价则是货币超发使然。
3，进一步减少稀土等矿产资源的出口配额，大幅度提高各类矿产企业的环保标准。矿产企业的环保投资必须达到甚至高于国际标准。目前，国内矿产企业的环保投入仅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3。
4、主动提高中国出口美国商品的出口关税，根据出口产品的资源消耗情况和重要性确定出口关税的提高幅度。
上述措施，将不仅有利于提高中国商品在美国的销售价格，从而推高了美国居民的生活成本，甚至引发美国的通货膨胀；而且有利于减少中国产品的出口，从而减少这些低附加值商品所附带的资源出口和能源出口（中国因出口产品所消耗的原油就达到每年3亿吨）；更有利于减少贸易顺差，从而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堵住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借口；也有利于减少外汇储备并由此有利于减少外汇储备对人民币的占款，从而减少美元政策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干扰，使中国货币政策可以走向独立自主。人民币不受美元政策的干扰和操纵是人民币逐步走出国门的重要条件。
此外，还可以取得正当的理由抛售美国债券，不再影响中美关系。随着贸易顺差的减少，甚至逆差的出现，人民币不仅没有升值的压力，而且可能产生贬值的趋势。海外热钱将闻风而逃（此时应该注意：在人民币贬值到位之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挡住热钱外逃，逼迫其接受人民币贬值的趋势）。随着贸易顺差的减少和热钱的撤离，中国需要大量美元用于支付，这样，可以名正言顺地抛售美国债券。
如果主动减持美国国债，可能被美国理解为“不友好”；但如果因为贸易逆差和热钱出逃而被动地减持美国债券，则顺理成章，甚至美国因此不再担心人民币挑战美元霸权了。

韩国掀起货币战争
“嘴上风暴”
——2010世界知识论坛侧记

■ 本刊执行副主编 杨巍 

现在岂止是货币战争，简直就是货币乱战！”2010年10月14日，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在“货币多元化”小组讨论上说。
“货币多元化”是韩国《每日经济新闻》主办的2010年世界知识论坛（World Knowledge Forum）的讨论小组之一。世界知识论坛创办于2000年，每年10月在韩国首都首尔举行，论坛每年确定一个主题，就全球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探讨，寻求对策。今年的主题是“同一个亚洲的冲力，G20的领导力和创新力”。
我有幸和《环球财经》编委、《货币战争》宋鸿兵先生于10月12~14日参加了本届论坛。除宋鸿兵外，本次论坛的其他嘉宾包括日本前首相鸠山、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斯蒂芬·罗奇等人。
论坛就是各国牛人名嘴相聚一堂卖吆喝斗嘴，这次的主题显示世界经济的活力和中心正在向东方转移。而在经济危机中复苏步伐较快的中国、印度、韩国独领风骚，隐隐有“江山轮流坐，明年到亚洲”的感觉。只可惜，论坛还是欧美人的天下，在15位主演讲嘉宾中，只有日本前首相鸠山和中国的宋鸿兵来自亚洲。
宋鸿兵的《货币战争》及《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在韩国都是畅销书，特别是《货币战争2》出版仅一周就登上排行榜第一名。此前他应邀到韩国参加了两次论坛，在韩国，他可能是知名度最高的中国学者。
弗格森见到宋鸿兵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三年前预测的事，今天终于发生了。现在我一看到‘货币战争’这个词，就想到你的书。”当他听宋鸿兵谈及正在创作的《货币战争3》时，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甚至表示要帮助宋鸿兵出这本书的英文版。
事实上，弗格森刚刚结束了一场与克鲁格曼的“嘴仗”。
在“二次衰退还是强劲复苏？2011年全球经济展望”讨论中，克鲁格曼认为美国财政赤字不是问题，即使目前这样的赤字情况下，中国等国家并没有抛弃美国国债。他甚至强调即便是在中国等国家抛售的情况下，美联储也可以照单全收（言下之意，中国买不买、卖不卖，美国丝毫不担心）。
弗格森则针锋相对，认为中国对美国国债的信心和态度将对市场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他对美联储能否大量接盘被抛售的国债的可能性和有效性表示质疑，“市场没有变坏之前都是好的。”他嘲讽地说道。
弗格森说自己从1年前就和克鲁曼开始辩论至今，始终支持他的是中国，“事实上和你看法相左的不只有我，还有中国政府。”
第一次聆听两大名嘴唇枪舌剑，我虽然身处会场外，也听得津津有味。弗格森以英国人特有的冷静和天生的口才，把克鲁格曼逼到了墙角。很明显，克鲁格曼代表了奥巴马政府中经济政策的主流看法，看来美国的印钞机一旦打开就不会停下来，美元货币的洪水会扑向整个世界，让全球在通货膨胀中煎熬。
弗格森和克鲁格曼其实都是盎格鲁-萨克逊精英的代表，弗格森与克鲁格曼有分歧并不意味着他会站在中国的角度看问题或维护中国的利益，弗格森只是凭着职业素养，凭着对历史的理解和英国人长期搞权力平衡的传统，知道像克鲁格曼这样不顾其他国家考虑，一味推行货币宽松政策行不通，不管你得没得过诺贝尔奖。
然而，克鲁格曼的拥护者并不在少数，有的发言比克鲁格曼更具爆炸性，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就是一位。此君是美籍印度人，《时代》杂志主编，以分析国际经济和政治局势见长，他写的畅销书《后美国的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据说是奥巴马的随身读物。2009年1月扎卡利亚被《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世界上25个最具影响力的美国新闻界自由派人士之一，看来是国内原教旨自由主义者崇拜的偶像。
扎卡利亚以中国限制稀土出口为话题，提出中国的崛起改变亚洲的权力平衡，而稀土事件是中国对日本挥舞经济大棒的体现，有违国际常规，对形成“同一个亚洲”不利，“因此需要其他国家来监督保障中国能‘融入’国际社会，而惟一能承担这个责任的就是美国！”
坦率讲，作为一名中国人，当时听到这一“奇谈”，脑子轰地一炸。让美国来保障中国？将中国的主权置于何地？！且不说挥舞经济大棒，有违国际常规等等，不正是美国政府所长吗？！远的不说，就说这次金融危机，作孽者是谁？
10月14日上午，宋鸿兵的主题演讲是对扎卡利亚最有力的反击。
原定60分钟的演讲，宋鸿兵讲了70分钟。300人的会场爆满，很多人没地方坐，只能站着听。可能与会者都很好奇，想知道“货币战争”这个词的创造者，是如何看待如今已经被摆上国际政治经济台面来讨论的“货币战争”吧！
宋鸿兵从经济复苏步伐的角度把主要经济大国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复苏较快的新兴市场国家如中国、印度和韩国；另一阵营是复苏缓慢的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欧洲和日本。后者因为负债高而复苏乏力，而那些国家的政府为了转移压力，把中国当成替罪羊。
正是发达国家转移政治压力和打开印钞机赖账的不道德行为引起了现在的货币战争。在宋鸿兵看来，对抗这场战争的武器之一，是人民币国际化。
“现在中美之间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完全颠倒。债务人不尊重债权人，不仅想赖账，还对债权人指手画脚，简直不合常理。长此下去，债权人必将抛售债务！”
在国际论坛上很少有中国学者如此尖锐地抨击美元政策，虽然不太符合中国人温良恭俭让的性格，却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当天小组讨论主持人德勤(deloitte)亚太区总裁听完后，对宋鸿兵说“很痛快！”，韩国庆熙大学校经济学教授金相国则在听完演讲后说：“韩国应该和中国团结在一起，要不然都会成为美元的奴隶！”一位曾任美国某跨国公司欧洲区CEO的美国老人会后找宋鸿兵签名，认同他坚持的无论哪种形式的赖账都是不道德的行为。
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要道理说透，美国人也好，韩国人也罢，人们是会从心里认同的。
当天的韩国媒体均大幅报道宋鸿兵提出的几个核心论点。
10月15日早餐时遇到了了约翰·奈斯比特和他的夫人多丽丝(Doris)。奈斯比特是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大趋势》的，据说当年该书的火爆程度也只有今天的《哈利波特》系列图书堪比。宋鸿兵早在80年代上大学时就读过他的书，是他的忠实粉丝，没想到在韩国碰上，难免有些喜出望外。
和学生时代的偶像打招呼，宋鸿兵略略有些紧张。没想到多丽丝说宋鸿兵的两场演讲，她都参加了，还着急地询问宋与鲁比尼舌战的结果。多丽丝很赞同宋鸿兵提出的中美之间债务人和债权人关系颠倒的新颖观点。
在交谈中，奈斯比特说中美之间矛盾和纠纷的根源主要是美国对中国不了解。中美汇率和贸易争端，90%源于美国对中国的傲慢和缺乏了解，只有10%是经济问题。
离开酒店时，回首望去，韩国特警部队在十几层的大楼飞身上下，一打听，11月召开的G20峰将在同一间酒店举行，这次论坛对韩国组织方来说算是预演，就10月世界银行和IMF年会召开的情形看，在G20上再度刮起货币战争“嘴上风暴”，势在必然。不知那时，又是怎样的情形？

戴错眼镜
的美利坚政客

■ 本刊特约撰稿 蒋旭峰 （发自华盛顿） 

当一国的政治家不断拿别国说事、对解决自己国内的高失业、高赤字难题却拿不出良方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的很多结构性难题确实到了尾大不掉的程度了

9月30日，住在华府附近的笔者发现一大早送来的《华尔街日报》被打湿了，因为瓢泼大雨下了一整夜。不过，浇湿的不只是报纸，也有很多人的心情。
这天《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会众议院朝中国怒吼”的文章。就在29日傍晚，美国的众议员们在即将要回到各自选区拉票参战中期选举之前，通过了《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该法案试图修改美国贸易法，以赋予美国商务部更大权限，使之能够在特定条件下把所谓“货币低估”行为视为出口补贴，进而对相关国家输美商品征收反补贴税。
  
鸵鸟政策
就在投票前，提出该法案的俄亥俄州民主党众议员蒂姆·瑞安直言不讳地说，它将有助于民主党在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取得优势，因为它可以唤起美国中西部工业区选民心中的激情。
对于每两年就要面对改选压力、履新当年就要迫不及待地把“猪肉”（pork）带回本州的很多美国众议员来说，找一个远在太平洋彼岸的“避雷针”，总比让他们解决经济困境要容易得多。这也是该法案最终吸引了159名联合提案人并高票通过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2010年的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之际，美国的失业率依旧在9.6%的高位徘徊，民众财富缩水出现“失去的十年”，10月中旬刚公布的奥巴马支持率再创新低；如何创造新就业岗位并加速经济复苏步伐也成为今年中期选战的头号热门话题，也成为奥巴马政府的头号执政难题。
在财政刺激政策效力逐渐减退、私营投资和民众消费热情未能有效盘活、新经济增长点难以迅速出现以解近渴的困顿局面之下，美国政客打出中国牌捞取加分的做法也越来越频繁。《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指出，在这个选举年，提到“中国”的次数是提及“阿富汗”的25倍之多。一些与笔者进行交流的民众都对这种转移视线却无助于改善现状的“鸵鸟政策”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作为旁观者，倒是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当一国的政治家不断拿别国说事、对解决自己国内的高失业、高赤字难题却拿不出良方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的很多结构性难题确实到了尾大不掉的程度了。
10月9日的《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一篇有意思的文章，标题为“中国成为美国中期选举的替罪羊”。“替罪羊”这一说法并不新鲜，但是该文借用产业外包的说法，起了一个“话题外包”的副标题。这篇文章坦言：“在美国经济一路下滑，导致很多美国人焦躁愤怒的时候，民主党和共和党找到了一个新的责备对象，那就是中国。”
该文举例指出，俄亥俄州民主党众议员查克·斯培司最近攻击竞选对手鲍勃·吉布斯支持自由贸易政策，认为自由贸易会把一些工作岗位拱手让给中国。斯培司的竞选口号里用英文加汉语拼音打出了一行字——“用汉语应该说，‘谢谢你’，吉布斯先生！”打“中国牌”在美国大选年里的做秀成分由此可见一斑。  

盖特纳的台词变换
当然，这种政治表演经受不起经济学的检验，也经受不住事实的长期考验。《易经》有云：“甘临，无攸利；知临，大君之宜。”意思是说，用甜言蜜语来欺骗百姓，无利可言；以睿智来对待民众，才是大人君子适宜的行为方式。
前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布朗夏尔指出，即便人民币和其他亚洲主要货币升值20%，最多只能帮助美国出口实现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1%的增长。
与笔者交流的一些美国专家指出，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两国在投资、贸易、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的合作已经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程度。在人民币于2005至2008年升值约20%的背景下美国贸易依旧失衡，说明这种失衡更多是由美国自身经济结构性问题造成的，把贸易不平衡的责任转移到中国头上只是欲加之罪，用零和博弈或者负和博弈的心态来驾驭这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有害而无利的。
与美国会众议院以“怒吼”来拜票的做法相比，美国政府的做法显得相对谨慎、务实一些。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财长盖特纳不同时间，不同场合的台词变换。
笔者参加了盖特纳9月在众议院通过《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前的听证会，并注意到，盖财长对中国市场的重要意义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而将大量时间用来指责所谓人民币币值低估的问题。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秋季年会召开的10月８日，盖特纳还希望欧洲、加拿大、日本的财经高官们合力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施压。
不过，就在IMF和世行秋季年会刚结束两天，10月12日晚间笔者看盖特纳接受美国公共电视网“查里·罗斯秀”节目采访时，发现其话锋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盖特纳称，巴西财政部长不久前提出全球爆发“货币战”的说法，但实际并没有这样的风险。
笔者当时联想到了这有可能是给10月15日财政部推迟公布《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埋伏笔；毕竟，刚刚要求盟友一起夹攻人民币汇率的盖财长一周后马上在这一问题上松口，会显得太过骑墙。
果不然，10月15日盖特纳发表声明称，将推迟原定于10月15日公布的半年期《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在奥巴马入主白宫后发表的三份报告中，美国财政部都称没有发现贸易伙伴操纵了货币汇率以获取不公平贸易优势。
在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中期选举临近的“多事之秋”，美国政客频频打出中国牌来转移视线，盖特纳不断变换台词游走于国会、选民、国际社会之间也是有其必然性的。鉴于美国中期选举的选情尚存不确定因素，再加上美国经济暂将维持疲软之势，头号男主角奥巴马的支持率又创新低，料想盖财长等人最近可能还会改变台词。事实上，盖特纳在9月底听证会上也曾警告，美国国会如果对中国采取动作的话要当心开枪走火、伤及自身。
警惕国会“走火”的还有美国的一些众议员。德克萨斯州的众议员凯文·布雷迪指出，众议院通过该法案对于解决美国当前的经济困境无济于事。该州的另一名众议员杰布·亨萨林指出，通过该法案，有引发贸易战的危险，这样做实在是“不明智”。
分析人士认为，在此轮“汇率之争”中，人民币并非货币摩擦的主角，但却是全球汇率波动的受害者和美国转嫁经济复苏乏力的“靶子”。经历了整个IMF和世行秋季年会的笔者和家人开玩笑说，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沐浴更衣，因为会场内外关于汇率摩擦的“硝烟”太“呛人”了，英美等国大报的记者在提问时也把火力集中在这个议题上。
尽管在年会期间一些英美大报屡有刊文对人民币汇率“开火”；但10月18日的《时代》周刊的封面文章叫做“美国之旅”，这是另一种平静而朴素的声音。该文的穿越6782英里，跨越美国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12个州，和几百位美国普通民众进行交谈后，发现很多人都持这样的看法：他们担心美国最辉煌的岁月已经过去了，他们对于一些媒体热炒的议题感到失望。
对于已经几代人习惯于用一超独大的眼光看世界的美国政客和一些美国人要调适心态并非易事。世界经济复苏快慢不均带来的心理落差适应症，加上大选年经济差强人意的失落症，综合作用下的结果，就使得一些美国政客拿起汇率问题的挡箭牌来激发民众扭曲的热情以吸引票源。
当然，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年会期间指出，有些国家对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是有其背后原因的。比如，这些国家经济复苏不顺利，就业问题未解决好，民众和国会的压力大，所以对其他国家的汇率指责声音就多一些。他表示，把IMF的份额调整与其他问题挂钩等说法都是暂时的，随着欧美经济复苏成功，就业上升，关于国际金融机构份额调整和汇率等问题就不会再成为舆论焦点。  

戴错眼镜
布朗夏尔在秋季年会上回答笔者提问时强调了国际合作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这比危机最严重的时期更加重要”。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秋季年会期间回答笔者提问时也指出，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撑力量，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局面也需要中国等国家提供的多极化发展经验。
国际金融协会总裁查尔斯·达雷华告诉笔者，面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中的不确定性，全球多边合作对于应对国际经济、金融领域内的挑战显得尤为重要，在金融危机发生３年后，世界经济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但却充满变数的阶段，目前世界各国协调合作的政治意愿有所下降，一些国家采取的单边行动将危害全球经济复苏。
布朗夏尔和达雷华强调“远视”的重要性，这让笔者联想起最近采访美国前商务部副部长罗伯特·夏皮罗时他说过的一段话：在美国从政，有时候会让你来不及思考和充电，为了迅速给选民一个交待，你只能匆匆地做出一个本该深思熟虑才做的决定。 这让笔者想到这样一种“视力落差”：作为一个考虑国家长远大计的政治家，本该戴上远视眼镜，结果为了“超短期利益”考虑反而戴上了近视眼镜，让他们来给国家掌舵的话，可想而知国家航母自然会跑偏。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41年总统就职演说中讲过一段深刻的话：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一样，都是有头脑的，应该保持信息通畅、思维清醒；不仅要了解自己，也要明白地球村上其他邻国的希望与关切。
不过，美国当下的一些政客和学者在鼓吹人民币大幅升值可以帮助美国挽回所谓50万个工作岗位的时候，对于人民币升值1%将造成中国出口企业裁员多少人则全然不顾不提；对于中国正在进行中的城市化每年需要创造大量新就业岗位的关切也不闻不问。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9月在纽约强调，人民币大幅升值将会造成中国严重的失业问题，会引发社会动荡。当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秋季年会期间用英文讲起这一段时，研讨会现场的几百名听众都发出了会心的笑声。
站在别人的角度上看待这个世界不是一件易事，站在一个其他国家的角度上来考虑问题就更不容易了。美国很多人也知道，中美之间经贸往来密切，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但是中期选举、民意支持率等短期政治冲动使得本该戴上远视眼镜的政客戴上了近视眼镜。不过，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并非解决美国经济结构性难题的药方。况且，伤害了邻居和邻国的感情，就像在木板上钉钉子，多年过后，钉子也许已经拔出去了，但洞留下了。
英文中有句谚语，叫做“自己活着，也得让别人活”（Live and let live）。

当年日本是金融完败
还是讳胜为败？

■ 《环球财经》编委 张捷

我想问大家一个以为早有定论的问题，就是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美日“金融战争”中，真的战败了吗？
主流看法认为，利用“广场协议”，美国胁迫日本让日元升值，通过牺牲日本解决了美国的“双赤字”问题。“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而日本在此后近20年中，经济一蹶不振，似乎更证明了美国的“阴谋”和日本的“愚蠢”。时至今日，很多学者依然以此作为人民币不能升值的理由。
但是回顾一下历史，看看“广场协议”前后（1985.1-1987.12）各主要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化：
美元/日元：255→121（贬52.5%）
美元/马克：3.16→1.57（贬50.3%）
美元/瑞郎：2.68→1.27（贬52.6%）
美元/英镑：0.885→0.530（贬40.1%）
从数据看，美元的贬值，并不只针对日元，而是对大多货币都贬值了，而且，贬值幅度相当。所以，让日本为美元贬值单独买单的说法值得商榷。而且，把日本之后20年经济萧条的原因，归咎到日元升值，也过于武断。因为大幅升值的除了日元，还有马克、瑞郎，为何德国和瑞士在之后的20年，没有出现像日本的经济倒退？或许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将近20年的经济倒退，其根源并不在日元升值本身，而是另有因由？
我们注意到，正是在日元升值后，日本大量收购了海外的资源，如果没有日元的升值，日本的资本恐怕不会那样充足。而且日本大量在拉美和澳洲收购资源，要知道美国一直把太平洋和拉美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有一句我们熟悉的美国话——“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日本在美国人的后院挖掘资源，没有美国的默许是不可能的，这应当就是日元升值的交换。结果就是日本取得了超过3.5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控制大量的海外资源，使得如今日本可以在铁矿石和海运费的暴涨中左右逢源，日本取得这些资源，恰是依靠日本央行的货币投放来实现的，日元升值让他们的购买成本极大地降低。
与此同时，不要仅仅看日本对于美元的升值或贬值，对比其他国家的情况就知道问题的所在了。这期间中国人民币兑美元的比率从1:3到1:5再到1:8，俄罗斯卢布兑美元更是贬得一塌糊涂，而拉美的金融危机也使各国货币贬值巨大，最后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到了货币博弈发展后期，日元再度贬回来的时候，只是对于美元的贬值，而当时的强势美元也是出于挤垮俄罗斯的需要，因为俄罗斯要出售资源购买民生必需品以维持国家的生存，与现在美国要缩水其超额债务的弱势美元经济政治环境根本不同。此时的日元贬值对于出口加工与日本竞争的中国和亚洲“小龙”们，实际上更加难受，因为日本需要进口的资源成本并没有因货币贬值而受到压力，堤内损失堤外补，日本以牺牲国内制造业而任由资本外流，换来了在全球囤积资源的优势，这是舍弃短线谋求长期发展的举措。
同时在此过程中，人民币对于美元贬值，对于日元就更贬值。当初日本给中国大量的所谓“援助无息贷款”立即就因为汇率的变动，而成为事实上的“高利贷”。
在这样的“金融战争”中，日本到底是胜是败，其实有一个非常容易识别的方法，就是看这一阶段其国家的社会经济是在流入资源还是在流出资源，日本显然属于前者，流出资源的则是俄罗斯、拉美和中国。这样的资源流出把俄罗所从此前的世界第二号强国变成了“国际乞丐”，拉美国家几十年的经济发展结果毁于一旦，中国廉价地卖石油、稀土等换取改革开放的第一桶金⋯⋯整个过程中，日本和美国是资源流入国，是得利者，但是日本会哭，哭得很好很可怜，避免了世界的抵触情绪，就如一个成功的富豪，低调地说自己没有多少钱，反倒是暴发户到处炫耀。在此过程中日本的资本因角逐海外市场，国内市场遭受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日本正好借此进行产业调整，从劳动密集的出口加工的“工厂”变成了高附加值产品的世界中心，从工业社会跨越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社会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这些年日本的社会进步非常大，不要简单地看经济数据，更要看国家竞争力的加强，日本国内的老百姓是过了一些苦日子，但是换来了长久的利益。日本在所谓的金融战败的背后大赚了一笔，在底下偷着乐呢！
《环球财经》编委白益民先生在新著《瞄准日本财团》一书中写道：“日本这几十年凭借财团模式的发展，在海外掌握了大量的矿山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铜、镍、有色金属。日本是世界最大的金银铅和铟的资源国，其铜、铂、钽也位居世界前三位，这个数据是对于日本国内积蓄的可回收金属总量计算得出的。”
回头重新审视结果，美日之间这场所谓的“金融战争”，更像是一场“双簧”，最后大输家是前苏联，捎带着拉美和亚洲“小龙”们、中国，成功地转移了世界各国的视线，这不是美日之间的一场war，而是美日主导的一场影响全球博弈和资源再分配的game。认清当年美日“金融战”中不为人关注的另一面，对于中国未来政策制定和国家战略思维，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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