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能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吗？
-- 评王小鲁的统计学
李民骐
（为美国犹他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中国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现在已经严重到连主流学者都无法忽视的程度了。主流学者现在也承认，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过低，而居民消费严重偏低的主因，是劳动者收入严重偏低。由于劳动收入的字眼会让人们很容易联想到阶级斗争，主流学者通常是闭口不谈劳动收入，而偏要遮遮掩掩地谈论什么“居民收入”。
以主持隐性收入报告而著名的王小鲁先生近日著文一篇，再度阐述了主流学者关于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基本立场。“不动既得利益，失衡无法纠正——论中美两国的经济结构失衡”一文发表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观察》2011年第3-4期合刊上。其中，谈美国的部分了无新意。本文仅就王小鲁先生关于中国收入分配的论调做一些评论。
王小鲁先生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统计数据，特别是居然还用一段文字专门谈了居民部门内部的不平等问题，在主流学者中尚属难得。然而，就该文的主旨来说，王小鲁先生仍然坚持其一贯的“贪腐、无节制的政府消费”是收入分配恶化主因的论调。就连居民部门内部收入差距扩大据说也主要是因为“腐败、垄断、寻租行为”，“说明现行的政府管理体制 … 是有严重缺陷的。”
说到结论，王小鲁先生是这样陈述的：“要提高居民消费，纠正结构失衡，绝不仅仅是增加转移支付和鼓励企业提高工资就能解决的。这些导致结构失衡的因素，都与不适当的国民收入分配，以及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直接相关。而之所以会形成目前这种格局，除了一系列具体制度的缺陷外，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过度集中，缺乏社会公众对权力进行监督的机制，导致权力的腐化和滥用。不正视这些问题，不推进改革，而满足于现行‘制度的优越性’，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大量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将使社会矛盾逐渐积累，政治风险越来越大。因此，要解决结构失衡问题，不但需要改革现行财税体制，重新规范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而且需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总而言之，按照王小鲁先生的意见，要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第一不能靠政府给穷人补助，第二不能靠给工人涨工资。一切问题，归根结底地，拐弯抹角地，都是政府的错，都得靠“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解决。
笔者在仔细阅读了王小鲁先生的新作之后，又对相关统计资料做了查阅和比对。结果令笔者大吃一惊。笔者预料到了王小鲁先生的意识形态偏见。但是笔者所没有预料到的是王小鲁先生学术作风之粗糙，乃至蓄意隐瞒、歪曲相关的统计信息，违背了起码的、哪怕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学术常规。
是政府挤压居民，还是资本挤压劳动？
在说到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具体原因的时候，王小鲁先生认为第一是政府收入快速上升压缩了居民收入，第二企业收入快速上升也挤压了居民收入，而企业收入上升过快主要是因为国企的垄断利润造成的。王小鲁先生在讨论企业收入时用的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口径，而在讨论政府收入时则采用了国民收入再次分配的口径并在此基础上又莫名其妙地叠加了资本账户交易的口径。王小鲁先生似乎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前后矛盾与不一致。
咱们先按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口径来观察一下过去几年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据《中国统计年鉴》所公布的历年投入产出表，2000年，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4%，2007年下降为41%，下降了13个百分点。同期，生产税净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5%微降到14%，几乎没有变化。所谓生产税净额，即间接说减政府补贴，指的是政府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获得的净收入，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
2000-2007年，包含折旧在内的资本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31%上升到44%，上升了13个百分点；如果去掉折旧，营业盈余（即利润、利息、地租等资本净收入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6%上升到30%，上升了14个百分点。
所以，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角度看，问题很清楚，近年来中国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下降完全是因为资本收入上升造成的，劳动收入下降的比例与资本收入上升的比例完全一致。说白了，就是劳动收入下降完全是因为资本家加紧对工人剥削以及劫贫济富造成的。
再来看《中国统计年鉴》所公布的历年资金流量表。资金流量表的统计口径与投入产出表不完全一致。其中，资金流量表中的劳动者收入部分不仅包括雇员报酬而且包括所谓企业主收入（因而包含了小业主和一部分小资本家收入）。按照资金流量表，2000-2008年，劳动者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60%减少到48%，下降了12个百分点。同期，生产税净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保持在16%不变；而资本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4%上升到了36%，上升了12个百分点。
资金流量表所显示的结论与投入产出表完全一致，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完全是由于资本收入上升造成的，与所谓政府“挤压”没有任何关系。
这样明明白白的统计事实，作为熟知国民经济核算统计的王小鲁先生不可能不了解，了解了却不向读者说明；不仅不向读者说明，而且蓄意引导读者相信与原始统计信息完全相反的结论，这就已经不能用一般的学术疏忽来解释了，而是涉及学术品质了。
国有企业是罪魁祸首？
王小鲁先生不愿意谈资本收入，但还是承认“企业收入占比快速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居民收入和消费”。所谓企业收入，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指的是（含折旧的）公司未分配利润，仅仅是资本总收入的一部分（目前大约相当于资本总收入的一半）。通过强调“企业收入”而不是资本收入，王小鲁先生就偷偷地把诸如红利、利息、租金等其它资本收入挤压劳动收入的事实给掩盖起来了。
而在试图解释企业收入为什么快速上升并挤压了居民收入时，王小鲁先生又用两段文字，努力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企业收入过快上升主要是因为国企不向国家上缴红利以及国企垄断利润造成的。“上述两个因素，都不适当地扩大了企业收入和储蓄，减少了可用于居民福利和保障的资金。”
国企垄断利润是不是造成企业收入上升过快的主要因素，有一个很简单的验证办法。那就是看国企利润占全部企业利润的份额在过去一个时期到底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奇怪的是，这样简单的办法，作为统计权威的王小鲁先生居然想不起来使用。
国家统计局没有公布整个经济范围的国有企业情况。但是工业部门是中国最主要的经济部门，可以用工业部门各所有制类型变化的情况大致判断整个经济的情况。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55%；至2008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份额已经下降到30%；至2009年，再降为27%。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甲占乙的比例不断下降，那么甲不可能是造成乙上升的主要因素。更何况，国有企业占企业利润的份额下降幅度如此之大，甚至可以说企业收入过快增长完全是由于非国有企业利润过快上升造成的。
在说到国企上缴红利问题时，王小鲁是这样评论的：“国有企业过去长期不向国家上缴红利，自2007年才开始上缴，但比重仍然很低，只占企业利润的5%—15%，近9成的税后利润仍留在企业。而这些利润大部分属于垄断性行业。与必须向股东分红的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等于变相享受国家补贴，两者不在同一条竞赛的起跑线上。”
王小鲁说国企的大部分税后利润留在企业用于扩大再生产就属于“变相享受国家补贴”，这样的逻辑真是有些匪夷所思了。请问“民营企业”给股东分的红是上缴给国家了吗？所谓“民营企业”的税后利润可是100%的落在私人资本家手里了。如果资本家自己决定要把其中一大部分拿出来，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作为红利分掉，然后再吃掉花掉，那么该怨谁呢？资本家自己不愿意“补贴”自己，难道也是国企的错？
想当初大搞私有化的时候，国企背负着沉重的社会负担，国家不但在税收方面不给国企任何优惠，反而给外企、私企大量减免税，还听任它们大量偷税漏税，那个时候怎么就从来没有听到王小鲁之流抱怨私企与国企“不在同一条竞赛的起跑线上”呢？
历史问题就不谈了。即使是现在，私企与国企仍然不在同一条竞赛的起跑线上。2009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份额已经只有27%，但是却占了全部应交增值税的37%、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的69%以及二者之和的48%。
同年，私营工业企业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份额为28%，超过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私营企业应交增值税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26%，交纳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仅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15%，二者之和仅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22%。
同年，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份额为29%，应交增值税仅占23%，交纳主营业务税金仅占13%，二者之和仅占20%。
私有化搞到现在，国企占整个经济的规模估计只有四分之一，但是国家来自企业的税收仍有一半要靠国企。这到底是谁在补贴谁呀？如果私企按国企同样比例纳税，那么2009年，私营工业企业向国家少交各种税收6886亿元，相当于当年私企利润的72%。如果外企和港澳台企按国企同样比例纳税，那么2009年，外企和港澳台企共向国家少交各种税收7416亿元，相当于当年外企和港澳台企利润的73%。可以说，外企和港澳台企完全是靠国家补贴在活着。
有的政府机关，不积极促进各种所有制类型企业平等纳税，反而针对国企大搞什么“反垄断”。试问，等你们把诚实纳税的国企全部搞垮了，就剩下偷税漏税的私企和外企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来源靠什么保证，喝西北风吗？是不是中央政府关门大吉了，你们就踏实了。
顺便正告一句全国大大小小的所谓“民营资本家”们，请你们头脑清醒一点。如果你们自认为还是条汉子，还有点中国人的骨气，那么看清楚了，真正得到政府补贴又获得垄断利润的是外企和港澳台企。你们有本事，就把你们火气都撒在外资和港澳台资头上，与全国人民一起捍卫国企。也只有捍卫了国企，才能真正捍卫民族工业。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帮着洋人以及汉奸买办，鹦鹉学舌地搞什么反垄断、反权贵，实际上是给外资带路，整垮作为民族工业脊梁的国企，这算什么本事？你们作为中国人的良心到哪里去了？你们如果甘心跟在外国主子后面当汉奸、当买办，中国人民心中自然有一笔帐，一旦人民大众反汉奸买办的大潮汹涌而起，必然将一切汉奸买办（也包括所有假“民族”、真汉奸的所谓“民营企业）的污泥浊水荡涤干净。
都是政府的错？
王小鲁认为，政府收入快速上升是压缩居民收入和消费的主因：“2000-2010年期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下降了5.6个百分点。… 同期，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3.5%上升到20.7%，提高了7.2个百分点。但上述财政收入数据并不包括政府的预算外资金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和土地出让金收入。如果加上这后三项政府收入，则政府收入在此期间从占GDP的20.6%上升到34.5%，上升了近14个百分点。这其中，土地出让金收入猛增起了最重要的作用，约占7个百分点，占涨幅的一半。… 但土地出让金是土地未来70年使用权的代价。政府一次性收取，一次性花掉，提前预支了未来70年的收益，也预支了未来的繁荣，又把房价推高到大部分居民无法承受的水平，这样的发展是杀鸡取卵，不可持续。高房价不仅挤压了中等收入居民的消费，也挖空了很多人的储蓄，同时给少数富人囤房、炒房创造了机会。通过买房，中等收入居民的收入大量转移到政府、房地产商和富裕的炒房者手中，是消费需求受到压缩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说明“政府收入快速上升”是造成“居民收入和消费”被压缩的主因，王小鲁所计算的政府收入包括了政府财政收入、预算外资金收入和土地出让金收入。从经济学和统计学角度说，这里面包含着好几个层次的概念混淆。首先，居民收入或劳动收入，都属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概念。如果要比较，应当与政府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所得（即生产税净额）相比较，而不应该笼而统之地与一切形式政府收入之和相比较。
其次，如果为了说明政府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可以用全部一般政府收入（包括属于初次分配收入的间接税、属于再次分配收入的直接税以及政府管理的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相比较，或与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可支配的收入相比较，或与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可支配的收入相比较。
但是如果这样做，就完全没有理由将土地出让金所得货币收入与各种经常性收入叠加在一起。任何稍有国民经济核算常识的人都知道，土地转让属于资本账户交易，不是经常账户交易，将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硬加在一起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如王小鲁自己所说，政府出让土地，“一次性收取，一次性花掉” 。政府虽然获得了货币收入，但是却放弃了土地资产。而在房地产企业方面，他们虽然支付了货币，却获得了土地资产。这与一般税收，由企业或个人向政府单方面支付，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在国民经济核算的意义上，政府出售土地，既不能增加自己的收入，也不能减少居民或企业的收入。相反，如果政府用出售土地所得从事消费和投资，倒是可以帮助居民或企业形成收入。
当然，如果由于房地产企业支付土地出让金并将其计入成本，因而促进了房价上涨，这可能会影响到居民的消费行为，迫使居民增加储蓄、减少日常消费。但是，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按照王小鲁的说法，2000-2010年，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暴涨了7个百分点。
笔者没有找到2000年全国土地出让金的数据，但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房地产企业土地购置费用为734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7%。据网络报道所公布的财政部消息，2009年，由国土资源部所公布的全国土地出让成交合同总价款为15910亿元，但是实际上缴财政部的土地出让收入为14240亿元。其中，有些项目，如新增建设用地有偿土地使用税属于正常税收的一部分。在扣除预算内各种税费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为12733亿元。另外，征地和拆迁补偿费用为4980亿元。各级政府通过出让土地所获得的净收入为7753亿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3%。
也就是说，2000-2009年，政府通过土地出让所获得的纯收入，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不过上升了1-2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2000年为46%，2009年为35%，下降了11个百分点，其下降幅度与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下降幅度基本相当。可见，这个时期居民消费不足完全是由于劳动收入太低、资本收入太高造成的，与政府土地出让金关系不大。
另据网络报道所公布的财政部消息，2010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为28198亿元，扣除约40%的征地拆迁费用后，净收入估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3%。与王小鲁“猛增7个百分点”的说法仍然相去甚远。
2011年，全国各地的土地出让收入都趋于下降；因而2010年土地出让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略偏高很可能只不过是特殊年份的特殊情况罢了。
政治体制改革能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吗？
2000-2008年，中国的一般政府收入（包括财政收入、预算外收入和社保基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增加到26%，增加了6个百分点。如前所述，在此期间，政府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获得的收入基本上没有变化。因此，一般政府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主要是因为政府加大了社会再分配的力度。
2000-2008年，企业收入所得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增加到3.5%，个人收入所得税由0.7%增加到1.2%，社会保险基金收入由2.5%增加到4.3%，以上三项共增加约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政府的社会转移支付（包括社会保险付款、社会补助和其它转移支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6%增加到5.1%。社会转移支付的增加幅度大体抵消个人所得税和社保基金收入的增加幅度。可见，一般政府收入相对增加不可能对居民消费产生负面的影响。
按照中国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初次分配结构中，劳动大体上占40%，资本占45%，政府占15%。经过二次分配，政府一般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约为25%。
我们不妨与主流学者心目中标准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做一个比较。据美国商业部经济分析局数据，2008年，美国雇员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7%，生产税净额为7%，营业盈余为24%，包括折旧在内的资本总收入为36%。
所以，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劳动收入比例偏低约15个百分点，资本收入偏高约10个百分点。美国的生产税净额似乎很低。但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直接税和转移支付收入在一般政府收入中占的比例比较大。而在中国，由于私企外企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不流“道德的血液”，纷纷偷税漏税，迫使政府只有高度依赖增值税、消费税等一次分配手段。
如果看一般政府收入（不含资本转移收入），那么，2008年，美国一般政府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8%。与美国相比较，中国的一般政府收入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任何一个现代市场经济，没有一个具备相当规模的政府部门进行宏观调控，都是无法维持的。王小鲁也承认，目前，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的覆盖率分别只有56%、39%、51%、47%，因而有必要扩大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然而，王小鲁坚持认为，“如果不对无节制的政府消费和盲目投资行为进行严格约束，不杜绝政府腐败，就无法把浪费和流失的公共资源用于社保和公共服务。而且在缺乏对政府的监督机制的情况下扩大政府掌握的公共资源，也会加大腐败和资金管理不善的风险。”而要建立和完善对政府的监督机制，在王小鲁看来，似乎只有实行所谓“政治体制改革”。
从经济角度说，王小鲁的主张其实无非就是这样的，先搞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约束无节制的政府消费和盲目投资，减少公共资源的浪费和流失，然后将节约出来的钱再用于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反腐败，当然是既高尚又响亮，没人敢反对。问题是，自1989年以来，凡是搞了王小鲁先生所倾心的那种“政治体制改革”的，有哪个国家是改成了政治清明、公正廉洁的？政治体制改革之难是众所周知的，在王小鲁先生的政改大画饼画好之前，数以亿计的没有社会保障覆盖的城镇职工以及广大的农民工是不是只有继续幻想和忍耐下去？既然王小鲁先生也承认，中国的经济结构失衡已经很严重，如果政改还没有来得及上路，失衡的经济就断裂了怎么办？
让咱们来考虑一下实际的问题。中国现在一般政府收入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其中大约10%是属于公务员的工资和维持政府日常活动的必要开支，大约5%是属于政府直接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其中大部分是属于维持更新现有的政府固定资产所必需的，大约5%是属于社会转移支付，是维持社会稳定必不可少的。以上各项都是属于无论怎么反腐败都不可能触动的。
这样还剩下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属于非必要开支，可以触动。假设搞了政治体制改革以后，政府变得十分廉洁，浪费大大减少，将非必要开支减少了一半，那也不过是节约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5%，相对于完成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所需要的国内生产总值的15%，完全是杯水车薪。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既不是政府收入增加过快，也不是含糊其辞的所谓企业收入增加过快。中国经济的问题就是资本收入过高、劳动收入过低。就长远来说，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重建公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就眼下来说，实际上还有一个既不复杂、也不难做的方法。如上所述，只要私企和外企都与国企一样按同等比例纳税，仅在工业部门，国家就可以每年增加大约15000亿元的税收。工业GDP大约占整个经济的一半。所以，如果全国推广这个方法，国家就可以每年多收30000亿元的税收。与201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相比，这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7.5%。
如果国家向资本家增收大约为国内生产总值7.5%的税，然后用来大力发展公共就业工程，直接增加就业，给劳动者发工资，或者用于社会福利。一进一出，就可以将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大约47.5%，使资本收入下降到约37.5%，使劳动收入超过资本收入。
这样做，岂不是比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直截了当得多？
注：
[1] 据2008年资金流量表，政府最终消费41752亿元。根据资产阶级经济学，政府雇佣劳动和使用资本都创造价值。在政府“创造”增加值以后，政府再向自己“购买”自己“创造”的服务，算做政府最终消费的一部分。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虚构，属于重复计算 。据2008年资金流量表，政府部门“创造”增加值29689亿元，将此项从政府最终消费中扣除后，剩余部分为1206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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