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阴谋：全球化帝国阴谋与金融潜规则
约翰·珀金斯（《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
第1节：引言(1)
第2节：引言(2)
第3节：引言(3)
第4节：引言(4)
第5节：引言(5)
第6节：第1章全球帝国：控制之网(1)
第7节：第1章全球帝国：控制之网(2)
第8节：第1章全球帝国：控制之网(3)
第9节：第1章全球帝国：控制之网(4)
第10节：第1章全球帝国：控制之网(5)
第11节：第1章全球帝国：控制之网(6)
第12节：第1章全球帝国：控制之网(7)
第13节：第1章全球帝国：控制之网(8)
第14节：第1章全球帝国：控制之网(9)
第15节：第2章兜售金钱及其附属物：故设的债务陷阱(1)
第16节：第2章兜售金钱及其附属物：故设的债务陷阱(2)
第17节：第2章兜售金钱及其附属物：故设的债务陷阱(3)
第18节：第2章兜售金钱及其附属物：故设的债务陷阱(4)
第19节：第2章兜售金钱及其附属物：故设的债务陷阱(5)
第20节：第3章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1)
第21节：第3章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2)
第22节：第3章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3)
第23节：第3章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4)
第24节：第3章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5)
第25节：第3章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6)
第26节：第3章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7)
第27节：第3章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8)
第28节：第3章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9)
第29节：第3章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10)
第30节：第3章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11)
第31节：第3章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12)
第32节：第3章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13)
第33节：第3章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14)
第34节：第7章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1)
第35节：第7章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2)
第36节：第7章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3)
第37节：第7章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4)
第38节：第7章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5)
第39节：第7章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6)
第40节：第7章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7)
第41节：第7章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8)
第42节：第7章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9)
第43节：第7章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10)
第44节：第7章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11)
第45节：第7章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12)
第46节：第7章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13)
第1节：引言(1)
引言
来自经济杀手们的新自白与新揭露
约翰·珀金斯
经济杀手（EHM）是收入颇高的专业人士，他们从全球各国骗走了数万亿美元。他们从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发展机构(USAID)和其他对外援助机构那儿挪走资金，放入大型跨国公司的保险箱和控制全球自然资源的少数家族的口袋中。他们使用的工具有虚假金融报告、非法操纵选举、贿赂、勒索、美人计和暗杀。他们玩的是一场与帝国同生的古老游戏，但在全球化时期却以新的面目和可怖的情形再现。
我应该知道：我就是这样一个经济杀手。
在《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以下简称《自白》）一书中，我以上述开头段落描述我自己的职业。自从2004年11月初这本书出版以来，我经常听到电视、广播主持人在将我介绍给观众时读到这段话。经济杀手的真相使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民众感到震惊。许多人告诉我，那本书使他们相信他们应该负责任地采取行动，以建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自白》所唤起的公众注意出乎人的意料。当时，我曾花了很长时间才鼓起勇气，试图将《自白》出版。在我拿定主意之后，我想出版的意愿就变得非常强烈。
到2003年末，许多出版商都浏览过手稿，但都拒绝出版。最后，我几乎要绝望了，以为不会看到这本书出版了。前后共遭到25家出版商拒绝，尽管他们高度评价了这本书，称其为“吸引人的”、“资料翔实的”、“一个重要的揭露”和“一个必须有人来讲述的故事”。我和我的作品经纪人认为也许这本书“反金权政体”（Anti?corporatocracy）的导向太强了(“反金权政体”一词是在那本书里初次介绍给广大读者的，“金权政体”是指那些掌管着全球最大公司、强权政府和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出现的全球帝国的权力集团)。我们的结论是：这些主要出版商要么被“金权政体”的权要所胁迫，要么对他们深怀感激，因而不可能出版这本书。
最终，一家有勇气的独立出版商——贝雷特－克勒（Berrett-Koehler），接下了这本书的“出版任务”。《自白》在公众间的受欢迎度令我十分吃惊。上架一周时间，该书在亚马逊网站的销量就排到第4位。此后很多周，该书出现在每一份主要畅销书名单内。在不到14个月的时间内，该书被翻译成20种语言出版。一家大名鼎鼎的好莱坞公司购买了这本书的电影版权，企鹅出版集团/普鲁姆公司（Penguin/Plume）购买了该书的平装本版权。
尽管有了上述种种成功，但一个重要元素一直缺失。因为经济杀手、“金权政体”和现在已出现在大学课程提纲中的“走狗”（jackal）等词汇，美国主流媒体拒绝评论《自白》或和《自白》所揭露的事实。《纽约时报》和其他报纸不得不将其列入畅销书名单中——毕竟数字不会撒谎(除非经济杀手们制造虚假数据，就像你在后面的章节中将看到的)——但在这本书出版后的头15个月内，大部分报纸顽固地拒绝对其进行评价。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的代理人、我的作品宣传人、贝雷特－克勒和企鹅/普鲁姆公司中最有思想的人、我的家人和朋友，还有我，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但我们知道几个全国知名记者曾犹豫着，想对这本书写点什么或说点什么。他们曾和我进行过深入的电话交谈，也曾让制作人邀请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吃饭，但最后他们都退缩了。一家大型电视网曾邀请我参加西海岸谈话旅行节目，于是我飞越全境来到纽约，并精心打扮准备参加节目。但当我在门口等该电视网的豪华轿车时，一位职员来告诉我节目取消了。媒体的辩护人随即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你能证明其他经济杀手的存在吗？”“有其他人写过类似的著作吗？”“在上层人士中间有其他人做过类似的揭露吗？”来为他们的行为进行辩解。
这些问题的答案毫无疑问当然都是“是”。本书中描述的每一个重要事件都由其他深入讨论——通常是多位。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推翻伊朗总理摩萨台的阴谋；大石油公司的傀儡——伊朗国王，重新执政时所做的种种残暴事件；沙特阿拉伯国家的洗钱事件；厄瓜多尔总统杰米·罗尔多斯和巴拿马总统奥马尔·图勒何的惨遭暗杀；亚马逊河上，石油公司和传教机构相互勾结的辩解；柏克德（Bechtel）、哈利伯顿（Halliburton）和其他美国资本主义的重要支持者在国际上的行为；美国单方面无故入侵巴拿马，逮捕了巴拿马独裁者曼纽尔·诺列加；推翻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的政变——书中的这些事件以及其他事件都有公开记录。
第2节：引言(2)
几位学者曾指责我的以下观点，认为那是激进分子的谴责。这些观点是：为达到政治目标，经济预测被操纵和扭曲(违背了经济的客观性)；外国援助不过是获得大笔生意的工具，而不是缓解贫困的无私手段。然而，上述两方面是同经济健康发展和真正的利他主义相违背的。许多人提供的文件可以证实这一点，其中包括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斯蒂格利茨在其著作《全球化及其带来的不满》中写道：
为了使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项目看起来有效，为了使数据和项目相符合，经济预测必须加以修改。许多人在使用这些数据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数据和普通的预测有何不同。在这些例子中，对GDP的预测并不是基于精密的统计模型，也不是基于精通经济人士的最佳估计，而只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项目的需要加以确定……①
就像其所宣称的那样，全球化以国际金融势力的新式专政取代了许多国家国内权要者的旧式专政……对数百万民众来说，并未从全球化受益……这些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工作岗位被摧毁，生活变得更不安全。②
我在为第一本书——2004年末和2005年初的精装本——出版奔波期间，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我不时听到观众提出“这代表了主流舆论的观点吗？”这样的问题。但当2006年初书的平装本发行时，这类问题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的读者已经成熟了很多。人们日渐怀疑主流媒体和“金权政体”是一伙的，显然许多主流媒体为“金权政体”所拥有或至少通过广告接受其资助。尽管我很乐意将公众态度的这种转变归功于《自白》，但我的这本书必须和许多其他的著作一起分享这份荣耀，如斯蒂格利茨的《全球化及其带来的不满》、戴维·克顿的《当公司统治世界》、诺阿姆·乔姆斯基的《霸权和生存》、查默斯·约翰逊的《帝国的悲哀》、杰夫·福克斯的《全球阶级斗争》、安东尼娅·尤哈斯的《布什议程》；还有一些电影，如《不朽的园丁》、《辛瑞那》、《卢旺达饭店》、《晚安，好运》和《慕尼黑》。美国公众最近无疑享受了一顿揭露全球化的盛宴，而我的书自然也不再是旷野中的孤独呼声。
尽管数不清的证据表明：“金权政体”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帝国，造成全球数百万民众陷入贫穷和痛苦的深渊，任意践踏自主、公正和自由这些构成美国基础的信条，并将美国这个二战结束时被誉为民主骑士的国家，转变为令人害怕、憎恨和厌恶的国家，但主流媒体忽略了这些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为取悦富人和位居高位的执政者，许多记者转身从真相面前走开。当我的作品宣传人联系他们时，这些记者只是不断地问：“你说的这些事发生在哪里？”“你能证实这些事真的存在吗？”“有其他客观的研究者确认你的故事吗？”
虽然证据已经唾手可得，贝雷特－克勒和我还是认为适当的反应是以某种方式回答这些问题，这种方式使人们必须正视事实，且仅有那些持续坚持否定真相的人才会有所争议。我们决定和许多合一起再出一本书，一本进一步揭露经济杀手的世界和它的运行方式的书。
在《自白》中，我讲述了一个植根于冷战的世界，处处反应了美国和前苏联之间的冲突。我对那场战争的叙述结束于25年之前的1981年。自那时起，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帝国运转的动力已经发生变化。随着中国和欧洲的崛起，并和美国展开竞争，现在的世界显得更加多极化，更加以金钱为目的。帝国主要由跨国公司推动，这些公司的利益超越了某一特定国家主体的利益。③伴随这些，出现了新的多国机构和贸易协定，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以及新的清晰的意识形态陈述和计划，如新自由主义和结构调整计划，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施加的种种附加条件。但是有一件事始终没变：第三世界的人民继续在受苦；他们的未来，如果有未来的话，看起来也比20世纪80年代早期更黯淡。
第3节：引言(3)
25年之前，我明白自己作为一个经济杀手在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利益服务，即争取在冷战中控制发展中国家。今天，这场经济杀手的游戏更加复杂，其中的腐败也更加普遍，而其运行对世界政治和经济来说也更加重要。经济杀手也出现了许多新类型，扮演的角色也更加多样化。对经济杀手们来说，令人尊敬的外表仍然是关键因素。从官员们所采取的精心挑选的洗钱和逃税活动到可算为经济战争罪犯和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行为，所有这些都成了经济杀手们加以利用的手段。后面各章将揭露全球化的另外一面，揭示依赖欺骗、扭曲和暴力来维持的经济体系：一位离岸银行④的官员藏匿数亿美元窃取来的资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顾问们大量削减加纳教育和健康项目的经费；保护欧洲石油公司在尼日利亚利益的商人集团；重写伊拉克石油法的咨询师以及资助军阀来确保刚果锡矿石供给的管理人员。
汇编这些文章的主要障碍是显而易见的。大部分经济杀手都认为谈论他们的工作，不是一件对他们有利的事。许多人仍在积极从事这些工作，而那些已经退出的人通常都收到了退休金、咨询费和他们的前雇主支付的其他费用。他们知道多嘴的人会失去这些好处，而且有时候失去的会更多。在做这类工作的人中，大多数认为对以前的工作伙伴保持忠诚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一旦我们中有人决定迈出这艰难的一步——用中情局的话说，就是“迈入冰冷的世界”——我们知道我们将不得不艰难面对现实中处处保护跨国公司权力机构的强大力量、全球银行、政府的保卫和安全部门、国际机构以及对所有这些进行操纵的少数权要们。
近些年，那些被指责欺骗民众的家伙变得更加狡猾了。“五角大楼文件”和白宫水门事件的录音带使他们意识到写下和录下具体情节的危险，因为别人可能会得到这些材料并进行指控。安然（Enron）、安达信（Arthur Andersen）和世通公司（Worldcom）的丑闻和最近对中情局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天才表演”的辩解以及国家安全局的窃听事件，所有这些都服务于进一步掩盖真相的方针。政府官员曝光了一位中情局特工的身份，以报复她揭发政府制造虚假情报而未受惩罚的丈夫。所有这些事情对讲真话形成了终极威慑：那些揭露金权政体的人可能会遭到暗杀——如果不是用子弹，也会在经济和名声上遭到封杀。
不那么明显的威慑也会阻止人们讲真话。自我告白，打开自己的灵魂深处让公众审视，并不是一件有趣的事。在《自白》之前，我写了许多书，其中有5本得以出版。但这些书的写作并未使我准备好去面对揭露自己作为一个经济杀手的事实时所产生的焦虑。虽然我们大多数人不愿将自己视为腐败的、软弱的或不道德的，但当我们描述作为经济杀手的生活时，几乎很难忽略我们自己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就个人而言，写作这本书是我曾遇到的最困难的任务之一。在接触写作一本类似此书的合时，我将告诉他们在终点时自白是值得付出这些痛苦的。但是，对一些准备沿这条路前进的人来说，终点看上去是如此遥远。
我和勇敢的贝雷特－克勒公司的建立者和首席执行官——史蒂夫·皮耶尔桑蒂，讨论了这些障碍以及克服这些障碍后的潜在利益。做出出版《自白》这本书的决定的，正是史蒂夫·皮耶尔桑蒂。我们谈了没多久，就认为好处可观，完全值得付出这些努力。如果我的自白可以引起公众如此大的反应，那么我们可以期望多个人的自白或有关需要自白的人的经历将会感召更多人，鼓励他们采取行动，将这个帝国重新变成它本该成为的民主共和国。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劝服美国公众，使他们相信我们能够也必须创建一个未来，让我们的子孙以及每一块大陆上的他们的兄弟姐妹，为我们感到骄傲。
当然，首先我们要从向新闻记者们展示事实开始。我们决定应当收入一些精心研究的分析，这些分析是由持更客观态度的观察者做出的，而不是仅包含个人观点。在第一手资料和第三方陈述之间取得平衡，这看起来是一个谨慎的办法。
第4节：引言(4)
史蒂夫亲自寻找既可以担当编辑一职，又能像侦探一样行动的人。这个人必须找出期望中的，劝说他们，以对国家、家庭和每一片大陆上子孙后代的忠诚请求他们参与这本书的写作。经过漫长的挑选过程，史蒂夫、他的职员和我都选定了史蒂文·希亚特。史蒂文是一位职业编辑，但也有一个作为激进主义者的长期记录，从抗议越南战争开始，到后来成为一家教师联盟的组织者。此外，他在斯坦福研究院（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工作过很多年，该组织是一个智囊团，一个为遍布世界的跨国公司和政府机关提供服务的咨询机构；而且和贝克特尔公司、美国银行和经济杀手世界中的其他玩家有着紧密的联系。在那里他主要是制作研究报告，他把那些报告的描述为实质上是“金权政体在自言自语”。
文集编撰工作一开始，我就着手对其进行宣传。当人们问到下述问题——“你能证明其他经济杀手的存在吗？”“有其他人写过这些事情吗？”“其他人做过类似的揭露吗？”——我就告诉他们这本即将出现的书。出版文集实在是一个英明的决定，这一点在2006年2月19日得到了证实。那一天，《纽约时报》在周末商业版的头版头条，刊登了讨论《自白》一书的重要文章。我相信，编者对背后的确认结果感到满意，证实了我对自己生活的陈述和《自白》中所描述的情节。但是，我也认为，其他经济杀手和研究者参与写作本书，是他们决定刊登那篇文章的最重要因素。
本书的撰稿者们揭露了发生在许多国家的事情，所有的经济杀手游戏也在种种伪装下计划着。每一件事都向人们展示了帝国的形成过程，虽然帝国和美国自由、平等的原则相违背。各章节的顺序按照全球帝国中金钱和权力的流动过程排列。下页的图展示了这个过程：将贷款出售给第三世界国家，通过隐秘的离岸银行账户再将黑钱流回第一世界，债务主导的发展模型在减少贫困方面的失败，高额未偿付债务的积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摧毁发展中国家经济，确保得到资源的军事干预。史蒂文·希亚特在“全球帝国”中给出了控制之网的一个概述，控制之网是第一世界公司和机构用来统治全球经济的，随后每一章揭露了一个侧面。现简短概述如下：
S·C· 格温参加了克里夫兰信托机构，随后很快接触到了国际银行业的随意氛围，在那里他了解到支付能力和发放贷款是没有关系的。在“兜售金钱及其附属物：故设的债务陷阱”中，他描述了商业腐败文化。地方权要和国际银行业在这种文化中，建立了基于债务的相互依赖关系，而这些债务最终是由普通民众来偿付的。
约翰·克瑞斯滕森在泽西岛离岸银行业天堂中一家信托公司工作，泽西是英国海峡群岛之一。在那里，他发现自己处于经济杀手世界的中心，这里是全球离岸银行业的一部分，离岸银行业主要是便利逃税、洗钱和资本外逃。在“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中，他揭露了盗钱体系的运作，该体系从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的公民那里盗取了数亿资财；叙述了富足生活方式的诱惑以及为什么他决定退出。
国际信贷和商业银行（BCCI）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离岸（地下）银行业的关键玩家。它为各种各样的客户提供非法交易，从中情局到麦德林卡特尔（Medellín Cartel），再到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在“BCCI的两面派手法：既依赖美国，又依赖圣战”中，露西·科米萨叙述了该银行的快速沉浮和它涉及130亿美元的破产事件。
刚果至今仍旧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并深陷内战漩涡中。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至少有400万人丧生。而西方的跨国公司为了确保得到黄金、钻石和锡、钶钽矿石，还在大力资助军方，推动内战。在“廉价手机的人力成本”中，凯瑟琳·克恩提供了一个见证，叙述了为了向第一世界消费者提供廉价的电子产品，刚果人民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在接下来的10年里，美国约30%的石油供给希望能够从非洲得到，但美国和英国的石油公司将和其他国家争夺获得这些石油储备的渠道。当地居民曾发起运动，要求参与分享这份新财富和阻止对他们地区环境的破坏。在“非洲新掠夺前线上的雇佣兵”中，安德鲁·罗韦尔和詹姆斯·马里奥特讲述了英国一个受雇工作在国外的雇佣兵如何发现自己处于这场石油和权力之争中心的经历。
第5节：引言(5)
据估计，伊拉克拥有世界上第二大的石油，因此获得伊拉克的石油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伊拉克临时政权正计划和美国、英国的石油公司签署石油生产分享协议，这份协议将耗去伊拉克人民2000亿美元，而他们现在正需要这笔钱去重建家园。在“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中，格列格·穆特揭露了这场高水平掠夺背后的经济杀手。
“你带钱来了吗？”一位利比里亚的官员向世界银行职员史蒂夫·贝尔克曼问道，明显期望他递过来一包现金。在“世界银行和1000亿美元问题”中，贝尔克曼提供了知情者的视角，解释当腐败官员们偷走本该用于发展援助的资金时，世界银行为什么视若不见。
20世纪70年代，菲律宾是世界银行以债务发展推进现代化模式中的佼佼者和典型代表。在“菲律宾，世界银行，一场冲向尽头的竞赛”中，埃伦·奥古斯丁讲述了美国如何利用数亿美元帮助马科斯维持其独裁统治的，其中世界银行扮演了中介角色。
出口信用机构的任务其实很简单，就是使贫穷国家更容易地买到本国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从而使这些公司发家致富。在“出口灾难”中，布鲁斯·里奇将聚光灯照到了出口信用机构的隐秘世界，并揭示了它们所造成的危害。它们的行为有：将核电厂出售给不能有效管理它们的国家；向饱受战争灾难的地区出售武器。
G8（八国集团）的财政部长们在格伦伊格尔斯会议前，宣布他们已达成协议，将给予18个第三世界国家400亿美元的债务减免。在“债务减免的幻觉”中，詹姆斯·S·亨利(前国际银行家)表明了真正实施的债务减免是多么的少和为什么数十个国家仍然深陷西方世界的债务陷阱中。
请根据你的兴趣，随意阅读这些章节。跳着读，一次读一个地区发生的事，或者某一个特定主题，这些都请随意。最后请读安东尼娅·尤哈斯的“全球正义运动：抵制之网”，了解一下为抵制“金权政体”带来的全球控制，你都能做些什么。
阅读时，请用心思考和体会所描述的这些行为对世界和我们子孙后代的含义。请放任你的热情喷涌，觉得有义务采取行动。我们，你和我，这么做是必要的。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国家变回反映独立宣言中价值的国家以及反映我们成长中所尊敬和为之奋斗价值的国家。今天，我们必须开始重建“金权政体”所强加给我们的世界。
这本书提供了一系列经济杀手所使用工具的快照，这些工具被用来创建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帝国。但是这些章节不过是公司精英们所做的许多穷凶极恶事件的引子，而且这些事件时常打着利他主义和进步的旗号。在二战后新的时期——经济杀手成功地将“民主最后、最好的希望”转变为一个帝国。这个帝国在对一些人实施残忍的、通常是极权主义的手段时，是毫不会退缩的，因为这些人拥有我们所觊觎的资源。
读完这些章节后，你将会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全球人民害怕、痛恨甚至憎恶我们这些经济杀手。作为“金权政体”政策的结果，平均每天有24000人死于饥饿；数万人，尤其是孩子，死于本可治疗的疾病，因为他们支付不起医药费；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每天生活费低于2美元，在许多地方这点钱根本不够支付基本的生活需求。本质上，我们的经济体系是依靠人类农奴和奴隶剥削的现代版本。
我们必须结束这些。你和我必须做正确的事情。我们必须理解我们的孩子将不能继承一个稳定、安全、可持续发展的世界，除非我们能够改变经济杀手们所创造的这些恶劣条件。我们所有人一定要问问自己的良心，再决定我们做什么才是最好。我们的优点在哪儿？我们的激情又是什么？
作为一名作家和演说家，我知道自己拥有一些技巧和许多机会。这些你的和我的也许不同，但它们同样有力。我催促你为你的生活设定一个基本目标，将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不仅是为了你自己，也为了所有其他的人。为实现这个目标，请每天至少做一件事，想想每天死于饥饿的24000人，然后以一生的时间投身于改变这个状况的事业中。报纸、杂志、地方和全国的组织代表们、你的朋友、做或没有做着正确事情的生意人，请给他们写信或发邮件吧；参加电视节目；有意识地选择购物；不要购买那些推动了当代奴隶制形成的便宜商品；支持非盈利机构，因为它们帮助传递信息、保护环境、保卫民权、抵抗饥饿和疾病以及致力促成一个更健全的世界；做自愿者；去学校辅导孩子们；和你的邻居组成讨论小组——所有可能采取的行为是无止境的，只是看你自己想象力有多广了。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些能力和激情去做贡献，但最重要的事情是走出去，行动起来。
说没有意识到这些事情不再是借口了，因为你现在有了这本书，而且许多其他的书，大量的电影、CD、VCD正在帮助着你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除此之外，每次你读、听、看一则关于国际事件的新闻报道时，请带着怀疑的眼光。请记住，这些媒体为“金权政体”所拥有，或至少受到其财务支持。请挖掘这些表面之下的真相。附录“希望之源”（Resources of Hope）提供了一份媒体的名单，从那里你也可以接触到不同的观点。
这也许是一个国家历史上最关键、也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这个国家正建立在许多关键且激动人心的事情上。在以后的日子里，你和我选择如何应对全球帝国，将很可能决定了我们这个星球的命运。我们是否会沿着这条充满暴力和对他人剥削的道路继续前进呢？这决定了我们作为一个种族很可能最终走向自我毁灭，或者我们将创造一个新世界，我们的后代会骄傲地继承这个世界。
这个选择是我们的——是你的，也是我的。
【注释】
①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带来的不满》(纽约：Norton，2003)，第232页。
②同上，第247～248页。
③“金权政体”作为国际的、相互联系的掌权者，更多的信息见杰夫·福克斯的《达沃斯派对》，《国家》（Nation），2006年1月26日。
④离岸金融是指设在某国境内但与该国金融制度无甚关系，且不受该国金融法规管制的金融机构所进行的资金融通活动。离岸银行是设在离岸金融中心的银行或其他金融组织，其业务只限于与其他境外银行单位或外国机构往来，而不允许在国内市场经营业务。
史蒂文·希亚特描述了一张维系今日全球帝国的控制之网，这张大网已经深入到了金融、政治和军事等多个领域。
第6节：第1章全球帝国：控制之网(1)
第1章
全球帝国：控制之网
史蒂文·希亚特
财富积累必须基于权利集聚之上。
——汉纳
在宣称“赋予伊拉克人民自由”的使命完成后，2003年6月，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向欢欣的西点军校学员宣布：“美国没有扩张领土的野心，我们不会成为一个帝国。”与此同时，像尼尔·弗格森、查尔斯·克劳海默等新保守派学者却怂恿布什去建立一个真正的帝国：通过确认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角色，并接受“政治全球化不过是帝国主义的障眼法”这个事实，来完成美国由非正式到正式帝国的转变。①这个二战后伴随着1989年柏林墙倒塌所逐渐形成的世界新秩序——难道会在转了一圈后重新转向帝国时代吗？
由于《大西洋宪章》确定了民族自治权，这样1945年盟军的胜利似乎标志着世界殖民帝国的彻底覆灭。亚洲、非洲和中东的殖民地国家目睹了英国、法国和荷兰军队1940～1941年的战争失败，知道欧洲殖民主义国家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财政上，都再也没有长期维持殖民统治的实力。另外，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似乎站在了反殖民主义的立场上。美国长期致力于推行“门户开放”政策，支持发展中国家谋取独立地位。苏联自1917年诞生之日起，就不停地谴责帝国主义，它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因此对许多殖民地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
然而欧洲的殖民力量却试图尽可能长久地维持它们的殖民统治地位。英国确实于1947年最终承认了印度的独立地位，但在肯尼亚、塞浦路斯和马来半岛，英国在承认它们独立之前，都和当地义军进行过战斗。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法国为保留一点帝国的荣耀，打了一场失败的分裂之战。然而，明显有利于独立自主的历史大潮还是波及了整个世界。西方国家的社会当权者所面临的困境就是如何应对这个过程。新兴第三世界的领导者们是否会自力更生，通过控制本国的资源来建立自己的国家工业？或者他们是否会和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结盟？或者他们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否会为共产党执政铺平道路？
对欧洲人来说，失去殖民地的资源和市场将是一个巨大打击，那样他们被二战削弱的经济只能缓慢地恢复，所以他们计划强迫殖民地替他们支付经济重建的成本。这时的美国也担心殖民地国家的独立会削弱其欧洲盟友，还可能导致苏联在欧洲的影响扩张，进而会损害美国的利益。另外，美国的商业领袖们也担心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会在二战后重现，所以积极保护其获取资源的渠道和可能的新市场。
第7节：第1章全球帝国：控制之网(2)
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伊朗、危地马拉和埃及的事件，标志着西方国家对“正日益显现的第三世界”的政策出现了转变。
1951年，伊朗总理穆罕默德 · 摩萨台将石油工业收归国有，这些工业之前是由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AIOC，此后更名为英国石油）控制的。作为一个民主选举的国家主义者，毫不奇怪摩萨台（《时代杂志》1951年的年度人物) 会痛恨“伊朗石油利润的92％被AIOC获得”的这样一个事实。这曾是一个为时已久的安排，反映了20世纪初期以来英国对波斯的主宰地位。在伊朗将石油工业收归国有后不久，温斯顿·丘吉尔就任首相的第二个任期，他决定在其附庸国过分自信的挑战面前，重建英国的实力和威望。丘吉尔命令封锁波斯湾，阻止伊朗向其他购买者出口石油，而且他还加入了由美国发起的抵制伊朗贸易的联合行动，但没能采取更激烈的行动，这是由于朝鲜战争吸引了英美的注意力；加之苏联对伊朗问题的干预也构成了威胁。所以英国需要采取更隐蔽的策略，由克米特·罗斯福领导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为此计划了“阿贾克斯行动”。行动的第一步是制造政治混乱来削弱支持摩萨台的政治力量。中央情报局不停地传播谣言，使伊朗坚定的民主党人同伊斯兰民主主义者决裂。最后，伊朗军方在1953年8月发动政变，逮捕了摩萨台，并任命了新一任总理。伊朗国王被重新赋予了权力，石油工业被解除国家化。但是美国的帮助不是免费的，英国石油公司不得不和几家美国公司分享伊朗石油的开采权。美国军方和对外政策领导人为计划的成功而喝彩，该计划以较低的代价从政治、军事和财政上恢复了伊朗的原有状况。
危地马拉提供了西方国家维持帝国主义权利的隐蔽策略的又一个实例。1952年5月，危地马拉总统哈科沃·阿本斯宣布了一项土地改革方案，该方案将把属于地主但未被开发的土地收归国有。该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波士顿联合水果公司所持有的土地被重点收归国有。总统的灵感来自亚伯拉罕·林肯1862年的《宅基法》。他希望这个方案可以使农民成为独立的小农场主。但很明显，艾森豪威尔政府尤其是作为美国水果董事会成员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中央情报局（CIA）负责人艾伦·杜勒斯，觉得危地马拉总统的林肯式行为太激进了。克米特·罗斯福对艾伦·杜勒斯听取“节气行动”汇报时的反应做了如下描述：“他看上去异乎寻常的兴奋，眼睛闪着光，眼珠像巨猫那样咕噜着。很明显，他不仅在享受着所听到的，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也在进行着盘算。”②
后来，阿本斯在1954年6月的一场政变中被推翻，大约15000名支持他的农民被杀。
在以隐蔽策略成功地干预了伊朗和危地马拉危机后，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展示了老式直接军事干预的危险。埃及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于1956年7月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条运河是相当重要的国家资源，当时却掌握在欧洲投资者手中。纳赛尔希望利用运河的收益来完成其雄心勃勃的阿斯旺水坝工程。纳赛尔的计划使几个“敌人”活跃起来：英国，前宗主国，此前一家英国公司经营着这条运河；法国，因为纳赛尔支持阿尔及利亚的叛军，而法国自1954年起一直在和叛军作战；以色列，正想和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泛阿拉伯民主主义者算账。以色列于1956年10月29日入侵埃及。尽管有埃及人民的抵抗，法国和英国仍迅速地占领了运河地区。这种直接军事干预的行为向联合国提出了挑战。当时艾森豪威尔政府正处理苏联干预匈牙利、罢免改革者伊姆雷·纳吉的事件，美国希望利用匈牙利的危机来削弱共产主义的吸引力。西方对苏伊士危机的干预方式，与美国的立场发生了冲突，这次美国的反应是创造性的，结果是英国被迫撤军，干预以失败告终。这一事件表明旧殖民主义力量的削弱和非殖民化运动的加速，也使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威信得到提高。
第8节：第1章全球帝国：控制之网(3)
此后，由于数十个新独立国家涌入联合国，美国不得不和苏联竞争对第三世界的影响力。
非殖民化VS冷战时期的控制
在很大程度上，亚洲和非洲的新独立国家与拉美国家一样，都是初级产品生产者，这些产品包括：糖、咖啡、橡胶、锡、铜、香蕉、可可粉、茶、黄麻、大米和棉花等。其中，许多农业初级产品是由第一世界的公司和当地地主耕种的种植园生产的，许多初级矿产品是由第一世界的公司提炼的。不论什么情况，产品都是在由欧美公司主导的市场出售，通常在纽约和伦敦交易，并在欧洲或北美的工厂进行加工。
当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开始为国家发展而奋斗的时候，他们总是强调解决经济落后问题的困难。他们采取了国家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这些模式受到欧美流行发展思想的影响。典型的例证就是前殖民地政府也曾广泛采取了经济计划和管制手段，另外，第三世界的许多新领导者，如加纳的恩克鲁玛、印度的尼赫鲁和塞内加尔的列奥波尔德·桑戈尔，都曾在欧洲接受教育，受到了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此外，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是在国内缺乏一个能够领导经济发展的企业家阶层的情况下，开始其经济生活的。
那么，毫不奇怪的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专注于大项目即样板似的政府发展项目。这些项目有可能成为经济变革的发动机，例如加纳的沃尔特河治理工程项目，涉及20世纪60年代初期阿科松博大坝的建造和炼铝熔炉的建立。建大坝是为了形成世界最大的人工湖；建熔炉则是为了利用本国丰富的矾土资源。而且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采取了进口替代战略来发展本国的生产力，以替代来自欧美的昂贵进口产品。但是建设这些工业化项目需要大量贷款，这些贷款来自于银行、出口信贷代理机构和诸如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发展组织。
西方世界的领导者们再一次遇到了难题：如何保住西方获得第三世界资源和市场的渠道呢？殖民地的独立为西方世界提供了一个机会，一方面摆脱了对殖民地的管理责任以及维护秩序和发展的直接负担，另一方面又可以保留帝国的所有权益。但是独立也带来了挑战：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有可能成为本国经济的真正主人，最大限度地自主发展经济；而且还有其他的可能选择——古巴和越南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毕竟，帝国的权力并不是简单地从拉美进口石油和咖啡，或从非洲进口铜和可可粉，而是要以比西方更便宜的价格进口这些商品，这实际上是要殖民地的独立国家向其前宗主国提供固定补贴。无论是基于直接统治还是间接影响，帝国权力本身不是为了控制，而是为了大都会或至少是它的统治阶层的利益，而控制第三世界资源和剥削第三世界人民。
在某种程度上，其他选择也会成为西方世界全球控制战略的组成部分，正如《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中所描述的，1971年克劳丁·马丁向约翰·珀金斯所提供的选择那样，③美国及其盟友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竞争世界霸权，向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项目提供了数不尽的贷款。那么，为什么不可以通过减免债务并使用贷款引诱这些国家进入西方世界的全球政治经济控制之网呢？这些国家根据借款主导的经济发展理论，被像约翰·珀金斯这样的“经济杀手”所诱惑，愿意借款兴建宏大的项目，并认为这些项目将带来繁荣和现代化。向这些国家提供大笔资金还有助于赢得新第三世界权贵们的效忠，因为这些权贵们处于需要为他们的政治追随者、盟友以及他们的家庭带来荣耀的压力之下。这使腐败的可能似乎是无限的。这种可能还提供了进一步的机会使第三世界的领导者们陷入与西方世界建立的关系中，难以自拔，从而实现对这些国家的控制。结果使这些第三世界领导者放弃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终走上一条可能不仅是更严峻，而且是更危险的发展道路。
债务繁荣到破灭：对第三世界的侵蚀
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和随后的阿拉伯石油禁运导致了1974～1976年的滞胀危机，并标志着二战后繁荣的结束。其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第一世界的主要银行中，充满了欧佩克国家储蓄的石油美元（Petrodollar）。如果这数以十亿计的美元（1973～1981年间约有4500亿美元）都堆积在银行账户中，其结果将会是吸干全球资金的流动性，加剧石油价格暴涨所带来的衰退效应。该怎么办呢？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着20世纪30年代瘫痪以来的最
第9节：第1章全球帝国：控制之网(4)
严重危机，而解决办法就是将这些石油美元作为借款重新流回发展中国家。例如，巴西就借了1000亿美元，用来建设钢铁厂、大坝、高速公路、铁路线和核电站等一揽子项目。④
S·C·格温在“兜售金钱及其附属物”一文中写到，大量借钱给第三世界的繁荣景象于1982年8月急转直下。当时的情形是：首先是墨西哥，随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宣布它们没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随后则是一系列变相拖欠。为此，借贷双方采取了债务重组、滚动贷款、追加借款、债务偿还计划等一系列措施。所有这些措施都宣称其目的是帮助债务国站稳脚跟。然而，这些措施实施的结果却与所宣称的目标相反。第三世界的债务从1973年的1300亿美元涨到了1982年的6120亿美元，到2006年竟达到了3?2万亿美元。詹姆斯·S·亨利在“债务减免的幻觉”中对此进行了阐述。
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的另一个结果是政府不再相信正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这种理论强调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而转向采取自由放任政策，鼓励企业竞争。北美之外，通常称之为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一转变的标准拥护者有美国的罗纳德·里根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在国际上，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积极推动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实施。
目前，已有数十个国家按照IMF的结构调整计划(SAP)运行，但是这些国家几乎不能完成IMF所要求的改革，或许正因如此，它们尚未重获金融健康和经济独立。
经济杀手：隐藏于表面之下
那些为全球帝国霸权利益服务的人扮演着多种角色。正如约翰·珀金斯指出的，“我的职员中每人都有一个头衔——金融分析师、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但所有这些头衔都不能表明他们的真正身份——一个经济杀手。”伦敦银行设立了一个离岸分支机构，其员工拥有名牌大学的学位，穿着打扮与你在城市中或华尔街见到的职员没什么两样。但他们每天的工作却是掩盖被盗用的资金，清洗贩毒的黑钱以及帮助跨国公司逃税。他们是经济杀手。国际货币组织的一个工作组来到某个非洲国家的首都，该工作组拥有增加必要贷款的权力，但非洲国家获得这些贷款的条件是削减教育经费，开放本国经济，允许北美和欧洲的出口商向本国倾销商品。这种工作组也是经济杀手。一个咨询师在巴格达由美军保护的“自由区” 里开了一家店铺，他重写了开采伊拉克石油储备的法律，他也是一个经济杀手。
经济杀手采用的手段有些是合法的，事实上有些行为就是由政府或其他官方机构执行的；有些则处于灰色区域中；还有些却违反了各种各样的法律。由于受惠者的权势是如此之大，以致几乎没有人对这些行为提出质疑。一个植根于第一世界的资本主义精英分子集团，伙同第三世界的客户们努力按他们的意愿安排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唯一值得他们关注的是美元，人并不重要，地球上数十亿的普通民众就更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控制之网
现在，第三世界国家一年偿还的债务要多于3750亿美元，这是第三世界得到国外年援助金额的20倍。这样的体系被称为“逆向马歇尔计划”。尽管占世界一半的人口日生活费低于2美元，⑤南半球的国家仍要补贴富裕的北半球国家。
这样一个失败的体系是如何维持运行的呢？
简单地说，第三世界国家在金融、政治和军事上均陷入于第一世界的控制之网中，而且极难逃脱。自约翰·珀金斯第一次为美因顾问公司（Main）设计预测以来，控制之网已经变得愈加宽泛、复杂和无所不在了。上页图描述了控制之网中货币与权力的流动。资本通过贷款和其他金融方式流向不发达国家，但这种流动，正如约翰·珀金斯所指出的，是有代价的。这种代价就是债务束缚，使得第一世界的政府、机构和公司可以控制第三世界经济。本章其余部分将概述自由贸易计划、IMF和世界银行所奉行的债务主导型经济发展，阐明腐败和剥削如何成为权力控制体系的中心，并探索第一世界可能采用的实施措施。
第10节：第1章全球帝国：控制之网(5)
市场：富人的补贴与穷人的自由贸易
如果全球帝国有一个口号的话，那一定是自由贸易。作为援助的代价，IMF和世界银行在它们的结构调整计划中，坚持要负债的发展中国家放弃国家主导的发展政策，包括：关税、出口补贴、外汇管制和出口替代项目。而它们赞同的发展模式集中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使用贷款发展新的出口工业。例如，引导轻工业进行出口加工（像耐克这样的公司是这些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另外，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也被要求遵循自由贸易信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像剑桥经济学家张夏准（Ha?Joon Chang）指出的，第一世界国家从传统农业国向城市工业国的转变过程中，采取了关税、补贴和管制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英国仅仅在19世纪50年代才成为自由贸易的典范。在那之前，英国实行的是高度指令性的工业政策。此外，英国还从印度和西印度群岛进行巧取豪夺。
美国经济的发展是在全世界最高关税壁垒下进行的。格兰特总统在19世纪70年代谈道：“200年内，当美国不需要贸易保护时，我们所能做的，也将要做的，就是自由贸易。”美国关税税率直到二战后才显著降低。战后，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当属“东亚四虎”：日本、中国、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确实专注于出口导向的发展，但从历史来看，对于它们想扶植的产业，相关竞争产品的进口是被禁止的。例如，今天的一个世界银行小组如果在1958年看到丰田汽车销售的失败，会建议它不要再生产了，因为它生产的汽车在国际市场明显不具备竞争力，西欧的汽车生产商能够以更低的价格生产更好的汽车。而政策处方将毫无疑问的是日本应该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生产玩具和服装。丰田公司没有这样做，现在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汽车生产商之一。总之，第一世界撤走了梯子，以阻止以后第三世界国家采用唯一被证实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⑥
“自由贸易”一词让人们想起亚当·斯密所描述的市场景象。在那里，平等的市场主体相遇，就出售的商品讨价还价，最终达成交易，满足双方的需要，增加社会总福利。但这些仅是幻象，而非事实，这种幻象只会给人错误的印象。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并不是市场上相遇的平等主体，它们交易的结果也不会是互利的交易。例如，IMF在2002年要求加纳废除食品进口关税，结果使来自欧盟国家的进口食品疯狂涌入加纳，该国农民的生计被毁于一旦。IMF的经济杀手们似乎忘记了让欧盟取消其巨额的农业补贴，这些补贴使从欧盟进口的冻鸡肉价格仅是当地生产商的三分之一。⑦
赞比亚的服装进口关税保护着大约140家企业的本土产业，却因IMF的胁迫而被废除。随后，廉价的二手服装潮水般涌入，导致140家企业中的132家破产。⑧即便赞比亚的服装生产商强大到可以参与国际贸易，它们也将面对出口到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的保护性关税。像赞比亚这样的国家要致力于自由贸易，而第一世界的国家却通过出口信贷来补贴出口者，而这通常会对第三世界的经济和环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布鲁斯·里奇在“出口灾难”一文中对此做出了解释。
上述行为还会产生其他的负面效果——保守主义者所乐于引用的一个著名的“意外结果”。20世纪90年代早期，IMF在秘鲁的结构调整计划要求大幅削减玉米关税，结果美国的玉米蜂拥而至。美国对其农民的补贴一年大约400亿美元。许多秘鲁农民竞争不过进口玉米，只好改种可生产可卡因的古柯。⑨
同时，第三世界国家许多传统的出口商品，从咖啡、可可粉到玉米、糖和棉花，其价格都在持续下跌，而且这些商品的相对价值跌得更多。例如，1975年一辆拖拉机等值于8吨非洲咖啡，但到1990年，这个数量变成了40吨。⑩但由于这些国家缺乏资本，市场狭小，缺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使得它们很难转向去生产更复杂且附加值更高的商品。事实上，许多IMF的项目要求大幅削减健康和教育开支，这使得这些国家更难提高其劳动力的质量和能力。这些国家通常劳动力文化水平很低，几乎不懂技术。在一些国家，如加纳，由于IMF强制的预算削减，儿童入学率在不断下降。
第11节：第1章全球帝国：控制之网(6)
垄断：不公平的竞技场
尽管第一世界的精英们一再鼓吹自由市场的魅力，但为了主宰和操控市场，他们使用了非市场力量来确保控制力。他们坚持《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这个协议是他们在1994年乌拉圭贸易回合谈判时，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坚持通过的。TRIPS允许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垄断，这样就将第三世界的生产商拒之于获利市场之外（而使他们陷于商品生产的境地）。
为达到对知识产权的垄断，美国坚持将基因物品，包括种子、人类细胞和微生物等，界定为可申请专利的物质成分，这样它就可以通过申请专利来获得这些物品的排他使用权。第一世界的公司利用 TRIPS条款，通过开采南方国家的本地动植物基因资源，并申请专利，从而获得生产与销售的垄断权。这种策略通常被称为生物盗版。一个尤其无赖的事例是：美国德克萨斯州的Rice Tec公司申请并获得了一项一种印度的大米专利，声称其开发了新的大米基因种类，实际上这种大米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农民经过几个世纪精心培育出来的。
债务：向公司商店出售灵魂
债务使第三世界国家处于第一世界的控制之下，依赖援助、债务重组和债务滚动而生存，已经谈不上真正的发展了。它们被迫重构经济、重写法律，以满足IMF结构调整计划和世界银行制约条款所开出的条件。它们不可能像美国一样控制世界储备货币，也不能做到长时间的入不敷出还能避免金融危机。《后新经济》的道格·亨伍德写道：
如果美国只是一个普通的国家，它将会立即成为需要进行结构调整的主要国家。我们的支出远远超过收入；我们有巨大的外债，且还在持续增加；我们有巨大的贸易赤字以及根本不准备有所行动的政府。如果美国只是一个普通的国家，IMF将来到美国的门前，告诉我们要避免衰退，就要使贸易账户平衡，要少消费、多投资。但由于我们是美国，这类事情从未发生过。如果那些措施对我们而言不是一剂良药，那为什么这些措施对其他国家就是如此好的良方呢？
腐败、债务及其内幕
腐败通常伴随着权力，作为一种利益和控制机制，它能够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真正的权力源泉那儿吸引过来。腐败的第三世界领导人如扎伊尔的蒙博托，他贪污了至少一半的对扎伊尔援助资金。他当然喜欢为那些不必要的、没有完备计划或严重超支的项目向国外举债，以便自己获得额外的收益，但这些债务是靠他国家的人民来偿还的。同时IMF和世界银行也乐于继续贷款给扎伊尔，尽管它们自己的调查员警告说这些钱将会被贪污。也许在冷战期间蒙博托支持美国实行的非洲政策对他能够持续获得贷款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些贷款仍能够稳定地回流到发达国家的银行也是重要原因。史蒂夫·贝尔克曼在“世界银行和1000亿美元问题”中，向我们展示了内部调查者关于发展基金是如何转移到贪污者的口袋里的说明。
这种“债务和资本的循环”已经引起了许多借贷委员会的广泛兴趣：Sag Harbor集团估计“至少有一半被最大债务者借去的资金将原路返回，通常在同一年甚至是在同一个月这些贷款就会回来。”约翰·克里斯滕森在“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中描述了那些秘密账户如何通过泽西岛和开曼群岛等一些没有管制的离岸银行业的避风港，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者们藏匿他们贪污、盗用、拿回扣、受贿和毒品买卖等得来的钱。
同样的，离岸机构能够帮助第一世界的公司和权要们藏匿他们从逃税中获得的利润，却让普通市民来承担这些账单。国际信贷商业银行（BCCI）在卢森堡大公国的银行保密法下，把离岸银行业的投机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在全球最大的一宗银行诈骗案中，大约有3亿美元被盗。露西·科米萨在“BCCI的两面派手法：既依赖美国，又依赖圣战”中解释了为什么政府和监管机构看到了另一条路：BCCI调整银行业需要一系列强有力的“球员”——从中央情报局和在国会中有影响力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人士到麦德林贩毒集团，甚至，如果可以的话，还包括奥萨马·本·拉登的基地组织。
第12节：第1章全球帝国：控制之网(7)
IMF推出的民营化项目为那些受贿者提供了发财机会。按照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说法：“那些领导人出卖了自己国家的自来水公司和电力公司……急切地想拿到佣金存进瑞士银行的账户……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眼睛都变大了。”当他们意识到有这么好的机会摆在他们面前时，“所有反对变卖国有工业的声音都沉默了。”
实施者：胡萝卜加大棒
什么样的领导者会追求一种民族主义的发展议程呢？他们的目标是控制国家资源，并从这些资源中获利。如果他们对于贪污和第一世界的生活方式的诱惑没有反应，经济杀手们还有各种方法让他们顺从，而不管他们愿不愿意。
分而治之是一种对征服者和当地统治者都有益的古老策略。对于不听话的领导者们，颠覆其政权是控制他们的有效办法。美国和其他强权国家把其作为一个基点来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军事、商业、学术、外贸关系。在几次沉默的会议并给不同的利益集团提供资金后，一个不太愿意合作的国家会明显地感觉到政治压力在增大。以前的政府支持者会反戈相向，而政治对立者讨伐的声音则更加尖锐，媒体也提升了警告调门。压力的增大使经济学家调高了对爆发商业危机的预期：资金从本国转移到迈阿密、伦敦和苏黎世，投资将下降，失业将增加。如果政府意识到这其中的信息，改变了态度，一切又都不一样了：资金开始回流，不同集团之间的合作立刻变成可能。如果政府想安全渡过这场危机，最好这样做，不然的话，更加激进的政策将会带来更大的压力：从暗杀领导人到军事政变都会发生。
委内瑞拉的政变就是最近的一个例子。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NED）在2002年提供了近100万美元给几个企业、媒体和劳工组织，资助它们发动反对总统查韦斯的军事政变。例如，NED支付了5?5万美元给莱昂纳多控制的教育基金。如果政变领导者成功地帮助佩德罗·卡莫纳(一个亲美商人)掌握政权，莱昂纳多将被任命为教育部长。
私人或半官方的军事力量同样有用。安德鲁·罗韦尔和詹姆斯·马里奥特认为西方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对尼日利亚的石油越来越有兴趣。在“非洲新掠夺前线上的雇佣兵”一章中，他们揭示了一个猎豹计划：那些石油的代理商们在使尼日尔河三角洲的石油利益远离当地居民。
利用一个国家的民族问题或宗教分裂也是一种成功的策略。美国就在1979年支持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反对阿富汗社会主义政府中尝到了甜头。按照穆斯林的观点，政府推行妇女接受教育已经明显越线。本·拉登是阿拉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他受聘于巴基斯坦的情报部门，在那里帮助领导中情局的活动。凯瑟琳·克恩在“廉价手机的人工成本”中描述了西方国家是怎样利用卢旺达和刚果的种族分裂，抢占钶矿和其他资源的。为此，这两个国家付出了4万条生命的代价。在尼加拉瓜，美国利用宗教和种族关系积极鼓动大西洋海岸的米斯基人民反对桑地诺政府。
恐怖活动虽然经常被公众谴责，但也是很有效的手段。1981年11月，一架尼加拉瓜喷气式飞机在墨西哥城机场的停机坪爆炸。由于乘客还没有登机，所以他们幸运地逃过一劫。但在1976年10月，古巴的455航班在加勒比海上空发生爆炸，机上73名乘客和全部机组人员无一生还。古巴政府将路易斯·波萨达驱逐出境，原因是证实他在委内瑞拉策划了这起爆炸事件。随后他也承认他接受了美国政府专门为此类袭击事件设立的基金中的20万美元。
用各种手段除去不合作或有野心的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是为了警告那些有反抗情绪的总统和首相们。约翰·珀金斯为我们提供了那些反抗者的例子，如巴拿马的陶立总统以及厄瓜多尔的杰米总统，他们在1981年都遭到了免职。很多著名的领导人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1960年刚果的卢蒙巴、1969年莫桑比克的蒙德拉纳、1973年几内亚的卡布拉尔、1980年圣萨尔瓦多的罗梅罗、1983年菲律宾的贝贝尼奥·阿基诺以及1965年阿尔及利亚的迈赫迪·本·巴尔卡都死于暗杀。克雷格·威廉森，就职于南非安全部门，是这种定点清除活动的典型执行者。他被认为是实施一系列针对激进反种族隔离主义者的袭击的元凶。他应该为南非国民大会党激进主义者鲁思·福斯特的死负责，1982年她死于一个炸弹包裹。
第13节：第1章全球帝国：控制之网(8)
发动政变是除掉反西方领导人的典型策略。剪除他们在党内的力量，抓捕激进主义者，对整个社会施加压力来颠覆改革的成果。这类策略中最著名的也许要算皮诺切特将军在1973年9月推翻智利政府，直接导致前总统萨尔瓦多和他几千名追随者的死亡。许多国家的政变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关，如1953年中央情报局推翻了伊朗的穆罕默德政权，1964年巴西的古拉特政权被推翻，1971年伊迪将军在乌干达推翻了米尔顿政权以及1965年苏加诺在印尼被赶下台，所有这些政变都曾受到中央情报局的支持。
如果暗杀失败或者没有可以收买的军官，那么军事干预就是另一种选择。这种干预有时采取在内战中寻找代理人的方式，通过恐怖活动和游击战相结合来推翻政府或者令人们渐感厌烦。这场折磨人的战争最终只能以选举对手被打败或谈判结束。反对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战争就是个典型的例证。另外，美国为了反对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政府，在南非军事力量的配合下采取许多行动，不但摧毁了两个国家的经济，而且造成成千上万人丧生。
直接军事干预是当形势极度恶劣时采用的方式，这也是可能导致政权改变的方法。越战的例子似乎拿这种最不引人注意的方法检验了大国的力量。现在由于苏联的解体和高科技武器的装备又把这种方法推向了前台。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军事理论家充分利用了军事革命所带来的好处，包括无孔不入的监视技术、网络中心指挥和军事力量控制技术、精确的供给等，这些措施增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自信。正如贝洛克对大英帝国全盛时期对殖民地采取霸权政策的描述：“我们有格林机关枪，而他们却没有。”
1992年，乔治·布什政府国防部的副部长，新保守主义者保罗·侄Ｍ模率隽瞬际仓饕宓摹胺牢窆婊改?994～1999”，这个政策计划强调了三点：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美国的利益将是至高无上的；美国认为需要保护自己的利益时，有先发制人的权力；还有在中东地区，主要目标是保持“对该地区反抗力量的控制”，从而保证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能够得到该地区的石油。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正是这种言论的体现。切尼，现在是布什主义的拥护者，他在谈到1991年海湾战争和倒萨的后果时，说道：“我认为美国军队介入伊拉克战争就像进入泥潭一样，我们绝不希望以这种方式陷进去。”时代已经变了，在一个未来面临着石油短缺的世界中，伊拉克石油储备有着巨大的诱惑。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控制中东作为权力支点、获取有利的合约和让步的前景，所有这些都使得美国进行长期干预，而且很难从中抽身，就像格列格·穆特在报告“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中讲的那样。安德鲁·J·巴切维奇，一个保守的军事理论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使地缘政治重要性左右摇摆的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地区；除了自己，傲视其他政治经济原则的合法性；宣布已经存在的秩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宣称在全球展开军事布局不是为了自卫而是为了打击别人，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些都是一个帝国治理国家的行为。”
然而，在1776年，帝国被接受的条件是，它统治下的臣民认为他们可以获得利益，并且把他们的渴望局限在统治者可接受的范围之内。现在，第三世界的权要们有足够的机会过上第一世界那种富裕生活，但是同时，还有20亿人拥挤在城市的贫民窟中，高额负债又阻止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这种环境下，布什政府还叫嚣着战争不会结束，除非帝国的控制之网得以顺利运行。但是，就像安东尼娅在“全球正义运动：抵制之网”中指出的：世界各民族似乎正下定决心，要努力缔造一个民主的世界，来取代全球化，而不是永远生活在帝国的阴影之下。
【注释】
①尼尔·弗格森，“欢迎新帝国主义”，《卫报》（Gudian），2001年10月31日。
②斯蒂芬·金泽，《伊朗国王的臣民——美国的妙计及中东恐怖行动的根源》，纽约：Wiley，2003年，第209页。
第14节：第1章全球帝国：控制之网(9)
③约翰·珀金斯，《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旧金山：Berrett-Koehler，2004），第14～15页。
④纳奥米·克莱恩，“贪婪之路”，《地球和邮件》（Globe and Mail）（多伦多），2003年9月20日。
⑤《2006世界数据表》，华盛顿人口统计局，2006。
⑥张夏准，《踢走梯子——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明史是如何一再重写，为新自由主义寻找借口的》（剑桥：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年）。
⑦见www?ghanaweb?com/GhanaHomePage/NewsArchive/printnews?php?ID=79568。
⑧萨拉（赞比亚银行）和杰克·琼斯·祖鲁，“赞比亚：债务的诅咒”，见www?africafocus?org/docs04/zam0406?php。
⑨阿萨德·伊斯米，“打着借口抢劫：世界银行”，《Z杂志》（Z Magazine），1998年2月，第10页。
⑩克里斯廷·爱德，《贸易游戏——贸易如何运行》（牛津：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2003）。
阿萨德·伊斯米，《使陷入贫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非洲》（渥太华：哈利法克斯计划联盟［Halifax Initiative Coalition］，2004)，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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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亨伍德和埃伦·奥古斯丁的访谈，2006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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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罗克珊·邓巴-奥尔蒂斯《边境上的鲜血——内战的记忆》（波士顿：Southnd Press，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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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迈克·戴维斯，《贫民窟的世界》（伦敦，Verso，2006年），审查第三世界没有发展的增长和五角大楼对低收入世界可能战争的准备。
雄心勃勃的地方银行及其年轻的银行家们向发展中国家兜售贷款，用来帮助它们建设那些资金去向可疑的项目，却留下大批账单让这些国家的老百姓来偿还。
第15节：第2章兜售金钱及其附属物：故设的债务陷阱(1)
第2章
兜售金钱及其附属物：故设的债务陷阱
S·C· 格温
兜售金钱是个奇怪的买卖，它处于文明世界的边缘。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用于交易的钱不是来自欧洲货币市场以及拿骚、香港或苏黎世的神秘的地下市场，却来自生活在俄亥俄州的美国人的储蓄账户。像其他地方的美国人一样，俄亥俄州人开始意识到他们的钱不再用于建造隔壁的房子。
我过去依靠放贷他们的钱来维持生活，曾经为了美国中西部一家拥有50亿美元资产的中型银行的贷款业务而四处奔波。就这样，我从事着银行业令人吃惊的所谓“常规业务”。这些业务活动已经开始给世界金融体系带来灾难。
…………
那是1978年，多亏了贪污、专制的菲律宾马科斯总统政权，我才能平安快乐地入住在马尼拉最好的半岛酒店。我即将着手运作一项特殊业务，将1000万美元贷款贷给一家菲律宾建筑公司，它是马科斯家族的合作伙伴，这是一项不久就出了漏子的贷款。当我走进半岛酒店的大厅去吃饭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关于这项贷款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我一直在努力消化着肚子里的章鱼，那是头天晚上一家台湾银行招待我的东西，我试图去回忆他们究竟需要什么和为什么他们遇到这么多的麻烦。
不管怎么说，国际银行业都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行业。那年我25岁，有一年半的银行工作经验，我是凭借着一个英语文学硕士学位以“贷款分析师”的身份进入银行的。因为我碰巧能流利的讲法语，所以11个月后我被提升为贷款部门的主任，主要负责北非地区讲法语的阿拉伯国家的业务。在那儿，我在国际上开始有了名气。这已是我第三次外出旅行，6个月之内我去了28个国家，我的“领地”也在迅速扩张。
我并非总是那么年轻和缺乏经验。20世纪中期的国际银行业到处都是充满干劲的聪明但又缺乏经验的信贷员。他们在世界各地四处奔走，兜售他们那满口袋的贷款配额，而且生活极为奢侈。他们的主管都是29岁左右的副主席，同样是聪明又缺乏经验，穿着布鲁克斯兄弟公司生产的行头，有着不是沃顿商学院就是斯坦福的MBA学位。但由于缺少培训，他们会对一个简单的零售分期贷款不知所措。作为高级贷款委员会委员的老板都是注重细节和实效的银行家，他们都有二三十年的从业经验，所以他们对本地银行业往往有着深刻地认识。但当面对国际借贷时，这些高级银行家们就不知所措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最初都不愿意把钱贷出去但最后又不得不这样做，原因就是美国商业活动国际化的需要。当他们的本地客户逐渐参与到国际交易时，他们就别无选择只能跟从客户的需要，否则就只能把生意让给大型跨国银行。所以他们不安地监督着自己的属下——那些世界金融体系的“骗子”和不知疲倦的宣传员们，他们向波兰、墨西哥、巴西等国家推销各种贷款，而这些国家都会威胁到他们努力维护的这个体系。
这个体系正在承受着巨大压力。1975年，美国对外贷款1100亿美元，到1982年末，这个数字达到4510亿美元。前九名的美国银行大约贷出去310亿美元，这超过了它们所有资本的112%。单单向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提供的贷款就已经使这些国家为了避免出现大的金融危机而不得不重新制定债务计划。
当我走出酒店大厅时，马尼拉变得热闹起来。在一个舞台上，一支菲律宾乐队正在演奏，下面聚集了商人、游客、银行家、当地小贩以及坐在桌边互相等待着认识的女孩和一些老家伙们。
尽管我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我觉得总会发生点什么。一天早上，我乘坐一架航班从台北抵达，在喷气飞机旁边，令我吃惊的是，我遇见了一位“接待者”——这是第三世界的奇怪产物，专门负责接待来往的重要客人。这个人自称叫乔伊，是我的一位客户的特使。菲律宾建筑发展公司（CDCP）是菲律宾当地的一家建筑公司，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想办法使其成为我们的客户却没有成功。乔伊显然对旅客出入境通道很熟悉，我们只用了两分钟就出来了，而其他300名乘客，在这种高温的天气中不停地流着汗，不停地抱怨，最后花了一个半小时才出来。他带我穿过喧嚣的人群，来到了一辆早已等候的“美洲虎”前，这辆车配备了空调和非常棒的立体声系统，还有一个大约20岁左右的漂亮女孩。这个女孩在我的意料之外。曼谷银行接待我的是一辆银色林肯，但没有女孩； 沙特则是一辆加长奔驰，并且偷偷给了我一公升尊尼获加“黑牌”威士忌，也没有女孩。亚洲的商业世界真是令人捉摸不透，明明明面上的事才是交易重点，但类似的事一再发生而且总有恰当的理由。我想，有些事将要发生了……
第16节：第2章兜售金钱及其附属物：故设的债务陷阱(2)
几小时后，在乔伊的带领下，我又一次来到了富丽堂皇的半岛酒店。他穿着一身精致的白色制服，拿着我的公文包，里面有一张5000美元的旅行支票、一张价值9000美元的打折飞机票、我的护照和一些信用卡。总之，一瞬间站在我面前的人和我的所有东西就消失了。我们就像在玩“绝对忠诚”的游戏。1分钟后，那辆红色的“美洲虎”驶到了出口处，我的公文包伴着那女孩甜美的笑容完好无损地出现在我面前。我们在路上平稳行驶着，开始周围寂静无声，但后来各种车的喇叭声响个不停，这是马尼拉周六晚上糟糕的交通状况的产物。在路上，那个女孩告诉我，我在这个城市逗留的这些天里，她和这辆车将为我服务。
我被带到马尼拉的一家高档餐厅，公司主席鲁迪为我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欢迎晚宴。我们银行为了使这家公司成为我们的客户花了5年时间。我们经常请他们吃饭，请他们打高尔夫和潜水，在圣诞节期间送给他们酒和雪茄。但直到现在，我们所得到的仅仅是礼貌的谈话。在上了八道菜、喝了足够使棉兰老岛的穆斯林群众都醉倒的酒以及掉了一只鞋后，鲁迪用蹩脚的英语宣布，他愿意向我们借点钱。他说他想通过我们银行在美国的办事处买一些掘土设备，用于马尼拉湾的一个改造项目。
“您想借多少？”我用同样蹩脚的英语问他。
“1000万！”他放声大笑，“我的副总会在明天早上和您商谈具体细节。”
5分钟后，菲律宾的财政部长“顺便”来接见了我。我们没有说起关于贷款的事。他很有礼貌，也很圆滑，他只说了鲁迪是他的好朋友。他们建议我应该去一下碧瑶城（Baguio）。揖醯谜庹媸欠浅：玫睦裼觯颐幌氲剿俗姆苫鞘粲谒枪镜模液茸砗蠼サ奈挥诒辈可角暮阑频辏彩撬枪镜摹?BR>
…………
我这个“国际银行家”已经成功挤入了一个海外的狭小市场。他身穿一件昂贵的西装，这件西装的价格比本地人的年平均收入还要高，所以他对普通人的生意没有多大兴趣。他不会穿过一条漆黑的小巷或者星期四晚上在一个简陋的本地酒吧消磨一夜。他去哪里都不用步行，因此总能与各种可能发生的自然危险保持一个安全距离。但危险还是以不同的更加微妙的形式存在着：比如你通过阿尔及尔市的海关却忘了掩饰自己的以色列护照；或者在进入了沙特阿拉伯境内却忘了把苏格兰的瓶子留下来。对这些挑衅者的惩罚措施是拘留，通常会关在移民监狱一段时间。还有一种可能是你的司机在穆斯林国家的街道上出车祸或撞到什么人。按照当前韩国人的说法就是，如果你没有雇用他，你就不能撞到他，所以你对事故负有全部责任。遇到这种情况，场面会相当搞笑，且十分罕见：一个手里拿着公文包的美国银行家，因为一个小事故狼狈地逃进一个不知名的集市中。在马尼拉，相对安全一些，但是如果你过于沉醉于主人的盛情款待，那你或许会患上当地的疾病。
作为贷款部主任，主要是负责对外贷款，而不是关注那些冗长、繁杂的问题，比如你所做的是不是在威胁整个世界经济的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名年轻的银行家就像一名前线战士：他是听话的，富于进取， 不受道德约束的。他的效率正是由于他以一种非常狭隘的眼光看待身边的世界。美国银行通过像我这样的代理处的贷款官员们，把大量有问题的贷款贷给那些支付余额到现在还在拖欠的国家。按照花旗集团的沃尔特·瑞斯顿的说法，偿付能力已经不是主要值得考虑的问题了，所有的事情现在都市场化了，这就意味着，借钱的能力更重要。那些在各个国家都有业务，最近却很难满足这些国家借债需求的大银行看来，这是很容易得出的原理。它是这样发挥作用的：只要一个国家能够持续借到贷款，它会使它的债务无限地翻倍，这很像美国政府翻番它的国际债务的方式。然后只要这些国家增加了债务，银行就会按时收到欠款，而这些国家也不会因为无法还债而破产。但是银行也会被逼上绝路，除非它们能借出更多的贷款，否则它们就必须被迫冲销大批坏账，甚至会由此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这是由于许多笔贷款业务中使用了交叉违约条款。
第17节：第2章兜售金钱及其附属物：故设的债务陷阱(3)
还有一点非常奇怪：尽管银行会允许一个国家延期付款，比如允许它20年还清而不是10年，但利率也会提高。更有趣的是这支持着银行盈亏账目的底线。这意味着尽管许多贷款状况非常糟糕，花旗银行的业绩也会非常不错。起初银行也许轻率地放出贷款，但当它们想要保护自己的资产时，它们会变得聪明而且细心。
这种世界范围的贷款问题的根源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安全。当你贷款买一辆车，银行要证实这车不会出问题。如果你不履行贷款合约，银行就会卖掉你的车，把这些钱用于归还你未偿还的欠款。但是国际银行不能拍卖台湾的一棵老树，或者迪拜的一家医院，又或者加里曼丹丛林的一辆小型拖拉机。它们不能在菲律宾的一棵香蕉树上贴上自己的标签，它们也不能抢夺智利的铜矿并把它卖到芝加哥。在国际借贷活动中，美国银行经常违反借贷业中有关安全的最古老规则。当我还在国内作为一名信贷分析员的时候，我就被告知对所有贷款要确保抵押资产是安全的，除非贷款者确实是正直可靠的。现在作为国际借贷部的官员，我又被告知忘掉所有这一切，取而代之的是要完成一定量的贷款配额，好让总行的上司对贷款业务感到满意——尽管从技术上讲，这些贷款是不安全的。
…………
在马尼拉，我不停地与人会面，感觉像在梦游一般，对于这单1000万美元贷款的前景已经无动于衷。在这一时刻我感觉到我相当伟大，我笔尖轻轻一动，大笔资金就随之移动，给这宗国际交易中的大型机器加足了动力。 当然，我个人并不赞成这项贷款。银行也许忽略了某些方面，但这不是愚蠢。这宗贷款将上报给总行，展现在高级贷款委员会那些灰色头发、粉红脸庞的上司们面前。他们会用眼睛的余光盯着我，并且会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贷款量增加了，当期的利润却下降了？”
我剩下的行程包括香港、吉隆坡、东京和汉城。尽管我患上了严重的痢疾，可还是对前景做了一些展望。我主要想的还是贷款，写一页页的报告，并想象这些报告被送到贷款委员会的情形。尽管由于我的狂热，越来越觉得自己重要，但还是有反对的声音冒出来，并最终在飞往吉隆坡的航班上，由坐在我旁边的蔡斯·曼哈顿银行的一个自称银行家的家伙提了出来。
“您在马尼拉做了什么交易？”在点了15轮能使这位国际银行家在旅途中心情舒畅的苏格兰酒之后，他问道。
我告诉他是给CDCP发放贷款。
“这与马科斯有关系，”他说，“不过这也没关系，但他们的杠杆已经够到了他们的耳朵。”
当一个银行家评价一个公司用了“杠杆”这个词时，也就意味着这个公司的债务已经大大超出了这个公司的净资产。在美国，银行家们很早就被告知要对这种情况说不，因为这将会给贷方带来很大风险，在公司破产后，他不得不和公司争夺余下的少量资产。我曾经看了一眼这笔与CDCP所做交易的杠杆比例，是7∶1。1∶1被认为是正常的，2∶1就存在潜在危险。但现在突然间发生在我身上，我觉得我放出这笔贷款简直是疯了。
他哈哈大笑，说：“最好在合同上有马科斯的个人血书签名。”
…………
在美国冬天的城市上空，由于时差的缘故，我依然双眼矇眬。回到银行总部，我开始回想我的旅行。我想起了那用了三个小时、吃了五道菜、喝了两瓶酒的午餐，却忘了究竟是和谁吃的。
说银行家是被训练出来的悲观主义者，听起来像是陈词滥调，但对于退休的银行家来说，这好像是真的。现在的国际银行家是乐观的，比如当高级副主席问你，这个城市通常做什么项目，你绝不能回答：“是这样的，菲尔，我认为他们将要建地铁。”即使这是真的，你也不要说。因为菲尔会轻易做出在这个城市不可能放出贷款的判断。而你的工作表现则主要依靠你放出去多少贷款。作为一个信贷分析员，我曾经注意到一个负责墨西哥贷款的副主席无视石油将会改变2000年以来墨西哥城3000万居民的生活现状，也无视当地的石油工程会损害很多人的利益。我还被告知不要把这些写进城市报告中去。
第18节：第2章兜售金钱及其附属物：故设的债务陷阱(4)
“我们只关注贷款的偿还问题，目的纯粹而简单，”他说，“这不是人口统计学，他们有那么多的石油，但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置，我们来帮他们。”
啊，乐观主义！它在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波兰到处闪现。所有这些国家都不得不推迟还款日期，这是一种拖欠还款的委婉说法。如果对它们都是乐观的，我想，那么我也应该乐观，尽管是与贸易逆差问题严重、不稳定且腐败严重的亚洲国家的一个杠杆比例是7∶1的公司进行的交易。
在我继续想着我那似是而非的理由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掘土设备公司的首席财政官打来的。这是一家为大型汽车公司提供配件的公司，也是我们的老客户。
“我听说你和我们在马尼拉的朋友谈过了。”他说。他没有拐弯抹角，好像我们等级的不同对他来说无所谓。
“他们非常好客。”
“他们是一群吸引人的家伙。”
“他们想通过我们的贷款来购买你们的设备。”
“我知道，”他说，“因此我们想请你帮忙做一个结论是优质可靠的评估。”他接着说。他的语气好像在提醒我，他们公司以存款和退休基金的形式在我们这有不少钱。
我向他保证说这份评估会按照他的建议来进行，然后就挂断了电话。10分钟后，我们银行的主席也说起了同样的话题，我被要求做出一份结论是优质可靠的评估报告。他的意思是说他想在贷款委员会那里尽快看到这个报告。这该死的菲律宾贸易逆差问题！
这件事变得刻不容缓，我的狂热劲也退去了。我要尽快结束这一切。在对这家公司进行仔细分析后，我现在明白这是件不能做的交易。但我还是要必须赶在高级贷款委员会会议之前做好它，我可不想接受30分钟的盘问和羞辱。银行主席已经告诉了我们要出一份可靠的报告，尽管实际上这个年轻的贷款主任像个“傻瓜”。因此我必须承担发展一个我曾经学过的简单原理，用银行家的行话就是：“遮住自己的屁股”。
现在我们发展到了真正的国际银行业时代，这种银行业使花旗集团有可能借20亿美元给巴西这种不太可靠的国家。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担保人”和“信用证”的国家，这两个灵巧的方式将借款人的弱点转嫁为一些新的领域理应的强度和可靠性。
让我来解释一下。当你想要得到一份国际贷款合同但条件又不太符合时，你可以找一个可靠的第三方担保人来提高贷款额。这个第三方可以是私人商业银行、政府拥有的商业银行或者外国政府。其中，政府作为担保人是最好的。如果合同上出现的第三方担保人看起来不错，大多数美国的贷款委员会都会同意贷款。不要计较世界各地上千宗糟糕的贷款是由政府支持的，比如说波兰，在千禧年来临之前它甭想还清贷款。但是美国银行仍然坚持几十年来一成不变的旧观念，那就是“银行和政府不会欠款不还”。
对我来说，这听起来不错。于是我开始着手使菲律宾最大的那家银行成为一个局部担保人。这家银行已经为很多债务做过担保，多到这些债务可能自己都还不清。这是个很容易的过程。这家银行的老板和那家建筑公司的老板在政治上有紧密关系。这个策略不仅能很好地向我的银行主席与顾客解释，而且还有助于我的事业发展。
这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打了几通越洋电话就得到了菲律宾那家银行的担保。对它来说，这就像对外发放免费样品一样简单。在一个刚从俄亥俄州大学取得英语学位3个月的信贷分析员的帮助下，我们做出了一份足以使全部贷款委员会的委员感到目眩的报告。
副主席在我脑门上敲了无数下，之后把我的职位往上提了提。我被客户请去听歌剧，然后就被派去香港为这笔贷款签字。
三个星期后，我们支付了500万美元，这笔钱首先被用于掘土设备的装船出货。尽管作为我们的转账银行，蔡斯·曼哈顿银行还是为损失了500万美元惋惜了好几天。最终这笔钱还是到达了指定账户。
第19节：第2章兜售金钱及其附属物：故设的债务陷阱(5)
…………
在放出这笔贷款一年半之后和这宗贷款变成无息贷款一年之前，我离开了这家银行，去了西海岸一家大银行。与此同时，借方开始怀疑这宗贷款的偿付问题，所有曾经参与这宗贷款的官员们都已经去了别的银行，这种跳槽在银行界是很平常的事。那时候市场非常火热，如果你的工作做得相当好，那么不仅你的薪水可以加倍，甚至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生活的城市。因此那些放出大宗糟糕国际贷款的人最后都不再管它们了。相反，最后收拾残局的都不是最初放出贷款的人。因此他们对于这种责任也很茫然。
我的菲律宾贷款悄无声息地变成了坏账。没有人关注利息和本金在某一天会收不回来。现在已经不可能再从那家公司了解到任何关于财务状况的信息。同样也不可能找到公司的负责人，他们正忙于躲避其他的讨债人。我的继任者花了好几个月，打了无数次越洋电话试图找到他们。而当找到他们时，他们保证欠款马上就会归还，实际上他们永远也不会还。通过长期谈判，银行谨慎地做出让他们延期还款的决定，希望用这种方法让他们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把贷款还清。在这个约定的期限内，银行只收到了一小部分的还款。在我看来，菲律宾那家银行的担保也不起什么作用。
所以我继续前进，不管什么人被招来收拾这一烂摊子。而高级贷款委员会的老家伙们在想着哪里出了问题。在那些天他们一定想了很多，里面有一半部长级别的人出现了技术失误，竟然把上千万的贷款贷给这个国家。而在他们看来他们没有做错什么。就是在将来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金钱中心的银行再大胆的了。这只是“正常的交易”，而且这种交易还会继续。直到有一天大灾难会降临到他们头上，到时候做什么都来不及了。
后记：马科斯在1986年垮台，而菲律宾的对外债务也超过了280亿美元。这其中6?75亿美元来自马科斯亲信控制的公司和由政府机构担保的债务。就像埃伦·奥古斯丁在本书第九章“菲律宾，世界银行，一场冲向尽头的竞赛 ”中写的那样，现在菲律宾人民仍然在努力偿还马科斯时代遗留的债务。
第一世界通过离岸银行每年从第三世界国家吸取大约5000亿美元转移来的非法钱财，这已经成为全球精英资金转移的必经途径。
第20节：第3章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1)
第3章
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
约翰·克瑞斯滕森
吉隆坡，1985年7月。可能是天气太热，也可能是吉尼斯黑啤酒和库瓦西耶（拿破仑）干邑白兰地让我感觉迟钝，但坐我旁边的这个人正说的那些事听起来却仍然令人难以置信。此时，我正与一家马来西亚最大的合资企业——KSM的首席财务官在一起，他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在马来西亚华人公会里是位重要人物。整个早上我都在与他的团队以及合作企业委员会会谈，讨论该合作企业存款和投资活动的非常规增长。他们竭尽全力地取悦我。开完会后，我们乘电梯到他们位于商业中心区的办公大楼顶层，那是一个奢华的场所，在那里，他们给我摆了一桌龙虾宴，配的是烈性法国白兰地。
随着上来的一道道菜肴，气氛渐渐缓和下来。上面提到的那位邻座似乎对我度过童年时代的地方最感兴趣，那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泽西岛——一个英吉利海峡中的岛屿。他对泽西岛作为一个离岸避税港的角色尤其感兴趣。
“在那投资安全吗？”他不断地问我这个问题。当我告诉他我对那个地方的金融机构所受监管情况了解不多时，他拐弯抹角地解释说其实他对这些并不关心。最后我终于弄明白了：他并不担心监管是否严厉，而事实上，他正在策划一些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合法的事情。
放松管制、腐败和避税港
我在吉隆坡审查马来西亚有关合作企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时，发现了一个可能导致一场毁灭性混乱的问题。这是一个旨在帮助农村存贷款合作企业的法律小漏洞，它给了许多接受存款合作企业（DTC）的董事会机会，使它们能给存款提供较高的利率，这比马来西亚中央银行所确定的利率高一些。由于这个缘故，它们吸收到了数十亿存款，这些存款它们可以拿来投资，而不会受到马来西亚中央银行或者银行与金融公司委员会规章制度的管制。我在那里访问了一些较大的“投资合作企业”，发现它们将这些存款大量地贷放给了企业董事、亲戚和关系密切的亲信，而且这些贷款通常都没有任何担保。①这些资金直接被寄往包括香港、伦敦、新加坡和纽约在内的不同避税港的秘密离岸信托基金或公司。这些存款在市场繁荣时，被投资到房地产和证券市场，而接下来的市场低迷，使其损失高达数亿美元。由于处在离岸金融市场的特殊用途投资机制中，这些资金大部分都无可挽回地损失掉了。1986年，在一次阻止民众对马来西亚银行体系信心崩溃的行动中，马来西亚中央银行不得不中止了最大的接受存款合作企业中24家的交易活动。②
对投资者缺乏保护这一点并不令我感到惊讶，因为很多接受存款公司的董事都是马来西亚赫赫有名的商人，他们与执政联盟的政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让我惊讶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此期间，卷入其中的金融中介公司中竟然没有一家对这些向避税港非法转移资金的行为进行报告或者仅仅是提出质疑，这包括银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和审计师。我也不是唯一一个注意到这种缺乏职业操守现象的人。很多研究洗钱的专家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些用来转移犯罪、毒品走私和恐怖活动所获收入的金融网络路径，与数十年前西方银行和律师事务所为了非法资金外逃和避税所使用的金融网络路径一模一样。奥萨马·本·拉登在2001年时奚落说，基地组织的资金是安全的，不会被美国所冻结。他自夸道，他正充分利用“西方金融体系的缺陷……恰恰是这些缺陷已经成为西方金融体系自身的陷阱。”③
我曾经一度极力想弄得更明白，到底这些来自于DTC的资金是如何从离岸银行挪出去的，但后来我发现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离岸信托基金都没有注册，这也就无从获悉幕后那些人的身份。碰上这个无法逾越的秘密障碍，我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努力。我就我的发现向马来西亚官员提出警告，并建议他们通过加强有关合作企业的法律来克服这些问题。但是我的兴趣自此发生了转移，转移到如何防止非法钱财从发展中国家流向西方银行体系这些更大的问题。
离岸中介
完成我在马来西亚的任务后，我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我要回到泽西岛查明离岸金融体系到底是怎样运作的。这不是一个轻松的选择，因为它意味着会丢掉我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的职业而开始从事一份存有很大疑虑的新工作。而且我知道，无论我个人如何看待这份工作的性质和通常的避税港，我一刻也无法放下我的决定去干别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回到我泽西岛的家是一个很艰难的抉择，坦率点讲，这个抉择也让我感到畏惧。
我在泽西长大，我喜欢这个岛上的风光景致，喜欢它的海岸线，也喜欢它那迷人的传统。尽管我为自己是一个泽西人而感到自豪，但是我仍觉得应该增加更多的阅历，于是我离开泽西岛，在伦敦进行审计和项目评估的培训。当我差不多25岁时，我又开始学习以便能拿个经济学硕士学位，最后，我获得了经济学和法律的双硕士学位。在学习期间，我与英国的一个非政府组织Oxfam2000（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的一些运动参与者取得了联系，开始研究世界上那么多最贫困国家的资金是如何源源不断地流入秘密银行账户的问题。
这个研究一直持续到我毕业以后。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印度工作时，就逐渐意识到由IMF和世界银行所倡导的资本市场和贸易自由化计划使有钱人和资金充裕公司的避税变得更简单。在将资金非法转移到秘密银行账户和离岸信托基金的过程中，避税港起了关键而隐蔽的作用——不仅有利于世界上最富有和最有实力的个人及公司，而且也耗尽了世界上最贫困国家用于经济发展的资金。随着它们的财富大量地消失在离岸区，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通过举债来弥补减少了的税收收入。这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放慢的经济增长率增加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和社会不平等，助长了日益增多的政治风险，从而促使更多的资本外逃。放缓的经济增长使这些国家在维持公用设施和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时越来越难应付它们的外部债务。简言之，离岸避税港破坏了经济增长，导致了贫困。
在查阅了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文献后，我证实目前几乎没有关于避税港的作用和在新兴的全球化金融市场下它们如何相互影响的研究，离岸金融在资本市场和世界贸易的专业文献中少有提及，更别说在世界上财经类大学生的主流教科书中出现了。④这是一个很重大的疏忽，特别是当你考虑到下面这个事实时：有五成的世界贸易经过了避税港，从理论上来看，每天有数十亿美元通过离岸网络输出输入。
第21节：第3章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2)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工作使我遍历了东南亚和北非，无论行至何处，我总有一个体会，那就是——财富，特别是像来自于石油等矿产资源的财富都正遭受着腐败政界和商界权要的剥夺，这些财富被输出到瑞士、摩纳哥、开曼群岛和泽西岛等避税港的离岸银行账户和信托基金。在这些国家，严重不公与极具腐蚀效应的独裁的结合造成了社会紧张局势，特别是那些著名的石油出口国，在这些国家，极少数权要积聚了巨大的财富，而很多人却连工作都找不到，生活在可怕的贫困中。贫困造成犯罪、刺激暴力行为并助长恐怖活动。从这个角度看，非法钱财流入离岸银行账户与那么多穷国对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愤恨情绪之间的关系也就容易理解了。
对尼日利亚财富近乎无休止的掠夺和该国日益滑落到犯罪和暴力的深渊生动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根据《经济学家》载文，“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萨尼·阿巴查还是尼日利亚的独裁者时，尼日利亚中央银行有一个固定的指令，即每天将大约1500万美元转入他的瑞士账户。”如果没有一个大的金融专家团以及能够从为犯罪和主要金融体系提供中介中获得好处的离岸政府官员形成的基层组织的默契配合，这样大规模的贪污是不会得逞的。全世界有大约100家银行都参与处理阿巴查掠夺的财富，这包括一些鼎鼎有名的银行，如花旗银行、汇丰银行、巴黎银行、瑞士信贷、英国渣打银行、德意志银行、摩根建富证券公司、德国商业银行和印度银行。根据国际政策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的洗钱专家雷蒙德·贝克的研究，“随着阿巴查的财富被估定为30亿～50亿美元之间，很多银行都开始对这笔钱虎视眈眈，希望能拿到这笔巨款，给这笔钱提供一个庇护和管理场所。”⑤
阿巴查的非法所得中，大约有3亿美元最终落户于位于泽西的银行，毫无疑问，泽西银行都知道这笔钱的来历，它们对为这样一个政治风云人物管理这笔资金收取高额手续费。不必说，在阿巴查倒台后，当国际压力最终迫使这笔贪污赃款被遣返尼日利亚时，银行一分钱的费用也没拿到。虽然曾给这个非洲近代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犯罪分子”提供帮助和支持，但没有一个职员受到指控，更别说受到任何方式的处罚了。相反，泽西官员们还大肆吹嘘他们在将这笔钱遣返回国的过程中是怎样的尽心尽力。
简单地说，南半球如此大规模的腐败行为，没有富裕国家金融机构的参与是不会成功的。尼日利亚一直都位于透明国际（Trans Parency Inter?national）的全球腐败指数排行榜榜首，但是，我们很难反驳前尼日利亚教育部长阿里亚·法风瓦教授的说法，他在2005年曾说道，瑞士“因藏匿、怂恿和引诱世界范围内的侵吞公共财产，将这些贪污所得保存在他们的地下保险库中以保证其安全”，应该位列最腐败国家名单的榜首。⑥
在很多西方国家，银行和其他的接受存款机构都被要求执行详尽的检查，以确定它们存款人的真实身份和他们的资金来源。在实践中，富于灵活性的官员们私底下向我透露说“认识你的客户”这一标准，在实际处理中经常只是一个可选可不选的标准，没人关注他们的客户是否在逃税。近年来，在阿巴查这样的政治大亨事件后，这些应予关注的检查措施得到了加强。但是银行仍然不愿意执行“增强型”的稽核任务，部分原因是因为涉及费用成本，更多的是因为它们更愿意对它们的客户行为的合法性听之任之。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在实践中，很多律师、银行家和逃税者沆瀣一气，他们从为这些逃税者处理赃款中获得大量手续费收入。还有什么能更好地解释为什么德高望重的美国瑞格士银行在它的“了解客户”文档中这样描述它的一个政治大亨客户呢：“客户是一位从事私人投资的客人，定居在巴哈马群岛，该客户是处理受益人投资需求的中介人，现在该客户是一位在事业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已退休专业人士，在他的一生中，他有条不紊地积累着自己的财富。”⑦这位“已退休专业人士”就是前智利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他从1979年开始就在瑞格士银行开立了28个账户和存单，金额总计为600万～800万美元之间。皮诺切特因为涉嫌酷刑和暗杀已遭起诉，在他的统治下，智利政府组织屠杀小分队排除异己，胁迫民间组织。他还涉嫌毒品交易、非法军售和其他形式的腐败行为。在2005年，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和一些跟他关系密切的家族成员因逃税和欺诈遭到调查。
第22节：第3章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3)
碧海、银沙和秘密
泽西岛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异常繁荣。在最近10年里，世界各地的许多大银行在离岸区设立子公司，以应付它们的高级净（增）值客户所需私人银行服务的迅猛增长。律师事务所和大会计师事务所也在离岸区设立子公司，以便向它们的企业和私人客户提供管理和信托服务。泽西距伦敦只有45分钟的飞机航程，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它能够给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离岸避税港的伦敦提供离岸服务。早在20世纪60年代，地方律师事务所就热心于学习百慕大和开曼岛，向泽西政府递交了一系列规则和法律法规的变革措施，这使泽西慢慢地变成了企业界所称的“有吸引力的离岸投资环境”。这个环境对鼓励研发或者商品和服务生产毫无用处。它的吸引力来自于极低或者为零的税收以及几乎对非本地注册企业的毫无管制。很多企业在技术上看似是合理避税，但它们实际上是在这种极易被识破的伪装下基于非法逃漏税而存在的。
对离岸金融服务的需求增长迅速，以致泽西岛都无法应付这种巨大需求了。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需要人手，但是有资格的劳动者却不多，有经验的职员更是紧缺。尽管放松了雇用标准，但银行仍然无法那么快招收到因其业务飞快增长所需的人手。在我回到泽西的那些日子里，我有一些可从中选择的工作机会。虽然我没有在银行和信托管理方面的工作经验，但他们提供给我的报酬远高于我目前作为一名职业经济学家所挣的报酬。我选择了一份沃尔布鲁克信托泽西有限公司的工作，这个公司是现今全球会计师事务所德勤（Deloitte）的一个子公司。沃尔布鲁克的客户遍布全球，这个公司对于我了解实践中的资本外逃和逃漏税是很有帮助的。
从我的办公室窗户俯瞰圣赫利尔码头，我能看出泽西是怎样转变成一个离岸金融中心的。旧的城市住宅和农业商场迅速地让位给国际性银行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办公大楼，旅游纪念品商店正日益被改建成酒吧和奢侈品商店，以迎合金融行业的高收入者。尽管公路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40公里，我窗外的街道还是被车子塞满了。保时捷、美洲虎和宝马在这个岛上备受欢迎，在短短的9英里道路上就可以看到5辆。在这个不久前还是一个保守而很有节制的社会，炫耀性消费已经成为现在的常态。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个岛屿的传统农业发展急遽下降，旅游行业也同样如此。二者都是被离岸金融服务业所导致的迅猛增长的物价和工资给挤垮的。经济学中的“挤出效应”在这里表现得很明显，而且随着传统行业被经济过热所摧毁，这个岛对避税港活动的依赖程度日渐加深。随着这种依赖性的增加，从英国那儿享有很大自治权的泽西岛政府变得越来越依赖于这个自由自在的行业所带来的财政收入，这个行业能够通过施加政治压力以保证得到特殊对待。我最初对离岸银行这个潜在“政府战利品” 的担忧在几年后被证实了。
在我开始工作的几周内，我对我们公司为客户提供的业务类型有一种体会。为大量的小规模账户工作包括依照指示在离岸账户中支付和转移资金。这些指示一般都是由伦敦、卢森堡、纽约和瑞士的律师传真或邮寄过来的。资金的真正（或说受益的）所有人真实身份是严格保密的，而离岸公司的所有权都伪装在名义董事和股东名下。通常这些公司属于离岸信托，后者是完全隐秘的，甚至没有注册。我被告知，这些程序构成了几乎所有离岸交易良好的习惯性做法，这种交易一般包括三个媒介（信托、公司和真实的银行账户），这种交易在不同的离岸管辖区域内广泛地扩展开来。各公司还采取严密措施来保守这些秘密，包括特别设计的传真机，使得表面看来这些客户公司的确是在泽西进行实质性的公司职能运作，它们还不断地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以保证外人不会获知它们客户的真实身份。这对一家在伦敦的证券经纪联盟集团来说尤其便利，这个财团在泽西利用一家匿名离岸公司，作为它处理大量会员的贸易欺诈行为的大本营，几乎不用受任何处罚。单是这家公司涉及的交易金额就达上亿英镑。
第23节：第3章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4)
这些秘密安排完全都是为了阻止正当权威机构的调查，但是为了进一步保证客户的安全，大多数的信托基金都订立含有“逃遁条款”的合同，这个条款使这些客户的受托人在一遭到调查时就能把他们的资产转移到另一个管辖区域并指定新的受托人。毫无疑问，这些服务要价不菲。但是这些客户的潜在收益和税收节减远远多于这些。
偷税是我们很多客户的主要目标。理论上，税收行业在逃税和合法避税之间做了很严格的区分，逃税涉及欺骗性申报。但是在实践中，两者间的区分很不清晰，英国一位前财政部长就这种混沌不清有一个著名的说法：“浓厚得跟监狱围墙一样。”⑧我在泽西工作时所使用的大部分税收方案很可能通不过那些受益人所在国家税收当局的详细审查。如果他们的税收方案是严格合法的，他们就不需要秘密银行账户和离岸信托了。当然，任何问起这个秘密的人，他们可能得到这样的回答，那就是无论是英国还是其他什么地方的存款者，他们的税务当局都要求他们申报收入，但是业内人士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相信其金融状况能够瞒天过海，不会为人所知。
税收筹划者通过很多方式来证明这种极度隐秘性的必要。最经常使用的证明方式是，在一个充满政治风险和专制的世界，人们需要保护自己以免受到来自贪婪政府力量的压榨。隐秘性，根据瑞士银行家协会（极力想摆脱纳粹金币丑闻给他们带来的臭名）的成员银行在财经出版物上用半版的广告来向人们描述的那样，“就像人们呼吸的空气那样必不可缺。”一位来自美国遗产基金会（U?S??based Heritage Foundation）的避税港倡导者曾将离岸市场的隐秘性与保护沙特阿拉伯同性恋的必要性联系起来。⑨我曾经从事的国际发展方面的工作使我对人权问题极其敏感，但是在我30年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没遇到哪怕是一个调查记者、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贸易联盟的激进主义者、人权运动参与者或者容易受到任何政治极端势力极权政府迫害的人使用秘密的离岸市场账户。相反，恰恰是那些独裁者，比如，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巴拉圭的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赤道几内亚的特奥多罗·奥比昂、智利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还有他们的亲属和亲信都利用离岸账户来藏匿他们盗得的赃款和逃漏税。如果细细考查，我们就可以发现“离岸银行的隐秘性保护了人权”这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给全球化商业的车轮加点润滑油：逃漏税的运行机制
很多公司的逃漏税涉及贸易的不当定价。我们的很多客户都是跨国企业，它们利用避税港通过所谓的转移定价将利润从高税率区域转移出来，转移定价是指由同一个人所有的两家或两家以上的公司进行贸易的过程。从技术层面来讲，转移定价是合法的也是必需的，因为大多数世界贸易是发生在同一公司的不同子公司之间的。但是在实践中，跟转移定价有关的国际惯例大部分都缺乏效率，因为同一家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交易的商品没有市场价格可循。因此跨国公司利用它们设在避税港的子公司来抬高进口价格，压低出口价格，以此大规模地减少税负。有些无形资产如专利权还被挂在离岸区子公司名下，这样它们能获得比在本国申请时高得多的估价。在泽西工作时，我见过一些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和石油经营商、制药公司的子公司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向离岸区转移利润的。
我们的某些客户是小公司的业主，这些小公司大多都设在发展中国家，他们设立离岸公司以便能通过一种被称作重开发票的手段在泽西达到洗钱的目的。重开发票表面上看来就是将商品或服务先卖给在避税港的第三方，然后再卖给最终购买者。在实践中，这种安排实际上是一场骗局，旨在欺骗当地的税务当局，这些经过离岸区非法转移的利润很大一部分最后都留在了隐秘的离岸区账户。有些资金后来则披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外衣绕了一圈又回到国内，而这些投资一般都享有税收优惠待遇。
第24节：第3章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5)
在很多情况下，通过不当定价来转移利润很少被税务当局发现。美国的一些研究学者曾揭露过一系列不当定价的同业贸易，包括从中国进口的卫生纸定价为1千克（大约四卷）121?81美元；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口的塑料桶定价为每个972?98美元；从俄罗斯进口的自行车轮胎定价为每个364美元。⑩在出口方这边，人为压低定价的例子有：出口到委内瑞拉的美国产推土机定价为每台387?83美元；出口到特立尼达岛的装配式房屋单位定价为1?2美元。这项研究估计，从1998年到2001年仅因不当定价转移利润给美国带来的税收损失为1.75亿美元。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此造成的损失比例比美国要高得多，因为它们缺乏足够的财力对隐秘的离岸中心进行长期的追踪调查。例如，很多非洲经济体的诸如油气、矿业、制药、商品贸易等这些战略部门都被跨国公司控制。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税收管理部门没有能力对转移定价的诡计进行调查，所以它们也就没有能力筹集到公共设施部门建设所需的足够资金。一个研究非洲税收问题的专家指出，转移定价的陋习在这个大陆上已成通病，但至今还没有哪个非洲国家在挑战这个陋习上成功过。
一些经济学家竟然赞成这种积极的合法避税形式。他们认为，公司董事有义务最小化成本，包括税收。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抑制高税收/高消费的政府，迫使它们服从市场经济的严格法则。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只要斟酌片刻，就会认识到原来他们对政治领域的想法有多么幼稚。在传统的术语层面上，税收并不是企业的成本，就像股息支付，将其作为利润分配更准确一些，这跟税收出现在损益账户中是一样的。
同样重要的是，这种便利使得跨国公司能够通过它们设在类似泽西这样避税港的有名无实的纸上子公司安排它们的贸易和投资，还使它们能获得高于它们竞争对手的明显税收优势。由此造成了一个不平等的竞争领域，这给了跨国公司相对于非跨国公司更多不公平的优势。在几乎任何情况下，这都意味着更有利于位于世界北半球的大公司而非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竞争者。这种不公平优势还因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受到提供税收鼓励以吸引投资的压力而更趋恶化。这种方法往往被误认为是税收竞争，税收竞争同样对跨国公司而不是国内竞争对手有利。尽管有很多证据表明，合法逃税和提供税收鼓励以吸引外国投资在近几十年来对调整贸易和投资资金流向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国际贸易谈判中，这些问题从未被列入过考虑范围。
由于这些扭曲和滥用市场的努力，避税港实际上降低了全球生产率，减缓了经济增长速度。原教旨主义人士提倡一种无障碍方法以促进自由贸易，可他们忽视了避税港的角色。世界贸易组织（WTO）很少对财政补贴和税收扭曲如何破坏自由公平贸易的问题进行调查。但这个惯例也曾出现过一个有趣的例外：2000年，WTO决定禁止美国跨国公司利用境外销售公司（FSC）将利润留在免税离岸区；FSC成为一种被WTO所禁止的出口补贴。FSC被撤销后，随后被一种与其类似的不在辖区内的收入免税的税收优惠所代替。2002年，在欧盟的控诉下，新的替代方法再次被WTO禁止。这个问题揭示了跨国公司在寻求补贴和税收优惠的游说努力上花了许多功夫——而另一方面却公然抨击对穷人的福利项目。
随着我在泽西的客户群的增加，这种弊端越来越明显。但在我与我的同事们发展工作关系时，我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对自己工作的更广泛意义漠不关心。他们都仅仅是为了钱而工作。初级职员频频跳槽以寻求更高的工资，高级职员则竭尽全力想尽快挣到更多的钱。那里的气氛很疯狂，人人都集中全力寻找合法避税的新办法。曾在这个合法避税行业待过的人都知道，一旦政府出台了新措施，大量的律师和会计师就会被雇用去进行详细分析，看有什么样的税收漏洞能供利用。当然，只有很有实力的公司才能支付得起每小时850美元的费用给那些帮助它们制定详细的合法避税方案的专业人士，而大多数的小公司则支付不起。这种不公正的合法避税手段使大公司能享受到有害的竞争性优势，而税负则日益从能支付得起的家庭转移给中产或者底层收入家庭。
第25节：第3章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6)
我的很多同事对由我们的工作所带来的各种后果的指责并不关心。很明显的一点就是，他们对我们这个小岛之外的世界一点都不感兴趣。除了工作，他们的话题很少偏离当地的流言蜚语、汽车和房子价格这些主题。在工作中，我对那些在离岸信托基金和公司间流出流入的资金来源不予理睬，这些资金很多来自非洲国家。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在我们出去参加“周五万岁”的办公室饮酒狂欢会时，我的部门上司桑德拉·毕松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她对讨论那些事情毫无兴趣，而且从不在乎非洲发生的任何事情。桑德拉的态度很有代表性。她的生活乐趣集中在敞篷娱乐车和在周末喝得烂醉这些事情上。她憎恨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很枯燥而且日复一日、毫无生气，她仅仅将工作视作迅速致富的途径。很奇怪的是，我喜欢她，我们相处得很好。她的坦白，她对不那么富裕的客户毫不体谅更别说同情的做事方式、对有钱客户恬不知耻的奉承态度都让我目瞪口呆。在很多方面，她对享乐主义的虔诚和完全的自私自利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缩影。就像我的大多数同事，桑德拉从不把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与其他地方的犯罪和不公正行为联系到一起。更重要的是，她根本就不希望做这些联系。
反复无常：合法避税的疯狂增长
“规则不过就是规则，规则是要人来打破的。”这是引自2004年3月《卫报》上的一篇文章。这些言辞不是出自一名带着面具不敢露面的反对全球化的激进主义分子之口，而是出自于对一家大型会计师事务所马施云（Moore Stephens）的一个公司税务合伙人进行的采访。在评论英国财政预算报告中的税收方案时，他接着说：“不管立法是否适当，会计师和律师总会有隙可乘。”在面临煽动犯罪的指控时，马施云会计师事务所慌忙跟它的这位合伙人的言论划清了界限——但事实的确如此。多年来，合法避税已暗中损害了国家的税收体制，而且“什么也无法挡住赚钱”这一观点也坚不可摧。
跨国会计和咨询公司毕马威（KPMG）代表了这种傲慢自大的具有颠覆性的态度。该公司税务部门的公司文化于2003年美国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在对从该会计师事务所获得的公司内部备忘录、电子邮件和其他信件进行披露后被曝光。在毕马威的高级顾问格列格·里奇的一封电子邮件里，他提请公司中主管纳税的负责人吉尔夫·斯坦注意，他说，即使监管者针对公司的高净值客户所使用的税收策略采取行动，从这种策略中获得的潜在收益也超过任何可能的法院罚金。“我们的一般交易，每桩可以收到30万美元，而最多只会有3?1万美元的损失。”另一份内部文件包括一个警示，说公司如果遵守美国国税局（IRS）关于合法减税的法定要求，毕马威将“不可能在有利税率产品市场中竞争。”这些对合法避税行业文化的披露促使参议院对此进行报告，其中称一个毕马威的高级官员已“有意地、有目的地，而且蓄意地违反联邦合法减税法。”
在支持这些企业文化方面，记者也起了一部分作用。他们写的文章对合法避税不加批判，不考虑它的社会经济影响，他们附和奥威尔关于税收行业执业者的说法，奥威尔将合法避税描述为“有利税率产品”、“减轻税收负担”、“前摄的财产保护”和“税收效率”。在泽西这个离岸区的工作让我明白在逃漏税和合法避税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离岸金融行业通常都达到了一种协调状态，那就是对其他的腐败和不道德行为比如军火交易熟视无睹，“佣金”被汇入离岸公司的账户以寻求对规模大的合同的保护，而内部交易操作则通过离岸公司的处理掩盖交易者的真实身份。复杂的法律架构和不同离岸管辖区间错综复杂的交易都是为了虚张声势，制造误导调查组的信息，而名义董事和不合作的当地监管机构则与调查者周旋，阻挠调查工作。正如英国严重欺诈办公室（British Serious Fraud Office）的一位高级官员所言：“避税港就跟登记中心一样，我曾看到有些交易，其所有的交易决定都是在伦敦做出的，但却在避税港登记。在我的个人经历中，我们所得到的都是对合法调查的阻拦。”
第26节：第3章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7)
一种“别告诉我，这样我就不知道了”的文化滋生在银行和金融服务产业。很多公司的董事会宣称它们不知道旨在维护它们利益的税收计划是怎样设计出来的，当它们精心构建的离岸机构被披露具有欺骗性质时，它们仍声称自己是清白的。例如在安然的例子中，该公司利用设在开曼岛的几百个有特殊用途的机构来隐瞒它一直在亏损的资产负债表，首席执行官肯·莱和他的前任杰弗里·斯基林辩称他们对首席财务官安德鲁·法斯托创设的资金结构一无所知。他们还引证说，那些资金结构都已经获得了律师、银行家和会计师的批准，他们以此来解释自己所持的立场，为自己洗脱罪责。
他们的辩解纯粹是胡说八道。2006年2月，有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的税务负责人向我证实说，董事会给他们税务部门施加压力，要求它们最大限度地利用合法避税的功能。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参加了一些在伦敦召开的会议，会上，律师和会计师们都殷切地推举安然公司为21世纪的模范公司，首先是因为它有创新的资产管理，这种管理方式显然意味着可以在很多国家进行详细而积极的合法避税。已公布的安然账户显示在1996～1999年间其净收入为23亿美元，而为了逃避纳税，公司宣布亏损30亿美元，因此在此期间，公司没有缴纳任何税。其2000年的财务决算报告需纳税收入为31亿美元，但同样是为了税收目的，它宣称亏损为46亿美元。就是这样的创新和公司职能让律师和会计师将之推荐给世界各地企业的董事会，这已被看作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
安然的例子充分表明，即使它在法律字面意思所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但金融服务的产业文化已经对规章制度、税收体制和民主进程造成了颠覆性的破坏。2003年11月，参议员乔·利伯曼向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递呈词，将这些堕落的价值观归纳为“大批律师和金融会计师缺乏职业道德，一切就是为了帮助他们的客户避税，这样能给他们自己带来丰厚的报酬。”
事实上腐败还涉及更高层次，我们却为何单挑金融和公司团体的刺呢？我们该如何解释民主国家政治领袖们的价值标准呢，他们一方面对他们的国民强制征税，另一方面却建立周详的离岸机构为自己避税？就拿前加拿大财政部长兼总理保罗·马丁来说吧，为了合法避税，他的海运船队注册登记在加勒比海和欧洲的不同避税港。还有前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据说他通过设在摩纳哥和列支敦士登的离岸公司来控制他的电视网络电视五台。前泰国首相他信·髂峭哂衷趺囱兀克?006年1月将他的通信集团西那瓦公司的控制权以19亿美元的免税价格出售，这使得数十万泰国居民上街抗议他所领导的政府腐败。英国的一本私人侦探杂志《天眼》中有一篇题为“你们的政府部门鞭长莫及”的短小精悍的文章，据其报道，西那瓦公司是通过一家英国维京岛公司，合适地说，名称为富财投资公司贱价出售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缴税。英国的工党又是怎样的呢？它从1997年执政以来，多次接受来自持有离岸区账户的知名赞助者的捐款，这些腐败的风气已经成了标准规范。
女王忠心的避税者
表面上看，对于很多临时的观察员来说，我和我的同事工作的离岸世界与“真实”世界的经济系统相隔甚远，但事实上，离岸银行处于全球化金融体系的中心，这使得企业和被看作是银行圈里高级净值个人（HNWI，或说微型母鸡，“hen-wees”）的超级富豪，能够在国内公众和法律当局所管辖不到的地方进行操作。20世纪60年代，当大量的石油美元开始在欧洲积聚起来时，离岸经济系统作为当时的一个显著特征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金融体系的全球化是由很多因素促成的：最显著的是通过放开国际汇率管制来达到金融交易的自由化，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建立的固定汇率制的终结，20世纪80年代对金融市场的放松管制以及轻点鼠标就能实现资金高效转移的新型通讯技术的涌现。
第27节：第3章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8)
经过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发展，离岸避税港的数目从70年代初期的25家上升到2005年底的72家，金融服务业的扩张规模变化之大可见一斑。很多国家都在准备建立它们自己的离岸金融中心。比如，2006年2月，加纳总统约翰·库福尔宣布他的政府意欲争取立法机构的同意，以允许在其首都阿克拉通过与英国巴克莱银行集团合资组建的银行提供离岸金融服务。有趣的是，72家避税港中的35家都与伦敦金融城有关系，它们或者与英国有直接的组织关系，或者是成了英联邦的成员。几乎所有这些避税港都与工业化大国有关，有相当数量的避税港群集在加勒比海、欧洲的外围边界地带、中东和东亚。其中大多数都与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伦敦、纽约和东京有密切联系。
20世纪80年代国际债务危机之后，西方大银行将它们的营销努力转向为世界上大约800万的“微型母鸡”提供“私人”银行服务，在那场危机中，很多的高负债穷国最后都宣布对银行财团的私人贷款不予偿还。私有银行专心于向富人们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全球大约有300万亿美元的客户资金由它们管理，这可是很大的利润来源，尤其是在低税率和无税环境下管理时，更是如此。1995年在伦敦金融城的一次银行业会议上，有人告诉我说，这个行业的目标就是在10年内将“微型母鸡”们的大多数金融资产都转移到离岸信托基金和公司。例如在拉美，财富高度集中，约30万人拥有大约3?7万亿美元的个人资产。据估计，这些拉美地区的富人中，其整个现金和已列出的证券资产中有超过50％的部分都放在离岸区。有趣的是，世界银行甚至在其2006年的拉美报告中指出，富人们的逃漏税阻碍了该地区的发展。这导致了一个投资不足、失业和社会排斥的恶性循环，加剧了贫困、犯罪和极端主义。
关于全球财富管理趋势的研究报告认为，离岸金融业在达到其将富有客户的资产转移到离岸区的目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大进展。2005年发布的一组调查报告显示，大约11?5万亿美元的“微型母鸡”资产位于离岸区，这些资产或是免税或是被课以极低税率。如果对这些资产的收益按30％的平均税率征税，将使政府岁入每年增长2?55亿美元，这足以实施对低收入阶层的大型减税计划，足以为整个联合国千年计划——目标是在10年内将贫困人口降低一半，提供足够的资金。目前的7800万美元全球援助预算在这一税收损失估算面前已经黯然失色，这种税收损失还不包括由于公司以各种形式偷税造成的其他损失，或者由于税收竞争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不利影响，根据英国援助机构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的估算，2000年这一损失大约为500亿美元。
出卖泽西岛
泽西以及其他类似的避税港，都提供了将管制与放任、合法与非法联系在一起的离岸界面。表面上看，这些离岸银行是在模仿国内的银行体系，但是缺乏透明度和责任感也就意味着这些离岸公司没有经过审计，从而也就无从得知到底是谁拥有这些公司，谁会从离岸信托机构中受益，它们又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存在的。这些隐秘性为犯罪和腐败提供了理想土壤，使这些勾当不那么容易被主流经济组织察觉。离岸公司并不是利用避税港来增加它们活动的经济价值，而更多的是利用它从事节省成本的“搭便车”活动，或者是从事金融欺诈。避税港的工作包括参与到一个充满欺诈、腐败、洗钱、逃漏税、军火交易、黑手党敲诈勒索、内部交易和其他形式的市场扭曲活动中，这些活动搅乱了真正的企业和财富创造的正常秩序。被私人侦探杂志《天眼》描述成“腐败小岛”的泽西岛，因参与欺诈活动，几乎不可避免地获得了一种很坏的名声，这则伦敦金融城的“泽西或者监狱”的笑话将其概括得淋漓尽致，这个笑话同样适用于任何在税收事务中顶风逆行的人。
慢慢地，我对我的工作感到了厌烦，而且对合法避税行业也感到困惑不安，于是我放弃了在信托公司的工作，在泽西岛政府申请了一个经济顾问的职位。1987年我被任命就职。
第28节：第3章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9)
泽西政府，因其具有封建性质的正式名称“泽西州”而为世人所知。它不像英国的威斯敏斯特模式那样拥有一个政府和一个反对党，泽西没有任何政党体系。立法者财力有限，而且缺乏足够的研究人员和助手帮助他们对经理们的政策进行详细调查。地方政治活动也掌握在私产所有者和企业主手中。首席法官和政府首脑（立法机构）都与该岛的司法官有关联，而司法官是由英国国王指派的，这意味着立法和司法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和区别。泽西唯一一家报纸——《泽西晚间邮报》，很多年来都是由岛上的最高层政治家掌控。泽西没有大学、研究中心或者智囊团。大约四分之一的适龄人口直接被岛上的离岸金融中心雇佣，其他大多数居民则靠经济体自身循环过程中的收入生活。在这种条件下就没有多大机会对政策制定者们都在忙什么进行长期持续的严格调查分析。一个民主政体所需具有的检查和平衡机制的缺失给不当行为和腐败创造了一个非常理想的环境，特别是像泽西这样有着深厚因循守旧思想和隐秘性的小岛。《华尔街日报》在它1996年的一篇文章中将泽西政体准确地描述为：“泽西……由一个团体在管理，尽管这些人构成了社会和政治主力，但他们大多数是小企业主和农民，现在他们发现自己管理着一个涉及上万亿美元的全球范围的产业，大体说来……这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掌控能力。”
当我1987年就职时，泽西的银行和金融管理体制缺乏有经验的职员，而且受到政治控制。当时仅仅只有屈指可数的一些规章措施，而且其中大部分都只能用来装饰门面。本来政府规定这些规章措施是必须贯彻实施的，但泽西缺乏有效执行这些措施的管理能力。缺乏执行能力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了现在。《泽西晚间邮报》2006年2月的一篇文章报道说，缺乏调查金融犯罪的警政能力意味着泽西岛在履行实施国际金融诚信标准的义务上存在很大风险。退回到1987年，由于本应该对公司管理机构进行管制的高层政要同时又是公司管理机构的一员，使得情况变得更糟。例如，皮埃尔·霍施福，一个旅馆经理，是瑞士银行巨头UBS的一家子公司的董事，同时，他还是州金融与经济委员会会长，并且还是财经事务部部长，而这个官方部门是负责管理银行业事务的。他的继任者，弗兰克·沃克，是一家报业集团的所有者，现在是泽西岛的首席部长，他将自己的管制职责与巴克莱银行的管理者职位结合起来。他们找借口说这些互相冲突的角色是为了让这些特殊安排给管制者了解离岸银行运作机制的机会，但事实上，这些互相重叠的职位表明了一种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下，利益冲突日益被制度化了。
作为公务员，他们希望我们不要看到、听到、说到有关避税港的任何罪行。这种“三只猴子”的态度（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译者注）起源于大家对金融丑闻会毁了泽西的名声这样一种存在已久的畏惧。这种千方百计掩人耳目的策略风险很高，最后，当《华尔街日报》披露瑞士银行巨头UBS的一家叫做堪崔德银行的子公司与英国的一名通货贸易商罗伯特·杨的交易关系违反了美国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案时，它终于崩溃了。在对政治和金融利益间的重叠进行了一系列长时间的曝光后，《华尔街日报》断言泽西是一个危险的离岸区，“靠松懈的管制和政府干预存活” 。纽约的副检察官约翰·莫斯克甚至更尖锐，他评论说：“当法律需要它与犯罪势力合作时，泽西会认为自己的工作并不要求它将那些犯罪分子隔离出来。”
在泽西岛上，如果有人问一些让人尴尬难回答的问题，就会被告知不要“将小岛的家丑外扬” 。如果他们坚持这样的话，他们会被建议“在次日搭艘船离开” 。在这个小社会，没有有效保护揭发者的机制，没有很多可供选择的工作机会，这种姿态有效地压制住了反对者。结果，泽西民众就像很多小社会的人民一样，小心翼翼地避免公开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一位在医院当清洁工的老奶奶露丝玛丽·帕斯特拉纳曾公开反对将泽西岛作为避税港，她说：“泽西只会围着富人转，如果我们谈论避税港就相当于把自己放在断头台上，如果他们不能让你闭嘴，他们就会威胁恐吓你。”令人悲哀的是，岛上的离婚、酗酒、滥用毒品和家庭暴力问题都非常严重。
第29节：第3章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10)
就像其他避税港一样，泽西的税收政策旨在创造一个对“微型母鸡”和非居民公司有吸引力的税收环境。泽西对外宣称，泽西之所以吸引离岸企业是由于它的稳定和低税率体制，而且它还是资本进入伦敦金融城的一条重要渠道。这些言论都忽视了非法资金流动和避税这些让人忧虑的事情，尽管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泽西被用来隐藏贪污的赃款和逃漏税，但岛上的高层人士却极力否认泽西是一个避税港。实际上，尽管税率大致保持在20％的水平已有数十年之久（由20世纪40年代初期，德军占领泽西岛时确定），但税务机关不断修改税收制度，创造吸引非居民企业来岛的新政策工具。例如，1984年，政府终于颁布了一部信托法，以确立在泽西设立离岸信托机构的执业合法性。20世纪80年代后期，引入了一部新法规以将某些免税企业归入一类特殊范畴，与本地经济体相比，这些企业享受不一样的待遇。1993年，引入了一部法规，该法规允许成立“国际商业公司”，准许有非居民股东的公司按照它们在岛上登记的利润总额来商议税率，税率处于0?5％～2％之间。这些新形式的公司被“用围栅围护”起来以独立于当地经济组织，使它们免受居民企业和个人的利用，而且这些公司的引入是有特殊目的的，意在吸引避税活动。2005年，政府当局决定将所有公司的企业所得税降低到零，以与其他提出这一税率的避税港竞争。2006年1月新法律开始生效，它允许“受保护的小公司”参与离岸保险活动以及将资产转换为证券再出售。
不断有来自合法避税行业的压力，要求避税港创造新的离岸公司实体类型。一些大银行和会计师事务所正极力寻找合适的、能满足它们要求的傀儡政权，此时，如果缺乏比较优势，而政治又很脆弱，小岛经济体则可能会在政治上被它们俘虏。这解释了为什么安永国际会计公司（Ernst & Young）和普华（Price Waterhouse，现在为著名的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PricewaterhouseCoopers）这两家会计公司能够轻而易举地说服泽西的高层政要快速通过创立一个不同的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立法。这个法律的目的意在保护在它们由于审计疏忽而给股东造成损害时免遭股东起诉。这两家公司委托伦敦金融城的一家律师事务所起草法律，支付的费用超过了100万美元，接着与泽西立法机构的金融和经济委员会主席皮埃尔·霍施福达成一致意见，由后者将其作为既成事实呈交给州议会。但始料不及的是，有一小部分政要抱怨这种向州议会呈交法规的方式，由于利益冲突，一起政治丑闻被捅了出来。该法规的反对者们争论道，这座小岛成了“出租立法权”的小岛，而且对泽西州政府如何成为跨国企业的俘虏表示了更广泛的关切。他们的担忧被上述两家公司中某一家的一位高级合伙人所证实，这个合伙人随后在英国会计新闻界宣称：“我们完全可以保证该法律草案3月份提交给州议会，并通过（补充强调道）……9月份会出现在法令全书中。”
最终，有限责任合伙企业法成了泽西岛法令全书的一部分，但在泽西，没有哪家企业采用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形式。自始至终，这一行动的真实目的都是为了给英国政府施加压力，以降低英国自己对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管制力度——这是一种很有效的策略。泽西的统治者大多都从泽西岛的避税港法令中获得个人利益，他们很少因以这种方式出售岛屿的政治主权而感到内疚。尽管还有那么一些的政治家坚持立场，反对某些避税港法令提议，而且还有一个令人鼓舞的公民激进主义分子团体在《卫报》上公开表示质疑，说“我们不想出卖我们的小岛。”但大多数岛民对这种使泽西州渐成俘虏的过程不闻不问。
由1997年有限责任合伙企业法规提交给州议会的方式所导致的政治危机引起了英国政治家们的注意，包括即将上任的工党政府高级内阁成员。泽西突然发现自己处在不受欢迎的境地中心，不仅仅是不受英国政府欢迎。英国政府指派了一位前财政部官员安德鲁·爱德华兹来检查泽西的管制行为，而且也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的财务行动特别组织的质疑，财务行动特别组织是负责加强监管以抵制恐怖分子和全球毒品交易洗钱活动的机构。与此同时，作为工业化大国智囊团的经合组织（OECD）也于1998年发起了反对有害税收行为的公开活动。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像泽西一样的避税港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彻底审查。
第30节：第3章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11)
爱德华兹的调查报告于1998年发布，其中列出了对英属皇家领地的153条监管体系的改进措施，但是，它没有公开披露对离岸公司和信托机构的收益所有人的要求，没有离岸信托机构必需注册的要求，没有公开信托机构的设立人和受益人的要求。我曾随一位政治家参加了安德鲁·爱德华兹的口头听证会，我们向他提议说，无论如何，泽西的离岸信托机构必需登记托管财产者和受益人的细节，而且应对年度财务预算进行归档。即使是这些小建议也没有被采纳，我们对此感到很失望。一次提高透明度的机会又这样错过了。不幸的是，在忽视了更广泛的非法资金流动和逃漏税的情况下，通过承认针对恐怖分子和毒品资金的管制行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似乎将避税港合法化了。这种没有触及离岸信托机构隐秘性根基的变革是一种失败，这意味着即使是今天，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像泽西一样的避税港都还一如既往地存在很多这样的公司。
我们在次日清晨搭船离开
我在避税港的政府中工作了10多年，看到了很多合法避税行业的政治腐败和破坏性活动的内幕。在此期间，每当面对与某些政治家和我的部门上司——泽西州首席顾问出现不合的境况时，我都一直努力保持我的正直品性。但这种紧张状态有时候让人难以忍受，特别是当我的部门毫无希望添足人手，而且不得不持续地超负荷工作时。我明白，我的经济顾问工作在外人看来就是将那些不合法的事情合法化，我岛外的朋友因我涉入这些事情而经常表示他们的不满。事态变得越来越糟，1997年，旨在通过将我的顾问工作角色约束在仅向高层政要进谏而非向整个州议会进谏，以此取消我的职业独立性的计划被拿出来公开讨论。在我40多岁时，我的两个儿子都到了上学年龄，此时我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我必须决定是继续留在这个重重受限的职位上，还是听从我良心的安排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但我并不喜欢离开泽西的想法。我已经在这个小岛深深扎根。当一条在小池塘里相对来说的大鱼其实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毕竟，宁为鸡首，不为牛后，而且虽然工作负担很重，但我还是可以让我的工作与生活保持平衡。我是岛上电影协会的会长，而且为BBC泽西电台作影评。周末，我在泽西岛的西海岸冲浪，参加双体船航行比赛。我的妻子同样也在忙她的美术事业，我的两个孩子都出生于这个小岛。安于现状的诱惑是很大的，特别是在对我们的乔治风格的市区住宅刚刚完成修葺后，我们正想着要好好享受一下这项大工程的成果。安全、高薪的工作和相对而言较舒适的生活方式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留在泽西。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内心反省，1998年1月，我辞掉了泽西公务员的工作，但同意干完6个月的公告期。我的辞职消息在《泽西晚间邮报》上刊登后，有一家猎头公司跟我联系，开出了两倍于我现在收入的价钱，希望我能加入一家离岸公司管理企业的管理团队。我知道这家公司，而且也喜欢它的管理团队，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它提供给我的这个机会。6月底，我们组织了一个“明晨搭船离开”的聚会，跟我泽西的很多好朋友告别，两天后，我们登上了从圣赫利尔到英国威茂斯的渡轮。我站在甲板上，看着泽西岛北海岸的峭壁渐渐消失在雾气中，感慨我自儿时就深爱的泽西岛现在却已变得面目全非。尽管我以前自称自己是泽西人，并曾为此感到万分自豪，可现在我却感到万分羞愧，这个岛已被那些将它滥用作避税港的人的贪婪和自私自利吞噬掉了。泽西由于泛滥成灾的汽车和难看的办公大楼变得过度拥挤、物价奇高，它失去了它曾经的社会意义和个性。就像有天晚上一位泽西州的前议员杰瑞·多瑞在圣赫利尔艺术中心跟我描述的那样：“泽西已经建立了希尔顿酒店会客室那样的社交体系。它已经成了一个为追逐金钱而日渐被人们疏远的趋利者集合体。”我岛上的朋友认为我离开泽西的决定实在是太疯狂了。也许还是有那么几个人理解我离开的真正动因。事实是，我再也无法忍受与这个离岸经济体系有任何的关联，也不希望我的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认为我们就是通过助长其他地区的贫困和不公来挣钱的。
第31节：第3章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12)
我很快在位于伦敦和牛津之间的奇尔特恩丘陵（Chilten Hills）安了新家，找了一份出版和咨询公司的管理工作，这家公司专门从事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和经济风险评估。但我与离岸避税港的“缘分”却没有就此结束。1999年，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给了我一项咨询任务，请我加入一个小组调查避税港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影响。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的报告《避税港——为根除贫困而让渡隐藏的万亿资金》于2000年6月发布，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反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估算了由于跨国公司有害的税收行为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每年500亿美元的损失。不用说，泽西岛的政要和银行家都不会为我参与这些研究而感到高兴，他们认为这是一次“对小岛的抨击。”我在《金融时报》、《护卫者》和《世界报》这些国际报刊或者BBC的时事节目中对避税港的严厉批判都被视作对小岛的彻底背叛。而泽西州的公共宣传机构做得更过分，它们将我描述成一个充满怨恨、性格扭曲的人。在伦敦有两位BBC记者曾分别告诉我，他们都曾被泽西州高层警告说不许对我进行采访，原因是我纯粹“受个人利益驱动”，我才不管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位新闻记者告诉我，泽西财政部——泽西岛金融行业的营销部门高级主管菲尔·奥斯汀曾联系她，含沙射影地说我与英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组织有联系。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一个专家助理理查德·昂也曾在由文鲜明（Sun Myung Moon）所有的《华盛顿时报》上撰文诽谤我，滑稽的是，文鲜明在受到逃漏税指控时被宣判有罪。2005年，我扬言如果《泽西晚间邮报》的主编克里斯·布莱特不发文收回对我的性格和动因的诬陷，我将向英国新闻申诉委员会告发他。他立即认输了。所有这些都很可笑，而且都是一些无聊的政治争斗，压根儿就不需理睬，但是它表明避税行业在受到合法调查时会变得怎样的气急败坏，手段又是如何的卑劣。这些人都会搞邪门歪道；这里涉及巨额赃款；这里有着数不清的家丑。
2002年11月，很多民间活动群体、学界人士、记者、金融专家和其他一些专业人士汇聚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讨论牛津饥荒救济委员报告所提出的问题。我随英国学术界和活动参与者的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者对避税港影响的深刻认识和广博知识以及他们创立一个民间组织网络以将我们关注的话题提上国际议事日程的决定让我大受鼓舞。在那期间，我们都同意设立一个机构以配合研究和活动。4个月后，在英国国会大厦，税收公平连线（Tax Justice Network）正式成立了。全国性的连线活动随后立即扩展到欧洲、美国和拉美，而且2007年在非洲创立连线的计划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亨利·迪克特·怀特详述了对资本外逃和避税现象的关切，60年后的今天，民间社团终于触及了导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持久贫困根源的核心。
客厅里的大象
由于受20世纪60年代美国公民权运动的鼓舞，在10多岁的时候，我便开始致力于全球正义事业，尽管目睹了离岸经济体那些为人所不齿的行为，但我仍然保持着这些理想。就像全球正义运动中的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我也相信增加对贫困国家的援助和勾销它们的债务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采取措施同不平等和导致贫困的根源作斗争。这意味着要解决腐败、贪污、资本外逃和逃漏税这些问题，所有这些都要求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正是这些金融体系助长了上述行为的发生。由于有巴塞尔一号银行协议的优惠待遇条款支持，离岸银行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但是却没有采取什么措施约束它们在发展中国家的行为，也没有取缔以逃漏税为目的的离岸账户和信托机构。根据一份研究报告估算，在过去10年中，大约有5万亿美元资金从较贫困国家流向西方国家，每年有1万亿美元脏钱流向离岸账户，其中大约有一半来自发展中国家。
第32节：第3章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13)
避税港对犯罪、腐败和偷税收益大开方便之门，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资本流动总是从南半球流向北半球，从穷国流向富国，而不是像经济学理论所预期的那样反向流动。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发展中国家缺乏发展建设资金，而必须依靠外债和援助为公共设施融资，这些资金本来应该由税收收入支付。拉美的很大部分财富都放在离岸区，这些财富处在离岸银行和信托机构的隐秘保护下，要么是全免税的，要么是大部分免税的，毫无疑问，如果不取缔避税港，减少贫困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上述很多论断在世界银行2006年关于减少拉美贫困的报告中得到了证明。正如可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那样，非洲和中东的情况更加糟糕，这也说明了长期失业、犯罪和社会紧张局势耗尽了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尼日利亚和沙特阿拉伯这些石油或天然气生产国的国力。这头特殊的站在客厅里的大象已经庞大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掌握在离岸区的11?5万亿美元财产可不是笔小数目，而且有证据表明这一数目还在膨胀。
与国内权要的避税、腐败和贪污一样，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也完全被同化了，它们广泛地利用避税港偷税。例如，多年来泽西就被欧洲利用来进口香蕉和咖啡这样的初级产品。而事实上，寒冷、多风的英吉利海峡并不出产这些热带水果，但名义上这些贸易都经过了泽西，部分原因是为了将利润转到离岸区，部分原因是为了掩盖这些市场已被极小一部分垄断公司控制的事实。英国政府估计现在至少有一半的世界贸易名义上通过避税港，所以被非法转移的利润规模是非常庞大的。
阿根廷和巴西的经验表明至少有些消失在离岸区的资金将“绕回来”：这些资金被非法转移到了开曼岛或海峡群岛的离岸公司，随后它们又以对外直接投资的身份返回国内投资。这引起国内当局出台优惠税率、补贴和其他优惠政策吸引投资，此做法扭曲了当地市场，将国内企业置于不利地位。但在很多情况下，外逃资金永远地离开了本国而被投资于西方的国库券或大型证券交易所，或者瑞士、伦敦、佛罗里达和法国南部的不动产。
尽管将手提箱装满钞票也是洗钱的一个选择，但传真、电脑、因特网和复杂的秘密离岸公司及信托机构网络越来越普遍地被用来将黑钱转换成合法财富。面对越来越猖獗的非法资金流动，很多国家都试图对国际资金转移体系、无赖银行和避税港进行更加严格的管制，但如果在提供有效信息交流方面的国际合作没有实现自觉化和全球化，对并行的避税港和离岸金融中心这些经济体没有采取合适的抵制措施，那它们的努力注定会付诸东流。一位研究洗钱问题的专家引用一位瑞士银行家的话说，追踪流经该国的黑钱的行动失败率为99?99％。这很让人吃惊，尽管在这方面瑞士不一定比其他主要离岸金融中心做得更糟。
精英们的反叛
在处理这些全球金融体系顽疾时的失败产生了一种法律无用、欠缺职业道德的思想，这种思想就像癌症一样在攻击市场体系的完整性和民主主义理想。那些遵守合法管理和道德原则的公司董事发现他们在一个不平等的平台上与那些试图将合法避税利用到极致的公司违法者们竞争。全世界的税收负担正日益从富人身上转到中产收入者和较低收入阶层身上。为了首先服务于超级富豪们的利益，发明和改造了各种手段以方便他们窃取全球财富。富豪们成了与众不同的一群，特别是在税收事务上。大多数人将财产放在泽西、瑞士和开曼岛这样的离岸避税港。他们想住哪儿就住哪儿，他们一心想着的就是如何保持富有。他们的财富可以自由流动，他们甚至能决定在哪儿缴税，或者要不要缴税。
地产巨鳄利昂娜·赫尔姆斯利在20世纪80年代曾说，只有小人物才缴税。当时，很多听到这话的人都感到震惊。到现在，事态恶化到这样一种地步：很多人都认为富人规避缴税。乔治·W·布什总统在2004年8月曾说，设法对富人征税是没有用的，因为“富人们都挖空心思地偷漏税。”
第33节：第3章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14)
其结果是经济和社会秩序未能也无法满足21世纪的福利和安全需要。在发展中国家，通过逃税和对资源的巧取豪夺来充实离岸银行账户，使国内滋生了普遍而长期的怨恨情绪，造成了大面积的失业、低水平的公共设施建设以及经济和社会机会的匮乏。但这种状态也不是无药可医。很多此类问题都可以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解决。各国政府间的有效信息交流对克服资本外逃和逃漏税问题有很大帮助。银行隐秘性所造成的障碍可以通过将主要的条款嵌入国际条约来克服。可以通过要求登记离岸信托机构的设立人和受益人的主要细节来降低其隐秘性。那些人因离岸公司和信托机构赋予他们的权利而受益，因此他们没有理由不履行提供他们身份的基本信息的义务。可以采用全球框架体系对跨国企业征税，征税依据是创造利润所在地。像这些政策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范围内实施。对那些想尽快摆脱贫困的国家来说，这也许是最好的途径。
【注释】
①约翰·克瑞斯滕森，“备受关注的合作社运动新趋势”，《商业时报》（Business Times）（马来西亚），1985年12月14日，第11页。
②“马来西亚银行与合作社危机的抗争”，《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英国版），1986年8月12日。
③摘自http://al_qaeda?sitemynet?com/alqaeda/id3?htm，2002年9月23日。
④马克·汉普顿，《离岸金融中心和避税港——全球资本的风险》（伦敦：Macmillan，1999）。
⑤雷蒙德·贝克，《资本主义的要害》（霍伯肯，新泽西：John Wiley & Sons，2005），第62页。
⑥引自《今日报》（This Day）（拉各斯，尼日利亚），2005年6月6日。
⑦《洗钱和外交腐败：爱国者法的执行和有效性——有关瑞格士银行的案例研究》，摘自美国参议院调查问题常设小组委员会编写报告，2004年7月15日，第28页。
⑧摘自www?economist?com/research/Economics/alphabetic，cfm?，2006年 12月12日。
⑨税收竞争联盟（Coalition for Tax Competition）发布的新闻，2005年4月7日。
⑩西蒙·J·帕克，玛丽·E·德·博伊和约翰·S·左丹努维科茨，《国际贸易中因不当定价所导致的资本外流规模估计：俄罗斯—美国情形》，艾塞克斯大学税收竞争和合法避税研讨会报告书，2004年7月1～2日。
奥斯汀·米切尔和普雷姆·西卡，《驯服公司》（巴兹尔登，英格兰：会计和商业事务协会［Association for Accountancy & Business Affairs］，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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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汀·米切尔、普雷姆·西卡、约翰·克瑞斯滕森、菲利普·莫里斯、史蒂文·菲林，《避税港没有会计制度》（巴兹尔登，英国：会计和商业事务协会，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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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避税”，摘自《尽你所能向我们征税》（伦敦：税收公平连线［Tax Justice Network］，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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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岸区价格》（伦敦：税收公平连线，2005年3月）。
《避税港——为根除贫困而让渡隐藏的万亿资金》（牛津：英国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2000年6月）。
“离岸风险——泽西岛并非货币投资者的避难所”，《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1996年9月17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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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昂，“税收公平的不公正性”，《华盛顿时报》（Washington Times），2005年4月。
贝克，《资本主义的要害》，第172、173页。
K·古哈，“全球化：战利品的分赃——为什么政策制定者们害怕不可能惠及所有人的‘粗放’增长”，《金融时报》，2006年8月28日。
同上。
“富有的逃漏税者这么说布什——是诚实的闪光还是口误？”太平洋新闻通讯社（Pacific News Service），新闻评论，露西·科米萨，2004年9月9日。布什总统2004年8月9日在安南戴尔的北弗吉尼亚社区学院演讲时所言。完整的引述是：“在税收方面，只需要记住，当我们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正准备提高某些人的税收，最重要的是，真正富有的人挖空心思逃漏税，这使得小公司业主最终承担了很重的税负。”
都是石油惹的祸。伊拉克被迫签订的石油共享协议将使伊拉克人付出数百亿美元的代价。格列格·穆特发现了幕后的真凶。
第34节：第7章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1)
第7章
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
格列格·穆特
最终的“战利品”
一年前，当哈利伯顿公司的CEO迪克·切尼成为美国的副总统时，他曾描述过美国在强制石油供给方面的政策前景：“到了2010年，我们每天都要额外消耗5000万桶石油，这些石油将从哪里获得？……现在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提供非常好的获得石油的机会，中东有世界上三分之二的石油和最低廉的开采成本，这仍是美国最终想要得到的‘战利品’的地方。”①
迪克·切尼的问题是这样的“战利品”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脱离了西方国家的控制，大多数中东国家将本国的石油工业进行了国有化，沙特阿拉伯保留了外国石油公司投资的部分，伊朗的宪法禁止外国公司控股本国的石油公司。科威特政府试图把外国公司带进北部石油地区却遭到了国会的坚决反对。伊拉克，拥有世界上十分之一的石油储备，好像是最早开始转变的。如果伊拉克对外开放，那么它的邻居们也许在压力之下也会跟从。
这是西方石油公司渴望许久的景象。就在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不久前，康菲石油公司宣布，“我们知道哪里有最好的储备（伊拉克），我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分得一份。”
②壳牌石油公司则表示它的目标是“在那个国家建立一个实质性的确保能够长期存在的市场。”
③
丹·威特，一个个子不高的热情美国人，有着一头漂亮的经过精心梳理过的头发，看起来不像是个经济杀手，却是这方面的先行者。如果不是他穿着正式的西装，你一定以为他还是个学生。他的一位同事说他“总是干劲十足”。对他来说一周之内去3个甚至是4个国家是家常便饭。他穿梭往返于华盛顿的家、伦敦的办公室、俄罗斯哈萨克的项目、利比亚以及别的什么地方。
国际税务和投资中心（ITIC）是一个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的国家宣传共同税务和投资政策的组织，作为它的领袖，威特表示：“我们的理论是能够吸引投资的开放性的经济政策比封闭性的政策对繁荣来说更有利。”
现在，在85个共同发起人的努力下，ITIC有了250万的营业额。尽管展现了这样的商业利益，但ITIC认为自己还是一个“发展和教育基金”，并且在美国国内税务署是作为一家免税、无商业目的的组织注册的。“我们用一种中立的态度和政策决策者分享我们的知识。”威特解释道。他把ITIC描述成一个介于投资者和立法者之间的支持人。然而这家组织只对它的共同发起人负责，这些发起人赞助了ITIC百分之九十的收入，而且董事会被一些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的经理们所掌控。
第35节：第7章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2)
在ITIC纯粹的“教育基金”的范围内，金权政体是明显的教育者，而政府则是被教育者。很多西方国家政府、公司以及世界银行之类的机构都和威特有同样的看法，那就是发展中国家需要“专家建议”来帮助它们的改革进程，把它们带入“最佳国际模式”的轨道。它们认为在经济上和下层基础上的决策已经不是政治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技术问题。并且激进经济改革完成依靠的不是游说，而是简单的建议。
有时，这就是一种委婉的说法。道歉的话从来不会对伊拉克说。威特有点不好意思地对一个会面者说：“我完全不在意，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去伊拉克，你就不会得到其中的利益，这听起来有点伪善。”
④这句话突出的是“分享的东西”，而不是一种通常令人感到尴尬的行为。在伊拉克，由于提出的建议有15万军队的支持，所以很难被拒绝。
ITIC并不是从事于公共教育，而是把焦点集中于官员和政治家身上。“公众总是很难被说服的，”威特解释道，“你知道，我们不做媒体工作。”
然而，ITIC的方法是非常系统的，在政治上也很有经验。他们并不单单停留在当前的政府层面上，而是将目标扩大到未来的潜在政府客户。这项工作在前苏联身上得到体现。根据ITIC的十年回顾，“联邦中的独立国家的高级税务官员们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没必要了解我们，因为当他们作为杜马代表或政府部门的低级别官员或地区管理者的听众时就已经知道我们了。”⑤肯·波特，雪佛龙海外公司的副主席，这样评价ITIC的角色：“在许多方面，ITIC就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私人版本。”⑥
ITIC的角色和它们的确是很像，但是丹·威特对于这些说法不屑一顾。“所有这些参加过世界银行项目或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项目的顾问们全都没有真正在工厂工作过，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那么做了，他们就不会在一个捐赠代理部门做每年只有4.5万英镑（8.5万美元）的工作了。”
威特对那些年薪仅仅只有8?5万美元的人的轻视使人想起了他对那些他宣称要努力帮助的国家的态度。
伊拉克的石油工人
“伊拉克是个富国，但它的人民却是穷人。”当我和哈桑·朱马坐在他在巴士拉租的一间小房子里时他这样对我说。这种说法我也同意。尽管这座房子经过了精心的整理，但现在也很难租出去。一些墙上的墙皮已经脱落，有一些还有了裂缝。哈桑真的是相当的幸运，他已经在石油工业干了32年，月薪大约在200美元左右，但这已经足够付房租和维持他一家六口的生活了。根据伊拉克计划部门的统计，半数以上的伊拉克人现在正处于失业状态。⑦同时，劳工部在2006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五分之一的人口——200万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也就是说，他们每天的收入还不到1美元。⑧
哈桑是一个粗壮的石油工人，50多岁，说话的口气平静中带着威严，使人有一种想倾听的冲动。他对伊拉克的贫富状况的说法是对的。以前的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的土地——被称为“文明的发源地”，伊拉克就建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富饶的土地上。现在的伊拉克就处于人类最先学会写字、发展农业以及管理城市的地方。尽管水曾经是伊拉克致富的资本，但现在却是石油。所有的现代经济都依赖于此而建立。
伊拉克丰富的资源使它成为西方国家的目标。但是伊拉克的石油工人将成为西方国家达成丹·威特的目标的主要障碍。哈桑·朱马是一个行业协会的领袖，这个行业协会是在萨达姆倒台之后建立起来的，它在伊拉克南部地区代表着一半以上的石油工人。现在石油工人总工会正在第一线为守护本国的自然资源同掠夺伊拉克石油资源的跨国公司对抗着。哈桑认为，掌握本国石油储备的主权对伊拉克未来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石油必须掌握在伊拉克手中，因为石油是我们拥有的唯一有巨大价值的自然资源，我们国家的经济还要依仗于它。”
第36节：第7章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3)
威特的提升以及ITIC的诞生
尽管主要的策略目的是伊拉克和中东的石油储备，这一点有大量的政策文件为证。⑨但他们却敏感地指出，石油只是他们出兵伊拉克的一部分理由。结果，他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能被发现他们对战后伊拉克石油政策的改变。而他们的那些私人伙伴和基金会根本就不关心这些。
丹·威特也从以前束缚自己的在政府工作转变为右翼基金会和智囊团的一分子，在那儿他可以更加自信地说出自己的强硬观点。
由于拥有一个西密歇根大学的ＭＢＡ学位，威特动身去新西兰惠灵顿的维多利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在此期间，他几乎成了反管制的代名词。在他回到美国两年之后，他在里根政府那里找到了工作，先是在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然后是总统为私有化成立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了美国通过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政策的转折点。它提出的建议包括一些传统的国家公司和财产的私有化，这其中包括美铁国际企业有限公司和两个海军石油储备基地，并且还对邮政服务进行公开竞标。它的长远目标是有效地把美国公民转变成消费者。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强调是市场而不是政府，提供学校、公共住房和医疗，而消费者只要凭单对此进行支付。它同样呼吁国际开发总署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
尽管与里根政府在政治上的联系后来证明对他的前途非常有用，不过里根的经济政策看起来对他并不起作用。一个委员会成员，理查德·芬克给他提供了全民经济委员会（CSE）副主席的工作，这是一个反规制的游说组织，于是威特很高兴地接受了。芬克于1984年利用科赫家族的赞助创立了CSE，这个家族拥有美国第二大私人的多样化投资的石油公司。
在CSE工作的两年中，威特发现了一个新的机会。税务基金会是一个社团领导的组织，它自从1937年起就致力于国内低收入者的交税问题。但是现在它的财务状况出了问题，大约有5亿美元的债务。威特成功地说服CSE做出一个“友好的收购”，然后他就调到这个基金会工作。1991年4月，他成了那里的直接领导者。
与此同时，苏联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而这也是威特把目标从美国国内转移到国外的阶段。
在威特成为基金会的直接领导者7个月之后，税务基金会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参加了1991年11在莫斯科举行的“美苏贸易经济双边会议”。苏共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都参加了这次会议。美国的代表团成员有大使罗伯特·┨乩退埂⒗凸げ坎砍ち侄鳌ぢ矶∫约按聿普康脑己病ぢ薏忌５比换褂谢鸹嵫肜吹男矶啻蠊镜腃EO们。这次会议标志着威特人生新方向的开始。这次会议时间选在苏联政权正式解体3个星期前，也标志着对新独立的前苏联加盟国家态度的转变。这种转变也对威特和他的同事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1992年的夏天，基金会接待了一个由公司主管们组成的11人代表团。“花旗银行、埃克森、菲利普莫里斯主管税务的副主席们，这些家伙对去当时那些疯狂的地方很感兴趣。”——去俄罗斯，去给俄罗斯财政税收部门的外国投资税务方面提建议。
基金会委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的查尔斯·麦克卢尔执笔一份由代表团发表的声明。麦克卢尔曾经在1983～1985年期间代表财政部工作过。他负责提出的建议最终变成了里根政府1986年的税务改革法案的基础。这项法案削减了顶层税率的税额，同时也增加了低层税率的税额。这就把税务负担由富人转移到穷人身上。
麦克卢尔的声明对俄罗斯的税务系统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包括低收入者的税率，还有强烈建议在通过任何立法前一定要和外国投资者们商量。威特在基金会的时事通讯中评论道：“他对仅仅在提交声明3天后，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就把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率由60%降至40%感到满意。”⑩
一系列的访问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之后相继进行，在1993年基金会和这些国家的财政部长们签订了合作协定。这些新独立的国家渴望摆脱旧的苏联体制，而威特也愿意用适合美国合作的方式来填补它们的政策真空。
第37节：第7章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4)
威特和麦克卢尔认为是成立一个新组织的时候了。于是，国际税务和投资中心在基金会的基础上诞生了，而威特成了它的主席。基金并不难找，这个机构刚刚创立的时候，就吸引了20家美国大公司来做发起人，包括柏克莱、雪佛龙、花旗银行、波音、雀巢和菲利普莫里斯。
下一步要做的是在重新分开的铁幕两边构建政治基础，为了确保ITIC的联合席位，他们推荐了约翰·罗布森和彼得·挚搜簟Ｂ薏忌?0世纪70年代任民用航空委员会的主席，因他的坚韧和他在航线制定上的反常规而著名，随后，在成为乔治·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之前，他成了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国安士制药有限公司的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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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ITIC在影响税制政策方面都获得了成功。ITIC声称他们在俄罗斯推行的原则成为了“国家税法的基础”。1999年，俄罗斯引进了一套新的税务法则，废除了累进制的个人所得税，取而代之的是对所有公民都统一使用13%的税率，而不管他们拥有多少财富。而在哈萨克斯坦，ITIC的影响更加深远。1995年的国家税务法则是依据麦克卢尔编写的白皮书。这套法则实施之前甚至不需要国会的审查。原因很简单，哈萨克斯坦的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解散了国会。就像俄罗斯的税务法则一样，它的目标也是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把所得税率由60%降至40%以及废除出口税。“这是简单的、包含广泛的、具有商业导向的改革，我们当然欢迎。”雪佛龙的高级财政官吉恩· 汉德尔拍掌叫好。
汉德尔和他在雪佛龙的同事们无疑对ITIC在石油和天然气方面采用特殊的税制感到高兴。1998年，ITIC的哈萨克斯坦矿物税制委员会提出的11条建议中的6条被采纳，并作为税务法则的修正法案或指导颁布实施。
聚集在石油和天然气上的焦点
石油和天然气在ITIC议程里具有重要的地位。在超过10年的时间里，ITIC执行委员会四分之三的成员代表着雪佛龙、英国石油公司（BP）和英国燃气公司。
在这个意义上说，ITIC和美国、英国政府有着共同的政策兴趣点，这两个国家近100年的对外政策几乎都围绕着保护那流淌着的石油。在20世纪的前50年，石油更多地展示了它的军事价值，技术上的优点，使得它作为一种初级原料能够被轮船、坦克和其他陆地上的交通工具以及飞机使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石油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希特勒输给苏联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后者控制了阿塞拜疆地区的石油资源。同时在世界的另一端，日本偷袭珍珠港激发了两边控制太平洋和从印尼的石油供应线路的愿望。两边的军事领导者们都明白，如果他们不能确保石油供应的安全，他们的战争机器就会停下来。
从那时起，石油的军事重要性进一步得到提高。在入侵伊拉克期间，美国的军队每天要耗费140万加仑的燃料。但自从20世纪中期以来，石油的经济价值逐渐取代了它的军事价值。用石油工业的历史学家丹尼尔·尤金的话说，就是“不管全球政治格局怎么变化，也不管是帝权力量的衰退还是民族自豪感的涌动，有一种趋势在二战后10年以一种笔直的轨迹迅速上升——石油的消费……石油俨然就是一个得意洋洋、不可质疑的国王，一个身着绚丽服装的君主。”
在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者。然而，随着美国供应量的下降以及石油消费在北美、欧洲和后来的亚洲的上升，在石油消费国家和石油生产国家之间的地理断层变大了。石油是国际地理政治学的中心要素，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比中东的石油还要多，中东的石油储备超过了全世界总量的60%。
第38节：第7章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5)
1980年的卡特政策也许是我们看到的最有力的政策。在他的国情咨文中，他宣称：“要让我们的位置绝对的清晰，任何试图以外部力量获得对波斯海湾地区的控制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对美国重要利益的入侵，对于这样的入侵，我们会用任何必要的手段还击，包括动用军事力量。”尽管他提到的是“外部力量”，但这项政策也对中东地区本身有效——就像我们看到的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一样，现在美国又把矛头对准了伊朗。
我第一次去伊拉克是在2005年，也就是伊拉克战争两年后。在那里我受到了哈桑·朱马和石油工人总工会的热情款待。在巴士拉夏天的热浪中，我用了一周的时间来拜访他的石油工人伙伴和他们的工作地点。通过亲自为一家伦敦本地的叫“PLATFORM”的非政府组织工作，我了解到了近八年来遍布在世界各地的英国石油公司的影响，并且看到了自从2003年以来，伊拉克的石油政策有哪些改变。
我在2005年5月拜访的一个地方是巴士拉精炼厂。这里遍布错综复杂的管道连接着形状不规则的建筑，并且到处弥漫着一股硫磺味。巨大、闪光的烟囱高高耸立，带着火星的热浪喷涌而出，这样的温度简直能把大地熔化。和别的地方不同的是，这里的东西显得特别陈旧。控制室里的电脑显示屏看起来像是70年代电影里的东西。房屋破旧不堪，连管道也锈迹斑斑。
当我走过这些设备时，我开始感到一丝不安。我知道在英国和美国的精炼厂这种老的管道和阀门往往不堪重负，极易造成事故。这样想着，我不知不觉又转了一圈。
当我问精炼厂的经理这些设备是否存在着安全问题时，他感到十分惊讶。事故是十分罕见的，他说，因为每一项设备都会定期检查。“对于这些操作员来说，精炼厂就是他们自己的一部分。”他解释道。我把这里的情况和英国、美国的精炼厂令人胆寒的安全记录做了对照，在那些精炼厂里，工人们被资产管理者们看作成本的一部分而要使其最小化。由于劳动力被大量削减以至于机器设备很少做检查，而损坏的部分也不会被修理或被替换，比如BP在苏格兰的格兰奇茅斯精炼厂，我还曾经在2002年去过那儿。两年前，那里的设备出现了一系列的事故，包括爆炸、气体外泄，还有火灾。因为这些事故，这个精炼厂收到了苏格兰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健康安全罚单。50名消防员用了14辆消防车花了7个小时才把火势控制住，而在灭火的前期还由于一个定点灭火设备的损坏阻碍了整个灭火过程。经济分析师和当地的议会人员纷纷指责工厂缺少有技术的安全人员。在1998年，这家精炼厂就裁掉了200人，到了1999年，裁员人数又扩大到400人。在2000年6月这场火灾前，BP又一次裁员，这一次裁掉了员工总数的40%，使得员工人数由2500人下降到1500人。
反观巴士拉精炼厂，“自从2003年以来就没有发生过任何一起火灾事故。”厂里的消防员法拉杰·拉巴特很自豪地告诉我。但是在伊拉克战争期间，这里却发生了23起火灾。这其中有一次是由于一个储油罐被一架F-16击中而引起爆炸。
法拉杰身体瘦长结实，是一个很安静的人，自从1976年就在这家精炼厂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法拉杰还是个演奏卡南（一种中东地区有弦的乐器）的乐师，他所在的乐队很出名，经常被一些国际旅行团邀请去演出，但他却不能加入它们，因为他拒绝加入社会复兴党，因此他被禁止出国旅行。
法拉杰的经历是伊拉克人民长期的悲惨生活的一个缩影。由于地处伊拉克的东南部，在伊拉克三次最近的战争中，他的精炼厂总是处于战争的最前线。在1980～1988年两伊战争中，在持续的炮弹轰炸中，法拉杰失去了几个同事。在那场战争结束的两年后，侯赛因·萨达姆又入侵了科威特。接下来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法拉杰回忆道：“那真是一场恐怖的战争，因为我们使用了很多以前从未见过的武器——F-16、隐形飞机、‘狂风’战斗机、巡航导弹。所以那时候不管男人、女人、小孩甚至是动物，只要一听到飞机发出的声音，他们就吓得半死”。对于法拉杰来说，儿子的受伤无疑是个灾难性的打击。在战争期间，一枚导弹落到了他家房子的附近，导弹的碎片击中了在附近玩耍的儿子，15年过去了，他的儿子至今还卧床不起，需要有人照顾他的起居。
第39节：第7章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6)
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军的打击下，萨达姆的部队被赶出了科威特。之后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回教徒组织开始动员大家反对萨达姆，并且美国方面也表示愿意给予一定支持。而萨达姆用几次近乎残忍的镇压做出回应。法拉杰也因为曾参与一些反萨活动遭到了逮捕。他在监狱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待了3个月。
20世纪90年代，伊拉克受到了国际制裁，以至于成千上万的人，尤其是儿童，死于药品和食物的匮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在1991～1998年期间，实际死亡的5岁以下儿童比根据之前数据推测的死亡人数还多出了50万。许多死亡原因是由于不能获得干净的饮用水。自从氯被认为在商业上具有“双重作用”，它的进口就在制裁期间被禁止了。
当美英联军在2003年3月入侵的时候，大部分伊拉克南部的人民，甚至全国很多人，都对此表示欢迎，因为这意味着萨达姆的时代就要结束了。
但是，当美英联军占领的现实开始时，希望就变了味。法拉杰回忆了一件事，当他和他的同事在一次轮班后准备回家时，他们碰到了一些美军士兵，并向他们致意。这些美国人看起来精神十分紧张，他们关闭了大门，拒绝让工人们回家。当一个高级工去询问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他被扔到了广场上，头上还有被打过的痕迹。
很多美军士兵都还没有成年，但他们被告知任何一个伊拉克人都有可能是一个潜在的恐怖分子。这种论调不仅仅局限于告诉那些未成年的士兵，而是深深影响到了那些高级官员和那些顾问们。而这些所谓的顾问们就只知道提一些如何发展经济的“建议”，其他什么都不管。
很多这种建议的潜台词就是伊拉克现在没有能力经营自己的石油工业，而只有跨国石油公司有这样的能力和技术来经营。而我在这家精炼厂的经历却使我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就像哈桑·朱马评论这些跨国公司说的那样：“它们的机器设备令人印象深刻，但它们的技术就不敢恭维了。”
2003年5月20日，就在萨达姆下台的几天后，哈桑·朱马通过一次会议组建了石油工人总工会。外贸联盟自从1987年就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当时的独裁者宣布除了他自己组建的联盟，其他任何组织都是违法的，这是他确保自己政权安全的一种手段。工人们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从这次占领一开始，许多联盟活动者都认为有必要组织一个石油工人的联盟，因为这样一个组织可以保护国家的经济，而且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美国和它的盟友们就是为石油来的。”哈桑说道。
从第一次会议开始，一个9人的委员会就成立了。起初，许多工人都是很勉强地加入这个组织的，因为他们想起了萨达姆镇压的手段。在那个时候，美国刚刚占领这个国家，没有任何关于战后重建的计划。所以这个委员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组织工人们重建和修补那些在战争中被损害的设施。当这些工作被证明有效的时候，工人们便被这个委员会所吸引了。后来，他们又成立了南部石油公司联盟，并进行了选举，结果哈桑·朱马被选为主席，而法拉杰也进入了执行委员会。
总工会另一项工作是改善占领下工人们的待遇。在占领最先开始的两个月里，工人们没有领到任何报酬。到了2003年的6月，他们觉得已经受够了，法拉杰、易卜拉欣·贾伊迪(另一个精炼厂的工人)和另外100名工人用一辆起重机堵住了为英军坦克提供燃料的征收点，并坐在卡车周围示威。
很快，镇压的装甲车就开来了，并且士兵们已经把他们手里的枪瞄向了那些示威者。但是工人们不为所动，仍然勇敢地、平静地坐在那里，嘴里不停地喊着他们的老板是骗子，并且告诉那些士兵们如果他们想开枪就开吧。示威者们言辞激烈，并通过谈判在几个小时之内得到了他们被拖欠的薪水。英国军队的长官认为工人们控制了燃料的供给就像控制了占领中的生命线。经过这次抗议之后，这个总工会立刻成了大家谈论的焦点，会员人数由原来的100人一跃变成3000人。
第40节：第7章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7)
然而，当入侵的英美两国想要通过哈利伯顿公司整个控制这个国家的石油工业时，伊拉克的石油工人们继续被边缘化。这个石油服务公司像它的政治和军事主人一样，对这项任务还没有准备好，所以它想要经营和重建这部分当然就不可能成功了。
在2003年的8月，总工会又组织了一次罢工，整整两天之内伊拉克的石油生产几乎全部被中断。就像上次的抗议一样，这次罢工对于总工会随后的胜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随后的一个月中，美国行政长官保罗·布雷默为伊拉克的工人们准备了许多的工资条款。先是提出每个月工人的工资为69000伊拉克第纳尔（约为40～45美元），但这些钱工人们根本就不够维持基本的生活。于是总工会威胁说要组织更久的罢工，两边就又坐下来开始谈判。最终双方都做出了让步，在每个月10万第纳尔这一点上终于达成了共识。从那以后，总工会也取得过其他一些戏剧性的成功，这包括给哈利伯顿公司的一个转包商施加压力，使得他把1200个外国员工的职位换成了伊拉克人；游说公司为工人们建造住房；强迫公司为石油学院的新毕业生们创造工作的机会。同时，联盟的会员也已经超过了23000人，并通过联合9家石油公司的10个外贸联盟委员会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这9家公司分布在巴士拉、阿马拉、纳西里耶、塞马沃四个省，虽然它们在伊拉克十八个省中处于最南部，但伊拉克大部分的石油却在这里。
ITIC在伊拉克
2003年的夏天，丹·威特决定动身前往伊拉克。威特认为当伊拉克重建它的政治经济体制时，那也是ITIC的机会，这就像他们如何在前苏联工作一样。当时ITIC在苏联政局动荡的环境下很好地保护了自己，并且在什么都是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展开了自己的工作。“我最初的想法是，为什么我们不试着像1993、1994年在哈萨克斯坦那样开始呢？我们只要把那个‘剧本’中的几页拿出来用于伊拉克就行了。”
威特的董事会十分赞成。在2004年末2005年初的政策计划会议上，ITIC的专家和发起人们（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大跨国公司的代表）都在争论所制定政策的目标应是为了使伊拉克能够走出去，并且恢复石油公司进入该地区其他盛产石油国家的权利。ITIC选择了一个最不合时宜的场合发表了极其露骨的言论：“伊拉克的工作应该继续，并且要把它作为一个将来向中东地区其他国家扩张的‘跳板’”。很明显，他们提到的盛产石油的国家是指伊朗和利比亚。
威特获得了ITIC一些发起人的支持，这些发起人都愿意把伊拉克项目作为现在ITIC的头等大事来处理。6家石油公司也参与进来：BP、雪佛龙、埃克森美孚、壳牌、道达尔、埃尼化工。
为了给这个项目找一个好的领导者，威特雇用了布赖恩·奥康纳，他以前是BP石油公司的一个经济学家，后来又为英国的国际发展部出谋划策。自从2000年以来，布赖恩·奥康纳就作为石油税的顾问在ITIC供职。当时他曾负责一个欧盟的项目来改革俄罗斯的税务体系。尽管这个欧盟项目属于大众投资，可ITIC还是很热心地在它的时事通讯中写道：“在这个项目中立法范围会包括许多由ITIC发起人来确定的优先权。比如，转移定价、石油天然气税、增值税、环境税、利润税……当这个项目向前推进时，我们就能经常发现我们发起人的信息。”
奥康纳和威特组织了一个“专家组”，成员还包括了其他9位为伊拉克项目工作的经济学家。这其中，只有穆罕默德· 阿里·赞尼是伊拉克人，他现在在全球能源研究中心（CGES）工作，CGES是伦敦的一个智囊团，由前沙特石油部长谢赫艾哈迈德·扎基创立。另一个专家组成员里奥·杜拉斯也来自CGES，他还是以前奥康纳在BP公司的同事。
专家组的主要工作是做出一个报告，能够使大多数跨国石油公司能够参与伊拉克的石油生产，而石油生产作为伊拉克的公共部门已经超过了30年。
西方国家想得到伊拉克石油的控制权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就明确表示，伊拉克是自己的重要的石油资源基地。战争内阁大臣汉基爵士在给外交部长亚瑟·贝尔福写的一封信中曾经提到：“从英国方面来说，我们能够抢过来的大的潜在石油供应地就应该是伊朗和伊拉克了……控制这些石油供应地已经成为英国参加战争的首要目的。”
第41节：第7章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8)
通过这场战争，英国以委任托管权的方式占领了伊拉克，并且达成了汉基爵士控制该国石油供应的目的。1925年，伊拉克的英任君主费萨尔国王与一个叫土耳其石油公司（IPC，1929年更名为伊拉克石油公司）的西方财团签订了一份妥协合约（后来经过一些人员变化，这个财团包含的公司最后变成了BP、壳牌、道达尔和埃克森美孚）。
这份让步合约成了一个样式被广泛的推广到英国的其他殖民地。这是一段长达75年的时期，在此期间，所有条款都是冰冷的。结合两个20世纪30年代获得的受让权利，IPC获得了伊拉克所有石油的处置权。伊拉克曾经想保留20%的石油支配权，但是被否决了，尽管在早期的协议上还曾被提起过。
尽管伊拉克在反抗这些不平等的合约方面屡屡受挫，但这些合约还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感受到了压力。主要的问题是在公司和国家的利润分配是否公平合理；是否外国公司获得了太多的关于石油发展的控制权。它们限定一种产品从而推进其他产品的生产，并且利用它们在信息上面的垄断来控制价格以剥夺伊拉克人民的收入。这种手段几乎在所有的石油生产国家同时都能见到。这些争论的结果是许多石油工业的国际化。就拿伊拉克来说，它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在1961年和1972年进行。但这种局面是丹·威特和他的石油公司发起人们现在想要颠覆的。
20世纪70年代是伊拉克历史上石油工业最成功的时期。挣脱了跨国石油公司的控制，在1970～1979年期间，伊拉克国际石油公司的产量从每天的150万桶增加到370万桶，并且通过勘探，发现了现有石油两倍多的储备。这种成功的势头在1980年渐渐接近尾声，当时萨达姆入侵了伊朗，发动了一场八年的战争，并造成了100万的人员伤亡。
伊拉克的石油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末萨达姆1990年入侵科威特前得到了短暂的复苏。而在随后12年的制裁期间，石油工业遭到严重损害，基础设施支离破碎。到了2003年英美联军占领伊拉克的时候，石油工业又被它们打着需要重建的幌子所占领。
伊拉克石油工业的状况每况愈下。在占领初期，那些石油设备，像这个国家其他的财产一样被掠夺。伊拉克钻探公司（IDC）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第一次看到钻探是在广阔的南鲁迈拉地区，那是在距离巴士拉两个小时车程的西南部的炙热沙漠。纳西尔· 莫哈辛· 莫汉是工地的主管，他在活动屋向我描述这一切：“机器设备全都被洗劫一空，只留下了钻塔的架子。”这不是一两天的快速入侵而造成的混乱，这样的掠夺持续了4个月，一直到2003年7月才结束。“所有的掠夺都是在联军的注视之下进行的，”纳西尔说道，“他们根本就不管这种情况。”最后IDC损失了大约2?4亿美元。
与此相对照的是，位于巴格达的石油部大楼被美军严密保护，而城市里其他建筑都遭到了被掠夺的命运。其他物资设备，比如说桌子、摩托车、各种仪器，只要有资金就可以找到替代品。但石油部里有不可替代的石油区域的地理数据。
在这场掠夺之后，伊拉克的石油工人们决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重建他们的石油工业。2003年8月，IDC的工人们开始重建他们的设备。他们找出每一处需要修理的地方并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把它们修理好。工人们最先修好了钻探塔并在45天之后开始运转。几个星期之后，已经有12个钻探塔可以开工。
在一间临时房里，哈桑·朱马坐在纳西尔旁边，高度赞扬了这次成功：“伊拉克钻探公司的工人们是真正的勇士，面对废除IDC的阴谋他们不为所动，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重建了公司。”另一个石油工人评论说这是伊拉克工人第三次面对极度的不幸，重建遭战争重创的工业了。正是凭借着这种强烈的对石油的主人翁感，他们才会永不放弃。
丹·威特的挑战是在面对伊拉克人民对石油强烈的主人翁感和发展国家最重要的自然资源的愿望时，还要给它的发起人们想要的石油控制权。他也不得不承认：“把外国人放进来还要允许他们提取碳氢化合物，这真是个敏感的政治问题。”
第42节：第7章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9)
解决的办法就是要让伊拉克人觉得石油控制权好像还握在自己的手里。
产品共享协议
威特和他的团队在2004年的秋天完成了报告。他们建议伊拉克的石油工业还是要靠外国的公司来发展，可以运用一种叫产品共享协议（PSA）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协议最初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在印度尼西亚实行过，当时民族主义运动在那些石油生产国家气势很盛。尽管印度尼西亚的石油公司最终被收归国有，但他们还是想尽办法避免了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的发生。独创性的PSA明确了石油资源是国家合法财产的一部分，但同时也说明了外国公司的角色是“承包者”。实际上，外国的公司维持了控制权并拥有所得的大部分利润。从这个意义上讲，PSA同老的妥协合约在本质上没有区别。
托马斯·瓦尔德解释了这种观点，他是威特最欣赏的理论家之一。瓦尔德是石油天然气法律方面的专家，在苏格兰东北部的邓迪大学任教，他把这种方法看作是“一种简易的结合，这种结合是在具有政治象征性的产品共享协议（这个服务合约表面上显示国有公司扮演着主人的角色）和该协议模式在所有重要事务方面以许可证制度的方式所规定的物资平等性之间……表面上政府在主导这场游戏，其实是公司在国家所赋予其合法权利这种伪装下，控制着这场游戏。”
对丹·威特来说，PSA必须让听众觉得完美无缺。
我第一次对丹·威特有印象是在广播里。当时BBC的世界服务广播搞了一个每周一次的节目，叫“大家说世界”，参与者就某一个话题展开讨论，听众也可以通过E-mail发表自己的观点。2005年11月的一个周四晚上，我被邀请去了位于布什大厦的演播室。威特是另一位被邀请的嘉宾，虽然当时他也在伦敦，但他拒绝去演播室，所以只好以电话的方式参与。
虽然我不认识他，但我却知道ITIC，我在2004年的夏天看过他们写的伊拉克报告，对于里面的观点，我大部分持反对意见。
打从一开始ITIC的报告就宣称产品共享协议现在是“OECD以外许多国家的标准”。PSA在很多国家都在用，这是事实，但那些都是一些石油储备很少或很难开采或开采危险系数很高的国家。这些条款从不用于像伊拉克这样拥有大量开采起来既简单、成本又低的石油储备的国家。实际上，他们只关注如何共享世界的石油储备而没有注意使用国家的数量。国际能源机构的数据显示，只有12%的国家使用了PSA，而67%的国家选择单独发展或依靠国际石油公司来发展。
但也许ITIC的报告中最具误导性的是它提出的经济模式只到2010年。在这个时期，这个模式会显示外国石油公司的投资成效，因此会对伊拉克的经济产生推动作用。然而，在石油还没有开始流淌之前，也就是收益未被分配之前，这个模式已经停止了。
虽然他们制定了详细的可以让伊拉克的政治家们在短时间内可以看到的目标，但我仍然认为这是个基本错误。这种时间结构掩盖了石油公司的投资将在石油开始流淌时从石油收益中取回的事实。这就像我从银行贷了一笔5年还清的贷款，然后看看我未来4年的财政状况，当我的贷款还清之前，我的状况当然会很不错。
我在广播节目中提出了这种观点，并希望得到威特的解释。但他回避了这个问题，而是就投资的重要性做了回答。我肯定了伊拉克需要投资，但真正的问题是以什么形式和由谁来投资。“丹·威特，对于这个问题你怎么解释呢？”主持人问道。丹·威特沉默了一会，然后终于开了口：“嗯……大卫· 霍根，你还在线上，对吗？”第三位嘉宾是一个爱尔兰公司的老板，他刚刚在伊拉克获得了一份小型的石油合同。我在演播室里继续这场讨论，但威特却不再参与了。
我很吃惊！这儿有一个人在主席的位置上做了很多年，在世界上许多大公司面前也展现了自己的实力，现在竟然因为我问他一个简单的问题逃避开了！
正当我反思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不该这样吃惊。实际上，我开始明白，这正好是因为他做过主席的缘故。在辩论之中，他始终保持着说话简洁的特点：“这就是伊拉克如何引进投资的过程。”但在正常情况下他也应该说一说引进投资的成本，可是他没有。这也就是他无法向普通大众解释那个问题的原因。
第43节：第7章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10)
把皇帝的新衣这个故事拿来做比喻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ITIC并没有提到最为重要的收入问题。伊拉克政府超过90%的收入来自石油，如果牺牲这么一大块收入，势必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
伊安·劳特里奇是来自北英格兰谢菲尔德的一位受人尊敬的、精力充沛的经济学家。我和他将一起去纠正ITIC的疏漏。我欣赏他的工作作风已经好几年了。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石油公司极力反对对北部海域的石油产品增加任何税。它们声称，这种行为会使北部沿海在经济上不能独立的生存，而它们也会集体地从那里撤离。但劳特里奇的研究却表明，尽管一些公司做出了这样的声明，但实际上北部海域对于它们来说仍然是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地区，哪怕是在交了税之后。最近，劳特里奇写了《沉溺于石油》一书，这是在国际能源动力学界和有关伊拉克战争政策方面最好的书之一。
通过对伊拉克石油领域的现金流动构建经济模型，我们可以看到石油收入是怎样被分割的。最终结果的得出依赖于PSA条款的准确，有一些PSA条款对于石油公司非常有利，而有一些就不那么有利。
我们挑选了一系列的PSA条款，这些条款在世界上其他地区都已经被使用过了。从最严格的利比亚合约到比较慷慨（当然，是对石油公司来说）的俄罗斯合约，我们都收录在内。我们假设石油的价格是每桶40美元，然后对12个使用PSA条款的国家按照发展程度排序（除去60多个贫困国家）计算，最后我们得出结论：相比把石油资源作为公共物品，这种由外国石油公司承包的模式从伊拉克掠走了至少74亿美元（最高194亿美元）。当然，如果石油价格更高（就像我写的那样，在70美元左右），那伊拉克的损失就相应的更大。
PSA条款通常会持续25～40年不等，在此期间条款会进一步的进行修改。
当我在2006年夏天就PSA条款问题采访丹·威特时，他也承认以往发生的一些事看起来是不太公平。“有些东西看起来是有点矛盾，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坐下来商谈是很容易的事，我曾经和哈萨克，和伊朗的阿泽里斯人（Azeris）就此讨论过，‘是不是我们让步太多了？或许我们没有给政府足够多的好处，也许外国投资者不会做到公平分享利润……’”但是，他又争辩道，“你也看到了这是存在政治风险的，其他工业在一种不稳定的政治风险中会做怎样的投资？”
我向他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如果风险环境得到改善，那伊拉克政府能否就原来的条款展开重新谈判？原则上，他别无选择只能同意：“政府就是政府……如果政府方面在政治上站不住脚时，他们就会被迫与另一个政党展开谈判。”
然而，在哈萨克斯坦，威特又曾发表了一套与之完全相反的言论。在2001年和2002年期间，正当该国政府根据国内出现的新的情况想要对PSA条款做出调整的时候，威特的ITIC通过向它施加巨大的压力维护了原条款。ITIC的手段包括通过外国公司威胁撤离资金使哈萨克斯坦政府处于高危状态；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游说各位部长和国会议员；动员其他外部力量对政府施加压力，如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条款的稳定问题就像漂浮在哈萨克斯坦上空的一块乌云，这将直接影响投资者对于他们未来投资前景的展望，当然，还包括新投资者。”这是威特在2002年发表的威胁哈政府的一套言论。
最终威特赢了，PSA条款维持原样。
因此，由于伊拉克的政府刚刚成立，还没有实力与外国抗衡，况且国内的安全形式也令人担忧，再加上现在还处于军事占领期，所以伊拉克签订一份长期的PSA条款在所难免。在这种情况下，外国石油公司会要求得到巨大的利润来补偿它们所冒的风险，而伊拉克政府在讨价还价方面将很难有发言权。
这种不公平的条款恐怕要持续几十年的时间，这种前景也将使许多伊拉克人受到打击。这就像一个四处炫耀的小偷，在重复其他小偷曾经在伊拉克旧殖民时期的行为。
第44节：第7章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11)
然而，PSA条款经常会使外国石油公司对可能会影响它们的利润的新颁布法律具有豁免权。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稳定性条款”。条款里经常会有这样的规定：出现争议时不能通过本国的法庭来解决，而是要通过国际投资法庭来解决。而国际投资法庭会依据商业背景来做出判决，而不是依据国家的利益或国家的法律。伊拉克会因此失去更多的决定自己国家资产损耗率的权力，这对于一个经济上依靠石油的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权。同样的，伊拉克也会失去控制石油甚至是制定一部新法律的权力。实际上，伊拉克被剥夺了对它大部分重要工业的民族自治权。
目标：民主政治？抢劫？
尽管美国政府一再鼓吹要把民主政治带到中东地区，但丹·威特好像与此无关。2005年末的一篇文章报道了备受指责的阿塞拜疆选举，ITIC在那儿恰好有办公室。威特说道：“西方国家领导人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在那些出现的民主政治中，当地的反对派根本就没有一个公平的机会来赢得选举。即使是媒体，也对报道反对派没兴趣。真正的挑战来自选举之后要进行的改革——经济、社会、政治……西方国家应该欢迎他们而不是疏远他们。”
在完成伊拉克报告后直接把它交到掌权者手中，这倒是符合威特对民族政治愤世嫉俗的态度。与伊拉克决策制定者会面的最直接的路径是通过占领他的军事力量，而英国政府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2004年9月当报告完成的时候，ITIC的成员会见了来自英国外交部和财政部的官员们，探讨了最有效的策略来说服伊拉克人接受签订的条款。当时是财政部长（现在是副总统）阿迪勒·阿卜杜勒-迈赫迪接受的报告。但这不是由丹·威特送去的，而是由英国驻伊拉克的大使爱德华·卓别林送去的。由于英国的8500名士兵还驻扎在伊拉克，因此这是一位阿迪勒和他的同僚们都不敢轻视的大使。
英国政府通过自己的方式向伊拉克的石油部表达了和ITIC同样的观点。在英国的“伊拉克石油工业的常用规则”中，开篇就逐字逐句地复制了ITIC的言论：“伊拉克石油的复兴和发展需要注入大量国际投资……伊拉克必须要授权国际石油公司利用这些投资来发展本国的石油工业。”
2005年1月，在贝鲁特召开的一次会议中，ITIC向伊拉克财政部、石油部、计划部的大小官员们介绍了他们的观点。这次会议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发起的。尽管威特在他的会议中一再降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起的作用——“从技术上讲，这是两家相互分离本质不同却又掌握在同一种人手里的组织。” 但这两个机构的存在无疑磨砺了伊拉克人的大脑。
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是世界上拥有外国负债最多的国家，这包括因入侵科威特而需支付的赔款和未支付的别国贷款。这其中大部分是萨达姆的负债，他把借来的钱用于修建自己的宫殿和购买武器，并没有使伊拉克人民获得利益。2004年11月，巴黎俱乐部的债权人国家同意免除伊拉克未向它们支付的80%的欠款，但条件是IMF必须保证伊拉克的经济在2005～2008年健康发展。另外，为了使这个条件能够成立，伊拉克也需要获得世界银行和IMF的支持以确保未来在财政上得到进一步的让步。无论如何，只要有这些个机构参与，威特的建议就很难被拒绝。
英国政府也帮助ITIC组织这次会议，还特意从巴格达大使馆招来一名外交官。克里斯·布朗是大使馆的一等秘书，他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能源问题。威特是这样评价他的：“这真是个出色的家伙，也许在石油方面是知识最渊博的人之一，他总是能够带来最棒的实例。”布朗建议威特邀请一些伊拉克的官员出席这次会议，并且还帮着与巴格达的高官们交流了一下意见。
贝鲁特会议之后，在2005年大部分时间里，威特都牢牢地控制着他的项目，他在等着看在伊拉克的转变过程中，那些政治家们有什么反应。威特的工作开始有了成效。在2005年的11月，沙拉比宣布伊拉克将实行PSA条款。五角大楼以前的密友现在代表着总理和能源委员会，这是在伊拉克石油工业任何决策都有重大影响的人。“为了使石油产量增长，我们需要产品共享协议。”他说道。
第45节：第7章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12)
在2006年初，威特的成就进一步得到体现，现在已经凌驾于英国之上和美国政府平起平坐，当然，这里的“美国政府”是指外贸发展局。
在他所有的这些宣传工作中，威特宣称没有任何特殊利益，只是为了推广“最好的模式”。他也一再坚持伊拉克项目的辅助资金对清算账目是没有限制的。尽管那些发起人明白这还得取决于伊拉克项目，那里对ITIC来说没有法律上的要求去那么做。这一点对威特来说很重要，因为ITIC要是表面上看起来像个公司，它的免税地位将会被取消。
然而，威特在伊拉克的所作所为不像为任何一家公司工作，很明显他使所有的西方石油公司都获益。6家在工作中的公司看起来已经要获得收益了。在2005年夏天，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他们已经和其中的4家公司就将来的合作展开初步的谈判。这4家公司是BP、雪佛龙、埃尼化工和道达尔。
丹·威特对至今他取得的成就感到满意：“我敢说这些报道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为 PSA条款在伊拉克的存在，会使得人们对石油的热情持续下去。”
他想要影响的那些决策不久后就出台了，这也同样是那些石油公司盼望已久的决策。没有一家公司会在伊拉克建立起完备的法律框架前注入资金，因为它们都害怕在国际法庭那儿蒙受损失。首先，伊拉克需要制定一部宪法。尽管已经在2005年10月的全民投票中通过，但还需在2006年至2007年试施行半年。一旦宪法定案，那么伊拉克政府就能制定一部石油法，这样就可以展示石油工业未来发展的框架，任何外国投资可能发生的行为也可以被写进法律。只有当这么一部法律出台，长期合作协议才会签署。
2005年11月，伊拉克政府同IMF签订了一份备用协议。IMF给予伊拉克一定的财政便利，并同意减少外国负债。作为交换条件，IMF规定了对伊拉克经济环境的要求。这份协议存在的最大争议之处在于IMF要求伊拉克政府大量削减对于燃料方面的补贴。包括做饭用的天然气、煤油、柴油机和对保持发动机运转至关重要的汽油。自从每天限制用电4个小时以来，电价立刻涨了3倍。由于没有相关的对策出台，这导致了伊拉克人民举行游行进行抗议，石油部长乌卢姆也因此递交了辞职信。协议上有一处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地方，那就是在2006年底之前伊拉克必须出台一部石油法，而IMF必须参与这部法律的起草。
威特计划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希望能为促成投资者和伊拉克政府之间的谈判做出贡献，这样它们就能被最好的国际模式所引导，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加速这个过程。”但是他现在谈成功好像早了一点。通过研究全球石油工业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石油生产国家和西方石油公司之间存在着一个能量的转移。一个国家总是会被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所影响。一旦伊拉克石油的未来被决定，那么这种趋势也可能向西方的石油公司蔓延。委内瑞拉，世界第六大石油储备国，两次要求和外国石油公司重新谈判来获得更公平的合同，否则就让它们离开这个国家；玻利维亚也复制了这一办法，而且声势更为浩大，2006年5月，他们直接把军队开进了油田；俄罗斯是世界第七大石油储备国，在20世纪90年代，它开始颠覆发展迅速的自由主义化和私有化，而政府的压力主要来自于那些通过窃取国家的公司致富的人；在科威特，政府想要引进外国公司，而国会则坚决反对。很明显，西方利益集团希望，如果伊拉克允许跨国公司控制他们的石油工业，那么就会给伊朗、科威特和那些石油生产者们带来压力。相反的，其他国家发生的事也会使伊拉克改变主意。
威特在伊拉克工作的更加起劲，他想得到英国政府的进一步支持。这样他就可以进入伊拉克新政府的最高决策层。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普通伊拉克人对此的反应。许多人都坚决反对把石油的控制权交给那些过去对他们进行盘剥的外国公司。
威特的野心最大的障碍就是这些石油工人们。当丹·威特在豪华酒店对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们大献殷勤时，哈桑在钻探现场、在泵站对联盟23000名成员分析他们所面临的挑战，通过这种持续不断的教育工作，他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如果联盟组织一次罢工，整个伊拉克石油的出口将被迫停止，而且还会使整个国际油价产生震荡。联盟正在努力地和世界上所有的外贸工会和反战组织构建稳固的关系，这些机构将在联盟需要帮助时站出来援助它们。
第46节：第7章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13)
很明显，这个联盟会不惜一切代价地来阻止外国石油公司把伊拉克的资源抢走。对伊拉克石油的争夺也将是21世纪初期最重要也是最艰苦的经济战争。
正像哈桑·朱马所说的那样：“所有的伊拉克石油工人都认为他们是在同私有化作斗争。我们把私有化看作经济殖民主义。总是有权威人士在说，私有化将有助于我们的发展，但实际上我们根本就没看到发展。任何试图私有化的计划在我们看来都是灾难。”
【注释】
①1999年11月15日， 迪克·切尼在伦敦石油学院秋季午餐上的演讲。
②卡罗拉· 霍约斯，“权威预期伊拉克将再一次失败”，《金融时报》，2003年2月15日。
③《壳牌在中东》，壳牌联合杂志，2005年5月。
④安德鲁· 罗韦尔，“不适当的影响”，《Al Khaleej》，2006年6月4日（阿联酋）。
⑤“ITIC十年回顾，2003”（华盛顿：ITIC，2003），第4页。
⑥“1997年ITIC年度报告”。
⑦迪帕· 巴宾顿，“伊拉克失业人口的一半——政府官员”， 路透社（Reuters），2006年2月9日。
⑧“五分之一的伊拉克人生活在贫穷之中”， 法新社，2006年1月25日。
⑨比如，美国国家能源政策发展小组，《国家能源政策》，报告，2001年5月，第5～8页；杰克·斯特劳，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的国务大臣，在2003年1月6日的演讲，“英国外交政策的政策优势”；英国国防部白皮书：《对应当今世界的当代军事（政策防御回顾）》，1998年7月，第2章，第40段；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英国的国际优先权：FCO的政策》，2003年12月；美国商务部，总统备忘录，美国和英国的能源对话，2003年7月30日。
⑩丹·威特，“适合俄罗斯经济的税务原则”， 《税务专题》（Tax Features），1992年9月，第七页。
“ITIC十年回顾，2003”，第3页。
爱德华· 拉奇卡，“投资者对哈萨克斯坦新税务系统大加赞赏”， 《亚洲华尔街日报》（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1995年5月7日。
美国国防部，“管道支撑业务” ，新闻稿，2003年9月4日。
尤金，《获奖作品——探寻石油、金钱与力量的史诗之旅》（伦敦：Simon & Schuster，1991），第541页。
“BP，英国调查格兰奇茅斯疾苦”，《辛烷周刊》（Octane Week），2000年7月24日；菲奥纳·奥布莱恩，“BP ，英国失误后的安全聚光灯”， 路透社，2000年6月15日。
大卫·培根和玛撒·曼迪的采访，巴士拉的国际代表团，2005年5月。
UNICEF，《儿童和产妇死亡率调查：伊拉克》，1999年7月。
ITIC，未来的政策问题（华盛顿：ITIC，2004）。
《ITIC公告》（ITIC Bulletin），2003年1月，第3页。
莫里斯·汉基爵士写给亚瑟·贝尔福的信，1918年，被尤金收录，第188页。
让步的最后剩余是国有化，1975。
罗韦尔，“不适当的影响”。
托马斯·W·瓦尔德，“国际石油投资的当前形式：调节、许可、税务和合同”，《CEPMLP》1，no?5（1995年7月），邓迪大学出版。
ITIC，“石油和伊拉克的未来：财政选择和挑战”，2004年秋季，第10页。
德南· 沙拉比（国际能源机构），“中东/南非地区的投资展望”，介绍给OECD，伊斯坦布尔，2004年2月11至12日，第7页。
伊安·劳特里奇，《沉溺于石油——美国对能源安全无情的驱使》（伦敦：I.B.Tauris，2005）。
这些数字是真实的（2006年价格）。计算是基于伊拉克石油部和哈勒法耶、纳赫尔乌姆尔、马基奴、西库尔纳尔、加拉夫、纳西里耶、阿马拉、图巴、赖塔维、东巴格达和阿赫代布地区的工业数据。现金流动模型也是建立在这些地区之上，应用了用在俄罗斯、利比亚和阿曼的PSA条款。做了一系列的标准模型假设。所有假设和方法论的细节来自格列格·马迪特的“原油设计——偷窃伊拉克的石油财富”，伦敦：平台（PLATFORM），2005年11月。网址是www?carbonweb?org/crudedesigns?htm。经济学家有一个观点就是，现在的钱要比以后的钱更值钱。因为现在你手里的钱可以拿去投资，可以获得增值。按照这个观点，我们把现在的钱成为“净现值”，对比同等数目以后的钱，净现值更有价值。在这些条件下，按照2006年的净现值和12%的折旧率，伊拉克的净损失（总支出减去总收入）将在160亿～430亿美元之间。这个方法在“原油设计”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解释。
丹·威特在第二次欧亚大陆政府首脑投资会议上的讲话，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2002年4月；《ITIC公告》，2002年4月19日，第1页。
丹·威特，“民主化进程放缓将使每个人都受益” ，《亚利桑那明星日报》（Arizona Daily Star），2005年11月12日。
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FCO)，“伊拉克石油工业的常用规则”（2004年夏），第4～5页。
罗韦尔，“不适当的影响”。
“2006年伊拉克出口将达到战前水平——沙拉比”，路透社，2005年11月12日。
“伊拉克同IOCS谈判的快速轨道合同”，《中东经济调查》（Middleastconomic Survey）48，no?25(2005年6月20日)。
罗韦尔，“不适当的影响”。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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