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节制抢购潮背景下的金融体系
随着抢购潮的发生，人们因为对生活必需品以及未来生活的担忧，会手持越来越多的货币冲向生活必需品零售市场。一般而言，零售物价变动短期上涨常常快于银行利率变动，人们在生活感 受中比较敏感的零售物价的上升幅度，一旦超过银行存款利息的增值幅度，那么提取银行存款的行为就会发生，以避免实际储蓄或者积累的货币收入变相缩水;随着抢购潮而来的对未来物价 上涨的看法越来越具有倾向性和自我强化，挤提银行存款的风潮也会逐渐形成，社会货币从银行体系内开始越来越大规模地流出并且回到存款人的手中，转而流向零售消费市场。在存款流出 银行的同时，随着物价的上涨银行的贷款关系同时发生消解，商业企业、服务企业和生产企业会借着日益发展的涨价潮迅速归还已到期的银行贷款和清偿其他债务，因为摆在银行账面上的作 为产业资本的货币资本在短暂的消费热潮之后，随着市场渠道中囤积居奇行为日益普遍、产业资本循环规模迅速缩减而逐渐找不到应用领域。此时证券市场的交易活动同样会出现所有中小持 券者都在卖出、而买者寥寥的一边倒的局面，期货和衍生金融品市场的平仓行为也会大量的发生而使整个市场的关系归零。市场中的信用关系还包括政府信用关系逐渐消解，支撑产业资本来 源的市场信用体系瓦解，所有金融工具都成为市场大众抛弃的对象而比货币更快成为废纸。货币的资本属性也逐渐丧失，仅存留其被人们拿来交换商品的货币属性，更强烈地凸显其获得生存 资料的工具的属性。
无节制抢购潮背景下的政府行为
在垄断资本势力集团控制和操纵政府政治权力体系运行的前提下，中央银行作为政府的专司创造货币资本、管理社会信用体系的一个职能部门，货币发行的实质是为垄断资本势力集团提供一 批参与社会分配过程、额外掠夺社会产品份额的工具或者凭借，这种额外掠夺或者分配工具的产生依赖于整个资本循环体系。在市场信用关系体系逐渐消解的情况下，信用掺水过程也就失去 了其发生的基础，因为中央银行的再贷款会被偿还并且不再产生，金融市场体系和产业资本循环体系都在萎缩而不是扩张，新创造的货币资本找不到运用途径和领域;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业 务中作为买方会面临大量的卖方，而且这些既有债券越来越垃圾，即使再高利息率的新国债的发行也会无人问津。
政府体系作为社人类生存活动中的一个行业或者产业，同样要雇用人员并且从社会产品中获得资源以维持其运转。在抢购潮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已实现的财政收入和政府积存的财政储备会以 异乎寻常快的速度被消耗;政府税收收入仍然来自于社会资本循环体系，并且随着社会资本循环规模的日益缩减并最终停滞而逐渐消失。因为政府权力的私有化，因为政府体系自生存的必要 性，实际维持政府政治权力体系运行的这一群人，就会动用政府独占的货币发行权，通过强制代理国库的中央银行发行货币作为财政支出来源，参与到争夺基本生活资料的市场抢购潮当中。 因为只需要加速开动印钞机，有关货币发行限制的法律在政府及其中的人们的自身生存面前什么都不是，货币发行量爆炸式增长并且越来越大面额的钞票也陆续出现，此时的政府采购也就最 有能力在抢购潮的买方报价竞争中推波助澜，并且拿下市场中的其他买方望而却步的高卖方报价的少数商品。于是在抢购潮持续发展过程中，物价与货币发行总量的交替上升现象也就出现了 。在民国末年，官僚资本集团不仅是市场投机盛行的始作俑者，而且面对无可挽救的政府困境袖手旁观，新增发行的货币通过信用体系进行掺水的机制运行实际停止。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浩 大而且紧迫的战争开支，不得不采用货币发行作为财政支出的这种从市场中直接抽吸资源的国家征收形式。不是货币大量发行或者通货膨胀推动物价上涨，而是资本策动的抢购潮导致市场机 制失能，迫使政府转向利用货币发行企图从市场中抽吸资源、持续剥夺一国国民生存的本来有限的物质基础。
货币崩溃
资本主导的商品市场体系在联结生产与消费的同时维系着这个市场体系中所有人的生存，这些人通过货币与商品的交换关系不仅直接获得生存资料的来源，而且通过产业资本循环体系评价人 们的劳动成果，从而利润与工资的关系构成市场中最基础的社会分配关系，利润及其积累和工资共同构成商品或者劳务的价格。每一笔交易关系的形成，同时也在给这个市场评价体系增添新 的素材，并且时时刷新某一段时间内由一组商品价格构成的市场价值的内容。主导资本通过私人占有关系绝对地控制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和生存资料，以此为前提控制和操纵市场价格机制，无 偿占有社会劳动产品的利润部分，并且时时将市场体系提供给劳动者的社会产品的工资部分压缩至劳动者生存的最低界限，资本策动抢购潮不过是这种私利企图的表现之一。在消费物价和工 资的相对变动中，工资出现在资本对劳动投机的起点，而消费物价，特别是零售价出现在资本对劳动进行投机的终点，在最终归于商品价格升降循环的抢购潮过程中，货币的价值尺度会在新 的某个更高的商品价格水平上稳定下来，市场价值体系被重置;这个价格水平至少还在劳动者能够承受的某个低限度水平，虽然劳动者积存的收入，比如储蓄和养老金，因为涨价而出现相当 程度的缩水，从而成为资本利润的扩张来源。只有在抢购潮停止，消费品价格在某个新的价格水平上停止上涨，资本在对劳动者积存的收入，比如储蓄和养老金，进行掠夺告一段落，资本循 环和市场体系运行才有可能继续下去。
在无节制发展的抢购潮当中，虽然市场的交易活动仍在继续，劳动者可能会获得更多的货币收入，但是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物价的飞腾速度。越来越腾高的商品价格和越来越稀少的成 交，使得货币的价值尺度变动过于剧烈，导致的是市场价值体系的紊乱。实际收入缩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本身的缩减越来越快，货币由此变得烫手，从而引起一定时间内货 币流通速度的短期提高或者勃兴，比如在民国末年的上海，就出现工人或者商店职员按天或者按小时与雇主结算工资的现象，然后工人或者职员用手推车运着工资款尽快奔向粮店、食用油店 、食盐店、燃煤店或者百货公司。货币烫手还导致抢购潮由某种生活必需品向其他种类的生活必需品蔓延，继而向众多的非生活必需品蔓延，抢购行为会出现一定的盲目性，人们可能将根本 用不着的一些商品抢购回来堆放在家中。自利的私有资本面对这种紊乱状况也就越来越无所适从，所谓囤积居奇和待价而沽一方面是出于资本自利，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不得已而开始拒绝货币 本身;这也是产业资本循环体系最终整体发生停滞的原因。
在无节制发展的抢购潮当中，作为从市场购买生存资料的工具的货币也就逐渐失去了它的存在意义。存留在人们手中的货币，要么因为失去了货币向商品转换的意愿，要么就因为商品价格太 高而是在买不起，货币不再向商品转换，市场中新的交易关系广泛地不再发生，即使发生也成为偶然。劳动者通过市场能够获得生存资料越来越少于维持其个人及家庭生存的最低界限，换言 之他们的已实现收入已经买不回维持最低生存的生活资料，比如最少的几种和最低数量的生活必需品。作为市场关系体系的中心的货币，与众多的商品一样，都存留于人们的手中，相互之间 不再交换，工厂停产，商店关门，银行歇业，金融市场一地鸡毛。市场体系或者人类生存体系的停止运行使得参与到这个体系中的人们的生活路路断绝，越来越多的货币沉淀在人们手中逐渐 成为无用的废纸。这就是货币崩溃过程，也就是以货币为纽带的市场关系体系的瓦解过程。据统计，国民党统治时期从抗日战争爆发到国民政府崩溃(1937-1949)的十二年间，纸币发行量累 计增加了1400多亿倍，致使同期物价上涨了85000多亿倍，达到古今中外罕见的程度。货币最后几乎变成废纸。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统计，以100法币购买力为例，在1937年可买2头牛，1938年 为1头牛，1939年为1头猪，1941年为1袋面粉，1943年为1只鸡，1945年为1条鱼，1946年为2个鸡蛋，1947年为1个煤球，1948年8月国民党货币改革时为3粒大米。天文数字的价格使得货币价值 尺度失去意义。
货币崩溃过程是一个自我强化的累积过程，其时间跨度可能经历几年甚至十几年。随着物价的持续上涨，人们对货币的认识逐渐变化，而发行货币的政府因为西方经济价值观的欺骗性传播、 而被人们误解为始作俑者和罪魁祸首，政府因此逐渐成为人们仇视的目标并引起政权的更迭，新上台的执政者如果想恢复政府权威及其功能，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将越来越多的人从生存困境中 拖离出来，或者实行生活必需品配给制和市场全面管制，或者进行货币改革。否则新政府仍然会倒台。
所谓“恶性通货膨胀过程”是对货币崩溃过程的曲解
在所有的西方经济学中，西方经济学家因为偏执于虚幻的市场供求机制逻辑，进而将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混同起来，将资本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隔离于考察视野之外，也就导致他们对货币崩 溃的过程与后果不甚了了。即使是所谓的“恶性通货膨胀”在西方经济学中没有一个普遍公认的标准界定。一般界定为每月通货膨胀50%或更多，但很多时候在宽松上使用的比率会更低;多数 的经济学家认为的定义为“一个没有任何平衡趋势的通货膨胀循环”。 资本基于私利策动的无节制抢购潮所导致的货币崩溃恶果，其肇因不再归因于资本本身，而是归因于货币这种工具，“ 通货膨胀”的“恶性”成了货币的“恶性”。
在货币崩溃过程中，社会生产受到破坏和商品相对匮乏是这个过程发动的背景或者前提之一。民国时期法币的和金圆券的最终崩溃，是因为抗日战争以及三年国内战争对社会生产的巨大破坏 ;一战后德国马克的崩溃同样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破坏和因为战争赔款的支付导致的社会生产能力相对低下和消费品匮乏。在货币崩溃过程中，一般而言在消费品市场投机盛行，资 本策动的抢购潮在不同的地点、时间和不同的生活必需品种类上频发，成为商品投机盛行的一幕幕活剧，社会资本运动因为市场价值体系的紊乱而趋于停滞。民国时期法币的和金圆券的最终 崩溃前夜，江浙和上海市场的投机活动同样达到顶峰，工农业生产难以为继并且陷入不知尽头的困境，控制国家政权的官僚资本集团对政府困境和百姓生存艰难视而不见。一战后德国马克的 崩溃前夜，投机活动同样盛行，犹太资本集团同样袖手旁观政府困境和无视德国百姓的苦难，社会生产同样出现死滞局面，这也是后来德国社会仇犹思潮的肇因。在货币崩溃过程中，政府及 其工作人员为了自身的生存，只好滥用货币发行权，开动印钞机造成通货无节制的大量发行，加入到对社会物质资源的争夺中去。民国政府垮台前夕，因为战争费用开支浩大，美援逐渐停止 ，被迫采用货币发行征集战争物资和给养、发放政府工作人员的薪水和日常开支。一战后德国马克的崩溃前夜，因为被军事占领，大量的设备设施被战胜国拆除运走，同时庞大的战败赔款支 付得用新生产的物资抵偿，德国政府被迫发行货币以筹措战争赔款的物资。在货币崩溃之后，人们的生存被迫转向少量的物物交换、甚至用少量外币与金银作为交换媒介，社会处于强烈动荡 不安之中。以“恶性通货膨胀程”来解释货币崩溃过程的人们，是看不到“恶性通货膨胀”背后的市场及社会过程的，同样也就无法理解市场这种社会化生存体系的瓦解过程。民国末年的法 币崩溃和一战后德国马克崩溃的背后，是社会大众面临深重的生存危机。
市场自由和配给制
货币崩溃过程再次证明了所谓“自由市场万能”神话的破灭。因为在市场中垄断资本具有无限制的自由，因为某些资本势力或者集团私利欲望膨胀，就会对以“资本自由”为基础的所谓“市 场自由”加以滥用，从而严重损害广大工资劳动者的生存基础，货币也就必然崩溃，市场体系的瓦解意味着人类社会化生存体系的瓦解。市场中的垄断资本获取利润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中的少 数人对大多数人的的生存资料进行克扣和剥夺，经过持续发展的抢购潮社会机制的演绎，开始反过来毁灭人类的生存，资本私人占有本身的反人类特征因此再次彰显。
人类从来就不缺谋求自身生存的努力和智慧，当市场这种生存组织方式无法达到目的的时候，就会另外寻找出路，由此产生新的社会化生存的组织方式。在此应该提及的是配给制。在物质匮 乏的条件下，配给制就开始替代市场;通过政府的社会组织与管理功能，短期内直接介入社会产品、特别是生活必需品的分配过程。配给制同样有着能够适用的社会条件，在物质匮乏条件下 能够实行配给制的国家，首先是政府要脱离垄断资本势力集团的掌控，短期否定私人占有制度并进行国家征收，对物价进行管制也就是对资本肆意操纵价格获取利润的“自由”进行限制或者 剥夺，消费品按社会的人口平均分配，以维持一个国家治下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采用这种办法，迅速稳定了社会，大大缩短了民族的深重苦难期。俄国“十月革命” 后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是针对这种问题。在私有观念根深蒂固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配给制的意义仍然在于保障某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大众的最低限度的生存，仅仅能够解决“患不均” 的问题，而对“患寡”问题的解决存在相对局限性。当然，直接作用于人的生存的配给制，因为限制了资本的牟利自由、对资本的利润目标优先于人的生存目的的秩序进行颠覆，也就被为垄 断资本势力集团代言、主张市场资本“自由”的人们不遗余力地攻讧。(续完)
参考文献：
《企业与产业资本循环》，清湖渔夫;
《市场价值与货币》，清湖渔夫;
《通货膨胀过程》，清湖渔夫;
《走向崩溃的美元及其国家信用》，清湖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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