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对出卖的理由
中石化要卖掉油品销售公司，中石油要卖掉东部管道公司。这是最近“混合制”改革的两大卖点。
不只是中石化和中石油这样的命脉国企准备出卖，还有众多中央、地方国企正在借“混合制”之名准备大卖特卖。
假如我们把中石化的油品销售公司卖给外资会是什么后果呢?最后的结局一定是层层转卖，大中心城市竞争激烈、为争夺地块而打得不可开交;偏远山区、边防、海岛要地则会无人问津而最终荒废。
出卖以后，除了经济利益归属和均衡布局被打乱之外，更为危险的后果是国家安全招致极大威胁。
历史上曾出现这样的情报战例，某国某地棉花市场出现暂时异常波动，驻地情报人员通过这个微细的变化分析出该地棉花流量增量多少，进而推算出该地集结了若干部队。
如果油品公司被外资掌控，那么军机加油、舰船加油、机械化力量加油和储库加油将不再有任何秘密可言，更别说外资控制造成的各种困难。
所以，我们反对国家国企被出卖主要是基于三个理由：
1，共和国60余年全民的经济利益没有任何理由送给外资和私资集团，其利益归属只能是由国家代表的全民归属。
2，国有企业为国家和全民利益的均衡布局不容被打破或者失衡;
3，共和国的国家和人民安全不容受到任何威胁;
二、“生产-发展模型”的实践局限
目前又到了资本短缺期，中石化、中石油和很多国企缺少发展资本。其实不仅仅是国企，科研、教育、医疗、城市化、军工都缺少资本，国家一直在闪展腾挪。造成这个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 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受制于“生产-发展模型”的控制。
“生产-发展模型”的运作模式是先组织生产，利用生产结余进行扩大再生产。用公式表达就是：
生产—生产分配—生产结余再投入=扩大再生产。
这是我们从建国以来一直到现在采取的“生产-发展模型”。
这个模型也同样是一种传统中国社会的生产模型。
不仅如此，这个模型也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几乎耗费整卷篇幅所论证的所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这个“生产-发展模型”有其实践优点和弊病。
对于封闭经济体的有限经济需求而言，通过若干生产周期的循环，有限的经济需求很容易达到满足。这是其优点。
譬如在家庭领域，对于吃饭问题、住房问题、穿衣问题的食、住、衣三个问题的有限需求而言，通过初期的节衣、缩食、共房和辛勤劳动及结余投入，很容易达到丰衣足食而满足有限需求。 (前提就是土地资源相对无限)。
中国历史上，战乱以后，荒芜土地较多、人口相对较少，通过修养生息很容易再繁荣。当繁荣到一定阶段以后，相对无限的土地资源变成有限土地资源。
失去相对的土地获得以后，特定地域就走向土地兼并。土地兼并走向自耕农破产和随着自耕农缩减而国家财政缩减。由于土地兼并的存在而社会整体财富在增长。社会整体财富增长导致经济 运转的货币相对减少。货币相对减少导致物价下跌。物价下跌导致以货币衡量的财政税收加重。财政税收加重导致自耕农破产加剧。恶性循环导致国家和社会破产。
这就是中国的历史循环周期律。
在中国历史上，每次朝代更迭都伴随开仓放粮和缴获大量前朝的粮仓和各种储备库。而每次农民起义的口号都毫无例外地是“均田地”。
一个看似完全合理的“生产-发展模型”会导致王朝灭亡和历史周期更替。
三、新中国经济模型的选择
新中国建国后如何发展经济?有人主张中国是相对落后的农业国，生产力低下，应优先发展农业和传统手工业，到一定时期通过一场运动改造再发展大工业。毛泽东认为中国应优先发展重化 工业。
从国情来看，新中国第一是人口过多，5亿人口。人口过多导致人均耕地稀少。人均耕地稀少会导致农业本身难以解决富裕问题。第二是农业产量低，农业产量低会导致农业除满足养活人口外 难以结余。第三是城市负担过重，虽然中国90%是农民，但城市依然处于大规模失业中，城市严重超重，如果不解决粮食向城市转移问题城市将破产。
所以，修养生息，优先发展农业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历史已经把新中国摆在了突围的境地，想回到过去都不可能。
因此，无论是摆脱历史周期律还是解决建国时期的城市困难，唯一办法就是把农业剩余向城市转移，让城市活下去。第二个办法是大规模发展工业，走工业化道路和支撑城市发展。第三个办 法是用重化工业的化肥、农机、种子、水利支撑农业，使农业进步足以养活全中国的人口。
这就是优先发展重化工业道路。
其结果就是中国不仅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以超过人口增长1.2个百分点的速度从1949年的209公斤增长到目前人均粮食430公斤水平。
其阶段性标志是1949年人均粮食209公斤，人均增长一半在1978年至317公斤，人均增长一倍在2011年至424公斤。增长一半用时29年，再增长一半用时33年。
也就是说，中国人真正吃饱饭是在2011年。稳定吃八分饱是在1982年。全面免除农业税是在2006年。农业不必再为工业转移结余。
毛泽东的重化工业道路解决了“生产-发展模型”的产业转移问题和产业循环，即农业结余转入工业建设和发展，工业建设和发展促进农业发展。
四、“生产-发展模型”的理论局限
但是，“生产-发展模型”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循环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虽然利用“生产-发展模型”建立了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却并不足以支撑城市化和现代化。
这个问题很早就暴露了出来。70年代上山下乡，80年代待业，90年代下岗。等等问题说明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不足，不足以支撑城市就业;另外一方面中国又有许多产业能力空缺和低 化。这说明我们在工业化进程中始终存在产业不足、就业不充分的问题。同时企业资本短缺问题始终未解决。
就业不足、产业不足和企业资本短缺从三个方面表达了一个实质问题就是“生产-发展模型”的老路不仅有实践局限性，不足以把一个国家从农业国带入工业国，更不足以占领高端制造业持续 引领工业革命潮流。其根源在于这个“生产-发展模型”在理论上也同样存在着局限性。
“生产-发展模型”的理论局限在于扩大再生产是从生产环节开始的。从生产环节开始，经过生产分配，其生产结余是十分有限的，积累起来的生产结余若要复制原来的生产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
以中国产出结余8%计算，形成完全复制的第二个生产板块是10年时间，也就是说10年时间我们才能形成第二块生产循环。而按世界平均3.6%的产出计算，则需要20年时间才能形成第二块生产 。
20年时间里，第一块生产板块已经报废，需要重新组织和形成。所以，世界平均水平根本不足以形成新生产板块，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
中国8%的生产率能够拿出来的形成新板块的余额在扣除原生产板块的维护简单再生产所需要的3.6%回补以后，只有4.4%可以用作扩大再生产结余和转移再生产结余。这就需要15年时间才足以 形成第二个新生产板块。
这还仅仅是技术、工艺、资源等相对固定的已有产业领域，并不需要新的任何创新和开发支撑。
一旦遇到新产业的开发支撑，则余额转移需要进一步扩大。一般新开发产业的创新投入回收期在15到20年。这意味着4.4%的余额转移要么只能形成创新开发，要么扩张原有产业，二者只能居 其一。
这就意味着中国8%的生产能力只适合原有产业的升级换代，并不足以形成新产业领域。
以要言之，在“生产-发展模型”条件下，中国保持8%的生产能力只适合维护扩大再生产或者升级再生产，无法形成新产业板块。
在“生产-发展模型”条件下，世界3.6%的生产能力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即无法扩大也无法升级，这是西方历史性的困局。
因此，在理论上，“生产-发展模型”若要进行扩大再生产和升级再生产必须保持一定的生产效率，如果效率过低而又要扩大和升级生产则只能压缩消费或者压缩生产分配。
压缩消费是中国历史上的惯常做法，这个做法为中国人和中国家庭赢得了勤劳、节俭的美誉。
压缩生产分配也是历史的惯常做法，也同样为中国和世界一切企业赢得了剥削剩余价值的名誉。
中国经济60年的历史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奇迹，前3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在9%到12%之间，改革后也在9%左右。均高于8%的扩大再生产和升级再生产的临界效益率，使中国经济腾飞于世界。尽管我 们的先人付出了勤俭的代价，但是全中国人民都吃饱饭、都有经济产品使用，代价是值得的。
五、“货币-发展模型”导致产业革命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地从商品入手分析了“生产-发展模型”后说：
“因此，这整个运动好象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为‘预先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资本论》第一卷，P781，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资本论》第一卷，P782，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从1492年地理大发现以来，到1660年，运到西班牙的黄金就是185吨，白银1.6万吨，仅白银就是当时整个欧洲白银储量的4倍。
加上葡萄牙、英国从世界各地掠夺的黄金白银，整个欧洲货币量增长了近10倍。1848年美国打败墨西哥，黄金从1847年的1.2吨猛增至1848年的55吨，到1855年仅一年的能量就占了世界黄金的 45%。
从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西方世界以掠夺、奴役、屠杀获得的黄金为1192吨(原有量为550吨)增长2.16倍;白银获得量为21000吨(原有量为7000吨)增长3倍。整个欧洲的货币能力增长了 5.16倍。
(不同学者对地理大发现前黄金白银储量估算不同。根据另外的统计，原欧洲白银仅有400吨，则仅白银一项，欧洲货币增长了52.5倍。)
马克思说：“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来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P822，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不仅如此，还从阿拉伯、印度、中国获得了数以千万计的发明创造，才奠定了西方繁荣和所谓领先者地位。
(依赖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再翻译运动”，即把阿拉伯世界的“百年大翻译运动”成果全部翻译成拉丁文)
这也就是说，依靠“货币-发展模型”欧洲世界才出现了所谓“工业革命”。从不同的估算额看，西方货币化的资本最低在5倍投入、高则达到50倍投入。
假如仅仅依靠“生产-发展模型”，没有新金银货币投入，以西方不高于3.6%的生产效率，根本没有任何积累完成产业革命。
假如西方能够依靠“生产-发展模型”完成产业革命，则中国早已完成产业革命，西方也不会到产业革命后才超过中国的总生产能力。
到1973年，西方全部的贵金属货币能力已经耗尽，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西方世界再次发生了生产效率维持3.6%的水平。尽管美国、欧洲一再动用货币宽松工具，但一则没有高效率实体生产支持，二则不会再有免费新工艺技术的输入， 三则私有金融制度决定了资本逐利不可能全面支持实体产业。这奠定了西方经济体系必将没落的命运。
六、中国首先需要配平“货币-经济比例”
改革开放前，新中国的货币发行在1:10000兑换以后，在经济产品短缺时代，是以8:1比例为零售商品配置的货币。而且这个零售商品还不包括粮食、棉花、布匹、糖等经济产品，更不包括钢 铁、水泥、石油、机械。
1978年的货币M1是859.45亿，到2013年为33.7291万亿，增长到392倍。
同期对应的经济产值是1978年3202亿，2013年是568845亿，增长到178倍。(经济产值统计是不变价格条件下，即扣除了通膨因素)。
同期1979年CPI为100，2013年CPI则为573。
这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到178倍，而等值货币供给只增长到68.4倍(货币增长扣除CPI上涨)。货币供给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比改革前紧缩程度更重。
也就是说改革三十年，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货币和经济增长的配平关系不是更加均衡，而是更加紧缩，紧缩比例是2.6倍。
这意味着中国仅仅配平目前的货币-经济关系，需要把M1的规模从33.7291万亿，扩大到87.7万亿的水平，增加额在54万亿水平。
中国的发展动力，国企资金的短缺，产业开发不足的根本动因是货币配平不足，更别谈“货币-发展模型”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这是当务之急。
配平货币首先从配平军队、军工、国企、农业、科研开始。在60余年时间里，在“生产-发展模型”条件下，军队、军工、国企、农业、科研为共和国压缩了过多的消费、也压缩了过多的生产 分配。在全货币社会主义资本条件下，要让共和国支柱力量得到其应该得到的社会主义货币资本支撑。
因此，铁路、石油、石化根本不必变卖，也不能变卖。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