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后是墙：漫谈「鞍钢宪法」（上）

门后是墙：漫谈「鞍钢宪法」（有删节）

　　陈泰

　　……与国际工运的长久隔膜，本土反剥削传统——以省港大罢工为顶峰——的人为断绝，使无产者奇缺自我组织的精神武库。泛左翼阵营内，某些原文革「造反」分子承认建国后的官僚专制事实，却坚称「〈鞍钢宪法〉式的‘三结合’，到文革中‘三结合’的革命政权形式，这是走向‘公社’的必经之路」[2]；一批毛左理论家赞颂「毛泽东重视群众的智慧和群众的首创性，珍视人群中的异端思想」[3]（萧喜东），把毛的若干思想实践（从「鞍钢宪法」到「四大」[4]）描绘为工农当家的「继续革命」。

　　那边厢，中华资本的谋士团对中共精神遗产的「古为今用」渐入轨道。个别有产文人把毛时代的「两参一改三结合」诠释为西方式「团队管理」，鼓吹「所谓‘丰田生产方式’，就是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团队合作’」[5]（崔之元），有助大小老板提高利润。与垄断资本血肉相连的军政官僚群，时而也替「鞍钢宪法」招魂，重提「搞‘两参一改三结合’和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等，是完全正确的，对我们现在探索中国式企业管理，仍有重要指导意义」[6]（原冶金部长王鹤寿）。多数主流学界对「红道漂白」暂不领情，捂着鼻子叫骂上述努力「实际是对正常市场秩序中的所有者权利的忽视和排斥」[7]（秦晖）云云。

　　从无产者的角度衡量，「鞍钢宪法」扮演过什么角色？它的「群众参加管理」与工人民主能否划上等号？……，假如这部「宪法」重返工厂，对哪个阶级有利？首先，让我们弄清它的内容。

　　什么是「鞍钢宪法」？

　　1960年3月，鞍山市委的汇报欢呼鞍钢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已经形成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8]。针对有关内容，毛泽东提出「鞍钢宪法」的概念，指示各地工业干部以它为蓝本「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9]。对「宪法」的基本脉路，七十年代初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归纳说：「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群众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的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10]。以上原则，被誉为「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伟大纲领，是正确处理企业内部劳动人民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11]；直至文革末期，当局仍激励广大职工「坚持‘鞍钢宪法’，发扬共产主义精神」[12]。

　　需要提醒读者，「鞍宪」各要点绝非从天而降——它们要么资格甚老（「大搞群众运动」），要么渐成既定方针（干部参加劳动），要么反复试点（「两参一改三结合」）。对工人来说，「两参一改三结合」意味着什么？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与干部参加劳动的配套政策催生了哪些后果？暂且搁下三言两语难以辩清的历史风云，先瞧瞧被官家起劲「大搞」的工人兄弟生计如何。

　　工资等级制：毛时代社会分化的镜子

　　为了替瓜分国有资产凑足理由，八十年代主流舆论向「平均主义」频频开炮——「受长期革命战争传统的影响，（中共）对物质利益原则在思想上一直采取抵制态度。人民公社的供给制试验虽然失败，分配上的接近平均仍然被当作基本信条」[13]（胡乔木）。实情如何呢？执政后，中共确曾昭示天下「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尽量使大家都有饭吃，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个人饭，五个人吃’」[14]（周恩来）。敬爱的总理漏了一句：工人的裤带勒紧点，咱们首长才有机会吃得香甜。

　　中共进城后，工资制度几经更迭，但繁复等级从未稍改。1952年2月启动供给制（食品、衣服和津贴[15]）改革，新版津贴的两极差距从原有的8.58倍涨至27.5倍。1951年12月，中央人事部公布29级制《暂行工资标准》：最低与最高级别分别是21.20元和403.09元（相差18倍）。1955年7月，中央推行30级工资制；在北京地区，最低与最高定额分别是20.88元和649.60元（相差30.1倍）。

　　别看衙门喉舌拿腔拿调地抱怨「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标准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应当说，还是一个比较低的工资标准」[16]，工人们深知谁是挣扎求生的底层。解放五年后，工会统计表明「不论重工业、轻工业或建筑业，职工的工资收入不足50元者都占很大比重」[17]；另一份报告指出少数职工（约5%）赤贫无依，急需定期补助；每遇大事（生育、疾病、婚丧、小孩上学、亲友探望），多数（65%左右）职工立陷入不敷出的窘境[18]。1953-1954年间，大量加班[19]与连续减薪激起全国工潮；稍作让步后，官方转身即大呼小叫普工、杂工和学徒的「工资标准规定高了一些，这是很大的缺点，应该改正」[20]（周恩来）。1958年2月，国务院发文延长学徒的满师期限（从半年延至两年半）并削减待遇，同步下调普工杂工的薪水。1958年6月，中央又发话「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比农民高一点是必要的，但不要高那么多。平均主义要不得，高低悬殊也要不得」（刘少奇在劳动部、局领导干部会上的讲话）。

　　「少奇同志」没把话讲透，笔者替他挑明：收入层次「高低悬殊也要不得」的钟鼎决断仅针对基层劳动者，与干部无涉。「反对平均主义」的叫嚷，更抹杀了天大的事实——毛时代的上层圈子（含文艺界与专家群体）从未有过与平头百姓薪金均等或相近的时刻！

　　1956年7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倡导「克服平均主义」。新规定把工业工人的工资列为8级，扩大了两极差距——以石油钻井工为例，各地工人的薪差大致为3.2倍；石油业内部，钻井工与中层管理者（厂长、总工）的工资差距达5倍。在北京机关，正副总理享受一级待遇（月薪644.0元-517.5元不等），勤杂工位于链条末端（33.0元-23.0元）。与复辟前后大陆文化圈的血泪控诉相反，毛时代的专家层长期支取高薪——研究员、教授的月俸定为345元，并设有「特等」工资范畴；与此同时，井下矿工最高月入不过128元[21]。

　　从住房条件，进一步看毛时代的社会分化

　　老民国的无产阶级受尽盘剥，挤在贫民窟煎熬度日。解放两年后，全国总工会哀叹劳工住宅暂无起色：「有的工人没房子住而露宿街头，睡在火车站票房，住在机器房，澡堂，矿车厢里，有的工人虽有房住，但地潮屋漏，阴暗狭小」[22]。五十年代，国家陆续建成部分宿舍[23]，却杯水车薪且甚简陋——「一般城市里，职工住宅非常缺乏；有的地方修建了住宅，但一些街坊内没有商店、食堂、诊疗所和中小学校的建筑」[24]（城市建设部长万里）。解放十年后，有关部门的报告招认工人住宅的总体状态仍趋恶化：众多工业重镇的职工平均居住面积缩减；上海、华北等地存在大片棚户区；各地充斥老旧危房[25]。直陈工人惨状后，报告话锋一转胡诌什么「国家建设初期，居住房屋一时紧张，是不可避免的现象」[26]；轻描淡写的语气泄了底牌：视大规模贫困为当然代价的中共经济路线。

　　自五十年代起，北京多次授意下属「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票不可开得过多」[27]（毛泽东），喉舌们掂起脚尖帮腔吆喝：「必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集中主要力量建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因而决不应离开发展生产的基础而过急、过快、过高地要求改善职工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28]。同时，英明领袖大谈「工是否更为勤勉、积极、主动，决定于政治觉悟的高低」[29]，为动员工人无穷奉献（从「大搞运动」到「限制法权」）提供了理论前提。

　　有的读者会问：「鉴于国力孱弱强敌环绕，号召或迫使大众克勤克俭，能否说是悲壮却正确的抉择？」。我们答：从投身社会革命到巩固工人国家，无产者都将付出相当代价，因为这关乎我们自己的历史解放；但「工人乐园」的内涵绝非工厂大桥原子弹等狭隘定义所能包容。没有大众的文化飞跃与全面介入社会管理（学习成为统治者），就谈不上有机的社会主义进步；提高文明程度也好，积累统治经验也好，均以工人生活的初级丰足为前提；视抵死压榨百姓为自强法宝的长期战略，至少反证了一点：基层职工毫无国家决策权，给数十年后的倒退变天埋下浓重伏笔。

　　退一步说，假定工农的贫瘠生存实属「筑起血肉长城」的悲怆必然，是否大家都有份牺牲？听听中共首脑及部门汇总的权威供词。解放后大批工人露宿街头之际，当权者「讲究排场、随便挥霍老百姓金钱的严重现象，仍时有发现」[30]（朱德）。众苦力被号令扎根工地流汗流血，首长们却过足官瘾：

　　「原西南军政委员会仿照北京‘天坛’、‘天安门’古典的建筑形式，在一九五四年三月修成了一座可容纳四千五百人的豪华的大礼堂以及若干附属建筑。整个建筑经历了两年六个月的时间，中途不断返工，七次追加预算，但建成后的用处却不大，其附设的招待所平均每日住不到五个客人」[31]。

　　解放十年后，官府公文记录道：「很多中小型企业，一般是先建工厂，后建住房，甚至未建住房，新增职工无处居住」[32]，还小心透露「同一时期，其它非生产性的建设，如办公大楼、展览馆、大礼堂、文化宫、高级招待所等建的多了些」[33]。直至文革前夕，当局仍压低嗓子呵斥「中央三令五申之后，有些地方、有些部门还进行楼馆堂所的建设」[34]，可见此风的绵长有力。

　　官民之间的住宅标准同样泾渭分明。在上层，高干攀比「房子越大越好，装饰越贵越好，供应越多越好」[35]（周恩来）已成风气；在中层，形势大同小异：

　　「我参观了一些工厂，厂长、总工或者党委书记住的房子是一栋栋公馆，是新盖的，处长又是一栋房子，科长又是一栋房子，其它房子又是一栋房子，工人宿舍是另一栋房子。等级分得很清楚，甚至厂长、处长、科长的办公室里面，住的宿舍里面，几个台子、几个沙发几个凳子都有等级」[36]（刘少奇）。

　　建国初，解放者居高临下地训示「人民群众是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主要是体力劳动）而一般地难于直接行使管理权力」[37]；首长代劳工农听喝的后果，便是「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38]（陈云）。六十年代中期，当局带着倦意第N次声讨「党的干部中，确有一些人在思想上、感情上、生活上已经起了根本性变化，完全蜕化为资产阶级分子」[39]，给陈云那番感慨留下风暴前夜的历史注脚。

　　「按劳分配」与官僚寄生

　　对毛时代的工资等级制及社会分化，大陆泛左翼阵营或曰「按劳分配」，或曰这是文革本欲打倒的「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权利和文革工人造反的议题，笔者另起专文探讨；且看「按劳分配」的说辞能否替首长们把事摆平。

　　上台初期，中共表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谁劳动愈好，工作得愈好，谁获得的报酬就愈多」[40]，更高调宣讲「社会主义社会里，对于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国家付给他们的报酬还应该有一定的差别」[41]（周恩来）。

　　就此，一位海外革命者驳斥说：

　　「社会主义社会里，分配是完全地、纯粹地根据「按劳分配」原则进行的，那时已经没有地主和资本家，没有人能够凭他占有生产数据而在社会生产出来的消费品总额中分得一部份。那时人人都是劳动者，而在劳动者之间分配消费品的标准是‘等量劳动取得等量消费品’。这就是说，工资是一律平等，不分等级的，不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也不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不分技术高低），当然更不论劳动者的性别、种族等等，每个劳动者所领取的工资都按同一标准由他所付出的劳动量决定，任何职位一个劳动日的工资都相同（但特别劳苦的工作，一个劳动日的实际工作钟点比较少）。这样平等的分配制度还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的标准。还没有完全超越资产阶级法权的范围（仍然应用着等价交换的资产阶级法权原则），但已经和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分配制度大不相同……

　　中国现在还没有单纯按照劳动量来决定工资，工资还不平等（而且差别还很大），所以现行工资制度还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式的制度」[42]。

　　或许，以上评语失之刻薄？且退一步，假定官方的付酬标准（「工作得愈好，获得的报酬就愈多」）无悖社会主义原理，但这一标准兑现了吗？以上海为例：1952年上海职工实际平均年工资为782元，1962年反降至707元，1983年为785元，与解放初勉强持平[43]。以当地全民所有制企业来说，1952年的职工实际平均年工资为794元，1962年降为739元，1970年略升至735元，1980年为841元，比解放初增长不足10%。尽管收入停滞倒退，产业工人的生产率节节升高。再以上海全民所有制企业为例：1952年的人均劳动生产率（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为5942元，1962年达到9479元，1970年跃升至19909元，1980年为27830元。与八十年代盛行的主流污蔑「大锅养懒汉」相反，收入微薄的中国工人，交出了一份无愧于心的劳动答卷。

　　向老大哥致敬之余，我们想问：群众创造的巨量财富跑哪儿去了？就算「四化明天」铁定要求老少爷们死扛，但多少工人的历史牺牲让专权者私吞挥霍乃至白白浪费了？接茬细瞧首长们的自揭画皮。

　　「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44]（周恩来）的官场习气，让企业内「许多干部引用私人、对家属亲朋安置较好位置的恶劣现象」[45]泛滥无忌，吞食挤占无门路者的收入份额。领导们煞费苦心寻觅种种点子（临时工不享受劳保条例、无退休费[46]）压缩工人工资总量，对内另行一套游戏规则。解放十年后，中共发觉「多少年来，我们对干部就是包下来，能上不能下。现在看来，副作用很大」[47]（邓小平），已迟滞国家机器的运转。计将安出？高官将帅托着下巴感叹「倒还不全是待遇问题，解决待遇问题可以保留原薪原级，问题是职位要能下」[48]。免官降职，优待不变——即为执政集团内部微调的底线。六十年代的上海工人在棚户区苦中作乐，毛泽东却以劳力士馈赠妻子[49]；话说回来，区区名表无外是「请客送礼，置装添私；苦乐不均，内外不一」[50]（周恩来）之类特权生活方式的小点缀。

　　资本主义复辟后，大陆毛左理论界如何看待上述丑行？他们挥着拳头批判「执政党内的当权派集团，打着革命旗号作幌子实行官僚主义、等级制度」（萧喜东）[51]，却辩称毛氏晚期理论是治愈蜕变的良药。以「鞍钢宪法」的重要一页——「大搞群众运动」来说，毛左分子断言它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宏大创举，意义深远云云。这番说辞站得脚吗？让它与事实见个面！对先进工人而言，了解执政者「运动群众」的内因外果，是理解建国后「群众运动」本质的第一前提。

　　「大搞群众运动」：目标选择手段

　　漫长割据与残酷内战，给中共的战略战术、组织原则、干部补充与行事风格打下永远的烙印。三四十年代，瑞金及延安政权厕身共运框架之内，逐步演变为踞于工农之上的利益集团；它既未立即抛弃社会革命的远景，却以权变伎俩从事日常斗争。它拿盲从精神熏陶干部群，通过后者驾驭工农；借助群众压力，它竭力驯服间或「出轨」的各级头脑，维持对庞大脱产队伍的控制。试举一例：西北决战前夕，针对野战指挥官的擅权苗头，党委发起诉苦与三查运动[52]，收效甚好：「许多干部过去爱打人骂人，以致违犯群众纪律，工作不积极，被（士兵）群众审查尖锐批评后，改变了态度」[53]（彭德怀）。天长日久，中共视「搞运动」的操纵手腕为「山沟里的马列主义」，颇有得色。

　　击败有产政权后，「隐忍一时」的尊卑制度及专断文化以恶性膨胀的势头覆盖了红色江山的上层建筑：「党内常常出现的知而不言、言而不尽的情况，同党内那种言者有罪、闻者不戒的家长作风、军阀作风有直接的关系」（张闻天）[54]。派系倾轧与工农决定权的缺席，搅得衙门鸡飞狗走：「政出多门，工作散乱；互相排挤，上下隔阂」[55]（周恩来）。从京畿城墙往下瞅，高层心知肚明「光靠少数领导干部发现我们工作中的问题、缺点和错误，那是很不够的」[56]（陈云），必须求助基层「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57]（毛泽东）。决心既下，「用大鸣大放、出大字报、展开大辩论的方法进行整风运动」[58]（刘少奇）便成了社会生活的保留节目。

　　困扰中枢的另一桩烦心事，是众部下的懒劲齐发：「不了解下情，不去基层组织作调查研究，或只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59]。拍桌训话之余，中央推搡着官员群「分别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60]。是为后来声名大噪的「干部参加劳动」。

　　随着高速工业化的逐步铺开，官员们先后感到「机器加管理制度并不能代替活生生的人，要搞好生产，必须依靠从事创造物质财富的广大职工」[61]（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从解放初的「马恒昌小组」[62]到大跃进年头的科技革新运动，北京的治国方略始终包含上述元素，最终形成「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模式。

　　毋庸置疑，工人献计与工人权力是两码事，也不等于自动减轻民众疾苦。「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63]（毛泽东）的禁欲官腔，替铺天盖地的守纪文宣定下调子：「服从领导，听从分配。党叫干什么，就去干什么；需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64]，还一口咬定这是正宗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

　　使骄横的实权分子有所收敛[65]；让大众替小圈子决策纠偏补遗；赶官员蹲点劳作现场「找回感觉」；令工农永葆老黄牛状态——以上各条，即为中南海「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大搞特搞群众运动」[66]的基本动机，也造就了「鞍钢宪法」的无上荣耀。马列先贤有云：一定目标必定选择相配的手段；落实目标的过程，无法脱离固有逻辑而天马行空。走向全国的「鞍宪」后事如何，很快便有分晓。

　　党权力与群众监督：虚实之辨（续谈「大搞群众运动」）

　　建国后，中共语言增添了一个新字眼：「群众闹事」。最高领袖一锤定音：「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不赞成的。但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67]（毛泽东）。几句话，交代了官僚集团的整体统治思路。

　　「闹事是坏事，是我们不赞成的」。群众干嘛一根筋使坏？主席副手答：「往往经过了好几个月，经过了半年，采取了各种办法，官僚主义者不理，解决不了问题，最后才来请愿、罢工、罢课」[68]（刘少奇）。换句话说，「闹事」无非是愤懑百姓的绝望之举，且未逾越有产民主国家（不必说工人政权！）的公民自由范围。皇城内递出狠话：「我们不赞成」，抬腿踩碎工人的当然权利。硝烟尚未散尽，新国家已指定「工会经常的中心任务，就是根据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和说服工人，组织工人们积极劳动」[69]（李富春），一刀阉掉工会的传统职能：无产者的初级自卫。毫不奇怪，「平时工会工作薄弱，等群众闹起来以后，不能站在群众里面说服群众」[70]。

　　「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不消说，「我们」统统是权力豪宅的顶级住户。何为主席口中的「官僚主义」？国家决策、官定规章或人事任免？都不沾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71]——中央如是说。这一定义把大小权贵的欺压恶行挪到「作风」领域，颇有避重就轻的嫌疑。六十年代，原总书记张闻天指出「国家往往可能为了国家的利益，不重视工人的利益，违反工资政策」，即政府对群众权益的有意侵犯。如何遏止类似的国家横暴？「鞍钢宪法」及一号广播员毛泽东均闭口不言。

　　且退一步，只谈「接受教训、克服坏作风」。以鞍钢为例，弓长岭铁矿领导班子「平常对预防事故无所作为，甚至事情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时候，还对某些漠视工人生命安全的官僚主义分子采取姑息态度」[72]。一旦职工抗议，难免刀斧伺候：「许多地方和部门的领导者……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73]。罢工罢课请愿游行「是坏事」，工农学生拿什么促使「某些」老爷痛改前非？首长摊开讲话稿：「克服官僚主义需要加强由上而下的领导，同时需要动员群众力量，实行由下而上的监督」[74]，怎样监督？「上面动员，下面揭发，相互批评教育」[75]（上海市委）。战果几许？主席胸脯一挺：「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评，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76]。莫非真有奇效？继续让事实发言。

　　外敌覆灭前，「群众批评」已显示了自身的脆弱。西北野战军三查运动期间，「（战士）批评某些干部时（这些干部）就变脸说：‘三查运动时民主权力是你们（指士兵）的，这是暂时的，三查以后权力是我们（指干部）的’」[77]。不难推测，「某些干部」一手遮天后的嘴脸。九十年代末，我们终于听到了破落「老左」的迟到证言：

　　「原来整党的三条：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经过反右派斗争，有些部门，有些地方，三风不正不是减少了，相反更增加了。省、市、区领导中，有一些品质不好的人，把反右派当成一个武器，来反对和他不同意见的人」[78]（邓力群）。

　　毛左人士追捧的无敌神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真实功能也挺暧昧：「有些单位滥用了这种方式，不让各种不同意见有同等发言权，甚至压制正确意见」[79]（周恩来）。哪位神仙如此大能，「不让」群众自由鸣放？看来只有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土地公。几轮运动折腾完毕，了解内情的高干们摇头不已：「所谓‘群众运动’，往往并没有真正的群众基础，而是在强迫命令的情况下进行」[80]。别看「首席执政」以超脱姿态教导僚属「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81]（毛泽东），主席的井冈山战友却捅破了窗户纸：「表面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决不可能实事求是」[82]（原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曾志）。建国初的工业部「三反」时期，曾志亲眼目睹主持者「采取延安整风‘抢救运动’那种方式，开群众大会，点名批判、搞逼供信、吊打关押、威逼利诱、车轮战术等，无所不用其极」[83]。五七整风的日子里，面对群众的提防态度（「怕说错话被戴右派帽子，怕‘找小脚’，怕提出问题领导不解决」[84]），黑龙江省委连挠后脑勺。真可谓锣鼓喧天旌旗猎猎，难掩内里的凄风惨相。

　　我们不能不问：鸣放辩论老半天，究竟谁说了算？谁是运动的主体？一份高级文献交了底：「每个具体的部门和单位，运动进行得好坏，关键在于领导」[85]。在人心不稳的工厂，中央指令「实行和加强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86]。谁来降伏惹不起的党委？上级党委派去的「城市工作队」。空降大员滥权怎么办？由上司收紧权限：「城市工作队有关隔离、拘留、搜查、开除公职等权限，过去未明确。这次决定一律报市委批准」[87]。假如市委、省委胡作非为呢？从北京下发越来越厚的禁令，派出核查工作组[88]。设若禁令废纸一张，工作组与恶势力沆瀣一气？毛时代的执政实践竖起最后一块路标：重申「工人群众批评和实行监督的权利，必须切实地得到保障……」[89]。似曾相识？没错，它指向「群众监督」大牌坊的正门！

　　或许浸淫权力过久有点麻木，总书记一不留神冒出几句大实话，堪称「谁说了算？」的精彩答案：

　　「我觉得，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会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会本身。这是一个小集体。我们一些领导同志，同伙夫、勤杂人员等同志们编在一个党小组里，那是起不了多少监督作用的」[90]（邓小平）。

　　做个简约总结：中共深信「群众监督可以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会提出很多好意见」[91]，仅此而已；走出献策苦谏大会，工农仍是领导们呼来喝去的小卒[92]。「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老爷们」[93]（毛泽东）——大家长背手踱步，深知棋局正待落子，一切远未终结。如何成批制造驯顺又肯开动脑筋的「智能棋子」？如何提高众国手的自身棋力？随着中南海的声声呼唤，「两参一改三结合」掀帘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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