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参加劳动·「党的领导」·工人参与管理（初谈「教育干部和群众」）
正如上文所说，「首席执政」一直把「教育干部和群众」视为国之大事。多年推动后，「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前沿要素「各级干部都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94]，最终写进中国宪法。利用这一手段，权力核心希望达到多个「教育」目标：加强官员自律；改善干群关系；提高领导者的管理素质。
部长司令们挽着袖口扛起铁锹雨淋日晒之余，确曾纷纷起誓「我们决不能把职权当作特权，要做普通劳动者」[95]。这誓言远非纯粹的违心套话：不少「石光荣」、「姜大牙」式的工农干部尚未彻底淡忘「造反」的朴素正义感；五六十年代，「许多同志也以自己能以普通劳动者面貌在群众中出现引以为荣」[96]（薄一波）。在工厂矿山，管理层发现了「以情动人」的超高红利：「干部越是经常参加劳动，以身作则，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工人的自觉性就越高」[97]；以大庆油田为例：哪怕干部与工人一同打饭睡几天宿舍，也能激发部分淳朴职工的加班热情[98]。
最后——也最重要——的目标，是让车间实践点拨干部「及时发现并认识生产的客观规律，总结及传播先进经验，尽可能地按照客观规律组织领导生产」[99]（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亦即制度化地培养贤官能吏。作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发源地，黑龙江的最高长官说得直白透亮：鉴于「干部的主要任务是从事管理及其它工作，工人的主要任务则是生产」[100]，所以群众管理的本质在于「加强工人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培养他们的管理能力，运用他们在生产实践中的经验，丰富我们的管理知识」[101]（黑体为本文所加）。
「工人的主要任务是生产」。有这条定位原则垫底，不难猜到书记们指引的「群众管理之路」拐向何方。在「两参一改」的首创地——庆华工具厂，「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没有清算住宅等级制，而「首先是指向工艺规程、操作规程和劳动组织、生产组织等方面」[102]，让省市领导兴奋得乌纱乱颤（「（庆华厂）一九五九年的生产能力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提高了一倍半」[103]）。在其它企业，各生产管理小组的工人分头包揽考勤、记录、计划、工具、材料与质量检验，改善了作业流程：「由于工人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中断工时大量减少，有些小组已消灭了这种现象，生产效率大大提高」[104]。
毛时代头号工业巨人——大庆油田也未置身事外：「搞社会主义企业，要依靠广大职工的革命行动。大庆石油会战本身就是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105]。当地管理层不甘人后，火速呈上几坛政绩酸菜。除了已熟知的「发动群众讨论生产上的作业计划，讨论规章制度，讨论生产技术的重大问题」[106]，油田领导鼓捣出一个「政治民主」的新款玩意儿：「各种会议或生活会上，工人都可以插话，对干部进行面对面的批评，正确的意见，干部就立即接受」[107]。谁判断意见正确与否？干部。谁决定接纳——哪怕十万分正确的——进言与否？干部。谁应整治不听劝的干部？看来只有更大的干部。大干部也有犯混的时候：「生产建设的瞎指挥，许多来自上面」[108]（薄一波），谁去对他们「面对面的批评」？谁来整治一意孤行的大干部？「政治民主」的新思维如此这般地坠入官僚专权的旧轮回。
解放后，「许多厂矿企业整顿劳动纪律只整工人，对职员和领导干部的劳动纪律则不加过问」[109]，工人大眼瞪小眼；六十年代初，中央喝令下属「不要把技术上的不同意见，随便当成思想问题，更不要当做是政治问题」[110]随意整人；嚷嚷「炮打司令部」的伟大领袖，真心指望的仍是灰色官僚：「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111]；天庭尊神的纷纷倒地，没让凡间小民起身入堂：「要听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话。使中央实行毛主席的路线就是大民主」[112]（周恩来）。声浪盖过天的「工人参加管理」呢？其实，当政者早已透彻揭示「鞍宪」的本质功能——「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主人翁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保证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113]。花样百出的背后，「党」继续端坐指挥决策的禁地明堂，堂下工农继续跑腿卖命，延续着贯穿整个毛时代的尊卑秩序与利益格局。
翻身期盼与新型压迫的巨大反差，特权阶层及时行乐与无产阶级「人肉换石油」苦斗气魄的辛酸对比，不可避免地催生、深化着工人队伍的失落与隔膜感。「首席执政」连发警报：「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114]，因为现实本就处处敲打工人勿忘自己的无权地位；但幻想耍几套「以情动人」的把戏蒙混过关，未免低估劳苦大众的阶级直觉。内部会餐的酒席上，庙堂长老闲谈间痛感部分青年工人「还不能很好服从国家利益；对待公共财产和劳动纪律还缺乏自觉性和主人翁态度」[115]，甚是可恶。首长们几分焦躁、几分失态，也越发抱定加大马力「教育干部和群众」的决心。
「政治挂帅」与工人热情（再谈「教育干部和群众」）
中苏决裂后，北京连声呼吼「防止修正主义」，并把「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116]（毛泽东）列为第一防修法宝。众所周知，「精神革命」与克制私欲（即「鞍宪」强调的政治挂帅）是毛式思想改造的主要旗帜，且随着时间流逝越挂越高。
「首席执政」曾抨击工资体系「评成三十几级，这样的让步，就不对了」[117]，却没了下文。两相对比，他更热衷咒骂「官气」：「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118]。这股「气」（或曰「个人主义」），而非政治局的高薪、京沪特供店、北戴河别墅与主席夫人的品牌金表，成了当局「教育干部」时穷追猛打的恶鬼。上层——尽管较隐秘——日渐汹涌的拜金物欲，是特权系统的必然产物，中央有何对策？它时而沉下脸「反复告诫全党干部，必须以普通劳动者和人民勤务员的态度出现，与群众同甘共苦」[119]，时而哀告吁请「我也在内的407个人，应该作出一点表率」[120]（周恩来）。声嘶力竭七荤八素之后，仅换来「我们这些人身上，个人主义或多或少地都存在」[121]（原公安部长谢富治）一类的虚浮表白。至于工农的自我组织权、硬性任免与决策权等等「洋八股」，更要三缄其口外贴封条。久居权力之颠，诸领袖益发深信万物操之于我：「我看可靠、永久的（防止腐化的）办法，可传到我们子孙后代的，就是提高高级领导人的革命觉悟和革命嗅觉」[122]（陈云），连党内监督也不入法眼了。
毛思想照耀下，官员「清洗灵魂」即可交差，工人被「洗」的却是灵魂外加上衣口袋。以鞍钢工人为例：1956年的企业工人工资总额包含了大约25％的奖金、津贴；高层闻讯大怒——「这显然是不合理的」[123]（周恩来），半强迫半鼓动地废除了津贴制。钢铁工人拼命「献工」、「献点」（即延长工时）之际，收入猛跌无异后脑挨了一棒[124]。冒进快车摔落泥坑后，低效浪费与饥荒恐怖的恶果由工农一肩担起；温饱无忧的官员们，却送来更多「政治挂帅」的精神窝头：「既要解决思想问题，又要切实解决应当而又可能解决的实际困难，而以提高思想为主」[125]（薄一波）。强劲宣传与组织筛选，驯化了一批埋头拉车的样板顺民：「保证在今后实际工作中积极努力，贯彻实现这次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126]（大连劳模、铆工赵成满）；工人阶级越低头，它的自治机构与自卫手段越退化。工会不必说，职工代表大会这个所谓的基层权力机关，也「往往变成领导布置任务、群众提出保证的会议」[127]（工业交通工作部长李雪峰），混似不开张的聋哑店。
然而，解放初的工人大众有失望、有痛楚，却仍充满期待、鼓舞与火山样的热情。与党同历革命血途的工人干部，视自主腾飞为人民新生的开始：「这里是新记录，那里是新发明，‘首次通航’、‘首次开工’……这一切标志着劳动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128]（吴运铎）；老工人里面最坚韧的一群，当年笑对老板爪牙的枪口，把红色政权的强固看得比命还重（孟泰[129]）；饱尝洋资本歧视的部分青工，在民族工业的热潮中找到了自身价值（「铁人」王进喜）。某个时刻，官方与群众似乎无限和谐——上层公告「支持广大青年进行大胆思考和顽强试验的创造精神」[130]（共青团书记胡耀邦），下层的技术创意山呼海啸而来[131]。在北京，「参观了（合理化成果）展览会以后，许多工人兴奋地说：‘咱们的力量真是无穷无尽’」[132]；在华南，「工人群众对加快建设速度、摆脱繁重体力劳动和手工操作的要求更加迫切」[133]（上海市委），自发的技术钻研浪头无数[134]。在「风暴眼」鞍钢，众多文化夜校与技术训练班改善了工人素质；上级诱导与生产突进，使陶醉情绪弥漫于高炉车间：
「海城五金合作工厂的职工，大干十天实现了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后，工人们兴奋地说：‘这回可和老君爷留下的大锤、风箱离婚了’，并纷纷照像留念」[135]。
梦总要醒的。
收起动员大会上的笑脸，党委会议拨着冷冷的算盘：「（工业拓荒）很需要（王进喜）这样的模范人物，来带动人们、引导人们不怕苦、不怕困难、不爱钱」[136]。牺牲与匮乏年复一年，希望熬成了眼泪；除了双手的老茧，工人仍旧几乎一无所有。官府的秘密报告留下几行文字：「工人的业余时间大量地被侵占，所以工人得不到休息，许多厂矿的会议是无限制的，业余活动或者业余学习是强制的」[137]。不断被「大搞」而抗拒无门，令群众的无力感日增；愤怒的暗流，只在文革初期稍得宣泄。自我组织经验与抗争常识的断代与缺席，使中国工人……前溃不成军，至多且退且战。
「鞍钢宪法」与……
看尽……的腐恶吏治，国家机器偶尔也感慨社教运动「能找出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当时确实教育和挽救了不少干部」[138]（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一听「运动」二字，老板的家臣立马腮帮乱颤：「无论如何，决定权应该还是在所有者个人手中，而不能让局外的非所有者也插手支配」[139]（秦晖）。聚敛资本的同时，政商精英面临升级换代的大使命：「国际竞争中，廉价劳力只能给‘福特主义’带来暂时的优越，而‘后福特主义’的质量型竞争才是我们民族工业振兴的关键」[140]（崔之元）。虽说对红色精神遗产颇怀忌惮，从速培养无产大众的奴役文化，渐成……的时髦思路。
在南方，宝钢落实「无库存生产」，诱导工人替老板把关产品质量；资方还引入「大工种」概念，驱使职工掌握相关技能，提升了劳动力素质。在北方，商界大佬认准「改造人的思想是最难的工作，也是最重要的生产力的源泉」[141]（青岛港集团董事局主席常德传），实为强化剥削的秘方。铁人精神也好，「三知五必到」[142]也好，旧官僚控制工人的若干诀窍让新主子颇感兴趣。%%%%%%%%%%%%%%%%%%%%%%%%%%%。%%%%%%%%%%%%%%%%%%%%%%%%%%%%%%%%%%%。马列先贤的实践精华，将有益于奴隶们最终赢得「攻打天空」的战争：
「无产阶级建立了一种新型组织。它有广泛代表性，可容纳不分职业和觉悟水平的工人大众；它极灵活，不断拓展影响并广泛吸收新阶层，向靠拢无产阶级的各城乡劳动阶层敞开大门。工人阶级赖以自治、搏杀及夺取国家政权的这种组织，既独一无二，又已经受各国实践的检验。它是当代无产者的最伟大成就，它是百试不爽的阶级利器」[143]。
30/12/06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