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在毛时代的巨大收益和当今遭受的巨大剥夺
李宪源
新右派，总爱在毛时代中国农民遭受所谓“残酷剥夺”的话题上大做文章。所谓“残酷剥夺”的依据，无非就是国家通过实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民那里拿走了为建造新中国完整工业体系必不可少的大量资金。如果按照自由新右所熟悉的现代流行经济学概念来解释这一历史现象，中国农民通过接受这类“剪刀差”价格安排为工业建设提供的巨额资金，理所当然可以视为中国农民对国家全民企业的长时间大规模投资，并且由此对国家全民企业获得了无容置疑法定“股权”份额。
毛泽东时代虽然从未采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投资”“分红”概念，来确定中国农民作为中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体系最大“股东”的不争地位，但中国农民实际上却凭借这一“股东”身份，在毛泽东时代特别是从上述投资大见成效的文革时期起，实就长期稳定地享受着作为“股东”理应获得的巨额“红利”，具体表现为：
1、国家长期向农村大中型基本水利建设的大规模资金物资无偿投入。
2、文革期间低价甚至免费向农村提供农业科技服务、机械、化肥、农药等。
3、源源不断地对农村大规模增加教育医疗投入。
比如在我老家无锡县，我表姐那时参加县级农技培训班不仅不要交费，队上还记工分。原来大队一级只有一家严埭小学，上初中就得跑好几里路去公社所在集镇的东北塘中学上学。文革后期不仅办了严埭初中，而且附设高中班。我家附近的无锡市101医院，则接连办了好多期“赤脚医生培训班”，大量轮训无锡市郊和无锡县的农村卫生员。这类国家以各种形式对农村实行的面广量大的反哺投入，当然是建筑在全民工业体系建设初见成效，国家经济支援农村发展的能力不断增长的基础上，才可能实现。
现在中国农村那么困苦，农业那么凋败，农村教育医疗事业空前萎缩到与解放前类似境况，主要就是被“私有化改制”疯狂掠夺吞并掉的巨额全民所有国营企业，已经成为不再为农村提供上述经济来源的私人囊中之物。
毛时代所确定的“缩小三大差别”政策，尤其是“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的路线，不仅是一种神圣的政治承诺，而且体现了国家代表城市工人阶级和各阶层民众与五亿农民订立的实实在在的经济契约。“缩小”就意味着国家必须在控制高薪阶层（多次降低高干工资、冻结文教界高薪名人和企业高级技术人才工资）收入水平的同时，不断提高广大农民的实际收益。这类增长的重要收益之一，就包括了中国农民在文革前几乎享受不到大规模教育医疗廉费免费制度性福利。
一提农民在全民所有国企的产区份额和法定收益权，就非常狭隘地定义为农民在原国营企业的受业权，真不明白似乎脑子很灵光的右派，对怎么理解经济权益的拥有和享受，咋会是如此幼稚单一和高度简单化！
当然了，毛时代也确实把“农转工”作为提高农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文革中后期以所谓“四人帮”直接控制的上海为中心基地，连同苏锡常等与上海经济联系密切的工业卫星城市，把大量工业加工类经济协作关系星罗棋布地推向苏南苏北农村，从而大大缩小了当地农民与中国工业最发达地区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就典型反映了毛泽东“共同富裕”路线的明确构想，显示了卓有成效的巨大努力与成果。如果按照当时那条积极推广“苏南乡镇企业模式”的集体经济路线走下去，走到今天，中国绝对不会出现今天举世闻名的所谓“三农”问题，而将是以梯层推进方式，使华西村、南街村等在全国范围不断普及化。
自由新右派闭口不谈毛时代后期国家怎么大力支援农业的上述种种不争事实，也闭口不谈中国几亿农民怎样在“私有化走资改革”进程中，怎么真正被剥夺掉巨额全民所有资产份额的悲惨事实，却蛊惑人心地大谈特谈毛时代怎么怎么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政策“残酷剥夺农民”，足以证明他们其实根本就是跟非法掠夺致富犯罪集团站在同一个立场上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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