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
首先，我向大家说明，本人担任过生产队“见习会计”在这方面具有发言权。什么是“见习会计”？
我们知道，毛泽东的教育方针是：“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为了贯彻这个方针，当时的初中应届毕业班开设了《生产队会计》的课程，各省、地的教材有所不同，我的课本早就没有了，现在我援引一位叫周春英的同学的(《生产队会计（福建省中学试用课本）》)的图片证明确有此事。
在教学过程中，为了强调“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采用开放式教学，教师由政治觉悟高、业务水平高、人品端正（无贪污、占小便宜现象）的生产队会计担任。除此之外，还要给每一个学生分配一个生产队见习，也就是分配一位在职会计做“导师”。一般情况，帐面由见习生来下，会计在旁边指导，见习生除了下帐，同时参加“民主理财小组”会议，从夏粮分配一直见习到年终决算。
正因为有这个经历，本人后来无论是开公司还是承包农场，或者是担任基督教会的领导，所用会计都是自己手把手调教出来的，从未为此犯过难。
人民公社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即“多劳多得、少老少得、不劳不得”。在分配上采取“人六劳四”。就是在“交够公粮，留足余粮”后先按人头平均分配粮食的60%，再按工分分配余下的40%
这里就有个问题，既然是平均分配了60%，怎么贯彻“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呢？问题这样解决：假如一个家庭按“人六劳四”所分配到的粮食总值超出了这个家庭的劳动总值，所超出部分以欠帐形式记帐，这样的家庭叫“缺粮户”，反之叫“余粮户”。
“缺粮户”和“余粮户”的“欠”“余”额在年终决算时兑现。
靠什么兑现？靠副业和其他收入兑现。
比如我所见习的生产队，每到冬季农闲时节就组织出工帮助江泽民担任副主任的“一机部干校”挖河，每个劳动日可获得1元的工酬。这样“缺粮户”就可以靠此劳动的积累来弥补欠帐，“余粮户”也从此得到分配，这样分配的叫“余粮款”---一般以现金支付，有时候用余粮。
有的家庭有成员在城里挣工资，就把工资拿出一部分来弥补缺粮。交“缺粮款”并不需要太多的钱，每斤小麦才0.12元，每斤玉米0.08元，每斤红薯才0.02元钱，蔬菜不算钱。这个价格一直维持到1979年“提高农产品价格”，小麦提价为0.17元，后来又二次提价为0.22元。
如果有的家庭实在交不起“缺粮款”，就累计到来年，而且集体还要再借点钱给他过春节。“缺粮户”往往是孩子多、劳力少，但孩子总是要长大的，没什么好怕的。
所以，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应该归纳为“人道主义基础上的按劳分配”
我们家4个学生，父亲又是右派知识分子，母亲是特务嫌疑，而且多病，属于严重“缺粮户”；我们家的“缺粮款”累计达到过300多元，合小麦2500多斤，红薯1.5万斤，欠帐都可以欠这么多粮食，一般是饿不死的，我能活到现在，而且可以用电脑打字就是证明。
儿童管理
生产队的学龄前儿童3-6岁的进“育红班”，“育红班”分大班（5-6岁）、小班（3-4岁）一般附设在大队小学校，我母亲虽然是“特务嫌疑”，但因为是教师出身，后来要“调动一切积极性，包括有历史问题的人的积极性”，就被“调动”到“育红班”大班任教师。
有儿谣为证：“爸爸妈妈去工作，把我送到托儿所；爸爸妈妈去生产，把我送到育红班。”
这是河北阜平保留下来的一个“育红班”。图中，小学校长正在给“保定车友会”的扶贫团体介绍情况。
这个被称做“小汽车人”的孩子（前），和育红班的孩子合影。
至于“哺乳期”和“哺乳后期”---2岁以下的儿童，各地、各村的管理方法不同，一般来说由父母管理，条件好的生产队则在农忙时期办有托儿所。托儿所不象育红班一样设在学校，而是就近设在某个房子、院子相对宽松的家庭；保育员多由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但尚能负责任的老太太担任，这些老太太大多是小脚或“解放脚”。哺乳期婴儿到了哺乳时间，或者母亲回去奶孩子，或者保育员将孩子送到地头。实际上需要保育的孩子并不多，当时的家庭比较大，多有一位“奶奶”留守，负责做饭和看孩子，没有奶奶的家庭也不要紧，因为农忙时学生放假，哥哥姐姐可以照看。生产队在“派活”时往往安排哺乳妇女在较近的“村头地”。
下面是大画家黄胄的一幅作品《巧阿娥》，作品取材于最困难时期的1960年，地点是广西中越边境“水口人民公社幼儿园”。像作品中表现的让年轻妇女担任保育员的情况实属少见。
至于'一家之言'所说的“孩子被反锁在屋里”的情况，本人不敢说没有，但可以肯定是非常少见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非常成熟，任何成熟的文化都包含有一定的禁忌，谚语说“家里有人不锁门”，就属于禁忌的一种。为什么要这样禁忌？因为中国的住房属于土木结构，甚至房顶是草棚，很容易引起火灾。假如把人反锁在室内，一旦火灾就失去了逃生与被别人救助的条件。
在我的记忆里因失火被反锁在屋里而烧死的孩子一个也没有，倒是在1985年，农村忽然流行起麻将来，有一个妇女迷醉于麻将，孩子四处乱爬，猪也饿得哼哼叫，她都顾不着，结果孩子掉进了猪圈，发现时孩子已经被猪啃掉了一半。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生产队是否允许妇女携带幼儿参加劳动？为了证实我上面的说法，我援引一幅1971年的广东省获奖宣传画《螺号响了》：
作品表现的是在风雨交加的深夜，女民兵听到战备的号角后立刻背起孩子，手提雨叉，奔赴集合点。看看，连打仗都可以带孩子，种地难道就不允许？
70年代，中国也不是没有资本主义，香港就是资本主义，香港的孩子能比内地的幸运多少呢？
70年代香港新界的菜农
我看还不如中国边远艰苦地区的石河子农工50年代的水平。
50年代的团场托儿所
50年代，农垦初建，石河子师部的最高领导就在这样的地窝里办工：
到了60年代农垦子弟就可以在这样个环境下学习生活了：
60年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中学学生宿舍
相比较同等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生活在毛泽东的孩子们是幸福的，当然，我们的确还比不上美国的物质条件，这也许是一些人愤愤不平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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