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震撼世界的十天
不论人们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观感如何，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俄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事件之一，而布尔什维克的兴起则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非凡大事。正如历史家们搜求那些关于巴黎公社史实的巨细无遗的记载一样，他们也想知道1917年11月在彼得格勒所发生的事情，想知道当时是什么精神鼓舞着人民前进，以及那些领袖人物的形象、言论和行动。正是为了这一点，所以我写了这本书。在实际斗争里面，我是爱憎分明、决非中立的。但在叙述那些伟大日子的历史时，我却力求用一个有高度责任心的记者的眼光来观察事变，务求把真实的情况记载下来。
——美国记者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
11月17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推翻了临时政府，并且把政变强加给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托洛茨基代表军事革命委员会宣布，临时政府已经不存在了。
“资产阶级政府的特点就是欺骗人民。”托洛茨基说道。“我们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是耍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试验；我们要建立一个政权，它的唯一目的就是满足工人、士兵和农民的需要。”
列宁在讲台上出现了，全场欢声雷动，他预告着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
接着，托洛茨基说已经打电报给前线上的部队，宣布武装起义的胜利，不过还没有得到回音。他说，据说有些部队正在开来反对彼得格勒，必须派一个代表团去向他们说明真相。
这时会场上有人喊道：“你们抢先包办代替了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意志！”
托洛茨基冷冷地答道：“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意志，已经由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武装起义预先表达出来了！”
接下来发言的是亨楚克，他是一个留着尖尖的棕色山羊胡子的军官，用一种温和而劝说的音调说道：“我代表来自前线上的代表们发言。在这个大会上，部队并没有足够的代表人数。而且部队认为，现在距立宪会议的开幕期只有三星期，实在役有必要举行这个大会——”这时会场上一片叫声和跺地板声，越来越猛烈。他又说道：“部队不认为苏维埃代表大会有合法的权力——”全场的士兵听到这儿都开始站了起来。
“你在为什么人讲话？你代表什么？”士兵们叫喊道。
“我代表第五军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F团，第一N团，第三S步兵团……”
“你是什么时候被选出来的？你所代表的是军官，而不是士兵！关于这个问题，士兵们是怎样说的？”全场发出讥笑和呵斥的声音。
窗外不时传来那有节奏的轰隆隆的炮声，代表们互相争吵着。……然而就在这苍茫的夜色中，伴随着大炮的轰鸣声，伴随着仇恨、恐惧和大无畏的胆略，一个崭新的俄罗斯正在诞生！
二、我们必须补资本主义的课吗？
1917年，“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宣告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然而，到了世纪之交，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像多米诺骨牌般，在顷刻间土崩瓦解；连硕果仅存的几个国家，也多半是挂社-会主-义的羊头，卖资本主义的狗肉。
与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相左，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是在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建立的。于是，精英们将这些国家遭受苦难和挫败的原因，归咎于它们在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客观条件下，人为地进入社-会主-义。
照这么说，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原罪；照这么说，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超越了资本主义这个人类社会必经的历史阶段，因而必须倒退回去“补资本主义的课”，无论中国民众在当前的资本主义进程中经受了多少的苦难和屈辱。
可惜的是，人类历史并不是精英们在实验室里，在相同的环境下以标准的办法制造出来的。社会主义并不因为精英们不肯颁发出生许可证就胎死在历史母亲的腹中。
三、十月革命是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完成资本主义所不能完成的任务
落后国家率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国际和国内的不平衡状态的结果；它们的挫败，也根源于此。
资本主义的扩张使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联系愈来愈紧密，依赖程度越来越深，差距越来越大。落后国家沦为发达国家使成为其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包括帝俄在内，它与其说是与英美等国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如说是一个资本主义不充分发展和畸型发展的国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阻碍了落后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并且在落后国家产生失衡、脆弱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两极分化，一极是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他们没有力量也不愿反对沙皇政府和外国资本，他们没有力量也不愿去推进民族现代化。另一极是政治上成熟的工人阶级，和上亿的赤贫的农民。没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维系社会平衡。在世界大战的暴风雨来临后，就如年久失修的茅屋，摇摇欲坠。
在俄国，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完成消灭君主政体和农民遭受的半封建奴隶制的任务，在国有制统治基础上为建立社会化生产创造条件。中国的情况也大致相仿。
正如最近俄国学者指出的：俄国国有制资本的原始积累，与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以及俄国在东方的整个殖民主义政策紧密相连。俄国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结束阶段正好与社会革命本身同步。剥夺土地占有者始终是这一过程的基础。俄国1917年革命的目标，是反对完全衰老的亚洲封建主义，同时反对业已发展起来的私有制资本主义。它的使命是为农民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和在国有制统治基础上建立社会化生产创造条件，如果我们不理解革命的这一特殊性，就不能理解革命的进程和及其后果，就不能理解它客观上可能成为而且已经成为导致确立国家资本主义的革命。
简单地说，在中、俄等落后国家，革命虽然以社-会主-义命名，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完成资本主义所不能完成的任务。
先烈们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并不是空想。正如俄国革命家托洛茨基在其杰作《被背叛的革命》开宗明义地指出的：
“俄国选择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并不因为它的经济已经首先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程度，而是因为它不能再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了。生产资料社会化已经成为使国家摆脱野蛮状态的一个必要条件。这就是落后国家的复合发展规律。”
尽管社-会主-义之路上有曲折，有黑暗，但它是落后国家现代化的捷径。革命使被奴役的民族站起来，实现了民族独立，保护了民族工业。革命使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中国民众第一次有了发言权，并以对平等、公正的号召，激起民众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热情。革命政权通过把生产资料集中到国家手中，得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迅速实现工业化。革命意识形态有效地抵制西方文化侵略，造就了国家和民族的空前团结。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革命虽然伟大，但也只是一个开端，而历来我们为这个开端赋予了过多的意义。托洛茨基认为，俄国将第一个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将最后一个建成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建立先进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同不相称的文化水平发生了矛盾。”
革命只是社会形态的部分质变。新生的革命政权，面临着落后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传统文化等旧质。透过计划经济的无数缝隙，产生着由于贫穷而导致的原始积累的趋势；残余着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分配方式也就是法权，成为社会的新的分化的基础。党内一部分人为了发展经济，决心容许小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实行非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但是，这不但与党的信念相背，而且，随之产生的不平等及特权、贫富分化等现象，亦在不断动摇革命政权的阶级基础。
面临着工业化资金缺乏，革命政权既不能像西方那样掠夺殖民地，而在紧张的国际形势下也不能靠自身慢慢积累，唯有让工人农民勒紧裤带。官僚政治作为有效的阶级强制工具，就这样得到了历史的委任状。官僚政治是资金、资源缺乏和阶级冲突的产物，同时它又造成了深刻的不平等、异化和阶级冲突。
四、为什么西方老师总是要打中国学生？
为了实现现代化和民族自立，中华民族向西方学习，走资本主义之路，历时八十余年。可是，洋务派实行的枝枝节节的改革不行，维新派用和平的方法求全变又不行，孙中山采用革命的方法改造中国还是不行！
资本主义这条路，中国是早就走过的，证明了是一条死路了。
我们失败的根本原因在那里？为什么资本主义这条路走不通了？
在20世纪30年代，毛主席断言在20世纪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不适合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毛主席说：中国反对国内封建主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革命，不是法国式或是英国式的那种向资本主义迈进的旧式的民主革命，而是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新式的民主革命。
首先，帝国主义势力是不会允许中国发生任何以独立的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改革。每一次只要中国人起来挑战传统的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势力就会单独地或者是联合起来利用武力对其进行镇压。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革命的这种反应使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老师总是不允许学生去学习他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旧的势力---整个地主阶级、经济上和政府中的买办阶级----都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因此，帝国主义才会利用它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力量来支持，鼓舞，培养和保护这些封建势力的幸存者。
而且，资本主义并不是我们正确的选择，毛主席说：“社会主义不允许我们选择资本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和世界上的所有的社会主义力量----首先是苏联，其次是工人阶级以及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相联合，赢得他们的支持，那么中国的革命就不会成功，因为这些社会主义力量通过和本国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援助。
最后，中国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和摇摆不定的。因为如果不把工人和农民完全动员起来的话，是不可能彻底地摧毁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和其买办阶级走狗的。但是动员工人阶级就意味着必须在对工人的管理上有很多的限制，同时也要满足工人们的要求。动员农民意味着必须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要完成就必须没收地主阶级的财产(自然包括土地所有权)，但是中国的地主阶级又和民族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对土地所有权的没收威胁到了所有的私有制，这使资本家摇摆不定，因为他们使渴望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那里获得解放。一次又一次的实践证明，民族资产阶级是不能作为中国人民反抗国内外敌人的领导阶级的。因此，对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就自然的转移到了中国的工人阶级，转移到了作为所有被压迫人民代表的中国的共产党的身上。中国的工人阶级比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人数更多，同时也更加有经验。
五、托洛斯基与十月革命
托洛斯基是国际共运史上很有争议的人物。史学界的观点比较一致的是：托洛斯基在十月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特殊的作用。然而就在这一点上也不是完全没有分歧的。
如果您出生在七十年代以前，那么您可能拜读过或者听说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部斯大林钦定的史书把俄国革命史描述成以列宁为首的革命派与以托洛斯基为首的反革命派斗争的历史。在斯大林笔下托洛斯基仿佛从娘胎里出来就是叛徒、内奸、杀人犯，当然在十月革命中也没干好事。
不过如果您有翻故纸堆的嗜好，那么你可能看到这样一个史料。这是在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时《真理报》发的一篇文章，里面写道：“有关起义的一切实际工作都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斯基同志的指导下完成了。可以肯定地说，全党首先和主要应该感谢托洛斯基同志，他使卫戎部队迅速地投向苏维埃一方，并效率极高地组织了军事委员会的工作。”
您想得到吗，这段在三十年代看来标准的反革命言论，却是出自斯大林本人的手笔。不难理解，1947年出版《斯大林全集》中这段文字在被删节了。
不过，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的话，会发现斯大林写这段话的用意值得怀疑。因为当时斯大林因为支持察里津的军事反对派而与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斯基发生了争吵，最后在托洛斯基的要求下，列宁把斯大林从察里津调走了。因此斯大林未必有心情对托洛斯基歌功颂德。实际上，这段文字把托洛斯基描绘成列宁思想的执行者——仅仅是一个执行者，从而否定了托洛斯基在革命中的巨大的理论贡献，达到损贬对方的目的。
事实上，托洛斯基作为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不仅用枪炮捍卫了革命，而且用理论武装了革命，这个理论就是“不断革命论”。
美国学者罗伯特·丹尼尔斯对不断革命论作了高度评价：“在俄国的条件下要使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革命的斗争精神相协调，这是十分困难的。孟什维克放弃了斗争精神，而列宁尽管在口头上承认，但实际上牺牲了历史哲学。然而，有一种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规定的严格条件与俄国激进派的急迫行动协调起来了，这就是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论在1917年曾给予布尔什维克以思想上的鼓舞，并为他们夺取政权提供了论证，说明他们的行动是正确的。”（《革命的良心》第61页）
不断革命论解决了如何在落后的俄国运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为中国等国家提供借鉴，因此一些学者称之为欠发达国家的革命理论。
十月革命之前，部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认为：“社会主义变革的太阳将从何处升起？我想，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我们这种生活水准要开始社会主义变革，这不是我们的事业，我们没有力量，客观条件也不具备。……我们面临着伟大的革命任务，但完成这项任务，我们不能超出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
托洛斯基早在1905年革命前后，就根据不平衡规律对俄国革命的未来作了相当准确的预言。他的结论是：
1、 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不平衡的发展，必将导致世界大战的爆发。
2、 革命并不直接依赖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俄国社会的特点是社会结构极端的两极分化，缺乏一个起平衡作用的中产阶级，因此，俄国可以首先发生革命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
3、 由于不平衡规律所导致的复合发展，使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飞跃式地结合在一起。
4、 在一定条件下，落后国家可能比先进国家早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但要比先进国家晚到达社会主义。
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则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间断性。它的历史依据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俄国具有的基本特点：
1、大量吸取外债，国家财政不是靠税收，而是靠外债支撑，税收用来支付外债的利息。“由于国债，每年大部分国民收入都流到国外，使欧洲金融资产阶级更加富足和更加强大”；
2、其经济发展方式是没有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以西欧制造的母机及工业制成品为主要内容的输入增长很快，对西欧则输出谷物和原材料。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取决于外国资本和国际市场的需求，而非本国的需求，对外经济联系呈垂直状态而非水平状态。
3、许多新兴产业工厂的所有权属于外国。“外国人控制了俄国40％的工业资本份额，在某些领导行业，这个比例还要大些”。
4、社会结构极端脆化：一极是大资产阶级，他们成为“欧洲国家的金融附庸的交易所贵族”，不能也不愿反对沙皇政府和外国资本。另一极是已经成熟的工人阶级。“农民完全没有能力起独立的政治作用”。没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维系社会平衡。
这些特点表明，尽管革命前的俄国也存在高度垄断的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论，它与其说是与英美等国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如说是一个资本主义不充分发展和畸型发展的国家，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正是这种国际和国内的不平衡状态，决定了俄国革命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托洛斯基在其杰作《被背叛的革命》开宗明义地指出：
“由于俄国的资产阶级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落后的俄国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完成消灭君主政体和农民遭受的半封建奴隶制的任务。然而，在农民群众带头之下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不能在完成这些民主任务后就停止前进。资产阶级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初几个阶段都是直接密切地连接在一起的。这个事实并不是偶然的。最近几十年的历史非常清楚地表明，在资本主义衰退的条件下，落后国家是不能达到资本主义的一些老中心已经达到的那种水平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国家，由于自己已经进入死胡同，便挡住了那些正在逐步文明化的国家的道路。俄国选择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并不因为它的经济已经首先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程度，而是因为它不能再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了。生产资料社会化已经成为使国家摆脱野蛮状态的一个必要条件。这就是落后国家的联合发展法则。”
中国和西班牙革命为不断革命论提供了反证。中国大革命时期，由于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恪于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属性，要求中国党与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妥协，最终葬送了革命（被共产国际当作替罪羊的陈独秀因此改宗托洛斯基主义）。
1930年西班牙革命中历史重演，共产国际声称，由于国家落后，西班牙革命应当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以内，“无产阶级专政尚未提到日程上来”（《流亡的先知》第164页）。结果佛郎哥毫无顾忌地对革命实行了专政。
六、十月革命是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结果
毛泽东在1959年读苏联经济学教科书时说：“我们的许多发明创造，都是在小厂里头出来的。大厂设备好、技术新，因此往往架子大，安于现状，不求进取，他们的创造常常不如小厂多。最近常州一个纺织厂，创造了一个加快车速的技术。你看，这个经验不在上海、天津创造出来，而在常州这样的小地方创造出来……从历史上来看，许多先进的东西，往往不是出在先进的国家，而是出在比较落后的国家。例如马克思主义，就不出在当时资本主义比较发展的英国，而出在资本主义只有中等发展水平的德国，这不是没有理由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是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水平的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
同样地，在中国历史上，秦帝国勃起于西陲，清王朝龙兴于白山黑水。在世界历史上，新古典文明发源地是当时落后的边缘地带即欧洲、中国、印度，而不是在最古老的文明中心—中东。资本主义的源头也是岛国英国，而不是远为富足的中国或其它中亚大国。在资本主义的扩张历程中，拉丁美洲人口较多，城市较大，文化发达，而且远为富有。但拉丁美洲国家最终沦为附庸国，而相对落后的北美却成为资本主义的心脏。北美因为受外资控制的企业的束缚较少而发展起相对独立的经济，拉美却因其单一的依附于宗主国的大种植园经济而不可能出现全面的经济发展。
和庸俗历史观的看法相背，新的社会形态总是先在某个国家或地区取得跳跃式的突破，人类社会的演变是以部分质变的形式进行的。率先发生变革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不是在中心地区的、发达的社会，而是在边缘地区的、贫困的、适应性强的社会。
“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理论也是毛/泽/东在读苏联教科书时提出来的，毛认为：量变与质变是对立的统一，不能说量变中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在一个长的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与许多部分的质变。毛/泽/东运用部分质变理论观察历史发展和中国现实，提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两阶段论是对西欧发达工业国家的革命的预见，不作为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先验模式；共产主义可能要经过许多阶段；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阶段性是由事物发展的质变或部分质变引起的。
经过文革的实践，毛更是确信：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不同质，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甚至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存在矛盾和斗争。
在历史上，秦汉建制，接下来是魏晋的反动；英国资产阶级在通过光荣革命确立了它的统治地位后，又过一百多年才建立了健全的议会制度。而他们完成工业革命，战胜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在二百多年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社会形态的转变通常是在经济领域发生量变，经济基础的量变引发了上层建筑的质变，即革命或改革。随后又产生不断的量变和部分质变。社会形态的转变是一个连续的、不间断的过程，社会的新质与旧质同时存在，互相斗争。
在变革中，作为新质的上层建筑，特别是新的国家，对于旧的经济基础，起到了推动作用。
单线式的、按部就班的发展只存在于教授们的实验室中；在真实的历史图景中，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具备教授们需要的全部发展的要素，历史上这种长期处于孤立状态的文明，必将长期陷于停滞甚至灭亡；而落后文明与较高文明的交往，将改变落后文明原有发展趋势，进行跳跃式的发展。
落后文明的旧形式与较高文明的交往，有三种可能性：
（1）落后文明将加速其原有的发展趋势，但没有实现超越原先发展阶段的发展；
（2）落后文明跨越一个以上的发展阶段，达到牵引它的较高文明所处的发展阶段。例如中国历史上不乏处于奴隶社会甚至是原始社会的少数民族受汉族影响而封建化的例子；
（3）落后文明中的某些特殊因子与较高文明的先进形式结合，从而孕育出一种混血文明，它不但高于原先的发展阶段，而且在某些层次上超越了牵引它的较高文明。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新型的文明。
例如，蛮族社会与古罗马社会的结合，产生了高于两者的封建社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研究了欧洲封建社会形成中的非连续性，揭示了日耳曼社会的交往和跨越式发展。
他指出欧洲封建主义并不完全是从古代奴隶社会里演化出来的，即不是由古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激化、奴隶起义带来的结果。欧洲封建制度产生于日耳曼原始公社制度和古代奴隶制下的生产力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来自于古代奴隶制内部：
“与希腊和罗马相反，封建制度的发展是在一个广阔得多的地盘上开始的，而这个地盘是由罗马的征服以及起初与此有关的农业的普及所准备好的。趋于衰落的罗马帝国的最后几个世纪的蛮族对它的征服，使得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在日耳曼的军事制度的影响下，现存关系以及受其制约的实现征服的方式发展了封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8页）
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日耳曼部落所有制直接到封建制度的发展中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相互作用的特殊性，“封建主义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它起源于蛮人在进行侵略时的军事组织中，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被征服的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现在的封建主义的。”同时他强调，不能单从占领和一个民族方面看问题，欧洲封建制度的形成取决于两个民族的相互作用，“再也没有比认为迄今历史上的一切似乎都可以归结于占领这一观念更普通的了。蛮人占领了罗马帝国，这一事实通常被用来说明从古代世界向封建主义的过渡。但是在蛮人的占领下，一切都取决于被征服的民族此时是否已经像现代民族那样发展了工业生产力，或者它的生产力主要还只是以它的联合和现存的共同体形式为基础。其次，占领的性质是受占领的对象所制约的。如果占领者不依从于被占领国家的生产和交入的条件，就完全无法占领当地银行家的体现于票据中的财产…最后，无论在什么地方，占领很快从这中很快到来的生产必要性中可以做出如下结论：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社会制度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没有这种适应，，那末社会制度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而发生变化。”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81页）
由于日耳曼公社具有个体性的特点，不同于古代罗马公社集体联合的共同体团结形式，因此日耳曼对奴隶的使用不可能形成普遍的奴隶制度，它在历史上没有经历奴隶制度。
日耳曼封建制度的形成不是由于内部生产力连续性发展造成的生产关系变革，而是在原始军事组织与被征服地区先进生产力相互影响下形成的，这个历史交往过程表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是多样化的，绝非仅仅是直接决定和单线连续发展。物质生产力发展的途径也不是在一个单一社会单位内按部就班地连续积累起来的。
马/克/思体会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矛盾原理还必须这样来理解：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适应自己，但不一定直接在一个民族或社会内直接实现这种要求，生产关系（或生产力）可以来自发生交往关系的其他民族。生产关系或生产力不一定是在一个社会内连续积累和创造的。
落后文明与较高文明的交往，将改变落后文明原有发展趋势。与此相反，长期处在孤立状态的文明，可能会停滞甚至灭亡。古代埃及和中国尽管创造出极其灿烂的文明，但由于地理环境特殊，缺乏与异质文明的交往，因而导致长期停滞。
顾准指出：希腊城邦制度，是古代中国所无法想象的。亚细亚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和长期停滞已经表明东方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独立于西方的发展之路，东方社会结构停滞的特点，说明东方社会历史上走着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道路。被当作原始社会的亚细亚社会形式在公有制下已经有了国家，这个事实也证明了它在历史发展上有特殊性。
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文明系统内部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落后文明在先进文明的牵引下实现跨越式发展，形成了新的质后，这种新质仍然会与旧质保持某种连续性。在任何一个时间内，社会的新旧质同时存在且相互斗争。社会是以次生的、再生的形式，即非典型的形式存在着的。
总而言之，人类社会并不是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顺序按步就班地演进的。整个人类社会的演进是一个连续性的、不平衡的、交织着多种形态的过程，可能跳跃前进，可能停滞不前。
无论就人类社会的整体而言，还是就它的子系统（一国或者一个地区）而言，其演进过程纵向地看都不是整体性的，而是以部分质变的方式进行的。社会的演进是一个连续的、不间断的过程；从横向看，社会形态是不平衡的。发展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在任何一个时间内，新旧质同时存在且相互斗争。
七、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在上个世纪，共产主义及其实验原本是人类最大的希望。
透过严密的铁幕，人们所能看到的苏联，是铺天盖地的标语，巨大的领袖画像和雕塑，没完没了的会议，慷慨激昂的发言等等。于是他们就把这一切当成是苏联社会的本质，并且普遍认为苏联就是实践共产主义的典型。
由这种见解出发，许多革命者就以当时的苏联制度为师，而反对共产主义者就把苏联的种种弊害当作共产主义的错误和罪恶来攻击，最近十年来更把苏联的倒台作为共产主义彻底失败的最大证据。
其实，苏联的倒台只能证明官僚社会主义行不通，决不能证明共产主义革命路线行不通。
鲁迅先生曾经做过一次精彩的讲演，他的题目就是：“娜拉走后怎样？”鲁迅提醒国人：娜拉已经勇敢地完成了一次出走，但是今后她要面对的还有很多。鲁迅先生半带调侃半带沉重地说：“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同样地，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人民已经完成了一次出走，但她今后要面对的还有很多。十月革命自有其伟大的意义，但它只是一个开端，而历来我们为这个开端赋予了过多的意义。我们以社-会-主-义为十月革-命命名，而历史赋予它的使命，仅仅在于完成沙皇俄国无法完成的任务，仅仅是彻底破坏原始完整的公社结构，并为形成新的更成熟的社会性固有的完整性准备前提。
历史发展的不平衡，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阻碍了落后的俄国的现代化之路，并且在本国产生失衡、脆弱的社会结构，从而使之跨越资本主义成熟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但是，苏联并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劳动与资本对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分离、剥削雇佣劳动，也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的所有制。
透过计划经济的无数缝隙，产生着由于贫穷而导致的原始积累的趋势；残余着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分配方式，成为社会的新的分化的基础。在这个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官僚政治，又助长了不平等及特权、贫富分化，从而背离了革命的目标。
革命先锋队掌握政权之后，它的阶级基础必须会发生变化，它必将形成自身的利益，并且不可避免地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相冲突。最后先锋队蜕变成为官僚集团，并有意识地纵容种种不平等的产生，促使小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实行非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这种“资产阶级法权”才是最符合其阶级利益的。与其把有限的经济资源用于满足多数人的基本需要，不如优先满足精英的需要。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党试图鼓动人民参与“社会主义建设”革命热情。但是没过多久，就不得不用物质奖励取代了底气不足的革命热情。
1929年放松了党员收入最高定额，随后不公开地取消了最高定额。这件事是党从一个政治运动向一个社会特权集团的演变的重要标志。1935年开始的斯达汉诺夫运动进一步扩大了工资差别和物质刺激。
1931年，斯大林批评了“左派的工资平等化的实践”，同时强调货币刺激对于培养技能和提高产量的必要性。
1934年，斯大林修正了平等的定义。“每一个列宁主义者都知道”，他说，“在需求和个人生活方面的平等，是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愚蠢，而不属于按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许奥威尔就是根据这句话创造出了《动物庄园》的名言: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斯大林提出了“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这意味着政权的精华是受过良好训练，得到丰厚报酬的管理者。
在军队里，1935年恢复了传统的军衔。革命时期的官兵平等风气已无影无踪，党大力强调和对上级的服从。二战未期，肩章回到了肩上，卫队也恢复了，政委成为军事指战员的从属，最后，“红军”改名为“苏军”，从而彻底完成了军队向传统主义路线的复归。
尽管在苏联时代，名义上是公有制，其实也是一种私有制——官僚私有制。那些把持着国有资产的官僚们，尽管在法律上并没有享受国有资产收益的权利，但是，手中掌握的国有资产越多，他们的个人利益越多。
在苏联，特权官僚拥有宫殿式建筑，而工人的住宅造得象牢房，农民还跟小牛和蟑螂一道住在破草房里。豪华的内部商店堆满鱼子酱和法国香水，普通民众却为了几颗土豆而犯愁。修建莫斯科地铁的共青团员每天在冰水里干十个小时，出身上层的同龄人却开着爹妈的轿车四处兜风——这就是社会主义苏联的真相。
八、历史已经终结了吗？
二十多年来，风云忽变，攻守异势。以前是东风压倒西风，如今是苏联东欧剧变，美国一枝独大。福山甚至断言历史已终结。在他们的心目中，市场制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是天经地义，而且是永恒的。
历史真的终结了吗？甚至连美国人都不相信。9·11事件后，美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标题就叫做"历史的终结的终结"。9·11只是一个信号。一个危机的信号。
资本主义给世界带来了福音吗？今天生产技术已经达到那么惊人的进步，同时资本主义制度又真正征服了全世界，连一度失掉的地区（那些共产党统治的工人国家）也收复了，但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变得怎么样了？不是更好，而是更不安定，更痛苦。不但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生活困苦，连经济繁荣时期里的生活也难免贫困和不稳。
为什么资本主义最终会导向危机？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和谐的体系。在一个国家，资产阶级的富裕，是以无产阶级的贫穷为前提的；在国与国之间，先进工业国的发达是以附庸国的欠发达为前提的。
资本主义在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进步以及各方面的文明进步的同时，又使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尤其是无产阶级）陷入相对贫困（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同时欠缺生活保障。而且，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到相当程度之后，继续发展的潜能就越来越受到制度的阻碍而不能发挥了。于是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大规模失业、争夺市场的战争等等──总而言之，无产阶级和一般劳动人民陷入极大的痛若。
饱受这种痛苦的人民迟早会了解这种痛苦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矛盾，因而会起来推翻这种制度。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就会挡住落后国家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会率先在落后国家发生，因为落后国家已经不能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发展了。
资本主义不断制造出对立面，也就不断制造出自己的掘墓人，自己否定自己。现在，全球资源的缺乏，以及市场的紧张，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理性、不和谐导致的。而这种情况越是严重，资本主义就越是要把它的罪恶的天性发挥到极至。
看看精英们所描绘的前景吧！在费尔蒙特大饭店的全球精英们把未来简化为“20比80”的一对数字和一个“靠喂奶生活”（tittyainment）的概念。未来学学者约翰·奈斯比特分析说，工业时代与它的大规模福利一起，作为经济史的短暂瞬间将不复存在。另外一位总裁直截了当地指出：将来的问题是“你去吃饭还是变成餐点被别人吞吃”？
我们愿意被别人吞吃吗？资本主义统一世界，建立帝国，极少数人占有绝大部分资金、资源，而置80%的人类于被奴役、被放逐甚至被灭绝的境地，这种前景是我们愿意接受的吗？难道我们就不能够有另外一种前景吗？
当人民越来越明显而且大规模地表示反对全球化，这不是恰好证明共产主义理论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历史发展趋势是正确吗？
九、资本主义是一条不归路
苏联的制度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如果不能迅速得到经济上先进的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来支持，就无法避免倒退回资本主义；而苏联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化，正是促成这种倒退的巨大因素。
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哈萨克斯坦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与其它任何共和国所发生的没有不同，所不同的只是不加掩饰、更加赤裸裸罢了。自从1991年计划经济崩溃以来，经济调整便开始，这特别受到最富有盗窃性的纳扎巴耶夫政权操纵（纳扎巴耶夫是哈萨克斯坦独立共和国的总统，前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推行的经济政策及其作为，极像新近被推翻的印度尼西亚独裁者苏哈托。）
纳扎巴耶夫极具危险性的私有化政策，是受国际货币基金会和欧洲重建和开发银行支配的。其着重点落在开发世界市场型的原材料经济部门。同时，商品加工经济部门也遭到了毁坏。诸如机器制造业、五金业以及其它重工业部门。共和国200多个最大企业已落在外国公司手中，包括石油、天然气以及其它冶炼业等等。艾奥弩举出了一个工业联合企业为例，这个联合企业原是苏联最大企业之一，由30个企业组成，工人多达6万。现以一百万美元卖给了一家英国公司伊斯帕特．卡梅特。另一设备系统是为前首都阿拉木图供应电力的，价值几十亿美元，却以五百万美元被比利时一家公司收购去了。
现时，跨国公司实际上已占有所有经济领域?从电力部门到交通业到矿产开采。与此同时，整个地区非工业化了。哈萨克斯坦原有60多个小城市，建在特有工业项目及矿区周围，现在所有这些小城市正在衰退下去。许多地区的人民，在这个矿源富有的国家里，却没有了电灯、天然气和热源：他们只得在户外利用篝火煮饭：跨国公司只要从它们利润中抽出百分之几付给国家预算局，而它们则可逃避交纳出卖给海外公司原材料的税款。就这样，国家预算便被夺去数以几十亿美元计的收入了。
多国公司与国际贷款机构控制了哈萨克斯坦经济。民族资产阶级若同多国公司实力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带有家族性质主要是由纳扎巴耶夫、他的家族以及他们的社会核心集团霸占着。
政府政策已使共和国的人口急剧下降，从1990年的1700万，下降到1995年的1450万。根据两种不同统计，一说是60%人口，另一说是90%人口已经拿不到谋生的最低收入了。至于失业人数，还没有可靠数字，但可能高达500万人。据统计，1990年有760万人在各个行业部门工作。到1997年，受雇工人仅有360万。工业部门失掉400万就业机会。哈萨克斯坦经济政策超越了俄国水平。通过了反劳工法，把危险性高的工业部门工人退休年龄提高到63岁，而他们的平均寿命仅55岁。教育改革却取消了中、高级技术教育享受免费入学待遇。城市中社区服务的私有化，使社区的生活费用高过了大多数工人所达到的水平。政府正在制订法律使土地私有化，这就为外国公司征购土地铺平道路了。
总而言之，哈萨克斯坦正被改造成拉丁美洲和非洲模式的资本主义体制，这种资本主义发展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和多国出口的。走在这条道路上的，并不仅仅是哈萨克斯坦。我们看到，中国也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在改革开始时，设计师们乐观，自信，甚至骄傲自大；但当他们的政策已经导致了足够的恶果，使人民开始怀疑整个改革的方向。因此，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走资本主义道路能否使中国变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独立的国家这个老问题又一次提上了议程。
我的观点是：对中国来说，仍同20世纪30年代、50年代、70年代一样，独立自主的民族资本主义在今天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因为在这条道路上有着巨大的阻力，这些阻力有一些是长期的历史现象，另外一些是在革命中新产生的，在土地改革和30年社会主义建设中产生的。其中，至关紧要的阻力是现在世界经济的状况，中国的国家本质，工人阶级的反抗和农民的自给自足也就是贫穷的农民在所分得的小块土地上的能够生存的能力。
考虑到世界经济，改革者的策略是沿着“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所走的道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新型的工业化国家。那就是利用本国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吸引外部的资本从而建立劳动密集型的日用品加工业。这些日用品是供应世界市场的，它们首先是纺织品以及电子和电气用具。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中国创建了自由贸易区，在这里中国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投资了数十亿，贷款了数十亿。他们对本国的加工产品的出口充满了希望，但是直到现在为止，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想获取一个巩固的市场份额的努力仍然失败了。
这个失败有两个主要的原因。首先，曾经能够吸收大部分所提供商品的膨胀的世界市场，现在它的膨胀速度变慢了，在20世纪80年代，是商品的过剩和充斥而并不是商品的缺乏困扰着全球。此时，韩国和其他的“四小龙”跳跃式的快速发展已经结束了。此外，如果不是美国为了建立针对中国的前进基地而进行的两场长期的战争从而为四小龙 (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提供了经济上的强有力的支持， 四小龙是不可能走上跳跃式的快速发展的道路的。因为美国在这十年对外战争期间对侧翼包围中国的国家进行了大力援助。虽然现在很多中国人由于羡慕台湾和韩国的经济发展而得出中国走了错误道路的结论，但是他们无法了解的是如果没有中国的革命引起了对美国的世纪的挑战，今天就决不会有环太平洋的“四小龙”。
其次，即使快速发展的机会仍然敞开着，即使市场是和往常一样有很大的吸收力，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它输出的产品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吸收的了的。对于一个只有数百万劳动力的小国来说实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业是可行的，但是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拥有几千万甚至上亿劳动力的大国来说实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业却是不可行的。中国复制环太平洋的“四小龙”这样的小国的发展模式是不合理的。 只有少数实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业的国家取得了成功，这些成功的现在也正在走下坡路，更何况像巴西，墨西哥和印度这样同样走这条道路的竞争者因为无力偿付外债的而陷入严重的问题。
世界银行的策略是：通过私有化，自由化和向外国投资者让步从而使得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向国际市场开放;提高本国经济对世界市场和外国贷款的依赖性。由于无法偿还快速增长的外债，大多数国家不得不冻结工人的工资，使货币贬值，降低支出甚至是至关重要的福利支出。因此人们的生活水平急剧降低。同时，内需的缩减也破坏了出口国家的经济，并加重了市场上产品的过剩。所以，这个实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业的整个发展策略破产了。
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里，第三世界国家避免经济破坏的唯一可行的策略是进行多元化的投资，为国内的产品和服务发展国内市场从而降低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第三世界国家应当进行土地改革，建立渐进性的税率（累进制税制），保障工人权力----以前中国所做的，中国在改革前做得很好的工作。但是中国的领导人仍然存有新型的工业化国家这种发展模式的幻想，把希望仍然寄托在一种过时的发展战略上。对于中国来说，因为国家规模和巨大的劳动力的可用性，这种过时的发展战略不会为中国提供一个适当的发展框架。
200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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