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三大战役、两个阶段
1965年底到1976年10月中国两条路线斗争，可以归纳为三大战役、两个阶段。
三大战役是：第一个战役是打倒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也就是搞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个战役是批判林彪集团，第三个战役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其时间划分为：1965年以11月10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这一战役的起点，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是这一战役的结束；1970年8月—9月的庐山会议为第二战役的开始，1975年1月大体结束；第三战役是从1975年5月—6月开始的，1976年10月6日发生了反革命军事政变而夭折。
由于第一战役是打倒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主要敌人是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这个目的服务，同时要有自己的生力军、要组织自己的队伍，这样才能取得胜利。毛主席是伟大的统帅，是无比英明的战略家，他的用人，他的调兵遣将，自有过人之处。因为这是一场“文仗”，所以要特别注重“文才”。毛主席通过自己长期的观察和考验，江青是首选的一个，然后又通过江青考察联络了张春桥、姚文元等新秀；同时，在老革命中也有不少无产阶级革命派，如康生、柯庆施等人，至于陈伯达等是可以跟着走一段的人物。虽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文仗”，可是关乎到政权，所以光有“文”不行，还需要“武”来保驾护航才能成功，这就要重点起用“林彪”——林彪确实具备保驾护航的能力和条件，同时，既然重点起用，那就要安排到最显赫的位置，“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毛主席对第一战役有快、慢两种估计，一是比较快的胜利，到1967年上半年就基本结束：把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斗、批、改”运动。这种估计的落空主要是因为出现了“二月逆流”，所以毛主席也有了第二种估计——比较慢的胜利。
二月逆流的危害，不只是打乱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推迟了第一战役胜利的时间，而且暴露和加深了各种矛盾：群众与群众的矛盾、群众与干部的矛盾、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军队与军队的矛盾、军队与地方的矛盾，等。二月逆流的制造者不是第一战役打倒的对象，也就是说，不是这次战役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可是他们偏偏跳出来，所以毛主席发了“无产阶级的雷霆之怒”，拿出很大的时间和精力来处理。现在一些研究文革的人，或者回避二月逆流，或者不重视二月逆流，有的甚至为二月逆流开脱，都是没有深刻认识到二月逆流对毛主席这次战役（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危害。事实上，参与二月逆流的主要人物，又都成了1976年10月6日之后资本主义复辟的领导者、设计者，可以说，二月逆流的制造者是破坏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如果不出现二月逆流，到1966年12底，打倒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任务基本实现，再经过“一月夺权”的革命风暴，胜利的曙光已经在眼前。当然，坏事变好事，毛主席是唯物辩证法的高手，是驾驭“坏事变好事”的英明领袖，第一次战役胜利的推迟，彻底暴露了形形色色的走资派——老的走资派、新的走资派、由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演变成的走资派，他们都在二月逆流中作了充分的表演；同时，反对共产党内官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斗争也提到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议事日程；而星罗棋布、花色众多的群众组织也在反二月逆流中经受了考验和锻炼。
二月逆流的出现，是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左翼——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大暴露。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右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第一战役中被打败了，而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左翼——官僚主义者阶级却只是暴露没有被打败，有的甚至隐蔽得很深，没有被识破反而有的被培养为接班人。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从共产党一诞生就存在，正如生物体中的生长与死亡并存一样。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右翼要致共产党于死命，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左翼也同样会致共产党于死命。可以说，在1965年底到1976年10月中国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对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右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刘少奇、邓小平等，注意得比较多，批判得比较深刻，而对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左翼——官僚主义者阶级，如林彪、叶剑英、华国锋等人都是——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和大力的批判，这是毛主席的战略战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最主要的敌人——使然。
第二战役可以说是遭遇战、突袭战。毛主席没有想到林彪集团会这么早就跳出来、这么快就走上极端，尽管毛主席有准备、对林彪有认识，但林彪事件对他老人家的打击还是非常沉重的。这个战役也取得了胜利，只是留下了太多的后遗症，不得不发动第三战役。
如果说第一战役是解决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右翼——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那么第二战役就是解决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左翼——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问题。由于顾忌在第二战役中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右翼——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会反扑，所以毛主席只得两面作战，就是这样，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右翼——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趁机兴起了不小的风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力量被打击，甚至摧残；新生事物被扼杀；被改造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被“整顿”回去；等等。一句话，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所以，第三战役就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第三战役应该说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把老牌的、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邓小平再一次打倒，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给全国人民划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界限，它让大大小小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胆战心惊、感到末日的来临，它使全世界无产阶级看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胜利的曙光；它迫使集新、旧官僚主义者阶级于一身的叶剑英靠边站，极大地鼓舞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向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攻的斗志，激发了全国革命人民的政治热情。可以说，第三战役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向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起的总进攻、总决战——既批判共产党内的右翼也批判共产党内的左翼。如果这一战役取得最后胜利，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将进入新的里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将达到新的高潮，人类历史将会翻开崭新的一页。可惜，它夭折了，它没有失败在面对面的敌人之手，而是毁在叛徒的阴谋诡计之中，毁在个人野心家的无耻之下。第三战役的夭折，是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右翼和左翼联合绞杀的结果，只有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一翼——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都无法达到他们的目的。在第一战役中，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右翼——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在第二战役时，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左翼——官僚主义者阶级，赤膊上阵，只落得个命丧黄沙；第三战役，他们联合起来了，他们的阴谋得逞了，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沉痛教训，这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取得了宝贵经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可以与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左翼——官僚主义者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右翼——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时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左翼——官僚主义者阶级是可以利用的力量，但是必须百倍警惕它的破坏作用，看到它的局限性，认清它的阶级本质。
两个阶段是指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阶段和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阶段其起止时间是：1975年11月到1969年4月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段，1969年九大之后到1976年10月6日是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阶段。
从这两个阶段来考察中国两条路线斗争非常清晰：一条主线——围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个斗争对象——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主要是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个目的——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三位一体的任务——斗、批、改，一条红线——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一个法宝——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可以说，1965年11月到1976年10月6日，这11年的时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有声有色的路线斗争时期，它的光辉彪炳千秋，它的经验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两个阶段的路线斗争，铸造出一个无比辉煌的毛泽东时代后期——1975年底到1976年10月6日。有“重返毛泽东时代很重要”一文为证。
重返毛泽东时代很重要
毛泽东时代整整27年，可以分为前17年和后十年，总起来说，后十年更体现毛泽东时代的精神。后十年，有三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69年“九大”），有两年与林彪集团错误思想斗争时期，有三年多批林批孔时期，有将近两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期。整个后十年，都贯穿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无论是发动、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巩固、发展。所以至今大多数人都称“文革十年”，中国当局更是竭力否定、恶意歪曲这十年，把这十年说成“十年动乱”、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危难局面、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等。同时，后十年，阶级阵线分明，路线斗争清晰，中央政权始终掌握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虽然有阶级敌人、顽固不化走资派的破坏和捣乱，出现了这方面那方面的问题，但都能及时地、比较正确地加以解决。
毛泽东时代的后期，是指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主要是平息“四.五”反革命暴乱后到1976年10月6日前这一段。这一时期达到毛泽东时代光辉顶点，只是由于时间比较短，又有一些重大事件出现（如周恩来、朱德的逝世，发生唐山大地震，全国性的抗震防震），所以冲淡和忽略了对这一时期的探讨与研究。这一时期有如下特点：
实施了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自从1975年发表了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把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提到了正式议事日程，所以在平息“四.五”反革命暴乱、解除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让叶剑英靠边站后，这就扫清了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最大障碍，为实施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提供了有利条件。
理清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关系，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大发展。
各级领导班子、共产党组织都吸收了新鲜血液——尽管造反派不都是新鲜血液，但新鲜血液中确实有大量的造反派，这是十年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必然结果。旧的国家机器得到一些改造。
城乡各种闪耀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光辉的新生事物茁壮成长。
对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已经着手研究进行。
……
我们可以先看一看1976年1——8月以甘肃省为主的大事记来说明这个问题：
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传达了毛主席对邓小平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批判，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序幕。
2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的提议，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兰州中心血站试制出首批冻干人血浆，开始供应医院使用。
2月9日冼恒汉以个人名义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意见》，揭发黎光"在整顿兰州铁路局期间，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借批派性为名，实际上批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了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表现好的一些干部和积极分子。"
15日凌晨一时，王洪文等人在北京接见了河南、甘肃省委、郑州、兰州铁路局党委和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的负责人，肯定了冼恒汉的意见。
15日，中共甘肃省委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说，全省3．9952万所各类学校，正在掀起“教育革命”大辩论的热潮。“右倾翻案风，不仅在教育界、科学界，而且在其他战线都已造成而且在其他战线都已造成严重的影响；铁道部以万里为首的党的核心小组在兰州铁路局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推行了一套修正主义路线”。此后，《甘肃日报》连续数月，发表刊载了大量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文章。
3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翻案不得人心》。社论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判”。毛泽东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社论指出邓小平就是“煽起右倾翻案风的那个人”。从此开始在内部点名批判邓小平。
26日文县碧口水电站主体工程完工，第一台10万千瓦机组投产发电。翌年6月第三台机组安装完毕，总容量为30万千瓦。该电站主要给川北和陕南送电。
是月国务院文化部遵从江青指示，派人来到兰州铁路局，在省里配合下，制作出“反击右倾翻案风，同走资派作斗争”的话剧《战长年》和电影剧本《主要战场》。
4月5日北京“天安门事件”发生。在此同时，兰州地区也有呼应。
21日中共甘肃省委决定，改组兰州铁路局党委。改组以后的局党委认真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5月16日在兰州市七里河体育场举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庆祝大会”。
6月25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继续把学习毛泽东的重要指示放在首位。会后组织与会人员到定西县大坪生产队（农业学大寨的典型）进行了参观学习。
7月1日北京一西安一兰州微波通信干线工程竣工，开办微波电话、电报、电视和报纸传真业务。
兰州红古建设坪至金昌市宁远堡的22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成送电。线路全长254公里、构成了连城及永昌地区电网。
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21日全省“七.二一”工人大学座谈会披露：截至6月底，全省“七.二一”工人大学已经发展到460余所，在校学员达2．27万人，已毕业1．3万多人。
8月16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河西国营农场知识青年工作座谈会议。研究解决知识青年工作中存在的问题。16日和22日，甘川交界的松潘、平武发生两次7．2级地震。兰州地震大队文县强震台记录到主震强震记录。这是我国强震记录中震级最大震中距最近的强震记录。
我们再引几段雷运河写的《运河惊蛰》中的有关文字以为佐证
（1）反击右倾翻案风，接着进行批评邓，这才把运河地区的路线斗争摆正确。文革十年，先是刘、邓路线，后是林彪、袁升平反党集团的破坏，接着邓小平上台搞整顿、搞翻案，一些党内走资派，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右倾保守势力也一次又一次兴风作浪，运河地区政治风云变幻，翻来覆去，路线斗争一刻也没有消停过。最突出的问题还是集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党内走资派有没有，该不该斗，刘、邓路线严重不严重，其流毒该不该肃清，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革命造反派是不是新生的革命力量，是否需要提拔重用，等等。
由于搞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上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运河地区出现了“斗走资派有理”，“斗走资派光荣”，“斗走资派有功”的群众舆论，出现了“文化大革命非搞不可”，“修正主义非批不行”，“党内走资派就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就是代表官僚特权阶层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敌人”。“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革命造反派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坚力量”，“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才代表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方向”，等等，一边倒的正确认识。
（2）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河地区各级革命委员会重新活跃起来，革委会中的革命造反派干部代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又“吃香”了。他们有了发言权，有了监督权，有了独挡一面的权力，他们可以代表革命群众的意愿，向各级党委提出批评和要求，可以参与各级政权的决策。那些被邓小平在整顿中树立的典型，再也不敢向文化大革命、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反攻倒算了。人们的心情真是无比舒畅。
（3）一些犯过走资派错误，执行过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邓小平刮起“翻案风”“算账风”中又犯了错误的老干部开始转弯子。他们认真学习了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八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发布的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毛主席关于社教的批示》，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大多数人彻底改变了观点和立场。
这个批示的全文如下：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到这时，所有犯过错误的干部，所有对文化大革命有不正确认识的人，才真的服气了。
（4）公安工作第一次明确提出研究“对党内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公安工作已逐步改变了那种“秘密办案，少数人办案”的资产阶级作风，实行了“开门办案，群众办案”，把神秘莫测、高高在上的专政机关回到人民群众之中，真正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要进行群众专政。现在，经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河地区公安机关认识到：“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党内走资派的复辟倒退活动，都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都是最终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所以，公安机关应配合群众的批判运动，“特别警惕党内的资产阶级，还在走的走资派”对革命群众的迫害，要研究怎样对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实行专政的问题。这不光运河地区，在全国都是个崭新的课题，甚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需要面对这个实际问题。一九七六年六月的全国公安会议及随后召开的运河地区公安会议，都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又一缕胜利的曙光。
（5）教育是邓小平复辟倒退，大刮右倾翻案的重灾区。他反对军宣队、工宣队、贫下中农长期在学校驻下去，策划了清华大学党委个别人的诬告信；他支持反对工农兵大学生，以考试、分数把工农学员拒之门外；他提倡培养尖子，把学生关在书斋里，造就复辟资本主义的精神贵族。
针对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在教育战线上的回潮，运河地区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加强了工宣队，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力度；为了批分数挂帅，也仿照中央的做法，对所属的大学教师，进行考试。结果表明，决不能单以分数高低来衡量教师，也不能以分数好坏来衡量一个学生。教育战线的师生员工理直气壮地说：“阶级斗争是学校的一门主课。”“我们要的是又红又专的人材。只红不专，可以补上文化专业知识，如果只专不红，成了精神贵族，那就是资产阶级接班人，是个危险品。”
（6）一埸政治运动就是一次整党运动，文化大革命更是这样。运动的结束，必将使共产党以更加完美的形象得到加强。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号召下，能把这次文化在革命中表现突出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共产党内，是文化大革命成败的关键。从一九六八年毛主席发出“吐故纳新”的指示以来，在“故”和“新”的问题上老是纠缠不清，造成各地党组织的整顿工作不平衡。现在把邓小平又一次揪出来，明辩了大是大非，运河地区各级党委把吸收优秀的革命造反派入党问题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许多一贯表现突出，经得起一次次路线斗争考验的革命造反派被发展为候补党员，开创了运河地区整党建党的新局面。
（7）一九七六年的夏天，中国震撼人心的大事件，当数唐山大地震。这次地震裂度之大，发生之突然，造成的损失之严重，都是前所未有的。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关心程度之高，各级党委反应之迅速，有关部门援救之及时，善后处理之得当，防震救灾之声势浩大，动员人数之广泛，人民群众精神面貌之饱满，社会程序之良好，都体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巨大效应，都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结出的丰硕成果。这一切都是历史上任何时期无法比拟的。
运河地区先后接纳救治了上千名地震灾区群众，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模范事迹。由于运河地区当时也是防震重点区域，各项防震措施都做得非常细致周到，整个社会风气，道德品质表现得从来没有这样好，助人为乐，争做好人好事，舍小家顾大家，已成为绝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防震棚里时时奏出一曲曲共产主义精神的赞歌。
运河地区在整个抗震防震救灾的日日夜夜，从没发生一起恶性案件。人心达到这样齐，个人私心做到这样少，大家的积极性这样高，社会风气净化得如此好，应归功于当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气候。因为群众中稍有不良行为，就会被指责为刘少奇 、邓小平、林彪、孔老二的流毒没有肃清，就会与反击右倾翻案风联系起来进行批判。
（8）一九七六年，运河地区夏粮获得大丰收，产量创历史新高。这得力于社员群众的干劲大，积极性高，科学种田的意识强，集体主义精神大发扬，社会主义经济得到空前巩固。经过批刘、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少社队已经不留或只留很少的自留地，大家一心扑在集体事业上，各种社队企业也红红火火发展壮大起来。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心为集体、敢闯敢干愿吃苦的青年人，被选为社队领导。他们心气高，干劲大，提出“要为文化大革命争光，要为革命造反派争气”的口号，有力地推动了农村人民公社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同时，运河地区的工业生产，也乘批邓、反击右倾翻案运动的东风，月月捷报频传，每天都迈上新台阶。
……
现在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之所以没有得到很好的整合，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没能建构起自己未来的社会形态。人家在17大上已经发表了“宣言书”，要坚定不移地“改革开发”下去，把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发扬光大”，并且用“科学发展观”给他们的目标套上一层救命的光环，用“和谐”“稳定”来保驾护航。而声称搞无产阶级革命的人还在争论不休，还在搞什么“创新”，而不知道很好地继承发展毛主席给我们指出的前进方向，这是对己有害对人有利的可悲局面。
同时，不要在“照搬”和“吸取精华”上争论了，“照搬”者也未必不“吸取精华”；“吸取精华”者也有“照搬”的成分。
还有，我们现在搞的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或者叫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而不要叫什么左派。左派、右派、中间派还是囿于社会的表层，不是革命与不革命、反革命的分界，所以不要被什么左派光环所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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