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失利、社会主义溃败，起始缘由之我见
翻弄这些于革命的无产阶级来说无疑是痛苦和令人沮丧的历史旧帐，实在不是一件愉悦的事情。如果我们的翻检的结果达不到继往开来的客观效果，其实远不如暂时搁置要好受一点。
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人类历史运动存在着某种有类于自然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同样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就是说，任何时代的样貌、特征，所有历史事件的结局，都是当时条件下所有人共同参与、动作的结果。可以说是人的水平限制和约束着历史发展的脚步，而作为社会关系总合的人，他的发展程度，归根到底是由当时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着的。由于以机器化大生产为核心的当代生产力既适于应资本主义社会也适应于社会主义社会，当代人必须严正面对的一项抉择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鉴于在美国和欧洲这些资本主义当发达国家进行暴力革命社会成本是如许之大，以至那里的人民不得不折算一下成功之后是否真的得偿所失。当西方工人阶级面对此问题犹豫彷徨、踌躇不前的时候，非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将是空前严峻的。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的创始人，列宁同志坚持认为，非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在有机会夺得政权的时候应毫不犹豫地去掌握她，并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通过努力弥补社会生产力的不足和工人阶级的不强大，同时他也一再强调，离开了资本主义中心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一国或几国的社会主义处境是相当危险的。
解体后的苏联工人阶级曾一度认为，他们的失败是由于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生产力大比拼落后导致的，是长期冷战的恶果。这无疑仅仅道出了内中原因的一部分。我国的无产阶级则更高明一些，意识到社会主义失利的深层次原因是由于投降派的出卖。未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前苏联和经历了十年文革反修、反复辟历程的我国最终结果居然是殊途同归，该责怪的究竟是西方无产阶级迟迟不肯起来履行他们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历史职责还是我们自己作得不够好呢？
文革的兴起曾引发一轮西方和美国劳动人民对资本主义蓬勃的反抗浪潮，但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理论界和群众阶层的反应如何，目前笔者尚未见有资料论及，能够读到的只有保罗·斯威齐等少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赞颂之声但他们一直都是对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持疑义态度的。文革运动如果能够成为当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致行动，也许今日世界会是另一番模样。将文革的目标归结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目前国内多数文革左派论者也都认同此议，认为文革是一场政治大革命，目的是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通过无产阶级以文革首创的民主形式占领全部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防止发生资本主义复辟。但从最终结果来看，显然是效果不佳，无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如愿以偿。人们普遍承认，文革的失败是导致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颓然倾覆的直接原因。也有论者如南山马，却坚持到经济基础中去寻找原因，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本形态败坏了社会主义，LL网友则更进一步，说是商品经济的存在导致社会主义的必然失败。
承认现代生产力同时适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就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的失败一定是非必然的，或者说仍然仅仅是或然的、偶然的。可以深一步推定，假如文革胜利了，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取得胜利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这里又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即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究竟有多大？很明显，过分地夸大这种反作用是不明智的。不过，尽管指望这个反作用在极短的时间里即创造出远远超出当代生产力范围的人间奇迹是不现实、不冷静的，但由此得出社会主义一定不如资本主义的结论则尤其荒谬和不足为训。
实际上，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性改造通过确立和提升其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阶级属性必将导致社会管理的科学性、高效性和准确、正确的针对性，释放出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也必将引起社会劳动人民物质生活尤其是精神文化生活和政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从而为上层建筑的更上一层楼提供雄厚基础。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活动由于有效规避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生产的盲目性和个人主义的奢靡挥霍，其社会效益应该是最优的甚至是空前的，声称社会主义的一天相当于资本主义的二十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革命浪漫主义。但上述种种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建设一点也不依赖于一定的时间。尤其不可忽略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我国，在同世界资本主义做生死角逐的时候，它们并不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因此，在单位时间内，如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如果拿社会主义中国同发达资本主义各国作横向比较的话，我们的社会发展指数或幸福指数是明显地处于下风的。达观一点地看上去，资本主义的“奴隶”暂时比社会主义的主人公吃得饱一点，穿得好一点，玩得爽一点，住宅大一点，本来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坏就坏在各社会主义国家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僚们从斯大林时代开始对这种暂时的劣势完全采取了一种回避和封锁的态度，千方百计地不让人民群众知道真相，或者由于他们本身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其实是艳羡有余的缘故，他们也误以为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根本经不起那种诱惑，故而只能制造一些虚弱无力的有关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水深火热”的欺骗宣传，不懂得当代资本主义对人的戕害与荼毒更多地体现在精神上和心理上，离开了乱交和大麻许多人将无以度日，生不如死。由于人民群众只能管中窥豹地了解资本主义世界，或者只能见其形而不得见其质，反而加重了对其的神秘向往，挫伤了建设社会主义理想世界的信心，自觉不自觉地对“对外开放”产生了错误的憧憬。
老实说，人民群众期望生活过得宽绰一些、优容一点，本来就是极为正常的心理愿望，以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实属相容而非相悖，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相信如果假以时日，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人民经过一个时间段的艰苦奋斗，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质量上达到甚至超越资本主义国家绝不是渴望而不可及的幻想。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各社会主义国家物质生产能力的确尚且不及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程度与娴熟把握尚然处于“初级阶段”，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方方面面也确实低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群众。那时的苏联，由于社会上层领导集团已腐化堕落为骑在人民群众头上作威作福的吸血鬼阶级，以“物质刺激”为核心内容的所谓改革严重分化瓦解了劳动者阶级的凝聚力与战斗力，严重挫伤他们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社会政治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僵化、“滞涨”局面，再加上农业、轻工业欠发展引起生活必需品的匮乏、短缺现象，使得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任程度大幅度下降，甚至产生了怀疑和抵触情绪。彼时在我国，不利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社会小资产阶级情绪同样也在积聚之中。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逐渐提高，官方和民间与外部世界交流、交往日益频繁，使得国人有机会走出国门一睹资本主义花花世界的芳容，走马观花式的泛览只能让他们看到鳞次栉比的繁荣，觅不到“一天天烂下去”的迹象，引起意识形态的困惑自然在所难免。文革群众运动中那些原先曾让他们奉若神明、不敢仰视的大人物，有太多的不光彩的情节、事件被抖落出来，公之于众，一时之间滋生些许神话破灭的感觉亦在情理之中。高级干部与普通群众之间生活水平巨大的落差在当时是足以“惊心动魄”的。文革，作为群众运动形式的“不破不立”的革命，“破”起来的时候往往是立竿见影的，而“立”的时候则常常会大费周章，破、立之间必定显现出一段“空白区域”，倘若用急功近利的“近视眼”望过去，产生“宁可不破”的惰性意识又是自然而然的。革命可以解放生产力，但革命不等于生产力。革命即不可能直接提高机器运转速度，也不可能直接化为土壤肥力。将革命的势能转化为生产力动能的媒介是人或人的综合能力。在社会总产品由于生产力等自然条件限制只能渐进提高的前提下，革命所能做到的也只有让产品分配更其均匀合理一点而已。毛泽东主席认为中国要成为发达社会主义需要艰苦奋斗五十到一百年。如果说让几千年来一直生活于最沉重的剥削与最惨痛的压迫之下的我国劳动人民在平均富裕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天好过一天地奋斗下去，这个速度还是何乐不为的话，对于官僚资产阶级主义者及其后裔们，则变成了完全是不堪忍受的，尤其是当文革以清清楚楚的态势摆明了他们的未来处境的时候。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尽管同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阻碍力量，同属革命对象，他们之间即有联系，也有区别，即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官僚主义者阶级认同社会主义，同情劳动人民，只要革命不“革”到自己头上，即不去触动他们以安富尊荣为主的既得利益和种种特权，他们一般不会跳出来反对革命。至于走资派，他们是民族资产阶级与国际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彻头彻尾的党内资产阶级，他们不信马列主义，不信社会主义，对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无任何好感，他们蛰伏于党和政府的最高层，一遇机会，立即会毫不犹豫、不遗余力地复辟资本主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将劳动人民不顾死活，踩到脚下。纵观我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全过程，之所以极具复杂性、隐蔽性和阶段性，正是上述两大政治集团彼此争斗、交互作用并最终趋于同化的历史过程。文革的巨大成就表现为对于那些历史地、公开地、充分败露了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给予了有效的和沉重的打击，但对于一些处于不断演变、生成的官僚主义者分子乃至利益集团却缺乏足够清醒的重视与警惕，防范、打击的制度措施和有效机制仍就阙如或有待形成并发挥效力。
张宏良和南山马两人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共同观点，他们都认为文革当中革命群众从来都是把官僚主义者阶级乃至走资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而后者对待造反派却一直视为罪无可赦的寇仇一般。张、南分别将这种不对称归结为文革领袖毛泽东的“佛性”或者“仁慈”，隐约透露出不满和微词。应当说，对于走资派和官僚主义者阶级斗争方式的定调，的确是来自主席。文革十六条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请注意这个“整”字，不是消灭，不是清除，不是埋葬，不是禁绝，至多也就是教育教育，觉醒觉醒，敲打敲打，震慑震慑，改造改造。那么，主席错了没有呢？我认为没有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就算主席全部起用新人，搞“一朝天子一朝臣”，谁又能保证那些后来居上者真正都是响当当、清一色的无产阶级革命分子呢？华某人是一个明显不过的例证，王洪文进入中央之后也几乎在权利待遇诱惑下立即改变了颜色，失去了工人阶级应有的战斗意志和革命精神，搞起了稻梁之谋。唯一能够使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的真正保障是全新的政治体制、政治模式和社会结构，而不在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兴废上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平行的、散构的大众政治的社会而不应是一个宝塔形的“危乎高哉”的社会。只要宝塔型政治存在，无产阶级维护自身政治权利的代价就只能是无限大的，换句话说，就是“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就既有的资料看，当时包括江青、春桥等同志在内的左派政治家们所热衷的依然是宝塔政治，这也许就是主席最终没有将国家最高权利交付给他们和广大群众对他们遭受政治迫害的事变表示冷漠的原因之一，如果国家政治对百姓来说仍然需要仰着脖子踮着脚地翘首遥望，雾里看花，他们得出的也就结论只能是扑朔迷离，雌雄莫辨，根本搞不清谁不是在争权夺利和谁不是在篡党夺权。
一旦原来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也在感觉上有一种对要社会主义还是要资本主义其实无可无不可的时候，他们就会捐弃自己的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从阶级的人退回到自然人。可以说，文革并未能自己的政治任务，既没有确立真正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模式，也没有真正培养出一大批忠诚可靠、才干出众、一往无前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并把他们派往国家政治中心，发挥中坚作用，使资本主义复辟变成想都不要想的事情。
2007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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