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中国文革研究网
英国医生洪若诗演讲：我在新中国十五年(原载《参考消息》1974.11.18、19日)
英国著名医生洪若诗在香港发表演讲：《我在新中国十五年》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十一月七日刊登英国著名医生洪若诗在港大医学会等单位演讲会上作的题为《我在新中国十五年》的演讲，摘要如下：
首先请原谅我不能用你们的语言讲话，因为我不大懂普通话（以上他是用普通话讲的，因而引起全场笑声）。今次我经港访华有两个目的：首先是希望到北京去探望我很久不见的同志们，其次，正如大会的主席先生说的那样，去了解一下新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情况。
很久以前我到过这里，当我刚开始行医时，我在假期中曾在船上工作。这艘船来中国时，第一个停泊的港口就是香港。正是在香港，我开始认识中国，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中国产生了感情。回顾我在一九三六年最初接触的中国（我是在一九六九年离开中国的），与我明天将要回到的中国对比起来，差别是巨大的。一九三六年我见到的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那是一个很贴切的名称，因为那时中国到处都是穷困、疾病、腐败，特别最主要的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外国的军舰停泊在中国的内河中，外国军队在街上昂首阔步，城市被分成这个那个租界，到处是武装警察，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家园里竟完全没有权利。每天早晨，尸体随地可见，这些人都是晚上因饥寒交迫而死的，到处都是妓女、乞丐，贫富的强烈对比是我从未见过的。当我离开中国时，我很幼稚，我觉得中国很需要来一个革命。其实我不知道当时已经有很多中国人在这样想并且在积极进行革命了，而且已经有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领导，并且取得了不少的成就。这就是我在一九三六年所看到的中国。
明天我要回到的中国是一个已经解决了很多问题的国家，这些问题不但多世纪来困扰着中国，也困扰着世界其他国家。例如，中国已经解决了人民食粮的问题，当然中国不是一个富有的国家，我不想给人们觉得中国是一个富有的、没有问题和困难的国家这样一个印象，中国还面对着很多问题，很多困难，还是一个比较贫穷和发展中的国家，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粮食、没有人受饥饿的威胁，没有人光着身体没有衣服穿，没有人缺乏居住的地方，没有人失业，所有儿童都可以进学，消除文盲。但是一九三六年我见到的中国，百分之九十的人没有机会入学而成了文盲。
旧中国的经济问题要比现在很多国家的经济问题更为严重。我以前有一个年老的中国教师，他一辈子是教外国人学中文的，当时我能讲的中文不多，因为他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关于旧中国的东西。他曾对我说，以前他的薪金是在星期五晚上发的，钱是用一个大袋装满交给他的，这并不表示他的薪酬很高，其实他是很穷的，只不过当时的纸币不值钱。他收到薪金后便马上跳上脚踏车，尽快把钱拿去买东西，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把钱留到星期一，纸币的价值便会下跌百分之五到十。旧中国的通货膨胀就是这样厉害。
中国现在完全没有涨风，它的经济是全世界最稳定的。我在新中国十五年之久，必需品的价格没有上涨一分钱。有些是有变动的，不过是下降了。如手表、脚踏车、收音机、暖水壶等，价钱比以前更便宜了，更普遍了。
中国是一个没有负债的国家，人民没有负债，他们不用象我们那样以分期付款的方法，永远付不完。中国国家也没有负债，既没有内债、也没有对世界任何国家负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说自己是没有外债内债的。
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改进，我说中国是比较穷的，但值得注意的，她是向富的方向发展。中国是越来越好，每天每个方面都是越来越好。
我不准备花更多时间谈中国的成就了，因为更值得我们去了解的是中国伟大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其实这里没有什么秘诀。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每一方面的成就都是因为有了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的领导而取得的，这就是成功的先决条件和基础。但更为重要的是要了解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我认为每个国家总有一天会达到，可能有些易些，有些难些。然而这不是最困难的一部分，最难的还是紧接着夺取政权以后，怎样把这个国家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正是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作，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一项谁也不能预料在什么时候才能完成的工作，是今年呢？明年呢？十年呢？还是五十年呢？根据我在中国十五年，特别是最后的三年，即文化大革命时的经验，我完全相信，中国一定能达到它的目的——建成共产主义。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一个自私将成为历史的社会，每一个人不只在经济上得到解放，而且在思想上、理想上、社会上都得到解放的社会必然来临，尽管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路程。
我今天准备跟大家谈的，是一些有关医疗方面的问题。从医疗制度，可以反映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医疗服务影响到每一个人，从生到死，医疗服务不可缺少。看中国的医疗制度，我们可以了解社会主义制度。最重要的，也是我首先要谈的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并不是由中国发明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并不是由政客、天才、帝王将相所创造的，而是由广大的人民群众创造的。既然如此，那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对群众的态度应该是怎样的呢？
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观点去分析群众意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样制订的政策，再让人民群众实践检验。中国共产党贯彻群众路线有很多的成就。让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中国在一九四九年解放之初，面对着庞大严重的医疗问题，其中一个便是医生的缺乏，当时大约有三万个西医，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城市，解放时，他们之中有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会对他们不利，跑了去台湾、香港、旧金山、伦敦、纽约、澳洲等地，当然亦有一些留下来，包括一些有高级医术的医生，但他们都在大城市里，并且收费有时很贵，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嗜财如命，但中国人民是如此的穷，连饭钱也不够，所以根本付不起医药费，况且，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居住在农村里，那里除了个别教会医院外，根本没有医疗人员。当然有一些中医，但一方面人数不多，二来他们所收的医药费又不是穷人可以付得起的，于是，五亿人就生活在一个医疗的真空里。解放后，走群众路线，这问题很快就逐步解决了。毛主席说：“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那里人口占全国大部分，而农业是中国的经济基础，所采用的方法，是依靠广大农民。具体地来说，训练农民作为医生。我可以就这方面谈谈自己的经验，虽然它可能是微不足道、片面和不完整的，但也值得拿来谈一谈。我当时在一间北京的现代化的城市医院工作，那是一个医治外科和儿科的专科医院。有一天，医院号召组织一个流动医疗队到农村去服务，很快，报名的人已超过需求的人数，医疗队什么人都有。他们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农村，工作了一整年。他们有一项任务，便是训练赤脚医生。在十一月的一天，那时的天气比香港寒冷得多。第一批三十二个青年男女社员从各生产大队涌来，我们将一间仅可防风的简陋的屋子作医学院，大家一同度过四个月。春天来了，他们再回到生产队从事耕作。……四个月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我们给他们一些基本的医疗知识，这些跟我在英国教书时给低班学生的授课一样。那一批学生，从前只念过几本书，当我比较两批学生的学习进度时，我不禁要问为什么那些农民竟然学得比医科学生快得多呢？我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我不相信从整个种族与种族来看有智力上的差距，或是单单由于中国人是比较勤奋。原因主要还是他们被选出来的方法，他们是由各人民公社根据他们的政治水平作主要准绳而选出来的，政治水平不是指他们是否能够背熟马列或毛主席的著作，或他们的头街或领有勋章的多少，而是他日常的行为表现，是为集体，为社会主义，为祖国，还是为私利？是勤奋、积极、有进取心，还是相反？政治水平高，又加上自愿报名，便由群众推举去接受赤脚医生训练。他们之希望训练成为赤脚医生，不是希望脱离耕作，不是为一份舒服的整洁的工作，而是为人民服务，是这样，才会被群众推举选拔出来。当然也要考虑其他的条件，例如学历，但这不是决定性的。那些年轻的医生被选出来，他们是承担一个重大的使命，他们有决心，诚恳，努力不懈的学习，进度快是很容易理解的；加上师生之间也没有隔膜，我们一起工作，吃一样的食物，穿一样的衣服，没有什么隔膜，学习也搞得更好。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把各种因素融汇贯通而加以分析，而不是把各种因素硬崩崩分割开来。在西方，有种种的阶层分界，在医疗，有医学预科、医科毕业生、深造生、大学毕业生、研究院士等等。中国不相信这一套，中国基本是采取综合的教学法。例如有一位病人患上咳嗽，我们便一块儿诊断病情，又例如去杀一头猪或鸡，学习肺部的动作；把肺吹气，学肺部组织，各种肺部的疾病和医疗方法。故他们所学的都是有用的，生动的和可以实践的。过了四个月，他们便回农村。农民健康有问题，便去看这些赤脚医生。通常的毛病，赤脚医生都能处理，如果他们不能处理，赤脚医生可以这样对人说：“我不但可以打电话到就近的乡村，亦可以打电话到流动医疗队征求意见，讨论病情，如果需要的话亦可以把病人送到医院去，亦可以把医生叫来，医生时刻和我们在一起。”
每个星期，医疗队会到各村去，和那些受训的赤脚医生一起看病，传授知识，这样，在整整一个夏天和秋天这些赤脚医生不断地从实践中学习。第二年的冬天，他们又会接受第二阶段的训练。尽管他们得不到什么徽章、名誉、学位，事实上在中国不会有什么人会得到什么学位的。中国人正在建设社会主义，他们是不会把人分成什么博士、硕士、学士之类（笑声）的，是要把人们团结起来，就好象在人民军队里面一样，当然中国的军队是很强大的，但是他们是不必要有什么上校、中校，三划四划之类的东西（笑声）。他们有工作的分配，那位负责班的指挥工作的是班长同志，那位负责团指挥的，是团长同志，负责师指挥的，是师长同志，假如是个士兵，他就是位士兵同志。同样的这些赤脚医生不要什么名堂，什么学位，亦不要金钱，他们一切医疗服务都是不收费的，那是对人民的一种服务。他们和其他农民一样，依然在田里工作，所不同的是他们学了另一种技能，可以无私地为人民服务。建设社会主义，保护着该区人民的健康。
这项政策的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今天已经有大约一百万的受过训练的赤脚医生，他们不全是医生，其中有些是育婴员，有些是节育辅导员，有些是卫生员，照顾环境卫生，但他们都是医务工作人员。
一百万的医务人员大多数在农村。那就是说，每六百人中就有一位。那就是说，每一个人，大人或小孩，不论他们住在那里，他们都能够得到医疗服务。这是在中国五千多年历史中的第一次，也是在世界上第一次出现的事情，这不单是说在贫穷国家或地区，就算是在那些富有的国家，譬如美国吧，也没有的。美国就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民是得不到这样的医疗服务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足够的钱支付医药费，因此，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虽然，从西方的角度，有些人会这样说：“虽然是这样，但是他们受过的训练太少了……”他们不知道，除了训练以外，一个好的医生，还需要些什么其他条件呢？怎样去分辨一个医生是好还是不好呢？是否只是知识、专长、技术、经验才重要呢？还是他对病人的态度、他的责任感，为人民服务的坚决意志更重要呢？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赤脚医生不但有“红”的品质，而且，亦肯定地有“专”的实质。当他们初建这样的学校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电力供应的，现在有了电力了，他们就可以有Ｘ光、有心电图机、脑电图机等各种各样的机械，他们亦开始在深造学习中学用这些仪器了。事实上，在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我们就送出了第一批毕业的赤脚医生，到城市里去深造学习了。关于“专”的问题，事实上，并不一定需要到什么医科学院里去，接受五年多六年的训练才能成为一个好医生的。现在有好些医生，是没有接受过这种正规的训练的，但是他们都是很好很好的医生。这些年青的赤脚医生，将会产生和成为很多很好的专门人材，而且他们大多数都会继续地留在农村里，把医疗服务送到中国每一个最偏僻的角落，这个光辉的成就是以群众路线为基础的。如果没有群众路线，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信任群众、依靠群众这条路线，是不可能达到的。
我想再多提一个例子，一个比较窄一点的例子，一个曾经公开发表过的例子。
在“大炼钢铁”时期，上海有一位工人被严重地烧伤了，差不多百分之八十的皮肤被烧伤了，他被送到医院去。面对着医院领导们的一个问题是：以什么态度对待这件事？一个是以西方的方式：看看统计数字，结论是致命烧伤，没有机会复原了，只要表扬一下这位工人，为他打强心针，尽尽人事，就交代过去了。
一种态度是：这是中国，并不是西方或美国。这是一九五八年，这一年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完成了伟大的奇迹，他们做出了别人难以想象的事，克服了看来难以解决的困难。他们全体出动，充满信心，用尽他们可能想到的办法，去拯救这个病人的性命，最后，依靠他们的秘密武器——群众路线。他们就是采取这条群众路线，全国都参加了这场抢救工作，包括电台、电视，报纸，每天每隔数小时就播送有关的消息，每人都关心这件事。在医院外，数以千计的人们随时在等待捐血、献皮。他们提出各种治疗意见，这些意见虽然并非出自专家之口，但往往比专家的意见更宝贵。同时，对院内的专家表示了鼓励和支持。
有一次，我被邀请到上海去看一位病人，我当时想：“唔，我的工作至少是受到重视了。”所以我说：“好，我乐意去的。”他们用车送我到机场时，我看到在机场里已经有三四十位医务人员在等着了，他们都是去看同一位病人的。我想，这一定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我到上海后，看到的当然是位重要的人，他是位工人，在中国，工人是重要的。在上海，我遇到三四百名医务人员，他们包括怀有各种专长的人材，每一个人都可以作出多少的贡献，虽然有些贡献得很少，但我们大家都可以学。病人由于疼痛、发烧等病情引起胃口不好，于是从饭店送来了高蛋白质食物；同时在各方面的帮助下，病人在政治意识上感觉到他必须康复起来，他有这样的责任。所以，他终于吃食物了，而病也逐渐好转起来了。现在，这病人已回到炼钢厂工作。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不单在于这位炼钢工人获救了，更重要的是，群众参与了抢救工作。
另外一个例子是在上海，一个姓黄的工人，在工厂工作时手腕前截因意外事故被切断了，他被送到上海的一间医院接受治疗，缝好了伤口。与此同时，工厂里的工人们拾起受伤工人的断手时，觉得它仍然柔软、温暖，指头还可以动，他们立即把断手包好，赶到医院去，向主管医生说：“这手看来很好，不好好地利用它真可惜，你可以把它接上吗？”这对医务人员来说，是一个挑战，但他并没有忽视这个要求。
工作接下来了，很多医务人员都来参加救治工作。还有很多人来学习，经过交流研究，他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去，传授这些技术。在我离开中国之时，中国已经成功地接驳了二百多个四肢和手指，其中手指是比较困难的，目前世界上还只有中国是唯一可以做到的国家。
一九六五年，我在英国作了个断肢再植的讲座，同时放了一套电影，若果不是亲眼看到电影，我想他们不会相信。他们问，为什么中国人做到的，我们不能呢？是不是中国人的眼力好，有耐性，或是其他原因？我想正确的答案是：因为有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听来不容易明白，但它是真实的。一个接驳手指的手术，需十七个小时的一个极度集中而细致的集体工作，若其中一条静脉或者动脉阻塞了，就要再多花七个小时，把它重新驳通，这样就总共要花二十四小时了。究竟这种忘我精神是从那里来的？他们不是为名，又不是为更高的薪酬，他们为的是什么？他们的努力，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人民服务，是为了新中国的未来而作出的。这种目标又从何而来呢？——是从毛泽东思想来的。在中国，很多很多中国人就是这样的在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真正的要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而努力工作。而这件接驳手指的手术不过是这种精神的一个例子！
我想讲一点有关文革的意义和发展。正如我上面谈到，夺取政权不是最困难的，苏联有过，其他国家也有过，中国也有过，最困难的是如何使这个社会主义的革命进行到底。在苏联这个革命慢慢地停下来，而且发展到了它的反面。谁能保证在苏联所发生的事情不会在中国发生呢？中国人民，尤其是领导人都很关心，因为他们重视修正主义的危险性，着意反修防修。
我明天要到中国去的另一个目的是想了解目前中国的状况，我不想耽误大家太多宝贵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讨论。谢谢。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11.18、1974.11.19
美国《国会记录》刊载：斯科特的访华报告（未完待续）
【本刊讯】美国《国会记录》发表了五月十一日斯科特在参议院所作的访华报告。全文如下：
议长先生，首先我要感谢杰出的多数党领袖，因为他发表了很好的热情的讲话。其次我要说，在我们历时十六天、旅程八千公里合五千英里的旅行过程中，一一切是比较愉快的和有乐趣的，没有同多数党领袖或者同我们一行的其他人发生丝毫的摩擦或不和；杰出的多数党领袖的脾气是这样好，单是同他呆在一起就是一件乐事；同他一起旅行并看到他的渊博的知识和他对整个亚洲地区的深切关心这件事本身就是值得的，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我认为，由于我是同杰出的多数党领袖一起旅行的，因而使我学到了更多的东西，而且我相信，由于我们能够把这次访问放在两党一致的基础上来进行，从而不可能从这次访问中得到任何党派斗争方面的好处，因而我们两人都学到了更多的东西。由于这次访问是两党性质的，因此我们能够再一次使我们的东道主确信，美国两党都强烈希望同地球上的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加强联系，扩大关系。
由于对情况的了解是一片空白，而且几乎不会有人来反驳我们，我们会情不自禁地用粗线条来描绘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想当然地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而使人们钦佩我们聪明。幸而我们知道不久会有别人接着去中国，因而冲淡了情不自禁这样做的心情。同时，中国问题既深且广，因此我们在这十六天中没有了解它的全部情况也是会得到原谅的。
因此我们只想谈谈一些比较具体的意见，这些意见是根据个人的谈话、观察以及从实地看到的东西所作的推论得出的。简单地说，我们只想谈谈那些根据经验认为有理由相信的东西，我们认为根据这些东西可以有把握地作出判断并建议采取行动。
在十六天当中，我们旅行了五千多英里，访问了北京、上海、杭州、西安、长沙和广州等六个城市。我们在这些城市坐汽车进行各种参观和游览活动，一共行驶了五百英里以上。我们在黄浦江和长江坐汽艇游览了整个上海港。因此我们至少秒稍看了中国乡村和城市的一个实在的横断面。
人们无法适当地说明浸沉在一个同我们隔绝了二十二年的国家里在风尚方面引起的震动。我们参议院中的大多数人在最近若干年很少能掌握一部分控制权。在这里，我们只能说出一些很初步的结论。通常的外交上的准备、磋商和细节安排有待关系正常化以后进行。到中国去旅行的人是没有人所熟悉的道路的。
我们四月十八日在上海受到的接待立即表现出热情、友好的礼貌，这是整个访问和在这次访问中遇到的每个人的特点。对于我们所有中国东道主的殷勤好客的完美程度，无论怎么说都不会过分。他们显然是在不遗余力地保证我们的舒适、安全和愉快。同我们这一行接触的每个人都是他们国家的出色的大使。他们的整个表现突出地证明了他们的真诚态度和专业能力。我们曾经一再表示希望来美国访问的中国客人将受到同我们在他们国家所受到的一样出色的接待。在我们回来之后我们了解到中国的运动员确实受到了很好的接待。
只有联系到促使中国采取行动的力量和采取这些行动的历史背景，人们才能理解中国并对它作出估价。这些力量不是仅仅在富有爱国色彩的节日里空想的抽象东西——而是日常行动的基础，是新中国赖以缔造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东西。
解放——一九四九年——是“重要的分界线”。解放后，成立了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经过几十年斗争实现的新中国。在一九四九年前，经历了五十年的混乱、剥夺和入侵，而在那些年代以前又经历了若干世纪的国内剥削和国外压迫。
所有的生产和行动都是以它同“解放前”的关系来衡量的。
中国共产党的两个总的成就建立了它在中国人民中间的信用以及它对中国人民的吸引力，而这同意识形态问题是完全无关的。一项成就就是建立了国家地位，使得中国自从十八世纪以来第一次能够在自己的领土上在不受外来干涉和没有国内混乱的情况下进行自己的活动。中国已成为完全在它的中央政时控制下的统一的国家。
解放后取得的第二个重大的成就是群众达到了他们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平。这就意味着群众有衣穿，有饭吃，有房子住，能享受医疗待遇，足以使他们在一个进行生产的社会里维持劳动能力，而不必为日常生活发愁。生存和生活是有差别的——尽管他们现时的生活标准还是很低的，这是他们自己坦率地承认的。基础是中国站立的土地和呼吸的空气。进行教育、指导、鼓舞和领导的是毛主席。形象特别高大、比任何其他人更接近于东方升起的红太阳的是这样一个人，他缔造了新中国，他并决定这个国家的现在和未来。
中国有没有摆脱神和把一个人树立为神？
我们向我们的东道主详细询问了毛主义中用来取代旧的已经消失的神的个人崇拜或献身精神方面。“毛因为他对人民所做的贡献而得到人民的钦佩和爱戴，——没有个人崇拜。”但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导师的作用是存在的，思想的纯洁在其它地方的较为不利的情况下产生了一些不够圆满的情况。中国人信仰什么？“正如毛主席所规定的——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毛的两个最值得美国人了解的思想是：
“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中国的“普通人”对我们的访问是抱着很大的好奇心的，特别是在西安和长沙，因为我们在那里是比较少见的人种。但是我们在各地都吸引着成群的友好和好奇的旁观者。儿童们往往鼓掌和挥手，我们用中国的方式予以回答。几群人在看到载着外国人的黑色红旗牌轿车时似乎条件反射地鼓起掌来，同时我们认为对我们的反应大部分是自发的。好笑的是，当我们经过北京的一条小路时，一位带着一队小学生的年青人突然带领他们唱起一首有名的学校歌曲：“阿尔巴尼亚”。我们认为，虽然我们可以明显地被认出是外国人，但是除去北京之外，在我们在各城市访问过的具体地方之外的人民群众，没有被告知关于我们或我们访问的特别情况。但是我们的东道主坚持说，有些其它城市的人从报纸上知道我们是美国的访问者的。
我可以再说一点，我们曾在北京的电视里出现过，我相信由于那个原因在街上人们认出了我们。
外国人是不常见的，因此，中国人觉得好奇是可以理解的。参加过竞选的人对此是一点也不会在意的。我在这里还要说，有意思的是，同我们一起去中国的记者曾报道中国人缺乏好奇心。我觉得也许是记者们缺乏研究；因为，我以前就知道中国人民，在中国国内外的中国人，我一向知道他们对每个人和每件事都是非常好奇的。每当我们中的任何人站在街上看橱窗或者甚至穿过马路的时候，在你察觉之前，你身边已聚集了有四十人或四十人以上的人群，他们一声不吭，只是瞪着眼睛看着，凝视着西方人。
我们听说，中国人是不流露感情的，然而在一些公园里，和几乎在每个地方（除了在拥挤的市中心街道上以外），我们却博得人们的掌声。在农村，在公社，在博物馆里，以及在每个地方都有迹象表明人们愿意同西方人互致亲善的表示。
中国人是怎样介绍他们的经济状况和生产情况的呢？他们称它是“落后的”。他们说他们的国家是“发展中的”或“新兴的”。非常明确地说，中国人在精力方面是不落后的。没有漠不关心的现象，不容忍事情恶化的任何趋向。
在工厂里、公社里和在街头，人们可以看到充满活力，生气和献身精神的景象
——一种奋勇向前的斗争精神。但是毫无问题，这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在回答中国人的问题时，我们提到在美国粮食过剩，这时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使他们相信。现在，中国在农业生产方面已达到了稳定阶段，从事农业生产的大约占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中国人。然而，今天中国的农业是一种古代制度的完满的阶段——而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种现代农业部门。粪便在消毒以后仍然是基本的肥料。马、牛和水牛拖着犁耕地。种植是用手进行的。但是还有许多小型的多种用途的拖拉机，我认为这种拖拉机的使用将会变得更加普遍。中国人民认识到需要把他们的人口从农业生产转移到更大的工业生产方面去。他们由于缺乏研究，缺乏对农民的教育和没有物质条件来影响大约六亿四千万农民而受到阻碍。
但是，他们正在抱着决心前进。
在上海郊区我们访问了嘉定县的马陆人民公社。中国人对这个公社作了如下的描述：
在这个公社里，我们访问了一个生产队——基层核算单位。除了种植稻子和其他粮食以外，这个生产队还饲养鸡、鸭、猪、羊和鱼。它有自己的小型修配厂和工具制造厂。简言之，它是一个平均水准以上的典型的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尚未实行在较大的单位进行专业化的生产。该生产队的居民每人每年交纳医疗费八十六美分。每个家庭有一小块自留地种植蔬菜以供家用。去年每个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三百六十一美元。盖一所四个房间的房子（没有自来水，厨房里烧煤），社员要花二百五十美元左右，我还可以补充说一点，如果一个社员很幸运的话，他可以花八百美元左右来盖房子，在这方面他可以得到伙伴们的帮助，也可以从当地的信用社借钱，以支付房屋的修建费。至于以后他是否能够随意支配这所房子，我们无法确定。有人告诉我们，社员可以这样作，但是从未有人告诉我们，他如何能够这样作。
我们还在杭州郊区访问了西湖人民公社十四个生产队中的一个。其中十个生产队专门生产茶叶，这个公社是比较富裕的，去年每家的收入为大约四百三十美元。
在西湖人民公社，象在手工业工厂和工艺品工厂里一样，我们发现，在集体计划经济的范围内和符合革命精神的情况下是允许多样化的。并不是做任何事情的方法都千篇一律。工业部门的工资标准是全国划一的，分为八级，但我们发现，有迹象表明在其它部门也有实行计件工资的。在文化革命期间废除了金钱刺激。但是，个别工人可以得到假期到疗养地休养，以奖励他们的模范成就。在西湖，用大热锅烘制茶叶的制茶工人是记工分的，工分数根据一个作业班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来定。四人作业班的产品及其等级情况每天在一块大黑板上公布。
我们参观了几个手工业工厂。在这些工厂里，工资根据技术水平和产量而各不相同——从每月十三美元到每月四十多美元不等，大多数人的工资是每月二十四美元左右，这个数字是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资额。中国在继续生产高质量的手工艺品，这些产品大量使用手工劳动，同时尽可能地使用现代化的工具和装配线。保持传统的技术和工艺品是受到鼓励的。在中国这种世世代代对工人的尊重是符合党的路线的。
作为对中国文明的文化方面感兴趣的一个人，让我补充几句话：从技术角度来看，作品是好的，做得巧妙而完善的。但是它是合乎常规的，它是现代化的吗？它谨慎地尊重传统的作品。它不是大胆、不是创新的，不是印象主义的，不是抽象的。人们觉得它最好不是这样的。
我们一行的一些人参观了北京石油化工总厂。这是让我们参观的唯一现代化工厂。下面是中国人介绍的情况：
这个厂设在北京西南三十英里的蜿蜒的花岗岩山的山脚下，这是中国人实行的工业分散和地区自给自足的做法的一个重要例子。
这条总路线是作为一项基本的计划工作而在全国推行的。
对于一切资源的使用和关于各种生产的轻重缓急的安排都是由精心制订的五年计划加以规定并且由一年计划加以具体规定的。制订计划的程序是由国家到省、由省到县、由县到人民公社（城镇）这样层层布置下来。在每一级，下级计划委员会可能要同上级计划委员会进行讨论。指标是非常具体和详细的。有许多证据表明中国人在达到这些指标方面、特别是在扩展水利事业和医疗卫生事业方面一直是成功的。在这里我要插一句：在南方的广东省有许多人民公社能够每年收三次作物，他们告诉我们，大多数公社每年收获稻米或其他粮食作物两次。（未完待续）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2.06.05
飞机撒药
美国《国会记录》刊载：斯科特的访华报告（完）
教育
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文化革命中受到很大的破坏。直到现在才恢复稳定。在我们所访问的大学里，直到最近才招新生，正式开班。招收新生主要是根据一所大学、当地的革命委员会、干部或军队的推荐，而不是根据入学前的准备情况。合适的对象和领导人是从群众中挑选出来受高等训练的。学生们是专心和热情洋溢的。设备是足够的。课程是基本的和专门的，是着眼于尽早使学生参加生产。目前大学教育水平比不上西方大学的水平。在我看来，他们似乎还没有从一九六五年的事件和接着发生的事件的文化冲击中恢复过来。他们的研究工作也还没有完全恢复它在中国学术界的正常地位。正在作出一切努力来防止出现同群众格格不入的受过教育的上层人物。这就拉平了而不是提高了整个进程。
中国人说小学教育是普及的，但是他们说城市街头的大量学龄儿童能够人学是由于采取了轮班上课的办法。有升中学资格的人当中升学的不超过百分之四十。但是我们听说，在目前进行更完全的教育是不符合于当前的发展阶段的，是超过他们在生活中所能分配到的工作岗位所需要的教育的。真正的原因大概是缺少充分的设备。
医疗
国会医生皮尔逊特别参观了从农场和工厂到大城市的医院和医学院的医疗设备，他的陪同、询问和结论对我们大家都是极有价值的。今天中国医疗事业的方针是向占它的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广大农民群众提供医疗。直到几年前为止，这样一大部分人几乎享受不到医疗。
医学院现在收的学生只上过几年正规学校。他们已经把在校上课时间削减了一半，现在只上三年。他们把学生的数目增加了很多倍，以便为群众培养出更多的医生。去年复课的中山医学院每级有六百名学生，而在一九六六年关闭时每级约有一百名学生。他们训练的是“赤脚医生”，相当于我们的卫生员。这些医务工在公共卫生措施方面和在动员农民消灭钉螺（它能引起可怕的血吸虫病）和消灭苍蝇和蚊子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粪便（仍然占中国肥料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处理是医务工一个重大贡献——这是很多其它国家完全可以运用的一种重要的先进办法。
使人感兴趣的另外一件事是：儿童是那样一心一意地消灭苍蝇和昆虫，虽然我们在广州有时候是在九十和九十二度的温度下旅行，我的妻子和我除了看到一只孤零零地飞的苍蝇之外，再也没有看到过苍蝇——而这是共同的观察的结果。
各种医疗计划同工农业计划配合得非常好。
我们的医生和我们一行的其他人曾八次看到在中国运用了几千年的针刺治疗。它被用于治疗肠道疾病、头痛。牙痛、风湿和肺炎。它除去心理上的好处外，是否有实在的价值，还需要进一步的估价。
针刺麻醉我们也看到过，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无疑是有效的。我们很多人曾看过一部十分有趣的纪录片，内容是介绍用针麻进行手术的情况。在我们参观的医院里，它被用于所实行的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外科手术中。我们的代表团有些人看到了剖腹产手术、胃切除和甲状腺割除手术，都是在没有用麻醉药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似乎有着明显的好处，美国和其他西方医务人员都正在很感兴趣地注意这件事。甚至中国的医生对针刺麻醉的作用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也不完全了解，对这方面的研究正在迅速进行着；但是据认为，在脊髓或脑部对痛感产生某种抑制。
从中国的以前的水平看，它在医药方面的进展是给人印象深刻的。各级医务人员的献身精神和热情、特别是为了继续得到改进而作的努力，是使人感到意外和耳目一新的。
文化
革命的结构及其伸延已从上至下纳入这个制度。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的干部引导群众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教育，通过群众性的说服工作来进行教育。在村口张贴着榜文，工作好的会得到表扬，工作坏的受到批评。党员必须起模范作用，否则会被开除出党。报纸和电台赞扬优秀工，指责消极被动的人。良好的品质是得人心的。歌曲、戏剧、芭蕾舞、儿童游戏、诗歌、文学以及其他一切可资利用的手段都执行党的路线。不同意见只出现在描写痛悔过去的反对者的喜剧故事中，这些人改变了自己的主见，并通过自我教育和教育服从了党的路线，常常用说唱表现这种情节，这种形式用上很多身段动作，并配以适当的音乐。正当地表现自我以及表现献身革命以外的任何其他事物，都是不容许的。正如毛说：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
中国人辛勤地修复、保护、粉刷和维护宫殿、公园以及中国的其他历史古迹。从这里，群众认识到他们作为有高度技能和成就的劳动者的光荣历史。他们还认识到皇帝以及统治阶级对他们的剥削。今天他们的工作量与以前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他们能比过去更加充分地直接地享受工作的利益。
我不准备详细描写我们访问过的一些历史胜迹的瑰丽场面，我在附录中列举了这些地点以及中国人对这些地点的说明。
讨论
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十六天中，我们有机会同中国政府的主要官员们进行了坦率和有意义的讨论。我们花了将近五小时同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进行讨论，另外用了五小时同周恩来总理进行讨论，再加上在总理为我们举行的宴会上进行了三小时的讨论。
这些讨论涉及许多问题，正如人们可能预料到的那样，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花费了许多时间。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和我一致同意这位总理提出的下述要求：因为所讨论的地区还涉及除了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一些国家，所以我们将不公布我们的非正式讨论的比较机密的方面。
因此，我对这些讨论情况不能谈得太多，只能说，它们是坦率的有时是直率的讨论，双方无拘束地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并寻求一致的方面。
讨论的同中国和美国人民有关的问题之一是交流和访问问题。
这位总理表示，他认为应该鼓励在各个领域里的交流，并告诉我大约三十名美国商人将要参加广州交易会，我后来参观这个交易会时确实看到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总理还告诉我们众议院的领袖、众议员博格斯和福特将在六月份访华——我认为他说的是六月二十六日。我们是从这位中国总理那里第一次知道了这个访问日期的，我们发现他对美国事务消息特别灵通。他说，中国人还要考虑让其他一些国会议员访华。关于这个问题，正如尊敬的多数党领袖所指出的，提到了一些委员会的成员，还提到一些人的名字。指出了参议员和众议员普遍表示要访华的愿望，他们希望前去访问，也许要分成两人、三人或四人为一组分批前去，或许在明年晚些时候前去，或者单独前去，或者随着中国的设备扩大，也许每批有更多的人前去。
在接待访问者方面的困难是，缺乏容纳大批人的足够的旅馆设备，需要增加有训练的译员，和需要增加中国外交学会的人员。据我看，他们愿意接待访问者是很明显的，但是他们接待访问者的能力看来因他们的设备而受到限制。
总理对于总统和美国人民对最近访问美国的中国乒乓球队的接待特别感到高兴。我们得知总统在玫瑰园接待乒乓球队的消息，也是从周恩来总理那儿获悉的，因为我们在北京期间的新闻来源——其他的新闻来源——是不十分充分的。
人们得到的印象是，中国人非常希望两国之间增加交流，但是现在没有容纳大批来访者的设备。他们正在努力扩大他们接待来访者的设备和增加他们的旅游业人员，这样他们就能够接待越来越多的外国来访者。
在这方面，尊敬的多数党领袖和我也提到文化交流、互派记者和体育交流等。我们的中国东道主对待这个意见表示出友好的态度。他们是完全不抱成见的。例如：他们提到那天晚上正在演出名为《白毛女》的芭蕾舞剧（我们看了这个剧）的上海芭蕾舞剧团，并表示可能有类似的芭蕾舞剧团访问美国。
要是我不说我曾主张让费城管弦乐队和匹兹堡的交响乐到中国去访问，那我就是对宾夕法尼亚州不忠实。尊敬的多数党领袖可以提出有关他自己喜爱的文化和体育团体的建议，我将不予以干预，但是，我认为政府对这些交流是不抱成见的。
我们确实也提出了某些问题，我不能详细地谈这些问题，但是已引起最高当局注意，人们将希望拘留在印度支那或中国某个地方的那些记者能够获释。我们相当详细但是又相当广泛地向有关的人谈过这个问题。
我提到全国广播公司的韦尔斯·汉根；一位自由记者肖思·弗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达纳·斯通和合众国际社的特里·雷诺兹。据我们了解，所有这些问题都在研究。
我们没有得到诺言，但是我们仍然抱着希望。我们希望，我们的调停会是有帮助的，只有时间会说明问题。
概论
我们才开始对中国进行了解。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关于它的许多情况——或是简而言之——是什么东西在推动着它。解放以来在物质方面有了巨大的进步，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中国今后往何处去呢？革命的动荡状态是否能保持下去而社会不发生灾难性的不稳局面呢？显而易见的热情和献身精神能保持下去吗？在毛百年以后会不会有能和他相比的领导？中国自称它的目标是非侵略性的，这种说法到底适用到什么程度呢？
我必须补充说一下，我们深深感到，中国人民认为他们国内的问题已经够多了，因此，他们对领土的兴趣到目前为止仅仅限于中国领土——或者是中国人根据他们自己过去的记载而要求得到的领土。所以，关于他们是非侵略性的记载是良好的。
我要重复，这种说法到底适用到什么程度呢？如果可以的话，让我来把一些判断和结论概述一下。
整个来说，中国有某种同我们的知识、经验和概念根本不同的东西。
中国是在军事、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经过十分慎重和精心计划之后行动的。中国在走向新中国的路上吸收其遗产中的有用部分而抛弃了其余部分。西方的文明简直就是凭它文化的力量和影响来瓦解不发达的社会。在中国，我们看到了一种具有强大力量的文化，这种文化决心走自己的道路，从西方吸取它需要的东西，而保留它自己的风格和方向。中国用它自己的话说，是一个面临着许多有待作出的决定和许多可供选择的行动方针的发展中的国家。
重要的是我们将在最大的程度上使关系正常化。同时，我们必须对以下的事实保持戒心，即在我们对人类和社会的看法方面存在着基本的哲学上的分歧。然而，在这一个范围内，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可能和平共处的。
我认为，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和我的访问将大大增进我国对中国的了解。众议院杰出的领导人杰里·福特和黑尔·博格斯即将对中国的访问可以在总统所建立的善意的基础上更加稳妥地继续作出努力，我相信，我们的访问已经进一步促进了这种善意。我希望我们两国之间将进行更多的和频繁的接触，其中包括我在参议院的同僚们的访问。（完）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2.06.06
《日本经济新闻》文章《建设七亿人民的国家----中国》（1970年09月）
《日本经济新闻》文章《建设七亿人民的国家----中国》（一）
【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从八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九日连载了该报“亚洲问题研究会”的一篇题为《建设七亿人民的国家——中国》的文章。
该报在这篇文章前面所加的按语说：“中国的积极的外交活动，最近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由于再次派大使去各国赴任，外交阵势也正在稳步而顺利地展开。不论是呼吁亚洲、非洲地区结成‘反帝国际统一战线’也好，或是以中法关系的新局面为轴心的‘同西方世界共处的热情’也好，恐怕都是象征着中国从原则立场出发，谋求扩大在国际社会中的领导权的姿态。文化革命后，对外贸易也已经恢复，并且正在向扩大的基本方向前进。从‘外交是内政的延长’这个国策上来说，支撑这种对外姿态的内情怎么样呢？现在让我们从生活情况到工农业的现状来谈一谈中国的国民经济。”
这篇文章全文共分五章，摘要连载如下：
教育改革：从根本上提高农村的文化生活教育运动
从掀起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以来，中国就一直把充实和加强临战体制作为国家一切建设的基本任务。中国的方针是：“加强万无一失的体制，以便对付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指苏联）随时挑起的任何战争。”而且从一九六八年秋，直辖市、省、自治区等一级的革命委员会在整个大陆上成立后不久，《人民日报》作为改革的方向，就下列题目在报纸上展开了讨论：（１）农村的生产大队接管公立小学；（２）关于农村的医疗卫生制度；（３）贫农、下中农是否可以管理农村的商业；（４）应该怎样办社会主义的大学；（５）应该怎么样办好干部学校。
这五个题目的着眼点是要通过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的教育改革和干部的再教育来培养新的一代和利用现有的干部，并且以此为基础“从根本上提高”农村的文化生活，这些方面都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作为“成名成家”的手段、成了“修正主义温床”的旧教育制度被打破之后，造就人材的道路现在正“从摸索向实行”的阶段过渡，如果从这种观点来看，就可以说文化革命尚在继续进行之中。
在“备战、备荒”这样的口号下，为什么造就人材的问题作为国策的核心而如此加以强调呢？现在又重新高喊：“给农村带来光明”，其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当年抗日战争中毛主席从延安发表了“政治动员令”，“号召动员一切力量！”。八路军的农村工作就是遵照这一指示进行的。
被排斥的农民
然而，建国后二十年，在中国还没有义务教育的制度。贫农的孩子们即使人了新办的公立学校，也会被知识分子出身的教师说成“教这些傻瓜，升学率低，妨碍自己出名”而被撵出来。农民们在《人民日报》上的讨论中，倾吐了“在刘邓路线下被排斥的怒火”说，过去在村里自己组织的曾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小学校里学点写写算算就已经是难得的了。
现在，造就人材是以“政治动员”作为目标。首先，在农村由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管理小学和中学；在城市由工厂街道委员会管理，并且把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的修业年限从六、三、三制缩短为五、二、二制。同时，在理工科方面，正在把从高中升入大学的路线变为高中——生产岗位——大学——生产岗位的路线。而且在农村，小学教育也渐渐地向一般农民开放了门户。“赤脚医生”也正在迅速地普及。它是消除农村缺医的办法，使农村的青年在短期内达到军队里卫生兵的水平，一个村庄至少要产生一个“赤脚医生”。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同样是通过《人民日报》的连续讨论要大体上固定下来。不容忽视的是，从去年八月医药品、医疗器械包括抗生素在内价格的大幅度降低，成了一种促进剂。
普及有线广播
作为“政治动员”的标志，文化革命期间在农村有线广播网明显地普及了。解放后，在农村无论哪一家都把暖水瓶作为“文明开化的标志”而普及了。假如说“暖水瓶文化”是标志从战乱和遭受国内外的掠夺下获得了解放、生活稳定的象征的话，那么现在的状况也许可以说“有线广播文化”给与了农民“参加政治的思想”。
农业：借丰收的机会进行贮备，为备战而厉行节约 加快建设仓库
国家收购夏收作物的工作，今年大体在七月底就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真是名副其实，“七十年代农业战线上第一仗取得了胜利”。
并且在“备战、备荒”这个建国的基本方针下，开始加快建设仓库。
真的，农村的气氛正在变化。一九五九年以后由于三年连续的自然灾害，当时那种愁眉莫展的样子已经在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扫清了，可是生活的稳定造成了“已经不需艰苦劳动”、安于现状的情绪，形成了作为“一驯服工具”的农民形象，这是不能否认的。因此也可以说当时是出现了忘记过去的苦，满足于丰收的农村风气。文化大革命制止了农村中的这种倾向。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0.09.25
《日本经济新闻》文章《建设七亿人民的国家─中国》（二）
脸盆也当作测量仪
“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建设总路线，如果只从财政上的投资贷款作为重点办法的观点来看，只能看到矛盾重重。可是从根本上进行农业这个国民经济基础的投资，化学肥料、拖拉机、农药等农业资材和农民的生活物资都必须有工业的支援，因此，工业部门所需的建设资金和工业原料要依靠农业。这是从中国经济的现实出发的路线。
目前，工业部门的收入虽已占国家财政的过半，但是还看不到对农业的支出比重增大的趋向。可以说，目前正在努力勤俭贮蓄，目的是不把因丰收而增加的部分消费于大吃大喝，而是直接用以增加建国的资源，“‘提高（农产品）商品化的比率”。
山西省昔阳县的大寨大队被认为“自力更生的模范”也是应该肯定的。这个大队不向国库伸手，用几年的时间，孜孜不倦，建设梯田，实现了巩固生产力的基础。在华北太行山脉开凿的中国最长的公路隧道全长八百米，是农民用脸盆装水代替水平仪进行测量的，据说误差只有十九厘米。
但是中国农业落后的实际状态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迅速改变的。七月九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强调要照顾在农村落户的青年时说，“这些青年才是彻底改变‘一穷二白’的农村的宝贵力量”。这是指望“下放青年”发挥提高农村基础的作用，同时也可以认为这是中央领导对基本上还落后的贫穷的中国农村的现实的看法。
不改变现行制度
过去，中国是通过建国后的土地改革，从初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然后是人民公社这样的制度改革而试行提高农业生产力的。以后又以调整规模的方式缩小了当初的公社经营规模，普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层经营农业单位的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的“三级所有制”。这种农村制度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是否会改变，是人们所注意的，但是去年三月二十二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在改变包括自留地在内的农村所有制上必须慎重。这条路线通过今年第二期《红旗》文章《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一文已经固定下来。看来，在达到“全民所有制”的长期过渡时期中，暂时将按现行的“集体所有制”扎实地一步一步地坚持下去。
工业：以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发展工业模范的家庭妇女工厂
八月五日北京广播电台报道了在中国西北的兰州迅速发展小型工业的状况。作为一个实例，介绍了一家工具工厂。几位家庭妇女倾囊凑了五十元的“资本”，从家里拿来锤子和锉刀等，就象妇女会的工作教室一样开始了工作。现在据说着手制造几种汽车零件，迄今已经向国家上缴利润七万八千元，内部保留的公积金有十二万八千余元。兰州市革命委员会给这个工厂命名为“先进模范”厂。
报道钢铁、化学、石油、有色金属、煤炭、造船、交通运输等中国工业动态的消息最近增多了。同时，地方小型工业的诞生和成长的消息也不断从大陆各地传来。拥有最新技术和设备的大型企业和因袭原来手工业方式的中小型企业并驾齐驱。总之，化学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等政府直属的“中央的国营企业”和省、市、县等地方政府所管辖的“地方国营企业”“‘两条腿走路的中国工业”已经开始名副其实地发展起来了。
相信“群众路线”
“两条腿走路的路线”虽然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开始提倡的，但以后按照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主张，转变为“大企业优先路线”的方向。现在恢复这条路线，是因为要扶植地方工业，提高农村水平，在整个大陆上巩固备战体制。
到了今年才正式宣布恢复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水平，使人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揭幕的一九六六年，工业生产达到建国以来，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水平这一事实。但这些消息的重点可以说是表明对重新改组和重建起来的行政组织，即对毛泽东、林彪体制的司令部和在这个司令部指导下走上轨道的“群众路线”的信心。
恢复工人的发言权
去年四月在“九大”发表的林彪报告提到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但是工业部门中的问题似乎在于管理制度。六一年九月根据“刘少奇路线”制定并公布了《国营企业工作条例》，根据这个条例建立了独立核算制和经营管理权，实行定额制，企业内的一切权限集中于总工程师、总会计师、厂长等，即“四师一长制”。
因此，工人在这样庞大而且官僚化的组织和机构中，失去了一切发言机会，他们对工作既不关心，也没有热情，只看着各种各样的奖金，变成了只考虑“自己眼前的小事，为吃饭而劳动”的小家庭主义者。从《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中也能看到这种倾向。
现在工业部门的管理制度通过群众讨论，分为应该保存的和应该废除的两类，在所有的产业部门中进行试验，积累经验，加以改革。中央领导人也避免发出统一的指示通知，而加强经验的交流，介绍典型，展开群众运动。
直接关系到加强农业
在“两条腿走路的经济”路线下，典型的就是新设小规模的化肥工厂和农村水力发电站。这都和加强农业生产力的基础有直接关系，这是不可忽视的动向。尤其是小规模化肥工厂，把重点放在生产碳酸氢铵，这种工业不需要高度技术和不锈钢的设备。这可以说是特点。
总之，在掀起红卫兵运动以前不久，毛主席发出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通过文化大革命唤起了群众的积极性，从而出现了“群众兴办工业”和“举办为农业服务的工业”这样的现状。目前介绍模范工厂的群众运动将推广和深入到什么程度，当然和制定新的法制的动向是分不开的，因此，如何纠正基础工业的钢铁部门中铣铁的生产和炼钢之间的不平衡，以及明年以后的第四个五年计划是值得注意的。
国防经济：把工业分散到全国，运用自给自足的经验贯穿着持久战的思想
“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所以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一九三六年七月，毛泽东主席对访问中共根据地延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这样说。
这番话是卢沟桥事件一年以前说的。以后日本军对大陆进行的全面侵略和战争的过程大体就是照着这一论断推进的。
在那以后经过了三十多年并开展了文化大革命的今天，中国建设七亿人口的国家的基本战略也完全贯穿着当年的“持久战论”。这样说也不为夸张。“要作好一切准备，以便在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苏联）任何时候采取任何形式挑起战争时，都能够对抗”。这种加强备战体制的政策看来就是这个战略思想的结晶。
中国在一九六五年还清了外债，又在六八年中还清了内债；在连年丰收的情况下厉行勤俭节约；按照“两条腿走路的经济路线”，正在设法疏散工业并扶植地方小型工业的发展；干部参加劳动已成为制度；城市的学生、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地区安家落户。
在这个时候，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从天空传来了《东方红》乐曲，显示了国防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基础的雄厚。西方普遍推测中国在今年以内就将试射洲际导弹。
把这种动向和每一项政策互相联系起来看，其总的目标，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建设“顶得住封锁的强大经济”“经得起切断的强大经济”。
平原的铁路网
目前发电是以煤为中心的火力发电为主、水力发电为辅的，化学工业的主体与其说是石油化学不如说是煤炭化学，家庭燃料也是大部分靠煤炭。因此，作为动力资源的煤是中国经济的关键。煤也是铁路运输货物中的重点品种之一。既然如此，在苏联沿着包括蒙古在内的漫长的边界线集结兵力、进行军事部署的消息频传的时候，中国领导人要求对动力资源建立“万无一失的体制”，也是不足为奇的。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0.09.26
《日本经济新闻》文章《建设七亿人民的国家----中国》（三）
也可以刺激建设
“建立纵深工业基地”的内容就是要进行合理的工业布局，同时加强相邻地区内工业部门的合作体制，把平时和战时、民用和军用结合起来，在每一地方建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就是说，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怎样被切断或被封锁，每一个地区都能保持一个军民一致的工业体系。
这个以“军民混合经济”为核心的“纵深基地”，和过去的以延安为据点，从东北、华北到华中、华南，有大大小小十九个解放区，总计拥有一亿人口，都分别抵抗了日本军和国民党军重压的“地方自给经济”的想法是一脉相通的。中国的备战体制就是全力以赴，随时准备在国内迎击外敌的体制，这一点是不可忽视的。当然，“备战”的号令也含有推动经济建设的“刺激效果”，这也是不可忽视的。
总之，用脸盆盛水来代替水平仪进行改造自然的测量，建设新农村，和扎实地有计划地发展核武器，这是“两条腿走路的建设路线”，也是同国防战略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对这样的建国的全面情况，要用西方国民生产总值的尺度来衡量，恐怕就会看不到实质。从没有民间资本积累的、发展中的国家的一种“翻身”办法来说，中国当前的状况确实可以说是空前宏伟的试验。商品流通机构的改革：采纳消费者意见，排除官僚主义，谋求合理发展起因是农民的不满
中国开始正式动手改革商业部门，特别是改革城市和农村之间商品流通的渠道，是一九六四年前后。如果说这是改革商品流通的开端，那么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目前状况不仅实现了流通机构的合理化，而且还为清除那种冷淡无情的官僚主义商业活动，建立从基层到上级组织“一脉相通”的流通渠道，跨出了第一步。同时，为了加强商品流通的“机动力”，也在大力建设铁路，制造卡车和货轮等等，开始了范围广阔的改革。
流通机构的改革是由于农民对切身的日常生活品供应不足而表示不满开始的。帆布鞋、搪瓷脸盆、尼龙提包、烟盒等等“城市里多得很的商品为什么不到农村来”？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和当时的《大公报》从六四年秋到六五年夏一直全面地讲述流通问题，并登载农民座谈会记录等等反复展开了持久的群众运动，彻底地研究了问题的所在。
由于农民和报纸提出来了，所以各商业部门也派出调查组，调查农村的实际情况，结果，暴露出不少缺点。最根本的问题是“行政的框框”“划分势力范围的思想”“官僚主义思想”堵塞了商品流通的渠道。
削足适履
但是党中央和农民加以严厉批判的，是隐藏在各商业部门中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报纸还介绍了这样的实例：由于丰收，农民手中有富裕。负责销售的人看到这一点，就拿高价商品去卖，而农民需要的日用品等费事而钱数不多的小商品却不办，因此，要用一根针，在村里的商店买不到，必须越过几座山。
山东省乳山县负责销售的人还揭露了“削足适履”式的、不考虑消费者需要的经营态度，他说，“一位农民要买一双四十三号的雨鞋，而售货的干部说没有，把农民顶了回去”。改变服务网问题是“为什么人服务”。回答当然说是“为人民”，现在从这个观点出发改变了经营方式，如在农村基层的供销合作社中，由贫农、中农选定进货品种等。想以这种方法确实了解农民真正需要什么，报告上级机关，上级机关不仅要根据报告制定农业机器、工具、农药、肥料和日用品的数量和运输等计划，而且要把它编到工业部门的生产计划中去。这是要从“基层”一步一步地做起，进行全面改革。总之，可以说重点是要把过去不管销售地区的实际情况而发送商品的“定点供应方式”的基层流通网，改变为同农民血肉相连的服务网。
商品流通机构刚一开始改革，就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商品流通机构改革，从广义来说也是与加强运输力量的运动有联系的。自从五十年代的大跃进以后，到六十年代中期，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向“经济主义”投降，官僚主义者的思想经常滋长。现在的改革显然是要制止这种官僚主义思想，同时寻找经济上的合理性。
农业生产稍稍提高，“七亿人的购买力”的总额和运输力的负担就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目前可以说是处于通过勤俭节约的办法加以抑制的阶段，但是怎样才能使群众要提高生活的热情和抑制这种需求之间保持平衡并加以引导呢？除调整和简化商品流通机构外，这似乎是影响改革商品流通成败的一个课题。（全文完，文内标题是原有的——本刊注）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0.09.27
[美国]阿瑟·高尔斯顿：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1975年）
《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一）
:美国阿瑟·高尔斯顿
【本刊讯】美国科学家阿瑟·高尔斯顿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曾两次访问中国，回美国后，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本刊选其中六篇，摘要刊载如下：通过大豆到中国去
这本关于中国的书，不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写的，甚至也不是一个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观察家的作品。它只是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批幸运地获准进入中国的一个美国科学家的所见所闻和感受。
当时，许多在知识和经验方面比我强的人都曾设法要到中国去而没有成功。我是怎么去成的呢？答案是离奇的。事情从大豆开始。我在四十年代当生物学研究生的时候，曾发现喷射稀释的２，３－５三碘苯甲酸（ＴＩＢＡ）能使大豆多长十倍的花苞和豆荚，但浓度过高，则会引起豆棵掉叶、掉苞等畸形发育。我在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写上了这些发现，随后便在一九四三年入伍服役，最后到冲绳美国海军军政府中担任农业军官。几年以后，我才获悉我的研究引起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结果。
起初，美国中西部使用三碘苯甲酸来增加大豆产量；后来，设在马里兰州迪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化学兵实验室把它发展成为一种军用的落叶剂。虽然军方没有直接使用过这种化学药品，但他们把和这种药品有关的２，４—Ｄ和２，４，５—Ｔ发展成有效的武器，并在印度支那广泛地使用。六十年代的十个年头，在六百万英亩的土地上撒下了一亿磅这种药品。这样大规模的化学战在历史上还没有前例，它在生态学上的后果以及对越南人民的影响，至今多半还无法知道。
美国科学家和其他关心这个问题的美国人，开始为时过迟地感到美国在越南干出的勾当的严重性。我本人特别感到不安的是我竟出乎意料地和一种武器的来源发生了关系，这种武器可能会造成一个小小的东南亚国家的生态灭绝。我和一些别的生物学家一起声明反对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并鼓吹美国应该批准一九二五年的日内瓦议定书——这个国际条约规定所有签字国都应保证不使用化学武器。
到一九六九年，在老鼠身上进行的实验表明，２，４，５—Ｔ所含的一种成分能引起怀孕雌鼠腹中的胎儿畸形发育，这就引起了一种可怕的可能性：人的胎儿也可能已受同样的影响。我决心申请到越南去，在一九七一年上半年在我休假期间亲自去看一看这场化学战造成的危害，并带回能够搜集得到的材料。一九七一年初，我得到通知，说我可能被批准作为一个科学家代表团的成员到北越访问，但到最后安排完成时，代表团缩小到只有两个人——麻省理工学院的病毒专家伊桑·赛纳博士和我。按照计划，我们要四月中旬出发，作为期三周的旅行，其中大约一周是到北越去。
这时候，传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美国乒乓球队到中国去了。这是对全世界的信号：人民共和国准备向西方打开大门。对我们来说，这真是适时的巧合。这使我们想起了可以利用中国紧挨着北越的有利条件，申请到中国去。我们通过渥太华中国大使馆提出了申请后，就出发到河内去了。我们在越南实际上耽搁了十二天，走遍了各地。荣幸地会见了范文同总理和其他领导人。接着，相当突然地我们被中国大使馆召去，完全出乎意料地通知我们已经批准了我们的入境申请。
就这样，我和伊桑·赛纳在一九七一年五月十日进入了人民共和国，开始了我的中国之行。我们的主人中国科学院对我们的招待，从一开始就很热情，做了很周到的安排。
我们到达后不久，主人就征求我们的意见，问我们希望看些什么，做些什么。我们提出要看看大学、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公社，当然还有长城、故宫、十三陵等旅行者非看不可的地方。这些都安排了，另外又加上参观施用针刺麻醉的外科手术，参观工业和贸易展览会，晚上还有宴会、看戏、看电影等等，日程安排得很紧。不久以后，我们会见了周恩来总理，和他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
周总理说话坦率，简单明了，直截了当。他明确表示在国际事务中，中国采取反对侵略的立场，尽管中国对美国过去的许多行为感到失望，但她还是真诚希望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他自豪地谈到了他的国家取得的进步，以及社会主义的特殊贡献。他对我们本人和我们的科学工作很感兴趣，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很熟悉，这使我们感到惊奇而又高兴。
和这个杰出人物的谈话，使我们对中国的每一个印象都添上了绚烂的色彩。我们对这个国家的城市和农村以及学校和医院的访问，证实了他对中国越来越繁荣的信念是有根据的。
中国人在送别客人时总爱说：“希望你不久再来！”“希望你全家一起来！”想起我和伊桑一九七一年离开中国时听到的这些热情的话，同时感到虽然在中国看了许多东西，但还远远不够，我产生了再次访问中国的念头。
一九七二年六月到七月，我又一次到中国进行了访问。
这一次我真是全家一起去了。我和我的妻子戴尔以及女儿贝思谈起我一九七一年的中国之行时，她们的劲头起来了。我们又一次得到了入境签证，再次受欢迎到中国访问。一九七二年六月六日我们在上海机场降落，开始了比上一次长得多而且内容也很不相同的旅行。
我们全家都是从事学术工作的，对这次中国之行自然会有各种不同的特殊兴趣和期望。我的妻子曾经在幼儿园当过老师和园长，现在是一个街道诊疗所的儿童心理学家，她希望除了参观正式的教育过程外，也能看一看中国是如何教育那些特殊的孩子或有违法行为的孩子的。我的女儿是制陶工，她对中国艺术极感兴趣，特别想看看中国是怎么组织艺术创作和安排艺术家的创作环境。我自己是大学教授，希望增加对中国教育制度的了解，更充分地了解中国是如何训练青年去承担他们在明天世界上的任务。要达到这么高的要求，需要有比我们的旅行所容许的更多的学习时间，但我们力求做到这一点，以促进我们去了解新中国的戏剧性地变化着的生活。（一）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3.20
《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二）
:美国阿瑟·高尔斯顿
这次旅行中，我们又看了不少我在一九七一年游览过的地方，但时间比上次充裕，看得更深了些。我们集中参观了托儿所、中小学、公共娱乐场所和工艺美术工厂。在这两次旅行中，我们共看了四所大学（广州的中山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北京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四个研究所（北京的植物研究所和微生物研究所，上海的植物生理研究所和生物化学研究所）。
虽然我们都很欣赏中国主人对我们的热情关怀和亲切招待，但我们不久就感觉到，每一个钟点都安排得满满的，使我们无法和其他中国人进行更直接的接触，无法从这种接触中取得那种较为淳朴和自在的乐趣。为了避免隔阂，我们提出不住豪华旅馆，不坐轿车或参观有很大的委员会的机构。对于这些要求，我们的主人大部分都欣然同意了。最重要的是，由于我一九七一年到马陆人民公社参观了一天，认识到中国的心脏是在农村，所以我们要求能多花一些时间参观一个公社。尽管我相信我们的主人永远也不会理解我们存心想得到对他们国家的非正式的、率直的看法，他们终于懂得了它对我们的重要性。
要求的结果使我们简直没法更加满意了，或者说是更加吃惊了。主人为我们作出了安排，让我们到北京附近的芦沟桥人民公社参观几个星期。我们在这个公社里和一个叫史振玉的七十三岁的农民、他的老伴、孩子和孙子们住在一起，在他们生产小队的麦田、稻田和菜园里参加劳动。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学校、医疗站、商店和工厂。这次无与伦比的经历使我们对中国公开宣布的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所取得的进展，获得有血有肉的认识。此外，我们在这次参观中还结识了新朋友，并且对一种异国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读者们可能因为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社会而怀疑我们得到的认识是否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可以想象，中国只会给我们看他们办得最好的公社、效率最高的工厂、最现代化的实验室、最新的住宅和最好的商店。由于我们这些外国人只懂很少一点中文，我们不得不通过译员来了解许多情况。尽管我敢肯定中国人没有带我们去看他们会感到惭愧的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方面，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总让我们去看他们最好的东西，但我敢同样地肯定我们不可能会完全上当。我们不但在城市里可以不带向导和译员，而且就我们所知，也可在没有监视的情况下，自由地到处蹓跶，还可以几乎不受限制地用摄影机或笔记录我们所看到的任何东西。不仅如此，我们在这次访问中还因为有许多特殊情况而处于有利的地位，特别是我们可以和英语讲得很流利的中国朋友进行不受监视的交谈，他们对美国人提出的许多惹人恼火的关于中国的问题作出很坦率的回答。所有这些，使我们有可能把我们的反应和从官方收集来的材料加以比较。我公平地核对了材料，作了比较，所以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的印象正确地反映了当前的中国社会。下一个重要步骤便是如何跟大家分享这些印象。我们希望对有关中国的知识宝库做出贡献。由于缺乏这种知识，我们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相当长期地遭受阻碍，而这种了解却能够促进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
对一个古老国家的新看法
在河内机场，伊桑·赛纳和我是仅有的旅行者，我们的飞机是唯一的飞机；没有出租汽车，没有行李或搬运夫，没有声音，没有新闻记者，也没有混乱。气氛是严肃的，完全是一个国家处于战争之中很少旅游活动的样子。一九七一年五月，我们准备访问中国——一个二十二年来很少美国人并且没有美国科学家到过的国家，我们的心情十分激动，也很担心。
从河内到中国南部的南宁的飞行用了一个半小时。我们八时左右到达，中国政府官方代表站在舷梯下面仰首向我们微笑。有两位地方官员，另外还有两位我们的向导，后者是那天早上特地从北京赶来迎接我们的。我们在中国的整个逗留期间，他们一直陪伴着。介绍之后，我们知道一位是翻译，叫刘子翰，另一位潘纯，是北京植物研究所革命委员会主任。
看来，在继续上路前，我们还有一件事要决定，就是从南宁直飞北京，还是先飞广州。那时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正在那儿举行。我们告诉东道主宁愿先到北京，他们表现出有点惊奇的样子，但没说什么，仅仅又给我们倒了一杯茶，继续谈话。但是不知不觉地我们感到如果先到广州对我们更有利，我们终于作出了这个决定。这是中国人以非凡的温和方式说服人的一个例子，我记不得我曾被说服或甚至被要求去改变我的主意，然而出现了一种使我们事实上改变了主意的气氛，并且后来我们很满意于这种改变。
这件事决定后，我们离开餐厅，径直走向飞机跑道，那儿有一架银白色飞机正等着我们。起先我们以为是一架为我们乘坐的专机，但等我们和潘、刘一起坐下后，其他乘客也都鱼贯而入。我们的主人以适当的礼遇接待了我们达数小时之久，他们一直在等着。突然我发现他们显然没有充分的休息和象我们那样地饱餐一顿，我们为如此特殊的待遇而感到不安。我们在中国的旅行中多次经受到这种体验。这是中国人讲究礼貌的本性，他们为了使客人舒适可以不吝惜一切。（二）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3.21
《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三）
:美国阿瑟·高尔斯顿
在广州，我们又受到群众代表和市革委会代表组成的接待委员会的正式欢迎。
广州是中国的第七大城市。我们预期的是访问一个工业城市中心，没想到我们从飞机场开车到东风宾馆时沿途看到的是热带棕榈树以及整洁而清静的街道。在这种气氛下又看到一座设计优美的现代化建筑，真是令人神往，尽管门口两旁贴着措词强烈的标语：“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和“支持印度支那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英勇斗争”。但是当我们各被领进备有起坐间、卧室和盥洗间的房间时，我们感到主人的好客而忘却了进门时的心情。
我们在中国的第一个整天，是以早晨七时半在餐厅吃美国式早餐开始。这家旅馆和所有兴旺的国际旅馆一样，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国——除美国和俄国以外——的商人。没有中国客人。绝大部分是日本人，占据了整个一座楼。这些客人来广州参加商品交易会，希望促进中国和他们本国的贸易。
广交会（自一九五七年以来每年举行两次，每次一个月）和其他中国展览会一样，是为了令人感动，也是为了使人受教育。
我们选择去农业馆、轻工业馆、服装和纺织馆以及鱼类馆。这是从展览会中选择的一小部分。要看全部展览得花很多天。在农业馆，有毛主席在麦地里和农民谈笑风生的巨幅彩色照片。展出的有荞麦、大豆、其他豆类、燕麦、蓖麻子、玉米、小麦和大米等等样品。有一句毛主席的口号：“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另外还有一句：“农业学大寨”。大寨的人们以特殊英勇的努力，部分成功地完成了在岩石山中开辟梯田的工作。显然，在农村，主要在公社居住的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的基础。在他们的勤奋劳动中首先强调的是谷物生产：南方生产大米，北方生产小麦。主要的农业出口是大米和肉类。
在农业馆的柜台里，还陈列着植林、垦荒（特别在戈壁沙漠）、治理洪水规划中有贡献的先锋队的照片和文字介绍。这一切都指明了自力更生是基础，英勇的忘我劳动是进步的试金石——在某种程度上使人想起美国早期的情况。
轻工业馆也传播着自力更生的精神。这里的口号是“学大庆”。大庆是工业榜样，相当于农业中的大寨。在一切工业中强调尽可能利用副产品。例如，一个化工厂的展览品表明了甘蔗不仅能生产糖，还能生产酒精、纸浆以及纸。此外，以前当作废物的纸浆渣，现已被利用来作耕畜饲料的酵母，而经过化学分解以后喷在谷物上可以增加产量。
我们开始学习中国货币制度。最基本单位是元，即一百分。二元三角七分等于一美元（指美元贬值前——本刊注〕，但如按照购买力来说，没法相比：十八分（美元七分半）买一磅米，五分（美元二分）乘一次公共汽车，一百五十元（美元六十）买一辆自行车；房租每月三到五元（美元一元二角到一元六角），包括水电费。在观察中国的消费时，显然不仅要注意货币兑换率，也要注意不同的价格结构。
如果广交会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工业生产，那么必须指出：虽然从西方的观点来看，中国算不上工业化，但肯定也不是非工业化的，而更应当算作工业欠发达的。因为中国人显然具有发展工业的技术和能力，当他们决定去发展工业时，这些技术和能力将给他们带来很大好处。他们在生产石油和其他动力来源方面是自给自足的。他们学会了生产巨型发电机、压钻机、卡车、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各种交通用具、精密仪器、医药器械、电子装备、化学品以及半导体等。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传统工艺，如牙雕、玉雕、绘画、刺绣、漆器、木雕和景泰蓝。这些艺术品在展览会上都有展出。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看，这个展览会中更令人感动的：没有一张广告，没有一点竞争的示意，没有商业气息；它提供的只是一个重要教训，即中国是稳定的，并能动员它的资源和人口去生产各种各样现代世界所有的商品。它给世界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一个大的生产者以及一个和平交易的机会。没有一个外国旅行者不领会到这个信息。至于对我们为时一天的访问者来说，展览会和我们想象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则更为令人吃惊。
当我们离开展览会厅时，一群人嚷嚷着冲下楼梯，这阵突然的喧闹声在这个近乎寂静的正式的交易会上压倒了一切。当我们向我们的向导表示惊讶时，他们笑着说，世界乒乓球劲旅们正在参观这个交易会，激动的乒乓球迷们追逐着他们，要这些英雄在自己的球拍上签字。至少，英雄崇拜在世界各地是一样的。由于我们对此表示很大的兴趣，其结果是当局立即安排了一次和他们的会见。这些健将迅速地、神秘地从人群中被带出来送到一个小小的休息地点。他们都和蔼地同意让我们分享他们的休息时间。我们穿过围屏，经介绍后立刻和男、女乒乓球运动员握手。（三）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3.22
《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四）
:美国阿瑟·高尔斯顿
我们在广交会的访问最后以我们和陪同的官员一起吃茶点而告终。这是不可避免的程序。他们非常诚心地问我们对展览会的印象如何。他们说，他们将乐意听取我们的批评意见，以便日后改进他们的工作。这是我们进入中国后的第三次被要求提意见了（我们在南宁机场和东风饭店遇到同样的请求）。我们开始了解这个政策的意义。我们访问过的每一个机构都是这么做的。不管我们对这门行业是多么生疏，不管我们对这种操作的了解又多么草率，他们慎重地要求我们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起初，我们婉谢说，我们确是对此项业务不太了解，我们相信他们已在条件许可之下尽着最大可能去做好工作了。不过，他们对这种说法总有些失望，似乎真正希望得到建设性的建议。后来，为了准备开讨论会，我们尽量注意寻求一、两个缺点。这样一来，我们的主人似乎就高兴了。我不知道我们这样做所产生的真正结果，但很显然，我们被看作有鉴赏能力的客人，他们期望我们在这点小礼仪上发挥我们的作用，我们决定不辜负他们的希望。
到达那天下午的观光游览，对我们来说，是有些失望的，因而也使我们预见到在中国旅行将会遇到困难。我们的向导领我们乘坐一辆黑色闪亮的、俄国制造的伏尔加牌小轿车，把我们开到了一个安静的、几乎是孤独的公园——“广州公社陵墓”。它是纪念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的起义，当时四千名革命者遭到屠杀。
我们了解他们为什么带我们到那儿去，因为这个公园真的在风景和纪念建筑方面都是引人入胜的。
这个公园保护得十分美好，部分出于学生的劳动。整个一个班每星期参加半天劳动——种树、修剪、除草、筑路和修小道以及其他改进公园的工作。我们遇到一群这样的学生，他们用耙子、铁锨等等正在清扫垃圾。他们似乎干得很欢，我们走近时，他们朝着我们微笑和招手。
那天晚些时候，在我们的请求下，我们的向导带领我们回到广州市的热闹区。我们逗留在珠江岸旁，这里江面宽约五百米，岸上商业街道和人行道成行，显然是广州居民喜爱的集合场所。过去这里杂乱无章地挤满了大平底船和舢板，居住着无家可归的人。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引为自豪的是她已经给这些人安排了永久性的住宅，他们并指给我们看了一些清洁的公寓楼房作为这些人现在居处的例子。横跨珠江的是一架漂亮的新桥。这条江似乎很干净、整齐、没有污染，来往的舢板和驳船仅用于商业上的运输。
我们在广州剩余的短暂逗留时间继续使我们预见到，作为新中国的旅行者，我们可以期望些什么。例如，最后一天早上，在我们去中山大学以前，他们通知我们把行李放在旅馆的过道里。我们突然觉察到在中国，负责管理私人财物的人得到公众的信任，没有失窃现象，肯定地说，外国人从未遭到过偷窃。做到这点并不需要给小费或有特殊安排。当我们在城市街道上行走时，也从未受到任何危险的警告。由于对革命前的中国的报道经常着重指出，偷窃和暗杀遍及大多数城市，因此我们十分诧异：这个国家怎么在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二十几年内会如此有效地遵守法律和秩序。
我们再一次和刘、潘两位来到广州机场，准备乘飞机去北京。虽然在广州看起来天气还好，但据说将在中途遇到风暴。我们起飞了，但就在一小时之内即将完成从广州到北京的一千四百二十八英里的航程时，驾驶员宣布，由于强烈的风暴，我们将在河南省会郑州降落。刘和潘告诉了我们为什么这么安排。中国航空方面负责人绝对禁止在风暴中飞行。
我们在郑州机场呆了约两个小时，等待天气开晴。这时我们在郊外到处看看。突然上空飞来一群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的旧式双翼机，在机场数千英尺上空投下了朵朵彩云似的降落伞群。至少有二十几架飞机，我们想这一定是一次军事训练。跳伞员下来了，乘上卡车开到机场大楼。我们发现他们之中还有几位青年妇女，试想我们是多么惊奇！刘向我们解释说，这是工厂工人和公社社员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的伞兵训练，是“锻炼身体、保卫祖国”规划中的一部分。
最后有消息说天气很坏，我们的飞机在此停留过夜。潘和刘决定，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可以乘当夜十时半的火车，第二天早上到达北京。在这中间，我们可以在当地宾馆休息，那里是中国来往旅客常到之处。这是一次很有兴趣的经历，因为它让我们可以评价没有预先为我们安排好的住宿，并看到一般中、小城市的情况。
从各个方面来说，这家旅馆都是令人满意的。它比我们在广州看到的旅馆小，但如果说它有比较漂亮和现代化的地方，那就是它建立在林荫大道旁的花园似的环境中，附近是精耕细作的稻田。我们在房间里洗了澡并休息了一会，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后就启程到火车站。
火车本身令人惊叹不已，值得美国铁道仿效。它不仅准时开车，更给人印象深刻的是软席卧铺房间舒适而又清洁无比，服务员十分文雅和彬彬有礼，饭菜和我们在高级餐馆中吃的一样可口。我们房间的隔壁有一间干净的盥洗室。唯一可以改进的是厕所的蹲坑，我们西方人的大个儿得倍加小心。（四）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3.23
《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五）
:美国阿瑟·高尔斯顿
到了北京站，另一个大的欢迎代表团在等候我们。我们的行李象魔术一样地出现了。我们乘上闪亮的黑色上海牌轿车，快速驶向新侨饭店。我们舒适地安居下来，渡过我们在中国的头半个月剩下的数日。
这时我们对中国的印象确实是混乱的。中国人确是能够并善于做有效而殷勤的接待工作。我们住的饭店房间、吃的食物和得到的招待不仅都是有礼貌的、恰当的，甚至是过分奢侈的。我们可以到中国各种机构进行访问，有关它们的情况将源源不绝地送给我们；我们到各地的往来交通都将会很迅速地安排好；他们将毫不吝惜地给我们尽可能的舒适，尽管为我们安排这一切方便往往是困难的。这些细致的计划同时也意味着：由于我们乘坐喇叭声不停的快速轿车而造成的隔阂，由于居住在专门招待外国人的宾馆而感到的孤独，以及意味着经常有大批革委会人员陪同，甚至膳食总是西餐，除非我们特别要求吃中国饭。这一切安排，仅仅是出于中国人的好客，还是我们的主人想阻止我们和人民有更多的接触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每天的例行公事总一成不变。同样使我们感到不舒服的是，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中国城市里的人享受到我们这样的奢侈生活。除此以外，我们还未见到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不管怎样，我们旋风似的旅行在继续着——继续使我们全神贯注其中，尽管我们持有疑虑。它包含游览很多北京的历史古迹和观赏文化宝物，也包括值得记忆的与周恩来以及其他领导人的谈话。
农村的革命
约占近八亿中国人口中百分之八十的人生活和工作在农村，主要是在六万个公社里。公社普遍成功地实行了全国性的、指导它们活动的经济计划，使中国从一个长期缺粮、经常有饥荒的国土转变为在很少或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能供养她的全体人民的国家。中国不再因旱灾而引起恐惧及普遍饥荒，不再因水灾的破坏而产生饥饿和疾病。中国的人民公社和苏联的集体农庄不一样：苏联的集体农庄在创办了甚至五十年以后，仍然很少能达到计划中的农业生产力，中国公社却立即兴旺起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一九七一年，我在上海郊区的马陆人民公社所作的简短的访问，给我提供了部分回答，它说明了这些事业的一般背景和组织情况。一九七二年，我在北京郊外的芦沟桥人民公社作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访问，使我对下放的决定权、个人奖励制度以及促进这些著名公社进步的崇高道德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在访问马陆公社时，首先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它的规模。这个公社耕种了约六千英亩土地——其中百分之九十五土地种大米和棉花，其余大部分种大麦和油菜（茎、叶可作饲料，种子可榨食油）。在这个广阔的长江平原一带，气候和土壤条件都良好，一年能生长两季或三季作物。这个公社有一万六千六百多劳动力，他们来自二万七千五百人口——六千余户。根据生活和工作情况，划分成为十四个小单位，即大队；每个大队再划分成十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大约有五十户人家或二百人，包括大约一百二十个壮劳力。
对这个拥有二万七千五百人口的单位实施有效的管理，必须有严密的组织。在一个不发达的农村公社实现这一点，是具有内在的困难的。这提醒了我的另一个问题：“你们是怎么干的？”。我的主人热心地叙述了他们的办法。在马陆，如同在其他公社（以及所有工厂、市行政当局、教育和其他机构）一样，一切组织性的职责都在革命委员会的手中。
公社计划根据地区总计划，地区总计划又是根据整个国家农业需要而制订的规划。公社的最高权力当局——公社革命委员会，根据地区计划，决定全面的生产计划和生产指标；然后给各大队分配定额。大队革命委员会把这些定额分配给他们管辖的生产队。每个生产队，作为这个结构的基本单位，按照一个明确规定的任务去工作。
怎样去完成这个目标——在什么季节种什么庄稼，种多少亩（一亩等于六分之一英亩），在种植、灌溉、栽培以及收获方面的个人职责是什么，怎样计划轮作？一切办法和措施都是由生产队自己决定的。他们必须精明而有远见地作出决定；每个社员必须积极执行他们的决议。社员的收入是根据他们的工作质量以及总产量而定。
从继续革命的历史背景来看，中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时期，在政治上，社会主义阶段的特征是从资产阶级领导变成工人阶级领导；在经济上，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为了执行这一方针，公社平日采用工分制：根据生产队的分配额，订出一个标准工作日的收入，以此来计算报酬。
在生产队内，每个劳动者根据劳动态度、技术以及劳动强度来评定工分。在社员大会上，把典型的个人或小组列为标准，其他的人依此来评定工分。这种评议会在空余时举行，根据生产队自己的计划，一月或半年举行一次。（五）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3.24
《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六）
:美国阿瑟·高尔斯顿
革命委员会是按相当民主的方式选举产生的，因之农民们更为满意。尽管共产党，特别是市革命委员会，在当地的各企业中具有决定权，可是每个人通过正规的选举程序，可以发挥一定程度的个人作用。农民可以投票选举大队和公社革命委员会（而他们自己又执行生产队的决议）。首先，在群众会议上讨论适当的候选人，提名要按照这种精神：保证有男人和妇女的代表，老、中、青的代表，然后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以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争取做到的结果是，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受到大家的尊重。我们知道，选举到各级革命委员会的人，可以因政治上的不合适或品德上的缺点，被上级机构，例如市革命委员会撤职。至于作出决定的方式，我们不完全了解。尽管这样，和我们交谈过的每一个人都表示相信革命委员会是他们组织机构的无可再好的领导了。
马陆公社的革命委员会是由二十五个人组成。同大多数公社一样，马陆公社的革命委员会主任是一位政治干部。是一位受到信任的、文化革命前就担当了这个职务的、任期很长的领导。在他下面有三位副主任：一位来自民兵，两位来自群众。
虽然那天我们在马陆公社所看到的公社组织似乎是坚固的，为它所服务的农民是满意的，它却只有很短的历史。我们记得，农村的生活象革命本身一样，是千变万化和不断发展的。一九四九年解放后，土地改革立即开始，没收了地主的大量土地和财产，每个农民分到一小块属于自己的土地——这是他自身能享受其劳动成果的保证。在一个以土地为基础的社会里，这也是一个最有效的步骤。几年以后，大多数农民因为不能在数以百万计的个体经营单位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生产，他们束手无策地和生活进行绝望的斗争。他们先是组成互助组，大家在一起劳动；后来组成各种体制的合作社，合伙在公共土地上劳动。直到一九五五年，当毛氏首先建议成立公社组织时，他们才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公社组织在一九五八年成为农业的经济基础。从此，他们的生活水平稳步上升。每年平均工资从三百元左右提高到五百元左右。我们的主人都认为，许多进步是由于新措施以及多种经营的结果，然而最大的收获当归功于文化革命所激起的新的政治觉悟。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化进程中最新的一步。
马陆公社各居户住在新建的、两层楼的水泥房屋里，居住面积很宽敞。它们按生产队划分，形成象村庄那样的住宅区。我们访问了一户四口之家的农民家庭，它是接连在一起的六个住宅之一，这些住房是由公社专职建造这些住宅的合作小组营造的。四间住房都占十六平方米左右；楼下包括泥土地的厨房、吃饭间，楼上两间住房是水泥地。他们建房用的土地是公社的，可是这些房屋是私有财产。这和城市里的住宅不一样。后者是国家所有，出租给工厂工人。这些住宅每户要花材料费约一千七百元，建筑队的劳动工资一百二十元。一个家庭可以在三年到七年中储存起这笔款子，这要看家中的劳动力情况而定。
具有典型性的是各户都有地方养鸡、鸭和一头猪，还在附近有一小块供他们自己种植蔬菜用的自留地。我们访问的那家饲养了六只鸡、两只鸭，因此他们有足够的蛋吃。他们还喂了一头猪。这头猪他们可以出售，也可以屠宰。此外，教育和医疗服务是广泛普及的，而且实际上都是免费。每个劳动者每年以五百元的薪金计算，一家有数个劳动力的就保证了足够的食品、衣着、住房以及安全，并可每年积余三百元钱。
中国公社的农民不象许多西方国家的农业人口那样，他们看上去不太想移居到其他地区或者城市里去。他们通常的愿望是在本村成长，结婚，建立家庭以及继续生活下去。一九七○年马陆公社的出生率使人口增长了约百分之二·二，或者说，新出生了将近五百到六百个婴儿。为了稳定人口，全国开展了节育运动；马陆公社的目标是每年增长百分之一·五。经过近年的教育，有生育能力的五千多名妇女中半数采取了某种方式的节育。大约七百名男人以及八百名妇女在完成了计划的生育后主动采取绝育措施。
这个公社的平均结婚年龄：男二十五岁，女二十四岁；每家平均有两到三个孩子。离婚的情况很少，近年来这个公社一次都没有过。如果一对夫妇决定离婚，公社通过革命委员会进行调查并给予劝告。有一股保持家庭完整的巨大压力。离婚被认为不仅是家庭，而且是社会集体（即所属的生产队）的一次失败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双重的劝导工作加强了渗透在全中国人民习俗中的、一般说来是清教徒的道德价值。
马陆公社的二万七千五百人除了农业以外，还经管了许多事业，例如有一家拖拉机维修厂，我们同革命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一起参观了这家工厂。这家工厂给这个公社为数颇多的拖拉机进行维修。一台拖拉机每使用二千小时就得维修一次。有些是上海制造的三十五匹马力的标准平型拖拉机，其余的是“手扶”拖拉机。该厂的四十三位技术人员是从司机中挑选出来的。他们仅受过三个月的训练就成司机。随后兼当司机和技术人员的学习期限，则根据个人的才能和用功程度而定，在学习期间也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给他们讲课。
这个服务行业班子的负责人和他的同事们共同一起工作。当他知道我们到来时，急忙洗干净他的油手，热情地欢迎我们。他的眼睛焕发出为他的卓越工人和工厂而感到骄傲的神采。（六）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3.25
《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七）
:美国阿瑟·高尔斯顿
在一个引人注意的木工车间里，一组看上去是熟练的木工正在做木桶和小船。最近他们学会了制造价廉、轻巧的水泥船。这些船只对弯弯曲曲地贯通全公社的狭隘水道（长江的支流）很实用。据说，马陆公社使用了大约七百只这样的本船和水泥船。我们还看到了小型工具制造车间、机器制造和修理车间、以及一个同其他几个公社合办为制造肥料生产设备的大车间。每项工作都由一个生产队专门负责。
中国人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反复循环使用者。他们成功地利用各种农业副产品的事例是很多的。我们观察了许多这样的情况，如对白薯的处理：马陆公社把它加工制成中国烹饪中普遍使用的某种调味品；在这种制造过程中产生的废料用于喂猪，而副产品的氨水则利用以肥田。另外，把一部分收成留作以化学方法提炼细胞核酸之用。把这些核酸分散到他们的组织单位，以这种混合物喷入蚕豆（类似我们的白色扁豆）及大豆中去以促进生长。这使我产生了很大兴趣，因为在美国使用的名叫Ｃｙｔｏｋｉｎｉｎｓ的化学促长剂同中国的这种实践十分相似，它似乎是根据农民的特殊学问而产生，并不是从实验室里创造出来的。
我们去马陆公社访问的时候，经过一个开敞的大棚屋。农民们在这里腌制一种榨菜。在附近的一个棚屋里，正在用自种的竹子编织漂亮的篮子。在这个棚屋的旁边，有一个用篱笆围着的牧场，我们在那里看到一百二十五头荷兰种与中国种杂交的良种奶牛。牛奶及它的制成品，包括干酪，在中国的销售不是很普遍。牛比西方国家饲养得少得多；相反，到处都有猪。它由个人饲养，可以供农民自己食用，也可以由公社出售给城市。猪粪，作为副产品，是非常宝贵的。马陆牧场饲养了二百九十头漂亮的波兰—中国杂交种猪。
不断地机械化和逐步采用科学方法，同其他类似运动一样，在全国展开，使马陆逐年得到改进。我们听说这个公社现在有二十五个灌溉站，使用二十五、四十或一百匹马力的发动机。我们访问了一个装备四十匹马力发动机的灌溉站，它可以灌溉二百英亩土地。这和从前的手工操作设备相比，是个巨大的成就。最重要的，这些水泵是在附近的上海制造。上海在生产上的进步将导致更广泛地普及现代化灌溉。这显然是中国粮食自给的主要手段之一。
采用了杀虫剂，特别是消灭菜地里蚜虫的药剂；农民们背着电动喷雾器在田间慢慢地走着。另一种战胜虫害的方法是把易受虫灾的植物，如棉花和薄荷，同象洋葱一类的植物种在一起，据说这样也能抗虫。我没看到也没听到有关这种做法的任何科学根据，但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这种做法似乎是得到人们广泛相信的。
中国人所喜爱的食油是菜子油、芝麻油、棉子油以及偶尔使用的豆油。油菜和大麦在这个公社里轮流种植，产量似乎很高。榨过油的菜子用来生产酒精；我们所见的小酒坊又为公社增加了收入。同酒坊相邻的是一个小的化学实验室，专门把碳酸钠和硫混合在一起成硫酸钠，作染料、防腐剂及食品用。这种操作过程中所需用的化学原料，是从上海的一个化工厂购买的；产品则由政府统购。
身为一个生物学家，我对一家生产促进植物生长的荷尔蒙激素的工厂特感兴趣。这里有一个科学家和农民组成的小组，把等量的麦麸和米糠同一些玉米面混合在一起，然后在这种混合物上盖上产生激素的霉菌芽胞。经过几星期的培育，看起来象是放在面包烤箱里一样，然后把一层霉菌除去；它的菌丝体在太阳下晒干，磨碎，加上水，并经过泥土过滤。当它喷在大麦和油菜上时，就能提高它们的产量；用在棉花上，可以防止棉桃脱落。这种发明对西方农业家是感到兴趣的。中国人推荐的新鲜事物，包括利用天然产品而不是结晶物质，多用于开花期而不是长苗期，在西方也是这样做的。科学家和农民小组还合作进行别的试验，其中之一就是把特别混合的废料，掺上固氮微生物，施用于土壤，以提高作物的产量。
在总结马陆公社生活时，谈谈它的学校和医院。学校都设在公社范围内，是公社自办的，因此孩子们可以在公社上学直到十六岁——从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到初中。有些初中毕业生挑出来再读两年高中，还有更少一部分人，经过在工厂、公社或部队工作数年后进入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多数回到公社，用他们的新知识“为人民服务”。
至于医疗设施，每个大队办有一个设备完善的门诊所；公社办有一所大的现代化医院。此外，每个生产队有自己的保健站，其中有“赤脚医生”及其他医务人员，如助产士、草药师以及针灸师，他们可以处理一般的医疗问题并进行预防医疗。（七）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3.26
《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八）
:美国阿瑟·高尔斯顿
对一个西方人来说，特别当你对中国语言一窍不通时，评价中国人的娱乐及精神生活是很困难的。我们看见了一些舞台，据说在这里上演当地的曲艺和话剧，或由流动放映队放映电影。体育运动和体操在全国广泛地开展，也是作为一项娱乐消遣。文学受到严格控制，扩音器时时刻刻广播新闻和音乐，绝少提供外部世界的知识。可是中国农民，至少在马陆公社的农民，似乎不因这些缺点而感到苦恼。他们正全神贯注于欣赏他们所取得的繁荣。
由于有了组织和有效的多种经营方式，每个农民都能参与这种美好的生活。他有权选举官员，帮助制订工作计划，在给他们自己或家庭的直接分配中看到收获的成果。因此，很容易了解农民对新的社会组织和文化革命中产生的新事物的热情。在旧中国的制度下，一切土地和产品都归属于地主，农民家庭谈不上医疗和教育，个人尊严受到摧残。他们对这种旧制度仍然记忆犹新。农民们今天充分认识到他们所取得的飞跃发展，他们有理由感到骄傲；他们十分有理由相信，他们的物质生活将继续得到改善。
一九七一年某日我在马陆公社所见到及所观察到的，支配着我在新中国进行了解中所得到的其他一切印象。从那天起，更深入地去体验公社生活成为我在中国进一步访问的目标。
学究当了农民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九日上午九时，戴尔、贝思和我出发到一个公社去住两个星期，并在那里参加劳动。我们都背了一个小包，里面放了一些必要的替换衣服和盥洗用具。对我们说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不仅到公社去住几天是我们这次旅行的中心目的，而且我们的主人同意按照我们提出的条件作了特大的让步。他们打破了正常接待规格，让我们作为劳动者，到芦沟桥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队去。和我们同行的唯一伴侣是我们的朋友兼翻译李明德。我们对此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既热情又幽默，很容易相处。他总是按常理办事，因之我们的活动很顺利。
我们徒步走到一个无轨电车站，和大家一起排队等车。早上乘客很多，他们都好奇地望着我们。贝思和戴尔都穿着中国式服装。他们穿了有光泽的新布裤子，和直统统的毛式布制服，戴了农民戴的大草帽，这些都是她们前一天晚上在北京百货大楼买的。当时许多顾客看到西方人戴着这样的大草帽都发出了阵阵的笑声。我穿的是劳动布裤子，短袖衬衫，草帽背在背后，帽绳套在脖子上。
我们等了不到三分钟，就来了一辆无轨电车。我们顺序地上了车。车上很挤，可是很奇怪，有的位子空出来了。我们把行李堆得象个小金字塔似的，四个人就坐在行李周围的四个位子上。在乘客的谈话声中，我们开始感到比过去更接近中国人民了。有的人在我们微笑时也报以微笑。
我们这一行程大约有二十公里，是从北京往西南走，路上换了两次车。每次换车，情况都是一样的。我们感到惊奇，有的注视着我们，有的向我们微笑，有的对我们很客气，给我们让坐。当我们上了第三辆车时，已经进入了北京的平坦的郊区，车上的乘客也少多了。这时我们可以较清楚地看到窗外的景色。路上自行车络绎不绝，人们一本正经地、从容不迫地蹬着车，静悄悄地来来往往，只有偶尔听到几辆小汽车、卡车或公共汽车发出的喇叭声和引擎声。公路伸向远方，路的两旁都种了树。这是中国公路的特色。中国人大量植树，改变了农村的外貌。这些成行的杨树和樟树既可以防风，同时在炎热的仲夏也可以遮荫消暑。
汽车忽然在一个拐弯的地方停了下来。人们告诉我们，到芦沟桥公社，汽车只能到此为止。我们还得走最后一公里。那天又热又闷，我们背着行李，又急于想到达目的地，这一段路走起来就觉得更长了。我们走得很慢，不时停下来擦汗和换手。虽然我们只提了一个不太重的轻便小包，可是我们的手指都发麻了。这时我们是沿着菜地走，地里种的主要是西红柿、茄子、黄瓜和扁豆。我们看见了远处的玉米地。后来我们听说这里还种了大量的水稻和麦子。这里的交通来往主要是靠步行。当我们走近一些农民、学生和带了孩子的妈妈时，他们都停下来，看着我们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的目光比城里的人更为坦率、友好。农民的善良的大脸庞上很容易露出微笑。这一定也和我们几个人的怪滑稽的形象有关。毫无疑问，这里从来没有来过象我们这个样子的人。
我们走了约二十多分钟，就看到两个小村子。李是生长在农村的。他有时停下来问路，起先他所得到的答复似乎有点含糊，可是越靠近我们要去的村子时，他得到的答复就越肯定了。不错，我们走的方向是对的。是的，那里的人们已经听说我们要去了，他们在等着我们。（八）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3.27
《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九）
:美国阿瑟·高尔斯顿
最后，我们离开了公路转入一条尘土飞扬的红土路，路的一边是村子里一排房子的后墙，另一边是一片长得郁郁葱葱的西红柿园子。我们走了还不到两分钟，听到一个院子里传来一阵走动的声音，接着就有一位身材不高的、健壮的妇女赶出来迎接我们。她面带笑容地作了自我介绍。她叫张淑敏，穿了一条宽大的裤子、白衬衫，带了一顶草帽。她精力充沛，神采奕奕地和李说着话。她使劲地和我们握手，表示欢迎。接着，我们又提起行李，跟着她走进一条胡同，到达我们要住下的院子里。路上，另一位面带微笑的农民来欢迎我们。他叫张中，是小屯大队梅市口小队的队长。我们今后就在这个小队里劳动。
我们走进院子后，一大堆人把我们团团围住。他们都很兴奋，不停地说着话；他们显然很高兴，很感兴趣地看着我们。他们把我们带到为我们准备下的住处，我们放下了随身行李。有人在院子里的一个手压抽水机上压出了冷水，倒在搪瓷脸盆里，又从水壶倒了一点热水掺在一起，端了进来；还给了我们洗脸手巾、肥皂和漱口水。我们把旅途中的大部分灰尘都洗掉之后，就回到院子里和我们的新朋友们在一起。我们坐在小凳上，人们一再向我们递茶递烟。虽然这一天是正常的劳动日，有的农民特意抽出时间来欢迎我们并和我们交谈。
我们的房东叫史振玉，他的老伴姓孙。史今年七十三岁，是一家之主。他举止庄严，身体高瘦，看来自奉很俭；他们有五个孩子，三男二女，全都结婚了。他们有二十二个孙子和孙女。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住在公社，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北京当工人。在农村的这两个儿子，全都成了家。大儿子一家住在附近的一个院子里，小儿子和他的媳妇张淑梅，还有四个孩子都住在我们院里。这个院子两面都有房子。他们占一面。我们院里的很多事都是张淑梅做的。平时她还抽一部份时间下地干活，但是我们去的这一年，因为她公公已经七十三岁了，中国人认为这个岁数对老人是一个关口，因此她就留在家里，代替老人做饭。史年纪大了，已不下地干活。但他决不是什么也不动手的人，他还管着院子里很多具体事情。当然，全院的事还是由他老伴操心。她不声不响，很有主意，办事很有效率。
张中和张淑敏虽然都姓张，但不是亲戚。他们俩都是我们小队的领导。张淑敏是队里的第二把手，兼管妇女工作。他们俩成了我们在芦沟桥时的师傅和好朋友。为了把这两个人区别开来，农民叫他们一个“老张”，一个“小张”。老张只有四十四岁，精力非常充沛，似乎和“老张”这称呼不大相称。但是这不是叫错了名，因为李向我们解释：用“老”字称呼人含有尊敬之意。所以后来当我们听到人们叫我“老高”（我们的中文译名第一个音是高），叫贝思“小高”时，我们很引以为荣——这是他们第一次把我们作为“自己人”那样和我们开玩笑。
我们在公社从一开始就受到这样的接待，使我们很受鼓舞。我们想立即开始干活，但是我们的主人坚持必须逐步地干起来。后来我们才发现他们是多么正确，因为我们确实适应不了从早干到晚那样严格的工作时间，而这对他们说来已经是习以为常了。因此我们第一天就只辨认方向，在村子里转一转，熟悉一下人和地方。
我们生产队里所有人家都集中在一个旧的村址上（一般说来，生产单位的地点和人口都和原来的自然村是一致的）。我们队约有九十七户，四百五十人，耕地五百亩。三分之二的产品供北京市消费，其他三分之一是粮食，主要是麦子，还有少许水稻。全部住房都有院子，院子四周是围墙。各院整齐地互相挨着，连成一排；各排之间是小胡同或大街，都是土路。村中央有一个方形广场，是公共场所，有四个小商店，有打麦扬场用的场地。这个小集体的勤劳和自豪都集中地在这里表现出来。
芦沟桥的农民和马陆的居民不一样，这里的农民各自居住在自己盖的房子里，在家里吃饭，不在食堂吃饭。虽然大部分的房子是一九四九年解放之后盖的，但都是中国农村中传统式样的平房。史振玉家的大院长约九十英尺，宽约八十四英尺。他家的院子用一道砖和三合土墙隔成两个。从胡同进来，先进入外院，才能进入比较大的里院。院里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也是我们这次绝无仅有的经历的活动中心。
记得第一天，我们一进门，一种非常奇特的景象使我们感到这个院子里生气盎然。那口井是个中心，经常有人拿了水桶、盆或罐子来压水，拿回去洗衣、做饭或刷洗等用。院里每一个角落都在忙。张淑梅是主要的人物，事情都围着她转。她从早到晚兴致勃勃地从事各种活动。她做饭，侍候大家吃饭，洗衣服，洗碗，扫院子，用木盆给刚会走路的孩子洗澡。如果她还有点空，就从我们住的屋子里把一个脚蹬的缝纫机搬到院子里给小孩做衣服。爷爷对于养猪一事颇感自豪，他费很多时间给猪备食，剁、煮、发酵以及搅拌。他还有做不完的修补活——修理晾衣服绳子，修理工具棚、小推车等等。奶奶虽然活动少得多，但是她管家，算计家务。她特别会捉小鸡。小鸡需要放进一个大篮子里过夜。傍晚，孩子们在院里乱哄哄地捉小鸡，但总是捉不着。老奶奶不声不响地坐在屋前的台阶上瞧着，小鸡走过她面前时，她象猫一样地敏捷，一手就抓住一个。她还是编蒜头辫子的能手，一辫辫的大蒜挂在里院的树上或墙上晾着，象是一种装饰。（九）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3.28
《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十）
:美国阿瑟·高尔斯顿
孩子们下午放学回来，立刻各干各的活。对他们说来，干点零活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孩子们把自留地里的蔬菜摘回家去。有一个小孙女经常从地里带菜帮子回来，放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剁碎了给小鸡吃。等小鸡啄过了，菜叶也干了，他就把它们堆成一堆，放进一个大铁锅里，再和别的废料掺在一起，煮熟了留待喂猪。另一个大孙子经常帮助爷爷把盛猪食的沉甸甸的铁锅搬到外院的猪圈里去。另一个在公社工厂工作（公社办了六个工厂）的孙子似乎专门负责管理压水机。我们在那里时，他曾进行过两次全面检修。他常忙于给几辆自行车上油，修理漏气的车胎，还打扫整理几个堆东西的窝棚。
在这么一个活跃的大家庭里，必须一顿接着一顿地做饭，全家人都得动手。经常有人在院里树底下的一张小矮桌上干活——洗，剁或搅拌。在这个融洽的家庭里，谁也不用告诉谁去干什么。我们作为这个家庭的成员，一开始就感到舒畅和满意。
院子里分西屋和北屋。北屋的西边一片和西屋都是砖房，瓦房顶，面积都是二十一英尺宽，四十英尺长，在院子的西北角形成Ｌ形。老俩口住北屋，我们住的是西屋，这里原来是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史明、媳妇张淑梅和四个孩子住的。他们客气地搬了出去，腾出屋子给我们住，一家子挤到爷爷奶奶的屋子里去了。
虽然史的大儿子一家在附近有自己盖的住房，但他们还和老人以及老二一家一起吃饭。另外的三个孩子里有一个女儿是教员，在芦沟桥教书。我们在那儿时，她曾骑自行车回来过三次。两个孩子在北京当工人，显然回来的次数较少。
每排房子又根据长度隔成两个房间。我们住的西屋就隔成了一大一小两个房间。大的一间长约二十八英尺，小的一间长约十二英尺。
我们房间里的炕约六英尺宽，十八英尺长，够一家人睡（他们大概就是这样睡法）。贝思的小房间里也有同样的炕和灶，但小得多。两间房之间的隔墙下部分是砖砌的，上面是木格窗，窗上糊了宣纸。里、外屋的门上都挂了竹帘子。外屋门上还有一道木门，上半都安了玻璃。
我们的房东有一个比较完备的厨房，面积约十二英尺长，十英尺宽。房顶是瓦的，三合土的墙，四英尺高，墙头和房顶之间砌了空花砖。我们在那儿时厨房里几乎热得受不了。但据说那里冬天很暖和。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从外院柴草堆拿一把草点火，然后加引火柴，再加粗柴，最后加木炭。整天都有火，除了提供其他的方便之外，整天都可以用大水壶烧水，储存在保温的汤罐内。
南墙边有兔窝和帐篷似的鸡窝。鸡窝是用秫秸秆做的，顶端用叶子扎在一起，紧挨着地面安着一个铁格子门，系在一根立棍上。兔窝比较大，砖砌的，有铁门，门上有好多窟窿眼，不让兔子出来。兔吃的菜都放在窝里。母鸡和公鸡每天下午可以在院子里享受一两小时的自由，之后，孩子们就起劲地把它们赶进窝。那二十四只小鸡整天在院子里啄食，直到孩子们把它们围在一起，抓进草篮里过夜。捉小鸡时院子里总要乱一阵，孩子们叽叽喳喳笑个不停。
尽管院子里活动频繁，但始终保持整洁，而且确实很吸引人。每一个人不论做饭或是干了其他的活之后，都随手把地方打扫干净。院子里的一些小果树带来了淡淡的绿意和荫凉。门口和窗台上的蜀葵、菊花和天竺葵给这个忙碌之家增添了色彩。不管是最简单的或最费事的杂活，全家老幼都乐于去做，这充分说明了他们是多么热爱自己的生活。
院里的厨房和兔窝之间的墙上，开了一个口，通向外院。外院周围是很好的三合土的墙，内有一个猪圈。猪是把废物变成有用之物和食物的一座高功效的“工厂”。村里每户至少养一头猪。他们买了小猪回来后，几个月就把它养肥了，然后宰了全家吃，或者卖掉，把钱用来买其他食品。猪粪是浇菜地的好肥料。这样，不出院子，就完成了化无用为有用的全部循环过程。
我们住的这一家，从一九五四到一九六四年这十年间，积下了足够的钱，把他们的三排房子全部重建了。我们住的屋子是一九五四年盖的，还不显得很破旧。当然屋里的墙需要粉刷，三合土的地也有些裂缝。但是由于整个屋子的构造简单，横梁、墙和瓦顶都很坚固，维护得也很好，估计这房子还可以住上一百年或再久一些。我们受到这个家庭和他们的成员的欢迎，使我们在中国不再感到自己是外人了。
我们的来临打乱了史和他一家的生活，即使这样，我们还能看到他们严格的生活规律。清晨不到五点，在公社大喇叭广播《东方红》的乐声中大家都起来了。继这歌曲之后是新闻广播。大家很快的梳洗，喝一杯茶后就下地。从五点半干到七点，然后回家吃早饭，还稍微休息一下。到八点或八点半左右又开始干活，一直干到中午，只在十点左右休息约二十或三十分钟。十二点吃午饭，这是一天中主要的一顿。饭后休息时间较长，这时候最热，休息到两点或两点半。之后，再继续干到七点左右，当中休息一次或两次。有的农民晚上还到地里加班，特别是在农忙季节。加班是自愿的。遇到紧急的时候，如抗旱，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天天都加夜班。这些人一天工作那么长的时间，晚上也没有很充分的休息，很难想象他们怎样保持他们的体力和舒畅的心情，但是他们看来就是做到了。（十）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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