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宁东
（一）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指出：仅仅承认阶级斗争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同样，承认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依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可能性，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而必须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始终坚持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中心，始终坚持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进行到底，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区别一切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和分水岭。
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面对着中国党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苏共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的猖獗，以马克思主义的首创精神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胆略，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一场真正称得起无比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是继巴黎公社起义至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人民在取得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以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直接依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光辉实践，开创了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之后，在出现了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如何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自觉地组织起来，向走资派夺权，以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探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爆发，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她是伟大的巴黎公社运动和十月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她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通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开辟了一条必由之路。
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运动在失去了领袖条件之后，敌对势力立即反扑过来，而被“彻底否定”。但是，正如马克思在《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中所说的：“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原则、继续革命的原则也是永存的，消灭不了的，并且在无产阶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复辟，重建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在争取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整个历史阶段的长期斗争中，肯定会一再表现出来。
（二）
毛泽东同志说：“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能赢得胜利的保证。——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中国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⑴从文化大革命发动算起，至今已经过去三十四年了。这其中，我们有十年的亲身经历，又有了二十多年来的社会实践检验、路线变化的对比和冷静的理论思考，应该说我们有了对这场大革命进行再认识的一切必要条件，我们理应锻炼得成熟起来了。
今天，当我们重新读一读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我们便不得不叹服这两个光辉文献，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归根到底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和两种命运的斗争的尖锐性、必要性所作的种种分析竟是如此深刻、如此准确地预见到了今天已经在苏东各国和我们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这个事实，不仅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而且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线，背离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社会主义就会丧失，资本主义就会复辟，一如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个局面。
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意义是什么？现在看来，它的历史意义远比它当时的现实意义更重要、更伟大。
当时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之后，给予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使毛泽东这位深谙唯物辩证法，而又把自己毕生献给了人类解放事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能不想到自己党内的情况。他深知“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而且，在党的最高核心集体中，又确实出现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身后的实践证明，他当时没有看错）。所以，他一再向人们提出：“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⑵。他询问人们：“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⑶他发现了这个“最危险的”问题，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他当然要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四清”运动被提出来了。然而，他却又一次看到围绕着“四清”运动的性质、对象等路线问题，党的核心内部已经存在着更加严重的分歧。在制定运动指导文件时、在与反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斗争中，他第一次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阶级概念，并且指明：他们就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显然，他想通过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来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可是，不久他就发现，这种全国性的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如果要取得预期的胜利，运动的领导权、特别是中央领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否则，修正主义者掌了权，就会接过“整走资派”这个革命口号，而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打倒；也就是说，这种自上而下的运动并不能解决“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个“最危险的”问题。而在他看来，中央已经出了修正主义。于是，当“四清”运动尚未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的时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圣火已经被他点燃。
文化大革命之初，一次，他在与外宾谈话中，第一次道出了发动这场大革命的真正原因。他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⑷那么，毛泽东所说的这种“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形式”和“方式”是什么呢？直白地说，就是“造反有理”！尽管《十六条》中，没有一处使用“造反”这个词，可是，“造反有理”却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最响亮、最高昂的口号，一切群众组织都打出造反的旗帜，无一例外地自称是“革命造反派”，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深深打着革命造反的烙印。
难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造反也有理吗？当时许多人，特别是众多的党员和干部都想不明白这个费解的难题。显然，他们没有弄清，这一次有理的造反并不是针对着当时无产阶级专政的现政权的，而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发动亿万人民群众，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所进行的一次当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情况时，人民群众如何起来造反的探索和训练，或者说是一场真兵实弹的演习。
为了给予人民以造反的权利，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写进了我国宪法，人民拥有了充分行使社会主义民主的权利。与此同时，作出了不设国家主席的战略性决定。林彪反党集团把“设立国家主席”作为他们抢班夺权的纲领；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之后，立即宣布取消“四大”，设立国家主席，并且由党中央总书记兼任，同时又提出所谓“依法治国”方针。这一切，无疑，也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反对势力从自己的经历中取得了经验，力图以法律手段来强行贯彻他们的意志，从法统上彻底剥夺革命人民造反的权利。
由此可见，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评价，我们必须注意两点：
1、这场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对着反革命现代修正主义势力，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
2、这场革命的伟大意义在于她提供了一个解决“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方式，而且是唯一的方式——全国范围的人民起义！
毛泽东是一位炉火纯青的马克思主义谋略家，他相信人民，相信小官、学生、工农兵，相信阶级斗争，相信武装夺取政权，相信“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他不相信什么武装政变、议会道路以及当政者幡然悔悟，痛改前非之类的幻想。因此，在他看来，重建科学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舍去人民起义，别无它法。“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⑸
我们现在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谁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可以干什么？二十几年来已经干了些什么？如今党和国家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还要继续向那里变化？促使这些变化的主持者们究竟要把党和国家推向那里？他们最终要达到什么目的？------看清这些问题，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于伟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和他留给后人的继续革命理论及文化大革命实践这份珍贵革命遗产的理解和认识，而且可以抚平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中心灵上所受到的误伤，给历史的无奈多一些谅解，给群众运动中的过火行为和失误多一份宽容。
（三）
十年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指引下，革命与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一、 在经济上，主要有：
1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
农田水利工程配套成龙，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有了较大提高。1976年与1965年相比：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相当于1965年的6·7倍和66倍，全国三分之一的耕地实行了机械耕种；农村排灌动力机械的拥有量增长了4·9倍，机电灌溉面积增加了一倍多；农用化肥产量增加了2·1倍，每亩化肥施用量增加了2·1倍；每亩用电量增加了4·7倍；农用载重汽车拥有量增加了3·3倍；粮食产量增加了1836亿斤，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同期人均产量增长了12·1%。
2、建设了一批技术先进的大型工业企业。
继大庆油田之后，又相继开发了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1976年我国原油产量为1965年的6·7倍，我国由贫油国一跃而为自给有余的产油国，石油化学工业也迅速崛起。1973年从国外引进13套大型先进化肥生产设备，生产能力合计为合成氨357万吨，尿素580万吨。同时引进的大型化工、化纤生产设备，也先后在北京、上海、辽阳、长寿等地安装建设。
在此期间，冶金工业方面，新建了攀枝花钢铁厂、酒泉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贵州铝厂等重要企业。为了解决钢材品种问题，武汉钢铁公司还从国外引进了先进的一米七轧机工程设备。机械工业方面，建设了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四川大足汽车制造厂、四川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陕西富平压延厂等一大批企业。煤炭工业方面，建设了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顶山、芙蓉山、山东兖州等大型煤矿。电力工业方面，重点建设了甘肃刘家峡、湖北丹江口等一批水电站和火电厂。著名的葛州坝大型水电站及国外引进设备的唐山陡河电厂，也开始动工兴建。
3、建成了一些内地铁路干线和长江大桥。
1970年7月，建成了全长890公里的焦枝线。1971年，全程1085公里的成昆线全线通车。接着全程209公里的大焦线也全面动工。此外，还修建了襄渝线，并在该线的安康另修一条铁路与宝成上的阳平连接。华北地区继续修建了京原（北京至山西原平）线，还建了通（县）坨（子头）线。
全长6700米，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双层铁路、公路两用南京长江大桥，由1959年动工，1968年胜利建成。
此外，1974年还先后建成了从大庆油田到秦皇岛、由秦皇岛到北京、由山东临邑到南京等长距离输油管道。邮电通讯方面，1976年建成全长1700多公里的中间轴1800路载波通讯干线和连通全国20多个省市区的微波通讯干线，北京、上海还各建了一条卫星地面站。
4、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就。
继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69年9月23日，我国又首次成功地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在空间技术方面，1966年10月，我国第一次实验发射核导弹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又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5年11月26日，按预定计划回收所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使我国成为美、苏之后第三个可以回收卫星的国家。
在此期间，我国农业科技人员，于1972年成功地培植了一批一代籼型杂交水稻种，提高亩产20%左右。
5、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数目相当可观的经济援助⑹。
二、 在政治上，主要有：
1解决了刘、林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清除了隐患。后期又揭露了“邓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⑺的真面目，并及时作出了组织处理。
2、从中央到地方，重新建立了“三结合”的革命政权。由于各级革命委员会都有相当数量的群众代表参加，社会主义民主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因而密切了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成为了国家政权的坚实基础，社会秩序稳定，犯罪率极低，人民安居乐业，无产阶级专政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3、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经受了一场反对党内走资派的政治锻炼，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理论深入人心，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提高了对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识别能力。这一点，从今天广大工农劳动群众对腐化、西化、自由化、私有化的普遍抵制和批判中，已经充分表现出来，随着我国社会矛盾的发展，还必将进一步表现出来。文化大革命播下造反的种子，在现实阶级斗争雨露的浇灌下，必将破土而出，这是苏东各国所不可比拟的。
4、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一大批工农革命积极分子，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实现了列宁想做而没有来得及做的：工农群众直接参与对国家的管理。工农联盟更加巩固，人民真正成为了国家的主人。
5、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对各国反动派的革命大旗，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全世界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国家和人民，从而赢得了空前的国际声誉和各国人民的友谊，取得了一系列外交斗争的重大胜利。1971年10月，在联合国第26届大会上，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从而宣告了美帝国主义孤立我国政策的彻底破产。到1976年底，和我国建交的国家由1965年底的49个增加到了111个，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经济贸易和文化交往日益扩大。⑻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新中国外交史上最辉煌的十年。
三、 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就，主要有：
1、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牢固地占领了思想文化阵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和国家生活中的指导地位。
2、实现了教育革命，改革了从学制、教材到升学、考试等一系列旧的教育制度。打破了教育战线长期以来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局面，落实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各类各级学校不收学费或只收极少的课本费、杂费，工农劳动人民的子女不仅有了上学受教育的权利，而且上得起学。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学到大学，成立了以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为主体的教育革命和教育行政的管理机构；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教育真正回到了劳动人民的手中。
3、以八个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工农兵真正走进了艺术的殿堂，成为了舞台和各类文学艺术作品的主人，他们和他们的英雄业绩与劳动风采，成为了被讴歌的主题。千百年来，文学艺术领域这块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世袭的领地，史无前例地为工农兵所占领。
4、全国的知识青年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扎根务农，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把文化知识带到了广大农村，并且涌现出了像徐春泽、邢燕子、董加耕、侯隽、薛喜梅------这些千百万建设新农村的积极分子和带头人，为农业的现代化输送了可靠的生力军。与此同时，也减轻了城市劳动就业的负担。
5、随着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在广大农村涌现出一大批“赤脚医生”，农村普遍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长期以来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
6、批判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除封建迷信，普及科学知识，开展群众性的文化体育活动，社会风气良好，新人新事辈出。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一切沉疴痼疾，在我们的社会里基本绝迹。
此外，在“全国学习解放军”口号鼓舞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人民学习，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全军涌现出无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为全军和全国人民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全国军民团结，军政团结，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我国国防实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总之，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党有了一整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的方针、政策和基本路线；有了一个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有了一个独立而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有了一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限忠于党和人民的、高度现代化的人民解放军和民兵队伍相结合的革命武装。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然而，不幸的是，这场革命在它的统帅逝世的同时，便被它的对手以迅猛的攻势“彻底否定”了。革命的一切成果、人民由这场革命所取得的一切权利和利益也随着被取消、被剥夺了。一场由亿万人民参加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变成了一场“空前浩劫”，变成了“缺席审判”毛泽东的一大罪证！从中央到地方，以所谓“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为名，上下动手，各自为战，镇压异己，反攻倒算。有了一个“除恶务尽”的口号还不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深深冒犯了的巴金、这个一向标榜自己是一个虔诚的“人道主义者”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居然发表文章，叫喊“要斩草除根”！似乎不来个“石头过火人过刀”是解不了他们对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刻骨仇恨的。什么人道主义？什么知识分子的善良？什么道德斯文？什么文学泰斗？一张张画皮统统被他自己撕得精光，赤裸裸地露出来一个惯于同无产阶级斗争的老手的狰狞面目！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全国上下，从党政机关到群众团体，从大专院校到事业单位，从工矿企业到人民公社，凡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泽东造反闹革命的人，包括最基层的小萝卜头们也没有被放过。由于清算文化大革命从始至终是把“四人帮”当作毛泽东的“替身”进行的，所以他们统统被戴上了“四人帮的黑爪牙”、“篡党夺权的黑干将”、“迫害老干部的急先锋”、“打砸抢分子”等等莫须有的罪名，轻者被撤消职务，清除出党，开除公职，劳动教养；重者被逮捕法办，假的“牛棚”换成了真的监狱。他们轻的被判三年、五年，重的判了十年、二十年，有的当了党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工农分子竟被判了无期徒刑。由于不堪折磨，有的人惨死在狱中。毛泽东当年为他们所预见到的这种悲壮而惨烈的命运终于落到了他们的头上。如同古今中外的历史所记载的那样：当一场革命被镇压之后，监狱和绞架便是革命者们命定的归宿。
“生活是最好的教科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看清了，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们通过“彻底否定”，至少达到了“一石三鸟”的目的：一是可以痛痛快快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二是通过“彻底否定”，动摇、破坏和瓦解毛泽东的革命领袖地位，以及他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为后来推翻他的路线制造舆论；与此同时，将拥护他的路线、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新老“毛派势力”统统清除，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统统搞臭、搞掉，以肃清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从政治上、组织上铲除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障碍。三是以此笼络、蒙蔽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这样或那样委屈的一大批真诚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却又对文化大革命始终难以认同的老同志，将他们作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同盟军，以骗取他们对于“新路线”的支持，减少推行“新路线”的阻力。
事情果然如此，在“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肃清了“毛派”力量，形成了歪曲、污蔑和丑化毛泽东的政治舆论之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更新观念”------这些具有特定而隐蔽内容的口号一个个提了出来，人们被牵着鼻子一步一步沿着“改革开放”的总路线走到了今天。当人们发现跟着走的这条路线似乎并不通往东方的时候，距离“总设计师”和“改革家”们的目的地已经没有几步路了。于是，在今天，许多人忧虑国家正面临着不祥的命运，而更多的人则在思考：我们是不是到了应该从文化大革命中学习些什么的时候了。人民在怀念毛泽东，社会在呼唤文化大革命！
（四）
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要反反复复批判毛泽东，用戈培尔的方式，一百遍、一千遍、一万遍地重复：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使那些哪怕是毛泽东的崇拜者，在谈到他的时候也不禁摇头叹息：可惜啊，可惜！似乎铁证如山，有口难辩。
与此同时，还要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各种各样的方法，各种各样的由头，各种各样的视角，像当年国民党大骂共产党为“共匪”，搞“共产共妻”那样，搞臭造反派、红卫兵。于是，现今的人们，从影视节目和所谓“文学作品”中所见到的造反派和红卫兵，就像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眼中的“刁民”、“痞子”、“流寇”、“暴徒”一样，都成了“匪类”，亿万革命人民跟随着党和领袖毛泽东所进行的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群众运动就这样被资产阶级及其御用文人们完全丑化了。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不会忘记，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和造反派不但有对立的两派，而且有先后之别。这个先后时期的划分，是以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积极推行他的以派出工作组，矛头向下、重在党外、“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为特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五十多天为先期。毛主席回到北京，发现刘少奇一伙扭转运动的大方向，及时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之后为后期。
先期的红卫兵出现在文化大革命之初的大中学校，他们之中以干部子女为主体，像北京“联动”那样的红卫兵组织，甚至以每个成员的老子的级别高低决定该成员在组织中的地位。他们标榜“根儿红苗正”，自称为“红五类”，是当然的“革命接班人”。他们把家庭出身不好，或是家长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同学，叫做“黑五类”，而“黑五类”是没有资格当红卫兵的。因为根据他们的理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他们说：“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革命哪有你们的份？”文化大革命初期，以“破四旧”为名，抓人、抄家、游街、斗“黑帮”、戴高帽、挂牌子、坐“飞机”，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就是由这批早期红卫兵搞起来的。人民文学家老舍蒙冤自沉，粤剧艺术家红线女剃发扫街，以及许多知识界、文艺界的名流，被批斗、抄家、住“牛棚”，就都发生在这一时期。
这个号称“红色恐怖”实为白色恐怖的波涛，很快波及到全国各地方、各系统、各战线、各单位。当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纷纷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即“前文革”，以下简称“文革”），除在校学生外，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青年工作人员和职工中，也陆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这类“文革”和红卫兵，因为是官办的，他们之中有本单位的领导干部，有党团骨干分子，有先进模范人物，当然也有善于迎奉拍马，深受领导赏识的“红人”。他们成立起组织之后，并不按照《十六条》的要求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把矛头直接指向本单位所谓“有问题的人”。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解决这些人的“问题”。他们在单位领导的授意下，翻档案，查材料，排名单，搞外调，把平时爱给领导提意见，或是已经贴了党委大字报，或是家庭出身不好，或是本人历史有问题，或是出身知识分子又常对领导评头品足，或是以往犯过错误、受过处分，或是性格倔强、不好领导，或是思想落后，表现不好，甚至仅仅是与领导关系不好，为领导所厌恶，以及戴过和摘过“五类分子”帽子的人统统“揪出来示众”，分别给这些人戴上写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三家村村长”、“四家店店主”，以及“大破鞋”、“女流氓”等等五花八门罪名的纸糊高帽，挂上纸板牌子，拉到街上游街示众。队伍前面敲锣打鼓，队伍后边红旗招展，臂上戴着“红卫兵”袖章的“文革委员”们不时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打倒大破鞋×××！”、“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砸烂谁的狗头！”。那些日子真是热闹非常：从早晨到夜里，各单位争先恐后地拉着本单位的“反革命”们，像赶庙会、赶大集一样涌上街头。只见大街小巷，一队队游街的过来了，一队队抄家的过去了，锣鼓喧天，红旗飞舞，摩肩接踵，人声鼎沸。八月的天气，骄阳似火，这真苦了这些“反革命”们了。不知是哪位很会“革命”的人发明的这种酷刑：“反革命”们必须赤着脚，两只手各提着一只鞋，还要用双手扶着硕大的高帽不准歪倒。由于手提的两只鞋底不断地晃动着拍打他们汗泪双流的两颊，他们的脸被抹上一道道泥巴。他们赤着的双脚踩在晒得流油的柏油马路上，就像踩在北方人烙馍的鏊子上一样滚烫难熬。最可怜的还是那些被打成“反革命”、“大破鞋”的“女犯们”。她们大都被剪光了头发，或是被剃去一半（据说这叫“阴阳头”），“革命者”们找来一些破了帮子的破鞋挂在她们的脖子上。队伍不时停下来，“革命群众”围在“反革命”们的周围，进行所谓“街头批斗”。男女“反革命”们像被耍的猴子一样站在圈子的中央，被强迫交代所谓“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当你耳闻目睹那些可怜的女人们，在“文革委员”和“红卫兵”们一声声断喝下，无地自容地呻吟出：“我是大破鞋×××------我和×××发生过男女关系------”“几次？说！”“×次。”的时候，你的心能不颤抖吗？我记得，我只在六十年代初上映的一部叫做《马门教授》的德国影片中，看到过类似的场面，但那是希特勒的盖世太保恣意侮辱犹太人的镜头。当时看着这一切，我不禁愕然：这难道就是革命？这难道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这一切暴行的制造者们是人，实在是玷污了“人”这个字眼儿！
在各单位，这些被打成“反革命”的人们，除去个别的例外，绝大多数都被关进本单位的“牛棚”里。各单位普遍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强迫“犯人”们挽起裤腿，跪炉渣，跪石子，甚至跪在碎玻璃上，面对着毛主席的画像，向毛主席“请罪”。不少人，由于不堪忍受这种非人的虐待和对人格的侮辱而含冤自杀了；死后还落个“畏罪自杀”的恶名！许多家庭由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当时，根据刘少奇提出的：“中小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是解决教师中的问题”的方针，全市中小学校的教师都集中在本学校食宿，不准回家。小学生们年龄小，不懂、不会、也还不敢斗争老师，官办“文革”和“红小兵”组织成立后，都由学校领导人和“革命教师”们去斗“有问题”的教师。也是戴高帽、挂黑牌、关“牛棚”、游街示众、群众批斗这一套。知识分子的尊严和斯文，由知识分子们自己动手打了个粉碎，孩子们只顾睁大了惊奇的两眼，看着他们平素敬重的师长们淋漓尽致的表演，实在不知如何是好。
可是中学就大大不同了。中学的孩子们正处在“牛犊不怕虎”的年龄，调皮一些的孩子，想出各种各样的孬主意、恶作剧，来整治那些曾经用知识的乳汁哺育着他们、自己却像蜡烛一样点燃了生命、而如今被打成“反革命”的男女教师们。孩子们在学校领导和“革命教师”唆使、指挥下，轮番批斗“黑帮”。他们像过节一样，情绪处于极度亢奋之中。他们“造反有理”——批“黑帮”；闲了没事——批“黑帮”；一时心血来潮——批“黑帮”；有时完全是为了取乐也批“黑帮”。也不知是什么样的“艺术家”来了“猫玩儿老鼠”的“灵感”，居然“创作”了一首《黑帮歌》，一时风靡各中学。这可真把这些“反革命”书生们整苦了：他们挨斗时要唱《黑帮歌》；“请罪”时要唱《黑帮歌》；开饭时，“黑帮”们要集体合唱《黑帮歌》！就这样，人类灵魂工程师们的灵魂在经受着丑恶灵魂的折磨和摧残！
在大学里，斗争的矛头也首先指向了广大教师。
知识分子大多家庭出身不好，有的人个人历史、社会关系也比较复杂；有的人性格高傲，玩世不恭，妄论校政，语多讥讽。于是，运动一来，领导稍加“引导”，他们便成了众矢之的，一个个被“揪”了出来，关进了“牛棚”。与此同时，也把矛头指向了青年学生。在省市委派出的工作组的指导下，各个学校都在发动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清查所谓“右派学生”，抓所谓“游鱼”、所谓“真右派，假左派”，要求他们“行动起来，保卫校党委”。一些读过《十六条》后，心潮澎湃，毅然贴出大字报，批评校党委“怕字当头”、矛头向下的学生便首当其冲地被扣上了“攻击党”的罪名。各个大学的校园里，用苇席竖起的大字报“围墙”上，铺天盖地，密密实实贴满了声讨、批判所谓“反动学生”、“反革命分子”的大字报，声称：他们批评校党委就是攻击党、就是反党。这些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不仅遭到大字报的围攻，还被拉到大小会上批斗。一些学生没有经过政治斗争的锻炼，承受不住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有的自缢，有的跳楼，付出了年轻的生命。当时许多高等院校都发生了学生被迫害致死的事件。
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这一切都发生在刘少奇主持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五十多天里！这一切残酷迫害干部、迫害群众的罪行，都被“翻案派”们故意把水搅浑，而后卑鄙无耻地栽到了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广大群众的头上！这一切由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所一手制造的种种罪恶，都被“翻案派”们颠倒黑白地算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账上，算到了毛泽东的账上！
正在毛泽东寄予莫大希望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向着相反方向推进的关键时刻，他的一张惊天动地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发表了！不久，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数十万群众参加的“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此时，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的《重要通告》已经随处可见了。《重要通告》中共有六条措辞明确而严厉的规定，如：任何单位不准以任何借口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对已经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必须立即平反,赔礼道歉，恢复名誉；任何单位都不准私设公堂，私设拘留所，所有的“牛棚”必须立即拆除，被拘留的人员必须立即释放；单位整理群众的黑材料一律当众烧毁，本人被逼所写的检查，一律退还本人，等等。
这真是“一声春雷震天响”！它炸开了笼罩在中国上空近两个月的滚滚黑云；它炸开了遍地的“牛棚”，解放了无数被迫害、被凌辱的人们；它炸开了亿万革命人民心头上的镣铐；它炸开了阻挡革命前进的层层大堤，革命的洪流奔腾而出，一泻万里。各单位纷纷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给被党委、“文革”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在平反会上，当这些“反革命”们接到《平反书》的时候，有的泣不成声，有的嚎啕大哭，有的跑到主席台上，在毛主席像前长跪不起，高声呼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还有的人激动地高呼：“解放不忘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整个会场群情激奋，口号声此起彼伏。被平反的人们中，有的人可能一辈子也没有体验过工人、贫下中农在四九年、在土改中，一下子获得解放的那种激动、兴奋、幸福和渴望报答的复杂情感，如今他们体会到了。他们一下子明白了：他们个人乃至他们全家的命运都与毛泽东的路线连在一起了，不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他们就仍然有重新被打成“反革命”的可能。在会上，受迫害的人们声泪俱下地控诉反动路线给予他们的种种残酷的迫害，给他们个人和家庭、子女所造成的痛苦，叫听着的人们不能不不洒下同情的泪水。当场声明退出“文革”的人们，则反戈一击，揭发“文革”在党委领导人的指使下，是如何整理群众的黑材料，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的，使听着的人们看清了领导干部们是如何扭转运动的方向，整群众、保自己的真相。
通过召开这样的大会（有的单位还不止召开一次），广大群众的路线觉悟迅速提高，往往大会一散，人们就纷纷退出“文革”，重新成立自己的组织。而官办的“文革”则一败涂地，土崩瓦解。党委的领导人们由于执行了反动路线，民愤很大，威信扫地，成了被控诉、被批判、被打倒的对象；党委完全处于被动的境地，实际上已经失去了领导能力，名存实亡，处于了瘫痪状态。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其实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然而，又必须看到，各单位的党组织虽然瘫痪了，但是党并没有瘫痪，反而倒是加强了。这个“党”就是毛主席，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毛主席、党中央直接领导着人民群众。这当然，一方面是由于各级党组织基本上都被刘少奇的反动路线所误导，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而陷入了被动的境地，失去了群众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正是鼓励人民群众敢于冲决一切阻力、敢于起来造反这个目的所形成的。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党组织，都成了压制、阻挡群众起来造反的阻力。
一批在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而获得解放的群众中，除去少数人心有余悸，什么组织也不参加，当了所谓“逍遥派”以外，多数人参加或成立了新的造反组织。与此同时，大多数人，包括“文革”成员、早期红卫兵和党员、团员、先进人物和积极分子们，通过批判反动路线，认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方向，退出官办“文革”，从追随、执行反动路线的“官方”圈子里跳了出来，也成立了真正的造反组织。这些组织就是在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群众组织。
这时，各单位运动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文革”成员和红卫兵们，除去退出的人员之外，余下的人员也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也称自己是造反派，并且由于他们的组织里党、团员多，出身、成分好的人多，平时听领导的话、与领导关系密切的人多，所以他们自恃是最纯粹、最正统、最革命的造反派。尽管由于党中央的政策压头，又迫于全国声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强大声势，他们不得不、也不敢不给被他们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但是，他们始终想不通这件事，始终不理解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支持、鼓励、动员人民群众敢于起来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而不是“镇反”、“肃反”，也不是反右派；是叫人民通过这场运动学会识别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并树立敢于向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的大人物们造反的精神。人们的两只眼睛应该盯住党内、盯住党内的当权派们在干什么？他们不理解这个要害。他们固守着57年反右派运动的老经验：“反对党支部，就是反党”，“跟着领导走，到什么时候也不会错”，甚至有的人根深蒂固地信奉着“现官不如现管”的古训，宁可不听毛主席、不听党中央的，也要听单位领导的。因此，他们的两眼总是盯着党外，总是盯着下头。由于他们转不过这个弯子来，所以他们对群众、对运动有怨气：“我们紧跟党委有什么错？谁知道什么是反动路线？”他们有怒气：“×××就是有问题嘛，他跑不了，早晚还得抓他的反革命！”他们不服气：“我们出身贫下中农，一心一意跟着党，我们倒错了，他们倒成了革命的了！”他们甚至说：“毛主席啊，毛主席，您老人家怎么相信他们了呢？”总之，他们像“假洋鬼子”不许阿Q革命一样，也不许除他们之外的一切人等革命，似乎只有他们拥有革命的“专利权”。这样一来，他们就和其他群众组织处于对立的状态。
文化大革命从始至终，群众分成两大派，其根源就在于来自刘少奇的部署，在五十多天的时间里，各地各级党委为了保自己，都带领着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们犯了镇压群众运动的方向、路线错误，以至使相当一批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与被镇压的群众及反对他们镇压群众的更多的群众形成了对立。可见，“走资派”的阴谋——蒙蔽、利用一些人，打击另一些人——是造成群众分裂的祸根。
后来，随着运动的发展，各个单位的不同派别的组织都与其他单位相同观点的组织联合了起来，于是跨行业的地区性（全县、全市、全省）的组织出现了。尽管在一个地区有成千上万个组织，但是，这些组织基本上分成左、中、右三派，虽然他们都打着“革命造反派”的旗帜，其中却有真正拥护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和自称拥护文化大革命而其实是文化大革命的阻力的“造反派”，以及介于二者之间——既不赞成保守派的假造反，又不赞成真造反的“过激行动”的造反派。不过，与前两派比较，这一派人数少，所以通常只讲“对立的两派”。
群众被分成对立的两派之后，运动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公开亮相，表明自己对于各个群众组织的态度，这无疑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一次考验，考验他们对于革命群众、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自己所出现的错误、对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抱着什么样的态度。
在亮相过程中，理解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从而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纷纷贴出大字报，公开声明支持群众起来造反，欢迎造反派群众造自己的反、造走资派的反，表示愿意和革命造反派一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于是，他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谅解，被称为“革命领导干部”，他们重新取得了威信。可是，保守派组织却把他们打成“走资派”，整理他们的“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材料，召开批斗会，声明不把他们打倒，“决不收兵”。
而另外一些干部则公开声明支持保守派组织，承认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表示坚决和这一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这样，他们就理所当然地被造反群众视为“顽固坚持反动路线立场”，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于是，一时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成了这一派或那一派的“走资派”，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保守派把支持造反派的干部打成“三反分子”，往往是出于对这些干部的“叛变”行为的惩罚。他们说：当初我们听你的，你现在不站在我们这一边，反而站在他们那一边；你成了革命领导干部，我们倒成了“站错队群众”！他们不允许执行过反动路线的干部改正自己的错误。而那些支持保守派的干部，则不去主动承担责任，耐心去做跟着自己犯了错误的群众的思想工作，说服他们消除与造反派群众的对立情绪，牢牢把握运动的大方向；反而声称，他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表示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这些干部依然在利用这些群众来干扰运动保自己，依然在坚持反动路线的立场，对抗文化大革命运动。所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混战”，所谓“文化大革命伤害了很多干部”，就是这么一回事。
其实这种状况，无论对于广大干部还是对于广大群众来说，都不是坏事情。从防修反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看问题，这正是对干部和群众识别修正主义能力的一种考验和锻炼。各派在打倒支持对方的干部的同时，都拼命地保护支持自己的干部，阻止对方批斗。这样，就发生了“抢干部”的斗争：把支持自己的干部藏起来，把支持自己而被对方“揪走”的干部抢回来。于是出现了武斗。由抢干部的武斗，后来发展到把对方从人家占据的地方打跑，把对方的广播站砸毁，把对方的物资、器材、用品抢走等等的所谓“打砸抢”。
由此可见，群众分裂也好，“打倒一切”也好，“全面内战”也好，其总根源全在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当然，这也是极其自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一场指向资产阶级的大革命，那么它就必然要遭到资产阶级的干扰、破坏和拼死抵抗。这是两个阶级的生死较量，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五）
如同历史上任何革命造反运动一样，文化大革命像大海的怒涛，它在冲走一切妖魔鬼怪的同时，也冲击了某些本不该冲击的事物，伤害了一些本不该伤害的人。其实，在任何一场战争中，无论怎样英明的统帅，也难以保证自己的火力在摧毁敌军的同时，丝毫不给自己一方造成某些损失。何况“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⑼因此，出现某些损失、缺点和错误也就不可能完全避免。毛泽东主张对待文化大革命运动要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成绩。
三分错误的产生，原因是复杂的，但是，最主要的是：
一、 干部和群众都没有经验。
文化大革命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它与以往的任何政治运动都不同：它不仅提出了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允许人民群众结社造反，而且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组织的领导人）作为了革命的对象。这就完完全全打破了传统和常规，超越了干部和群众的经验范围。《十六条》中规定：“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于是，群众的这种“识别”的过程，也就可能是他们犯错误的过程。同时，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自然也就出现了人们灵魂的大暴露。在干部和群众中，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法权观念，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和无政府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潮、倾向和行为都表现了出来。这样，在干部和群众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也就不足为怪了。对此，我们只能看作这是为了探索解决“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与前途的问题而付出的必要代价。不言而喻，无产阶级只要保住了政权，不管付出多么高昂的代价，都是微不足道的、完全值得的，因为无产阶级失去了政权，也就失去了一切，会重新沦为资本的奴隶。对于这一点，如果说过去我们还只是一种逻辑判断，那么在今天，应该说我们已经有了切身的体验了。
二、 资产阶级的阴谋破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从始至终贯穿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们，有着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从运动一开始，便力图利用他们对运动的领导权，抛出他们的资产阶级路线，扭转斗争的大方向，镇压革命群众，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及时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发表了震惊中外的革命檄文《炮打司令部》，指出：“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群众，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⑽
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资产阶级不断变换手法，负隅顽抗。正如毛泽东曾经指出过的：“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现象，攻击事物的本质；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或者借题发挥，‘冲破一些缺口’，使我们处于困难地位，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⑾与此同时，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和认识上的根源，党内外上上下下都存在着一股小私有者的保守观念。无疑，这种观念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保护党内走资派的作用。
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每前进一步，不仅要战胜党内资产阶级的激烈反抗和混入革命营垒内的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们的种种阴谋，而且要排除群众中各种“左”倾思潮和右倾保守观念的干扰。其中破坏力最强、给予运动造成损失最大的，除去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之外，就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和陈伯达这个政治骗子。他们以“左”的伪装出现，在攫取了文化大革命很大一部分领导权之后，拉帮结派，以售其奸。他们打击异己，制造假案；煽动极“左”思潮，鼓吹“怀疑一切”；策划抢班夺权，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在公开场合，以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自居，而在见不得人的角落里，却在密谋“解放历次运动被打倒的人”，以实现他们的反革命政变阴谋。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分子。
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不仅给文化大革命运动带来许多混乱，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在他们被揭露之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出现了几乎是致命的挫折。当“批陈整风”发展成为一场全党全军和全国范围内的“批林批孔”运动时，党内所有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势力，都感到时机已到，“永不翻案”立刻变成了永不认帐，由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一变而成为“遭受林彪迫害”好汉。中国政坛的这种突变，不仅带来了政治力量对比的新变化，而且预示出一旦时机成熟，文化大革命必遭暗算的先兆。
三、 坏人的破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壮阔的革命群众运动。斗争的矛头直指党内。于是，社会上一切被打倒的阶级、一切被专政的反动分子、各种刑事犯罪分子、所有对社会主义对人民政权和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的反革命分子，都一下子兴奋起来，以为向新社会、向共产党发泄仇恨的日子到了。他们本能地站在与运动对立的立场上，或者明目张胆地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或者摇身一变，混入群众队伍，煽动闹事，制造事端。这些坏人连做梦都盼着中国早日变天，他们正是党内走资派的社会基础。只要看一看，在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之后，这些人是如何地如鱼得水，时来运转，与走资派相勾结，一夜暴富，在今天的中国终于又重新营造起他们原已失去的天堂，我们就不难理解，文化大革命对于他们来说，怎么能不是一场灾难？他们怎么能忍受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六）
中国有句古话：“人贵有自知之明”。作为一位对唯物辩证法运用自如到出神入化地步的伟大哲学家，毛泽东是非常富有自知之明的。而且越是到了晚年，似乎他的头脑越是冷静。七二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当美国人埃德加·斯诺手指着欢呼“毛主席万岁”的人群向他称道时，他告诉斯诺，其实拥护他的人没有那么多，很多人是跟着喊的。七六年在病危中，他同人们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对于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可见，他心如明镜，洞若观火。他的一生是何等地辉煌，可是他却说自己毕生只做了两件事，其中一件就是文化大革命。可见他对这场革命倾注的心血之多，寄意之远。不过，他讲的“反对的人不少”倒确实是实情。他辞世不到一个月，埋葬这场革命的“战斗”便结束了。可以这么说：这场革命是随同他一道启程的。一位无与伦比的时代伟人，他和他的事业就这样结束了吗？这个问题，最终是要人民来回答的，是要由党内外广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来回答的，而他们是会做出回答的，历史必将证实这一点！
其实，毛泽东所说的“拥护的人”和“反对的人”，这两种人都不是指的人民。他懂得他的人民。他说：“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⑿可见，“拥护的人”和“反对的人”都是“大官们”中的人。毛泽东的这段话正是十分明确地指出了拥护的人为什么少、反对的人为什么多这个问题的实质。
显然，“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人民要否定，而是大官中的“反对的人”们要否定。
需要指出的是，“反对的人”们也不完全一样。他们大致可以分成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顽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尽管他们跟着中国共产党干了几十年，但是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依然是资产阶级的。他们从来没有真正信仰过马列主义，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党的共产主义纲领。他们只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们的理想是首先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即社会民主党的道路。毛泽东在谈到这种人的时候说：“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⒀这种人无疑就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
第二种，是那种官越做越大，离人民群众却越来越远的人。他们或者满足现状，迷恋特权，养尊处优，丧失斗志；或者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目无群众，作威作福；或者贪图安逸，追求享乐，生活腐败，蜕化变质；或者无意工作，有心名利，死保既得利益，固守现存秩序。总之，他们是一些“船到码头车到站”、主张“过去已经奋斗，现在应该享受”的人。他们可能不象第一种人那样有明确的资本主义纲领，但是，他们已经被资产阶级思想所腐蚀，成为了列宁所斥责的那种社会主义制度下新生的寄生虫。
第三种人与前两种人是根本不同的人。他们忠诚于党的事业，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兢兢业业，埋头实干，为党和人民做出很大贡献，有很大功劳，在党内、军内和人民群众中有很好的声誉。但是，他们没有做好社会主义革命可能会触动自己某些利益和观念的思想准备。他们一贯是革命的动力，当运动一来，他们不再是动力的时候，群众运动中的过火行为，以及这种过火行为给予他们个人的某些冲击，就使他们的情感受到极大的伤害，为他们所难以接受。因此，他们不能超越自己的感受去理性地、客观地、正确地认知运动。他们感到失落和迷惘，对群众运动和运动中的群众都产生了强烈的对立情绪。这些同志看不到，当这场以打倒党内的修正主义势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伟大革命运动，唤起了亿万人民群众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造反有理”的路上迅跑之时，任何的条条、框框、规则、秩序都是无能为力的；规定广大群众这也不许干，那也不许干，实际上也就取消了群众运动。这些同志想不通这个道理，十年文化大革命，他们十年没有想通。
在文化大革命中，从中央到地方，尽管各级领导干部几乎都受到了冲击，有的甚至被宣布“打倒”。但是这种“打倒”，不过是群众的一种“运动行为”，既不是党组织的正式审查结论，更不是正式的组织处理。党的“九大”以后，毛泽东提出：干部中只要不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律解放。后来，连邓小平都出来重新主持工作，真正被打倒的在全国没有几个人。
即便如此，“大官”中的反对派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们反对这场革命的立场。相反，正是由于这三种人对文化大革命始终采取反对、算帐和“不理解”的态度，群众看干部，干部看中央，由此在全国上下，以走资派为核心，以特权阶层为骨干，影响、裹挟了一大批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有怨气的干部和群众，形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逆流，致使运动反反复复，明争暗斗，冤仇不解，一拖十年。直到毛泽东逝世，终于迎来了“彻底否定”和“改革开放”的日子。如今，当人们明白了“彻底否定”之后的“特色”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逝者如斯夫，历史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只是由于不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正确理解和对待文化大革命，许多忠诚于共产主义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不惜冒着枪林弹雨、浴血奋战，不惜饱受艰辛、英勇奋斗了几十年的人们，却跟随着走资派欢欣鼓舞地“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从而打通了通往资本主义的道路！今天，经过了二十多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折腾，我们的社会主义，除去“特色”还有什么呢？所谓“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已经名存实亡了——集体经济早已荡然无存，国营经济的比重也由87%跌到不足23%了，而且国有最大的500强企业正在招引跨国公司来购并，同时，共产党的大门也向老板和“大款”们敞开，资本家们和无产阶级战士们竟然有了一面共同的党旗！
社会主义已经到了如此地步，我们的这些无比热爱社会主义的“老革命”，还在对文化大革命耿耿于怀。这是他们个人的不幸，却也是一切为了夺取无产阶级专政而牺牲的先烈们和一切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辛勤奋斗的人们的悲哀！
但是，正如伟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所说的：“有些人在一个时期之内，可能认识不清楚，也可能被蒙蔽，也可能犯些错误，但是，只要他们要革命，在他们知道事实的真相，认识了修正主义的真面目以后，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最后总是会同修正主义决裂，站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来的。”⒁情况正是这样。在今天之中国，继续坚守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阵地，高举着科学社会主义大旗，同一切腐化、西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等反共势力进行着毫不妥协的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中，许许多多经受过文化大革命冲击的老战士都义无返顾地站在了斗争的最前沿。他们抛弃个人恩怨得失，以无产阶级的广阔胸怀，为悍卫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捍卫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继续奉献着他们的余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们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这里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中国的政坛上，明里暗里制造着一种舆论：毛、周斗争论。说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是有矛盾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受压抑，受排挤，不被信任，权力和处境都岌岌可危的；周恩来与“彻底否定”的主持们是志同道合，统属一派的。似乎暗示人们：“彻底否定”正是周恩来流下的一个遗愿。
这真是弥天大谎。但是，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地重复它，并且不断地变换内容，翻新花样，它就成了人云亦云的“真理”、不胫而走的“事实”。其实，只要看一看制造这种舆论时的政治风云，制造这种谣言的目的也就一目了然，不攻自破了。制造这种谣言，“翻案派”们的用心是什么呢？
第一、贬毛抬周是为了稳定政局。“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贬损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以后，诺大的中国出现了信仰危机和领袖真空，那么由谁来填补呢？看了看，数了数，他们之中谁也不行；他们谁出来当领袖，都会露出狐狸尾巴，而且中国的老百姓也不会认可，于是只好抬出周恩来与毛泽东相抗衡。因为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只有毛、周的威望最高。
第二、贬毛抬周是妄图“证明”：毛泽东不仅“迫害”了他们，“迫害”了大批“革命功臣”、“开国元勋”，而且连周恩来也在被“迫害”之中！这是为了进一步贬损毛泽东，极力“证实”他是一个“迫害狂”，一个“暴君”。
第三、说周恩来是他们一派的“首领”，是和他们站在一起的，这是妄图利用周恩来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来使他们的所作所为合法化，来抬高和巩固他们的地位。
二十多年来营造这种神话的结果，尽管严重地损害了周恩来的光辉形象，把周恩来按照他们的需要丑化成了一个毫无原则，毫无气节，说违心话，办违心事的资产阶级政客和两面派。然而，策划者们却从丑化周恩来的勾当中获得了预期的效果。全党一大批既热爱毛泽东，又热爱周恩来，但是对文化大革命始终心存芥蒂的高级干部们，自以为和周恩来站到了一起，因而获得了一丝心理上的平衡和慰藉，从而使“彻底否定”干得心安理得、皆大欢喜，这样，也就保证了“新路线”的顺利贯彻和推行。
然而，历史终究是历史，事实毕竟是事实。它可以一时被歪曲，但是最终谁也改变不了它的真面目。
一九七六年九月，在悼念毛泽东的日子里，当时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西哈努克的一篇文章。文章在描述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关系时，打了一个生动而形象的比喻。他说，毛泽东主席是一位伟大的设计师，而周恩来总理就是一位伟大的工程师。一位资产阶级政治家，居然如此深刻地理解了毛周两位伟人是如何地缺一不可，这实在是他的一个真知灼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中国的一切成就，都是这两位伟人之间心心相通，志同道合，亲密团结，默契合作地带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晶！
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是“文革”的文班子，还是林彪的武班子，他们都不能取代周恩来的地位。尽管林彪披上了“亲密战友”的“虎皮”，但是真正的亲密战友却是周恩来。这只要看一看，当林彪外逃之时，周恩来是如何地紧握三军指挥权，当机立断，决然处置的神威，就可以明白他和毛泽东之间是何等地相互信赖，毛泽东又是如何地倚重于周恩来的。
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新政权的建立，以及两届党代表大会、两届全国人大和政协的召开，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人事安排，都是毛泽东全权委托以周恩来为核心组织筹备和逐一确定的。没有周恩来亲自挂帅，要想完成这些重大的国务活动是不可能的。
为了加深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翻案派们还刻意编造出一个病重中的周恩来，痛苦地承受着“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迫害”这样一个听了令人发指的故事。然而，一九九八年第九十七、九十八期《每周文摘》以《梁效内幕》为题，分两期连载了北京大学老教授、国学大师、著名的“梁效”写作组成员周一良的一篇文章。发表时，《每周文摘》编者，加了这样一段按语：“中国青年出版社4月出版了《周一良学术文化随笔》，书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以正视听……”周文中，专门有一节写了关于所谓“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故事。周文写道：“追查梁效的罪行之中，很突出的一条是紧跟‘四人帮’，反对周总理。如揭发出江青说总理是大儒，批儒目标指向总理，等等。我在梁效期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从未听到迟（群）谢（敬宜）二人在任何会上暗示过。周总理逝世，梁效成员都很悲痛，不少人自动佩带白花。有两人在四五期间去了天安门，我是其中之一。注释组后来查问，我当然如实报告。会后组长孙静告诉我‘别紧张’，我当然也没认为犯了什么错误。（‘粉碎四人帮’后）审查期间，范达人和何芳川两个组的负责人分别找过我，严厉责成我老实交代他们两人反对周总理的罪行。我的回答是：两人都是历史系很好的学生，我认识他们快二十年了，敢保证他们不会反总理。”
鲁迅先生说得好：“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我们可以借此看一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
其实，想一想当年的“评《水浒》，批宋江”，也未必就是空穴来风，或者是什么人“拿着鸡毛当令箭”。现在“聚义厅”不是已经改成“忠义堂”了吗？国外的“方腊”们，不是也已经被我们官方呼之为“恐怖主义组织”和“分裂主义势力”了吗？并且，我们不是“替天行道”，着实狠狠地惩罚了越南这个“霸权主义国家”一顿，让我们大洋彼岸的那个“战略伙伴”长长出了一口恶气吗？……
不管人们用怎样阴险、卑劣的手段去涂抹历史，历史的真面目都不会改变。“指鹿为马”只是暴露了赵高的奸恶，鹿终究是鹿，马也还是马，叫任何人都无可奈何！
注释：
⑴ 转引自1965年2月26日《人民日报》
⑵ 转引自1967年第7期《红旗》杂志
⑶ 转引自1967年第13期《红旗》杂志
⑷ 转引自196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⑸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1页
⑹ 引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
⑺ 引自1976年3月28日《人民日报》
⑻ 苏 楚：《“文革”时期的外交》
⑼ 转引自196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⑽ 转引自1967年6月1日《人民日报》
⑾ 引自《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
⑿ 转引自197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⒀ 毛泽东：《在工业十条讨论会上的讲话》
⒁ 转引自1968年8月24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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