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丁
为纪念人民领袖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笔者从资料中整理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中活动简记》，试图为人们了解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辟一扇视窗，同时也为文革研究者提供一份比较系统资料
本文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从1965年11月至1969年10月。这期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从初期发动到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开展，再到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以至中国共产党“九大”的召开，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已基本告一段落。第二部分是从1970年1月到1976年9月，这期间发生了“林彪事件”、“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到毛泽东逝世。从本文中可以看到，整个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基本上都是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进行，每一个部署，都倾注了毛泽东的心血。尽管运动中出现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但毕竟是毛泽东为防止无产阶级政党演变为修正主义的党，防止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的一次伟大尝试。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是第一部分（1965.11—1969.10）。由于是初稿，内容有待进一步完善，加之本人水平有限，难免会有欠缺、谬误之处，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毛 泽 东 在 文 化 大 革 命 中 活 动 简 记
（1965.11——1969、10）
（初稿）
一九六五年
1965年11月10日
毛泽东批准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1961年写的，主要宣传海瑞刚直不阿、为民请命的精神。姚文认为《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是影射当时对“单干风”、彭德怀的右倾“翻案风”的批判。毛泽东在不通知中央政治局的情况下，批准发表这篇文章，并观察全国各地报纸是否转载。后来，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很快发展为文学艺术领域的一场大批判运动，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导火线。
1965年12月21日
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发表关于教育制度的讲话时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事做试验，但也要接触实际。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但光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
一九六六年
1966年2月至3月
毛泽东在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修改稿）上作了11处修改：将标题“江青同志召开”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在“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之后加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还加了“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三月中旬，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找陈伯达、张春桥再次修改《纪要》，3月14日，由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再次作了修改。3月17日，毛泽东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纪要》的核心内容是16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黑线专了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
1966年2月12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成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康生、周扬、吴冷西为组员，负责领导文艺界整风等文化革命事宜。2月12日，中央批转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
1966年3月12日
毛泽东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致刘少奇的信。毛泽东提出农业机械化要以地方为主的原则，说：此事以各省、市、区自力更生为主，中央只能对原材料不足的地区有所帮助，也要由地方出钱购买，也要中央确有原材料储备可以出售的条件，不能一哄而起，大家伸手。否则推迟时间，几年以后再说。……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够打仗，……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没有粮棉油等储备，依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这几个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一致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
1966年3月17日至20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在上海召开。会上毛泽东说：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很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轻人犯“王法”，不要扣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
毛泽东两次找康生等人谈话，对彭真查问上海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何不向中宣部打招呼一事，十分生气。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宣部，指责《二月提纲》。他说：《提纲》是错误的，混淆阶级界线，不分是非；中宣部、彭真、北京市委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他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主要是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他们扣压左派稿件，是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他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并点名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泽东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泽东发话以后，形势急转直下。4月1日，张春桥写出《对〈 二月提纲〉的几点意见》。4月2日、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原被中宣部“扣压”的戚本禹、关锋等人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此后，批判文章大量出现在报纸上。
1966年4月16日至24日
毛泽东在杭州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上揭发批判了彭真的“反党罪行”，同时还讨论了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4月22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强调说：我们面临严重的文化革命任务；吴晗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朝中有人。中央有，各省市有，军队也有，斗争涉及面是很广的。
1966年5月4日至26日
中共中央政治据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76人中，包括“文件起草小组”提议增加的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人。事先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草稿）》，对彭真主持的《二月提纲》作了彻底否定和批判。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基本通过了中央《通知》的草稿。这次会议就是按照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进行的。康生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1966年3月底的3次讲话后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讲话，概括起来有两条：一是批判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
会议贯穿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6日下午，张春桥在会上发言说：姚文发表以后，反映强烈，全国各地来稿来信1万多件。意外的是三件事，一.《北京日报》社有人给上海《文汇报》社打电话问姚文的背景；二.北京各报都不登，这是谁向谁专政？三.12月30日决定印小册子，24日印出，北京新华书店不表态，姚文进不了北京，不是彭真统一布置，又有谁有这样大的权利，可以这样布置？
16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5.16通知）；会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4月30日《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的报告》；林彪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彭真、罗定一分别作了检查；刘少奇发言作了自我批评。这次会议通过的《5.16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966年5月5日
毛泽东会见以谢胡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伍修权参加了会见。毛泽东说：“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我们就有点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那就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更主要的一面，有黑暗的一面。他们在做地下工作。列宁讲过，被打败了的剥削阶级长期还强于胜利的无产阶级。列宁又讲，农民、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生长资本主义。”
1966年5月7日
毛泽东致信林彪（即《五.七指示》）。1966年5月6日，林彪给毛泽东送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7日复信林彪，信中说：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是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几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1966年5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通知》宣布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办事结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通知》 说：《二月提纲》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通知》最后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曾在受到我们重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1966年5月25日
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等七人，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伟华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康生把大字报底稿送给了在外地的毛泽东。毛泽东看到大字报后决定向全国广播。6月1日，毛泽东对这份大字报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此后，毛泽东还将这份大字报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大字报6月1日向全国广播后，引起强烈震动，文化大革命急剧升级。
1966年6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文章说：北京大学“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文章号召，要“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8月5日，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加了一段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要广泛地进行抵制。”
1966年6月3日
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拟定关于运动的“八条规定”：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大规模的声讨会；不要上街示威游行；不要串联；不要包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注意保密。这八条规定没有成文，是口头传达的。这期间，毛泽东在杭州，刘少奇曾打电话请示汇报，没得到明确的答复。
1966年6月6日
西安较大发生“六.六”事件。交大学生要赶走工作组，并贴出大字报，提出省委有黑帮。数十名学生分别到西北局、省委、新华社等地提出省委工作组和省委有黑线，西北局办公厅负责人明确宣布：西北局是中央代表机关，山西省委是西北局领导的，是正确的，省委工作组是革命的。学生们要辨别真假，不要上当。同日晚，驻校工作组开会，认为漂上来一批闹事的“尖子”，出笼一批牛鬼蛇神，要组织队伍追根子。事件发生后，刘少奇、陶铸要《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揭露“假左派、真反革命”，陈伯达不同意。7、8、9三天，交大各系对“尖子”学生开了大小斗争会，并把学生李世英等人带戴上高帽子游校，9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后来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
1966年6月9日
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毛泽东指示：不要急于派工作组。可以不派嘛，乱就乱它一阵。
1966年6月10日
毛泽东在杭州与越南胡志明谈话。毛泽东对胡志明说：中国现在也出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不是问，以前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的，彭真犯过一系列的错误。早几年我已经要撤换他。北京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
毛泽东说，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我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在谈到当前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11月开始的，已经7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你（指胡志明）不是赞成清官吗？你说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没有见过。……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毛泽东还说，这次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
1966年6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社论中写道，毛主席说：“大字报是一种极有用的新式武器”，对待革命的大字报采取什么态度，是在这场文化的革命中区分真革命和假革命，区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的一个重要标志。
1966年7月3日
红旗杂志发表社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社论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组织和发展无产阶级左派队伍，并且依靠他们发动群众，团结群众，教育群众”。“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是党的领导方法的一个根本原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也必须坚持这个原则。”
1966年7月8日
毛泽东致信江青。信中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5、18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买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的越高，跌的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全世界100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七、八年以后还要来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信的最后说：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能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的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的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1966年7月18日
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回京后，听取了中央文革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汇报，看了有关学校的材料。随后发表了谈话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有人天天说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毛泽东还说，借“内外有别”是怕革命，贴出来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性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现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反对，特别是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的立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毛泽东强调说，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该有这个准备。
1966年7月22日至26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江青4次来到北京大学。25日、26日两个晚上，江青等亲自主持北大全校师生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辩论会。毛泽东亲自听了北京大学辩论会的录音，并看了辩论会上递的条子。明确表示支持反对工作组。
1966年7月24日
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研究工作组问题。毛泽东说，工作组成了群众运动的障碍，要立即撤出。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1966年8月1日至12日
中共八届是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全会第一天，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份大字报。毛泽东在信中写道：“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们的革命战友们，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于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从新做人的出路。” 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份大字报分别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中引用了毛泽东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1966年8月4日
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讲话中说：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分别！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克思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往来，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允许群众情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来看，我不相信有真正的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毛泽东要求各组传达讨论他的讲话。
1966年8月5日
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8月7日，十一中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并附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1966年8月8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决定》共分为16条。决定阐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目的、斗争对象、及采取的方式和有关政策规定。决定说：“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决定》列举了各级党组织对运动的领导存在的问题，指出：“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软弱的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又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严格区分各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文斗，不要武斗，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决定》最后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1966年8月10日
毛泽东来到中央接待站接见前来庆贺《十六条》公布的群众。毛泽东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6年8月12日
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讲话。毛泽东说：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还是不正确，要看以后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学生和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的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和公报的实行；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就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了？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议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1966年8月18日
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首都举行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身穿绿军装，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到京串联的红卫兵。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
毛泽东对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林彪在大会上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讲了话。他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敢闯、敢干、干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北京大学代表聂元梓、各地的学生代表先后发了言。
1966年8月23日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他说：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他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人民日报》发了一个社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运动。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我看北京乱得不利害，学生开了十万人大会，把凶手捉回来，惊惶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
1966年8月31日
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参加接见的有50万人。林彪在大会上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讲话，说：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的很！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象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他们走向街头，横扫‘四旧’。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周恩来在大会上也讲了话：“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的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的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的一部分代表，分批分期到北京来。”
1966年9月1日
毛泽东复信章士钊。信中说：“行严先生：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顺致健康。”8月30日，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讲述了北京大学红卫兵如何抄了他的家并斗争了他，毛泽东便回了信。同时，周总理通知章士钊，北大红卫兵已受到严厉批评，命令他们立即送回被抄物品。同日，周恩来按照毛主席的批示，拟定了一份应受保护的民主党派和干部名单。
1966年9月7日
毛泽东致电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的信。信中写道：青岛、长沙、西安、等地发生的组织工农反学生，都是错误的。要求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11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
1966年9月15日
毛泽东第三次接见来京的学校师生和红卫兵，参加接见的群众约百万人。林彪代表毛泽东、党中央讲话。他说：“红卫兵战士们，革命的同学们，你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泽东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广大工农兵群众也坚决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成果，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的队，做得好！”
1966年9月21日
新华社播发了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去世的公报。万晓塘在受到揪斗和关押后去世，有50万人参加了追悼会，毛泽东指出，“这实际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1966年10月1日
毛泽东在国庆十七周年纪念大会上第四次接见来京师生和红卫兵，150万人受到接见。林彪代表毛泽东、党中央讲了话，他说：“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进行的一种崭新的创造性的大革命。这场大革命，是斗倒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破剥削阶级的‘四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目的是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
毛泽东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心内容。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区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中央各部委负责人。
叶剑英在当天第二组的会议上发言说：主席说，这次运动暂定搞到明年1月，还有4个月。十一中全会后搞两个月，要很好地总结经验。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第一是为了访修反修，第二是为了战备。现在备战的任务很重，时间很紧。可能在1968年前后发动战争。主席说，三线不建起来，觉也睡不着，文化革命就是最好的战争动员。
16日，陈伯达在会议上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讲话中说：“整个文化革命运动，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国历来几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都来得更深刻、更汹涌澎湃“。“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路线，使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可是提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陈伯达在讲话中引用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并点名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
24日，毛泽东在陈伯达讲稿的送审稿上批示：“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因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
1966年10月18日
毛泽东第五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约150万人。此次接见前，发生了“口号”事件。17日，中央中宣部废除了16日为这次接见拟定的“标语口号”，，另发了一个“呼喊口号”，删去了一些过长的文字，其中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案”改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删掉了另外4个口号。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立即起来“斗争”。18日晨5时，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身边开会，讨论通过了首都三司提出的“革命口号”，并增加了一条“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口号事件”归罪于陶铸、熊复等人。
1966年10月23日
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会议上作检讨。9月14日，毛泽东曾在刘少奇检讨初稿上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写的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注：即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刘少奇在检讨中说：“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50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是路线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负。”他在叙述派了工作组，作出“内外有别”等规定，批发北大工作组关于文化革命的简报等项活动后说：“由我主持的中央汇报会议就陆续地作出了前面所说的那些错误决定。”“事实上就站到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运动打了下去……，虽然才五十多天，但损失是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肃清，有些地方变本加厉造成了群众的对立。”
毛泽东10月22日曾在邓小平检讨送审稿上作了批示，表示肯定。
1966年10月24日
毛泽东召开工作会议并讲了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这次会议开得比较好些，上次是没有经验，这次会有了两个月经验，一共不到5个月的经验。民主革命搞了28年，犯了过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搞了17年，文化革命只搞了5个月，最少得五年才能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乎哀哉。学生也犯了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我想在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陶铸插话：大权旁落）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现在到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与彭真不同；要准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
1966年10月25日
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讲了话。他说：“17年来，有些事情，我看做的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的不那么好。现在这个第一、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在去年9、10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解决了。我要说的再一件事，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这个运动才5个月，可能要搞两个5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文化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跟仓促。只几个月。跟28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部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犯错误也有原因。”
1966年11月3日
毛泽东第六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有200万人受到接见。林彪代表毛泽东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一天比一天深入。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这种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讲话还说：“毛主席是支持同志们步行串联的。”
1966年11月8日
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以黎笋为团长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参加会见的有林彪、周恩来。越南代表团感谢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所给予的巨大援助，毛泽东重申中国将继续支持和援助越南人民，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966年11月9日—10日
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立，上海市委认为“工总司”是一个违反中央规定的跨行业组织，采取了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态度。“工总司”会后组织了请愿游行，并要求市委领导接见，市委领导拒不出面。在毫无结果的情况下，“工总司”2000余人乘火车赴北京请愿。火车离开上海不久，被铁路局下令阻留在安亭车站，“工总司”群众当即下车，卧轨拦截客车，致使沪宁线中断30多小时，制造了“安亭事件”。事情发生后，上海市委向中央作了汇报。先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指示：坚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革命组织，不能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在问题解决不下的情况下，中央文革派张春桥处理这一事件。张春桥到上海后，驱车去安亭和王洪文等“工总司”的头头开会，达成协议。13日下午，张春桥在上海文化广场正式签字同意了“工总司”的5项要求：一、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二、承认11月9日的大会和工人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三、安亭事件所造成的后果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负责；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出公开检查；五、对“工总司”今后的活动提供各方面的方便。为此，上海市委负责人曾打电话向中央汇报，并开会对张春桥提出了批评。但事后，中央文革小组同意张春桥的做法，毛泽东也肯定了张春桥的处理，并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由事实，后有概念。
1966年11月10日至11日
毛泽东第七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约200万人受到接见。毛泽东在检阅台上对一些负责人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的更好。”这次接见采用检阅方式，毛泽东乘敞篷汽车检阅。
1966年11月25日至26日
毛泽东连续两天第八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约250万人受到接见。从8月18日以来的三个多月中，毛泽东共接见了1100多万师生和红卫兵。
1966年12月3日
中央军委转发毛泽东、林彪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紧急指示中的三条意见：一、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军或其他名义的单独组织，只应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
二、不准冲击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三、所有专业、复员军人必须保持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并协助解放军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年12月21日
毛泽东接见了波兰共产党临时中央的杨力。毛泽东在接见时说：一大群人挂着马列主义的招牌，现在成为资产阶级分子，在中国也是这样。有一群人，我们看到了，他们是国内的修正主义。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要变了，到那时候就晚了。过去作了一些，只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做起，再到工厂、农村，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有些人很不理解，说我们太过分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不赞成。他们只赞成我们反对的资产阶级分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造中国的希望就是他们。并且他们还在党内，早就钻了进来，有老党员，也有新党员。我们的党员80%是1948年以后入党的，有些是资产阶级投机分子。领导机关对他们毫无办法，他们就怕红卫兵。在工厂要组织红卫兵，在农村也要组织红卫兵，看看谁胜谁负，胜负还未定。
1966年12月29日
毛泽东批示转发林彪关于浙江问题的指示。27日，南京军区向林彪报告了浙江省军区同浙江大学红色造反联络站谈判的情况，林彪指示：要把对学生的工作当作群众工作来做。这是送上门的群众工作，不但不应当由于这个问题引起军队与革命学生的对抗，而且应当借这个机会加强军队与学生的团结。……
一九六七年
1967年1月8日
毛泽东就《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问题发表谈话。毛泽东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5日的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他们内部造反，过几天可以写一个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毛泽东还说：“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保守派不搞生产，这是很大的阶级斗争。”
1967年1月9日
《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1月5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发表编者按语，这一按语经毛泽东审定。按语说：“上海《文汇报》1月5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
1967年1月10日
毛泽东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发动总攻击》一文和《紧急通告》写出批语：“伯达同志和小组同志们：（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以后，开一次较大的会通过发表。”批语最后补充说：“关于反经济主义的文件，不要发了，上海这个就很好。”
1967年1月11日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贺电全文如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你们在1967年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模范。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进行了有力的还击，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你们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政策。你们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1967年1月13日
毛泽东与刘少奇谈话。毛泽东派秘书乘车接来刘少奇，在谈话中，刘少奇说自己犯了错误，郑重地向毛泽东提出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职务，和妻儿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泽东未置可否，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还介绍了黑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德《机器人》。临别时毛泽东送刘少奇到门口，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1967年1月17日
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等人。参加会见的有康生、刘宁一。毛泽东在会见时说：“我们党内的斗争，过去有些你们可能不知道。有一部分你们可能知道；例如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斗争。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究竟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方针和政策，同刘少奇同志的这个斗争是从1964年夏天开始的。1965年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王明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他在莫斯科写文章反对我们。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下次代表大会，他恐怕选不了。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太好。但很危险，可能红卫兵不同意。”
1967年1月21日
毛泽东做出派军队支持左派的批示。当日，安徽省造反派计划召开大会，批斗省委主要负责人李葆华，要求军队支持，保护现场，防止对立派的冲击。毛泽东在安徽省军区的请示电报上批示：“林彪同志：应该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毛泽东同时指出：“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要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就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周恩来向军委碰头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批示。次日，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议人员时，要求他们“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像唱戏一样，要亮相。”他批评许多军区把造反派讲的一片黑暗，好像一点光明也没有。要求军队“能够公开支持的，就公开支持，时机不成熟的，就半公开支持。”
1967年1月22日
毛泽东接见中央军委碰头会人员。受到接见的军队领导人纷纷向毛主席诉说挨斗被整的情况。徐向前说，造反派“要揪谁就揪谁”，毛泽东说：“那还得了，到处抓人怎么行。”同时毛泽东要求军队干部在受委屈中取得经验教训，不要吃老本，要支持左派。在文化革命中立新功。
1967年1月28日
中央军委发布八条命令，是由徐向前提议，林彪口授的。其中第八条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增加的，这第八条是：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1967年2月3日
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卡博.巴卢库等。毛泽东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7000人的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大会，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就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过去我们只抓了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文化界的斗争，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毛泽东还说：“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月或者还要长。”“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
1967年2月5日
“上海人民公社”举行成立大会。张春桥、姚文元参加大会并讲了话。大会《宣言》称：“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地平线上，……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2月12日，毛泽东把张春桥、姚文元召到北京谈话，毛泽东说，考虑到国家体制改变的复杂问题，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示各地在建立新政权时“不要使用人民公社的名称”。张春桥回到上海后，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通知的精神，把“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1967年2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在怀仁堂召开，谭震林、叶剑英、陈毅、李先念等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展开激烈斗争。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谭震林在会上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时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整掉老干部。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谭震林要退出会场，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当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的纪录，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个条子：“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几小时后，毛泽东召见了张、姚，听取了汇报。
1967年2月18日
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严厉批评了谭震林等老同志。毛泽东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了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叶群是代表林彪出席会议的），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你谭震林也算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毛泽东还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党党员来解决。毛泽东说完，就退出会场。从2月25日到3月18日，中共中央在怀仁堂召开七次“政治生活会”，解决老同志的思想问题。
1967年2月19日
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关于五所高等学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和《关于两个中学军训试点工作总结》作出批示：一、此两件立即转发全国；二、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20天。在军训的20天中，军训时间每天不要超过4小时，同时学校原课程每天相应减少4小时；三、党、政、军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20天。
1967年2月23日
青海西宁市发生开枪流血事件。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是西宁地区支左工作联合办公室副组长，为了对报纸电台实行军事管制，赵永夫于23日调动武装部队，亲自任总指挥，组织夺占报社，但当时《青海日报》已被西宁“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控制，双方发生武装冲突，开枪射击，共伤亡377人。其中群众死169人，伤178人，部队死4人，伤26人。青海军区将情况向中央军委和林彪做了汇报。同日，叶剑英听赵永夫电话报告后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中央文革小组最初保持沉默，几天后，他们在《简报》上刊登红卫兵控诉武装镇压的来信，由张春桥等人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要求重新审查青海事件，毛泽东于3月1日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3月21日，毛泽东、林彪对青海问题的调查做了批示。根据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3月24日做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宣布对赵永夫隔离审查，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着手筹备以刘贤权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文革结束后，赵永夫被平反，重新安排工作）
1967年2月24日
张春桥在上海“进一步开展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传达毛泽东12日以来几次与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内容。所传达的毛泽东讲话的主要精神是：这次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发动的。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中有一部分被篡夺了；“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是反动的，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正确的说法只能是部分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青年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做了不少贡献，但是他们马上接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的班还不行；现在各省市都学习上海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那国号改不改呢？如果改为中华人民公社，那国家主席就得叫公社主任或社长了。国号一改，还有个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我看苏联就不会承认，承认对他不利。公社成立了，还要不要党呢？我看应当要，总要有个核心。……总之，还要有一个党。我看名称还是不变得好，还是开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还是叫国务院。上海人民公社就改为上海革命委员会吧！……还叫上海人民公社，有点是保护上海人民的热情，缺点是全国只你们一家，不是很孤立吗？《人民日报》不能登，一登大家都叫人民公社了，就会发生一系列问题。
1967年3月6日
章士钊分别致电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自信中国成立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假如刘少奇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做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毛泽东收到信后，于3月10日复信章士钊：“行严先生，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吉安！”之后，毛泽东把当时中央整理的尚未公布的有关刘少奇的材料送给章士钊阅读。
1967年3月7日
毛泽东对《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材料作出批示：“此件可以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批分期对大学、中学、 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做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8日，中央转发了毛泽东的批示和天津延安中学的材料。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任务除支左、军管外，又增加了军训。
1967年3月12日
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参加会见的有周恩来、康生、刘宁一。毛泽东在谈话中说：革命派在开始时都是受压迫的少数派。北大的聂元梓是这样，北航红旗也是这样。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北航开始时多数派有几千人，少数派红旗只有两百人。各个学校都是这样。多数派是纸老虎。上海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工厂，开始时真正革命的都是少数。有人说中国已经搞了十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从文化革命才开始的。……过去历次整风都是在干部中进行的，没有发动群众起来检查干部，这次是发动群众起来检查干部。干部大部分是好的，有一部分是坏的，可能办错事，整错人……解放以后，学校还是国民党的，教员大部分是国民党留下来的，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都是如此。……共产党自己没有多少教师、演员和画家，有经验的办报人也很少。解放以后搞这些的还是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看来要一两年，这是从全国范围来说。
1967年3月30日
《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转引了毛泽东的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1967年4月1日
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毛泽东在这个《决定》上批示：“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击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请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是了。而各地把冲击军事机关一事都看得太严重了。”
1967年4月6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保护群众组织的10条命令。毛泽东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很好。”命令要求全军：一、对群众组织，无论是革命的，或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四、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五、对待较大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教育。八、对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待政策。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十、对业已违反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
1967年4月8日
陈伯达、康生在中央军委召开的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对该书的批判：“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的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
1967年4月20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毛泽东在接见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时说：“我祝贺你，祝贺大会成功。请代向全北京市革命造反派祝贺。”“青年人要参加你们的工作，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青年人不能脱离生产，这样不会造成脱离群众，要半官半民。”
1967年4月23日
毛泽东在《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的报告上作出批示：“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同日，毛泽东又在成都军区的一个报告上批示：“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情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了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住气，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公开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向正规。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1967年4月24日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等接见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北京等省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张春桥、姚文元、刘格平、张日清、李再含、潘复生、王效禹、谢富治。接见后，毛泽东等观看了上海市舞蹈学校演出的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并同演员们一起照了像。
1967年5月1日
毛泽东、林彪等和首都300万群众共庆“五一”国际劳动节。当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以及上海市、山西省革委会代表团。
1967年5月3日
周恩来在接见全国14个省、市夏季粮油征购会议代表时说：毛主席说过，农民亿多报少是藏富于民。粮食多了百分之十，只有好处，农民是不会乱吃掉的，藏在农民家里比国家收购起来还好。你们不要产生错觉，这不是提倡不老实，毛主席讲这句话的意思是正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不下去，不调查，1961年以前实行高指标、搞征购，整了农民，现在他们就以多报少。
1967年5月17日
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中共中央通知》（即5.16通知）。18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此联合发表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文章最后引用了毛泽东的指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历史时期才能解决。如果弄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1967年5月19日
周恩来就所谓“伍豪事件”问题致信毛泽东。信中说：“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28日的伪造启事。”毛泽东看到周恩来送去的信和材料后批：“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1967年底，北京有一个学生写信给毛泽东重提此事，毛泽东于1968年1月16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1967年6月6日
毛泽东会见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桑穆加塔桑。参加会见的有康生、刘宁一。在谈到国内情况时毛泽东说：参加文化革命的不一定都是无产阶级，甚至混进来一些坏人。但是主要的群众是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总而言之，过去的领导方法不行了，那是官僚主义的，脱离群众的。
1967年6月9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参加亚非拉作家常设局举行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的各国作家和朋友。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陪同接见，被接见的有来自32个国家和地区的80多位作家。
1967年6月16日
毛泽东、林彪观看又上海京剧院演出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李先念、江青、谢富治等参加了观看。
1967年6月22日
毛泽东、林彪观看又上海京剧院演出的现代京剧《海港》。观看演出的还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董必武、李先念、聂荣臻、江青等人。
1967年6月22日
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接见参加赴越作战部队座谈会代表。这次会议是为研究改进高炮装备问题有总参谋部展开的。毛泽东提出：“要狠抓一下雷达、光学仪器、指挥仪，要减轻重量，提高质量，增加数量。”
1967年7月5日
毛泽东要求制止各地建造毛泽东塑像的现象。毛泽东在致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中说：“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股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禁止。”
1967年8月1日
《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社论中提出“批判军内走资派”问题。社论说：“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集中地表现为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资产阶级搞复辟，一定要抓军队、抓枪杆子。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也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牢牢掌握军队。……”“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社论是由王力、关锋等起草的。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篇社论，提出“还我长城”。
1967年8月16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信》，号召煤炭工业战线的革命派，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正在武斗和停产的煤矿，应当立即停止武斗。……
1967年8月25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
1967年8月30日
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
1967年9月5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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