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仍然是《制度性干旱---论中国北方恶性水源危机的社会成因》的一部分，上一部分《第三章：保水农业---“灌溉革命”与古典农业的继承发展》论述了中国古典农业的“保水耕作”以及毛泽东时代伟大的中国农业灌溉革命的发生、“精耕细作”的制度化、农业八字宪法的提出、大寨道路的典范等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上部分被网友冠以“论毛泽东时代伟大的中国农业灌溉革命”（[InstallDir_ChannelDir]Class14/200807/45091.html）标题贴出时，遗落了结尾，先补足于下：
“发展灌溉、精耕细作、八字宪法、大寨道路，在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推动下，中国农业由“中耕保墒”的自然农业演进为灌溉保水农业。一条清晰可鉴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展现在中国面前”。
本文在前文的继续。援引资料索引均在全文正式版中给出。
第四章 “包产到户”是恶性水源危机的罪魁
一、“保水农业”的终结
继70年代中国农业发生人类农业史上最为恢弘的灌溉革命以后，在80年代初、中期，中国农业再次发生了令史家瞠目结舌的巨大变故：中国农业实行了“土地家庭承包制”，农田被分割为人类历史中从未出现过的极度“细碎化”，其细碎程度甚至影响到了汉语语汇系统的改变——连描述土地的不定量词都由“块”变成了“条”。
在此30年之前，中国也曾经发生过一次“农田细碎化”运动，那就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土地革命”；地主、庄园主的连片土地被夺取了了政权的农民切割为适合家庭耕种的块块，地主的“四驾马车”被农民瓜分为“单驾车”。按照马克思的定义，这或许应算是某方面的“生产力倒退”，原本就不多的庄园式集约化生产因素被迫终止。但是，局部的、有限的倒退却换来了“耕者有其田”的巨大社会进步和劳动力解放，百年动荡的历史终告一段落。掌握了土地的农民焕发出从未有过的生产热情，中国的粮食产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然而，毛泽东主席很快意识到：不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手段，仅靠“人体劳动力”的“热情”、“勤劳”、“积极性”不可能带来持久的、稳固的农业发展与社会进步。继而，毛主席推动了农业合作化、集体化运动。在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基础上，中国农民仅用短短20年时间就先后完成了2次人类农业史上最为空前宏大的农业革命：一次是60年代完成的以治理洪涝、积水、盐碱为内容的“农业生态革命”（参阅拙文《万流归海见桑田--从华夏5000年农耕文明的大视野仰望毛泽东》/Article/Class14/200710/25660.html），一次就是70年代完成的“农业灌溉革命”。
农业集体化是既能超越低级的“庄园集约模式”，同时又不引发新一轮土地垄断的唯一途径。没有集体化，土地革命只是一次简单的“劳动力解放”和“生产资料”再分配过程；有了集体化，土地革命成果才能成为推动农业工程技术革命的巨大动力。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适应角度讲，农业集体化是土地革命的合理延续和必然结果。
但是，发生在80年代的“农田细碎化”和50年代土地革命时的条件相比却颇为不妙，因为此时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灌溉革命”。---土地与水源的关系已经非常复杂。土地可以分割，但是灌溉工程却不可分割；土地可以“包产到户”，水源却不能界定在固定位置。强行把集体化大生产产生的灌溉革命成果应用于众多分散的小农经营，就如同把一件为“大个子”量身定做的衣服拿过来给几个“小个子”合穿，难免会出现有的把脚蹬进袖子里、有的把头套进库裆里，衣服最终被撑破也不是不可想见的。
中国农业的“个体经营”上可追溯到奴隶社会末期，距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正是连续2000多年的农业“个体经营”，塑造了中国农业“保水耕作”的传统；---分散的小农不具有灌溉工程能力，再不保水，靠什么吃饭？而当20世纪80年代，小农虽说回归了他们祖辈的本来面目---已同样不再具有工程能力，但却可以坐享“灌溉革命”的成果。那么，一个问题出来了：
作为“利益经营者”，小农会不会停止“高成本”的“保水耕作”？单靠便利的灌溉来解决吃饭问题？
这个问题至关重大，因为它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水源安全！
---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耕地18亿亩，合120万平方公里，刚好占国土面积的1/8。假如还没有发生“灌溉革命”，大不了就“豁出去”这1/8头顶的降水，任小农们“爱保不保”。而现在可大不一样了，有“灌溉革命”留下的8.6万座水库、几百万座塘坝、百万座提灌站、300万公里的引水河渠、、220万眼的动力机井；农业已可以“千里引动黄河浪、百米汲取地下水”，全部960万平方公里头顶的降水和脚下的地下水都难逃农田的摄取。此时，“灌溉能力”已成为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掌握在10亿计小农的手中，挥舞在“众水源们”的头上。假如他们不肯为整个社会的水源安全而“保水”，那可真要命！
很不幸，这种担心在80年代中期成为现实。
自“包产到户”后，小农们纷纷扔掉手中的“牢什子”锄头，撇开祖辈们干了三千年的“松土保墒”，在播种与收获的漫长等待中开始从事另外一种古老而新兴的“农业”---麻将。
借助于形态研究，笔者认为“麻将”是对农业“开荒-种植-成熟-收获-储藏-发达”全过程的模仿；或按时髦的说法，干脆就叫它“虚拟农业”。
麻将的三种主牌：
“萬”，原始含义是“长满了野草的大荒地”。“萬”的数量词含义就来源于“像荒地里的野草那么多”
“条”，最容易让人想到竹子，实际上它表示的是庄稼的节节生长。我们通常叫做“幺鸡”的，既不是鸡也不是鸟，而是一棵刚刚萌发的幼苗---形如豆芽。
“饼”，代表一粒粒成熟的谷子，特别是“七饼”的形状和一支沉甸甸的谷穗惟妙惟肖。
再看它的副牌：
“白板”，代表一块麦场。
“风”，就是借风力扬场。
“中”，“内也、入也”（《说文解字》语）。就是把打好的粮食搬到仓库内，注入囤子里。
“發”，借典于《孟子》-“舜發于畎畝之中”。这是鼓励农人：只要能把地种好，同样可以“成王成圣”。孟子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发出了他著名的警世格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也许，前人发明麻将是为了喻教于乐，在游戏中强调农业的重要，没想到它却成了肢解中国农业的一个平台。80年代，曾有“顺口溜”流行于坊野间：“10亿人民9亿赌，还有1亿在跳舞”；这个“赌”，指的就是麻将。“忽如一夜春风来”，“自摸平和”代替了“精耕细作”；延续了3000年、昨天还在“灌溉革命”中得到继承和发展的“保水耕作”传统在一夜之间顷刻瓦解。
有人会诘问：不是还有很多耕地不能灌溉么？小农为何也要放弃“保水耕作”？
是的，至70年代末，耕地约有一半已被“革命”成了“灌溉农田”，还有一半仍停留在“雨养”阶段。但是，在全国范围内，“灌溉农田”的粮食产量已占到粮食总产量的2/3以上；在华北、西北、“黄淮海”地区，“灌溉农田”的平均亩产是“雨养农田”的2.75倍；特别是在“黄淮海”平原，粮食产量的近9成（88.7%）生产于“灌溉农田”（以华北平原灌溉密度74%计算）。仅凭“灌溉农田”小农已可保障吃饭；剩几垄“雨养农田”再怎么“鼓捣”也弄不出“先富”来。就一个村庄的农田布局看，“雨养农田”往往是分布在距村庄较远的坡地、滩地、洼地。与其为几垄“望天收”“爬山涉水”地跑5里路去动一次“干戈”，还不如憋足运气来张“自摸”。这样，小农们在放弃“灌溉农田”保水耕作的同时，也毫无顾忌地捎带荒废了“雨养农田”的保水耕作。
二、恶性水源危机的降临
从“精耕细作”、“保水耕作”到只管种、浇、收的“懒汉耕作”，会损失多少水源？笔者进行了田间实验。实验结果为：放弃“松土保墒”可加大“1/2的棵间土壤蒸发”，或者说是“1/4的田间腾发”。证实了民间“锄三省一”的说法；---锄三遍可节省一次灌溉。
（详见：《附文四：“暄土覆盖法”保水实验成果报告》）
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不包括东北在内的中国北方---“黄淮海流域”现有耕地面积7.0亿亩（另一资料为5.85亿亩),年均降水566mm ；灌溉面积3.46亿亩，2005年灌溉用水915亿立方米。7亿亩农田包括降水和灌溉用水在内的总“受水”为3556亿立方米。
因放弃“松土保墒”加大的田间腾发总量每年为：3556亿立方米×1/4=890亿立方米；接近于1条黄河再加2条海河的天然水量；相当于10条“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
890亿立方米的数字，揭示了中国北方发生“恶性水源危机”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
这个数字不仅印证了本文第一章关于“黄河流域20多年来水源总量减少6000多亿立方米”的计算结果；也注解了为什么“大旱荒”起始于80年代的中后期---80年代初，“包产到户”对“耕作体制”的瓦解在经过适当的“潜伏期”后表现出征状来了。之所以有3-5年的“潜伏期”，是因为水源储量的缓冲。
假如我们留心考查，还会发现80年代中期后还有许多东西在农村“不期而至”。除了“麻将”的普及，比如还有“基督教”兴起、“刑事犯罪率”飙升...等等。
“大旱荒”形成后，各界均对其成因进行了广泛的探讨。除了经本文第二章重新研究并予以排除的“气候论”、“工业论”、“森林论”等主要观点外，还是众说纷纭。
有观点认为：在“先富论”指导下，人民积极发展经济，纷纷在江河上游挖“虫草”、采“发菜”、刨“甘草”，制造了不少“人工掘坑”，再加之“鼠洞兔穴”，导致土壤水分暴露、地表面积扩大，蒸发加剧，阻碍了水源生成。这个结论局部是成立的。比起“气候”、“工业”、“森林”等诸论来，它触及到了问题的要害---“地表蒸发”。但是，挖“虫草”的能有多少人？算他几百万吧；都用些什么工具？不过是些撅头铲子；再怎么折腾也十分有限。难道能和10亿农民动用140万台大中拖拉机、1500万台小拖拉、800万台柴油机、5000万台水泵在18亿亩耕地上放弃“保水”原则，只管“浇”、不管“保”的“超级折腾”相比？
还有的研究独辟蹊径，认为干旱和“月全食”的发生有某种联系。
在已有文献中，惟有“海河水利委员会”李彦东的研究《控制ET（蒸发蒸腾）是海河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保障》接近了“大旱荒”的本源。文章说：海河流域多年平均降水1700亿m3，能形成地表径流和地下水的只有370亿m3，仅占降水量的22%。其余78％直接成为农业和环境生态用水或消耗于无效蒸发。文章疾呼“减少ET是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唯一解”。
笔者以为，与其千离迢迢去高原考察“人工掘坑”、“鼠洞兔穴”，甚至连“吴刚嫦娥”也难逃其咎；还不如散步到郊外，去仔细揣摩一下农民都还在怎么种地！
三、“保水耕作”体制终结的社会环境
我们无意将责任推给素有勤劳传统的中国农民；但是我们有义务探讨都是些什么因素导致了“保水耕作”的终结。
（一）、“包产到户”后，农业转变为“经营”
既然是“经营”，农民就要考虑“利润”和“成本”。人工锄1亩地大约需要2个劳动日，在80年代初一个农业劳动日的平均价格为1.20元，锄4亩地是8个劳动日，工资成本为9.60元；“锄”4亩地减少的水分蒸发为50吨（相当于“浇”1亩地使用的水），50吨水用机井灌溉为用工1.5小时、工资0.23元、用电6度、电费0.72元（“农用电”单价为0.12元/度），总成本0.95元。
也就是说，“锄”与“浇”的“效益比”为10倍。浇地还可以省出时间去“打麻将”或“投机倒把”，要是运气好来张“自摸”，或是“倒”赢了一平车蔬菜，那可就“发”了。
有人问，不会使用中耕机械吗？“包产到户”后集体保留的机械没人维护、管理；农机员也是人，他也要“打麻将”、也要“投机倒把”；结果就是机械瘫痪、生锈、最后被孩子们偷拆部件卖废铁换烟抽。就是不瘫痪，一台机械让谁用不让谁用？打起架来还影响社会和谐。
《石家庄地区志》载：“机引镇压器---1955-1979年（使用期间），平原多数社队使用于耕后镇压、碎土、保墒、镇压地表。1980年后多数地方停用”。（石家庄地区志>>农业>>第七章 农机具>>第二节 作业机具>>一、耕整机具>>5.机引镇压器）
“市场主义”者认为：可以通过“市场手段”，用“机井加盖子上锁”、“收取水资源费”的方法来调整水关系。那么收多少合适呢？按照“市场原则”，“水价”要高于“保水成本”才能起到调节作用。比如，保1吨水的成本投入是10元，而水价提高到11元，农民就会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主动保水。
这个办法不错。我们刚才说，保水50吨需投入8个劳动日。目前(2008年7月),农民在县城建筑工地打工的日平均工资是50元，8个劳动日价格400元，保水成本为400/50=8元/吨。也就是说只要把水价提高到8元/吨以上，就可以让农民主动锄地保水。锄地的劳动强度比工地要小许多，而且工伤事故率低，粉尘少，噪音小，还可欣赏田园风光。
非常好。假如水价提高到8元/吨以上，农民就可以卖水啦！怎么卖？5亩地，在地的一角修一个深10米、长宽各15米的池子，其余地表用塑料膜处理为“沟格式”集水场，按年600mm降水计算，每年可集水2000吨，售买16000元。既为社会创造水资源，又为国家拉动GDP，还不耽误个人奔“小康”。那还用种什么粮？锄什么地？把“农民”都转化为“水民”，“三农”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顺便说一句：若按“市场主义”的计算方法，当年人民公社社员锄地保下的水岂不是创造了天文数字的价值？根据本文第一章的计算，80年代中后以来，仅黄河流域水源减少量能给出“清单”的就有6000多亿立方米；“改革开放”岂不是挥霍了黄河流域“6000亿立方米×8元=4.8万亿元”的财产积累？那么全国该有多少？按黄河流域面积占全国的1/12算，全国就是58万亿元，比2007年全国GDP的2倍还多。这可都是纯利润！折合为GDP岂不是要远远超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创造的所有GDP总和？
（二）、“包产到户”使“田间管理”组织机制崩塌
中耕虽然是劳动强度不怎么大的工作，却非常枯燥、单调。既没有播种的踌躇满志，也没有收获的喜悦。面对满眼的绿色、浩瀚的庄稼地、无尽头的活计，一种难以排遣的孤单、寂寞、渺小、绝望会时时袭上心头。找不到感觉的读者去读一遍《老人与海》吧！
连安全也成问题。村语“麦梢黄，卧下狼”是说当庄稼超过2尺深具有“隐蔽性”时，里面就充满了凶险。解放前，时常有在地里被土匪绑票、仇家伤害、中暑暴倒...直到50年代，都还有在地里被狼吃掉的事。80年代以来，狼的事倒没有，但在青纱帐里被强奸、在村外路上被抢劫、在田头被偷了自行车、少男少女被引诱学坏...这些事还少吗？
人是社会动物，不可以像老虎一样在一个山头“独处”几年，直到繁殖需要。笔者1976年初中毕业，14岁就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后来联合了好几个村子的初中毕业生自己动手建起了“民办高中”方才复学）。因年龄小，多被安排一些“特殊”的活计。比如，大人们锄地，我在家烧开水，按“赤脚医生”给的方子：仁丹、薄荷、绿豆、生地、清凉合剂什么的摆弄一番。约莫快工间休息了，就平车拉上大茶筒、茶碗筐送往地头。车上还有一件“宝贝”---“学习箱”。说“学习”吧，里面除了十来本到大队图书室来回调换的连环画、故事书之类还有象棋、军棋、“建设牌”（扑克。“桥梁牌”的“大鬼”是“南京长江大桥”、“小鬼”是“武汉长江大桥”）。虽然简陋，却也能给劳作的人们带来不少欢乐和主人感。
（三）、农田“细碎化”加大地表蒸发，也促使“保水耕作”终结。
“土改”是按“块”分地，“包产到户”则是按“垄”分地。按华北通常的情况：1个生产队有150人、25户，250亩地分为10块，每块平均25亩。假如25亩的“大块”地呈“黄金分布”，约是100米×166米的矩形；假设每户人口相等，每户在10“大块”的每块中分得1亩“4米×166米”的“条”地。
为什么要这样划分？首先，10“大块”的形成是一个村子划分为多个生产队的结果。土地是按距村子远近、道路交通状况、肥力、土壤、水利条件、平整度、坟头密集度、与所接壤土地所属村子的关系好坏...等多种标准划分为不同等级的。每个生产队可在各等级中分得一块。同样，“包产到户”也必须遵循这个原则。你不能把村边的一“大块”好地分给两户，而让其他户去分远的差的；只能是在每“大块”中给每户各分一“份”。而这一“份”还必须是“条”；因为只有“条”才能让每“份”都“就接”到横贯地头的道路和水利河渠。没听说过么？当时一“条”鞭子都是要剁成25“节”分的，一“口”水缸也是要砸成25“片”分的。
地还是那么大，为什么“细碎”就加大蒸发呢？因为“边界长度”发生了改变。集体“大块”地除去两头的道路渠道，和两边接壤方共用2条“产权边界”，自己均摊1条，边界长度就是地块长度166米。“包产到户”后“产权边界”总长扩大为4150米。有“边界”就有“界埂”，“界埂”比一般的“耕作埂”要高大许多，就扩大了地表面积。
那一年春节回老家，酒桌上有人“诉”笔者的远房堂兄，说他“不浇水不施肥”；笔者说，那他就“不打粮食不吃饭”。“诉者”一笑说：“不打？人家不比谁打的少，人家是‘活墒’，很先进。只不过和他相邻的倒霉，要多浇两水”。
原来，水分在土壤中是可以“侧向补给”的。地只有4米宽，两邻只要施肥浇水后，水肥就渗透到他的地里；一边2米，4米宽很容易就“渗灌”了；还带着化肥。花卉爱好者经常把花盆“坐”在浅水里，靠花盆底的洞渗水，获得“活墒”。干燥后不板结、不开裂。
这个故事梢带出一个问题：既然水分可以在土壤中“侧向补给”，“松土保墒”又叫“暄土覆盖”；你“盖”他不“盖”，他那里的水分蒸发了，你这里辛辛苦苦“盖”住的水分就向他那里补给，他再蒸发，你再补给...这岂不是“筛子当锅盖”，等于就没“盖”吗？也就没人再“盖”了。
（四）“保水农业”的终结是全面的
“保水农业”的终结还不只停留在耕作体制的荒废上，下面几则《地方志》资料和统计数据展现了中国“保水农业”全面终结的几个景点。
为提高土壤长远肥力，增加有机质含量，《农业发展纲要》不惜在粮食还相对紧缺的建国初期，就将“绿肥”纳入“复种指数”。“有机质”是抑制水分蒸发的。可80年代后，绿肥已踪影不见。残存的水生绿肥“水葫芦”等，因无人管理利用，反成为环境灾害。
安徽滁州《定远县志》载：“绿肥...70年代中后期，全县绿肥面积发展到20万亩以上，1976年突破40万亩；70年代末，由于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和扩大了麦油面积，大量施用化肥，绿肥面积急剧下降，到80年代几乎无人种植绿肥。”（笔者注：定远县70年代后期拥有耕地156万亩，40万亩绿肥占耕地总面积的26%）。(定远县志>>第四章 农业>>第五节 农业技术>>一、土壤肥料>>(二)肥料>>绿肥)
沼气作为有机肥源和新农村建设综合项目，曾经在7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到80年代却也和绿肥同命相连。根据《全国农村沼气工程建设规划（2006－2010年）》提供的数据和“农村沼气发展历程曲线图”，1978年全国农村拥有沼气池750万口（参照1980年723万口），1984年减少为400万口（参照1986年453万口）,几乎减半。
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使得耕地全面板结，从白山黑水到南海之滨，莫不如此。
下图表是吉林省舒兰市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1980-1996的变化。（《吉林农业大学学报》-1998年20卷4期）
另根据《南方农村报》报道，2002－2004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展耕地地力调查与质量评价调查结果表明，与第二次土壤普查（1979-1986）相比，5个市土壤有机质下降了15％－20％。
附：
《万流归海见桑田--从华夏5000年农耕文明的大视野仰望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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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时代伟大的中国农业灌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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