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需要妥协？──二评《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改革需要妥协？

──二评《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施树民

“改革需要妥协”，是马立诚先生研究中国改革史得出的结论。马先生说，他在《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里写了“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十三次改革”，大都失败了。他归咎于改革者不懂得妥协、不善于妥协。笔者也写一个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案例，当然不可能是“最具影响力的”，而且在马先生看来，算不算得上改革还是个问题。笔者要说的是晁错在汉初文、景时期的改革建言和取得的成果，是和马先生“改革需要妥协”唱反调的。

晁错的改革之路

诸侯王割据、匈奴扰边、国家粮食贮备不足，是困扰汉初统治者的三大难题，贾谊和晁错提出了解决这三大难题的一系列对策。他们同生于公元前200年，是西汉前期两个最杰出的后起之秀。后世多推崇贾谊，其实，贾谊只是个才华横溢、思想深刻的理论家，晁错才是真正务实、披荆斩棘的政治家。

汉承秦制。但是，在建立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制度这个重要问题上，刘邦也只基本上坚持了正确的方向，他在这上面表现出来的坚定性和彻底性，远不如他的前辈秦始皇。

    在楚汉战争中，刘邦前后封过不少异姓诸侯王。张耳、臧荼、韩王信、吴芮为王，是秦末大乱既成的事实，封韩信、彭越、英布是出于不得已。吴芮以外的的异姓诸侯王，后来都相继反叛，被他一个个翦灭。在翦灭这些异姓诸侯王时，他大封同姓诸侯王，将全国54个郡中的39个郡分封给9个刘姓子弟。他的本意是“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其实，秦亡并不是因为不分封子弟，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他封的同姓诸侯王，即所谓“刘氏骨肉”，并不“屏藩朝廷”，他们的分裂与离心倾向，和异姓诸侯王没有两样。羽翼一丰满，便“令之不听，召之不致”。埋下了汉初几十年国家政治上不安定的祸根。

    要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必须限制和削弱诸侯王割据势力，此论始发于贾谊。他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把庞大的封国析分化小，使他们无力反叛朝廷。但真正付诸行动，动真格，并且收到实效的是晁错，晁错主张“削藩”。他任太子家令时，就“言宜削诸侯事”，“数从容言吴过可削”。刘启即位，“即请诸侯之过，削其支郡”。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削赵常山郡，削胶西六个县，三年（公元前154年）冬，削楚东海郡，不久又削吴会稽郡和豫章郡。今日削一郡，明日又削一郡，“削之无已”。 终于把马蜂窝捅了，激起吴楚七国叛乱，汉王朝名正言顺把它们一举扑灭。此后，同姓诸侯王割据势力渐成强弩之末，汉武帝又采纳主父偃建议，实施“推恩令”，最后消除了分裂后患。所谓“推恩”，是改诸侯国嫡长继承为诸侯王子嗣不分嫡庶长幼皆有继承权的制度，还是贾谊析分化小的老办法。

    如何制止匈奴入境骚扰，汉初几代统治者都苦无良方。汉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其经济、军事实力远比匈奴强，但汉匈的战场是在与匈奴接壤的汉边远地区。匈奴由大大小小的游牧部落组成，当时还处在奴隶制阶段。但那些游牧部落，放牧牛羊是民，上马引弓便是兵，特别能打仗，常骚扰汉防守薄弱的地段，入境掳略人口、牲畜和财产。汉发兵，少制止不了，多它就走；大军驻守，不堪靡费，一罢兵它又来了，很难以对付。

贾谊在文帝时期即主张立即改变汉初因国力薄弱而采取的对匈奴“和亲”政策，说“陛下何忍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说如果把解决匈奴问题的使命交给他，他“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晁错却不然，他认为彻底解决的条件还不具备，当务之急是制止匈奴入境骚扰。为此，必须调整消极防御的策略，把“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的方针改变为“徙民实边”。他为“徙民实边”设计了一整套实施方案。从修筑既能防御匈奴侵扰，又可供移民居住的“高城”，到发给移民兵器、田具，建立寓兵于农的军事组织，进行军事训练，到实施作战有功拜爵授奖，到为鼓励和保证移民“久安于边”，在他们能自给以前发给“冬夏衣，廪食”，直至帮助他们解决婚姻、巫医问题等，都有切实设想。在与匈奴作战的战术问题上，也有许多精辟的意见。

    晁错的“徙民实边”，开了中国历史上军事屯田的先河。文、景时期开始实行，收到“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的功效。武帝时“徙民实边”达到相当规模。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收复被匈奴占去的黄河河套南部地区，即徙入十万口。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又徙入关东灾民几十万。刘彻大体上按照晁错在文帝时提出的方案进行安置，虽耗费较大，但因此得以“减北地以西戍卒半”，总帐算起来还是划得来的。

    经过秦末农民战争和随后几年的兼并战争，汉初全国一片残破，统治者不得己“与民休息”。但到文帝初年，经济还没有完全恢复，特别是粮食贮备问题，仍然很严峻，贾谊在《论积贮疏》里说，“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国家和民间没有或者很少粮食贮备，难以渡灾、渡荒，难以应对边患，难以保持社会的稳定。

    “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不用说中国古代统治者，就是现代国家的领导人也重视粮食贮备，问题是采取什么对策。古人传统的办法就是所谓“重农抑商”。刘邦对商人很严厉，“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 ，重租税以困辱之”，也不准商人“仕官为吏”，目的是“驱末（商）返本（农）”。晁错认为光用行政手段不解决问题，他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他认为应改用经济手段。要增产和多产粮食，粮价起重要调节作用。商鞅在秦变法时就说，“欲农富其国，境内之粟必贵”，“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问题是粮食怎么才能贵起来？粮缺才贵，粮多必贱，贱则伤农，农伤则粮又少，粮食问题是一篇难做的文章。晁错提出了一个“入粟受爵赎罪”（用粮食可以买爵赎罪）的权益之计。他说“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要多少有多少。而得高爵者，“人之所甚欲也”。“入粟受爵”（卖爵收粟不收钱），富人必大量购粟，粟价必贵。

    文帝采纳晁错“入粟受爵”建议，“令民入粟边（把粟直接送到边境）以拜爵”。爵有许多等级，越高越贵，高的卖到一万余石粟。实施以后，边境粮食贮备逐年增加，汉王朝守边实力增强。

    晁错又适时建议，“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郡县）足支一年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地方的粮食贮备逐年增加，汉政府就开始在灾年给农民减免田租，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减半征收，第二年免全年田租，至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即晁错升任御史大夫那一年，正式改田租“十五税一”为“三十税一”。

    买爵要粟，使粟价贵，刺激了地主和自耕农的粮食生产积极性，卖爵得粟，增加了国家贮备，又为减田租创造了条件。减田租又使地主和自耕农粮食生产的积极性进一步高涨，产粟更多。汉景时期，田租是中国历史上最低的，粮食贮备的状况，却是历史上最好的，出现了仓满为患的异常景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有人可能要说，晁错那个“入粟受爵”是否门邪道。非也，现在不是提倡不管白猫黑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吗？晁错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而且晁错卖爵是公开的，明码标价，收入都进入国库，总比私下里卖，收入进入贪官腰包要好。而且，晁错只卖爵不卖官，爵不治民，只享受某些特权，没有卖官的危害性。

    晁错一生致力于改革，源源不断提出改革意见，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各个领域，远不止诸侯王割据、匈奴扰边、粮食贮备这三个问题，据《汉书》记载，他变法有“三十章”，刘恒称他为“奇才”。晁错这个“奇才”的出现，于国有利，但对当时庸庸碌碌的汉大臣来说，无疑是一个不祥之兆。他那些雄心勃勃的言论，一个又一个改革方案，不断打破汉初谁都无所事事的平静局面。晁错的步步崛起和闪光，使他们显得更加渺小和黯淡失色，他们都“不好错”。

晁错不但咄咄逼人，又得到刘启的特别信赖，刘启即位第二年，就提拔他任御史大夫。他前三任御史大夫张苍、申屠嘉、陶青，都在任内升任丞相。如果不发生意外，晁错的为相，也只是时间问题。为了保住既得利益，能够继续浑浑噩噩过日子，汉大臣就必然要压制和扼杀这个“怪物”。鲁迅在嘲笑疾恨改革的庸人时，作过一个喻譬，他说，正如一群猴子，大家都四肢走路，其中一只偏要直立起来，偏要与众不同，大家就要咬死它，因为不咬死它，天下就会从此多事。汉大臣“不好错”的原因，有似于此。司马迁也不无感慨地说：“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

晁错为改革沥血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削吴会稽稽郡、豫章郡的诏书一发出，吴王刘濞就纠集吴楚七国发兵反。晁错怀疑袁盎知道或曾参与刘濞谋反的阴谋，打算进行追查。有人把消息捅给袁盎，袁盎连夜进见刘启，狗急跳墙，恶人先告状，奏请杀晁错，他说：“吴楚相遗书，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土，今贼臣晁错，擅适（指摘）过诸侯，削夺之地’，故以反名，为西共诛晁错，复故削地而罢。方今计，独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刘启为什么杀晁错？通常的解释是他受了袁盎的蛊惑，以杀晁错寻求妥协。以为杀了晁错七国真会退兵。

    其实，刘启是并不以袁盎这番话为然的。

    刘濞要反，在文景时期是公开的秘密，也在刘启意料之中，刘启一直注视着这个野心家。吴楚七国反了后，袁盎说“不足忧”，刘启反问他：“吴王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豪桀，白头举事，其计不百全，岂反乎？”意思是，刘濞反叛，蓄谋已久，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诸侯王怨恨晁错，也不自今日始。七国谴责晁错，也不是袁盎说了刘启才知道的，七国的“反书”早摆在刘启案上。而且，削藩的议题，晁错在文帝时就提出，在汉王朝内部已酝酿很久。削藩必然导致叛乱，晁错也对刘启说清楚，他说：“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削藩可能激化矛盾，引起动荡，应该说，刘启是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的。

诚然，袁盎夜见刘启后就被重新起用，拜为太常，杀晁错后，即被遣去吴晓喻退兵，似乎刘启很重视袁盎的意见。其实他并不相信袁盎真可能有什么作为。不然，他不会在授命袁盎去吴的同时，又“遣条侯周亚夫将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

    刘启并不真相信袁盎那些鬼话的最明白的证据，是汉王朝为杀晁错制作的那份制书。

    袁盎夜见刘启，向晁错发难，十多天后，丞相陶青，会同中尉、廷尉劾奏：“吴王反逆无道，欲危宗庙，天下所当共诛。今御史大夫错议曰‘兵数百万，独属群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临兵，使错居守，徐、潼之旁未下者，可以予吴’。错不称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无臣子礼，大逆无道。错当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臣请论如法。”制曰：“可。”晁错就这样被定了死罪。

    袁盎挑拨刘启杀晁错时，说七国叛乱由削藩引起，情有可原，其罪可赦，削地可复。制书不但无一字指责晁错削藩，还说，七国叛乱，“天下所当共诛”。制书据以给晁错定罪的，只是在讨论平叛战争部署问题时晁错说的两句话。一句是皇帝把平叛战争的指挥权全交给臣下，不一定靠得往，皇帝应该亲征，被论定为贬低皇上威望，离间君臣。另一句是开战之初可以放弃一些土地，被论定为要把城邑送给敌人。

    刘启签发了制书，但未必真认为制书上引证的晁错那两句话有什么错。而且很可能他在签这个“可”字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是在亲手炮制一个冤案。因而，竟至于在行刑前，他没有勇气面对这位大臣，公开宣布罪状，而是“使中尉召错，绐载行市（欺骗说，皇上让我用车送你去巡视市场）”。晁错被斩于东市的时候，还穿着朝衣。

汉初，皇帝“自出临兵”，实在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平异姓诸侯臧荼、韩王信、英布叛乱，平陈豨叛乱，刘邦都亲临前线。他还带兵三十万击匈奴，在山西平城被围七天七夜。匈奴入境骚扰掳掠，刘恒也曾两次打算“亲征”，一次是因济北王刘兴居叛乱，不得己罢兵。一次是因皇太后坚决阻止，才没有成行。

平吴楚七国叛乱，是汉宗室内部的战争，打击的对象是“刘氏骨肉”。与平异姓诸侯王战争、对匈奴战争比起来，皇帝更有亲征的必要。再则，晁错说，“兵数百万，独属群臣，不可信”，也不是没有迹象。有的人就是靠不住，像大将军窦婴，是削藩的反对派，像袁盎，曾经接受过吴王刘濞大量贿赂，把平叛战争的指挥权交给他们这帮人，能够保证不出问题吗？晁错这话就是针对窦婴、袁盎他们说的。刘启后来也许也有所察觉，他只让这位窦婴大将军在第二线“监齐赵兵”，并没有指派他上前线指挥实际战争。

因为晁错提议“徐、潼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便说他要把土地送给吴国，是“欲加之罪”。其实，那是晁错建议在战争初期采取的一种分散敌人兵力的策略，刘启也并不反对这样做。刘启一面同意把这作为一条罪状加在晁错身上，一面又批准周亚夫采用这一策略。周亚夫出征前，“自请上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许之”。晁错建议让出的“徐潼之旁”，在今安徽泗县附近，后来周亚夫实际让出的梁，在今河南商丘，离京城比徐、潼近得多。

    不难看出，刘启杀晁错，不是因为他听袁盎说了些什么，也不是因为他相信制书上写着的那些话。真实原因是屈服于皇室内部和大臣们的压力，不得已出此下策，他有难言之隐。

    汉大臣“多不好错”，一直在等待时机扼杀他。这个时机终于等来了，那就是吴楚七国叛乱。这时候刘启需要他们为平叛效力，他们就要求刘启杀晁错。刘启心里明白，向晁错发难的是袁盎，但那决不是袁盎一个人的孤立行动，袁盎背后有一帮子人。

    “吴楚反，上察宗室诸窦毋窦婴贤，乃召婴，婴入见，固辞谢病不足任”，进行要挟。刘启作出让步，拜这个削藩反对派为平叛大将军。这个平叛大将军“兵未发”，却要刘启重新起用“故吴相袁盎”，并引他连夜进见，向晁错发难。十多天后，丞相陶青、廷尉张欧，负责京城警备的中尉陈嘉，便劾奏斩错。从这些记载看，吴楚反后，汉大臣逼迫刘启杀晁错，是一次紧锣密鼓的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

平叛，刘启需要晁错，但他更需要统治集团内部多数核心成员的支持。他害怕分裂，被迫作出抉择，忍痛杀晁错。他说：“吾不爱一人谢天下。”“谢”，即“绝”，意思是说我不会因为偏爱一个人而自绝于天下人的。刘启到底顶不住人数众多的守旧势力的压力。

教训是什么？

    “改革需要妥协”，按照马先生的思维定势，为了改革，晁错至少应该和袁盎搞好关系。

袁盎是何等样的人物？他是西汉文、景时期混迹于官场的最厚颜无耻的政客。他不学无术，毫无特操，但凭一条如簧之舌，就能把将相重臣玩弄于股掌之上。他无攻城野之功，也无其它政绩可言，却声名远播。他阴毒奸险，害人夺命，无所不为。

    吕后执政时期，袁盎为吕后侄子、赵王吕禄的“舍人”，是吕党人物。吕后一死，周勃和陈平将吕氏家族斩尽杀绝，和吕氏沾过边的都受到清洗，可是，这个“吕禄舍人”非但受不到任何株连，还进宫做了中郎（皇帝近侍），那是其兄袁哙走了周勃后门的结果。袁盎入朝不久却又踩着周勃的肩膀向上爬。

    汉文帝刘恒，是周勃和陈平扶上帝位的，周勃为丞相，不把刘恒放在眼里，刘恒对周勃不满，但心存畏忌。袁盎看在眼里，找了个机会问刘恒：“陛下以丞相为何如人？”刘恒说，“社稷臣”。社稷臣，即国家之栋梁，也即忠臣。袁盎说，“绛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又说：“丞相似有骄主之色，陛下谦让，臣主失礼，窃为陛下不取也。”暗示刘恒在周勃面前摆皇帝架子。因为有人撑腰，刘恒就抖起来了。“后朝，上益庄，丞相益畏。”袁盎这一顿马屁拍在了节骨眼上，敢于冒犯权臣，精神也可嘉，刘恒就把他从中郎提拔为中郎将。

    为了讨好最高统治者，袁盎什么缺德的手段都会使。刘恒的异母弟淮南王刘长，涉嫌谋反，刘恒下诏徙居蜀地，死于传送途中。刘恒有授意“杀弟”的嫌疑。说，“独斩丞相御史谢天下乃可”，意思是你可以把责任推给臣下。此案涉及丞相、御史大夫、宗正、廷尉、中尉等列侯、二千石以上共43人。刘恒未敢贸然行事，但“令丞相御史逮考诸县传送淮南王不发封馈侍者，皆弃市”。袁盎的一句话，就让一大批地方官吏成为刀下之鬼。这些地方官吏死得冤枉，明明是刘长绝食而死，却硬说他们沿途不给喂饭。

    申屠嘉，楚汉战争就跟随刘邦，文帝后期到景帝初年，前后为相七年，为人刚正，容不得半点邪恶。太中大夫邓通是刘恒的宠臣，刘恒曾亲赴他的家宴，大臣们个个侧目。申屠嘉发现他对皇上有“怠慢之礼”，即用丞相名义“为檄召邓通”。尽管邓通“免冠徒跣”，跪在他面前磕头认错，就是不放过他，直到刘恒的赦免令到了才罢休。就是这个申屠嘉，碰上袁盎就毫无办法，袁盎胡搅蛮缠，撒泼耍赖，人人畏惧。

    袁盎路遇申屠嘉，“下车拜谒”，嘉仅“从车上谢”。袁盎感到受了冷遇，去申屠嘉私宅求见，“丞相良久而见之”，袁盎请求单独说话，申屠嘉冷冷地说：“使君所言公事，之曹与长史椽议，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语。”袁盎说，你早先不过是一名弓弩手，能有多少老本好吃？又说，“君自闭钳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圣主责愚相，君受祸不久矣。”申屠嘉深知袁盎的为人，厌恶有余，但在他一大篇“大义慷慨”的言词面前，实无以言对。申屠嘉也听得出，袁盎的话里藏着凶机，已经摆出了“我就是流氓”的架势，申屠嘉只得隐忍。“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将军幸教’。引入与坐，为上客。”史称申屠嘉“门不受私谒”，在袁盎面前，只好认输破例。

    袁盎这么个主儿，晁错如何与他搞好关系？而且袁盎又曾任吴相，与吴王刘濞有扯不清理还乱的关系，如果与他套近乎，还削什么藩？刘濞是刘邦侄子，二十岁立为吴王，辖地三郡五十三城，因有山海之利，“国用饶足”，早有异心，长期诈病不朝，刘恒视其为心腹之患。他任命袁盎为吴相，是有所指望的，不但因为在自己面前袁盎是个能干脚色，还曾谏对刘濞严加管束，他去吴或许能约束刘濞的不轨行为。可是，一到吴国，袁盎连屁也不敢放了。刘濞依旧“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做着反叛朝廷的许多实际准备工作，袁盎一概视而不见，日夜酗酒，假装糊涂。为了在吴王真反了的时候，能有个交代和推卸责任，有时在公众场合也轻描淡写地劝吴王“勿反”，算是有了态度。刘濞心照不宣，不但不把它当一回事，还“厚遇盎”，送给他大量钱财。袁盎的兴趣似乎并不太在钱财上，但不收就会被怀疑，就会有麻烦。明摆着是这么个情况，两人私下的交易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晁错的死对头还远不只袁盎一人，吴楚反后被拜为大将军的窦婴也是，他公开反对削藩，“与错有隙”，他还是袁盎的后台。没有窦婴引见，那天夜里袁盎根本不可能见到刘启。袁盎、窦婴外，还有包括丞相陶青在内的一大批高官，如果都要摆平，晁错什么改革都别搞了。

晁错怎么办？他采取了毫不妥协的态度。他认准改革的目标，一往无前，凡是挡路的石头，都要扫除，阻力再大，也义无反顾，甚至连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他为汉王朝削藩，诸侯王“喧哗”，连在颍川（今河南禹县）家居的老父亲都听到消息了，特地赶到京城，对他说：“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晁错说：“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他父亲说：“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说是为了使自己不受牵连，真正的意图恐怕是想以自己的死来提醒儿子。晁错丝毫不为所动。果如父言，不久便被害受戮。

晁错在历史上被称作“酷吏”，《史记》“酷吏”名单中也有晁错的名字。但我们要弄清楚司马迁所谓的“酷吏”，究竟是怎样一种官吏？《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民倍（背）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于是“酷吏”便应时而生了。所谓“酷”，是严的意思，是主张严厉惩处“奸轨弄法”，并不是要滥杀无辜，滥施酷刑。司马迁对他写到的“酷吏”的评价是：他们虽“以酷烈为声”，然都“抗直，引是非，争大体”。他们有几个共同点，一是不畏权贵，不避风险，二是干实事，雷厉风行，有治迹，三是清廉者居多，四是他们结怨太多，大多不得善终。这样的“酷吏”有什么不好？

《汉书·袁盎晁错传》说，“错为人峭直刻深”。所谓“刻深”，是过于严厉和刻薄，意思是晁错不宽容，好整人。他整了谁呢？一是诸侯王，二是袁盎，此外史无明文。丞相申屠嘉是因为欲置晁错于死地，没能达到目的而气愤得呕血而亡，怨不得晁错。

袁盎心理阴暗，襟怀偏狭，容不得晁错处处出人头地，晁错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很不屑于袁盎的蝇营狗苟，弄势作秀。两人形同冰炭，“错所居坐，盎去，盎坐，错亦去，两人未尝同堂语”。袁盎为吴相时，大量收受刘濞贿赂，御史大夫晁错，以贪污罪将他免职，不能说有什么错，袁盎老说刘濞不反，结果反了，晁错要审查他是不是参与了谋反，也不能说没有必要。如果说追查袁盎受贿和是否参与谋反，也是“峭直刻深”，采取严厉手段打击诸侯王分裂势力，也是“峭有刻深”，这种“峭直刻深”也并没有什么不好。

   班固说，晁错“善于谋国”，但“不善谋身”。这话说对了。善于谋身者，事情没有做，便想好如何万无一失，出了问题又如何溜之大吉，晁错实在不懂得爱护和保护自己。

   晁错太勇于做“出头椽子”。针对晁错被害这件事，司马迁告诫后人：“毋为权首，反受其咎”。所谓“权首”，打个比方，就是“出头椽了”。好为“权首”，就是喜欢做出头椽子，“反受其咎”，就是“出头椽子先烂”。晁错从政，特别是刘启即位后，处处做“出头椽子”，只要是有利于“刘氏安”的事，不管是否招人怨，不管有多大风险，他都揽着管，得罪的人很多。丞相申屠嘉那样的忠厚人，也“心弗便”，千方百计要抓他的把柄。“毋为权首，反受其咎”，也是司马迁自己的愤激之言。李陵蒙冤，受到不公正对待，大臣们都不说话，他在刘彻面辩解了几句，便遭宫刑。受此奇耻大辱，他终生痛心疾首。不做“出头橼子”，现在可以用非常深奥莫测的词汇来表达了，那就是“韬光养晦”。

    晁错太不善于笼络人心，培植自己的势力。晁错长期在刘启身边，是刘启的“智囊”，遭袁盎谋害前，他一直受到刘启的特别信任和器重。刘启即位后，他的实际地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我们所看到的晁错，却似乎老在那里孤军作战。一个政治家如果没有追随者和支持者，实在是很难想象的。而晁错又并不是没有条件收罗追随者和支持者，他权势显赫的时候，是很容易招引一帮人前呼后拥着自己的。他不但没有这样做，甚至没有乘这个机会去和大臣们拉扯拉扯关系，疏通疏通感情。最后，晁错竟被孤立到这样地步：袁盎告状，要他的命，陶青等拟定罪状，“请论如法”，景帝批准杀他，前后二十余天，他一无所知，直到行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个大臣，竟会连一个耳目也没有，真是闻所未闻。

晁错太热衷于与最高统治者保持过分密切的关系。晁错在刘启身边常“请间言事”，“所言辄听”，“幸倾九卿”。与皇帝这种过分密切的关系，对晁错来说，未必是好事。有着各种大大小小头衔的大老爷们的度量，比后宫的女人高不了多少，谁被皇帝宠爱，谁便受众妒。“请间言事”，会引起同僚们无穷无尽的猜测和忧惧，人人会以为晁错在皇帝那里说自己的坏话，因而疾恨他。晁错之所以热衷于和皇帝保持这种过分密切的关系，是因为他觉得什么事情只要皇帝首肯就好办。但皇帝也会有无能为力和爱莫能助的时候的，他被冤杀，就是这种情形。

晁错就有这么傻！但历史也许真是愚人们所创造，晁错一类政治家也许倒真应该受到后人的怀念和敬仰。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晁错，就是这样的“脊梁”。

在晁错冤案问题上最应该吸取教训的，恐怕是汉景帝刘启，他在关键时刻屈服于守旧势力的压力，采取了妥协手段，以致断送了晁错的生命。晁错死后，邓先从平叛前线回京报告军情，刘启向他询问前线将士对于杀晁错的反映。邓先说：“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之，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划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为陛下不取也。”邓先是说，皇帝做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了。景帝听了后“喟然叹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他终于公开承认了错误。

   晁错被冤杀了，但平叛战争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汉景帝最大的损失是自己永远失去了一个“智囊”、一个不能再得的助手。晁错被杀还使汉王朝历史上出现了治国人才断层。晁错被杀时丞相陶青，陶青后刘舍，直至武帝时的丞相许昌、薛泽、庄青翟、赵周，司马迁对他们总的评价是：“浞浞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发明功名，有益于当世也”，都是庸碌之辈。晁错死时正值壮年，才46岁，如果能活到张苍丞相的年纪，必大有作为。晁错被杀无疑是汉王朝不可弥补的损失。

晁错在古长安东市沥血的日子已经过去2160多年，我们今天想起他来，仍不乏惋惜之情。

从 何 说 起？

    马立诚先生说，改革“需要妥协”，但从何说起呢？你起码应该摆出一些实际的案例来论证妥协是如何使改革取得了成功。“振聋发聘的巨制”写了“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13次改革”，有一些取得了成功。但在笔者看来，没有一次是靠使用妥协手段取得成功的。

    《子产支持舆论监督》写子产铸刑鼎和不毁乡校两个改革案例。公元536年，子产把郑国惩治罪犯的刑律铸在金属鼎上，向老百姓公布，历史上叫“铸刑鼎”，遭到相邻大国晋国大臣叔向的反对，子产没有退缩。20年后，晋国也铸刑鼎了。父老乡亲们常到他们附近的乡校扎堆聊天，“以论执政”，是郑国的习俗。有个叫然明的官员听到乡校里对政府的批评意见，很愤怒，说要把乡校封闭或者毁掉。子产对他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老百姓实际上是我们的老师，怎么能毁掉乡校呢？然明一听就服了，说：“我现在才认识到你是做大事的人，我这样的小人，实在没有出息。按你的办法实行下去，郑国就有希望了。”子产在郑国搞改革，没有跟谁妥协过。

    《商鞅大变魔术记》写商鞅在秦国变法。商鞅变法一味采用极端严厉的手段，不跟任何人妥协。他打击反对派，在太子学业老师公孙贾脸上刺字，削掉太子生活老师公子虔的鼻子，杀掉反对变法的700多名贵族，甚至把赞扬改革的人也发配到边远地区。

    《赵武灵王改穿“西服”》是写赵雍进行军服改革，就是古书上说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这回事。“西服”是洋人的服装，就是马先生印在“巨制”封底折页上的自己肖像所穿的那种衣服，赵的西边是秦国，赵雍又不是要改穿秦国军装，为什么不直说改穿胡服，而说改穿“西服”呢？可能为了提高“巨制”的可读性吧。春秋战国，中原汉军将士穿长袍，甲靠笨重，胡人一身短打扮，上马下马十分灵便，开弓射箭运动自如。汉军虽兵器精良，却常打败仗，特别是山地作战周旋更显得笨拙。赵雍公元前326年登基后，决心改革军装，“胡服骑射”。这一改革决策得到亲信大臣楼缓和元老重臣肥义支持，但叔父公子成思想不通。他找公子成说了一番大道理，还用警告的口吻说：“叔叔为了固守习俗，却违背了先祖要我们保卫和拓展疆土的遗训，这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公子成不再反对。但还有贵族不肯穿胡服，赵雍说要治他们罪，他们就赶紧穿上了。马先生却说：“赵武灵王朝服骑射改革成功，贯穿了妥协精神。用柏杨的话说，换一下衣服嘛，没有实质的利益损害，赵武灵王下死命令不就成了？他不是这样，而是亲自跑到不愿意改服装的大臣家里，苦心婆心劝说，嗓子都说哑了。大臣觉得君主都亲自到我家里来了，整天说服我，给足了面子，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了”。这是说赵雍搞改革善于做思想工作、说服工作。而“妥协”是通过让步达成协议。赵雍向谁让了步，让了什么步？马先生在“巨制”里胡扯蛋。

    《旋风改革家元宏》写元宏的汉化改革。公元386年鲜卑族拓跋珪建立北魏，439年统一北方，结束了西晋八王之乱以来北中国“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471年元宏继位，是为北魏孝文帝。元宏实行汉化改革的第一步是要把京都从平城（今大同）迁到洛阳，遭到众多皇室贵族和重臣的反对。他诈称要去攻打南齐，发兵20万，到洛阳就不走了，494年正式迁都洛阳，反对迁都的太子带领心腹和少数骑兵返回平城，被截回，元宏打了他100棍，后又命自杀。反对迁都的北方文臣武将还起兵叛乱，元宏坚决镇压，为首的问斩，100多人关押。元宏还下令鲜卑人全体改穿汉服，改讲汉话，改用汉姓，和迁都一样没有跟任何人有什么妥协。

    《张居正的清凉界》写明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官吏问责制和田赋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文章写道：“李太后—冯保—张居正结成了一个黄金三角，从内廷到外廷，一气打通，张居正有了实现自己抱负的最佳机会，他后来取得的政绩，都离不开李太后和冯保的鼎力相助……。这是列代改革者梦寐以求而不可多得的机遇，而张居正独得之，从万历元年到万历十年是张居正仕途中吉星高照的光彩阶段”。李太后是神宗小皇帝的生母，冯保是太监头目，孔子之徒张居正和女人、太监搭三角架，是确实要有点妥协勇气的。但张居正是如何实现自己抱负，也即如何实施改革的呢？笔者不再复述马先生所写的史实，只举出马先生拟的两个小标题。一个是“改革者的专制”，是说张居正改革使用暴力，不靠“妥协”，另一个是“入大火如入清凉界”，是说张居正实施暴力从容不迫，手段很高明。

    马立诚先生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到靠妥协取得成功的案例，他的搭档雷颐先生替他在外国史上找到了一个。雷颐先生在“巨制”代序里说：“英国的改革者或者反抗者，与国王的博弈过程很值得思考。通常的情况是，他们没有把国王杀掉，国王也没有把他们杀掉。当然可能有这样一种情况，双方力量差不多，谁都打不过谁，那就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改革者的要求是，国王征税要经过我们同意。国王的要求是什么呢？要保住自己的王位。那么，双方在维护自己最低限度利益的情况下妥协。国王当然想征税越多越好，可是他让步了，少征一点。改革者这一边也妥协，也让步，在减少征税的情况下，让国王继续统治，这样就一点一点取得进步推进创新。”

    雷先生说的是1640年开始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是斯图亚特王朝统治。该王朝第二代国王查理一世，因国会不通过增税议案而发动内战，被资产阶级独立派领袖克伦威尔打败。保王党叛乱，又被克伦威尔粉碎。1649年1月27日，以“暴君、叛徒、杀人狂”罪判处查理一世死刑，第二天当众执行。雷先生说：“在通常情况下，他们没有把国王杀掉”，杀查理一世大概算不得“通常情况”。1658年9月，克伦威尔去世，全国出现混乱局面。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希望有“巩固的秩序”，以保护他们既得的土地和财产，1660年5月从国外迎回查理一世之子查理二世，复辟斯图亚特王朝，查理二世和继承者詹姆士二世执政凡28年，革命时期被没收的王室、教会土地下令全部收回，参加审判查理一世的全部以“弑君罪”判处绞刑，克伦威尔的尸体被挖出来示众，雷先生说“国王也没有把他们杀掉”，查理二世杀人大概也不是发生在“通常情况下”。资产阶级吃亏上当后，深感有重新掌握政权的必要，就于1688年6月发动改变，詹姆士二世被迫流亡法国，从荷兰迎接威廉三世到英国继任王位。从此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完全掌握了国家政权，连王位继承问题也要由国会决定，国王成了“统而不治”的装饰品。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史上从来优势在资产阶级一边，什么时候都未出现过雷先生说的“双方力量差不多，谁都打不过谁”的情况。资产阶级出此下策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特别是他们中的新贵族和旧王朝有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另一个原因是要阻止人民群众参加革命，资产阶级害怕群众运动。英国资产阶级1688年6月“政变”，在历史上被称为“不流血的光荣革命”。马先生和雷先生却称它为“改革”，大概是创新吧。在传统意义上，改革即改良，政权易手或者改变性质的手段叫革命、复辟，或者政变，不叫改革。

    当然，不能说中外历史上绝对没有改革靠妥协取得成功的案例，但“巨制”里没有，“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13次改革”都不是。马先生老是不厌其烦地说，某次改革的失败是由于改革者不会妥协，如果会妥协就会成功。这个“会成功”的结论只是马先生的臆断，不是从实践中检验出来的，我们与马先生讨论这样的问题毫无意义。而且失败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不会妥协，也还是问题，举个例子吧。

    《一家哭还是万家哭》写范仲淹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裁撤冗官，改革官僚机构失败的事迹。“一家哭”，是说裁撤一个冗官或者庸吏，他全家都抱头痛哭，“万家哭”，是说不裁撤就会有万户百姓继续受害，标题要表达的意思是范仲淹的改革利于民。可是这利于民的改革只持续了一年多时间便告失败。马先生说失败的原因是范仲淹他们不懂得妥协。既得利益集团攻击范仲淹他们结为朋党，欧阳修竟作了一篇《朋党论》作为回答。

    欧阳修的《朋党论》否定“君子不党”的传统观念，指出所谓朋党，有“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的区别，君子“同道为朋”，小人“同利为朋”，“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欧阳修的《朋党论》历来被认为是一篇气度不凡、逻辑严密、立论正确、说理透辟的名文。但马先生说，“文学上的一篇好文章，有时在政治发展上却起负面作用，《朋党论》是个例子”，还说此文等于宣布改革者“已经结成了一个朋党派系”，就此，改革者失去了仁宗的信任，范仲淹和欧阳修等被逐出中央，“此文成为庆历新政决定性的转折点”。

马先生的意见是欧阳修不写这篇文章，改革者善于妥协，改革还有成功的希望。马先生这里说的改革者的妥协，不但在利益调整问题上作让步，在是非问题上也要让步，“是” 的不要公开指出，“非”的也不要指正。但笔者看来，欧阳修写不写《朋党论》其实不是个问题。写《朋党论》，庆历新政失败，不写，庆历新政也失败。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改革者根本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对手，双方的实力太悬殊了。把改革成功的希望寄托在仁宗身上也不现实。

北宋那时候机构崎形臃肿的局面是仁宗自己一手造成的。马先生在“巨制”里告诉我们：仁宗时期世袭当官之风愈刮愈烈，不但世袭范围逐渐扩大，中高级干部的子孙、亲戚、随从甚至门人，都可以推荐当官，而且每逢重大庆典祭祀，皇帝必当场批准大批干部子孙或亲属、随从、门人当官，一次批准上千人还算是少的。有的干部子孙还是吃奶的孩子，也封了官。一个翰林学士级别的官员，任职满20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能达20人之多。马先生还统计过，每年靠门荫当官的，远远超过科举当官的人数。此外，富人交钱交粮谋取一官半职也成了制度。

从这个崎形庞大的官吏机构人员的来源推测，在这个机构里贪官庸吏肯定占绝对多数，他们又必然抱成一团，马先生说当时有个“门荫集团”。清官能吏，如范仲淹、欧阳修，则不但凤毛麟角，而且谁敢于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就会有灭顶之灾，马先生说，重修岳阳楼后请范仲淹写序的那个滕子京，因为支持改革，差一点被打成贪官。皇帝当然是至高无上的，但可能只有代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才能安稳地坐在龙椅上。

历史上，改革难度最大的就是裁撤冗官，精简官僚机构，因为这是在统治集团内部进行利益调整，远不像对待小民，可以由你拨来弄去，阻力之大是任何其它改革不能比拟的。范仲淹改革失败20年后，北宋又有王安石变法，马先生列举王安石变法有14个题目，但没有机构精简的内容。这是王安石的明智之处，他知道这是禁区。当然最后王安石也是失败，但持续的时间比范仲淹长得多，取得的成果也比范仲淹多得多。

    裁撤冗官，精简官僚机构，不用说封建王朝，即使在现代社会，解决起来也很难。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演出过一场热闹非凡的大戏，人们至今记忆犹新。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先有上届政府秘书长罗干作报告，中有人大代表一致通过决议，后有新任总理朱鎔基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说要大刀阔斧精简政府机构，改变“吃饭财政”现状。指标是：五年内减少一半官员，决心是：地雷阵敢闯，万丈深渊敢跳。赢得一片掌声，全国人民翘首以待。结果如何呢？没有结果。只听到朱总理在几年以后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本届政府任期内公务员工资翻一番”。精简了多少官吏，老百姓不得而知，但 “吃饭财政”肯定是改革得不大好的。

    雷先生、马先生老说自己如何热爱改革，在改革中又如何热爱“妥协”，反对“暴力”——是这样吗？雷先生在“巨制”代序里有一段话似乎泄漏了天机。他可能被30年改革的“巨大胜利”陶醉了，不无炫耀地说：“搞改革必须有两点，一是有足够的权威，我搞改革侵害了你的利益，你也没办法反抗我。二是如果权威不够，就要有足够的补偿，我剥夺了你的一部分利益，给你补偿。”雷先生说的“足够的权威”指什么？该不会是你们在2800万下岗和3000万“买断工龄”国企职工、数千万失地农民、1亿多农民工中有极高的民调支持率吧，是指你们手里握着国家政权，有军队，警察和监狱。你们有这些东西，谁还有办法反抗？反抗，就是反抗改革，如果不只是嘴上反抗，你们就要暴力侍候，改革还会不成功？改革者在冬天的衰草地上放马驰骋，所向披靡，“不战而屈人之兵”。“权威不够”又是指什么？不是说你手里的军队不够强、警察不够多、监狱不够大，而是指虽有这些东西，仍可能引起社会动荡。这时候用得着妥协手段了，就是给你点补偿（如果我有“足够权威”是不会给你补偿的）。至于“足够的补偿”，笔者孤陋寡闻，只在我们国家机关里看到过。因为有新人要上，有些位子必须让出来，让出来就给“足够补偿”，不但原来的待遇不变，级别也许还能提一档。原来雷先生、马先生搞改革也是并不反对暴力，也并不太热爱妥协的。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