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思潮与毛泽东思想
许晓黎
最近，有人在网站提出左派、右派的话题，记得马立诚在《当代中国的八种思潮》一文中称中国当前有八种思潮在激烈交锋，分别是邓小平理论、老左派、新左派、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新儒家。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9587863/
我认为这种区分有人为强烈割裂的痕迹，有把左派的优秀理论剥离并弱化的企图。为什么要把自由主义从官方理论中分割出去，又为什么把左派分离成新、老两派，其目的何在？我有以下几点认识：
一、官方理论和自由主义的藕断丝连（以下黑体字都是《当代中国的八种思潮》的摘录）
马立诚文中指出：1970年代末及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启蒙运动，挑战现代造神运动和个人迷信，批评极左僵化教条和精神禁锢，呼唤思想解放，呼吁独立意识、个人价值和权利意识，引进西方思想和著作，蔚为大观。这一切，昭示了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长期中断之后新的发端。1980年代的改革突破，是邓小平思想与自由主义部分重合协同致力的结果，日后二者渐渐拉开距离。
官方理论和自由主义真的分道扬镳了吗？我认为没有，一直都存在自由主义的影子。
1、自由主义的经济要求：深化产权改革，反对国进民退，要求推动私有领域不断扩大。事实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发展就是硬道理这些尚方宝剑，为地方政府推行经济自由主义提供了坚强的理论依据，改革开放不就是一部私有制的交响曲吗？特色就是渐进式的经济自由主义道路！自由主义的经济要求在中国完全实现了，由于绝对权贵的加入，有些地方经济属于极端自由经济的那种！
2、自由主义的政治要求：马立诚说，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1980年代中期的讲话中，邓小平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限定为“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说明了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谨慎小心。经济改革的大胆突破和政治改革的慎重设限，是邓小平思想的特点之一。
从以上不难看出，把邓小平定性为经济改革派和政治保守派。
【一些网友认为：马立诚政治上是亲日汉奸分子，理论上是自由主义分子，组织上属于西化派、颜色革命派，属于赵ziyang反党集团的一份子。马立诚所谓“二者拉开距离”论调的阴谋是，他将90年底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归结到邓，归结到共产党本身，而不是自由主义的误导。在马立诚看来，80年代改革成就是自由主义带来的，90年代的问题是不实行自由主义政治改革带来的。这样，马立诚的汉奸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就是完全正确了。但我们看到，马立诚的这个阴谋是很弱智的，马立诚这个汉奸的智商是很低的。实际上，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国企私有化、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干部信仰丧失、外资泛滥、民族矛盾突出等问题都是自由主义带来的。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已经与美国接轨，美国基尼系数也是奇高的，更不要说菲律宾、印度等实行美国制度的第三世界国家。彻底实行美国政治制度能够将中国基尼系数降下去？
西方实行所谓代议制和宪政法治的目的就是让政治权力为资本家阶级服务。这一点，中国当前许多地方许多部门的政治运作虽然形式上与西方不同，但是实质上与西方是完全一致了，已经与美国彻底接轨了。比如：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里没有多少基层工人农民代表，但是却有大批资本家。政府制定的众多经济政策，如新36条之类，都是为国内外资本家服务的。资本家与工人发生矛盾时，许多地方政府坚定地占在资本家一方，这和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实质上是一样的。当然从表面上看，和早期资本主义更加接近。】
实际上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另一目的就是架空中央政府，这样的改革中国至今也确实没有看见，但是没有公开的政治改革并不代表没有暗地里的政治角力，中国强势集团已经在某些领域可以非公开的施加影响，某些地方政府也因为经济的独立性正在利用多种方式对抗中央，他们具备这样的实力完全是得益于经济自由主义的成功，也就是说经济改革的大胆突破导致了政治改革的慎重设限的失败！
二、左派不容分割
在左派内部确实有分歧，但是维护毛泽东思想没有分歧，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没有分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分歧，有的只是方式和方法上的不同，有的只是新生和老朽的不同，老左派是新左派的坚强后盾，新左派必将是可以燎原的希望。
文中把老左派认为是值得尊重的保守者，而对新左派定义为本身就是疾病，不是药方，新左派什么样的认识让他们认为这是疾病呢？
马立诚说：新左派开出怎样的药方？他们提出，为了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必须要根治“西方病”和“市场病”。他们批判现代性，批判“私有化”。就解决手段而言，甚至不妨诉诸“大民主”。新左派不少人士赞同“文革”，认为“文革”是“继续革命”的伟大尝试。他们肯定“文革”的“正面因素”和“积极作用”，提出应该从中吸取群众运动的经验，学习大民主。新左派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并通过赞扬格瓦拉称颂革命。
从以上不难看出，新左派在为毛泽东思想赋予现实意义，这些努力引起了一些人的恐慌；与其说他们对新左派的不屑和无视，不如说是他们对新左派的忌惮和攻击。那么他们为什么对现实中寻找毛主席思想的契合点惊慌呢？我们先来看看中国的政治现实背景。
三、群众基础的丧失催生理论革新
当下的人民在谈论腐败和社会黑暗的时候，大多数都是痛心疾首、嫉恶如仇，然而当问及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社会道路，人民普遍认为当下的社会制度有问题，迫切需要革新，但是改革开放至今，人的惰性和小资生活情结都被大肆纵容和宣扬，在丰富的物质生活的诱惑下，堕落的人们在怨恨当下种种悲哀现实的同时，从心底也排斥那种精神高于物质的生活方式，就像人们悔恨自己的低俗，崇拜圣人，却无法遵从圣人的生活方式一样。所以无论是完全回归1980年以前的时代生活，还是继续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显然都缺乏群众基础这个最关键的条件。说句危言耸听的话，党正在失去自己的执政基础！到底什么样理论有可能成为下一次先进的生产力？
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大多数人无可否认的承认邓小平理论对经济的有效性，有的称为伟大成就。其实，这样的经济成就的取得并不是理论有多么先进，而是顺应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潮流，通商和私有制并不是新东西，而是几千年来人们与生俱来的社会原始本性，只不过在改革开放前期被压制了，当邓小平解开这个禁止后，这种诉求喷涌而出的时候，恰逢西方国家经济逐渐失去活力，中国这个市场经济的处女地自然成为世界经济拼抢的新大陆。由于毛时代中国社会资源是公平分配的，没有两极分化，所以改革初期强大的市场购买力和生产潜力成就了30年的改革开放，也成就了邓论。更不要说如果没有毛时代留下的物质基础，如完整的工业体系、两弹一星、杂交水稻、水利设施，改革无法取得今天成就。
如果说是社会的原始本性和国际、国内精英在经济上成就了邓论，那么也可以说正是社会原始本性和国际、国内精英导致了邓论在伦理和思想上的问题，邓论在经济方面的显著实效和在精神方面的失效都是那么的明显，这种同时具备增益和损害的双刃剑理论，使中国的改革开放成为单腿走路的典型社会实例，出现种种丑恶现象也是必然的，至于其衍生的所谓思潮我们也要以平常心对待！
当下被妖魔化的人性、思潮、伦理充斥的人们，无论在多么伟大理论的感召下，都很难在金钱、美女、权利面前回头是岸，无论多么伟大理论的积极推行下，都无法让人民从精神和物质的挣扎中走出来。邓论的先天不足导致中国政治现实是：一条道路已经正在成为末路，却看不见另一条与现实接轨的光辉之路。
四、毛泽东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具备现实意义的重要性
由于政治理论执行力的不足，现在一些精英不是正在不遗余力的呼唤政治改革吗？他们的理由就是，共产党不能有效清除自身贪腐的肿瘤，不能有效为国家和社会服务，诸多类似弊端进一步加剧了共产党政治理论执行力方面的不足，这既是我们党的软肋，也是苏联解体和世界共产国际陷入低潮的重要原因，更是我们党能不能再次成为先进生产力的关键。
为了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有的人在不断的引用毛主席语录和1980年以前的、方针、政策，想方设法为当下的现实问题开出药方，这些倡议和举动让一些精英学者很不以为然，往往斥责为“一群遗老遗少”，甚至被认为是民粹主义的崛起。这些努力正是所谓的老左派想救民于水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样的呼喊和进谏都是石沉大海。
毛泽东思想确实是一个无穷的宝藏，坚持科学发展观确实也切中时弊，但是为什么叫好不叫座？比如令人费解的现象：在现实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的绝对正确，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不会完全遵从的去做，有的右派人士认为，这违背了人性自私的本性。事实是某些右派学说为了找到理论依据，他们把改革开放中人性丑陋的东西无限放大，就好比魔鬼在血腥的人骨堆里面找见毒草一样，用其证明生命的意义就是死亡。
我们应该认识到，政治理论的可操作性确实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要求太高，而是不够细化，我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一个框架，现在需要更多理论去填充，需要更多新左派的不懈努力，如何让毛泽东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具备现实意义才是最关键的。
《当代中国的八种思潮》的马立诚应该认识到了毛泽东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具备现实意义意味着什么？所以他希望左派在分歧中沉默、消亡，让毛泽东思想永远尘封在历史最深处！
为了确保我们理论的可行性和广泛性，我们必须去掉文化大革命不合理的部分，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
1、造反有理与民主 任何一个政府不能失去监督，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共产党政府就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也是一种自我清洁能力，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并不赞成文化大革命打到一切的做法，但是我看见了群众对政府强有力的监督方式，我相信只要加以规范，把这种方式制度化，这种党内民主方式必将带来革命性的政府格局。
2、抄家与财产清算 干部的财产监督将是遏止腐败的最行之有效的手段，定期对官员的财产进行清算无疑是清正廉明的试金石。
3、大字报与问责制 群众对某些质疑可以公之于众，并且要求某些干部出来作答，问责和弹劾相结合，我想执行力将大幅度提高。（相关的认识在我以前的文章中多次论述了，此处不再多言）
现在有些人，只解构而不建构，只宣讲而不思考，只批判而不探索，只回忆而不进取，只怨天尤人而不积极面对，能不能够在做理论研究的时候，在批判现实问题的时候，在积极呼吁的时候，有针对性的进行实践性的思考，并且寻找一些地方政府做一些有益的政治尝试，毕竟能够实现的政治抱负才是人民最期望的，也是让理论焕发出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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