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汉奸马立诚有什么资格对马宾说三道四

改革汉奸马立诚有什么资格对马宾说三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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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8月28日，《经济观察报》发表马立诚《“旋风”阵阵攻改革》一文。（马立诚，评论家,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 [email protected]）

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jjsh/20100828/2562431.shtml

文中说：

【
进入21世纪，英国《卫报》说欧洲左派衰落了。该报在2010年2月9日说：“意大利左派不复存在，法国社会党一片混乱，社会民主党成为德国大选最大输家。”

但我们这边不尽然。也许体制上的弊端有利于左派生存，中国老左派反而加剧了进攻态势，第四波博弈令人大开眼界。

第四波交锋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持续时间长，自2004年改革大争论起，一直到2008年，至今余波未息。二是波及面广，举凡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教育，无不涉及，大有全面进攻的态势。三是扔下面纱，与中央领导层彻底决裂。他们不但彻底否定改革开放，而且点名批判邓小平。更为激进的是，老左派在文章和讲演中，把当今的“执政集团”定位为“现代修正主义集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左派要求为 “四人帮”平反，呼唤再来一次“文革”，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最近马立诚在一系列文章中指名道姓地攻击马宾、魏巍等人。其文用意，就是呼吁资改派利用手中权力进一步打压这些老同志，以保证国企私有化、侵吞国有资产、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等新自由主义改革无法逆转，进而推动与美国接轨的政体改革，彻底消灭共产党与社会主义。

借用某位网友的话说：马立诚文章的潜台词是呼吁他心目中的改革领导人出面对马老采取措施。脑残马立诚似乎不知道，以马宾的资格资历，即便是说了一些领导人所反对的过激的话，领导人对这位昔日自己的老上级、老领导、革命老前辈、改革元勋也只能毕恭毕敬地听着，不能采取任何措施。更何况提意见是共产党员的基本权利。

马立诚、南方报系、炎黄春秋，你们这些亲日亲美汉奸，有什么资格攻击马宾、魏巍？马宾、魏巍这些老革命家无论对错，都是人民内部矛盾，马立诚、炎黄春秋这些反共亲美亲日的汉奸有什么资格来说三道四吗？是什么人在放纵马立诚等人利用炎黄春秋、经济观察报（属于南方报系）等媒体攻击马宾等人？

而马立诚的真面目是什么呢？

马立诚最近在《当代中国的八种思潮》一文中称中国当前有八种思潮在激烈交锋，分别是邓小平理论、老左派、新左派、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新儒家。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9587863/

马立诚文中指出：

【1970年代末及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启蒙运动，挑战现代造神运动和个人迷信，批评极左僵化教条和精神禁锢，呼唤思想解放，呼吁独立意识、个人价值和权利意识，引进西方思想和著作，蔚为大观。这一切，昭示了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长期中断之后新的发端。1980年代的改革突破，是邓小平思想与自由主义部分重合协同致力的结果，日后二者渐渐拉开距离。】

改革和自由主义真的分道扬镳了吗？

1、自由主义的经济要求：深化产权改革，反对国进民退，要求推动私有领域不断扩大。事实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发展就是硬道理这些尚方宝剑，为地方政府推行经济自由主义提供了坚强的理论依据，改革开放不就是一部私有制的交响曲吗？特色就是渐进式的经济自由主义道路！自由主义的经济要求在中国完全实现了，由于绝对权贵的加入，有些地方经济属于极端自由经济的那种！　　

2、自由主义的政治要求：马立诚说，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1980年代中期的讲话中，邓小平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限定为“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说明了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谨慎小心。经济改革的大胆突破和政治改革的慎重设限，是邓小平思想的特点之一。

从以上不难看出，马立诚把邓小平定性为经济改革派和政治保守派。　　
 

马立诚政治上是亲日汉奸分子，理论上是（新）自由主义分子，组织上属于西化派、颜色革命派，属于赵ziyang反党集团的一份子。马立诚所谓“二者拉开距离”论调的阴谋是，他将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归结到邓的政治保守，归结到共产党本身，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的误导。在马立诚看来，80年代改革成就是自由主义带来的，90年代的问题是不实行自由主义政治改革带来的。这样，马立诚的汉奸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就是完全正确了。但我们看到，马立诚的这个阴谋是很弱智的，马立诚这个汉奸的智商是很低的。实际上，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国企私有化、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干部信仰丧失、外资泛滥、民族矛盾突出等问题都是自由主义带来的。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已经与美国接轨，美国基尼系数也是奇高的，更不要说菲律宾、印度等实行美国制度的第三世界国家。彻底实行美国政治制度能够将中国基尼系数降下去？

西方实行所谓私有制基础上的代议制和宪政法治的目的就是让政治权力为资本家阶级服务。这一点，中国当前许多地方许多部门的政治运作，虽然形式上与西方不同，但是实质上与西方是完全一致了，已经与美国彻底接轨了。比如：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里没有多少基层工人农民代表，但是却有大批资本家。政府制定的众多经济政策，如国企私有化、大力引进外资、新36条之类，都是为国内外资本家服务的。资本家与工人发生矛盾时，许多地方政府坚定地占在资本家一方，这和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实质上是一样的。当然从表面上看，和早期资本主义更加接近。

1998年，马立诚在人民日报社任主任编辑时，与该报另一位主任记者合著的《交锋》曾风靡一时。当年以魏巍为主编的《中流》杂志，也开了一个100多人出席的座谈会，对《交锋》进行了“判决书式的基调发言”和“痛批”，马立诚跑路到了香港。如今马立诚跳出来了，他要讲述《交锋》背后的交锋。　　

人们对这位马立诚先生并不陌生，他可是中国精英们的当红“风云”人物之一！和平年代的现代汉奸样板！这个前《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曾说：“中国的改革需要牺牲一代人，只要让中国的农民和工人维持在能吃饱饭这个线就可以了。”因为其本质的汉奸立场,与魏巍等老革命水火对立就丝毫不奇怪了。　　

2002年底，他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了《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一文，提出所谓“重新审视中日关系”、把日本侵华历史问题放在“次要位置”，又一次使舆论哗然，不久被迫逃往香港某电视台任评论员，2003年10月他为美国间谍卫星跟踪我载人飞船的卑劣行经辩解，同时鼓吹中国融入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主流文明”，遭到国人的耻笑。日本文艺春秋社2004年2月18日出版马立诚之书《日本不必向中国谢罪》，该书的封面以中国国旗为背景，内写：“被中国民族主义者骂作走狗的《人民日报》高级评论员以自己的勇气所写成的书”。2004年上半年他的新著《中日战争的思考与启示》和《中国与台湾的出路》又在日本出版，使日本右翼势力大喜过望，倍受鼓舞，视其为“知音”和“伙伴”。他说“中国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对台湾不公平”，“中国不应该把自己牢牢地绑在‘大一统’的这辆战车上”，他说“‘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这种说法是缺乏法理根据的”。他还说不放弃台湾，就不会“赢得台湾的尊重”、“邻邦的尊重”，就会把中国“脊梁压断”。他在日本出版的著作还有《交锋》和《脱离反日》。　　

当年他在《交锋》一书中用春秋笔法散布了许多蛊惑人心的谬论，露骨地主张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元化。《交锋》究竟与谁交锋？现在越来越清楚了，他是与社会主义制度交锋，与“反对和平演变”交锋，与广大人民交锋，与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交锋，谁若在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与他不一致，他就毫不客气地给谁扣上各种各样的帽子。他斥责中国的“民族主义”不符合“世界主义原则”，对中国“民族主义”充满了刻骨的仇恨，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分子”是“义和团还魂”，名为“爱国”，实为“害国”,“爱国者其实就是爱国贼”，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是纳粹主义思想的狂热体现”，“将会给中国乃至亚洲带来灾难性后果”。他狂批中国政府遏制“民族主义思潮”不利，要中国政府认真“管一管”，建议中国政府首先限制中国公民言论自由，加大互联网控制力度。他还要求中国政府严格限制民间反日团体的活动，以免再次出现“中国保钓人士强行登上钓鱼岛”之类的“伤害中日关系的过激行为”。他在要求中国政府控制修理大陆民意同时，还要求中国政府“尊重台湾民意”放弃台湾。他指2003年九月十八日向日本驻华使馆递交请愿书的爱国青年的行为和民意是“是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导致的恶果”，“直接导致中国威胁论论调的提升”。　　

马立诚相信日本军队更甚于相信本国军队，他话里行间要政府解散解放军，要中国只“专注经济”。他处处用“站在战略高度”来为他媚日言论辩护，然而一些人是要“联日抗美”，而他马立诚鼓吹的是中国应融入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主流文明”，他马立诚鼓吹的是要建立以日为“本”以中为“支(那)”的“中日一体化”,他鼓吹的是中国应放弃台湾，那么他到底站在什么“战略高度”要联日抗谁呢？无非是联日抗中、联日毁中、联日灭中、联日占中罢了, 马立诚并不是对“大一统”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如何实现日本当年武力没有实现的“大东亚共熔圈”之梦！他一方面要“中国不应该把自己牢牢地绑在‘大一统’的这辆战车上”，另一方面却要中国主动“融入”“世界主流文明”，要建立“中日一体化”；他一方面要中国政府加大互联网控制力度，严厉管制大陆民意，另一方面却要求大陆政府“尊重台湾民意”放弃台湾，因为“台湾民意是要独立的”；他一方面大肆攻击污蔑丑化中国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对日本大规模的右翼极端种族主义和真正的狭隘民族主义视而不见，称日本是“亚洲的骄傲”。即使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最著名的汉奸、卖国贼，如果见了他的“对日新思维”“对台新思维”“对美新思维”等等这些汉奸思维高论也会自叹弗如，不敢望“马”之项背！但他还此地无银三百两，见人就声明他“不是汉奸”，而是一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马立诚还有一个未了之心愿，亲日汉奸一般都渴望受到“天皇”的“皇恩”，当年最后以汉奸罪被枪决的褚民谊曾任访日特使，1942年日本“天皇”授予他“一等旭日大绶章”，而近年曾在1988年到1993年间出任第五任中国驻日大使的杨振亚由于推动“中日友好”有功(如推动日本“天皇”有史几千年来首次“视察”中国)，在2002年日本“天皇”为杨振亚颁发了“勋一等瑞宝章”，而马立诚之心愿就是期待“皇恩浩荡”的“天皇”早日明了他效忠的日本心，为他颁发一个大大的一等什么大勋章。　　

从马立诚身上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凡是民贼，多半是汉奸，以此观察“精英”，屡试不爽。马立诚自作聪明，已经提前自我暴露，但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些年来主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权利和资本等强势集团以改革开放为名义，以西方新自由主义学说为掩护，把老百姓的死活置之度外，肆无忌惮大搞私有化，声称工人下岗失业与三农问题是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并提出为了改革开放，要不惜代价，要敢于牺牲一代人。我们放长双眼看着吧，这些“精英”迟早会走上卖国的道路！　　

附文1：

“认祖归宗”的马立诚

转自：《环球视野》    ：丕  西

（张宏良按：这是丕西先生批判原《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马立诚的文章。在读这篇文章之前需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丕西先生该文所揭露的马立诚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歌颂，与马立诚对日本的实际歌颂相比较，甚至远远算不上是冰山一角。迄今为止，还没有第二个人把中国人民的抗日壮举称为是恐怖分子袭击行为，而把日军屠杀中国人民称为是被迫的反恐行动。可以说，“马立诚现象”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是世界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甚至在盛产汉奸的中国历史上都属于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虽然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臭名昭著的汉奸，但是朝野内外特别是学者文人公开推崇汉奸的现象却绝无仅有，“马立诚现象”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例外。

马立诚歌颂日本侵略中国并不奇怪，奇怪的是马立诚因此而被中国朝野广泛推崇，不仅成为中国改革教的理论旗手，甚至成为许多政治家、学者和街头流氓心目中的时代明星。一个人能够同时被政治家、学者和街头流氓所推崇十分罕见，而一个公认的汉奸能够同时被政治家、学者和街头流氓所推崇则更加罕见。马立诚就是这样一个更加罕见的人物。九十年代包括全国人大委员长在内的许多中国顶尖政治家，都曾亲自推荐和推销马立诚的著作，而当时的马立诚才不过四十多岁；包括胡星斗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把马立诚的文章高悬置顶，以示膜拜；广州有个叫李悔之的街头流氓，天天像野狗一样到处撕咬，唯独提起马立诚无比崇敬，甚至不敢直呼马立诚的名字，而是张口闭口尊称马老师。从广东到上海再到北京，有许多媒体都把马立诚作为向社会公开展示的一面思想大旗，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特现象。

马立诚有两本成名大作，一是歌颂改革教、辱骂毛泽东社会主义的《交锋》，这本书让马立诚成为中国改革教的理论旗手；二是歌颂开放、辱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日本不必向中国谢罪》，这本书让马立诚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大和英雄”。马立诚描绘和歌颂改革的《交锋》和后来的《交锋30年》，是中国改革教乃至整个右翼理论界公认的最优秀的改革理论著作，至今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越。中国人民的悲哀就在于此。中国改革30年，改革教最优秀的理论旗手居然是汉奸，或者换个说法也一样，最能深刻反映中国改革30年伟大思想成果的居然只有汉奸。这是需要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认真反思的一个深刻问题，为什么那些所谓改革开放人士最终都走上了民族自绝和民族自裁的汉奸道路？甚至公开为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辩护！在前面文章中我们曾提到，中国鼓吹改革开放的所谓民主自由人士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只反对德国法西斯，而从不反对日本法西斯。而“马立诚现象”的出现，已经不仅是不反对日本法西斯，甚至直接站到了日本法西斯的立场上。这就是我们推荐大家注意“马立诚现象”的原因。

我们希望大家不要把目光盯在马立诚个人身上，而是要认真思考出现“马立诚现象”的政治、文化和历史根源。思考“马立诚现象”的目的，是为了最终消除“马立诚现象”，彻底铲除汉奸这个历史肿瘤，使中华民族早日恢复健康，实现民族崛起的伟大历史任务。

下面请看丕西先生的文章。文章内容和标题未做任何改动。）

如果有人公开颂扬日本侵略行径，甚至称赞汉奸汪精卫是“民国版的姜伯约 ”（指三国蜀将姜维降魏而图兴汉的故事），你也许以为这不过是诸如电视剧《吕梁英雄传》中那个翻译官的台词。这倒也罢了。但是这种只为自己吃香的喝辣的而卖国求荣的无耻汉奸还不具备这样“理论化”的水平，这倒需要像洪承畴、陈公博一流才有可能说得出来。此人便是曾任中央某大报主任编辑、自诩为该报评论员的马立诚！

国人对这个马立诚并不陌生。早在2002年，当日本政要一再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并修改教科书以掩盖其侵略历史的错误做法，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正义谴责。正在这时，这个马立诚跳了出来，公然指责中国青年的行为是“幼稚”、“狂热”，竟要中国人要有对日关系的“新思维”。后来此人到香港一家电视台充当时事评论员，继续在荧屏公开鼓吹媚日嘴脸在香港中环被人认出，立遭痛打。这家电视台播出这条新闻时说：我台时事评论员马立诚在中环被爱国青年狂殴。一时传为笑谈。但是，此人本性难移，已失去了羞愧之心，不知悔改。其后他在日本出版了《中日战争的启示与思考》一书，肆意歪曲历史，进一步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辩解，诋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美化侵略者对沦陷区的统治，等等。人间无耻，以此为甚。这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马立诚正是怀抱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手揽卖国贼汪精卫，来表明自己认祖归宗了。无怪乎许多网民称他是“和平年代的现代汉奸样板”！

马立诚在他的这本书中，虽其人丧德失节，廉耻荡然无存，但提出的问题却还是一个值得一驳的大是大非问题。

其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究竟是其蓄谋已久的既定方针，还是马立诚所说的中国政府也应该对战争爆发承担一定的责任？

只要有利于为日本侵略者开脱罪责，马立诚对什么样的历史铁案都敢翻，这便是一例。但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日本侵华的罪恶历史。自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就确立了以侵占中国东北、征服全中国、称霸亚洲为目标的大陆政策。在此后的70多年里，先后发动和参加过10多次侵华战争，霸占我领土，掠夺我财富，取得在华的种种特权。1927年日本先后在东京和中国旅顺召开的两次“东方会议”进一步策划了侵略中国的具体步骤。这正如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声称的：为了秉承“明治大帝之遗策”，特制定“对满蒙之积极政策”。“所谓满蒙者，乃奉天（今辽宁）、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这里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世之无其匹敌。因此，“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敬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进犯。”侵略者的自白，和盘托出了其妄图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和野心。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5年为攫取华北而制造的所谓“自治运动”，直至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正是日本侵略者为实施上述罪恶计划而蓄意制造的一个比一个严重的侵华步骤，这难道不是铁的历史事实吗？！

那么，马立诚为什么说中国要对战争的爆发承担一定的责任呢？他说：因为中国政府过分纵容反日人士甚至怂恿人民进行反日活动，而这也是导致激怒日本的重要因素。这真是骇人听闻的“理由”。这种十足的昏话，恰恰暴露了论者一副十足的奴才嘴脸，地道的汉奸逻辑。做惯了奴才和汉奸的逻辑是：当主子打了你右颊，赶紧再把左颊送上，否则主子就会踹你屁股。事实恰恰相反。蒋介石政府在一个长时期奉称“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对日本的步步进逼妥协退让，扼杀爱国平民的御侮热情，这样做，不但没有使其稍有收敛，反而助长了侵略气焰。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不正是由于蒋介石强令张学良执行“绝对不抵抗”方针，使东北三省迅速沦丧敌手吗？1935年，不正是在以屈辱退让换取苟安的思想支配下，蒋介石政府通过签订《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等协定，使华北五省名存实亡。而只有当中国人奋起抗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全民族抗战，才有效地打击了侵略者，并最终战而胜之。事实表明，对外国侵略者是奋起反击还是屈膝奉迎，是爱国者和卖国者的分水岭。

其二，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血腥屠杀究竟是其凶残的侵略本性决定的，还是马立诚所说的是战争中难以避免的？

在这本书中，马立诚对诸如“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惨案讳莫如深，却说：“由于战争进行的异常惨烈，中日双方军队伤亡也异常惨重，所以难以避免的导致中国大量无辜平民伤亡”。似乎这样轻轻的一笔，就可以隐去惨无人道的日军暴行。果真如此吗？

请看：在东北沦亡的14年里，日本关东军在各地不断进行“讨伐”，动辄把数百、数千平民集中起来大肆屠杀。1932年9月16日发生的骇人听闻的平顶山惨案，就是日军以“照相”为名，把400多户的3000多矿工及家属和贫苦农民，用刺刀驱赶到一处洼地，然后用机关枪扫射，顷刻间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在遇难者当中，有2/3是妇女和儿童。除平顶山惨案外，日军还制造了辽宁东沟县南岗头村惨案，黑龙江桦南县下九里六屯惨案、吉林舒南县老黑沟惨案、辽宁清源县清源镇惨案、吉林通化县白家堡子惨案等多起屠杀事件，无数平民百姓惨遭集体屠杀。这难道是战争中难以避免的吗？！

再请看：七七事变后，日军铁蹄踏进我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每攻占一地，他们就大开杀戒，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日军入侵南京途中，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11月4日至12月12日，在宁、沪、杭三角地带沿交通线的一些城镇，共杀戮了30万人，仅占领芜湖之初，就在城内屠杀了1万余人。而南京沦陷后的那场大屠杀，更是惨绝人寰。作为1899年《海牙公约》和1929年《日内瓦陆战公约》签字国的日本，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关于“交战国对非战斗人员与对丢下武器、失去战斗力之战斗人员不得杀害”的规定，在日本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的怂恿下，入城日军本着“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火焚烧”，“在战胜后的追击中，强盗式的掠夺和强奸，为士气旺盛之所寄”等罪恶信条，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了长达一个半月的杀戮，强暴妇女，焚烧房屋。这些兽兵竟然搞起了来绝人性的“杀人比赛”。南京一地，千人以上的集体屠杀就有13次，累计达19.5万多人，仅12月18日，在草鞋峡一次就屠杀5.7万多人。零散杀害的居民难以计数，屠城后有关方面收埋的尸体就有15万具之多。据日本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取证认定，南京大屠杀共残害中国平民30万人以上，同时发生强奸、轮奸妇女2万多起，受辱遭害妇女达8万人。这一切，难道也还是战争中难以避免的？

日本暴行，罄竹难书，令人发指。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犯下的滔天大罪，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勿忘国耻”，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必须牢记的历史的血的教训。那种数典忘祖、媚日卖国的无耻之徒，是不配称作中国人的。

其三，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的统治，究竟是残暴的殖民统治，还是马立成所描绘的“牧歌式”的平静生活景象。

马立诚认为，日军在占领这些中国城市农村的初期，尤其是没有遭到太多抵抗的地区，纪律大多数是比较严明的，而且也确实为占领区的人民作了诸如发放粮食、修缮设施、开办学校、维持治安等方面的好事，而且日本人对这些地区的管理也是卓有成效的。这真是奴才汉奸心目中的升平世界，不尽感恩戴德。但不幸的是，后来由于游击队的出现，使这些地区重新变得不安定起来，因为日军不断遭到袭击。马立诚说：这种袭击行为对于世界上任何占领国都是不能忍受的耻辱。好家伙！日本侵略者要对我亡国灭种不是中国人民的耻辱，而中国人民捍卫民族独立的自身生存却成了侵略者不能忍受的耻辱。是的，在汉奸的眼里，中国人不安于当“顺民”，搅黄了“皇军”美梦，受苦受罪也就活该了。看了这些文字，真不敢相信世间竟有此等人渣。在这里，马立诚为自己画了一个活脱脱的被打断脊梁、出卖灵魂、低贱下作的民族败类的形象。我是不赞成用拳头批判，但看了这些，深感香港青年对其饱以老拳，也是出于一种忍无可忍的爱国义愤，是可以理解的。本来，按照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标准和要求，乱臣贼子，人人得以诛之。

那么，日军铁蹄下占领区是不是像马立诚所说的那样呢？大概日军侵占东北三省最符合他所期望的没有遭到太多抵抗的地区了。而在日本殖民统治东北的14年里，他们对3000万东北人民在军事上实行残酷镇压，在政治上实行疯狂迫害，动用大批关东军和宪兵、特务、警察，进行“治安肃正”，用刺刀强迫平民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大搞归屯并户和保甲连坐，把东北广大地区变成了血腥的人间地狱。仅以日本侵略者在东北野蛮压榨，迫害劳工为例，超时过量的劳动和恶劣的劳动条件，致使大批劳工受尽折磨而死。他们死后就被扔进矿山附近的乱尸坑内，有的尚未断气便被扔入，久之便形成了许多“万人坑”。现在东北各地就发现80多处这样的万人坑，掩埋着70多万具矿工的尸骨。据不完全统计，日本每年平均从东北征调劳工约50万人。从1931年到1943年，又从关内骗往东北劳工857万多人。其中被残害致死的不下200万人。面对国难亡灵，这是亡国之痛，民族之恨，每一个中国人怎能不为之动容。这难道就是马立诚所称颂的占领者卓有成效的管理？至于把日本开设学校，强制推行泯灭中国的语言和历史的奴化教育，作为占领者的“德政”，更是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

在这本书中，马立诚还竭力为大汉奸汪精卫鸣冤叫屈，真是几声凄厉，几声抽泣。其实，这不过是流露其惺惺惜惺惺一类的汉奸情结，不值得理喻。

马立诚媚日卖国的言论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喝彩，称其是“被中国民族主义者骂作走狗的《人民日报》高级评论员以自己的勇气所写成的书”。这大概也是物有所属吧。但是，中华民族有着伟大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一个辩忠奸、明廉耻的民族。写到这里，使我想起杭州西子湖畔的岳武穆墓。在岳飞墓前，并排跪着秦桧等四个国贼的铁铸人像，这典型地表现了我们民族的爱憎观。难怪后来有一姓秦的游人来此看到“白铁无辜铸佞臣”时，发出这样的感叹：“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在墓前愧姓秦”。

最后还要顺便指出，近些年来这个马立诚曾连篇累牍地出版了他的议论新时期改革的著述，还被某些人捧为“驾驭政论的高手和大家”。呜呼，这样一个满脑子汉奸情结的人来指点改革，本身就是对我们改革事业的亵渎，而其所谓的“相当独到的见解”也就可想而知。如果这样的人也成为“中国著名政论家”，那确是我们民族的不幸，13亿人当为之一哭。

（原载《环球视野》）

附文2：

反社会主义的一个活标本

——评马立诚《交锋三十年》

高 为 学

人们都知道，在改革开放二十周年时，马立诚和凌志军合著了一本同四项基本原则交锋的《交锋》，受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志们的痛斥。2008年10月，马立诚又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交锋三十年》。在该书的扉页上，吹嘘因《交锋》“在全球产生巨大影响”，马立诚在“1999年，被美国《亚洲周刊》杂志评选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50人之一”。马立诚在这本书中，又以一万字的篇幅自吹自擂在十年前出版的《交锋》，说“出版后立刻引起轰动，畅销海内外，包括盗版在内，发行量超过200万册，成为当年第一畅销书。海内外1000多家报纸和杂志评论、转载或连载”。他还借高官之口，来为之提高身价。说什么在该书刚出版之初，1998年4月8日中午，时任海协会会长的82岁的汪道涵，在上海国际饭店宴请台湾政要及文化界人士，餐叙中，汪老……很高兴地对大家说：“我要向各位推荐一本书，这是一本目前非常受到重视的书，书名是《交锋》，讨论20年来我们的三次思想大转变，很值得你们带回去看看。”又说：“4月18日，万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万里跟我聊了一会儿天，转入正题。他说：‘《交锋》写得很好，邓小平理论发展起来不容易啊’”！马立诚虽然吹得天花乱坠，却无法掩盖其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本质。他在大肆吹嘘《交锋》之后，就把矛头对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志，说什么“极‘左’势力围剿《交锋》，……是想以批判《交锋》为突破口，否定改革开放，在党内重新掌握主导权”。并历数“《交锋》出版10年来，‘左’的势力批判热情经久不衰，总计发表批判文章100多篇，上纲上线，无所不用其极，给《交锋》扣了10顶大帽子：1、‘否定四项基本原则’；2、‘反对和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3、‘反对社会主义，企图复辟资本主义’；4、‘鼓吹私有化’；5、‘否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6、‘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7、‘歪曲历史，篡改历史’；8、‘只反左，不反右’；9、‘鼓吹卖国主义、世界主义’；10、‘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否定一切、打倒一切、扫荡一切’。”他在这里想借此证明“‘左’的势力”是乱扣“大帽子”的极左派，但是这只能弄巧成拙，因为这里的所谓“10顶大帽子”，确确实实就是《交锋》的10大罪状，把它集中到一点，就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本人在1998年5月撰写的《评<交锋>》一文中指出：总之一句话，《交锋》的要害就是同四项基本原则交锋。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本固才能邦宁。因此，我们必须像邓小平同志所要求的那样，“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进行有力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向前迈进。

这次出版的《交锋三十年》，和10年前出版的《交锋》是一路货色。但是该书的编者和却要大肆吹嘘，说什么“本书直面30年来社会主义多方面的风风雨雨。它有如一幅行云流水的长卷，生动地描画出改革开放的过程，惊心动魄，振聋发聩，令人抚案叹息，掩卷深思。”在《自序》中又声称：要“让读者一书在手，全貌在胸。”事实究竟怎样呢？其实，它并不是“生动地描画出改革开放”“全貌”的“长卷”，而是恣意歪曲改革开放的反对社会主义的毒草。它把宣传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批判西方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统统污蔑为“左”。对于这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观点，必须予以澄清之。

一、问“姓社姓资”是“左”吗？

该书说：“1989年下半年，‘左’的东西抬头，来势很凶”，“‘左’的势力铺天盖地而来”。它根据什么得出这个结论呢？它首先举了这样一个例子：“1990年2月22日，一位高级官员在北京某大报发表一篇署名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该文还对改革提出这样一个根本质问：‘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这是进入90年代，最早提出姓社姓资的一篇文章。”还说：“重头刊物《求是》杂志（半月刊）1991年第16期发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一文。文章说：‘我们划清两种改革开放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关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看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通俗的说法，就是问一问姓社姓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避免重大错误。’”这两篇发表在党中央的党报党刊上的文章，都是由于对改革开放要问“姓社姓资”，就被马立诚扣上了“左”的帽子。

其实，这是不值一驳的。他讲“一位高级官员在北京某大报发表一篇署名长文”，就是指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王忍之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王忍之在那篇文章中，确实涉及到“姓社姓资”问题，但绝不是“最早提出姓社姓资的一篇文章”。实际上，最早提出“姓社姓资”问题的是邓小平，王忍之作为中宣部长，只是宣传中央领导人的观点而已。邓小平在1989年5月31日针对那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明确地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7页）这就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共产党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所主张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是根本不同的，对于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革是不能混淆的，应该问“姓社”还是“姓资”，必须“继续争论”清楚。

在邓小平之后，江泽民继承和发挥了这个思想，他《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我们坚持贯彻执行的改革开放，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作为鲜明的对照，那些顽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主张的，却是以实现西方资本主义为目的，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背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他们的‘改革开放’，中心就是资本主义化。这当然是党和人民绝对不能允许的。”（《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60页）接着，他在建国四十周年大会上进一步明确指出：“许多事实告诉我们，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种是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一贯主张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即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另一种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要求中国‘全盘西化’的人所主张的同四项基本原则相割裂、相背离、相对立的‘改革开放’。这种所谓‘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我们必须明确划清两者的根本界限。当前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尖锐对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改革开放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个问题上。”（《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618页）1991年在建党七十周年大会上，他更加明确地提出，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强调“不进行改革，就不可能使社会主义制度继续保持蓬勃生机；在改革中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会葬送党和人民七十年奋斗的全部成果。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163页）

可见，《人民日报》和《求是》杂志宣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观点，正是党中央所坚持的正确观点。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刊，宣传、阐述这些观点，完全是理所当然的；而马立诚却把矛头对着党中央的这些马克思主义观点，把它作为“‘左’的东西”、“‘左’的势力”来批判，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马立诚为了给他的谬论捏造“根据”，就胡说“邓小平在谈话中鲜明地批判了‘凡事都要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主张’。”他在这里提到的邓小平的“谈话”，就是指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邓小平在这个谈话中，究竟有没有反对问“姓社姓资”呢？这是必须正确回答的问题。

马立诚的所谓“根据”，就是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在这里，邓小平确实批判那种因为“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以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的“左”的思想行为。但是，他并没有讲不要问“姓社姓资”，而是讲“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也就是说，关键是要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什么是资本主义改革开放的问题。于是他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他讲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综合国力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则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和增强综合国力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这“三个有利于”都是姓‘社’而不姓‘资’的。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内在地包含了坚持社会主义社会基本性质的客观要求，怎么可以说提出“三个有利于”就是不要问“姓社姓资”呢？

邓小平紧接着又论证了如何认识社会性质的问题。他以深圳特区为例，指出：“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373页）这就清楚地表明，邓小平是问“姓社姓资”的，如果不问，又何必要明确肯定“特区姓‘社’不姓‘资’”呢？他还明确告诉我们，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和劳动人民掌握政权这两个根本条件，就能保证姓‘社’不姓‘资’，否则就会发生质变。由此可见，邓小平在批评“左”倾思潮时，不但没有反对问“姓社姓资”，相反地告诉人们，如何正确地分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马立诚无比憎恨宣传社会主义。他在揭批了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之后，发出了如下叫嚣：“太多了，不再引述了。1991年，从春天到夏天，这样连珠炮般的指责，真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气势。”大家都知道，“黑云压城城欲摧”这句成语，现在是用来比喻反动势力造成的紧张局面，或反动势力一时的嚣张气焰。马立诚竟然把宣传社会主义咒骂成像“黑云”一样的“反动势力”、“嚣张气焰”，这就充分暴露了他那种反对和仇恨社会主义的本质。

当时强调宣传社会主义，正是党中央和邓小平所要求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公报，把“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教育，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当前要特别注意抓好的四件大事”之一。（《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545页）邓小平说：“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发生的事件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5、311页）1990年7月3日，邓小平再次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宣传社会主义。他说：“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现在有些青年人总以为外国的月亮圆，对他们要进行教育。”（《邓小平年谱》（下），第1317—1318页）可见，马立诚极力反对并恶毒污蔑宣传社会主义，就是反对当时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妄图使改革开放背离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姓社姓资”问题是绝对回避不了的，是必须正确回答的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最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紧密联系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深入回答六个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能搞资本主义”。《人民日报》2009年1月12日的“理论”版就以此为主题，发表了三篇文章，其中有两篇题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在当代中国搞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倒退》，不正是回答中国只能“姓社”、不能“姓资”这个重大问题吗？这两篇文章的结论是：“总之，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使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历史也已经证明，这一选择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社会主义成功实践继续推进的今天，试图改旗易帜，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这既违反历史，也不符合人心。可以设想，如果在当代中国搞资本主义，势必导致两极分化、党派林立、思想混乱、天下大乱，这将是一场灾难和大倒退。”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是谁也违抗不了的。

二、“反思改革”就是“反对改革”吗？

邓小平在1986年9月2日，对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谈到“改革”问题时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4页）邓小平在这里指明，改革是“要摸索前进”、“不断总结经验”的过程，这实际上也就是“反思改革”的过程。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反思”就是“思考过去的事情，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可是，马立诚等人却认为“反思改革”就是“反对改革”。说什么“郎咸平旋风”是“明星学者掀起质疑改革的巨浪”，“煽动民众否定改革”；“刘国光旋风”使“姓社姓资风波再起”，“社会上出现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究竟如何评价在“反思改革”过程中的“郎旋风”和“刘旋风”，这是有关改革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大问题，不能不分辨清楚。

所谓“郎旋风”，是指从2004年8月郎咸平教授因质疑国有资产流失，受到一些自称为“主流派”的经济学家群起而攻之，而一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专家学者支持郎咸平的观点，反对利用“产权改革”侵吞国有资产，大搞私有化，这就形成了学术界、思想界的一场大讨论，刮起了一场大“旋风”。这是一场关于国企产权改革方向和国有资产流失的全国性大辩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要弄清楚有没有国有资产流失？该不该让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对于这个问题，当时任国资委副主任的李毅中的多次讲话，可以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他在2003年11月2日讲话时，用“心情沉重”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列举当年从3月初到10月底，在多个省市出现的一场地方国有资产出售的浪潮，并痛斥其中的种种不规范现象，“有些地方低估贱卖，一卖了之，甚至内外勾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严重”。对于在国企产权改制中推行MBO、经营者收购，李毅中指出：“由于没有规定和制度，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到底经营者持多少股合适？大家都有争议。如果经营者持股比例过大，就有可能出现和俄罗斯一样的情况，最后使国有企业改制成了少数经营者持股的现象。”这就表明，在国企改革中，确实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产权“私有化”的问题。因此，质疑国有资产流失，反对MBO，并不是“攻击国有企业改革”，而是为了纠正国企改革中的某些错误做法，使国企改革走上正确的轨道。

事实上，正是由于这场大讨论，才引起了国务院国资委和全国人大对国企改革中问题的重视，并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最为明显的是，2004年9月29日，国资委研究室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坚持国企改革方向，规范推进国企改制》长文。这时候发表这篇代表国资委的文章，当然是作为他们对这次讨论的回应和表态。这篇文章在肯定近年来国企改革道路的同时，指出了在改制中出现的问题：批评了那种把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演绎为“国退民进”，主张“国有经济从一切竞争性领域退出”；批评了把国有企业作为包袱急于甩掉，一卖了之，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特别是着重批评了管理层收购中的种种弊端，损害投资人和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引起了一些不稳定因素，并明确肯定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大企业不宜实施管理层收购并控股。11月3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积极评论了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大讨论，并坦言MBO是个问题。后来，在12月15日结束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国资委主任进一步表示大型国企不能搞管理层收购。这场大讨论，也引起了全国人大的重视。针对当时一些国企改制为非国有企业时存在的侵害职工合法权益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在向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作报告时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改制为非国有企业方案，必须提交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充分听取职工意见。次日吴邦国委员长又予以重申。由此可见，“郎旋风”对国企改革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是立了大功的，怎么可以倒打一耙，反诬它“煽动民众否定改革”呢？

对于“刘国光旋风”，马立诚也是竭尽其攻击之能事，说什么“刘国光的言论，在我们已经熟悉的‘左’的朋友当中博得满堂彩”。试问，“刘国光的言论”和支持“刘国光的言论”都是“左”吗？非也！

马立诚首先把矛头指向刘国光教授在2005年7月关于《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的长篇谈话，认为它是“重磅炸弹”，是“大幅向左转”的标志。那么，这篇谈话究竟讲了些什么呢？刘教授认为，在当前的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边缘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是指导、主流，西方经济学是参考、借鉴，对待西方经济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应有正确的、科学的态度。经济学的教育既是意识形态的教育，也是分析工具的教育；所谓经济学的“国际化”，不能排斥马克思主义，向西方经济理论接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是以西方理论为指导的说法不符合实际，也会误导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在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领域，要从教学计划、教材研究队伍、领导权等方面，克服、解决一些倾向性问题。此前，他在2005年3月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的《答辞》中，已经阐述了这些基本思想。他认为改革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是不容割裂的有机统一体。好像这些年来，我们强调市场经济，是不是相对多了一点；强调社会主义，是不是相对少了一点。”他还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认为“部分传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士，力求使它在中国也居于‘主流’地位，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种情况需要关注”。我们认为，作为对中国改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的刘国光教授，能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本着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对改革进行实事求是的“反思”，是难能可贵的大好事，一切正直的有良心的中国人，对此无不拍案叫绝！

但是，马立诚却反其道而行之，大讲“刘旋风”“受到了多方质疑”和“批评”，并竭力宣扬高尚全、晏智杰、吴敬琏、皇甫平等人的错误言论，用以批判刘国光的正确观点，完全是是非颠倒！

他说：“北京大学教授晏智杰在12月8日的《社会科学报》上说：过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统天下，到今天与西方现代经济学两家并重，是一个历史进步。”那我们就来看看它是什么样的“历史进步”？该文针对刘国光的谈话说：“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大量涌入，在经济学教学研究中事实上形成了西方经济学与以《资本论》为经典的经济学并重的局面，但刘国光同志断言所谓并重就是为西方经济学泛滥大开方便之门，就是取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我并不这么认为”；“从一统天下到两家并重，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这种“并重论”实际上就是取代论，就是企图用西方经济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事实上，在我国西方经济学的地位不断上升，已经泛滥成灾，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不断下降，正在被边缘化。可见，“并重论”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的谬论，是一种历史倒退论，怎么会成为“历史进步”呢？

马立诚还大肆推销高尚全的所谓批判新自由主义就是否定改革的观点。他说：“2005年9月26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当前，有人借所谓的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对改革形成了干扰。’”在此前后，高尚全还多次公开反对批判新自由主义，认为批判新自由主义是对改革的“干扰”和“否定”。如此说来，改革和批判新自由主义是完全对立的，要坚持改革就不能批判新自由主义；要批判新自由主义就会“否定改革”，这真是奇怪的逻辑！如果确实如此，那只能表明他们所谓的“改革”和新自由主义是一路货色，否则，怎么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呢？！

马立诚为了给自己壮胆，还引用了这样一大段话：其实，早在这一年的2月25日，温家宝总理邀请专家座谈《政府工作报告》修改稿的时候，高尚全就提出，要“排除干扰，坚持改革”。他当时说：“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排除干扰，千万不能因为批判新自由主义而否定改革，千万不要上当，否则会有灾难性的后果。”会议结束时，温家宝说：“在这样的座谈会上，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这一点尚全同志是很清楚的。”会议结束后，回良玉副总理握着高尚全的手说：“你讲得很好，不改革就没有出路。”高尚全对记者详细叙述这个过程，并且同意报纸把它发表出来，马立诚又要再一次加以渲染，看来是想制造某些高层领导人是反对批判新自由主义的迷雾，借以阻塞批判新自由主义的言路。这完全是枉费心机，因为真理和谬误，并不是由权位来决定的。这恰恰暴露了他们色厉内荏，心虚得很。

其实，我们批判新自由主义绝不是“干扰”改革，反对改革，而是为了排除改革中右的干扰，使改革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对此，邓小平早在20年前就指出：“这八年多的经历证明，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成功的，总的情况是好的，但不是说没有干扰。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的社会性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8—229页）邓小平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西化”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右的干扰，要保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反对“西化”。我们知道，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西化”、搞“和平演变”的重要理论武器。胡锦涛在2000年初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就强调要警惕西方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战略。他说：“美国和西方其他一些国家通过他们控制的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和国际游戏规则，推行以新自由主义和贸易自由化为旗帜的全球化战略。”在2005年底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同志又提出，批判新自由主义要长流水，不断线，抵制新自由主义对经济改革的负面影响。据此，批判西方新自由主义，正是为改革排除干扰，防止“西化”，保证社会主义方向的重要手段，怎么会变成“干扰”改革、反对改革呢？那些鼓吹批判新自由主义就会否定改革的人，正是为了干扰社会主义改革，把改革引向资本主义方向。

马立诚还引用皇甫平《改革不可动摇》一文，说什么现在“社会上出现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他们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上纲为崇拜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加以批判和否定，我们似乎又面临着一轮改革姓社姓资争论的轮回。”他引用这段话，是想借以得出刘国光问“姓社姓资”就是“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荒唐结论。因此，他紧接着皇甫平的言论之后，就说：“引人注目的是，刘国光又重新提出了姓社姓资的问题。他在……《我国改革的正确方向是什么？不是什么？》说，争论的核心不是坚持不坚持改革的问题，而是坚持什么样的改革方向的问题，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方向，还是采取资本主义私有化的改革方向？这是又一场姓社姓资的争论，这是回避不了的问题，想回避是天真。”在这里，他略去了刘国光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是坚持邓小平开创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方向，还是假借‘拥护改革开放的旗帜，把中国引导搞资本主义的改革方向？’”这就表明，在改革中问“姓社姓资”是邓小平的思想，并不是刘国光的独创，你们名为反对刘国光，实乃反对邓小平。刘国光在该文谈了“姓社姓资的争论”之后，接着就回答这场“争论”之所以“回避不了”，是因为“人家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来攻你，又用‘非意识形态化’来麻痹你，叫你回避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可以吗？在关系国家人民命运的大问题上，提倡‘非意识形态化’，‘非政治化’，只能骗骗没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关于“改革方向”问题，在该文之前，刘国光教授就撰写了《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读胡锦涛同志3月7日讲话有感》一文。人们都知道，胡锦涛在2006年3月7日参加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会议时，强调“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当时，人们对“坚持改革方向”有不同的理解，引起了争议。刘国光教授对此讲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锦涛同志讲话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体会，他讲的‘坚持改革方向’，毫无疑问，是邓小平开拓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方向，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方向。这个改革方向，能够保证我们国家走向繁荣富强，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因而能够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是完全符合邓小平理论的。邓小平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138、379页）同样，这也是对胡锦涛讲的“坚持改革方向”的唯一正确的理解。谓予不信，有胡锦涛自己的讲话为证。他在2007年12月17日讲到“改革开放的性质”时说，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绝不是要改掉社会主义制度”。（《求是》2008年第1期）后来，他《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当谈到“始终保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时说，“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并强调“我们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求是》2008年第24期）这就清楚地表明，我国的改革开放，必须遵循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反对资本主义方向。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否则就会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

但是，现在有些主流媒体竟故意淡化甚至歪曲改革开放的性质和方向，只是笼统地提“改革开放”，认为改革就是方向，矢口不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方向，这是应该引起特别重视的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人民日报》从2008年12月1日至9日，先后发表了六篇“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评论员文章，大讲“改革开放成就巨大”，造就了“中国奇迹”，“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没有一篇文章讲到“改革开放的方向”是什么，没有一次讲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更没有一句讲到改革开放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甚至在不能不讲“坚持社会主义”时，也要设法把它砍掉，这样问题就大了。大家都知道，邓小平在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中有一段名言：“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而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第一评中，却把“四个不”中的第一个“不”，即“不坚持社会主义”砍掉，说什么“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如果不发展经济，如果不改善人民生活，如果不奋起直追，只能是死路一条。”这样一“砍”，是不是想告诉世人：什么都重要，就是“社会主义”可以不要，“不坚持社会主义”，照样可以活得很好？这不是公开地和邓小平唱反调吗？邓小平多次强调：“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就呜呼哀哉了！哪里还有现在的中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6页）“总结历史经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分重要，特别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绝不能放松，否则我们非垮台不可。”“如果走东欧这条路，中国就完了。东欧发生的事情说明中国的‘四个坚持’是搞对了。”（《邓小平年谱》第1295、1315页）这就充分表明，在邓小平那里，“改革开放”是非常重要的，但它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离开这个前提，“我们非垮台不可”，“中国就完了”，“就呜呼哀哉了”。可是，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竟然发表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评论员文章，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三、批“民主社会主义”是“左”得“激动过头”吗？

该书大肆赞扬《炎黄春秋》杂志，认为它坚持“客观公正，对人对事公平”，“经得起历史检验，得到人民认可”。该书对《炎黄春秋》在2007年“2月号发表谢韬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以下简称《前途》）”，用肯定的口气大量引用其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竭力反对批判那些错误观点。说文章发表后，“引起广泛关注和议论”，“‘左’的朋友看到这篇文章，跳起脚来大骂。他们费了番联络和准备的工夫，在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先后召开10次会议批判《前途》。诸多发言者激动过头，调门一个比一个高。‘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篡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妄图打倒共产党’等等大帽子漫天飞舞，完全没办法心平气和地讨论”。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炎黄春秋》发表的《前途》一文，究竟是不是“客观公正”、“经得起历史检验”；对《前途》的批判是不是“左”得“激动过头”？

大家知道，谢韬的这篇长文，在《炎黄春秋》发表之前，就以原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在一些网页上刊登，并广为流传。它妄称“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创者”；“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所谓‘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等等。这样，它就对马克思主义来了个是非大颠倒，从根本上完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他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毛泽东、邓小平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此文却反其道而行之，说什么“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才有前途，这是关系国家命运的特大问题，当然会“引起广泛关注和议论”。

《前途》发表后，北京某些颇有影响的单位，联合召开了几次“民主与社会主义”专题研讨会，那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的人，在会上大肆赞赏谢韬的文章，竭力为之张目，说什么“我同意谢老关于马克思的正统是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谢老的文章惊世骇俗，振聋发聩，是一篇很好的启蒙文章，一启民主之蒙，二启马克思主义之蒙”；“谢韬文章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次拨乱反正”；“谢韬的文章……在当代历史上的意义超过真理标准讨论。因为它所提出的是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即所谓‘挖祖坟’问题”；“马克思主义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这个‘乱’要从列宁说起”；“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叫做科学社会主义，其实也是空想，社会主义全是空想”；“我们好不容易把两个凡是打破了，现在出来的四个凡是——凡是碰到四项基本原则，都不行”；“以前我们常常听说‘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现在回过头去审视历史走过的轨迹就会发现，恰恰是‘消灭私有制’的口号和追求才真正成了万恶之源”。他们还提出什么“新式社会主义”，包括所谓人民社会主义、幸福社会主义、功能社会主义等等，实际上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谢韬在会上听到了这些右派朋友的吹捧之后，得意地讲出了自己写这篇文章的真实目的。他说：“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中国向何处去”？“我这篇文章，回避了一些尖锐的现实问题，有些问题没有说透，预留出发挥和讨论的空间。”“我就要求能够从这篇文章打开一个缺口”，“允许公开讨论”，“探索出中国发展的光明大道”。这充分暴露了他们的险恶用心，就是要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完全背叛科学社会主义，把中国引向“民主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邪路。

他们这样“跳起脚来大骂”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激动过头”地宣扬“民主社会主义”，马立诚在书中竟讳莫如深，避而不谈，却对于批驳谢韬谬论的人恨之入骨，说什么“‘左’的朋友”“激动过头”，“跳起脚来大骂”，“大帽子漫天飞舞”。这就清楚地表明，马立诚是站在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之上，来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相对抗的。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马立诚在该书中宣扬了谢韬那些错误观点，并作一些简要的评析。

该书说：“《前途》认为，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资本论》第三卷改变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这段话，是谢韬对《资本论》第三卷中的一段话作歪曲解释之后得出的错误结论。《资本论》是这样说的：“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马克思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由于股份制的出现，通过这个“过渡点”，资本主义私有制向“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过渡就更为方便了，并不是说私有制已经变成了公有制，更不是说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社会主义。因此，该文讲由于股份公司的出现，“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完全是歪曲之词。这里还要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在前面一段话的后边又强调：“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有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这就“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由此可见，该文认为《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资本主义就能完成“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显然是违反马克思的原意的，是别有用心的歪曲。

该书说：“《前途》一文说，这是恩格斯去世前几个月发表的文章，是他最后的意见。恩格斯期待通过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里讲的“恩格斯去世前几个月发表的文章”，是指恩格斯在1895年3月6日撰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一文。因篇幅太长，这里就不再引用原文了。凡是读过《导言》的人，无论如何也得不出恩格斯最后期待的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结论，这只能是毫无根据的主观推测和恶意曲解。恩格斯在《导言》中对无产阶级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并不是否定暴力革命。他认为在无产阶级利用普选权已取得重大胜利的情况下，“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他在论述合法斗争形式重要意义的同时，又特别强调了保留革命权的重要性。他指出：“须知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一无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如果统治阶级将暴力强加于工人阶级时，如果工人阶级的力量已经壮大到可以发动总攻击时，我们将“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进行决定性的战斗。他在临终前还特别强调：“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可见，任何以《导言》作为恩格斯晚年放弃暴力革命，用议会主义代替阶级斗争的凭证的企图都是徒劳的，由此得出恩格斯主张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结论，是根本没有根据的主观臆测。

该书说：“《前途》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起也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前途》说，民主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实行民主宪政、混合所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谢韬在《前途》一文中，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这是从根本上混淆了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扎根于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有质的区别，怎么可以混为一谈呢？他讲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四个特点，更加具体表明它完全是资本主义货色，没有一点社会主义味道。我们知道，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它在政治上必须实行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为人民民主专政）；在经济上必须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这二者为主体）；在思想上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没有这几条本质特征，那就不是社会主义。而该文所讲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特点”，与我们所讲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是完全相反的。他讲的“民主宪政”，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他讲的“混合私有制”（该文在《炎黄春秋》发表时是“混合私有制”，而不是马立诚所讲的“混合所有制”），就是实行私有化，否定公有制；他讲的“社会市场经济”，是排斥“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他讲的“福利保障制度”，则是现在世界各国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都要实行的“制度”，它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种“民主社会主义”，当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十足的资本主义。这种“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吗？不能，它只能害中国。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使苏联由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倒退了几十年，不就是例证吗？

以上就是所谓的“‘左’的朋友”对于被马立诚所赞赏的谢韬的一部分观点的评析和批驳。所有这些，都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之真理来批驳反马克思主义之谬论，根本不存在什么“左”得“激动过头”、“大帽子漫天飞舞”的问题。请问，曾自称是“《人民日报》评论员”的马立诚先生，你不但不反对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观点，相反地公开支持和宣扬这些观点，反对批判这些观点，究竟是哪一家的“评论员”？究竟想把我们党和国家引向何方？这只能把中国引向民主社会主义道路，重蹈苏联由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的老路。

2009年1月20日 完稿

附文3：
点评“马立诚”言论

:中华老英杰

关于马立诚是不是汉奸的问题还是有争论的，多数人认定他是汉奸。但是少数所谓“有文化”，“有教养”的人却认为应该宽容，认为说他汉奸的人是扣帽子，是“粪青”。对此，我还是把马立诚的言论拿出来让大家看看，点评一下再让大家评价。
1. 满洲国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以建立现代法制治国为目标的国家。以五族协和建设皇道乐土为口号，满洲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提高，中国人等的流入也是显著的增加了（《日本不必向中国谢罪》273页）

点评：满洲国真是一个王道乐土啊，估计马立诚就恨日本没有占领全中国，在全中国建立一个王道乐土的国家。不过马立诚的资料来源应该是日本侵略者留下的吧，别忘了就算当时的日本也是一个法西斯专制的王朝。

2. 东京法庭认定日军在1937年（昭和12年）攻打南京时杀害了中国民众20万以上。但是，根据当时的资料表明，当时南京的人口只有20万，而且在日军攻占南京一个月后增加到了25万。这个事件，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疑点，至今仍在争论之中。因为是在战争中间，所以难免会有杀伤，但绝不会是什么大屠杀！（《日本不必向中国谢罪》）

点评：日本人否定南京大屠杀是已经不是新闻了，不过这次跳出来的却是一个“中国人”马立诚，他否定了当初东京国际审判法庭确认的杀害中国平民20万（还有10万战俘），而且还说什么“难免会有杀伤，但绝不会是什么大屠杀”，对此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大家评价吧

3. 简述（因为话多）：马立诚认为：首先，汪精卫是中国政府内部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其次，汪精卫在南京重新建立“维新政府”也是为了解救千百万处于战争深渊中挣扎的人民，挽救濒临崩溃的“国民政府”。再次，汪精卫确实也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甘愿冒被人斥责为“汉奸”的危险，与日本进行和谈的。这其实是“曲线救国”的一种策略。最后，马立诚得出了汪精卫是“民国版的姜伯约”的“高论”，“虽曲身降魏而心存汉室中兴”的“爱国者”！（ 《中日战争的启示与思考》）

点评：惺惺惜惺惺

4. 简述：马立诚认为：日军在占领这些中国城市农村的初期，尤其是没有遭到太多抵抗的地区，纪律大多数是比较严明的，而且也确实为占领区的人民作了诸如发放粮食、修缮设施、开办学校、维持治安等方面的好事，而且日本人对这些地区的管理也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后来由于游击队的出现，是这些地区重新变得不安定起来，因为日军不断遭到袭击，甚至是没有武器的日本平民也遭到了袭击。马立诚说：这种袭击行为对于世界上任何占领国都是不能忍受的耻辱。所以，冲突重新发生，平民伤亡在所难免。而平民的大量伤亡又导致这些平民的家人和朋友更加仇视占领军，所以这导致了“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这一点与现在的巴以局势十分类似。（《中日战争的启示与思考》）

点评：马立诚的逻辑就是：一个强盗抢占了你的家园，你却不能反抗。否则“这种袭击行为对于世界上任何占领国都是不能忍受的耻辱。所以，冲突重新发生，平民伤亡在所难免”。马先生，你把因果关系搞倒了吧，请问：日本人不呆在日本到中国来干什么？

5. 简述：马立诚也承认是日本军队挑衅在先，中国军队还击在后。但马立诚随后话锋陡转，认为中国政府也应该对战争爆发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中国政府过分纵容反日人士甚至怂恿人民进行反日活动。而这也是导致激怒日本的重要因素。（《中日战争的启示与思考》）
点评：马先生再次搞错了因果关系，中国当时为什么会出现反日活动？还不是日本不断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难道你这样做了还要中国政府镇压中国人民反日情绪吗？

6. 中国统一台湾的理由主要是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所以台湾只能回归中国而不能独立……这种说法是缺乏法理根据的（马立诚：中国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对台湾是不公平的）
点评：日本人总想着台湾能脱离中国，马立诚果然考虑到了。

7. 日本人的思维模式有时与中国人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小泉首相参拜
靖国神社是应该被理解的，文化的差异使然，中国不应该干涉，更不应该政治化（接受台湾东视记者采访的发言）
。

点评：日本侵华战争已经不是日本一家的事情了，如果按日本人的思维，东京国际法庭的审判也是不合理的。马先生，请你搞清楚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根据上面马立诚的言论，大家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投票吧。

附文4：
苍蝇吴敬琏对雄鹰马宾的挑衅

—读《南风窗：“遗老”马宾》有感

塞北之雪

如果说马宾是雄鹰，那么吴敬琏则只能是一只苍蝇。最近这只苍蝇对着雄鹰愤怒地嗡嗡了几声。先搜索下两个人物的经历：

百度百科中介绍马宾，安徽省滁州市人。１９３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后任新四军政治部编译组组长，新四军军部军法处科长，中共射阳县委书记，松江省军区民运部部长，中共哈东地委书记，辽宁省委秘书长、民运部部长。建国后，任鞍山钢铁公司总经理、总工程师。１９５６年毕业于苏联西伯利亚钢铁学院。后历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96岁的马宾经历过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等历史时期，立场坚定、视野开阔、理论扎实，更重要是有一般人难以获得的历史经验与实践经验。1930年代，还是地下党成员时，他就与周恩来成了“熟人”。在鞍钢主持工作，毛泽东见到他，干脆将钦定的“鞍钢宪法”谑称为“马宾宪法”。他的复出，则是邓小平极力将他从“文革”泥沼中拔出。马宾“文革”中被拉到沈阳的单人监房里囚禁5年半。周恩来和陈毅分别出来证明，保他清白。邓小平后来亲自点名起复委用。此后，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他又开始了一次世界性范围的工业考察。1979年，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成立，马宾任专职副主任，同事中还有汪道涵和周建南。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1980年后也由一机部外事局局长调任该委副主任。1984年中国经济界的体制改革激辩聚会“莫干山会议”，马宾是级别最高的自发上山者。这次会议涌现了王岐山、马凯、周小川等一批后起之秀。

再看看吴敬琏的简历：

1930年1月24 日生于南京。1942年至1945年，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 1953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

1954-1984年中国科学院(后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1983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1984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4-1988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1986-1987年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1984年至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1990年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评议会委员

1999年 匈牙利 布达佩斯高级研究所(Collegium Budapest)，研究员。1996年 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访问研究员

1994年 美国 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 客座教授。1990年英国 牛津大学 圣安东尼学院评议会成员。1983——1984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 客座研究员。1986——1987年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

1984年至今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其中1984～1989年任常务干事，1985～1990年任动态组组长。2007年吴敬琏等100名海内外英才分别摘取了2007十大系列英才称号。

吴敬琏女儿写的《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书披露了以下事实：

吴敬琏“大义灭亲”，跟当了“右派”的父母坚决“划清界限”，毫不留情“揭发批判”。

吴敬琏“文革”中是“五．一六”分子（“五．一六”是文革中以炮打周总理、大闹打砸抢而闻名的一个组织）。

吴敬琏积极参与了批判孙冶方。（1964年组织批判孙冶方，吴敬琏是最得力的棍子手，用棍子学术模式（包括个人人身攻击）进行对孙冶方的批判。）吴敬链后又同样的方式猛批自己的老师顾淮。

吴敬琏当初“左”到了家，教训老婆不许坐沙发，说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你为什么要坐沙发？而吴敬琏更不止一次对全家人宣布：“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他对女儿往铅笔盒、橡皮上写名字很反感，“不要把这么一点点小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

号称“吴市场”的吴敬琏在十二大开过之后的1983年还在起劲地批判“市场经济”，大骂“从计划经济改变为市场经济”的主张是“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主义论战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反社会主义派的观点相似”。（吴敬琏：《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3年第9期）

当年“左”得出奇，如今右得抓狂；当年“大义灭亲”的“无良心”成了今天的“吴良心”；当年起劲批判“市场经济”的“无市场”成了今天“言必称市场”的“吴市场”；当年连沙发、第二件衬衫都斥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极“左”，如今则右得连资本主义国家都不能容忍——一方面作为国家证券委的评审委员，一方面担任推荐公司上市业务的券商董事：这种“制度性腐败”在西方国家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犯罪行为——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马宾是一位革命家、实践家，既有理论又有实践。而吴敬琏充其量也就是一个趋炎附势的空头理论家，用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批评空头理论家们的那副对子——“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来形容吴敬琏是再合适不过的。可见，吴敬琏是典型的风派投机分子。毛时代及改革初期，吴敬琏则大搞他后来批判地极“左”。等社会风潮改变，到美国留学镀金后，又大搞极右，成为中国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代表人物。吴敬琏等人如何照搬照抄西方的私有化、市场化理论误导中国改革？

从吴敬琏近年若干言论可见一斑：

吴敬琏：改革的目标是欧美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

【来源：2008-9-22   21世纪经济报道】

http://www.21cbh.com/HTML/2008/9/22/HTML_JDS2D5XNROCG_5.html

在“文革”后的探索中,在政界、经济界和学术界对经济体制改革大致提出了四种可供借鉴的体制模式:

(1)后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模式(改良的苏联模式)。以孙冶方、马洪、蒋一苇等学者为代表,形成了主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给予企业更大自主权的学派。

(2)“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东欧模式”)。于光远、苏绍智等学者比较系统地汲取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经济学的成果,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作了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介绍。

(3)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东亚模式”)。二战结束以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采用威权主义的政府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办法,形成带有重商主义色彩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

(4)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欧美模式”)。许多理论界人士,特别是经济学家往往认为,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Public Goods),而不是在市场上提供商品和服务;过多的政府干预会妨碍市场的有效运作并且滋生腐败。因此,他们更倾向于欧美类型的市场经济,即自由市场经济体制。随着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学者愈来愈多,这种思想的影响力也愈来愈大。

欧美模式则为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所向往。

从1984年以后的中国党政领导机关的文献可以看到,在对改革目标作理论论述时,大体上采用模式(4)的语言;而在规定具体措施时,则有更多模式(3)的内容。

摘自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历程的制度思考》

吴敬琏的改革方向就是资本主义

“东亚模式往往为官员们所钟爱，而欧美模式则为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所向往。”“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显然包括吴敬琏，也可以说吴敬琏是用“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指代他自己。说白了就是：吴敬琏向往欧美模式。

他主张“要建立的新的经济体制就是在现代国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经济”，他心中的“现代国家”显然是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

 “政治改革必须加快。宪政、民主、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上层建筑保证。中共十五大提出建设法治国家和十六大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承诺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许多个年头。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必须从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

吴敬琏：腐败两极分化与市场经济无关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腐败，这个腐败是怎么来的？有人说是因为市场经济造成的腐败；有人说不是。在我看来就不是因为市场经济，而是改革没有到位，或者是改革遭到了扭曲。

吴敬琏反对给富人征税缓和两极分化

吴敬琏认为“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诱因是“腐败、垄断等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反对市场经济自发产生两极分化的主张，反对“限制企业主、中高层经理人员、专业人员等‘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对其课征高额累进税”的主张，认为是“完全是开错了药方”。---吴敬琏2006年5月《收入差距过大的症结》

吴敬琏反对国企

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化改制作出决定后，国有经济的改革有了很大进展，但到了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改革似乎就停顿不前了。有些地方更以"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等为借口，搞"国进民退"的"二次国有化"或者"再国有化"。  摘自《中国改革向何处去》  发于2008年11月《同舟共进》

吴敬琏拒绝反思市场换技术

吴敬琏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舆论，对‘市场换技术’政策提出质疑，说改革开放多年了，市场逐步被外资占领，但技术却没有换到，所以这个政策是错误的。我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片面。（6月19日《南方日报》）

吴敬琏这个脑残对市场经济的迷信达到令人可笑的程度，很早就获得“吴市场”绰号。他甚至认为两极分化、腐败的出现与市场经济无关，认为只有进一步私有化市场化美国化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对哪怕是用给富人征税的方式调节两极分化--这些抑制市场经济弊端的国家调控措施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常见的。即便是最近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党建决议，也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共产党的重要考验。可吴敬琏却大言不惭地说，共产党的腐败、国家的两极分化与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理念、私有化市场化等改革无关。吴敬琏就是如此极端地、赤裸裸地迷信市场，只有两种可能性：1、吴敬琏是脑残。2、吴敬琏是绝大网民分析出的间谍、经济杀手。如果从善意出发，我们只能认定吴敬琏是脑残分析。

让吴敬琏那样的脑残或者间谍指导中国改革，是中国人民有史以来最大的悲剧。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成为悲剧，正是由于吴敬琏这种投机分子在运动中大搞破坏。没想到的是，改革开放后，吴敬琏仍然大耍他常用的“罗织罪名”、抓辫子、打棍子的卑鄙手段。

比如国庆前后，吴敬琏在《财经》杂志发表《中国经济六十年》一文，向他的所谓领导人献媚，对马宾进行恶毒攻击：

“改革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发表讲演，印发书刊，组织“学习”，重弹他们在1989年－1991年大争论中唱过的“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旧调，指责改革的市场化方向。他们把中国改革说成是“由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指责改革的领导人是“背叛了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走资派”和“资改派”：“一是经济上继续推行私有化”；“二是在政治上继续推行自由化”，……他们还攻击说，当前医疗、教育体制存在的弊端以及国有资产流失、贫富两极分化乃至矿难频发等问题，都是由这种市场化的“资改路线”造成的。”

吴敬琏文中强调马宾指责了吴敬琏心目中的“改革领导人”，似乎是呼吁他心目中的改革领导人出面对马老采取措施。脑残吴敬琏似乎不知道，以马宾的资格资历，即便是说了一些领导人所反对的过激的话，领导人对这位昔日自己的老上级、老领导、革命老前辈、改革元勋也只能毕恭毕敬地听着，不能采取任何措施。更何况提意见是共产党员的基本权利。吴敬琏的这种心态，无意中暴露他不仅仅是资本的走狗，还是权贵奴才的本来面目。

吴敬琏口口声声攻击马宾僵化、守旧，是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但是，当马宾在文革中受苦受难时，吴敬琏正在搞极左投机革命，没受到任何挫折，反而打击迫害了不少其他人。八十年代初马宾热心改革开放，将改革视为继续革命，成为改革开放的一线人物，被外界评价为“思想很解放”，成为“莫干山会议”级别最高的自发上山者，王岐山等人相比马宾还只是初出茅庐者。而此时（83年左右），吴敬琏还在大搞后来他所批判的“极左”，所以更是默默无闻的小卒。等吴敬琏看到风向不对，在美国接受洗脑，摇身一变成为“吴市场”，大搞极右时，马宾反而没有像这个投机者滑得那么远。很明显，随着私有化、市场化改革的逐渐深入，两极分化、腐败等现象日益加重，中国出现了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的这些现象。中国越与美国接轨，权力资本化、两极分化的现象愈加明显。这些本来都是常识问题，一个号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竟然按照违背马克思主义常识的理论搞私有化、市场化，可谓大笑话。吴敬琏宣称，腐败、两极分化与私有化、市场化无关，而是私有化改革、市场化改革不够的结果。这种说教恐怕他的美国主子都不会认同。吴敬琏之所以成为主流，主要是因为国际垄断资本与国内新生的权贵资产阶级需要吴敬琏鼓吹自私有理、私有化市场化有理的理论，所以整天让吴敬琏误导改革，让吴敬琏天天在主流媒体上表演皇帝的新衣。吴敬琏之类用自己的行动，论证了毛主席晚年理论的正确性：中国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马宾正是看到了这种危险的现实才逐渐调成自己的思想。从一个文革受害者变成毛泽东的坚定拥护者。

可以说，没有吴敬琏的“极右”，就没有吴敬琏所污蔑的马宾的“极左”。如果不是在吴敬琏的误导下，国有企业被资产阶级瓜分、国家骨干产业被外资控制、工农阶级经济上成为剥削阶级的的奴隶，政治上丧失了管理国家事务、监督国家官员的权力、两极分化世界前列、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产业化等等一系列资本主义复辟场景的出现，促使了毛泽东热的回归。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吴敬琏真的拥护共产党，拥护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念么？看吴敬琏迷信美国体制、反对社会主义的所言所行这是不可能的。历史已经定性—吴敬琏，这个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共产党和共和国的颠覆者、瓦解者。也许马宾有过于激烈的言论，但其主旨，无非是捍卫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无非是捍卫《宪法》《党章》的精髓——走社会主义道路、公有制经济要占主体、工人农民是国家主人等等。马宾--毫无疑问，和晚年反思改革、回归毛泽东的陈云、李先念、王震、薄一波等一大批元老一样，既是共产党与共和国的奠基者，也是共产党与共和国的维护者。让吴敬琏这样的颠覆者、瓦解者在众多主流媒体上公开地恶毒攻击马宾这样的奠基者与维护者，难道是末代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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