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国家财政改革
——三评《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施树民
马立诚先生在“巨制”代序里说，中国当前有个“历史热”，但“在人人说历史的大热中，对中国改革史的阐述极少，这是一个遗憾”。为了凑热闹，笔者在“二论”中写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改革的案例，觉得意犹未尽，“三论”中再写一个，就是汉武帝实施盐铁专卖，均输平准，即国家财政改革的事迹，能不能减轻马先生的“遗憾”是难说的，反而使他更加“遗憾”起来也说不定。
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开初是汉武帝刘彻为缓解国家财政困难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后来成为汉王朝的重要理财政策，很受史家的注意。
“制四海安边足用之本”
《史记·平准书》，比较全面和客观地记述了汉武帝刘彻出台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一系列财政改革措施的背景，以及实施的情形和结果。刘彻采取这一系列措施的直接原因是为了筹集军费，把已经开始的对匈奴战争进行下去。
公元前133年，刘彻抛弃汉初以来一直奉行的与匈奴“和亲”政策。公元前128年和公元前127年，卫青率数万骑出击，收复秦末被匈奴侵占的黄河河套南部地区，设置朔方和五原两个郡，征发十万人筑朔方城。此举粮食消耗巨大，运粮耗费惊人，“漕（水路运粮线路）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巨万”。此后四年，卫青“比岁十万众击胡”，光“斩捕首虏（斩首捕虏）受赐黄金”就需二十万金（黄金一斤值一万钱，二十万金即二十万万钱，汉一斤合今0.258公斤）。公元前119年，汉寻找匈奴主力决战，卫青、霍去病各率骑兵五万出塞，随军私马四万匹，远送辎重的步卒数十万。两军都深入大漠一、二千里，卫青到达寘颜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纳拉特山），霍去病到达狼居胥山（今内蒙古苏克特旗北），“所杀虏匈奴合八九万人，而汉士卒物故亦数万”，出征时马匹十四万，回来剩下不到三万匹。
文、景留给刘彻的积累，十余年时间耗费殆尽，国家财政陷入困境。对此，史书上多有记载：公元前127年，“府库并虚”；公元前123年，“大司农经用竭，不足以奉战士”；公元前120年，“县官（朝廷）大空”。对匈奴的战争要打下去，必须开辟新的财源。
增税加赋，是统治者最常用的敛财手段，刘彻当然也会这么做。汉初，未成年人的“口赋”，七至十四岁每年每口二十钱，刘彻提前至三岁开征，每口增至二十三钱。光这一项，老百姓就承受不了，竟至于“生子辄杀”。这是汉元帝时一位大臣在上书中为谏减口赋举出的论据，话可能说过了头，但至少告诉我们，那时候老百姓很穷，不可能从他们那里榨取多少油水。
但巨商大贾有钱，《史记·货殖列传》开列着长串豪富名单，犹如现在的福布斯富豪榜：
临邛（今四川邛山县）卓氏，“即山鼓铸”，“倾滇蜀之民”，“僮千人，田地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临邛另一富商郑程，以冶铁起家，“富埒卓氏”。
南阳孔氏，“大鼓铸，富至数千金”。
鲁曹邴氏，也以冶铁起，富至巨万。
齐刀间氏，逐渔盐之利，起家数千万。
洛阳师史，以贩运致七千万。
京郊任氏，以囤粮富，富延数世。
其它，还有以畜牧致富，以高利贷致富，甚至有以“弄法犯奸”致富的，不可胜数，“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
诸侯豪强更有钱。诸侯大者，“连城数十，地方千里”。据发掘长沙马王堆汉轪侯家墓的考古工从随葬品推断，这个仅封七百户，名列第一百二十位的小侯所聚敛的财富，文帝时已达到一个亿，相当于两吨半黄金。
刘彻本不想一下子就和巨商大贾的关系搞得很紧张，出台盐铁专卖等政策之前，他推出过两项非强制性的激励措施，希望巨商大贾和豪强能自己掏钱，“佐国家之急”。
一是鼓励有钱人出钱买官和赎罪。公元前123年，创设武功爵，共十七级，八级以下出卖，起级十七万，价格随级别提高而提高，计划卖三十万金。买爵至一定级别可以补吏，吏入粟可以补官。出钱赎罪以罪之轻重论价。卖爵敛钱，汉初就干。晁错用这办法还真为文、景解决了点问题。但刘彻不是文、景，他花钱如流水，这点钱不顶什么用。而且，晁错只卖爵，危害不大，爵只是一个荣誉头衔。卖官、卖放罪犯，代价就大了。出钱买官的，要加倍捞回去，出钱赎罪的，会更加肆无忌惮危害社会，无异于饮鸩止渴，得不偿失。
二是用近似后世旌表的办法，号召有钱人向国家捐钱。有个叫卜式的，善于牧羊而致富，自请捐出一半家产。武帝派人问他，是不是想做官，回答说不为做官，又问他是不是有冤要申，回答说没有冤。卜式说：“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有财者宜委输，如此匈奴可灭也！”公元前121年，武帝授卜式中郎，爵大庶长，赐田四十顷，后又提升他当御史大夫，将他树为输财报国的榜样，“布告天下，使明知之”。然而，卜式似乎充其量只出现了一个，其它有钱人都无动于衷，不买皇帝的帐。他们当然不是不懂得，有了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才有统治阶级成员个人利益这个简单的道理，但他们就是一毛不拔。国难到来的时候，统治者必然要说些鼓励人们爱国的话，如卜式说的“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后世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类。但那些话是他们用来教育小民的，他们要小民爱剥削和压迫他们的国家，他们自己呢，却并不爱。
刘彻虽无缘聆听二千多年后马先生“改革需要妥协”的教诲，但也向巨商大贾伸出过妥协的手，是巨商大贾不乐意妥协，“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刘彻别无选择，一系列向他们夺利的措施，从与匈奴决战的当年，即公元前119年开始，陆续出台。
（一）朝廷铸钱
铸钱，汉初放任诸侯豪强和巨商大贾自由进行，刘彻决心将其收归朝廷。为解燃眉之急，刘彻于公元前119年发行两种大额货币。一是在一块一尺方的白鹿皮的四周绣上彩色丝边，称“皮币”，值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衬托）璧，然后得行”。二是用银锡合金制币，“大者圜之，其文龙，直三千，次方之，其文马，直五百，小者椭之，其文龟，直三百”，称“白金三品”。公元前115年，又“悉禁郡国铸钱，专令上林三官（三个管理机构）铸”，“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朝廷每年用十万人（徭役充任）采铜，在上林铸钱，收入巨大。
（二）“算缗”和“告缗”
公元前119年，武帝令商人“各以其物自占（自报资产额），率缗钱（‘缗’串钱的绳子，‘缗钱’即资产）二千而一算（一算合一百二十钱，即二千资产纳税一百二十钱）”。为打击逃税，公元前117年又发布“告缗令”：瞒报或少报资产额的，“戍边一年，没入缗钱，如能告之者，以其半畀之”。“算缗”和“告缗”令实施以后，“得民财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
（三）盐铁专卖
公元前119年，孔仅和东郭咸阳上书，禁豪强和巨商大贾“擅斡（垄断）山海之货”，大司农向各地派驻盐官和铁官，盐实行民煮、官收、官运、官销，为监督和控制盐的产出，规定民间煮盐，必须使用盐官提供的器具，称“牢盆”。铁的采冶和销售全部由国家垄断。“诏民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在左足系一个六斤重铁块，似脚镣）。
（四）均输平准
大农在各地设均输官，在京师设平准官。均输官按照前时商贾贩运价格向郡国折收贡赋，用收来的钱收购当地货物，运往京师或运往缺乏地区出卖，运输工具由国家提供，人力由徭役充当。平准官决定物价，“受天下委输”。“大农诸官（管理机构）尽笼天下货物，贵则卖之，贱者买之”，夺取商人之利。
这些措施实行以后，国家的财政状况奇迹般地改善了。《汉书﹒食货志》记载：“一岁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刘彻的钱袋确实满了，他踌躇满志。对此，史家有一段很生动的描写：
元封元年（公元前101年）年初，他亲帅“十二部将军”，“勒兵十八万，旌旗径千余里”，出长城，北至单于台（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临北河，遣使者告匈奴单于：我亲自领兵到了你的家门口，你有胆量，咱们就较量较量，否则就尽早臣服，何必躲在漠北苦寒之地呢！单于当然不敢和他较量，“上乃还”。
盐铁专卖、均输平准增加了国家收入，保证了对匈奴战争的全面胜利，也帮助刘彻完成了扩边大业，初步奠定了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辽阔的疆域基础。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定西南夷”，建武都等五郡（今贵州、四川、甘肃部分地区），又南“定越地”，建南海等九郡（今两广、海南岛大部分地区及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北部）。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东越（今福建、浙江一带）降，刘彻说“东越险阻反复，为后世患”，迁其民于江淮间。太初四年（公元前110年），汉开始在今新疆罗布泊一带建亭障，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年60年）正式设立行政机构，其行政长官名都护。
刘彻和秦始皇一样，酷爱大兴土木和到处巡游视察。公元前115年，刘彻“起百梁台，高二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公元前104年，台焚于火，筑建章宫，千门万户，规模比百梁台大得多：东为凤阙，高二十余丈，西称“唐中”，虎圈数十里，北辟大池，名“太液池”，池中渐台高二十丈，并筑蓬莱、方丈、瀛洲、壶梁，“像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南门立神明台、井斡楼，高五十丈。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到后元六年（公元前88年）二十五年间，武帝巡游二十六次，其中去泰山封禅七次。第一次封禅于公元前110年正月出发，“先礼祭中岳（今河南嵩山）太室，而后东巡海上，行礼祭八神”，四月至泰山，行封禅礼，又“北至碣石（今河北昌黎北），巡辽东，历北边”，五月还，行程一万八千里，光途中赏赐，就用帛百万匹，“钱以亿万”，全部由大农从当年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的收入中支付。如果没有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的收入，这两项巨额支出就要摊在农民或其它平民头上。
汉武帝在历史上的作为，和秦始皇很相似，“秦以之亡”，汉却“以之兴”。究其原因，《通鉴》概括说，是因为刘彻“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能改，顾托得人”。洋洋七条之多，都有些沾边，但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根本原因是刘彻比秦始皇会理财，他懂得从解决财政问题入手，采取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一系列向巨商大贾和豪强聚敛的措施，使国库充实起来。史家说，桑弘羊主持的那些事业，是“制四海安边足用之本”。而秦始皇只知道残酷压榨老百姓，《汉书﹒食货志》说，“秦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为保卫关中，从全国征集五万人在咸阳受训，教习骑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秦政府从郡、县调集饲料和牧草，又令全部五万人自带口粮，“咸阳三百里内不准食其谷”。国库如此匮乏，又如此折腾，怎能不垮？
取有余而补不足
桑弘羊说，盐铁专卖、均输平准，能调济余缺、平抑物价，使“万物不得腾跃”。据实而言，那不过是一种标榜。刘彻采取那些措施，主要是为了使国库充裕起来，即使桑弘羊真有那样的初衷，实际推行中也会走样和大打折扣。老百姓从官商还是从私商那里购买盐铁，购买生产、生活必需品，同样受盘剥，没有多大差别。当时就有人指责专卖的盐铁质量差、价格高，还强迫购买。当然过去私商倾销的盐铁，质量也不一定好，价格也不一定低，老百姓不可能从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的市场上直接得到多少好处，大概也是事实。但是，间接的好处有没有呢？
封建社会里，农民和手工业者是社会财富的直接生产者。他们的劳动成果，除了用于维持自身生命和生命再生产这一部分以外，剩下的，我们姑名之曰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成果（马克思称其为剩余价值）。劳动者剩余劳动成果的一部分以赋税的形式进入国库，另一部分落入诸侯豪强、大小官吏、地主商贾的腰包。
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工具，但它还有一种调节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关系的功能。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的实质，是运用国家权力和市场手段，向巨商大贾和诸侯豪强夺利，把本来进入他们腰包的劳动者剩余劳动成果的一部分，挪进国库。这种调节虽然只是在剥削阶级内部进行，但与普通老百姓的利益也有联系。国家从诸侯豪强、巨商大贾那里取得的多了，老百姓的负担或多或少可以有些减少，国库增加的收入，除了供统治者挥霍外，也或多或少有一部分用于普通老百姓的事业。盐铁专卖，均输平准，和朝廷公开卖官鬻爵，允许出钱赎罪的措施一样，客观上起到取有余而补不足的作用。晁错在给文帝“入粟以拜爵除罪”的上书里说：“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取于有余供主上之用，则贫民之赋可损。”一个封建王朝，如果有办法让富人拿出钱来，尽量少加重穷人的负担，社会就能比较安定。但是真做起来很不容易。向富人要钱，无异于与虎谋皮。
在封建社会里，人民必须无偿向国家提供租赋和徭役。徭役，包括兵役和力役，汉初都比较轻。兵役一项，规定男子在二十五至五十六岁这个年龄段内，从军一年。武帝为征伐匈奴，增至二年，而且因为战事频繁，士卒大批伤亡，老百姓的付出难以估计。力役方面，武帝时范围和强度都显著加大，连朝廷铸钱、采石冶炼、官营运输也使用徭役。租赋，包括田租和人头税，汉初也比较轻，田租，景帝前“十五税一”，景帝减至“三十税一”。刘彻有没有提高，史籍上没有记载，想来他是会找理由多搜刮一点的。人头税，汉初十五岁至六十岁男女，每人每年征一算，即一百二十钱，称算赋，文帝减为四十钱，武帝恢复一百二十钱，对未成年人征口赋，武帝也有提高。但有一条底线不能突破，就是不能逼得农民离开土地。如果农民大批离开土地，战争所需要的粮食征集起来就更困难了。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实施之后，汉王朝就不再加赋，保持了社会的稳定。新开发地区和边远地区负担更轻。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灭南越，他明令番禺（今广州市）以西至蜀十七个郡，“以其俗毋赋税”，政府开支，“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盐铁助赋，故能赡之”。
古代，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是很弱的。武帝建元三年至征和三年（公元前138年至公元前90年）的四十八年中，发生大水灾四次、大旱灾六次、霜雪之灾三次、蝗灾四次。大灾之年，人民无以为生，到处流动，引起社会震荡，最高统治者多为之忧虑。能不能比较有效地进行缓解，视国家财力而定。
盐铁专卖、均输平准也是汉王朝救灾渡荒的需要。《史记﹒平准书》记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即盐铁专卖等出台的前一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廥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贷假。尚不能相救，乃徒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今内蒙古河套一带）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这场特大水灾，是促使汉武帝下决心采取盐铁专卖等一系列聚财措施的重要诱因之一，这些措施，不但为这次，也为以后救灾提供了充分的财力、物力保证。
汉武帝在水利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比较显著。他大规模兴修水利，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盐铁专卖，均输平准。
元光元年（公元前133年），黄河匏子口（今河南濮阳）决堤，武帝令郑当时、汲黯主持堵塞。堵后“辄复坏”，后罢堵，致使匏子口一带水灾频发，延续二十余年，“岁因以数不登”。据传，罢堵是因为刘彻的舅舅、丞相田蚡做了手脚。武安侯田蚡的食邑在匏子口一带的黄河北岸，河水南决，河北反免遭水灾。田蚡就奏请罢堵，说强堵“未必应天”。但罢堵的真正原因恐怕未必是因为田蚡对武帝说了什么，很可能是因为当时经济实力不足。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均输平准全面推开以后，国家收入大幅度增加，刘彻去泰山封禅，归途中亲临匏子口，指挥堵塞，并在河北修筑两条排水渠，用以疏导，终于堵住缺口，以后匏子口再没有闹水灾。汉武帝时修筑的水利工程很不少，多数有很好的效益。漕渠、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等均在关中，唯漕渠修于前126年，其它均修于实施盐铁专卖、均输平准以后。六辅渠是关中地区六条人工灌溉渠道的总称，元鼎六年（公元前111提）修筑，白渠也是关中平原的灌溉渠，自谷口（今陕西礼泉东北）分径水东南流，入渭水，长二百余里，灌田四千五百顷，民得其饶，歌之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灌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汉书﹒沟洫志》大书武帝堵匏子口以后，汉兴修水利的盛况：“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北）、西河（今内蒙古山西黄河沿岸部分地区）、河西（今河西走廊及湟九流域）、酒泉皆引河及谷川以溉田。而关中灵轵、成国、湋渠引诸川，汝南（今河南颍河、淮河之间）、九江（今安徽淮南以南部分地区）引淮，东海（今山东、江苏交界地区）引钜定（今山东广饶东北，汉时为一大湖，后淤塞），泰山下引汶水（今名大汶水或大汶河），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项。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胜言也。”
从总体上看，汉武帝刘彻实施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有“取有余而补不足”的调剂作用，对农民和其他平民益多而害少，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刘彻的雄才大略
刘彻推行盐铁专卖、均输平准取得巨大的实际成果，客观上是历史给他提供了机会，当时，封建地主阶级正处在上升时期，生气勃勃。但他“雄才大路”的自身条件，毫无疑问，也起着重要作用。
对匈奴战争，扩边和兴办各种大规模的建设事业，刘彻表现了“雄才大略”，在推行盐专卖、均输平准等一系列财政改革过程中，同样表现了“雄才大略”。如果刘彻没有在任何阻力面前决不后退、决不左顾右盼的决心和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魄，很难设想，盐铁专卖、均难平准等一系列政策能贯彻到底，并取得预期的成果。李挚说，“不待加赋，而国用自足”，“武帝之雄才如何哉？甚矣！孝武之未可以轻议也”。
刘彻在推行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一系列政策时是如何施展“雄才大略”的？
首先，他决不允许统治集团内部有人对这些政策说三道四，更不允许在行动上有什么反对的表现。
刘彻制作白鹿皮币，是变着法儿要宗室掏钱。他探询大农令颜异对这件事怎么看，颜异说，王侯朝见、觐献苍壁，苍壁值数千，衬托苍壁的白鹿皮反值四十万，这帐没法算，意思是违反了价值规则。大农令是直接管财政和财政改革这事儿的，颜异这样回答问题，刘彻很失望，他抓住颜异其它的一个什么把柄，“下张汤治”。张汤奏：有官吏在颜异面前非议刚下达的诏令，“异不应，微反唇”，“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论罪”。刘彻以“腹非罪”（“腹非罪”大为后世所诟病）杀了颜异。
右内史义纵，任长安令时按律惩处了皇太后的一个亲外孙，刘彻没有阻止和责怪，还“以为能”。后来，义纵反对“告缗令”，认为“告缗”是“乱民”，逮捕朝廷派往各地稽查的官员，刘彻“以为废格沮事”（阻止诏令的执行），即“弃义市”。
卜式任御史大夫而非议均输平准，不满一年，便被免职，虽然，卜式的为人，可以做群臣的榜样，他一心为国，也是有目共睹的。
杜周长期在张汤手下，后升任廷尉。他为廷尉后，“诏狱（皇帝交办的官司）益多矣，二千石（部级以上官员）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有余万”。杜周承办的这些诏狱的具体内容，史籍上没有明白记载。淮南、衡山、江都三王谋反和江充治巫蛊，谋害太子刘据案件，是武帝时的两个最大诏狱，各株连坐死数万人。但前者发生在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后者发生在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都不在杜周廷尉任内。杜周任内这些诏狱，不少当是统治集团内部反对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的案件。
在刘彻的所有聚财措施中，均输平准最关重要，遭到的责难和反对也最多。均输平准试行于公元前115年，全面推行于公元前110年。前110年小旱，“上令官求雨”，已调任太子太傅的卜式说，“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桑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其疾恨之于咬牙切齿。杜周任廷尉于次年，即公元前109年，连任11年，这11年正是实施“均输平准”的重要时期。刘彻最不能容忍的是有人反对他的财政改革，杜周又“以人主意指（皇帝的意见）为狱”，对于这类案件，他必重罪以治之，而且任意株连。他为廷尉前，主持处理“告缗”案件，也“狱少有反者”。
其次，他严厉打击巨商大贾和豪强的反抗。
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夺巨商大贾和豪强之利，不可能不遭到他们的顽强抵抗。实施之初，无论是禁盗铸钱，还是向商人、高利贷者征税，还是盐铁专卖，都步履维艰，“百姓（指巨商大贾）不安其生，骚动，县官所兴未获其利，奸吏并侵渔”，刘彻毫不犹豫予以打击，罚没他们的财产，直至剥夺他们的生命。
围绕铸钱问题的斗争最为激烈。钱用铜锡铸造，假钱杂以铅铁，所费甚微，得利甚多，特别是“白金三品”，质值与面值差距很大，对盗铸者有极大的诱惑力。禁盗铸钱令发布之初，铸钱仍在郡国的产铜地区进行，不但地方与中央争利，巨商大贾和豪强也乘机私铸。刘彻派官吏分巡郡国，举发豪强、巨商大贾与朝廷派出的诸侯相、郡守勾结盗铸的案件，杀了盗铸者几十万人，仍难以杜绝。于是罢禁郡国铸钱，规定所有钱币一律在京城上林铸造，并且在铸造技术上也采取一些防伪措施，才比较有效地禁住了盗铸。
我国的工商税起源很早，西周已开始征收，商鞅在秦重征工商税，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繁重的徭役首先加在商人头上，汉初“与民休息”，对商人却“重租税以困辱之”，但商贾仍大量出现，并且迅速暴富。重要原因之一是汉初及汉以前重征工商税的目的只是抑商，驱末（商）返本（农），不在税收本身，其收入也归宗室，并不认真征收，因而商人能轻易投机逃税。武帝真正看重工商税，把工商税收入纳入国家财政，加强了征管。“算缗”令规定的税率并不高，是百分之六，手工业者还减半，是百分之三。但刘彻动真格，商人逃税，就用“告缗”令打击他们，并鼓励举报，有报必重赏。“中家以上皆遇告”，一经查实，即没收财产，逃税的大中工商户纷纷破产。
再次，他大量起用新人。
要把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付诸实行，不能没有一批不尚空谈，精明强干而又懂经济的实干家。刘邦起义之初，用人不拘一格，天下既定，即论资排辈。汉初有一个不成文的定例：丞相必须由列侯中的功臣担任。张苍退休时，高祖时比较著名的功臣都已去世，文帝曾拟以窦广国接任，因“广国贤”，但当时广国非侯，也非功臣，又是自己的内弟，要避嫌。不得已以申屠嘉为相，申屠是高祖时弓弩手，因功封侯。刘彻即位之初，仍只能以功臣或外戚中的列侯任要职。公元前124年，刘彻起用公孙弘为相，标志着用人思路的改变。公孙弘牧过猪，四十岁才学有所成，是汉代先为相后封侯的第一人。
班固高度赞扬刘彻破格用人。他说：“卜式试以刍牧，弘羊拔于贾竖（商人），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农、工、商之属）矣。汉之得人，以兹为盛。”班固排出刘彻重用出身低微的十四个方面的人才二十七人。其中两个名字特别引人注目，一个是降汉的匈奴人金日磾，被指定为昭帝的三个辅佐人之一，另一个就是商人之子桑弘羊。
刘彻重用的人才中，当然多数是士人。中国古代的士人有一种坏脾气，就是“罕言利”（多数是装出来的，也有真诚的）。对于盐铁专卖、均输平准那些改革措施，公开反对者有之，背后拆台者有之，更多是冷眼旁观，等着“秋后算账” 。刘彻就将视线转向懂经营会赚钱的商人。他任“齐之大煮盐”孔仅和“南阳大冶”东郭咸阳为大农丞，“领盐铁事”。三年后，擢孔仅为大农令，“列于九卿”，桑弘羊为大农丞。后又擢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史称孔、东郭、桑“三人言利，事析秋毫”。主持“告缗”的扬可也十分严厉，其出身不详。
汉建国后，继秦“抑商”。孝惠、吕后时虽“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亦不得仕官为吏”。武帝不但让商人“仕官为吏”，而且位至九卿，不能不说是很开放的行动，连对商贾并不鄙弃的司马迁也不免感叹：“吏道益杂”，“兴利之臣自此兴矣”！但正是这些“兴利之臣”，为刘彻实施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立下了汗马功劳。刘彻破格起用新人，乃至商人，放手让他们主持盐铁专卖、均输平准，执掌经济要害部门，但他对他们督察极为严厉。
小吏出身，升任廷尉，又升任御史大夫的张汤，是盐铁专卖等一系列财政改革措施的始作俑者，刘彻曾言听计从。“汤每奏事，语国家用，日旰（晚上），天子忘食，丞相充位而已”，“汤尝病，天子至自视病，其隆贵如此”。丞相府朱买臣等三长史怨恨张汤，多方搜集材料扳倒他，均未能得逞。后来，他们把与张汤过往甚密的商人田信逮去，逼迫他提供伪证，说朝廷每有重大经济决策，张汤事先都把信息捅给他，他“居物致富，与汤分之”。刘彻即派人追查，张汤含冤自杀，“汤死，家产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它业”。
张汤的案子，至少告诉了我们这样两点：一是刘彻对官吏，特别是管理经济的官吏（当然包括商人出身的官吏）督察极严，绝对禁止他们利用职权贪污自肥，即使倚信如张汤者也不放过；二是刘彻对官吏，特别是管理经济的官吏督察十分有效，即如张汤这样处在最有利于贪污自肥位置上的大臣也廉洁如此，就是明证。史籍上，汉武帝时官吏贪赃的记载，确实不多。
刘彻为推行盐铁专卖、均输平准，倾注了毕生精力，而且坚定认为他以后的汉王朝应继续长期坚持这些正确政策。晚年，他对自己在位时的所作所为追悔者很不少，但丝毫不认为搞盐铁专卖、均输平准有什么错。临终，立年仅八岁的弗陵为太子，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受遗诏辅少主”，又以桑弘羊为御史大夫，这是他的政治安排。指定霍光等三人为少帝辅佐人，是因为他觉得他们忠诚可靠，安排桑弘羊到重要岗位，则完全是为了在他死后，汉王朝能保持盐铁专卖、均输平准这些政策的延续性。
史家指责刘彻“繁刑重敛”。所谓“重敛”，是指用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手段聚财敛钱。“繁刑”，如果就事论事，就看他在推行盐铁专卖、均输平准这些财政经济措施中的所作所为，大体上也是那么一回事，光“盗铸钱者”，他就杀了几十万人，不用说里面有很多冤案和错案，有许多无辜的受害者。“告缗”，也做得太过分。在统治集团内部，他几乎容不得任何人对那些财政经济措施有任何不同意见，也不可取。但是，在当时情况下，如果他不痛下决心，使用铁的手腕，恐怕就一事无成。特别是对那些管理经济的官吏的严厉督察和管束，禁止他们贪污自肥，更是十分必要，是这些聚财政策顺利实施的基本保证。刘彻实施盐铁专卖、均输平准取得丰硕成果，后世的统治者多为之垂涎，每有效仿。但稍有佳绩者，也凤毛麟角，大多不能达到预期目标，有的中途流产。主要原因是统治者难以驾驭主持其事的官吏或对他们督察和管束不严，使他们得以监守自盗、中饱私囊。结果只肥了贪官污吏，于国于民并无大利，甚而至于有害。
马先生评“盐铁专卖，均输平准”
马先生为了写作中国改革史，阅读和参考了138种历史和史论文献，包括《史记》、《汉书》、《通鉴》、《盐铁论评注》等。他对汉武帝刘彻的“盐铁专卖，均输平准”无须说是了若指掌的。也作了评论，但结论是通过对王安石变法评论间接做出的。他为什么避开汉武帝的事迹？可能是觉得汉武帝实在难以下手，“柿子”他拣软的吃。
马先生说，王安石变法争论最大的是《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王安石就在这三个法上“摔了跟头”。《均输法》、《市易法》几乎是刘彻“均输平准”的翻版，《青苗法》是官营借贷。马先生否定了王安石这三个法，等于否定了刘彻的“盐铁专卖，均输平准”。
马先生说：“无论是汉代的盐铁专卖，还是王安石变法，都是依靠政府集权，官办官营，其后果往往是窒息民营，剥夺民财。这样一种高度集权的传统，不利于调动全社会经济创造的积极性。明清以来，经济渐渐陷入积贫积弱状态，与缺乏民间活力密切相关。”马先生又说：“就中国长期发展的路径选择来说，王安石变法产生了严重而持久的负面效应。”
在马先生看来，人类历史上的经济活动，走着两条后果截然相反的“路径”，一条是“依靠政府集权，官办官营”，后果是“窒息民营，剥夺民财”，抑制民间活力，导致国家积贫积弱。刘彻、王安石改革走的就是这条“路径”。另一条是政府放松管制，把市场交给商人，涵养民财，后果是民间活力迸发，国家富强。西欧各国走的是这条“路径”。“巨制”里《王安石在哪摔了跟头》最后一节“王安石时代的西欧”写的就是这回事。
马先生还认为，刘彻、王安石改革不过是走错“路径”的两个有代表性的事件，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高度集权办经济的“传统”， 产生严重而持久的负面效应。总而言之，在马先生眼里，中国二千多年的经济发展史是一部国企窒息民营，剥夺民财，导致国家日渐积贫积弱的历史。
对某些商品实行专卖的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时断时续，沿袭至今。“盐铁专卖”春秋时管仲始行于齐国，战国时商鞅变法也有盐铁内容，秦王朝建立后继续收取盐铁之利，汉武帝刘彻引人注目之处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而，对某些特殊商品实行专卖的制度，汉以后历代都有内容不同的效法。宋代不但盐、酒，连茶、醋、香药、矾都列入专卖。上世纪50年代初期起国家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也是专卖。专卖至今也没有完全停止，“烟草专卖局”的牌子，现在不是还赫然挂在大中城市的大街上吗？
马先生“巨制”里《唐代中叶的双星陨落》一文，也热烈夸耀“食盐专卖”的巨大经济效益：唐“安史之乱”后，中原地区经济崩溃，国库如洗。长安米价由战前的每斗13文暴涨到1000文，皇室卫队一度断粮，差点情急生变，唐代宗下旨从长江中下游漕运粮食到京师。这个担子落在了政治精英、御使大夫刘晏的肩上。漕运线路全长三千余里，粮食在扬州集中上船，经运河入淮河，转汴河，入黄河，最后转入渭河，才到达长安。战乱后河道损坏严重，泥沙淤积，浅水滩随处可见，又缺少船只，船工也难觅。刘晏奇迹地调动大量人力和兵丁疏浚河道，又在扬子（今江苏仪征）开设10个船厂（当属国有企业），紧急建造大型运输船2000艘，每艘配备30人拉縴，5人撑篙，合计7万人。漕运终于恢复，粮食源源不断运抵长安。代宗大喜过望。
刘晏靠什么取得成功？靠钱。钱从哪里来？钱从恢复和整顿食盐专卖制度弄来。刘晏的食盐专卖收入，不但解决了漕运开支，还满足了唐皇朝宫廷费用、军费和官员工资。马先生恣意贬斥“官办官营”，对刘晏的“官办官营”却赞得天花乱坠，说他专卖的食盐是“闪着金光的自由盐粒”。
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什么热心专卖事业？能增加国库收入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未必是唯一原因。从专卖品大多是一些特殊商品这一事实分析，恐怕也有政治上的需要。例如食盐，中国有取之不竭的资源，但集中在沿海及内地部分地区，古代交通闭塞，产区与非产区，特别是边远地区价格差距巨大，经营盐业很赚钱。战争期间食盐又常常成为禁运物资。蒋介石曾企图使用食盐禁运手段，把共产党的根据地军民活活困死。又如铁，在古代不但是重要生产资料，也是制造兵器原料。汉初，在与南越交界处开辟铁器市场，将铁制品卖给南越，吕后晚年突然关闭，很可能是出于军事原因。再如酒，古代统治者常干预酒的酿造，因酿酒耗费粮食。三国时战争频繁，粮食紧张，曹操曾发布“禁酒令”。中国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的粮食专卖，有特殊重要意义。新中国建立初期，帝国主义预言中共不能养活它的几亿人民，只有向他们乞讨才能活下去，实施严密经济封锁，国内不法粮商又囤积居奇，致使全国一些大中城市粮食供应紧张，人心浮动。要不是人民政府适时实施行政干预，不久又出台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后果不堪设想。在极其艰苦的年代，国家保证全中国每一个城镇居民和非粮食产区农民每月获得一份低价供应的口粮，虽然是低标准的，但二、三十年如一日，灾年也不中断，低价始终维持不变。国家动用巨额财政，保证了社会稳定，保证了大规模经济建设得以进行。现在竟有人拿当时国家和各省市发放的粮票说事，他们意味深长地说：“大家看看这东西，毛泽东时期竟有粮票这玩意儿，多有意思！”这和耻笑原始人为什么在小腹下挂些树叶而不穿裤子有什么两样？把辛酸当有趣，无聊之尤。
专卖，虽是国家垄断，于人民生活却并无大的影响。盐，是生活必需品，但消耗量很少，铁器在古代是耐用消费品，酒，对穷人来说，可以说是奢侈品，没有钱就不喝。人民共和国初创时期，对某些重要生活必需品实行专卖，则是一项旨在保障低收入人群基本生活的全社会福利措施。中国历史上的“专卖”就这么一回事。马先生一定要说它已经形成“传统”，也无不可。但它的功过是非，绝不是马先生一言可以蔽之的。
刘彻的“均输平准”和王安石变法，与“专卖”不同。它的基本特征是：政府为“摧制兼并，均济贫弱”，（王安石语）而使自己成为市场的一个角色，但并不禁止和阻止私商进入市场，并不垄断价格，就是说并不扼杀竞争。市场竞争嘛，不用说在一、二千年以前的私有制社会里，“国企”不是“私企”的对手，在中国前二、三十年这样的社会里，也出现过奇特的景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的价值观）一旦弃，几十万个被精英们叫做“国企”的公有制企业就悉数被收入新生老板，即“社会主义建设者”囊中，留下来的特大型“国企”（先前说有500家），要不是执政党害怕失去执政地位和它这个产权转移问题操作起来实在难度太大，恐怕也灰飞烟灭了。根深蒂固的传统所有制观念的力量就如此巨大，它像一名高超的点穴师，用食指轻轻地在你的命门上一点，“国企”便顷刻翻倒，任人宰割。“均输平准”这点玩意儿算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刘彻以后恐怕再没有第二人能玩成功。王安石企图依样画葫芦，结果惹了一身膻。
马先生指责汉代盐铁专卖和王安石变法“窒息民营”。盐铁专卖已如上述，再看看王安石变法吧。
王安石变法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正式开始，至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离开中央，一共七年，此后神宗又坚持了九年。死后哲宗继位，其祖母高太后执政，司马光为相，新法全部废除。九年后哲宗亲政，恢复新法。去世后徽宗（赵佶）继位，向太宗垂帘听政，把变法派又全部赶出朝廷。一年后向太后病逝，徽宗又重用改革派，并拟出前改革反对派120人名单，亲自书写刻碑立在宫门外。王安石变法一案折腾了这么几十年，北宋的“民企”该窒息殆尽了吧。然而，这档口出现了一幅旷古名画《清明上河图》。画上的北宋汴京（开封）商铺林立，车水马龙，一派繁华景象。张择端生于神宗去世的当年，即1085年，《清明上河图》反映的是北宋未年的现实生活该是确定无疑的。杭州市人民政府正在编写杭州史，媒体多次透露信息，说该书中南宋京城临安（杭州）的繁荣情景特别吸引眼球。临安当时不但内贸，而且外贸都非常发达。这些历史资料证明，王安石变法并未“窒息民营”。
马先生又指责汉代盐铁专卖和王安石变法“剥夺民财”。是这样吗？
“民”字是个涵盖面非常宽泛的概念，在古代是指不作官，不做吏，不当兵的人们，在现代法律意义上把官吏和军人也囊括在内了，当代中国的十大阶层你能说哪个阶层不是民。“为民”是任何统治者必定要挂在嘴上的一个词汇，如果问你什么“民”呢，他往往不作解释。历史上的不管何种政治势力，都标榜自己代表“民”。刘彻的盐铁专卖一出台，就有人反对，“均输平准”一实行，责难之声鹊起。在责难中，最有代表性和振振有词的是所谓“与天下争利”和“竭民财力”，和马先生说的“剥夺民财”是一个意思。刘彻死后第六年，在朝廷召集的一次总结武帝以来内外政策得失的会议（后世称“盐铁会议”）上，到会的六十一名“贤良文学”（儒生），就打着这种“为民”的旗帜，一致“请罢盐铁”。“与天下争利”，刘彻争了天下的谁人之利？“竭民财力”，刘彻竭了民中的谁人财力？举办盐铁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垄断山海资源的特权，不用说，普通老百姓不沾边；二是有充足的资本，“采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民或至千人”，普通老百姓财薄力单，无从问津。因而在普通老百姓那里，无利可争，也无财可竭。所谓“与天下争利”、“竭民财力”，说到底是替巨商大贾和诸侯豪强抱怨叫屈。“请罢盐铁”，就是要求取消对巨商大贾自由盘剥平民的限制。武帝后发生的一件事，很说明问题：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因“岁数丰穰谷贱，农人少利”，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请“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增其价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价而粜，名曰‘常平仓’”，这是对均输平准内容的充实。元帝即位第二年，即公元前47年，东部大灾，米价暴涨，正是“常平仓”发挥作用的时候，但“在位诸儒多言盐铁官及北假（内蒙古河套北）田官、常平仓可罢”，理由就是“毋与民争利”。软弱的元帝就把各地的“常平仓”撤消了，放手让商贾哄抬米价，苛剥平民。盐铁专卖也同时停止。后因国家“用度不足”，不得已而恢复。
勿庸讳言，王安石变法是断了一些富人的财路，但于国于穷人有利。北宋仁宗年间，国库每年亏空300多万缗，真宗时期增至1500多万缗，神宗继位之初继续亏空。但王安石变法后，财政收入就大幅度增加，立即扭亏为盈，“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卅卅县县各有蓄积”。马先生也说，王安石 “新建52座仓库存放钱粮绸绢”，“熙宁年间各地兴修水利设施1万多处”，“各地还开发了不少荒地淤田，仅滹沱河两岸就得田1万顷”。《十一世纪的王安石》说：“财力的充足使各项事业的开展有了可靠的经济基础，也使中下层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王安石变法和汉武帝的财政改革一样，不但没有剥夺穷人之财，而且同样有“取有余而补不足”的作用。
对于这“取有余而补不足”，时下中国的一些论者很不以为然，他们说“损不足而奉有余”才是“财富运行的规律”，只有遵循这一规律，生产力才能进步，经济才能发展。
史家说的“取有余而补不足”，是指晁错、桑弘羊们在历史上采取的“入粟以拜爵赎罪”和“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政策产生的有利于民的结果，而论者津津乐道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转的现象，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在资本主义市场上，确实天天都在上演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游戏，无休止地实施兼并，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而论者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扩大投资，发展经济。
但是，作为国家的一项财政政策，不用说在古代，就是现代资产阶级政府的大小管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在开始做“取有余而补不足”这篇文章，他们征收高额累进的企业所得税，征收个人所得调节税，征收遗产税，将这些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救济失业工人，救济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穷人，用于义务教育和医疗保障以及其它社会福利事业。资产阶级的管家们，也即政治家们的算盘是打得很精的，他们让资产阶级从超额利润中拿出那么一部分钱，去为他们换取更好更快攫取财富的安定社会环境，他们的深谋远虑远远超过晃错、桑弘羊和王安石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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