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农村土地状况的问题（兼评秦晖的所谓新观点）

按：土地私有化渐渐成了一个能摆出来讲的话题，尽管大多数人对于土地私有化之后的种种恶果认识的很清楚，但是能从土地私有化里面得到好处的开放商，部分发达地区的居民和大量地方政府都对于土地虎视眈眈。列宁说过，如果几何公理违反了人们的利益，他们也会将其否定掉的。类似的，对于土地问题，乃至于整个农业问题的看法，在最近30年来的利益格局调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研究小组正在进行一项对土地和农业问题的综合性的课题，正在整个建国后的土地问题做一个的初步的政治经济分析。

在准备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接触一些“学者”的文章，有些明显胡言乱语的倒是无关紧要，不过有些人采取了迂回的方式，试图动摇现存意识形态的基础，一种常见的方式便是对于历史的重新叙述，同时对传统的历史叙述进行不遗余力的恶毒攻击，甚至不惜胡编乱造莫须有的东西，这种的危害最大，流毒最广。正如下面要批判的秦晖一样，这里面的大部分所谓知识分子把社会的基本矛盾归结为“专制-民主”或者是“政府-自由公民”，有意的回避了这些概念的模糊性和阶级性，绝口不提随处可见的阶级压迫和斗争，并且把传统的阶级分析巧妙的塑造成党派政治斗争的产物。这些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要夺取话语权和政治权力的努力。但是这种形而上的历史观是可笑的，其分析的结论也自然是得不到历史证据支持的。

鉴于此，我们特地找了一点历史资料，配合对秦晖式学术的简要分析，来看这些学者是如何玩弄术语来达到其目的的。不过需要谨记的是，真正作乱的并非是知识分子，这些文人只是被捧起来的泡沫，真正的操盘手是那些捧这些学者的人。要不然我们真的是要惊奇，这么一个混乱的历史观，怎么能得到如此的关注？

解放前农村土地状况的问题（兼评秦晖的所谓新观点）

长久以来，土地革命就被认为是中国现代革命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从太平天国时期的田亩制度，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平均地权”，再到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进行的长期的土改运动，无不认为土地问题是革命的一个核心问题，而是否能解决土地问题，也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革命的成败。

长期以来，历史学界和广大人民都接受了关于解放前中国农村状况的基本历史描述：那就是土地兼并严重，传统手工业日益破产，人民生活极度困苦，受到地主阶级深重的剥削。这一切的状况只有在共产党进行了土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之后才有了根本性的改观，而正是这一点使得广大农村群众坚定的支持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最终打破了几千年的悲惨命运。

但是自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就有一部分学者试图论证过去对农村状况的理解其实是有偏误的，农村的形势并没有主流历史中说的那么糟糕；更有甚者一些宣传里面开始给过去的地主们翻案，认为土改只是一场被鼓动的政治运动，而在道德和经济上都是不具有合理性的。这些声音，越来越在各种媒体里出现，乃至于有成为当代新主流的趋势。这个潮流里面新近的红人是秦晖教授，他的核心观点是解放前的土地兼并是一个伪命题，也就是说大家普遍认为的解放前农村土地兼并严重并不是一个历史事实（具体可见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earthin/以及其他的多种采访和讲话）。

尽管秦晖在其自己的一些研究里面承认了有一些农村土地兼并严重，农民深受来自地主的地租和高利贷的两方面沉重压迫，生活困苦不堪。不过他在更多的文章里面，强调了土地大规模的兼并很可能只是一种特殊现象，而非解放前中国的一般事实。而支撑他这一论点的主要证据就来自于他自行计算的中国土地基尼系数。稍加说明，基尼系数是世界上通用的一种计算不平等程度的指标，一般大于0小于1，这里的土地基尼系数专门指土地占有情况的不平等衡量指标；一个简单的法则是土地基尼系数如果接近0，那么土地占有就接近平均，如果接近1，那么土地占有就极度不均，随着基尼系数变大，不平等程度也会变大。

秦晖的土地基尼系数的数据来源都来自于历史学家赵岗的一份研究资料，其中赵岗自己计算了全国部分地区和县的基尼系数，而秦晖所做的工作是计算了这些基尼系数的平均值，由此得出一个全国平均基尼系数（0.53）。然后秦晖就此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这就是全国的一般土地分配状况。他的言下之意就是这个平均基尼系数就说明了全国土地分配状况还是相对比较平均的。

真的如此吗？我们这里要指出秦晖研究里面的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1.平均土地基尼系数不具有任何统计和经济意义。

已经有人指出，想要通过部分地区的资料来论断整个国家的情况是靠不住的。此处我们不用过多论述这一点，因为秦晖教授自己也指出，因为不知道权重，所以这个0.53并不精确云云。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平均的基尼系数本身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基尼系数本身不光考虑了某个地区内的不平等状况，也涵盖了地区间的不平等状况以及其他不平等状况，所以任何的加权都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假设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北京和汶川，另外北京内市民的收入是完全平均的，比如每个人都有100万，因为这种绝对平均，所以北京的基尼系数就是0，而在汶川，每个人年收入只有1000块钱，因为同样是绝对平均的，所以汶川的基尼系数同样是0。那么不管你怎么计算这个平均值，全国平均基尼系数永远是0，这是不是也意味着全国范围内也是绝对平均的呢？恐怕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也不会得出这种武断的结论。从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晰看出，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基尼系数会远远大于这个所谓的平均值。

由此，0.53这个平均数根本就不具有基尼系数的性质，而且不管怎么去加权现有的分地区基尼系数，得出的结果都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严肃的研究者无法采信的。从秦晖的文章来看，他也进行其他形式的平均基尼系数的计算，不得不说他所有的结果都需要打一个大问号。唯一能够计算土地基尼系数的可信方法是利用原始数据（即每户占有土地数量）来进行计算，而不是偷懒去计算这种没有任何意义的基尼系数平均值。

2.秦晖自己的结果就可以让他得到土地集中不严重的结论？

这个批评是更加容易的。国际上公认的收入基尼系数的警戒线是在0.45，超过了这个线，社会就会有动荡的危险，那么秦教授是如何解释为何土地基尼系数0.53（前面已经说过，这个数字并没有意义）并不意味着土地大规模兼并的呢？他用了对比法，他挑选了国际上一些国家（墨西哥，印度等）来说明中国在解放前的土地基尼系数比他们土改后还要低，所以中国土地问题并不严重。这样一种无视各个国家截然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和具体国内斗争状况的比较完全不能给出任何说服力。

这里我们不论秦晖数据的问题，只是来看他的论据是否能支持其论点。基尼系数本身的计算需要大量的数据，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基尼系数来反推原有的数据，不过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假设，来近似推算什么样的土地集中状况可以导致0.53的土地基尼系数。下面就是一个合适的例子：

假设中国80%的人平均的占有了33%的土地，另外20%的人平均的占有了剩下的67%的土地；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算式来近似计算国内的土地基尼系数，80% * （1-33%）=0.53。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这个简单的假设成立，那么土地基尼系数就会正好是0.53这个数字。

如果秦晖教授认为这样的一种土地分配状况（20%的人占有67%的土地）不算土地兼并严重的话，那么我们的分歧可能只是在什么算“兼并严重“上。不过秦教授摆出数据的目的似乎只是想要说服广大的读者土地兼并是莫须有的，基于这个目的，我们相信最好的办法不是摆出土地基尼系数，而是直接了当给出土地占有情况的数据，这样的话，就算不懂得基尼系数算法的人也会自己做出符合常识的判断。

基于上面两点认识，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评价，秦晖的研究既没有能给出一个有意义的土地兼并的数据，也没有能够用他自己的数据来证明他自己的结论。进而他基于这个结果基础上的一切推论都是没有学术和现实意义的。

那么旧中国的土地兼并状况有没有可靠的研究资料呢？有的，而且非常之多，在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资料里面，基本都承认了中国农村土地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

如果对于共产党土改的历史感到怀疑的话，那么应该记住国民党也曾经一度搞过土地改革运动，尤其在浙江进行了认真的推行，不过到最后都失败了，根本原因在于地主阶级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土改，甚至包括减租减息这样的政策，都无法得到贯彻，而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又是依靠着这些地主的支持，所以直到其撤退到台湾后，一定程度上的土地改革才得以实行。许方庭（音译）曾经剖析过一个典型的例子，当国民党土改视察员到地方上进行调查时，数目过万的热切期望土改的农民出来迎接他，但是当地的“社会贤达“们马上开始进行游说上级政府，并指责土改推动者是共产主义分子，最终中央政府取消了改革计划；这不是一个个别的例子，而是具有很大代表性的。类似的故事还可以在其他很多著作里面找到[1]。

在土地兼并方面在解放前就有大量的中外学者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比如孙邵淳（音译）在1936年的研究指出：一般说来，在中国北方，占人口3-4%的地主占有20-30%的土地，而占人口60-70%的贫农，占有不到20-30%的土地；而在南方，问题更加严重，因为土地更加肥沃，占人口2-4%的地主就占有30-50%的土地，可见集中程度之高。还引用了当时南京中央政府的一项社会普查的结果，这项普查调研了89个不同地区的1545户地主家庭，发现他们的平均每户占有2030亩土地，而同期调查了752865户农民家庭，这些家庭平均仅仅占有15.8亩土地，远远小于前一个数字[2]。

在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会1937年发布的资料中，也明确的指出在中国，地主占农村人口5%，但却占有50%的耕地，占农村人口70%的贫农却只有20%的耕地[3]。

下面是一份30年代的南方土地兼并状况数据表：

【表一】

（数据来源：Agrarian China第4页，此处注意云南的贫农和中农的数据没有分开）

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托尼(R.H.Tawney)曾经专门撰写过《中国土地与劳动力》一书，其书出版于1932年，托尼在其中发出过这样的感叹，1911年结束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可农民的革命还没来呢。在谈到当时中共在江西等地进行的土地革命的时候，他评论道：你不需要利用什么共产主义就能理解这些运动的合理性，我只是奇怪这样的运动为什么没能发生的更频繁一些[4]。

类似的资料和证据还有相当多，这些资料基本是和解放后对土地问题的历史研究一致的。苏星在其著作中曾经这样总结道：解放前，基本上是20%的人占有了80%的土地。这一总结应该说是具有权威性的，为绝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的。

最后，必须明确的一点是，旧中国农民遭受的苦难绝不止是土地兼并一桩，他们普遍都遭受着高利贷和高地租的压迫，贷款年利率100%也并不少见，而地租率平均一般是50%，每年都有大量的饥荒发生，不少年份都有上百万的人饿死。虽然少数地主和资本家越来越与国际接轨，而农民却日益贫困。不光是农业，农村的手工业也在外国商品和本国机器工业的竞争下竞相破产，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的永佃制在20世纪初开始就已经逐渐的解体，农民最终不得不走上了暴力抗争的道路，这些也都是在大量的著作里得到支持的结论。目前还没有任何严谨的研究能够把这些历史给否定掉。

主要参考文献

苏星，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道路，人民出版社 1976年版

William Hinton,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6 (韩丁，翻身)

William Hinton, Shenfan, Vintage 1984 （韩丁，深翻）

R.H. Tawney. Land and Labor in China, G. Allen & Unwin, 1932

Agrarian China (selected source materials from Chinese author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8

Kathryn Bernhardt,  Rents, Taxes, and Peasant Resistance: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1840-1950, Stanford U.P., 1992

Edwin E. Moïse. Land Reform in China and North Vietnam: Consolidating the Revolution at the Village Level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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