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开始，古老的中国陷入了空前的亡国灭种的战略困局。1840年的鸦片战争，清王朝在中西碰撞中不堪一击，从而将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重危机。从那时起，林则徐、洪秀全、康有为、义和团和孙中山等一大批中华民族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为中国的独立富强做出了努力，可惜都失败了。从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革命实践，见证了太多的失败与血泪史。从八国联军进驻北京到1949年，中国实际上没有自己的政府，实际统治中国的是英美日同盟的商会。1930年前英国为主导，之后日本为主导，美国则两头通吃。从袁世凯到蒋介石的所有“政府”，从来没有统一并领导过中国，不过是帝国主义、官僚集团和封建主义的代言人。毛泽东思想的诞生，使这个陷入困局的中华大棋局起死回生。20世纪初叶，在内外交困的历史危机前，在最危险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独创红色战略及红色战略导引下的红色管理，才最终将中国带出了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奴役的境地，从而拯救了中国。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79年共计30年，中国经历了一个毛泽东时代。考虑到毛泽东逝世后的三年内，中国基本上继承延续了毛泽东时代的路线，邓小平也说他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从1980年搞起来的，因此，我们把毛泽东时代界定为30年。这个时期称得上是历史上变化最大、发展最迅猛、气势最毫迈、社会主义事业最波澜壮阔的一个时期。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社会由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毫无生气的、十分落后分散的国家实现了空前的独立、自主和统一，并胜利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迅速成长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开展了一系列艰苦卓绝、改天造地的大建设，基本上建立了一个具有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现代工业国家。变化之大，为举世少有。无论从社会制度上还是从经济发展上，或者精神风貌上，毛泽东时代都是开创历史新时代的一个里程碑。
红色管理不仅要在物质上给大多数人以出路，也要在精神上给大多数人以希望，以达到老子所说的“虚其心、实其腹”的境界。实际上，毛泽东时代，在普通民众中间开始慢慢有了这种效果，人们多数乐于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也都具有充分理由对未来持有乐观期待。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已成为人民群众共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精英主义者而言，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寻寻觅觅找不到建立优势地位机会的黑暗时代，其实这很正常，本来这就是毛泽东追求的政策效果——为多数人的基本生存利益必须抑制少数人先富快富的奢望。今天绝大多数工人农民非常怀念毛泽东，而伪精英阶层特别是一些主流知识伪精英却把毛泽东视同寇仇，这也是毛泽东选择的政策所导致的必然后果，不值得奇怪。这些伪精英索要的民主和自由社会，只是其个人一夫多妻而别人必须一夫一妻的规制。这样的特殊要求，毛泽东当然要予以拒绝。
在整个社会发生巨变的同时，更伟大的还在于人们思想观念上的革命，由此带来了一次震撼历史的思想大解放。近代以来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积弱状态，首先在于思想精神体系上的落后、涣散和束缚。长期以来，以儒术为主体的封建等级观念、宗法意识、“上尊下卑”以及神权、父权、夫权等观念，牢固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在帝国主义侵略下形成的殖民地文化、崇洋媚外、洋奴意识、民族自卑感等更使中国思想文化处于一种病态之中。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代表的民主主义思想，虽然给中国的思想领域带来一些进步，但由于其本身固有的缺陷，因而在“三座大山”盘踞下并不能推行起来，尤其是对广大工农大众更无产生多少影响。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里的真正变革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实现的，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找到了一种最适合的民族形式，并且日益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
毛泽东改造历史，如果说一方面是得助于武装斗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得助于最广泛的思想教育和精神开启。他不仅以军事的威力战胜了国内外强大的敌人，而且更以思想上的魅力赢得了民心，使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精神面貌发生根本改变。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理论，反剥削、反压迫、反侵略的道理以及争民主、争独立、翻身求解放的革命口号宣传教育群众，唤起了中国劳苦大众的觉醒，亿万工农群众高举造反大旗，汇集成从未有过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完全是在广大群众的参加和支持下取得的，是人民战争的胜利，这其中如果没有民众的思想大解放、先进思想的武装，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社会又很快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发展变化之大，是历史上任何时期所不能与之比拟的。与此相适应，在思想、意识领域也发生了一场新的广泛而深刻的革命，这场思想革命触及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灵魂深处。“灵魂深处闹革命”，已成为人们挡不住的自觉行动。在这样火热的事业面前，每一颗火热的心在跳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毛泽东是让中华民族恢复自信的大英雄。从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屡战屡败，将近100年不断打败，除了少数局部战斗战役取得胜利，总体来说处于下坡的趋势，而且越来越急速下滑，失去了民族的自信力，整个民族没有自信了，这个下滑是什么时候停住的？抗日战争，1840年到1940年，这个时候以国共两党的联合战线为基础，全民族空前团结，顽强奋战，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之后最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个时候也只有这个时候，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恢复了。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许多国家还是大不以为然。抗美援朝战争让毛泽东找到一个可以使中国人民彻底振奋精神的切入点，战争的结果很使全国人民扬眉吐气，也使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毛泽东又一次用军事手段的办法，实现了军事以外的目的，这可能是他天才的领导指挥艺术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的一次。直到毛泽东毅然决定出兵朝鲜抗美援朝，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没想到中国人敢去朝鲜打仗，苏联当时都不敢打。毛泽东敢打必胜。此时全世界才真正对中国刮目相看，对毛泽东刮目相看。据现在日本防卫厅的材料——他们的军事教材——把我们在朝鲜打的第二次战役，即长津湖围歼美国陆军第一师，定位为“有史以来黄种人第一次打败白种人”。使日本人深受震动[1]。抗美援朝战争虽然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胜利鼓舞了人们的冲天干劲，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如火如荼，消耗掉的物力很快就获得补充，而且得到了更大的增长。支撑这种大发展的是什么？是精神，是大干社会主义的主动性、积极性。美国有一本畅销的管理书《追求卓越》，有人在为这本书作序时，分析了美国一些企业何以取得卓越成功后指出：“企业主持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塑造及维持整个组织的价值共识，这是为什么有的公司成功，有的失败的最重大的分野。”果如是，《追求卓越》的堪称领悟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毛泽东确立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观念，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1949年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实质上是体现着一次社会历史观上的伟大变革。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来的观念是“剥削有理”、“剥削有功”、“富者为荣”、“贵族和富人养活穷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工人农民是最令人瞧不起的“臭苦力”。然而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几千年畸形的历史被颠倒过来。向来被达官贵人们蔑称为“穷鬼”、“穷棒子”、“泥腿子”、“臭苦力”的贫苦下层百姓真正有了做人的资格。工人农民不但取得了与知识分子、文化人、干部等“上等人”平等做人的地位，而且还被共产党作为依靠力量，成为国家的主人。“劳工神圣”、“劳动创造一切”、“劳动者最光荣”、“走与工农兵相结合道路”等口号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在毛泽东的言论中，过去向来被人们瞧不起的贫贱者、小人物都被赋予新的革命的意义，例如“穷棒子们要翻身”、“鸡毛要上天”、“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等，大长了劳动者的志气。那真是一个令劳动人民精神振奋、扬眉吐气的时代！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文化领域，“工农兵占领阵地”成为最响亮的口号，“工农兵”视为社会上最走红的字眼，工农兵的形象是最光辉的形象。党政领导机关必须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由此而决定取舍。火红的年代、壮丽的事业为广大青年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青年们把自己的美好青春无私地奉献给了党和人民，奉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谱写了一曲叱咤风云、壮怀激烈的青春之歌。火红的年代，火红的事业，还给人以火红的憧憬。在红红火火闹九州、轰轰烈烈干四化的火红事业中，凝聚了一大批具有火红心境的人，在火红的事业中去拼搏，去冲击人类奔向最高境界的玄妙之门，带来了一次震撼历史的思想大解放。设想一下，古往今来有什么样的观念更新、思想解放能象毛泽东时代那样具有真正的意义！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工农基本群众的地位提高，如果工人农民成为最令人鄙视的阶层，那么还谈得上什么改革和思想解放？！毛泽东时代的一个显著特证，就是真正体现了人民为本，一贯把提高人们的素质和境界、改造人的传统观念、积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为根本目标，从而推动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在这方面不能不承认，它比历史上的任何社会改革都更加深刻、彻底，具有更高层次和更进步的意义。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这个时代都无愧于“最伟大、最正义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的称号。
崇尚劳动创造世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满怀豪情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2] 在一个“一穷二白”、经济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前无古人的事情。有些人主张先实行一段资本主义，走一段剥削路程，或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待积累了足够的资金和物质条件之后再搞社会主义建设。在批判这种错误观点的同时，毛泽东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只能走集体、共同富裕的道路，其深厚的力量源泉在人民群众之中。传统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不能适用于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必然导致两极分化、重新回到旧中国；社会主义必须也能够创造出自己特有的发展经济和各项事业的新路子。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人是生产力中最根本、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人不仅是发展经济的目的，而且是发展经济的核心力量。“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尤其是经过组织起来、走上集体道路的劳动群众，更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雄厚力量。因此，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调动人的力量、依靠和发动群众搞建设，这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国情的一个强大优势。这同那种拜倒在金钱物质面前、信奉“唯生产力论”、“少了钱什么事也干不成”的庸俗经济论形成鲜明区别。集体发展没有资金、缺乏物质条件怎么办？人民群众、劳动者阶级本身就是财富和资金的创造者。毛泽东说，世间人是第一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没有资金就用集体的力量和大家的双手直接干起来； 没有洋设备就用土法上马；缺少专家、权威就广泛吸取群众的智慧。老百姓有句话：“活人不能被尿憋死。”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等待将来什么时侯有了钱再搞。因此，创造出了广泛发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经济、保证供应”的经验，以及象“大寨”、“大庆”那样的艰苦创业的典型和“鞍钢宪法”那样的先进管理模式。仅仅用了20多年时间，就完成了治山治水、改造山河的豪迈任务，根本改变了中国农业的生产条件，初步实现了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实现了工业化；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由此创造了社会主义的雄厚物质基础，谱写了劳动创造世界的新篇章。
高扬人的精神作用，让思想冲破牢笼。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活动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条件，但人在实践中始终起着主导决定作用。人是世界上唯一具有创造性的动物。在漫长的私有制社会里，人在金钱财富因素的束缚下变得不能自拔，在物的压迫下变成一种畸形发展的怪物。正如莎士比亚所说：“黄金铸成的枷锁是最沉重的。”一旦戴上这样的枷锁，人将变成非人，从此走向自我否定的不归之路。与其相反，社会主义的根本意义在于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在于把人解放出来，打碎戴在人身上的“黄金枷锁”——不仅要打破人被人压迫的现象，而且还要打破人被物压迫的现象。在这两个压迫中有一个存在，都不能称为社会主义。人之所以为人，根本的在于其思想、精神方面。因而解放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解放思想、高扬精神的作用。在毛泽东思想中，人的精神作用被提到了历史的最高点，被看成了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毛泽东多次论述了思想、革命理论对于实践的决定性作用和指导作用，大量阐述了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提出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认识路线等，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伟大而丰富的贡献。为全党和全民的思想解放提供了哲学基础。毛泽东的气势，是一种由内在精神因素所构成的大气磅礴之“势”。这种气势虽是无形的，但却是力量的积蓄与彰显。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底定了中国人的惊天豪气。气势无形，但对于博弈双方的胜负来说却至关重要。如果一方力量缺少了气势，就缺少一种“神”和“魂”，其数量再多，也如同散沙一盘。对于此点，我们的对手也很清楚。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再一次证明了这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洗礼的“泥腿子”部队的金刚之躯。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将军李奇微来到朝鲜战场，从美国士兵的脸上发现缺少气势，他于是决定先从这个环节入手，寻找扭转战局的办法。相反，我军一向具有强大的气势，能够屡屡以劣势装备战胜强大之敌，能够在朝鲜战场上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军队一决高下。太平天国运动即将失败时，洪秀全的一位大将曾发问，我们起义时只有几万人马，却势如破竹，而现在还有几十万人马，却不堪一击。为什么？这位大将得到的答案是气势所失矣。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根据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论述，我党在军事、经济和科技工作中提出了“人的因素第一，政治第一，思想工作第一”的指导原则，在困难和强敌面前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以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等，极大地调动了全民族的精神力量，使人的思想、精神作用得到最大程度张扬，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并转化成一种无坚不摧、移山倒海的强大力量。在战争中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无往而不胜的奇迹，甚至使一切强大敌人闻风丧胆；在建设中创造了白手起家、自力更生、攻难关、建伟业、“当惊世界殊”的无数奇迹，取得了单靠任何金钱物质因素都买不到的宝贵财富。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大庆油田会战成功，威震寰宇。伟力在哪里？显然不是依靠先进的机器设备。那时大庆的生产手段落后得很；也不是依靠丰厚的工资报酬。大庆人有艰苦创业的品德，有自强自立的气概，有报国之心，效国之志，有为甩掉被人讥为“贫油国”帽子的英雄抱负，有“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的豪迈气概。正是靠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大庆人的大庆精神，我们拿下了大庆油田。精神这个东西乍看是虚渺的，其实不然。正确的精神一旦在人们灵魂中、一个组织系统中形成，作为理想、信念、价值观，就会产生巨大的有形力量。公元1140年，岳飞与金兀术在偃城对垒，金人以“铁浮图”担任正面冲锋。浮图，塔；铁浮图，铁塔。“铁浮图”三骑为一组，人马披铠甲，形似铁塔，另派1.5万人拐子马为左右两翼，向岳家军发起进攻。“铁浮图”是当时的“重武器”，“铁浮图”与拐子马很有杀伤力。可是岳飞凭借“还我河山”这般浩然正气，壮怀激烈，全军同仇敌忾，形成一种“岳家军”精神态势，硬是把金兀术的“铁浮图”、“拐子马”杀得人仰马翻，铩羽而归。
毛泽东思想十分注重解决人的问题。不论进行革命战争还是进行经济建设，关键在于人。进行企业经营和管理，最根本的还是处理好人的问题。人是活生生的有文化背景的文化人，因此，任何管理必须考虑到文化背景。由于中西方在文化积淀、心理状态、社会环境、社会运行机制等各方面的差异，中国的管理与西方的管理必然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毛泽东善于掌握中国人的心理，关注中国人的利益。他的理论和语言，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鸣。现在有些人不赞成毛泽东的观点，但也有意无意地使用他的语言，可见他的影响之深。因为毛泽东的处事风格与中国人的心理习惯相吻合，所以容易被人们所接受。他的语言朗朗上口，表达起来很有力度，很风趣，也很透彻。反映到组织系统的管理中，我们就不能简单套用外国的思维方法、行为范式和语言系统，而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依据中国人的习惯、心理和社会运行机制，考虑到中国的人际关系等各种因素来处理问题。
毛泽东深知：团结就是力量；和谐就是力量！毛泽东豪迈地宣布：“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向我们投降”；“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就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在当前，加强党的团结，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团结，具有特殊意义。”雷锋表示：“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团结成为领袖与人民的共同认知。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公有制客观上成为“团结就是力量”的物质基础、制度基础。我们的父辈在那个什么都紧张的时代里，他们发自灵魂深处的勤奋、刻苦、节俭、奋发、认真、负责、自强之精神，非我辈可比，何来“大锅饭”？又何来“大锅饭”没积极性？对团结、和谐的力量，《周易》说得很精辟：“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周易·系辞上》）强调只有团结和谐，才能万事顺利。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没有和谐精神的重塑是不行的。要改变世界，首先要改变人们的思想，注重集体主义教育。毛泽东相信信仰的力量和精神动力的作用。毛泽东对理想和使命的追求、对统一思想的重视、对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视、对宣传的重视、对英雄模范的重视、对工作作风的重视、对团队精神的重视，都构成我们今天倡行的和谐管理之道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同志无论是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有独特的经济建设思想，很值得当代管理者借鉴和参考。譬如，毛泽东在延安发动的大生产运动，以“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思想，解决了因国民党经济封锁带来的财政困难。毛泽东在陕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培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把一个地瘠人贫、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变成了丰衣足食的模范根据地，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建国后的“抓革命、促生产”，把思想觉悟与经济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极大地促进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抓革命就是把革命放在明确的地位，政治是统帅，思想要领先，不是不革命抓生产，也不是停革命抓生产，更不是压革命抓生产，当然也不能抓革命不管生产，这两个东西一起抓。如果只抓生产不抓革命，那么，我们的生产可能大发展，但是，我们的国家可能改变颜色，我们的生产成果可能落入少数人的腰包，用人民群众的血汗养肥“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在这一原则下，把组织系统真正办成属于人民的大学校。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指出：“无产阶级不能剥夺劳动者，不能剥夺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只能剥夺剥夺者，这是一条基本原则。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是剥夺劳动人民的，他们使那些小生产者破产，才有了无产阶级。他们剥夺的方法比我们一些人‘高明’一点。他们是逐步逐步地使小生产者欠账、破产，而我们一些人是一下子就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用这种方法建立社有经济、国有经济是不行的。比如收购农副产品压级压价，非常不等价，搞得太凶，脱离群众。执行原则，这个话好讲，我们许多同志也是懂得的，但实行起来就比较困难了。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的向前发展……过去我们开一次会议，决议很多，以为这些决议会灵，其实并不那么灵。会议的决议，多不一定灵，少也不一定灵，关键还在于情况明不明，决心大不大，方法对不对。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我们要巩固工作，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规格，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
我们不能指望一个没有血性、没有战斗精神的民族走向战场会凯旋而归。因而，毛泽东清楚，要实现强国梦，首先要振奋民族精神。于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精神废墟上开始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新塑造工程。基于高度的思想统一，新中国几乎是在一夜间消灭了娼妓、赌博、吸毒等沉渣，而且还在极短的时间里消除了蝗虫、血吸虫等这些千百年来危害人民生存的灾害，同时黄河、海河等的治理也一步一步展开。新中国，万象开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每个人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意识，仿佛一下子成了国家的主人。人民大众成了真正的创业者。毛泽东在对一份来自孔子故乡曲阜县的创办合作社报告的批语中说：“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多少倍。有兴趣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3]1958年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中写到：“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中国要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善于捕捉历史含义的读者，想必不难从这些历史性的千古绝响的名言中发现：其试图在当时伟大的历史激流中寻找一种普遍的意义，一种超越当时当地的情景指向未来和全人类的伟大追求。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思想十分丰富。相对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全民所有制采取了国家所有制形式，国家对企业实行直接的行政管理，企业的生产、流通、分配以至工资、福利等统统由国家包办，而企业也并不乏自主权。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曾提出过许多颇有价值的进一步搞活企业的思想与政策主张，认为要给企业一定的独立性，重视发挥企业的积极性，认为要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劳动者间的关系。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指出：“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至于企业的独立性，即所谓独立自主到何种程度，毛泽东在 1956年4月28日 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分析了两种企业，一种是生产过程的企业，一种是流通过程的企业，认为它们应该有点“独立王国”。当然，这里的所谓独立王国，是指有“半独立性，或者是几分之几的独立性，分开的，合法的半独立王国”。
在毛泽东时代，适度发展、和谐发展的轮廓是非常清晰的，共享发展成果的理念也是清楚无误的。作为平民革命的宝贵政治遗产，作为革命时代对民众的解放承诺，毛泽东一生都坚定不移地宣称要为96%的大多数服务，要抑制4%的特权阶层，政治上要求精英阶层向平民的基本生存利益让步。同时毛泽东时代国家安全形势非常严峻，1965年国家计委的四月提纲就已经提出“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为了形成“上下同欲”的态势，对伪精英主义和特权思想的追究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目的就是要造就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
世界上所有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那样清廉。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堪称吏治最为清廉、政令最为通达的国度。毛泽东时代官员一怕贪污，二怕出男女作风问题，如果在这些方面出问题，肯定会付出沉重代价。那时，贪污腐败、以权谋私、以权欺压百姓的现象微乎其微；吸毒、贩毒、卖淫、嫖娼、赌博等等丑恶现象完全绝迹；没有失业，没有下岗，没有拖欠工资的怪事，没有两极分化，人民没有后顾之忧；崇洋迷外、崇美恐美的软骨头现象消失。因此，才会有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毛泽东时代的政府，文，无不彰显官恤民顺之仁治于内；武，无不威震夷狄于外。在那个时代，虽穷虽苦，但斗志昂扬。人与人平，人心亦平。故而，人虽贫却无多怨。在那个时代，虽然贫穷，但人们内心坦然；虽然财力不足，但国际威望很高；虽然也有一些违法现象，但整个社会呈现的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虽然个人没有多得存余，但人与人之间，友爱互助蔚然成风。整个中国社会尽管还比较贫穷，但社会秩序安定，人们的心情轻松，社会气氛祥和，体现了社会主义新社会新国家的面貌，由于夯实了基础，故发展后劲十足。这是当时所有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不可比拟的。
毛泽东率领老一辈革命家创建的新中国还是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进步的人民政权！西周统治者曾制订了一整套等级制度，到了春秋时期，孔子面对周王室礼崩乐坏的危局，提出“克己复礼”的观点，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等（《论语·颜渊》），为等级制度鼓与呼。而后，中国的封建等级制度越来越完备，几乎无人能够撼动。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彻底颠覆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等级式管理，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管理体制，为新中国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打下了坚实可贵的基础。毛泽东是为了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终身奋斗的伟大战士，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让中国又一次成为世界举足轻重的强国，改变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圈定“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禁地的耻辱。毛泽东为了中华民族强盛而创设的刚健管理，将永远在管理世界的天空熠熠生辉；他整合王道与霸道之后的红色管理思想，必将彪炳千秋。
1949年后，中国是一个康复后急需要进补和防疫以避免再病倒的人。这是要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在“无”中立“有”，还要确保这个“有”永远存在下去，并发挥作用。主席首先要解决的是什么？是国家的大门！自1840年至1949年我们家根本没有大门，可谓改革开放，谁想进就进、想拿就拿！国防第一，工业第一，重工业第一，需要大量资金，当时国情下只能“剥削”农业！换来什么？国家独立、民族自主、一定的国富国强——只差民富和民强！如果上天再给主席10年，他肯定会转向国富国强与民富民强并行不悖之路——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一个网名叫愚蠢小猪的留日博士，其文章极有智慧。他在日本研读日本经济发展史，对比中国经济发展史，发现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革命与日本经济起飞前的情形极其相似，为中国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发展战略是无比正确的。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道路却完全背离了大道，片面追求GDP，民族工业和科技被破坏殆尽，照这条路走下去，中国将永无翻身之日，只配做二流国家[4]。
国际社会其实与一个国家内部差不多，也分三六九等，平等只是理想，但不是现实。有人是白领，有人是刷盘子的。毛泽东高瞻远瞩让中国人安心读书，而不是刷盘子享受生活。所有刷盘子的收入，卖粮食和卖资源，由国家统一管理，充做学费，使国家工业化，而不是购买彩电、冰箱等消费品改善人民生活和玩GDP数字游戏。心无杂念，也不攀比邻居的幸福生活。从几乎零起点起步，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做出了中国第一台汽车、第一架飞机、第一颗卫星、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创造了无数第一，完成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近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创造这些第一，按照庸俗经济学术士的观点，是不懂经济，不讲比较效益，是走弯路。但那个时代培养了无数人才，涵养了潜能[5]。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政策简单的说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中国首先是个大学校，目的是改造人。生产，也就是打工刷盘子挣钱，是从属的，只是为了支持学业。所以，在经济方面对毛泽东时代的争论完全是不得要领，无论评价高还是低。1949年，中国12岁以上的人口90%是文盲。毛泽东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进行扫盲。那个时代政治运动不断，读毛选，贴大字报，好像很荒唐。但奇怪的是，中国人读四书五经两千多年，可结果绝大多数是文盲，读毛选20余年就扫盲了，真是奇迹。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在于找到了问题的切入点——教育，并由此创造了奇迹，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再造，走完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近百年的工业化历程，从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科技先进的工业国，从而为经济发展积蓄了巨大能量。一旦时机成熟，能量就会排山倒海般释放出来。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一方面是上述能量的自然释放，另一方面是对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双重剥夺的结果。
毛泽东的非凡管理智慧在于：他站在时空之外去观照这个过程并左右这个过程，他站在未来去把握现在，通过现在去准备未来，不再是被动地等待历史结局，而是主动地创造历史收获了。在这里，管理不再是形而下的手法，而是超时空的哲学境界，是从容的艺术灵奥。毛泽东提前走进了未来，设计好了未来。一切都在毛泽东的掌握之中，包括他的政敌。现在乃至未来还在毛泽东哲学智慧的掌握之中。凭借毛泽东站在未在观照现在的管理哲学智慧，我们才能够读懂管理的真正含义。1949年，几乎没有任何重工业基础和技术，人民绝大多数是文盲。清朝时积攒的巨大财富，早已被列强盘剥干净。几乎一无所有，除了人。伟大导师毛泽东从历史的脉络中找到了中国前进的方向，走计划经济之路，全民族节衣缩食，自立更生，艰苦奋斗，打造民族的基础工业，中华民族要做一流的民族，而不是刷盘子的角色。而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既不可能通过海外殖民掠夺的方式，又希望避免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夺方式进行原始积累。这样，只有靠高积累。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此，在投资中必须优先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然后才考虑农业和轻工业；在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必须保证提高积累率来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然后才能适当考虑提高人民生活的消费需要。这个原则既是中国工业落后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共同道路。1966年至1975年执行的“三五”、“四五”计划，实际即承担了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后两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到1978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1：56.9，变为75.2：24.8[6]，可以说初步实行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因此，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投资积累率高、消费率低，重工业投资大、农业轻工业投资少，生产性项目多、生活性项目少，投资效益低、见效慢，实际上是实现工业化目标中进行基础建设阶段的特点，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为以后发展预付的必要代价。由于国家的工业化需要高积累，我国当时的积累率一直在30%以上，最高达到 39%，严重地挤压了人民生活。比如我国1953年就装备了3000架作战飞机，1956年开始自造飞机，1958年就装备5000架“歼6”（属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工业化没有高积累是不可能实现的，而高积累，就必然会影响人民生活的提高，这样就表现出粮食、副食品、生活用品、轻工产品的匮乏和生活改善的缓慢，而人民是不能够直接感受到高积累的好处的——这是一个厚积薄发、先积后发的过程。在那个时代，是不讲究个人回报的，只讲为祖国多做贡献，只讲集体主义——这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与思想基础——人们在自身利益遭到不公正的“牺牲”时表现出世界各国罕见的宽容与忍耐。
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果断实行计划经济高度集中资源，在中国建成了军事重工业体系。
从1952年至1977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04亿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了869.3万吨。同时，中国从无到有建立起规模庞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门类齐全的军工体系，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奠定中国大国地位的巨大成就。至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已由一个落后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喷气式飞机、运载火箭到工业成套设备和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工业大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完成了100多万公里的公路、2万多公里的铁路（改革开放30年所建铁路仅1.5万公里），其中绝大部分是穿越于群山峻岭和戈壁沙漠。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毛泽东不忘“民以食为天”的祖训，深知粮食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以粮为纲”的国策。因为中国处于季风气候区，水旱灾害频繁，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根本改善中国的农业条件，第一个步骤就是需要水利事业的大发展。在水利建设方面，经过毛泽东时代近30年的全民动员，完成了主要大江河的治理工作，修筑了近20万公里江河堤防，兴建了5万多座水库，在旱灾多发区黄淮海平原上修建了300多万口机井，使得中国的农业生产条件有了长足的进步。由于黄淮海平原农业生产条件的根本改善，一举扭转了历史上延续了近800年的“南粮北运”问题。这是历史的奇迹。在文教卫生方面，文革结束时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教育经费的投入最高曾达国民生产总值的5%，建立了近千所大专院校、数千所的各类中专及完善的基础教育体系。毛泽东时代，学龄儿童根本不存在上不起学的问题，与现在普遍存在的失学儿童现象形成鲜明对照。在各县城和公社建立了卫生院，并培养了遍布乡村的赤脚医生队伍。城市居民实现免费医疗，农民看病也收费低廉，发烧感冒类打针吃药费用一般在1元以下。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些成就是在国际环境恶劣、大战不断的情况下，通过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实现的。由于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后建立的，是属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它就必然会受到被推翻的三座大山的残余势力以及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仇视和封杀。50年代中期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复辟以后，使新中国受到的封杀颠覆威胁更加严重和复杂。抗美援朝、援越抗美、东南沿海反美蒋入侵、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苏修百万大军压境及东北珍宝岛反击战等战事记载了这种险恶的周边局势，使得新中国不得不将国防军事斗争放到突出的战略地位，于是便有全民皆兵、三线建设、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壮举。国防建设固然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更多的是对各种社会资源的极大的占用和消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全球一盘棋，各国人民的解放都是互相支持的。为了履行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新中国虽然百废初兴，仍然极为慷慨地从道义上、精神上、物质上、财力上甚至不惜一切的牺牲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事业提供了全力以赴的支持。即使这样，毛泽东逝世时，既没留下外债，也无通货膨胀，这在发展中国家是极其罕见的。由于建国初期国民生产总值基数低，即使保持10%的年增长率也难以支持如此快速的工业化进程，支付如此庞大的教育、福利和军费开支。实际上，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增长数据并没有反映经济的实际活跃程度，只反映了其中的一部分。另一大块未被计入的经济成分，如果按市场经济的角度考虑，是劳动力的成本。例如，在华北平原上某低洼处修建一座水库，因无需炸药开山，也没有机械参与，只有发动群众义务劳动建造，这座水库的建设成本约为零。这一经济活动在当时的经济统计数字上根本反映不出来。但同样一座水库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造，其劳动力成本将成为投资部分，建成这座水库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将等于其实际投资额而被计入。铁路建设是另一特例。2万多公里的铁路因多建在地形复杂的地区，工程之浩大是难以想象的，最著名的要数桥隧占30%以上的成昆铁路。在今日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将难于应付如此庞大的铁路工程项目。但当时铁路建设是由劳动力零成本、训练有素的铁道兵完成，在低投资下确保工程的质量和进度。在毛泽东时代，劳动力开支的低微对确保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积累是必不可少的。
这里必须提到三线建设。三线建设是在特殊国际环境下保证自身安全必须做出的战略选择。1964年和1969年，美国和苏联都曾向中国发出使用核打击的战争威胁。在这样的形势下，进行三线建设，加强国防建设是必须的，决不能用大规模战争至今没有爆发的事后估计，来判断当时的战备是否有必要，更不能用通常情况下的价值准则来判断三线建设和发展国防建设是否合算。有些人批评当时只发展核武器，不发展核电站，这是脱离历史条件的不负责任的指责。事实上，正是当年的这些建设，为我国以后的和平发展赢得了保证。对此，江泽民深有感触地说：如果没有毛主席、周总理当年在非常困难条件下搞成的原子弹、氢弹，我们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安全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同样，这一时期的外援，也带有改善自身环境、扼止霸权主义扩张的作用。如援越抗美战争，中国付出了200亿美元，大多数是在文革时期提供的。而这些援助，包含有为维护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所付出的牺牲。
现在看来，进行三线建设还是为调整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而进行的战略选择。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原有的工业交通企业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内地基础十分薄弱。这是国家经济建设中迟早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下决心进行三线建设的重要原因。1964年，毛泽东在作出三线建设决策时就指出：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也就是沿海支援内地，使内地逐步赶上沿海地区的发展水平。针对有些人认为大规模战争打不起来的看法，他说：“他们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们本来就是做两手准备的。”[7]所以江泽民同志1991年4月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南物理研究院等当年三线重点工程时说：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三线工业建设即使从经济学观点看的效率与比较效益，也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为预防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而设置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不妨把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三线建设带来的因资源配置不经济而产生的效率与效益损失，计入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社会成本中。这一部分成本属于国家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支出成本，是一种必要的扣除，何况从经济发展的后续性看，落后地区的开发一旦进入收获期，原来的投入将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里得到补偿[8]。
红色管理，是一种基于信仰的管理。毛泽东对红色管理应有的制度设计深谋远虑。令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党的某些高层干部，“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搞了近十年了，毛泽东还在说走资派还在走，可见，毛泽东对党的高级干部的腐败现象是明察秋毫的。所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9]毛泽东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之间划定了界限：“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虽然还有两重性，但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由于劳动已经不是商品，社会主义商品的两重性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的两重性。”简言之，所有制和劳动的性质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水岭。这是伟人那穿越时空的洞见。由此看出，毛泽东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是人类最善于创造奇迹的智慧之神，同时又是理想的超现实主义的预言家。
毛泽东不无忧虑地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改造。阶级斗争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个话他反复讲了多年。毛泽东对谋求私利最大化的政治家的担心和预言不无道理。
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事实上已经创建了区别于其他任何经济理论的独特的经济理论体系——社会主义人民至上经济理论体系。在人民至上理论体系范畴内，毛泽东从来不怀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力，不怀疑社会主义一定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他不惜冒着巨大风险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位孤独的先知。为了防止历史的循环，毛泽东超越历史以来反腐败的传统做法，大胆地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以防止党员和干部队伍的变质。一系列的群众运动有力地防止了特权阶层的产生，使中国社会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廉洁、最有活力的社会。毛泽东意在通过文革先在党内建立起一套更加符合中国大多数人利益的政治体系，在此基础上再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但历史没有给毛主席这个机会（伟人毛主席已处于生命的晚年时期），他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因他的精力和时间而没有最终得以实现，但历史走到了今天，许多事实早已证明了毛主席的战略眼光是对的！伟大的毛主席，以其雄才大略而傲视天下，纵横宇内，他的身影将永存于世界历史的画卷中。如今，领袖的巨大成就已化作凝固的历史。
毛泽东时代的工业成就和科技成就超过了中国以往几千年的总和，科技成就更是远远超过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而3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工业产值却排世界第七位，且其中有相当大部分的产值是外资在中国办的企业产出的。实际上，中国1949—1979年的发展远远超过了世界各国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印裔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在全面研究了中国经济后得出结论：“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定方向的结果。”在民间的反思中，人们逐渐认识到，毛泽东时代的30年，是埋头苦干的30年，是真正韬光养晦的30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西方帝国主义严密的国际封锁的极为艰巨困难的条件下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坚实基础，从此逆转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来任人宰割的命运。
如果说，一个曾经任人要挟、任人宰割的人口大国不集中力量优先建立强大的完整工业体系特别是强大的国防工业体系，也能像新加坡那样快速富裕发达，那绝对是天方夜谈、痴人说梦。毛泽东高瞻远瞩，十分清楚中国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坚实工业基础，集中力量建立教育体系（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建立全民医疗体系（覆盖偏远山区农村，保障全民身体健康，身体是各项事业发展的本钱。刘邓路线却要把医疗机构放在城市以保障干部身体，不重视农村），建立全国的灌溉网络（农业持续发展的保障），建立完整强大的重工业体系（如机器制造、机械制造、军事装备，这是国家赖以生存、抗拒外辱的根本），所以才有遍布城乡的无数学校，才有遍布城乡的无数医疗卫生机构，才有遍布全国的无数水利工程，才有汽车、飞机、导弹、核武、卫星、核潜艇等等。如果把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复兴和强大比作一座高楼大厦，那毛泽东就是这座大厦最伟大的奠基者和设计师，他为这座大厦奠定了坚固雄厚的厦基，为这座大厦设计和建立了坚固强大的骨架，有了坚固雄厚的厦基和坚固强大的骨架，这座大厦才经得起任何狂风暴雨的袭击而不会倒下。毛泽东时代的重大成就在于一个坚定不移的发展方向，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句话衍生出来的产业转型思路，坚持发展重工业，完成装备制造业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整个工业的发展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苍天有眼，历史没有让刘少奇等人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当道，而是让其胎死腹中。
毛主席用愚公移山的精神，领导中国人民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并为新中国的发展打出了30年的和平环境。建国后，毛主席又用愚公移山精神鼓舞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掀起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人工天河”——红旗渠，曾经是“穷山恶水，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大寨田，途经滑坡、危岩落石、崩塌、岩堆、泥石流、山体错落、岩溶、岩爆、有害气体、软土、粉砂等被称为“修路禁区”的成昆铁路，中国公路史上规模最大、海拔最高、世界上尚无先例的高寒冻土区铺设黑色路面工程——青藏公路……靠的就是这种战天斗地的愚公移山精神才得以建成。历史不会忘记：是中国人民以这样一种敢于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把新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工业基础几乎为零的基础上建设成为一个门类齐全的工业大国。
当毛主席以史无前例的惊人速度把各项事关全局长远发展的大事业、大工业建设好之后，又以同样史无前例的惊人速度发展着经济，完善着社会事业。
如果以经济增长速度来衡量领导人是否懂经济，那么毛泽东时代年均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不包括广泛存在的劳动力零成本所关联的经济活动）无疑证明毛泽东是一位卓越的经济领导人。是否只有懂得市场经济才能称之为懂经济呢？是否只有疯狂掠夺自然资源、无情剥夺人民大众才算得上懂经济呢？是否只有不负责任地天天喊“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才称得上懂经济呢？市场经济是否是人类发展经济的唯一选择？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在短短28年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无疑给了否定的回答。去看看那些国有大型企业的设备就会发现，它们建成时期基本上是在改革开放前。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进程，给中国留下了大量国企，那是全国人民忍受高积累低消费政策进行建设的成果，是属于全国人民的。所以，国企改制才是个大问题，这么多年都没改完，也说明了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国有财产是多么丰厚。30年来一些不肖子孙不过是把毛主席时代积累的财富拿到国际市场变现而已！
关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有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事实上，恰恰是毛主席使中国改变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解放前中国经济连续100多年下降的局面。据世界经济史统计，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均GDP是600（按1990年国际货币计算），到辛亥革命时已下降到540，到1949年解放前则下降到430。这种连续100多年经济下降的现象，当时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可见中国人民当时的苦难。解放前全国80%以上的人处于赤贫和饥饿状态，上海一夜大雪，第二天上午街头收尸300具。而在毛主席领导建立新中国后，应该说吃饭穿衣问题50年代就基本解决了（温饱标准不同），短短27年里，中国人均GDP从1950年的430，增长到毛主席去世时的1200（以上数据见MADDISON《世界经济——千年展望》，和HUNTER与SEXTON的《当代中国》等）。而且毛主席时代的经济成就是在战胜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全面经济封锁中取得的，是在做到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同时取得的，是在建立普遍社会保障的同时取得的，是在树立良好社会风气的同时取得的。在毛泽东时代，中国15年就完成了从洋火洋油到核大国的跨越，20年中就从一个不能生产一颗普通钉子的国家到拥有代表世界国力最高水平的“两弹一星”。这样的经济建设成就古今中外都找不到。
在中国搞西方那一套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吗？孙中山那么真诚地要把西方制度搬到中国来，试图把中国全盘西化，成功了吗？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步西方化而取得成功的实例（即便是几个在帝国主义卵翼下的保护国搞的也是不伦不类，终究是殖民地味道）。不成功不是因为第三世界的人笨，而是世界资本主义体制本身就不允许第三世界也变成西方发达国家（关于此点，毛主席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因为所谓发达国家是要靠第三世界养活的，这和刘姥姥没法学做大观园的茄子是一个道理。比如说，今日世界如果第三世界都不存在了，那么西方七国还能活下去吗？富国俱乐部何以久存？这就象如果世界上只剩下大观园，大观园中人吃什么呢？例如美国，它国民经济中只有大约10%是生产性的，其他90%都是消费和服务，而且生产的比例越来越小。如果没有第三世界国家给它打工，美国又消费什么？总之，并不是第三世界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而是第三世界恰恰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产物，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是同一体系的两个反面——对立的两极。现代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就是在100多年来的对外、对内的各种壮烈斗争中浴火诞生的。它不再是千百年来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在吸取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最先进的意识形态和国家理论，在革命实践中加以创造性的发展，把产生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成为社会的主人”的最先进思想，与中国大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创造出的新中国的文化。中国革命闯出了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社会现代化的道路。
戊子年冬于三和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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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向前：《毛泽东诗词的一种解读》， 2006年5月21日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演讲。
[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6页。
[3]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75页。
[4] 钟庆：《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5] 愚蠢小猪：《急行中国经济列车是飞跃、崩溃还是平安——看毛泽东的远见卓识》，人民网“强国论坛”2007。
[6] 国家统计局：《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
[7] 毛泽东：《在打仗问题上要有两手准备》，《党的文献》1995，（3）。
[8] 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9]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7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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