邋遢道人：数落一下毛泽东的“错误”（二）

数落一下毛泽东的“错误”（二）　　　　　

由于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家庭经营开始的，而且家庭承包后一是农民收入增加了，二是大家感觉吃饱了。人证物证俱在，因此对毛泽东经济政策批判最直接的，也是最理直气壮的就是人民公社问题。也可以说，人民公社在现在中国人眼里，基本就是个劳动集中营。中国人吃不吧问题，剥夺农民问题，城乡差距问题，几乎都可以装在人民公社这个破筐里。甚至声称解放前农民的生活也比人民公社时期好的发言都在“纪念改革大批判会”上登台了。　　

贫道就一个个说说。先说吃饱问题。　　

首先一点，肚子是不会骗人的——我们确实感觉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吃饱的。故事也是真实的——小岗村确实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实现了连续翻番。结论似乎也无可挑剔——只要发挥了人的积极性就能创造奇迹。“联产承包责任制焕发了农民种田积极性，因此中国解决了吃饭问题”的推论顺理成章地就得出了。也就证明，人民公社和计划经济是不能解决吃饱问题的，毛泽东搞了快30年也没让中国人吃饱，把毛泽东的错误刚一纠正，大家都吃饱了。　　

虽然人证物证都有，依然会让人怀疑。首先，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小农经济，积极性一直就不低，但始终没解决吃饭问题。1949年到1956年中国也是小农经济，照样没解决吃饱问题。同样的小农经济凭什么到了80年代就能创造出奇迹来？　　　　　　

其次，联产承包责任制能够释放的能量只有精神。实际上，承包到户对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对提高农业生产组织性上，都没有什么积极作用，反而有破坏作用。这可以从80年代中期我国水浇地面积、机耕面积等农业生产条件的降低可以看出来。物质条件下降，精神力量增长，粮食照样会哗哗地增长。相信这个推论，就等于必须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道理。引申一步，无非是在说明“一心为公”的精神原子弹远不如“一心为己”的精神原子弹的力量大而已。　　　　　　

人类解决吃饱问题并不容易。美国学者Fogel估计，十八世纪初已经从殖民地获取大量小麦的英国人均卡路里摄取量为2095，法国为1657。1800年开始工业革命英国人均卡路里摄取量才达到2237，而同期法国还只有1846。M.K.Bennett估计在1934—1938年之间，印度、菲律宾、墨西哥、秘鲁等国人均卡路里摄入量为1800—2000。(D.Gale Johnson 2000)由此推算，解放前中国人均卡路里摄取量基本上在1800——2000之间，不会超过2000。　　　　

一般认为，人均每天摄入2200大卡，成人每天摄入2400大卡热量是最低标准，这个标准以下人会偏瘦。研究所谓“吃饱”问题，其实是指中国农业能够提供的人均热量有多少。按照中国人自己养活自己的标准看，可以用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加油料产量来推算。 用这个标准会发现，中国在整个解放后绝大部分时间中农业的粮油产出都高于人均2200大卡热量。(见表一)但是在80年以前没有人感觉吃饱了（因素可能与饲料用粮降低了热转换率以及归还苏联债务造成的实际人均摄入量低于2200大卡的因素）。因此必须附加感官标准。本文把人们“感觉吃饱了”的1985年人均粮油所提供的热量（2900大卡）作为一个基本标准来衡量。（1985年以后操心的是减肥问题，与吃饱没关系了）。　　　　　　

表一           解放后历年粮食油料产量及折合人均日可摄入热量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从表一数字大致可以这样看。比如，我们认为2900大卡是5个烧饼，中国人一天吃5个烧饼才能吃饱。解放初期中国人离“感觉吃饱”的2900大卡还有34%的差距，相当于吃了3个烧饼，还差2个当然吃不饱。解放后中国人均可摄入热量明显提高，但一直到1970年的20年间，始终徘徊在2200大卡这个最低指标上下。1970年人均日2253大卡，相当于“感觉吃饱”指标的78%，相当于吃了4个烧饼，还差一个，感觉不好。但是此后有一个明显上升趋势，1975年为指标的85%，还差四分之三个。1980年为指标的91%，还差半个。到集体经济依然为主体的1981年（虽然小岗村是在79年已经被报道，但1980年9月秋播结束后中央才下文件试行联产承包，1983年达到全国90%。因此，1981年还基本是人民公社体制。而且1981年与1980年粮食总产也很接近），已经达到94%，还差四分之一个，也就是差那么一口烧饼了。　　　　

就这么有意思，人民公社制度让中国人从一天3个烧饼逐步增加到一天4又四分之三个烧饼，就差一口就吃饱了，但是仍然牢骚满腹。恰好这个时候实行承包制了，于是把最后一块塞到了嘴里。然后拍拍身上的馍花，站起来说：怎么样？还是这一口管用，前面吃的算什么呀。等于白吃了！　　　

这不是笑话中的那个傻子么？其实，看完这个数字后，就知道我们就这么傻。　　

粮食增产靠什么？粮食增产靠的是八字宪法提到的土（深耕、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土地规划利用）、肥（增加肥料、合理施肥）、水（发展水利、合理用水）、种（培育、繁殖和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加强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这里排在前面的土、肥、水、种、密、保、工是物质条件，是硬条件，只有“管”一条是软条件，被排在后面。农业八字宪法是在大跃进高潮期间提出的，是《人民日报》登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后三个半月后提出的。显然，即使在把精神力量鼓噪得最疯狂的时候，物质因素、技术因素依然被政府作为农业生产最重要的部分。种过田的都知道，八字宪法不见得十全十美，但确实是概括了农业活动的基本道理。其中土、肥、水、种最为重要。要分析中国解放后为什么粮食会持续高速增长，就必须找到这个时期中国政府是如何改善土、肥、水、种这些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的。　　　　　　

土　　　　　　

种地需要耕地，解放后国家先后组织专业部队和知识青年对东北和西北进行了大面积垦荒。到改革前，仅这两个地区新增耕地达到500-600万公顷，全国总计增加耕地近一亿亩，耕地面积增加6%左右。同时，国家对黄淮海、宁夏等地区通过灌淤方式对上亿亩耕地进行了土壤改良，使长期低产田变为中产甚至高产田。推广间作和套作来增加复种指数等于增加了耕地面积。1952年我国农业复种指数为131%，1957年就提高到141%，1978年继续提高到151%，等于增加耕地面积15%（2000年我国复种指数也不过158%，仅仅提高4%）。也就是说，解放后至改革前，是我国耕地面积增加最快，土壤改良面积最大，复种指数提高最快的时期。几项加起来，等于耕地面积增加30%左右。这成为粮食总产逐年提高的重要保证，也成为改革后在大量农业用地被快速占用情况下，保障我国农业产量持续增加的基础。　　　　　　

肥、水、工　　　　　　

肥和水是粮食生产最重要的保证，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以下是解放以来到改革前期我国灌溉面积、化肥用量、机耕面积和小水电发展变化情况。（见表二）　　　　　　

表二　　

灌溉面积、化肥用量、机耕面积和小水电发展变化情况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从表二数据可以看到，我国农业用水利成就主要是改革前奠定的。灌溉面积比解放初期增长一倍多，而我们感觉吃饱时期灌溉面积实际是在下降（到80年代末才恢复。1952年到1979年的27年我国灌溉面积增长125%，而此后到2006年的27年只增长了22%）。1978年我国水库库容从解放初期接近零增加到4000多亿立方米，此后虽有增加，但主要是水电用水库的增加。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没有水，土、肥、种等都不起作用。正是这个时期逐步奠定了水利基础，使粮食产量逐年提高。　　　　　　

在土和水的条件确定后，化肥使用量增加成为粮食产量增加的关键因素。农业专家推测的每吨化肥科学施用可增产粮食8.84吨，以此来计算，1981年比1965年化肥使用量增加数乘以8.84，基本上等于粮食产量增加数的77%。用1985年比1980年化肥使用量增加数与粮食增长数比较，是76%。文革开始后，我国大力发展小化肥产业。到文革后期，几乎各县都建立了小化肥厂，10年间增长70%。一直到几座大化肥投产后的1978年，小化肥还能占到全部化肥产量的40%。尼克松访华后第二年，我国就进口化肥等成套设备8套。1978年中美建交接后着引进13套大型化肥设备。这些设备先后在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先后投产，这是我国粮食产量在这个时期快速增长的关键。生产化肥需要煤炭，而我国煤炭产业也基本上是这个时期奠定的。1980年我国煤炭产量从1952年的0.66亿吨增加到6.2亿吨，此后直到2000年也还是7-10亿吨徘徊。　　　　　

1980年以后我国化肥使用量大幅度上升，但化肥产量增长幅度不大，主要是进口化肥比例提高。1980年我国化肥产量占使用量的97%，1985年为74%，1995年下降到71%。目前进口化肥已经占主要地位，最近的农资涨价主因来自外国化肥涨价可以说明。　　　　　　

种　　　　　　

良种的研制和推广是在土、水、肥条件确定后对粮食产量，尤其是单产影响最大的因素。良种应用需要两个环节，一个是研究，一个是推广。细心点就会发现，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小麦、水稻、玉米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在改革前的旧体制下完成的，小麦、水稻推广是在1986年前没有把农村三站改革为事业单位前的时期完成的，只有玉米主要是用市场经济体制推广的。　　　　

我国小麦良种的研究早在文革前就已经有很大成就，河南偃师几个高产小麦系列在60年代就进行了研究和推广。文革期间李振声的小麦与偃麦草远缘杂交与染色体工程育种研究，也培育出高产小麦。小麦良种推广主要是在计划体制下的种子站完成的，推广速度很快。我国小麦单产从1952年到1970年年均增长7.1%， 70-76年年均增长7.6%，76-84年年均增长6.7%。这是我国单产快速提高的主要时期。（此后到2005年我国小麦单产年均增长只有0.5%）　　　　

杂交水稻是文革后期培育成功的，主要是在农村三站“大锅饭”时期推广的。我国水稻单产增长最快时期是1976年到1984年，年均增长5.6%，此后到2005年只有年均0.7%的增长。　　　　　　

我国良种玉米培育较晚，良种培育成熟是改革以后。1979年，山东李登海成功研制出紧凑型玉米"掖单2号"，亩产高达　776.6公斤　，创造了我国夏玉米单产最高纪录，很快又破了世界记录。但是他的良种玉米推广非常慢，最有成就的时期还是在农村三站改制前。在　李登海　先生80年代后期成立种子公司推广到2005年，我国玉米单产年增长率只达到1.3%（这个时期还是他的良种成熟期）。而我国玉米单产在1976年到1984年年均增长达到6%。显然，原来的为农村和农业服务的三站体制比市场的力量要大。　　　　　

还有一个很重要数据说明市场体制并不见得比计划体制在良种推广方面有更高效率。到2006年，我国稻谷、小麦单产比世界平均水平分别高出56.3%，59.3%，而曾获得单产冠军的玉米只高出世界平均单产11.4%。　　　　　

看完这些数据，就知道中国粮食为什么会增长了。中国政府在解放后到改革前，通过垦荒、改良土壤和提高复种指数等手段，使可耕地面积达大幅度提高，同时大兴水利，建设灌溉系统和机井，提高机耕面积并扩大农业用电。这些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的建设到70年代中后期基本完成。在准备了这些基础条件的同时，我国政府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10年间，通过大办小化肥和引进设备使我国农村化肥施用量快速增加，并且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稻谷的良种培育也在70年代中后期完成并可以通过深入到公社的种子站进行推广。是这些因素形成了我国粮食作物在1970年到1985年的高速增长。　　　　

中国粮食产量增长最快时期是改革前，单产增长最快时期也是改革前。1952年到1970年，我国粮食产量年平均增长2.1%。1970年到1981年年均增长2.8%。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到1995年为2.6%，此后至2005年只有0.4%。这里就带来一个疑问：为什么粮食增长速度最快时期，人均可摄入热量却长期没增长，反而是粮食增长速度放缓以后，人均可摄入热量反而增加了呢？　　　　

原因很容易找出来：这只能是在粮食增长最快的时候，人口增长速度也那么快。数据也可以反应这种判断。从1952年到1970年，我国粮食年均增长2.1%，但同期人口年均增长也是2.1%，人均可摄入热量自然没增加。而1970年到1981年，我国粮食年均增长为2.8%，但人口增长年均只有1.7%。1981年到1995年粮食年均增长为2.6%，人口增长进一步下降到年均1.37%。显然，是70年代前中国人口增长过快造成中国人没吃饱，并不是当时粮食增长不快，因此不是这个时期的农业生产体制出了问题。　　　　

说到这里就牵涉到毛泽东的另一个“滔天罪行”，就是“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个亿”，让中国背上了人口包袱。直到现在，只要经济中碰见人均指标时，没有一个不骂毛泽东的，张嘴就是“都是毛泽东鼓励多生才造成现在这个样子”。因此，这里专门研究一下人口问题，看看毛泽东的人口政策到底错了没有，为什么大家印象中毛泽东时期人口增长飞快。　　　　　　

“错批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故事。：“在１９５３年上半年实施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同年１１月１日得出了普查结果：截止１９５３年６月１日午夜，我国人口为６亿。仅仅４年时间，全国就增加了１亿多人口。”，“人口学家”马寅初一看就急了，就按人口年净增长2%计算了一下，说多少年后会达到15亿。还写了本叫《新人口论》的书，不停给主席“上折子”要求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结果毛泽东没有搭理他，甚至还说了他几句难听话。说人口问题，吃饭问题都不大，只要“革命加生产”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结果，中国确实此后人口增长很快，从1949年的5.6亿，50年代后期“六亿神州尽舜尧”，接着64年超过7亿，5年后就“八亿人民八亿兵”了。又过5年，1974年超过9亿，到1976年总计增加4亿人，28年增长73%，此后28年只增长38.7%。　　

这又成一个铁证了：一是毛泽东确实在50年代中期没赞同，没提倡“计划生育”政策，二是毛泽东时期确实人口增长比1979年实行计划生育后快得多。难道还能狡辩吗？　　

但是贫道一旦说透，你又会发现这像吃烧饼一样是玩马虎眼的。　　

首先，现在写的故事就是顾头不顾腚。根据中国人口网数字，1949年年末中国人口是54167万人，1953年年末人口是58796人。4年增加了4629万人而不是1亿人。写材料的人也不想想，4年增加1个亿，年均增加4.7%，算上这个时期的死亡率，年均出生率就要达到7.1%。育龄妇女占人口24%，扣除12%不育家庭，加上单身的，只有人口的20%，这就意味着中国可生孩子的妇女在这4年平均生了1.4个孩子。10月怀胎，1年哺育期，也就是孩子刚断奶就要怀上一个才行。等于这4年中国妇女啥也没干，集体生孩子去了。这不是笑话吗？　　

其实，人口增长速度是有自身规律的，制定人口政策会起点作用，但作用非常有限。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通过制定人口政策明显降低了人口增长速度的先例，包括中国也一样（后面会分析）。现在非常多发达国家对人口自然增长率低到无法维持人口自然更替水平，出台很多鼓励生育政策，也一样没有成功的例子，还是靠机械增长来解决的。　　

什么叫计划生育政策？无非两条，一是号召宣传，二是强制政策。　　

宣传好办，但效果一定很差。宣传再多，说一个不少，两个正好。当时中国5岁以下婴幼儿死亡率是30%，孕妇死亡率也很高。生两个只有1个是男婴机会。从概率说，一家要保持传宗接代，起码生2.6个才保险。而谁信概率呢？而且战争刚结束，就算长成的男子，难道一家一个就保险？那叫独子！独苗！老人们想起来就发慌的。在30%婴幼儿死亡率情况下，不生到5个基本不保险。一家一户单干的农民，听听广播他们就信了？而且广播还没普及呢。中国农民是什么样子，宣传会有什么效果，毛泽东心里门清！所以，毛泽东并不是真的就不宣传计划生育，很多指示是在60年代初就说了的，而且宣传也早就开始。但是毛泽东不把希望寄托在这上面。　　

强制？靠什么？当时连避孕套都不会生产，县级医院还不会做人流，中国第一例结扎是在1980年完成的。当时有可行性的强制措施，一给每个妇女发个带锁的铁裤头？钥匙村长拿着；二就是把生下的小孩在尿盆里揿死！毛泽东能像后来的人那么野蛮？　　

马寅初就是个旧社会来的老头，没啥现代知识。动动嘴皮子可以。　　

其实，人口学有什么神秘的？简单说，人口增长速度取决于两个变量，一个是生育率，一个是死亡率。生育率持续高于死亡率，人口就增长；生育率低于死亡率，人口就减少。　　　　　

在不加控制情况下，妇女生育意愿决定了生育率的高低。到70年代后，人口学家研究发现，近现代人的生育意愿主要取决于生活质量，生活质量越高生育意愿越低。相反，生活质量越低，生育意愿越高。　　　　　　

国际上采用人类发展指数（HDI）衡量人的生活质量。统计研究表明，HDI与妇女生育率高度相关。欧洲国家现在的HDI在0.9左右，平均生育率为1.5，也就是平均一个妇女一生只生1.5个孩子。非洲穷国家HDI在0.3左右（中国60年代初水平），生育率达到7.0左右。同一个国家生活质量提高过程中，生育率会随着HDI的上升而下降。这是人口增长的基本规律。人口学家还发现，HDI在0.5左右是个关键值。在0.5以前，生育率虽然也随着HDI指数降低，但幅度很小。而到了0.5以后，生育率明显下降。1950年，中国HDI只有0.159，这时中国的生育率为6.2-6.4。　　　　　

HDI是怎么构成呢？三个主要指标，一是预期寿命，二是初中升学率，三是人均GDP。现在很多人不清楚预期寿命到底是什么意思，以为刚解放中国人预期寿命30多岁，到60年代达到60多岁，就是人多活了20多岁。解放到那时候总计还不到20年，怎么多活20多岁？其实预期寿命是各个年龄段死亡率统计出来的。5岁以下死亡率越高，摊到所有人身上就一下子活的岁数少了。因此所谓预期寿命，关键在婴幼儿死亡率高低。道理也很容易理解：生三个死一个就倾向多生，生一个活一个就没那么担心。一个文盲丈夫和公婆让她生七八个工作不难做，要做通一个初中女毕业生就困难得多。越穷越生更是都明白的。　　

贫道觉得，虽然毛泽东当时还没看到十几年后人口学家才总结的理论，但他这人就是天才，他英明！他知道马寅初说得不行，隐约觉得还有什么道理，于是提出“革命加生产”解决问题的思路。　　

不要以为贫道是说笑话的。　　

抓革命首先就是铲除剥削阶级，并且不让剥削阶级再产生。为什么呢？因为生产力提高不是一会儿就办到的，总要几十年时间。但是，如果贫富分化严重，看起来人均收入提高了，但劳动群众一定分配的少，大量穷人一定多生。只有消除贫富分化，才能在同样人均收入情况下，穷人收入提高得快一些。因此，虽然中国人均收入在这个时期看起来并不高，但在影响生育方面的因素上指标是很高的。中国在这个时期60%的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总收入的48%左右，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只有25%。也就是说，即使一个国家人均收入比中国高一倍，穷人收入也无非与中国相等。不抓革命行吗？　　　　　　

抓革命还包括在农村建立新型社会体制——集体经济。政府当时的财力根本不足以把整个农村的初等教育包下来，也没有财力让这么大广大的农村医疗卫生都搞上去。因此，必须在农村创造出一个有财力办教育，办卫生，办养老（养老也非常重要，老有所养就不那么依赖多生子女）的组织，这就是人民公社。也许毛泽东当时就想，你马寅初不行，书呆子一个，我也不说什么，看我怎么做就行了。于是他马上推行合作化，接着搞了人民公社。中国初中升学率迅速从解放初期的10%到60年代就提高到70%。而同期印度只有35%。没有大队办小学和初中，公社办初中和高中，怎么会这么快让农村青年妇女都受初中教育？没有集体经济谁来办公社卫生院，谁来组织合作医疗？没集体经济谁来管理五保户？中国政府除了在解放初期开展大规模的扫盲外（但返盲率很高），主要抓了中学入学率。我国中等学校在校生数从1952年的315万，迅速增加到1965年的1432万，并在1978年达到破纪录的6637万。同时，在人均收入很低情况下实现了合作医疗体系。有了集体这个组织，建立了公社卫生院，农村卫生和卫生知识宣传也能做到家。于是，中国婴幼儿死亡率很快从30%降低到60年代中期的5%。这个指标印度至今还没达到。　　　

不抓革命，以上都实现不了。接着当然要抓生产，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这方面就不说了，因为现在诟病的就是毛泽东发展生产太急了。急了是急了，总不能说不抓生产吧。其实你怎么说毛泽东都有理。你说他冒进吧，那是需要抓生产，生产不上去人口会增加。你说他不抓生产抓革命吧，那是需要抓革命，不抓革命人口更增加。　　

于是，中国HDI迅速攀升。按照世界银行数据，中国HDI指数1950年为0.159，1974年超过0.5。如果考虑中国当时贫富差距非常低，中国应该在1970年HDI已经接近0.5。于是，中国妇女生育率，出生率、增长率都迅速下降。而且主要下降过程发生在1979年，国家正式从宣传性政策向强制性政策转化之前。见表3　　

看完表三，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想，或者有什么新发现。贫道说说看对不对。首先，人口增长率下降不是发生在强制性计划生育之后，而是在这之前，是在中国HDI达到0.5是发生的。其次，强制性计划生育开始后，并没有出现出生率下降，增长率下降的情况，反而有所回升。出生率最高时比低点高出30%，增长率高时比最低点高43%。虽然妇女生育率总体是下降的，但已经严重放缓了速度，个别年份甚至还高。要知道，妇女生育率与育龄妇女人数无关，与妇女生育意愿有关。显然，即使在动辄“该扎不扎，四角拉塌，该引不引，拿绳就捆”，“宁可家破，不能国亡”，动辄把妇女成车拉到乡卫生院成批结扎，动辄逼得人家破人亡的政策实施下，竟然妇女生育会意愿回升。这就是检验究竟是毛泽东的“革命加生产”管用，还是马寅初以及胡耀邦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管用的实际例子！　　

为什么妇女生育意愿下降会中止？为什么出生率和增长率会提高？道理很简单，集体经济解体后，没了办学主体，没了卫生主体，没了供养五保户的主体，增加了农户单户抵抗灾害的担心程度。于是，初中在校生人数在适龄学生数增加的情况下，从1978年的4995万下降到1983年的3769万，减少1226万，这1226万基本是农村学生。高中在校生数从1978年的1553万下降到1983年的629万，减少924万，减少60%！基本是农村学生。如果按人口比例计算，1983年农村高中生已经很少了。同时，死亡率在上升，从1979年低点6.21%，上升到1983年的6.90%，上升11.3%。同时，农村合作医疗和五保户很快消失了。　　

因此，究竟是老朽马寅初的道理对，还是毛泽东的道理对，究竟是刷嘴皮子出身的马寅初的办法有效，还是做实事出身的毛泽东办法有效，一比就出来了。　　

有些人会说，80年代中期是育龄妇女增加的时期，因为1962-1965是个生育高峰。贫道承认有这个关系。但是，首先，生育高峰是63-65年。即使是62年出生的人，高生育期也应该在83年（20岁结婚），但1979年出生率是17.82%，1981和1982年就突然提高到20.91%和22.28%。而这批人如果是第一次生育，应该是出生率最低的1960年和1961年的妇女。其次，也就是最重要的，从1968年到1978年，妇女生育率下降速度为年均9%。妇女生育率与育龄妇女数量没关系，本应该持续下降的。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即使减低到6%），应该在1984年就达到2%左右，但这个数字到1991年才达到。其中个别年份竟然高于1978年。因此，还是世界权威人口学家根据全世界数字得来的道理对，马寅初基本就算外行，或者摸了一辈子也没搞懂的人。　　

毛泽东虽然没学过这，但人家是天才，一通百通。　　

想要指责毛泽东对中国人口数量有责任，只能假定毛泽东提高HDI的速度还是有点太慢。可是，日本人的HDI从1870年的0.160（中国50年水平）提高到0.607（中国87年水平）用了80年时间，中国是37年。印度在1950年HDI是0.161，到1997年HDI才达到0.436，只相当于中国60年代后期。也就是中国不到20年提高的HDI幅度，印度用了47年。（这也是印度人口从1970年相当于中国的65%， 1980年上升到70%，到了现在上升到90%，甚至有超过中国趋势的根本原因）　　　　　　

也许很多人还是有疑问：中国在从解放到1970年出现人口年增长2.1%的增长率确实有点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 “妇女生育意愿”与“婴幼儿死亡率”既关联又相悖。婴幼儿死亡率低了，妇女生育意愿才会低，而且没有连续五六年明显低的婴幼儿死亡率，也不会有效降低妇女生育意愿。但婴幼儿死亡率降低反而会提高人口增长速度。60年代婴幼儿死亡率从30%降低到5%，意味着原来注定要夭折的25%的婴幼儿从此会长大成人，人口增长率必然提高。死得少了人口自然增长快。这本来就是个选择问题，究竟是选择印度那样保持高死亡率，先慢后快，以至于眼看要超过中国，还是暂时忍受，从长远解决问题呢？毛泽东选择了长痛不如短痛，一劳永逸的做法。最可能的是，毛泽东可能根本不愿意中国婴儿们死那么多，他心善。　　　

说毛泽东“错批一个人，多生几个亿”，本来就不是事实。到人口增长率已经下降到非常低情况下去说，无非是把毛泽东的功劳窃为己有。贫道也奇怪，毛泽东从来也没给谁挣过什么人口学大师的称号，他认为自己能当个“教师”就行了，干嘛还把人家的成果说成自己的以后，回头再腌臜人家？不地道嘛，很不地道嘛！　　　　

当年，毛泽东很自信地告诉艾奇逊们：“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富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这一天就差一两年就到了，毛泽东却没有亲眼看见。老天不公呀！　　　　

于是，毛泽东亲手为我们画了两条曲线。一条是粮食产量上升的曲线，这条曲线在1970年开始明显抬升；一条是人口增长率下降的曲线，这条曲线也是在1970年开始明显下降。这　一升　一降，让我们在80年代初感觉肚子饱了——这却没挡住我们骂他老人家的娘。　　　

想起来我们真坏良心呐，真不是东西呀！　　　　

本来可以结束了，想想再说点。因为有人会觉得，毛泽东农村政策确实好，但也许到一定阶段进行一些改革也是可以的，实行家庭经营后农民不确实收入提高了吗？这个问题虽然看起来已经与毛泽东没关系，但并不那么简单。　　

首先，我们要看两点，第一是改革后农民收入主要靠什么提高的。第二，三农问题是否能在现有模式下解决。　　

先说第一个。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开始与1980年（当年9月中央下文件），大面积推广在1982年，1983年年底90%农村完成联产承包责任制。因此，可以把1982年作为新体制确立的分界线。 　　

一般认为，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的80年代，主要是分田到户后，农民种田积极性大幅度提高，使农林牧副渔的产量大幅度提高，使农民收入提高了。　　

贫道前面已经说了，1970年来，中国粮食产量是一个持续增长过程，1970年到1981年年均增长率达到2.8%，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1982年到1995年，年均增长率是2.6%，此后到现在是0.5%。也就是说，自1970年开始到1995年，中国处于一个持续的粮食产量高增长时期，1982年到1990年前后并没有一个凸起。因此看不出来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产品产量增长的作用。　　

从其他数字也可以看出。1980年大1985年，我国农林牧渔的指数增长率（不变价）只有3.4%，1985到1990年只有4.8%。这两个数字远低于这两个阶段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15.8%和11.5%的速度。尤其是农产品实际增长慢的前段收入增长在反而比后段快。　　

农产品产量增长速度远没有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快，原因就很简单了，一定是农产品价格提高了。从1979年起，政府提高了粮食、棉花等18种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其中，粮食收购价提高30.5%，棉花提高25%，油脂油料提高38.7%。并对粮棉油等主要农副产品实行超购加价政策，扩大议价收购范围。继而在1979年11月，国家又提高了畜产品、水产品和蔬菜等8种副食品的价格。此后各年中，农产品国家收购价每年都在提高，无非幅度小了点而已。同时，由于集贸市场的开辟，大量农产品，尤其是肉、蛋、禽、鱼虾等以及农副产品是由农民直接经营零售的（当时中间商很少，而且加价不多），总的印象是，到1990年前后，鸡蛋、猪肉等产品的价格已经由1978年的0.7元和0.8元一斤提高到1.8元和5元一斤。羊肉从0.5元一斤提高到4-5元一斤。国家收购价加上自由市场价格的提高，农产品价格大约实际提高150%%以上。由于国家收购价格提高主要在1985年前，因此80年代前期农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后期。　　

以上判断还可以从农林牧渔指数（不变价）、农林牧渔产值（现价）、和农民人均纯收入这三个增长率关系可以看到。1980年到1985年，1985到1990年，指数、产值、收入的增长率分别是：3.4%、13.5%、15.8%，和4.8%、16.2%和11.5%。显然，价格提升对收入增加的影响要大于实际增长。　　

如果非要说是积极性提高了收入，那贫道一个数字就让你傻了：　　

1978到承包前的198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21.3%，而承包后一直1990年，也就是农民收入增长最快时期，年均增长13.6%。改革没有没改革增长快，为什么呢？因为大幅度提价发生在1979年。就这么简单。　　

那么，我们如果老老实实总结80年代农村改革的经验是什么呢？应该是一段文字：　　

80年代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的最主要原因是，国家按照市场经济中农产品价格总是相对于工业品价格在提高的基本特点，提高了农产品价格，同时允许农民自销农产品，从而缩小了剪刀差。这个再分配政策使农民收入迅速提高，并使城乡差距减小。因此，虽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农民积极性，但起到的作用是微小的，可以忽略不计的。　　

那么，是否现有家庭经营模式能使农民富裕起来呢？恐怕很难了。1997年以前，农民收入增长即使按不变价计算，年均也达到8.8%，但1997-2003年只有3.3%，到现在也不过5%左右。而城市居民收入增长一直在两位数。城乡收入差距已经从改革前的100比40，经过农产品提价一度降低到100比52，扩大到2007年的100比30。而且会越来越大。为什么呢？三点原因。一是中国农业单产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没多大余地了。二是粮食价格已经接近世界市场水平，没多大余地。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农民没有能力享受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带来的好处。　　

从道理上讲，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恰好是工业化完成阶段，也就是从完成从重化工业为主转移到机械和电子行业为主的过程中。这个过程会自然要大量创造非农产业机会和非农就业机会。这个机会本来就可能给农民带来新收入增长点，无论采取集体经济还是家庭经济都一样。因为集体经济，或者是家庭经济加充分的合作经济一样可以实现这样的产业和就业转移。下面我们分析一下更细的数据。　　

1980年到1990年，农民家庭非农产业年均增长22.5%，比重从11%增加到22%。同期全国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5.6%（均按当年价，因为农民收入都是按当年价计算的）。也就是说，在80年代，农民通过大办村办企业和个体企业以及个体经营，非农产业发展很快，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0%。1990到2006年，全国二三产业年均增长达到17.8%（当年价），而农民非农产业增长年均只有12.6%，是全国平均水平的70%。而且，农民经营的非农产业已经完全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农村最高收入的20%人组的非农产业总值甚至高于其余全部80%居民的总值。大部分农民已经从非农产业经营中退了出来。也就是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部分农民从这次工业化中得到的经营机会远小于城镇居民。　　

再看工资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占农民生产性纯收入（扣除财产性和转移收入）的比重，从1985年的19.6%，上升到1995年的23.9%，再上升到2006年的41.6%。2006年比2005年增长的收入中，62%来自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也就是说，农民收入中已经有非常大一块是来自雇佣劳动收入。但是，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速度却不快。1985-1995为17.3%，1995-2006为13.1%。调查显示，目前农民工在各个行业的同工种的平均工资都是城镇居民的50%左右，还不享受各种保险补贴，实际收入大约为城镇居民的40%。结果是，2亿多农民到城市做工，收入为别人的40%。贫道曾经做过计算，农民工2亿多人，在可能就业的行业中（比如行政事业单位、银行、铁路等就没有）占就业人数一半以上。这些行业创造价值平摊到农民工身上，再加上农业产值，农民本应该获得46%的收入，但实际只获得26%的收入。也就是说，农民把大部分体力劳动的活都做了，同时，留在乡村的386199部队再把中国的农业经营了。整个农民从老到少从男到女全部在辛勤劳动，创造了世界制造业大国，但享受的并不是他们。这种剥夺比改革前的剪刀差要厉害多了。　　

 因此，现有体制根本无法解决三农问题，城乡差距会越来越大。　　

那么，什么办法能解决呢？很简单，回到毛泽东的思路上。走合作化道路。　　

其实全世界各国头头们都发愁三农问题。农民收入低于城市居民，农村生活条件低于城市居民是普遍现象，并不只是中国。美国人均耕地资源那么丰富，农业资源那么好，照样为三农问题发愁。美国至今每个农民人均补贴达到1万美元，而农业就业人员平均收入只相当于城镇居民的75%左右。如果扣除政府补贴，会只达到城镇居民收入的50%，大约相当于1983年中国的城乡差距水平。欧洲国家的农业也很好，但照样是农民到处闹事，动辄把西红柿撒到凯旋门。第三世界国家就不用说了，农村和城市完全两个天地。新兴市场国家好的也不多，墨西哥到现在山区农村还有让政府军剿灭不完的起义军。　　

为什么三农问题，最主要的是农村、农民问题始终难以解决呢？贫道认为，一个产业的就业者能不能达到或超过另一个产业的就业者，取决于以下几点。　　

首先，这个产业的技术进步率空间是否比另一个产业大。因为技术进步率空间大，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空间就大。劳动生产率提高空间大，在发展中劳动者收入提高空间就大。　　

其次，这个产业的产业链扩张区间是否比另一个产业大。所谓产业链扩张空间指两个方面，一个是现有产品的增长开发空间，一个是是否有很多新出现需求需要这个产业生产。如果这些空间大，那么这个产业增加值增长空间就大。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条件下，只要增加值会提高，人均收入提高的可能就大。　　

第三，这个产业资源利用率提高的空间是否大。资源利用率空间是指这个产业能否将更多的物质条件发展为自己的生产资料。比如几百万年人都认为那就是块石头，可现在叫稀有金属矿石。　　

第四，这个产业内部的组织化程度提高的空间是否大。组织化是通过合理的人力组合和管理组合提高效率的能力。有些产业组织很容易，一组织起来效率很明显，有些产业就差一点。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农业与制造业，就会发现农业处处处于劣势。　　

首先，制造业的技术进步空间要远比农业大。有关部门对改革以来制造业和农业技术进步率进行了计算，结果是制造业平均年技术进步率达到8.6%，其中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要达到两位数。而同期农业技术进步率年平均只有1.72%。制造业是农业的5倍。技术进步率低，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就慢。制造业第二年一个人生产的东西增加20%的时候，农民只能增加4%的产出量。这样，农民总是会逐渐穷下来。　　

其次，制造业产品经常能根据需要衍生很多类型，每次衍生都有增加值增加。原来一块肥皂就洗脸洗衣服洗各种东西了。后来发展成香皂和肥皂，前者专门洗人。接着香皂又发展成洗头的和洗脸的洗手的，肥皂又发展成洗衣服的和洗厕所洗菜蔬洗器具的，再什么去头屑的……现在简直眼花缭乱。而小麦就是小麦，顶多是氨基酸含量高点还是出面筋率高点的。新需求大不了就是现在流行吃草莓或者糯玉米。可这些东西空间太小，稍微一多就没地方卖了。最主要的是，农产品一往后，就是制造业。原粮一加工，那叫制造业，就不属于农业了。　　

第三，农业基本资源就是耕地，耕地面积是有限的。顶多搞个大棚，或者在棚子里多种基层。现在能增加的生产资料也就是化肥和农膜，这比制造业新利用的资源要小太多了。　　

第四，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在市场经济中，农业无论如何都无法实现大规模生产。就算美国的农庄很大，有几十个工人就了不得了，比起制造业动辄能组织几千人几万人，差远了。还有，制造业可以通过生产规模扩大使组织规模扩大，商业可以通过连锁机构使组织规模扩大，而农业经济体就很难通过联合扩大。或者联合扩大需要外部力量推动而不是像制造业、商业那样自己就产生这样的推动力。　　

以上四点，是农业和农村、农民总是处在不利地位的根源。这不在于这个农业是在美国还是在尼日利亚，而是农业自身造成农民收入趋向降低，农村生活趋向恶化。　　

那么，市场经济有没有反向弥补这种日益扩大差距的手段和能力呢？有，但是不能根本解决。　　

由于农民收入低，农业投资效率低，因此农民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流动。部分农民走了，农业人均资源就提高。在技术进步情况下，农民劳动生产率也就提高，收入也就提高了。但是，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均耕地面积，土地资源特点和其他产业吸纳农民的能力。美国人均耕地大，是中国的5、6倍、日本的18、9倍。随便一集中，农民劳均耕地就达到1000多亩。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再努力集中，也不过劳均耕地十几亩到二十几亩。美国和日本制造业水平差不多，但农业如果只凭劳均二十多亩与美国一千多亩比，恐怕城乡差距会大得多。中国现在劳均耕地5.8亩，美国1133亩。中国要靠劳动力转移到美国劳均资源程度，农村只用190万劳动力，加上家庭，不过500万人。等于把中国农民全转移了，剩个零头的零头才行。不转移那么多，转移到美国水平的10%，那也要转移7亿人，剩个零头。再降低比例就没意思了，与日本面临的情况会一样。　　

第二个力量前面讲了，就是市场有一个自动提高农产品价格，降低工业品价格的能力。但是这个空间也不大，农产品不可能随意提高价格，因为太高了城里人就进口了。　　

由于市场经济在调节农民收入能力有限，所以即使连美国这样的国家还高额补贴农民，补到最后也没能让农民生活水平达到城市居民。而且，补贴本身就是个反市场化动作，会引起争议和纠纷。　　

那么，是不是农民、农村问题就没办法解决了呢？不是。思路很简单，就是市场经济规则决定了农民收入不会赶上其他行业，就只能用反市场规则来完成。补贴是一种，但用的多了有纠纷。那么就用别的方法。　　

比较成功的例子是日本、以色列、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这些地方基本是用了反市场方法解决的。　　

首先，这些国家和地区都采用了通过立法促进的农民合作方式，通过给组织起来的农民以优惠政策，让农民组织了起来。而以色列干脆就是政府政策和农民自我选择的结果（以色列在占领区土地归国有或集体所有，还有一点，以色列最多的移民来自苏联，他们本来就习惯集体农庄）。通过外力促进农民组织合作经济，显然有点不市场化。但是组织起农民是后面做的事情的前提。　　

其次，国家规定除合作社在国家扶持和优惠条件下在农村发展业务外，其他城市商业银行不准进入农村。设置门槛，显然不是市场经济惯例。　　

第三，由于农会和合作社控制了国内农产品最主要资源，因此农会自己组织农产品加工和食品制造业，不让城市资本介入或者限制介入。这样虽然扩大了农民经营空间，从而使农民经营内容的技术进步率和劳动生产率也都高于农业，但显然垄断资源设置门槛，属于反市场经济的做法。　　

第四，农会会自己组织组织内农户进行销售，农会自己在城市办超市和农产品和食品。资源都在我手里，别人就很难渗透进去，或者渗透的门槛高。资源垄断，这些地方的农民就有条件硬性抬高农产品和食品价格。台湾、日本、韩国的农产品和食品价格高于其他发达国家，道理就在这里。这完全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规则。　　

就这4项反市场经济规律的做法，加上政府支持，所以韩国、日本、台湾、以色列的农民生活水平就不低于城市，收入水平在政府没有直接大量补贴情况下，人均收入比美国还接近城市。　　

其实仔细一想，当年中国的集体经济稍加改造就可以变成日、台、韩、以模式。只用把政社合一取消，进一步隔离城市资本就接近了。　　

问题在于，集体经济本来就是解决农村问题唯一出路，尤其中国这样人均耕地面积小的国家更是除此无路。但就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焕发了农民种田积极性，农民收入有很大提高”这个判断成为了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包袱，还是自己给自己背上的包袱。尤其是宣扬小岗村写血书的噱头，小岗村集体经济中十几年不愿意劳动的特殊例子，让中国从领导到老百姓都以为农民是极端自私私利的，无法组织起来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是万恶之源，千万不敢再沾边，谁再说谁就是走回头路，就是反对改革。　　

把最后这一段写上，意思是批判毛泽东等于把自己的活路给堵死了。说实话，就咱们这些人的智力，加上见识，怎么能与毛泽东和他那个时期的共产党干部比呢？能领会精神就不错了，还能得不清，一会儿这个有“理论”，一会儿那个有“思想”，一会儿这个有“观点”。　　

哼，洗洗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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