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广泛流传的一则段子让人无限感慨，异常愤懑：
春节快到了，地下的先烈们纷纷打来电话询问
江姐问：国民党被推翻了么？
答：被阿扁推翻了。
董存瑞问：劳动人民还当牛做马吗？
答：不劳动了，都下岗了。
吴琼花问：姐妹们都翻身得解放了吗？
答：思想解放了，都当小姐了。
扬子荣问：土匪都剿灭了吗？
答：都改当公安和城管了。
杨白劳问：地主都打倒了么？
答：都入党了。
雷锋问：那资本家呢？
答：都进人大和政协了！
刘胡兰问：同志们都藏好了么？
答：都隐身上网了
毛主席问：大家现在都在忙什么？
答：都在斗地主
毛主席：那我就放心了……
解放：改天换地的时刻
成都日报报业集团-国家历史
1948年9月到1949年9月那短短一年，无疑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大地变化最为激烈的时段。以“三大战役”为代表的战争，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的走向。
如果说，战争是历史长河表层激荡的浪花，那么，那些被改变命运的人群，才是真正影响河流走向的洪流。
在这股洪流中，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经历大时代的洗礼，或顺应，或反抗，或欢欣，或沮丧，或挣扎，或奔跃……也正是这千千万万人的亲身经历和真实感受，构成了最本真的“解放”表情。这表情，或书写于脸上，或刻画在心里，成为这个宏大历史主题最细致，最生动的注解。
在沈阳，“国军”少校郭衣洞——也就是日后享誉中文世界的柏杨，亲眼目睹了解放军进城的种种景象，发出了“妇孺与王者之师争道”的感慨；
在天津，习惯于在舞台上尝遍世事沧桑的戏人们，这次则是亲身经历了风云激荡的家国变迁；
在北平，胡适和他的同事们苦苦挣扎在去与留的两难抉择中，而当他到达南京，没有从飞机上看到自己的众多故交时，不禁失声流涕；
在淮海战场，饱经战火的万千农民，从最实际的利益盘算中，参与、感受，甚至改写了历史的进程；
在南京，世家大族各自飘零，再相逢已过花甲之年；
在上海，商界精英们在忐忑不安中迎来了自己的1949年，上海滩的奢靡浮华，自此宛若一梦；
在广州，那些平日安逸闲适的公务员们，却要在这最激烈的巨变中，掂量人生的选择和方向……
在那一刻，五万万中国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今天，身处一个全新时代的我们，翻阅着已经发黄的报刊旧闻，用脚步沿着当年战火推进的步伐走进由南到北的一个个城市，重新打量在改天换地的那一刻，一张张60 年前的表情。
大事记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
●1948年9月16日，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
●1948年9月29日，东北野战军完成了对锦州、义县的包围。
●1948年10月2日：蒋介石飞抵沈阳指挥部署。
●1948年10月5日：太原战役开始。
●1948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
●1948年10月15日-10月16日:解放军攻克锦州。
●1948年10月17日：长春国民党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率所属3个师2.6万人起义；19日，新7军军长李鸿率其军部及所属3个师投降；21日，郑洞国率部放下武器，长春解放。
●1948年11月2日：沈阳全城被解放军占领，同日营口被攻陷。
●1948年11月4日：上海经管督导员蒋经国辞职。
●1948年11月11日：国民党政府宣布金圆券大幅贬值。
●194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指示对新解放城市实行军管。
●1948年11月18日：东北野战军入关。
系列报道：
沈阳：“我解放那一年”
文/国家历史主笔丁三
1948年10月30日，下午四时许，在沈阳东塔机场，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登上了一架草绿色的C-46 运输机。这一天，现场秩序无比混乱，《申报》报道说，“登机的一刹那，情景太紧张、太凄惨，因为有好多从前线退下来的官兵，拥在飞机前……前推后拥，一片紊乱”；新一军暂编53师师长许赓扬后来回忆说，卫立煌登机后，“由副官们把守机门”，将“被人从人头顶上传进去”的原外交部次长王家帧、“被人拉着从旁边上去”的沈阳市市长董文琦抢进机舱后，他们不顾在人群中呼天抢地的嫩江省长彭济群，强行关闭了舱门。这架可载员五六十人的运输机，在仅仅搭乘了十几名高官显贵的情况下，向葫芦岛方向飞去了。
这一天，与卫立煌座机先后降落的另一架C-46，“随着也开始滑行过来，似乎要到停机位置接人”，但面对蜂拥而至的人潮，“(它)根本没有停就一直滑行起飞走了”。而东塔机场之外，北陵机场航空站副站长林兆祥后来谈到，这一天中午，赶到北陵机场的人流越来越多，“飞机一着陆，这些人不听安排，都争先恐后爬上飞机，结果飞机超重无法启航，但谁也不肯下来”(林兆祥，《我在沈阳空军基地的见闻》)。这么一来，原本停在机场的三架运输机，“均不听命，擅自启航，只运走了一部分场站人员”；而飞抵沈阳的其它飞机，“见地面混乱，不敢降落，便飞往铁西民航机场降落”……
从这一天开始，北陵机场再无飞机降落。次日，最后一架飞机抵达东塔机场，带走了空军司令部的两名处长，彭亚秀和张季良，以及一个不知名的警卫团团长。林兆祥为此愤愤不平，他说，“一架能载五十人的飞机，只把这三个所谓高级官员运走，可怜许多低级官佐和技术人员，全被甩下来了”；他说，“其实当天机场安静无事，为什么忍心这样做呢？受苦有份，临危不顾，军纪何存？”……
无可奈何之下，林兆祥只得和他的三名同事，修护组组长梁增光、机械师万锦文和秦禧良，“化装从营口方向逃走” 。而在他们仓皇逃命的背影后面，是八万名走投无路、如同无头苍蝇的国民党官兵，是一座旧的已死、新的未生、复杂而苍茫的城。
忐忑
如果说，滞留在三大机场的男女老幼，充满了绝望、灰色的气息，那么，依旧驻防在沈阳城里的几位国民党将领，则以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这个城市的新生，和自己不可预知的前途。
沈阳守备部队，以原东北军53军、新一军暂编第53师和青年军207师为主。远在这一年6月，中共地下党员李书城即携带吕正操的亲笔信，往见与她有世交之谊的53军副军长赵国屏。据说，赵国屏这么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早就有这样的打算……第53军四个师长，其中张儒彬、毛芝荃是我当师长时期的团长，平时相处甚好，跟我行动是没有问题的；第1 16师师长刘德裕，虽然和周军长是亲戚，但他是看风头的人，由于利害关系，争取他也不会有多大问题。只有第130师师长王理寰，平日关系不甚好，没有把握”(赵国屏，《沈阳解放简述》)……
赵国屏不知道，几乎与此同时，在张学良幕僚王化一的安排下，另一位中共地下党员王佩青已开始了和王理寰的秘密接触。后来，王理寰谈道，“从此我每到王化一家，就不带外人，由我弟弟王治浩开车，勤务兵只有孙喜贵，以免外人知道” ……
问题在于，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无论赵国屏还是王理寰，都仅仅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了些许便利；对起义的要求，他们以“时机不成熟”的理由，不断推脱。他们始终保留着观望态度。直到10月29日，当沈阳沦为一片孤城、十几万大军兵临城下之际，他们才匆忙派出自己的代表，与解放军各部联系。
暂编53师师长许赓扬也如此。10月29日，他派出几名代表，“分头向各方面解放军寻求联系”(许赓扬，《沈阳解放时的暂编53师》)。次日，他的代表作战科长张社民找到了解放军独立2师师长管松涛；在两天的谈判后，管松涛代表辽北军区司令员聂鹤亭、政委陶铸，与他达成了起义协定。后来，在写给东北局的报告里，陶铸表示，“准其起义有好处。我可早两天进城，减少破坏。……总之是各阶层的统一战线反对特务破坏，在我军进城前，协力维持秩序，不使沈阳再遭受破坏”(《辽沈战役作战电报汇集》)。
然而，东北局对此态度极为勉强。他们认为，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53军的种种做法，只能算是投诚，“按(长春守军)新七军一样的待遇”；至于暂编53师，林彪的不悦之情也跃然纸上，在发往中央军委的电文里，他说，“辽北军区不待我们批准，已经答应，造成已成事实”；“现53师整个建制仍未动，开至法库整训，目前似乎只有承认该部起义的办法” ……
在讨价还价、忐忑不安的间隙，沈阳，这个东北的心脏、有着180余万人口的工业重镇，枪声始终零零星星。11 月1日，在消灭苏家屯以北的207师残部后，解放军先头部队挺进了沈阳城。他们惊奇地发现，“敌军……把人员武器排列得整整齐齐，等候我军接收。我们的战士坐上敌人的卡车、轿车、吉普车来往奔驰，一个排、一个班、几个人也能有秩序地接收整营整团的敌军和各种物资仓库”(程世才，《配合主力，围攻沈阳》)。《申报》驻沈阳记者的观察更为细致，也更加具体：“中午，枪声稀了，衣冠破旧的零星匪军(按：即解放军)，腰插手榴弹，扛着大铁棍，出现于市区。解体的国军，东一堆西一堆地看着这些疲惫的匪军。后来有成队的匪军来了，帽子上带着草圈，插着乱草。不久，吉普车、大卡车在街头飞驶了，到处收缴枪械、武器”(《申报》，1948年12月4日)……
这一天，除了游荡在街头的几千名散兵游勇外，七万余名国民党官兵束手就擒。对他们，新政权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称谓：“解放军官”、“解放士兵”。对这个新兴的、气象蓬勃的政权来说，无论是“被俘”、“投诚”还是“反正”，都是被他们“解放”的。
复杂
在被“解放”的百余名将官中，后来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当属53军军长、沈阳守备兵团司令官周福成。后来，他的众多属下以“异常顽固”、“冥顽不化”的字眼，描述他在城破前夕的面貌：10月27日，他的长女、中共地下党员周常秀飞抵沈阳，劝说他火线起义，他扬言要“毙了”她；当天晚上，其连襟、心腹部下130师师长夏时加入劝说的行列时，他勒令副官处扣押了这位近亲。直到10月30日，当赵国屏等人群起逼宫、他陷入众叛亲离的地步时，他也不过蒙被大哭，抱怨说，“国屏，你坑了我”……
然而，11月1日拂晓，面对黄达宣的枪口，他有了一个久久被引为笑柄的举动。
黄达宣是东野2纵6师16团的尖刀连连长。这一天凌晨，他率领百余人经铁西、过两洞桥和马路湾，一路搜索到周福成栖身的“世合公”银行大楼。据说，在几十个卫兵被缴械、黄达宣勒令他放下武器之际，周福成神色沮丧地表示：“我叫周福成。……我的部队正和你们三纵队联系起义。”
对此，黄达宣毫无反应。他后来谈道，“那时，我没有听说过‘周福成’这个名字，更不知道他是国民党的沈阳城防司令。……我只是觉得有些好笑，都什么时候了，还联系投诚，你还是先当俘虏吧”……
尽管如此，生俘周福成的消息，很快传扬出去了。当天傍晚，从各处被俘获的百余名国民党将官，纷纷被押解到了这里。“世合公”大楼成为了将官的第一个看守点。后来，116师师长刘德裕回忆说：“当日晚，解放军为在银行集合的百余军官准备晚餐。在该行住三天，即移至小西门内迎宾旅馆，并定名为解放军官招待所，生活上照顾非常周到”(刘德裕，《第 53军在沈阳放下武器经过》)……
在“招待所”的日子，也仅仅持续了半个多月。不久后，东北局对53军的处置意见，最终到达了：53军只能按“ 自动放下武器”也就是投诚处理；而根据当年年初东野的“国军工作会议”精神，旅以上的战俘和投诚者，“特别优待”、但 “基本上不释放”。正因此，不仅是被俘的周福成，即使被认为是投诚的刘德裕、夏时等人，也只能前往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接收学习和改造。对此，刘德裕心情复杂地谈到，“当我们移住迎宾旅馆时，53军副军长赵镇藩(按：即赵国屏)并未迁来，王理寰师长虽迁来，但不数日即被解放回家。这是他们对党早有贡献”……
又何止是赵国屏、王理寰？与他们同时出城联系解放军的许赓扬，命运分途更判若云泥：在勉强接受其“起义”后，暂编53师被改编为东北解放军第53师，许赓扬继任师长；次年春天，尽管“起义”待遇被取消，53师最后解散，但许赓扬依旧出任了齐齐哈尔市政协副主席、黑龙江省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等职。终其一生，他都受惠于自己的“起义人员”身份。
几家欢乐几家愁。这一年冬天，在初雪飘零的日子，百余名将官踏上了前往哈尔滨的路途。远在1947年春天，为改造战俘、甄别投诚人员，这个东北解放战争的大后方，就设立了“解放军官教导团”。一开始，它仅有六个连、“收容人数保持在800人左右”；但伴随着战争的进展、特别是辽沈决战的进行，它骤然扩编为十几个营、五六千人。它包括了两个“ 高级战俘队”，从沈阳转移到这里的一百多人，大多被编入了这个总数为239人的队伍。
“新生活”开始了。在一遍遍写自传、交代自己的历史和心路历程之余，他们扭秧歌、出墙报、打扫卫生、参加平剧 (注：即京剧)演出；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他们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写读书笔记、对比新旧社会的区别，并在小组会上讨论着各种心得体会……新政权的种种改造手笔，让他们心情异常复杂：一方面，他们不断上书，强调自己的“起义”身份；另一方面，在参观哈尔滨电厂、考察双城地区农村生活的过程中，他们又真切地感受到了新旧社会的区别。无论“被俘”、“投诚”还是“反正”，无一例外地，他们都把自己的这个命运分野，说成是“被解放”、“加入人民的行列”……
一个个昔日同僚被释放了，夏时之后，是张儒彬、毛芝荃、刘德裕……渐渐地，这个先后收容了15，533名战俘的解教团，只剩下了164人；其中还有88人，或等候释放，或“准备转往华北军大任军事教员”。然而，周福成的“解放 ”似乎遥遥无期，与他为伍的，还有38名将军、18名上校。在是否列为“战犯”的问题上，据说上级争论不休；为此，周福成不断地强调自己是“投诚”……
1953年3月9日，周福成最终获释。仅仅几个月以后，他就在哈尔滨悄无声息地死去了。
清新
百余名将官被押往哈尔滨同时，针对校尉军官、普通士兵的慷慨遣返，正手笔浩大地进行着。后来，一个叫郭衣洞的少校，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下了异常清新、无比动人的遣返印象、“解放”印象。
当时，郭衣洞在沈阳北大营第三军官训练班受训；与此同时，他还和几个朋友创办了《大东日报》。这是在沈阳小有名气的一份反共报纸。11月1日，也就是解放军进城这一天，他跑到北大营，“探听能不能领到薪俸”，却发现这里已空无一人。惊慌之余，他又返回了沈阳城内，却发现“街上有一种不同的气氛”。
这一天，解放军已经挺进到距离他的住处仅仅两条街的炮子坟，而沈阳主要报纸《新报》的头条，还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沈阳城外，共匪不多”。当天傍晚，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了，他和他的三名同伴挤在一个小房间里，“面面相对，说不出一句话”。他产生了近乎绝望的感觉：“一生的努力，一夕之间，又化成云烟。我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的新世界，我是一个失败者。……我们四个人惟一的财产，只剩下那位将军支援我们的二三十袋面粉，又能坐吃几天？”……
然后，他目睹了解放的清新和欢欣。他说，“穿着灰色棉军服的男女青年，坐在卡车上挤成一团，解放军中还有些女孩子打开胸前的纽扣，让怀抱中的婴儿吃奶”；他说，“震天的歌声和笑声，一辆一辆的军车在《大东日报》社前面奔驰而过。我不知所措地面对着他们的欢乐，这幅画面，深刻地印在脑海”……
让他印象更深刻的，还在后头呢！将官们安置的迎宾旅馆，是“招待二所”；几千名校尉军官，则大多集中在大西门附近的几个旅店里。在十几天的甄别、审查后，他们大多获准回家了。郭衣洞和他的同伴，也夹杂在这股如释重负的人流里，踏上了前往北平的路途。他说，“我、徐天祥和孙建章三个人这次逃亡，有一个特别的方式，那就是脱下平民便装，穿上临时买来的国民党军军服，惟一不同的是，把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徽拿掉”；他并且谈道，“我们所以改穿军服，因为那正是共产党所实行的宽大政策和既往不咎、统战心战的巅峰。凡是国民党军，只要手中不拿武器，都可以大大方方地‘回乡生产’”……
他们就这样走进了沈阳火车站。进入站台后，郭衣洞暗暗吃惊，“偌大的车站，平常一向人山人海，喧闹沸腾，这时竟然静悄悄的，鸦雀无声，变成了一个古老的废墟”。但这并不是因为没有人，“仍然有很多人，而且人山人海，全是平常凶暴得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官兵，现在却那么有秩序地鱼贯排列在各个售票窗口，有的甚至排到车站外的广场上”。他为此感慨万千，“没有一个人吵闹和大声讲话，也没有一个人插队，好像一夕之间，都成了第一流国民”。
如果说，旧国民党官兵的规矩、秩序，已经让郭衣洞产生了沧海桑田、人间演替的感觉，那么，在返回北平的路途中，解放军士兵的质朴、热情、军纪严明，则让他彻底动摇了自己的信念。他说，因为铁路被毁坏，他们只能坐火车到皇姑屯；而在皇姑屯出站、雇马车南下山海关的路上，“马路两旁涌出大批全副武装的人民解放军。……那些彻底执行军令的战士，常常高声发问，‘你是哪个部队的，怎么有车可坐’；我总是回答，‘我们是国军’。……那些质朴的战士就一言不发，从没有一个人刁难”……
又何止于此？“马车夫有时还叱喝他们‘让路’、‘让路’，他们每次也都踉踉跄跄地让路”。对此，郭衣洞再三赞叹：“我从内心对解放军生出敬意，这岂不是古书上所说的，‘妇孺与王者之师争道’么？！”
就这样，几千名国民党校尉军官大多化剑为犁、安然回到自己的家乡。直到今天，一个叫张树清的老人还保存着自己的“解放证”：“兹有国民党军第53军389团2营1连张树清，系吉林省怀德县范家屯区人，于沈阳战斗中解放。经本军释放回家生产，望我沿途政权予以放行，并给予住宿之方便”；而郭衣洞也回忆说，前往北平前夕，“每人还拿了一张通行路条。至于这三张路条是哪里来的，已无法记忆，好像一张是孙建章用肥皂刻了一个图章，另两张是解放军发的货真价实的通行证”。这个“路条”、“通行证”，就是张树清所说的“解放证”。
几十年以后，生活在台湾的郭衣洞，有了一个让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笔名——那就是以《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名扬海内的作家柏杨。
苍茫
百余名将官送走了，几千名校尉军官遣返了，还有万余名或伤或残、或无家可归的国民党士兵，以及几万名血气方刚、大多渴盼回家的军内青年，他们都等待着“解放”。在这股潮流中，大多数“解放士兵”选择了返回家乡，回到自家茅草屋边那片被重新分配的土地，然而，也有众多青年留了下来，加入了人民解放军。
俘虏了周福成的尖刀连连长黄达宣记得，11月2日，千余名士兵已集结在“世合公”银行大楼附近，他开始亲自挑选“解放战士”。和两年前不同了，全国解放在即、同时解放军兵员也已超过了国民党，他为此挑肥拣瘦：没有精气神的不要，个头没他高的不要，没有文化的不要……他口中念念有词，看中一个就拨拉出一个；拨拉出80个的时候，他数着人头，却发现少了一个。他一眼就看到了俘虏堆里的那个大个子。
他问，“你怎么又回去了”？大个子回答：“我想回家。”他说，“东北解放了，关内还没解放呢”！说着说着，又把对方给拨拉了过来。
这个年仅17岁的大个子，就是后来的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惠滋上将。据说，二十多年以后，面对已成为他部下的黄达宣，徐惠滋说起了这段往事；而当黄达宣觉得不好意思，表示“军长，你别说了”的时候，徐惠滋表示，“老连长，这是历史呀”(张正隆，《雪白血红》)……
对自己的“解放”同样印象深刻的，还有离休干部、某师副政委张天铸。沈阳解放时，他是“剿总”特务团2营6连的中士班长。他后来回忆，解放军招募新兵时，“当时我就寻思，当两年国军，再当八路也好。……兵就是兵，别闹那个景了 ”。而当募兵的指挥员嫌他身材太矮、仅仅“一米六零出点头”时，他说，“个大割不去，个小还能长”。就这样，他被分到了2纵5师13团的一个班。
下部队那天，“班长乐坏了”。班长说：“这个新战友是个大知识分子，今后就当我们的‘学习组长’，大家跟他好好学”；班长还说，学习组长，“就是平时教大家学文化，开会讨论记个录”。而当他问班长“甚么叫‘讨论’”时，班长得意地说，“你连这个也不懂呀”？
张天铸后来谈到：“我高小毕业，是个‘知识分子’。现在讲这个叫孩子们笑话，那时有这文化程度可就是个宝了。 ……那时可重视文化知识了，对解放战士一点儿也不歧视。”
与徐惠滋、张天铸一样，被挑选入伍的“解放战士”，大约有一两万人。然而，在一部分人入伍、大部分人遣散之际，解放军面临着一个挠头的难题：那万余名或伤或残、或无家可归的国民党官兵，该怎么办呢？
不仅国民党伤残士兵。在东北各个城市，共产党的荣复人员，也达到十几万之多，“到处都可以看见残废军人”。农业部副部长、曾主管荣复军人安置的刘培植后来回忆说，“相当的人带着不满情绪发牢骚，讲怪话。他们讲，‘动员时说得好听，说是参军光荣，现在打伤了、致残了、复员了，没有人管……’”；而1948年秋天的一个突发性事件，更让他忧心忡忡：一群荣复军人闯进了黑龙江省政府，挟持了正、副主席，而面对前来劝说的部队首长，他们如同孩子一样，一个个嚎啕大哭……
在这个背景下，与入城仪式、秧歌队、朱毛画像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一样，化剑为犁、拓荒屯垦，成为1949年浩大的“解放”交响的音符之一了：这一年3月，在伤残军官郝光浓的带领下，28名荣军开进黑龙江镇赉县的千年旷野，办起了“东屏荣军农场”；以此为先声，新疆、甘肃、海南、黑龙江……一个个地广人稀的省区，处处可见脱下军装的复转军人。在他们当中，也夹杂着万余名“解放官兵”的身影：1949年3月，“解放二团”在汤原县香兰建场，不久后又派出300余人，创建了“通北农场”；当年9月，“解放三团”创办了桦南县孟家岗农场；这一年年底，在团长房定辰的率领下，“青干一团”也开进德都县，创办了二龙山农场……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大约14，000名“解放官兵” 创办了七个农场。后来，有人以“种地犁后喘、开荒靠镐刨”的诗句，描述了他们在千里冻原上的艰难状况。
野狼、狍子、狐狸、野兔处处出没；极目四野，只有星星点点的几处农舍；大多数人没有家小，前往集镇，往往要跋涉一两天……即使如此，他们大多没有返回家乡，终身留在了这片荒野之地。年复一年，他们渐渐地老去，而即使在“拨乱反正”的大潮中，一万多名老人、中年人，也只有寥寥几个获得了“起义人员”的待遇。大多数人栖息着、沉默着，随后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了。直到今天，汤原县香兰农场仅存的几个耄耋老人，领取着400余元的退休金。
然而，2008年12月初，在接受本刊记者电话采访时，谈起六十年前，85岁的刘大安老人和79岁的胡兴旺老人，依旧不约而同地称之为：“我解放那一年”。
旧闻：四行孤军沦落为丐
1948年9月16日沈阳《和平日报》报道
酒足饭饱 壮士自杀——血溅于家馆
(本报讯)小西区惠工街一段电车路旁第一商场兴游园于家馆内，昨(十五)日午后四时许，有一军人顾客身着士兵服装，胸前佩有“九四三四”部队符号，迳走进该饭馆内，遂坐于第一号小单间内，叫炒肉一大盘，白酒一壶。饭毕于四时三十分许，突以其自己所携来之手榴弹自行拉响，迨该饭馆跑堂夏殿起听响后，乃急往该号查看，见该士兵业已被炸身死，前胸炸乱，五脏溢出，血花溅满四壁，桌椅具遭损毁，为状极惨，后经报告该管派驻所后，五分局司法组东区宪兵队，警局鉴定股分别赶到现场，经地检处查验结果，已确认自杀无疑，当令掩埋。
1948年9月16日沈阳《和平日报》报道
沈阳城防固若金汤 肃清匪谍具有信心
——对市内散兵游勇严加整饬
胡家骥昨招待新闻界发表谈话
(本报讯)沈阳警备司令胡家骥，昨天下午三时，假铁路宾馆举行茶会，招待本市新闻界，报告警备部自改组以来各种情形。……(一)沈阳城防工事构筑……预定十月间完成，现正加紧构筑中。(二)平抑物价方面：自该部与市府警局、宪兵队等组织经济会报，并以市府警局宪兵队为中心，成立经济检查队，……每天平均冻结食粮，及检举违反经济政策者甚多，故沈阳经济紧张期已过。(三)治安方面可分为：1，处理七月间之学潮……2，处理八月间铁路局工潮……3，肃清方面，现正会同各有关方面严格执行……4，处理盗匪小偷情形，……全市已加强岗哨，增加夜岗五百五十余处，连前共计七百余夜岗……5，整顿军风纪方面：……取缔散兵游勇后荣军等官兵二千五百名……
1948年5月22日《观察》报道
离开沈阳经过共区走到锦州
……沈平班机通航之后，一般达官显宦都纷纷遣送眷属，飞机黑票以金条计算；购票真比登天还难……从沈阳到关内的交通，除掉沈平间的航线外，陆路便是从沈阳搭车到新民，然后沿铁道线经大虎山、沟帮子、到锦州，或从新民经柳河沟、半拉门、黑山、北镇、闾阳驿、十三站、大凌河到锦州，然后搭车去平。……
我于四月十八日同两个学工的朋友自沈阳动身。由沈阳开往新民的火车，每天都载有五六千人，车厢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子似的没一丝空隙……车道两旁除掉荒废着的田地，便是房屋的废墟，颓垣残瓦，满目疮夷。
……由新民到柳河沟是国军防地……每家都驻有军队，要柴草粮食之外，衣服家具，也给敛了走。人们若稍露不快之色，便有通匪嫌疑。
……出柳河沟西行，便进入了真空地带......那天阴雨蒙蒙，路上尘土还少，然而行不数里，便被前面四五个骑马持枪的汉子截住去路，大声喝道：“你们算运气不好，碰上俺们了，给俺们队长凑点零化钱罢，”于是叫众人掏出钱来往一只麻袋里放，听说不多久就装了满满的两麻袋。
……绕阳河是共区的入口，并无正规共军驻守，由农民会维持治安。土地已分配完了，人们已开始了春耕，食粮较沈阳便宜一半。店家对我们说：“在解放区，就是手托着流通券也不会有人抢的！”我们在绕阳河总算过了一个恬适的夜晚……
路上偶而碰到一两个带红箍的八路军骑兵，他们对行人连看都不看一眼，便奔驰而去了。途中时常见到农人拆除枕木劈作劈材。插着小红旗的八路军生产车来往运送粮草。……
到大虎山时，天色尚早，醒目的标语随处可见，此地吃食较沈阳要便宜三分之二，秩序也较安定，旅馆都有公定价格 ……黑山已是中共的后方，所以进城出城没见到一个岗哨，城内尽是卖吃食的，关了门的商店，据说都是洋货铺。……我们到闾阳驿的时候，镇上正大敲锣鼓，一个头戴纸糊的高帽子的汉子，站在木板搭成的台子上向众人坦白自已的罪状。……
从大凌河南行，又见到了矗立山巅桥头的碉堡，和那些密密层层的铁丝网。穿着臃肿的棉军装的兵士哼着小曲，无精打采的在街头漫步。老百姓带着满脸的不高兴，一锹一镐的挖掘濠沟。……
锦州市外围绕着好几道铁丝网，进“卡子”，行李被翻了个仔仔细细。……锦州市况非常冷落，人们没购买力，大商店纷纷倒闭……街上除掉由沈进关的难民外，就是刚从关内开来的军队……在锦州，使人精神上感到万分紧张，处处是战时状态的感觉。而生活的压迫，亦并不轻多少……(高超)
1948年10月15日西安《西京日报》报道
悲惨的长春！
洪熙街是难民的鬼门关白骨盈野无异死猫死狗
(本报沈阳一日航讯)据由长春逃沈者谈：长春正如浪花冲击之孤岛，坚持屹立。自五月二十四日残共与蒙古，朝鲜，联合武力在长春周围加强围攻，机场失守，飞机不能降落，市内米价遂告上升。民众只有找野草，瓜花，豆秧，树皮来充饥，一边卖去箱底，换取米粮，豆饼，酒糟一类的东西配合吞食。糟糠豆粕，树皮之类，原非人食，食之不仅有碍营养，且患消化器病，以致普遍性眼疾与胃肠炎，广泛发生，身体日渐瘦弱，蓬发污面，终至相继倒毙僻巷颓垣，陋室沟壑之间。长春人正在如此扮演着空前未有的惨剧中的主角。
……
1948年9月27日《南京日报》报道
四行孤军沦落为丐
平日，坐车经过苏州河，那四行仓库仍屹立着俯视行人，墙上累累的弹痕，像无数个眼睛，深沉沉地瞪着胜利国度的萎靡国民，一想起当日杨惠敏献去的国旗招展在刀山剑阵中的日子，想着顽强的八百个人——是的，八百壮士！
而壮士是最容易落魄的……何况我们这八百位很多是不单黄金没有，而且“枕戈待旦”的钢枪早也已交回国库去了的。铁没有一根，最多只剩老命一条。
这便是所谓“解甲归田”。甲，是早就解掉了的。而大半却无田可归，或有田不能归……“复员”了三年，流落在苏州河边的一些孤军们如今是怎样维持和保存他们从炮火下剩余的生命呢？
让我姑且做一次文抄公，剪贴几条报纸的标题在下面——《复员三年，四行孤军“复员”为丐》，《丈夫为国捐躯，妻子行乞街头》，《母老子弱，苏州河畔壮士推板车》，《夕日冲呀杀呀！如今杭育杭育。孤军放下枪杆扛行李！》，《谁杀死全家，孤军遗族你们饿毙》。
够了！但仍要补多一条，是大字号眉题《国家不要你们了？》——但他们却是要国家的，因为他们终究是中国人，而且曾经为中国打过仗。
……献旗的杨女士就在大后方以骗案被捉将官里去，而三年前“投降”了的武士，血腥的刀又挂上腰间了！
八百壮士，是的，曾经给编做歌唱过，曾经写成过小说，曾经拍摄过电影的他们，十年来总应有着每个不同的遭遇或结局吧？
……但其实，这些都是不必大惊小怪的，这正是一种写照。(梅空彦)
大事记
●1948年12月15日：中原野战军于宿县双堆集歼灭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兵团司令黄维被俘。
●1948年12月20日：中共华北、东北野战军将傅作义部分割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和天津。
●1948年12月24日：李宗仁、白崇禧逼蒋介石下台。
●1948年12月25日：中共开列头等战犯名单。
●1948年12月29日：陈诚接掌台湾。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愿与中共商讨和平。
●1949年1月9日：陈官庄20万国民党军被歼，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俘，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军丧师50余万。
●1949年1月14日：针对蒋介石元旦求和文告，毛泽东提出强硬的八项条件。
●1949年1月15日：天津13万国民党守军被歼，城防司令陈长捷、市长杜建时被俘。
天津：三尺戏台演沧桑
习惯了在三尺舞台上表演悲欢离合的艺人们，这一次在现实的大舞台上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到头来，他们发现大舞台远比小舞台波澜壮阔，也生动复杂得多。
文/国家历史记者王刚
1949年，天津的艺人们翻身做主。命运转折的时刻从公历新年的第一天就开始了。
这一天，东北全境已经解放。在河南陈官庄，解放军已把杜聿明集团的残部彻底包围。正值农历的腊月初三，风雪交加，被困的国民党军靠野菜和树皮充饥，甚至连骡马的皮肉都吃光了。广播里，蒋介石的《元旦公告》宣称，“建设起一个完整无比的三民主义的富强康乐的新国家”。而毛泽东的新年献辞却说，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他甚至用了一个洋比喻，不做伊索寓言里的“农夫和蛇”。
也是在这一天，解放军已经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就算是最不谙时事的人也明白，天就要变了。城内和城外的人连对天气的感受都是两番冰火。在“时调”艺人王毓宝回忆里，这一天“冷得异常”，茶馆和“撂地”的场子，都是清灰冷灶。而在文艺接管干部曹火星的日记里，天津城外却是“春意盎然”，军内一派热血沸腾。
围城半月
那一年，事事都让守城者头疼。
平津守将傅作义已经瞒着蒋介石和中共暗通款曲，但谈判桌上的筹码正在不断减少。到了1949年1月5日，解放军发布了《告华北国民党将领书》，“北平、天津、塘沽均已被围，你们的退路已完全断绝”，向解放军投降，将“一律宽大处理”，明摆着让缴枪了。
军事明显不济，经济更是一团糟。天津这个当时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业城市，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已经成为一座孤岛，只有海运可通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由于封锁，城市的生产已经停顿，三分之一的工人失业。市面上物价飞涨，食品价格比1937年上涨了730倍。到了1949年，物价更是一天数涨。早上，玉米面每斤6万8，十点钟，7万，中午 7万2。三天之后，则涨至9万。
报纸倒是不添乱，就是消息不那么确实。《大公报》天津版说，近郊情势趋紧，政府仍在做和平的努力，什么政府将采取进一步行动，准备请美苏各国调停、促成和谈云云。《中央日报》干脆报道：“津西战况空前惨烈，国军再获辉煌胜利… …”，“天津城防，固若金汤”。
惟一让守城者放心的，就是这个城市的娱乐精神，和贫民百姓苦中作乐的韧劲。
这个城市开埠以来就是水路码头，南来北往、龙蛇混杂，南腔北调都可以在这里安身。“撂地”的艺人们用草灰画个圈就是舞台。能有一顿饱的人们，不顾下一顿饭，也要拿着闲钱来听听相声，唱唱大鼓。
到了1948年，国民党成立保安旅，几乎满20岁的男子一律拉去“轮训”。城里实行宵禁、戒严，看曲艺的男人们基本上绝了，但这点娱乐精神还是照样保存着。
娱乐场所都停业了，大腕们纷纷搬到街头“撂地”表演，台上台下都饿着肚子，但该叫好时，台下的不会因想着家里米面没着落而少喊一声，该抖包袱时，台上的也不会因收入无几而少了观众的一个笑料。报纸上说，他们“在零度以下的寒风里，依然竭尽嬉笑怒骂的能事。”
当兵的管打仗，老百姓管说唱，这就是天津。
但对守城者来说，日子却不能像老百姓那么傻乐呵。林彪已经下达了攻击天津的命令，攻击的时间定在1月14日上午的10点，东北野战军最精锐的部队都在攻击部队之列。
当天是农历腊月十六，星期五。清晨，天津浓雾弥漫，惨淡一片。上午9点30分，解放军对天津的总攻就提前开始了。对所谓“固若金汤”的防线，林彪、聂荣臻给中央军委打的保票是，“战斗开始后，至多30个小时可全部解决”。15 日下午15时，国民党军13万守军全部被歼，警备司令官陈长捷被俘，整个战斗用了29个小时。
天津解放了，解放军进了城。第一项措施就是取消了宵禁，曲艺照旧。不过节目结束后，多增加了一项新内容：全体艺人上台扭秧歌。
文艺接管
文艺接管干部曹火星随着部队也一起进了城。入城之初，就发生了一件让他棘手的事情。
入城后，天津军管会转发了一份文件，通知部队进城后不要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歌是曹火星在194 3年创作的，已经在解放区广为流传。而此时，天津城内硝烟未尽，军管会担心，破城不久，新解放区里群众们觉悟不高，唱这个歌，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
如何接管天津这个此前没有群众基础的大都市，共产党经验不多，一切唯有谨慎从事。原来，此前有民主人士反映歌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歌词不妥。因为没有共产党的时候，早就已经有中国了。然而，不唱这首歌，军内干部们又觉得，与群众关系不好处。
过了几天，有接管干部提议：“干脆在歌词里的‘中国’两字前面加上一个‘新’字不就行了吗?”于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自此定名，才又传唱开了。
比唱新歌更为棘手的是唱旧词的艺人们的问题。起初，解放军进城，给那些丧失了工作能力，最底层的老艺人们发粮食、发棉衣，还设法照顾他们的生活。但很快就有人指出问题：“看到艺人没有饭吃，想法使他们吃饭，这是应该的，因而获得艺人的拥护。但是忘记叫他们做什么，变成了单纯的为艺人服务，忽视了使他们转变为工农兵服务的各种具体实践。这个糊涂思想在领导上延续了很久……”
意识到这一点，艺人的全面改造问题也就不容延误了。根据当时文艺接管的精神，要改造艺人，关键还在于团结和教育他们，通过道德“洗澡”和政治“洗礼”完成艺人们的改造工作。
所谓道德“洗澡”，首先是发动艺人诉苦，控诉旧社会和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并在自愿前提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就有效地解除了他们的思想包袱，艺人们愿意通过“回忆”、“诉苦”、“反省”、“思想鉴定”等方式来袒露和清除自身的“污垢”，以此表示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的决心。
至于政治“洗礼”，主要是利用艺人接受“忆苦思甜”教育后获得的翻身感来激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和爱国热情，特别是鼓励那种渴望洗刷耻辱、重新做人的念头，引导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随时随地投入到各项社会政治活动中去。
不少名艺人通过“洗澡”和“洗礼”，意识到参加演出，已不再是简单的养家糊口，而是投身革命事业。他们主动提出，为了革命降低薪金。
然而，没过几天，在遭遇了一系列现实碰壁后，艺人们的情绪开始低落。
改戏
当时，陈荒煤担任天津军管会文艺处长，负责文艺系统的接收。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城市是个抽象的词，秧歌真的适合大城市吗？有时候，我也觉得我们是乡巴佬，一身土气不适合大城市。”
起初，军管会规定，各演出剧场和单位，每天要把演出的节目报军管会文艺处。这一规定是根据毛泽东1948年对戏曲改革的指示做出的，他把中国传统戏曲大体分为有益的、无害的和有害的三类来加以处理和改革。
当时，被公开认为有益、放心的传统戏不多，只有《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和《闯王进京》这几出。那些迷信的、色情的，小尼姑思凡、摩登伽女之类的肯定属于有害糟粕戏。而其余的，多数属于立场模糊、难以把握的戏。
有争议的戏，自然暂时不能演。而当红艺人们回头看自己能演的戏，竟然寥寥无几。比如《四郎探母》，有人说是爱国戏，也有人说是汉奸戏，见仁见智，文艺接管干部和艺人之间，时常争议。
于是，最终的结果是，只有放心的那三部传统戏可以公开演，而私下里，各种戏还是偷着唱。后来，官司一直打到了刘少奇那里。刘说，像《四郎探母》这样有争议的戏，可以一边演，一边批评。但不要禁了，禁演了，人们以后就不知道还有这么一部“汉奸戏”了。
对取缔舞厅这件事，刘少奇当时的意见也是不要去解散、禁止。可以考虑逐渐让舞女们自己组织起来，自己经营，摆脱老板的剥削、克服舞厅的一些不良现象。
1949年5月27日，天津戏剧界举行接管座谈会。在会上老生演员李和曾主动反省，旧戏是封建社会产生出来的，新社会老百姓是前进的，他们不要看旧的一套了。
“前一阵，我在山东登台时，演《花田八错》、《马义救主》，当时正在闹土地改革，老百姓马上就提了意见，说是为地主服务。我当时还想不通，心说，这儿没人看，别处还有人看。但当我演《进长安》的时候，老百姓又喜欢得不行，这对我的影响很大，经过学习我认识到旧戏是歌颂封建统治阶级的，赞扬奴隶道德的。有一次，我唱《逍遥津》，台下越喊好，我心里越没谱。我已经认识到我在为汉献帝服务了，所以后来我就决心不再唱这一出了。”
另一位剧作家说，今天旧戏路子窄了，证明有毒素的已不为观众欢迎，目前应从小改到大改，再到重新创作，老伶人要培养新一代去教育人民。在天津卫唱了一辈子的老伶人们，渐渐发现，自己越来越跟不上时代了。
北去南归
就在刘少奇在天津做接管工作的时候。在上海，陈毅拜访了梅兰芳，特别邀请这位伶界大王北上，参加文代会。
此时，离梅兰芳1931年南迁避祸，已经有十八个年头了。对于新政权，梅的认识不多。他只是听说，北京的梨园生意大不如前，围城刚去，市面上人心浮动，戏园子里上座率不到一半。
梅兰芳记得，抗战胜利后，他和周恩来曾在上海见过一面。当时，周恩来对梅兰芳说，将来你不要跟着国民党走，我们欢迎你。随后，尽管历经南北对峙，政权更迭，但在梅眼里，共产党员应该都还是像周恩来那么亲切。梅兰芳踟躇了一夜，最终决定北上。
一路上，梅唯一的感觉就是，新社会了，工人阶级的地位提高了，旧社会的艺人们也成同志了。但梅兰芳依旧是腕儿，在蚌埠，上万人聚集在他的旅馆门口，争睹他的风采。他是戏迷心中的领袖，难怪连毛泽东后来都说，你的名气比我大。
10月底，梅在北京开完全国政协会议，赴天津短期演出，接受了《进步日报》记者的专访。这家报纸的前身是《大公报》天津版，建国后刚刚改名。一辈子中正平和的梅当着记者的面，针对京剧改革，却说出了一番与大潮流不符的话。他说，京剧改革岂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以为，思想上的改造与技术的改造最好不要混为一谈，最好慎重些。
当时，文艺界的大潮流已然在文代会上定论，戏剧改革已经成为党内的共识。文艺界倡导的是翻身做主，与一切旧思想划清界限，艺人们都沉浸在批判旧文化的共同情绪中。而在文代会期间，梅一直在登台演戏，并不知道外面世界的变化。
报道发表后，风波骤起。党内刚刚为全国戏剧改革制定了方针，改革派们认为梅兰芳这个讲话实质上是“在宣扬改良主义的观点，与京剧革命的精神不相容”，应该展开批判，敲打敲打这位不谙世事的伶界大王。
最终，这一消息显然是有意地由天津市文化局传递给梅兰芳。面对这一他始料未及的强烈反弹，梅兰芳不得不延宕在天津长达一个月的时间进行反省、思考。
记者张颂甲和梅的秘书许姬传都分别表示愿把这个责任扛下来，但都被梅拒绝了。此时梅兰芳已经是全国政协委员、戏曲研究院院长，那一年，梅兰芳55岁，他以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的身份参加了开国典礼。一位男旦所能达到的所有社会地位，都被他获得了。他明白其中利害。
直到由天津市剧协专门召开了一个“旧剧改革座谈会”，梅兰芳重新修正了他的意见。他以变相检讨的方式说道：“ 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割，内容决定形式，移步必然换形。”此后，他也不得不承认，以后讲任何话，还得找个党员帮忙先看看。
文代会时，唱京韵大鼓的骆玉笙在上海。她眼看着孟小冬和杜月笙南下香港，心里却不是滋味。她9岁的时候，就是跟这个女人配戏，火起来的。后来，她找人把毛泽东那首著名的诗词《人民解放军渡长江》，改成了京韵大鼓的调子。新词唱出来后，她的名声更火了。
另一位名旦程砚秋的际遇则稍差了些。1948年，北京围城时，程砚秋一处宅子被国民党占用着，另一处西郊的宅子却住着共产党。到了1949年春，周恩来曾主动拜访程砚秋，但未能相遇。
程是个戏剧改良派，但他的那一套跟当时的戏剧革新的大方向格格不入，他自己却一直没有觉察到。他能演的上百个剧目，很多被停演了。在当时的文艺政策面前，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得以幸免。但凝结了程砚秋一身艺术成就的《锁麟囊》，因为“宣扬阶级调和论，向地主们报恩”，而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再也没有演过。
相声界倒是更新很快，马三立很快就排演了新段子《买猴儿》，这个段子由何迟编写，开创了新社会讽刺相声的先河。这么快的速度让侯宝林都羡慕不已，然而，马三立后来也正是因为这段相声吃尽了苦头，但这已是后话了。
旧闻：炮火声中怎样安排你的晚上
1948年12月25日天津《大公报》报道
冷落度耶诞——瑰丽的耶诞树绝迹了 人心像天象那样阴沉
(本报讯)二十四日是耶诞除夕，大多外侨在空前冷落里度过他们本应狂欢的节日。中街一带的大橱窗里今年已看不到瑰丽的耶诞树，由于宵禁限制，许多俱乐部在下午六点以前便纷纷停业了。义顺和、起士林这些洋点心铺往年总要卖出上千的大蛋糕，今年不过做五、六十个而已。炮火喧天之下，谁也没有心情顾到这些事情。整日阴沉的天空，傍晚开始飘雪，气温也降到零下三度，多少瑟缩街头的难民，在感受无家可归的惨痛，一般人心也正和天象一样，沉重而寒冷。
(本报北平电话)北平穿上戎装，昔日风光绮丽的古城今日已变为森严的堡垒，而晴空白鸽翱翔，散布着宁静的声响，围城内的耶诞节外国人仍然很有兴趣，耶诞树以一块鸡蛋糕的价钱一扫而空，中国人陷在生活的苦井内，天气不太冷，但一天的奔波已不足糊口了。
(本报上海二十四日专电)耶诞前夕，此间一般物价都呈涨势，但也有例外，即耶诞树销路极坏，不但没有加价，树商希望减价脱手，仍无人过问。一个树商诉苦说：树自绍兴运来，每根只卖二三百块钱，已经算是公道了，居然没有顾客登门，明天只好当柴烧了。
1949年1月6日天津《国民晚报》报道
炮火声中怎样安排你的晚上
平津周边的炮声一直在断续着，吃过晚饭后，没有其他的工作来烦扰你，你将有一个很悠长的晚上，你又不会出去找朋友，朋友也不会到你这里来，学校在停课，办公室里也不会有太多的事情，“睡觉”吗？恐怕谁都会感觉腻烦了的事，看小说也总会有看完了的时候——老实说，谁的晚上不长呢？
朋友！你该找些事情做了，假若你喜好写作，那么你的材料将俯拾即是——被炮火赶出来的难胞，忙着防御工作以及应变措施的千千万万的人们，南逃西飞的另一圈子的人物，被生活鞭子鞭挞着的痛苦的大众，你只要肯写，就只管写好了，设若你有写日记的习惯，你要真实的写下你一天的生活记录，也许过一个相当时期，你再翻阅的时候，你将会诧异你自己的思想，是多么的矛盾和纷乱。
你喜欢画画吗？这该是一个多么适合于你练习的时间啊！
收音机是一件奥妙机巧的玩意儿，假若你有兴趣，多参考些关于无线电画报杂志，你可以知道怎样的用细铜丝缠绕线圈，怎样地装置分音器便不会杂音太多等等。
溜冰是一种很好的户外运动，可惜今年本市溜冰的地方太少了，倘若你家里有一个宽敞的庭院或平台，你可以利用一下，用砖砌成池子，泼上水，有两天你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溜冰场，不过，你要记住，一定要圈上池子，这样冰面可以平，否则东泼一点，西泼一点，一点没有用处，而且晚上老太太出来滑到了的时候，她们一定会骂你的。
打乒乓球也是一种很好的游戏和运动，它不会像羽毛球似的有时在屋里玩耍要碎了家具。
聚集些人讲故事，也是一件有趣味的事，看他们大人、孩子们多少的眼珠都随着你的嘴在翻转上下。
安排晚间生活的方法还很多，朋友们，你们一定还有更多的方法，可以不可以写出来我们交换一下意见呢！
1949年1月16日《北平日报》报道
炮声震碎了戏饭碗——梨园子弟纷纷改行，卖晚报登三轮副业变成正业
(本报讯)北平不是旧剧的发祥地，却是旧剧的制造场，因此，产生了不少吃戏饭为生的人们，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古城的炮声一响，梨园行的朋友们首先感到威胁，因为他们多是离开舞台就没有谋生能力的人。像孟小冬那样能跑单帮的真是微乎其微。
据国剧公会调查，北平梨园行的人数，前些年最多到过四千五百多人，后来下级工的收入与生活费用日见悬殊，机警者另就他业，或远走外埠，年来不足两千人了。时至今日，不过剩三几百人而已。炮声一响，龙套者流只好变过去副业为正业，去卖晚报，蹬三轮……，以演《邓九公》出名的孙盛文摆一个花生烟卷摊。近年教老生戏颇有口碑的刘盛通，也在西单卖起胰子来。善演《蝴蝶梦》里“二百五”的骆宏年一帮人，在天桥赁了一个“云里飞式”的场子，每日所得平均四五十元，至于一些成了名的伶人呢？现在也惨了。记者日前见到了谭小培，这个号称福人的梨园之父，也被生活压迫得肺气特别急躁起来：“唱戏的人，随挣随花，只盼着出外能剩笔整钱，富英已两年未出外，家里上上下下二十多口人要吃饭，收入却完全靠一个人，人家帮角儿的可去蹬三轮，我们还要撑空场面……”谭富英和梁小鸾本来有唱日场的动议，但因为场面要调整钱份，卖座也无把握，只好罢论了。
现在只有尚长春尚长麟弟兄每天在长安日场演戏，营业还算不错。生活的重担已为尚小云增加了几许白发，“两个孩子每天再拼命，还不是为挣三几袋面吗！”他盼望和平：“和平来到的那天，我一定好好的连唱三天戏，也算是出了这几年没奈何的闷气。”和平的远景在望，隐居在青龙桥畔的程砚秋，在烽火隆隆之下，已抛下了他躬亲设计的“今嘉园”回到城内，重理丝竹，预备再披上几年不穿的歌衫，和观众们相见。(伟)
大事记：
●1948年12月13日，解放军包围北平。
●1948年12月15日，胡适等人南下。
●1949年1月14日-17日，傅作义派全权代表最后一次与解放军就北平和平解放进行谈判。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声明引退，隐居奉化溪口。同日，傅作义宣布北平城内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举行入城式。
北平：围城中的去留抉择
1949年1月，对于北平的知识群体来说，是一个重大的人生分野，对于那些保持中立，醉心学术，埋首于校园里的教师和学生来说，这一刻是到了非要做出选择的时刻了。
文/国家历史记者李远江
硝烟弥漫了北平，口口声声不考虑走的胡适博士，终于在昨天午后二时乘机南飞了。胡博士走的干净利落，除去一个小包袱外，别无长物。——1948年12月16日《北平日报》
1948年11月，当平津渐为孤城时，蒋介石已然看到了北平失陷的结局。在搜罗故宫的古董字画和国库的金银珠宝的同时，也开始了争取知名文化人士的“抢救学人”计划。
负责这项计划的是傅斯年与朱家骅，具体执行人则是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计划列出了四种必须“抢救”的知识分子：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商议拟定了需要“抢救”的学人名单，院校负责人当中，包括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如杨振声、罗常培等，而身为北大校长亦曾担任国民政府要职的胡适自然位列“抢救计划”第一人。
胡适离校
对于胡适的南飞，城外的共产党早有意料。按照共产党的习惯，知识分子被区分为同情革命的左派和反对革命的右派。一向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渐进式改良的胡适自然是一位十足的右派，属于反革命的阵营。要把这样一位“阶级敌人”挽留下来为共产党服务，不啻为天方夜谭。尽管如此，为了最大限度的争取北平城内犹豫不决的知识分子，共产党也对胡适一再挽留，不仅通过电台宣传，而且通过城内的地下党做其工作。时为北大哲学系研究生的中共地下党员汪子嵩，承担了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时，汪子嵩仅仅是哲学系的研究生，与身居北大校长职位的胡适并不熟悉。为了方便工作，汪子嵩首先找到了同情革命的北大哲学系教授郑昕。郑昕与胡适同为安徽人，彼此向以老乡相称。不仅如此，在日常生活中二人的交往也相当密切，郑昕经常被胡适请到家里聊天或者打麻将。当郑昕知道中国共产党有意挽留胡适后，利用打麻将的机会向胡适转达了中共的意见。但胡适始终没有表态。此时，汪子嵩就已经意识到留下胡适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在胡适面前失败的并不仅仅是汪子嵩一个人。据当年的历史资料，在围城之初，胡适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时的得意门生吴晗曾两次登门劝其留下，并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却劝告吴晗： “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师徒二人不欢而散。
时任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的季羡林也曾亲历过十分相似的场景。北平围城后，有一天季羡林到校长办公室见胡适，忽然走进来一个人，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夜有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平静地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
与胡适一样，北平的知名文化人大都对未来充满了忧虑。1948年12月13日，解放军围城，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主动将南口等地的国军撤回城内，宣布倚城野战正式开始。为了便于射击，傅作义还下令大举拆毁城墙外面的民居，造成数以万计的百姓流离失所。傅作义的军事发言人向北大、清华、燕京和师范大学的校长表示：“局面确实严重，不过不要紧，只要我们立定脚跟，就有法子来还击。”然而，国军的“乐观”未能感染北平的知识分子，各大学的教授们都在城里四处探询消息，随时准备着应对不测。
北平围城当日，胡适正在为北大五十周年校庆特刊撰写《北京大学五十周年》，这位在北京大学服务了三十一年的北大校长饱含深情地祝福北大能安全度过眼前的“危难”。然而，这不过是一厢情愿，北平的形势已经急转直下。此时，南京“ 抢救大陆学人”小组的特派员陈雪屏已飞抵北平，力劝胡适南下。但胡适不肯南下，说：“我不能丢下北大不管。”任凭陈雪屏如何劝说，胡适就是不松口。无奈之下，陈雪屏只得于第二天飞回南京复命。得知这一情况，深知胡适不动局面就会失控的蒋介石两次打电报催促胡适南飞，称时间紧迫不容再做拖延。事已至此，胡适也不便再固执己见，遂决定南下。
12月15日，也就是解放军围城第三天，胡适与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等人在南苑机场登上了南下的专机。飞机起飞不久，机场上就落下了几颗炮弹，随即便发生了父母子女不能相顾的惨剧。一个育英中学的学生被飞机中途抛下，幸未丧命。而机场上有些无人认领的小汽车便被人开到城里，秘密出售了。
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同机到达南京的还有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清华大学教授杨武之等24位教授。
书生用命
与胡适恰恰相反，深受胡适栽培的吴晗则对北平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曾经与王国维、闻一多、梁实秋并称“清华四才子”，从上中国公学开始，吴晗就深受胡适的赏识。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吴晗留校任教，在胡适“埋头读书，不问政治”的谆谆教诲下，过着典型的学者生活。然而， 20世纪40年代中期，任职于“西南联大”的吴晗思想急速转变，走上了激进革命的道路。
1948年10月，吴晗为躲避国民党的逮捕进入解放区。解放区的许多事物都使他感到新鲜、激动，但以前数十年所受的教育和经历使他对某些事情，如喊“万岁”之类却感到难以理解，很不习惯。他在后来的自传里写道：“在蒋介石统治区生活的日子里，对蒋介石的以党治国，独裁专政，万岁百岁，极端厌恶，听了恶心。初到解放区，听到专政，拥护共产党，毛主席万岁，很不习惯，心里以为好是好，何必搞这套形式……其实是我当时还没有和解放了的人民感情完全在一起，还没有体会到解放了的人民的真实感情。一句话，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感情，而不是解放了的劳动人民的感情。但是，这种错觉很快就纠正了。经过学习，我用自己眼见的亲身的感受，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不多日子以后，我从心坎里喊出毛主席万岁了，衷心拥护人民民主专政了……”
这次解放区之行，吴晗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赢得了毛泽东“将来成就不可限量”的嘉许。从解放区回到北平后，吴晗写信给毛泽东主动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直接投身革命运动。北平围城之后，吴晗多方努力挽留胡适均告失败。对此，吴晗深感惋惜。北平解放后，吴晗以副军代表身份参与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从此步入仕途，开启了“书生从政”的人生道路。
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北平的知识分子中与政治有瓜葛的毕竟是少数，多数知识分子并不十分在意政权的鼎革，这其中就包括著名哲学家汤用彤。
临走的时候，胡适给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和秘书长郑天挺留下一纸短笺，说：“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然而，从此以后胡适再也没能回到北平，真正带领北大度过危难的是代理校长职务的汤用彤。
胡适一去，能够稳定北大教授们军心的就只能是临危受命的汤用彤了。这位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的哲学大家赫然位列蒋介石的“抢救”名单的前几位。与胡适不同，作为哲学家的汤用彤一直潜心学术，与政治始终保持着距离，他的去留将影响到北大甚至其他高校教授的选择。如果汤用彤选择南下，北大学人或许会蜂拥南去。于是，北大地下党决定全力挽留汤用彤。这时，身为弟子的汪子嵩直接找到了汤用彤。在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意图后，汤用彤决定留下来，与北大师生共度时艰。
胡适南下后，北大没有了校长，教授们自己成立了校委会，汤用彤被推选为校委会主席，成为事实上的北大校长。胡适的嘱托和教授们的信任，更让汤用彤坚定了留下的决心。
胡适走后不久，南京又派飞机来接汤用彤等人南下。汤用彤没有走。在他的影响下，北大的大多数教授也选择留了下来。
1949年1月31号，北京宣布和平解放。到了5月份，北京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给汤用彤送来一份任命书，正式任命他做北京大学校委会的主席。
咫尺天涯
在北大的知名教授中，哲学家贺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样也是蒋介石急于“抢救”的知识分子。此前，贺麟与蒋介石有比较密切的交往。蒋介石对他优礼有加，不仅多次召见，而且还邀请他到中央政治学校讲课。蒋介石还直接资助贺麟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留下了至今无可比肩的西方文化译丛。为此，贺麟对蒋介石充满感激之情：“自从民国三十年中国哲学会西洋名著编译委员会成立后，我们对于西洋哲学，才有严格认真，有系统的有计划的经过专家校阅够得上学术水准的译述和介绍。”
如此深厚的交往，让贺麟在留走之间左右为难。作为哲学家，贺麟离不开这片传承了五千年的文化故土，但是，自己和蒋介石的私人关系又很容易成为日后算账的把柄。此时的贺麟面临着两难的抉择。
就在胡适离开北平那天早上，北平地下党大学委员会书记王汉斌要求汪子嵩去做贺麟的工作。汪子嵩以弟子的身份来到了贺麟的住所。汪子嵩坦诚地告诉老师，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并转达了中共高层希望他留下来继续工作的愿望。贺麟不无顾虑地问，北平解放以后，中共能否保证学术研究的自由？如果能，自己就留下来。尽管没能等到明确答复，贺麟还是接受了共产党的诚意，几次拒绝登机南下，最终留在了北平。
去留两难的又岂是北大的教授们。
城外清华、燕京大学，城内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学者文人也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和胡适一样，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选择了南下，而对政治不甚萦怀的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和北平师范大学校长黎锦熙择选了留下。
梅贻琦入城等候南下时，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被推举为校务会议临时主席，肩负起了“护校”的重任。事隔多年，冯友兰坦言：“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并不是由于对共产党的欢迎”。194 8年12月15号，也就是胡适乘飞机南下的同一天，冯友兰宣布，清华大学脱离国民政府。
尽管有不少学者选择了南下，但离开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了留下。然而，这一次的选择注定要让这些昔日的友朋远隔天涯。季羡林回忆说，胡适到南京后曾安排专机到北平，点名要接走几位老朋友。而他自己亲自到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航，舱门拉开，他满怀希望要同老朋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胡适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怕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一二了。
旧闻：献给一部分要走的朋友们
1949年1月2日《北平日报》报道
接触嗅觉灵敏人物 摸索和平的影子
(本报讯)三十八年元旦在故都，过的异常紧张吃力，……梗在人们心里或露在嘴边上的问题是一致的：“和平之神真的要来了吗？”
和平是全面性的，对于这个问题，在北平无法找到解答，惟有从嗅觉灵敏人物口中去探索。
首先被人注意的是外籍人士的意见，新年美国大使馆照例有个酒会，在这个集会中，外籍人士……大都避免评论……
最难捉摸的是在平军政当局们的意见，……公共场合中，对于总统文告抱着守口如瓶的态度。让情绪埋藏在心底。
民意代表们发言度数比较宽，七省市参议会的定例集会恰恰在新年举行，……贺翊新议长说：谈话虽然涉及和的问题，并未作正面讨论。……刘象山说：大家都愿意和平，关键只在共党。
……
政治圈外人物的意见：首先被人注意到的是一般教授层。……某教授说总统进退无关的表示，是出自被动，和平关键虽在中共，总统个人仍然须付出更大的诚意，……杨人梗说：和平能否实现要看今后一段时间的演变，目前情形距和平尚有相当距离，和谈本是双方面的事，政府虽启和平之门，中共怎样表示还是一个问题。……
逢到和谈一类问题，一些带有党派色彩的学者们往往特别为人注目……梁秋水以沙哑的音调说：“我看和平还很渺茫呢”。去年十月间呼吁过一次和平的张申府教授，……觉得虽然现在“和平空气已经比去年十月间浓厚得多了，但是距离仍然还很远，……只靠单方面，和谈是没办法实现的”。新年在故都，人们的情绪是起伏不定的，三十八年元旦带给人的是希望抑或失望呢？
1949年1月3日《北平日报》报道
真空地带弦诵不辍清华师生寒窗苦读
(本报特写)清华大学，从上星期起，已经正式上课了。在那个真空地带里，他们师生依旧弦诵不辍的在苦读寒窗，和平常没有两样。
校长梅贻琦南下之后，校务委员会的主席，就由文学院院长哲学家冯友兰代理，教授会的主席，也是冯先生担任。关于学生的行政，由校务委员会议决通过后施行。关于教务方面，如复课、考试之类，则由教授会会商决定。全校教职员，除了日前南飞的三四人之外，都留居校中，努力于诲人不倦的生活。
校中存粮，足够维持三个月的，这当然也是安定的原因之一。……守城门的国军，对检查固然认真，而态度非常和蔼，颇能表现军民融洽的精神。每一个城门都有国军驻扎着，专负检查任务。
出得城去，有国军步哨，沿途非常平静……有时迷了路，诚朴的村民，会很热诚的指示给你途径。进城时，从城府和附近其他的小村庄，一样可以雇到三轮和两轮的人力车，但只能送到城门口为止，交通也相当方便。
……清华学生在城中的，原有三百人，最近因为开课，陆续返校的已经过半数。其余有的借读北大，有的在准备返校中。因为北大和清华的课程并不完全一致，借读自然也并不完全理想。……最近警备部规定了出去的不得再进来，进来的不得再出去的办法，所以现在他们再要出入城门的时候，旅行证就要扣留下来了。城里的教职员和学生，都珍重着他们这个唯一的机会，而且预备着再一出城，便安心的在真空地带中，静静钻研学问去了！
……在围城之外，断续的炮声中，读书人还能照旧读书，能说不是一种福气吗？(白)
1949年1月3日《北平日报》报道
献给一部分要走的朋友们
战时气氛充满了故都，南方的朋友很关心我现在的生活，和将来的命运，是值得感谢的，不过实际说起来，我不过是一个平民百姓，既非显要，更非什么专家教授，当然难列国宝名单之内，潜逃又没有必要，更没有被抢救的机会，所以现在的生活与将来命运的问题，我将与其他二百万同胞得到同一的答案，就大环境来讲，每个人都好像是太平洋里的一个花生皮，实在用不着什么大惊小怪，何况既生长在这个不平凡的社会里，而又愿意继续活下去，就不应当过于悲观，因为悲观就是弱者，适足以促短了自己的生命！
故都紧张的局面，不过短短的半个月，我等之辈以及劳动的朋友们，虽然每一个人都感受到生活的不便，但都能死心踏地安安稳稳的活下去，既不发表什么宣言，也不造任何谣言，充分的表现出纯洁的天良，使人们都认识了穷朋友的可爱！
三年前一部分接收大员们，在他们的事业与财富上都算成功了，他们的洋楼、汽车，虽然无法携走，但是他们的金条美钞以及临走的飞机票都是我们鲜淋淋的血肉，我们骨瘦如柴，他们肠肥脑满，他们不但接收了国家的事业，而且吮尽了我们的骨髓！“抗战”的时候他们在后方，“戡乱”的时候他们还是在后方，好像是后方永远应当属于他们的，而前方永远应当属于我们的，这样看起来，他们莫非真是上帝的选民？而我们莫非真的是万牲园的猴子？有人建议给当局，走可以由他们走，但是必须拿出相当额数的救济金，还要公布他们的名单，不过笔者意见，关于救济金的问题，似乎不必，因他们的财富既然在法律上已然承认是他们的，那就是他们的好了，我们这样要法，未免迹近勒索，何况来路不名，取之伤廉，我们不接受他的救济，但是名单是必须公布的。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那是你自己为官的自由，我们不加干涉，但当你既“入”既“居”之后，就应当始终负责你认为邦有道则仕，你认为邦无道则隐。忽“仕”忽“隐”，我们是吃不消的，因此我们必须请求当局公布他们的名单，名单公布之后，好防止他们二次复员。(瘦鹏)
大事记：
●1948年10月21日：中原野战军解放郑州。
●1948年10月24日：开封第二次解放(第一次是1948年6月)。
●1948年11月20日：国军黄百韬兵团于碾庄覆灭，丧师12万。
●1948年12月15日：黄维兵团被全歼，兵团司令官黄维、副司令官吴绍周被俘。
●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被俘。
淮北：一个农民的“解放”史
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农民的态度决定了国家的走向，农民的力量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文/国家历史特约苏琦
淮海战役时，我姥爷成为支前大军中的一员，与村里的几个人一起用平板车将粮食送往前线。
淮海战役是解放军的说法，国民党的版本是徐蚌会战，而在我姥爷的口中，这场战事则被称为“打南北徐(宿)州” ，因为我们老家把宿县叫做宿州，而在当地方言中“宿”发“许”音。为了区别于北边的徐州，宿州就被称为南宿州。
我姥爷他们到前线的时候，战事重心已从北徐州转到了南宿州。姥爷本以为粮食送到后方就可以回家，但由于战事异常激烈，解放军伤亡也比较大，部队自己的担架队忙不过来，就把包括我姥爷在内的支前民工就地转为担架队员，上前线抬伤兵。
当时已是深冬，一心想早点回家过年的姥爷他们多少对这个安排有点不太情愿。解放军的政工干部们就反复给他们讲道理，说这是给咱穷人自己打天下。那时候我姥爷觉悟低，对此不太认同，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
后来干部就换了个方式，询问我姥爷他们村地主的情况，问地主手里有多少田地，然后说起地主如何剥削云云。我姥爷对“剥削”这个说法显然不太明白，轮到他发言的时候就说，为什么地主能发家，他个人觉得是地主家风水好，老坟头“冒烟”。政工干部们对这样的动员效果肯定不会太满意，但还是让我姥爷他们上去了。
前线
在隆隆炮声中，我姥爷他们一路晕头胀脑、跌跌撞撞来到了第一线。据我姥爷回忆说，当时是攻打一个小县城，解放军先是集中火力一通炮轰，然后就一群人扛着梯子往上冲，不一会儿城墙上黑压压一片全是解放军。这时就看见墙头上冒出国民党兵来，一个劲儿往下扔手榴弹，用机枪拼命扫。不一会儿，原本黑压压一片的城墙就变成一片空白，战场也稍微沉寂下来。
这时就有人命令我姥爷他们所在的担架队往上冲，把伤员抬回来。据我姥爷说，事后回想起来，双方当时好像多少有些默契，就是抬伤员的时候都不大规模开枪打炮。
我姥爷和同村的一个人抬着担架深一脚浅一脚来到了城墙下，开始抬人，就听见伤兵们此起彼伏地喊：“大哥，先抬我吧，我虽然缺了条胳膊，还能打。”按我姥爷的理解，估计伤兵们也多少知道先抬“全胳膊全腿”的规矩。
我姥爷他们顾不得许多，赶紧找了个看上去毫发未损，估计是被震昏的小兵往担架上一放，就往回跑。就在此时，炮声又起，其中一发就在他们跟前爆炸。我姥爷他们两人把担架一丢，就地卧倒。等战战兢兢爬起来，坏了，担架上的伤员不见了。我姥爷他们怕回去跟干部们不好交代，两人一合计，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奔回老家去。
我姥爷他们从宿县双堆集溜号回太和县老家没多久，就过春节了。过完春节，淮海大战胜负已定，刘邓大军浩浩荡荡向南进发，官兵们气势如虹，憋足了劲儿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他们身后的这片战场，就成了新解放区。工作组还没下乡的那段时间里，广大的淮北农村陷入了忐忑的氛围中，大家都在等待那不可逆转的命运的改变。
土匪
县城里一些有钱人家的家眷，凭本能选择了走避乡间，冀望躲得一时算一时。在我姥爷所在的岔王寨，一位这样的女眷的到来，不经意间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由此引发的土匪间的火并也成为类似事件最后的绝响。
血案是由一场稀松平常的调戏妇女事件引发的。该寨小土匪头子王宝三一向以欺男霸女为能事，这天来到村头一个寡妇的家里讨水喝。宝三看到寡妇床头坐着一位颇有几分姿色的年轻女子，就向寡妇询问她的来历。寡妇一时紧张，说不出所以然。事后回想起来，若当时寡妇能三言两语交待清楚，后面的一系列变故也许就不会发生。
宝三见寡妇说不出个道道儿，便对那女子起了调戏之心。尚未动手，就被那女子甩了一记耳光。宝三一时惊诧，那女子冷笑道，连你表嫂都不放过，说完出门骑上马绝尘而去。
王宝三顿时有大难临头之感。他已猜出这女子的身份：大土匪头子车玉来的媳妇，平日在县城里替老车打点生意。车玉来确是他表哥，只是不太近，属于远表亲。事到如今，只能硬着头皮去给表哥陪不是。
按照乡间的规矩，王宝三摆了几十桌流水席，远近十里八乡的耆老名宿等头面人物都给请到了，至于老车手下的弟兄，则随到随开，不拘席数。多年以后我姑父说起当时的那个排场，还津津乐道。其时他在车玉来手下当传令兵。
听我姑父说，按老车的意思，有心放宝三一马，毕竟沾亲带故，那宝三也是调戏未遂，且赔礼道歉也算及时周到。
但老车的妻舅郝六不肯善罢甘休，敢欺侮我老姐，这还了得。那天喝到七八成，酒酣耳热之际，郝六突然一把把桌子给掀了，然后扬长而去。众人面面相觑，王宝三则当即面如死灰。按乡间的规矩，这种说和酒若被对方掀翻了台面，就表明仇家不接受道歉，决意武力解决问题。
想到老车是联乡自治的司令，且外面兵荒马乱的也没个地儿可以投奔，宝三自觉大限已到，便回家安排后事。他手下的几个喽罗也都个个如丧考妣。
第二天晚上，我姑父带着几个弟兄来到宝三家，说请宝三哥出去说个事儿。据我姑父说，宝三家里顿时哭声震天，宝三一步一回头，刚走出院门便瘫软在地。他的大老婆和小老婆见状飞奔出门扑倒在他身上，宝三边推她们边骂道，笨娘们儿，我已经是个死人了，还不快滚回去。我姑父他们也劝道，嫂子啊，这样不行，这样我们怎么跟宝三哥说事儿。
等宝三大小老婆起身，我姑父他们便把他架起来，走到屋后的竹竿园边，砰砰两枪了事。宝三家人听得枪响，又是一阵呼天抢地。
那一夜，类似的场面在寨子里上演了好几回。
交枪
不几日，在县城学堂里教书的舅舅回到乡里。向来耀武扬威的土匪头子车玉来一反常态上门讨教时局走势。我姥姥一看老车上门，便紧张不已，张口就说，培芝(我舅舅)他没回来。车玉来笑笑说，老嫂子，别怕，我都看他进门了，今儿找大侄子来没啥事儿，就是说说话。
车玉来就问我舅舅县城里情形如何，解放军开拔后都留下些什么人，国民党原来县里的那套班子都干嘛去了等等。舅舅说县里成立了军管会，原来国民党的人除了文教口的好像都散了。还说过段时间县里会派工作组下乡，第一件事就会是解散农村里的自治武装，并收缴枪支。
老车问我舅舅共产党会不会放他这种人一条生路。舅舅实话实说他不知道，不过他劝车玉来不如主动把队伍解散了，把枪交出去，说不定还能有条活路，否则，国民党正规军都不是个儿，何况他这百十来号人马。车玉来黯然离去，连告别的客气话都忘了说。
后来，老车到底还是把队伍解散了，也把枪交了出去。当时工作组没有动他，还表扬了他，但后来镇压反革命的时候还是把他给毙了，理由是此人一贯作恶多端且血债累累。一起被毙的还有他那飞扬跋扈的妻舅郝六，他那个会骑马的老婆后来不知改嫁到哪里去了。至于我姑父他们，被政府本着“首恶必办，协从不究”的原则给宽大了，但在以后历次运动中都会被当作反面典型给敲打，一辈子窝窝囊囊。晚年他总发牢骚说，唉，背了一个月的盒子枪，受了一辈子的瞎窝囊。
相对于我姥爷他们岔王寨的和平交枪，几村之隔的贺家寨地方武装的解决，则要惨烈得多。那是我父亲的姥姥所在的村庄，我父亲说，那地方老早就有红枪会的底子，民风一向桀骜不驯。工作组来到贺家寨后，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先集合村民进行交枪动员。据我爸爸听我太姥爷说，村民们一边听讲话，一边向工作组人员聚拢过去，工作组人员一开始还以为是自己的动员很吸引村民，越发卖力说起来。没曾想村民们发一声喊，便把工作组成员按倒在地给缴了械，后来还把他们群殴一顿给赶出村去。
第二天，县里就派来了全副武装的小分队，配有机枪和小钢炮(迫击炮)。贺家寨人看工作组卷土重来，还有武装小分队保驾护航，但自恃墙高沟深，一开始毫不为意，不断在寨墙上叫嚣，一边还噼里啪啦放枪。待到小分队几发炮弹过去轰塌了寨内的祠堂，并把机关枪朝天打得嘎嘎响，村民们晓得了厉害，不一会儿就摇白旗投降了。然后家家户户把枪械都归置好，等小分队清点装箱。小分队将为首的一些骨干分子五花大绑押走了，其中有几个再也没能回来。
贺家寨一役后，周围十里八乡的枪械收缴工作顺利多了。我姥爷他们甚至把多年不用生了锈的鸟枪和打兔子的土铳都交了出来。
分田
大局初定之后，工作组便开始组织乡村里积极分子成立农会，张罗定成分、分田地的事儿。积极分子多为年轻人，我母亲也是其中一员。
我爷爷对这位刚进门的儿媳妇此举十分恼火。这里面不无个人恩怨在里面。当年刘邓大军打过来的时候，有些地主跟着国民党军撤退了，有些则识时务地加入了解放军，他们无一例外都贱卖了自家的牲口农具之类的家产，以便轻装上阵。我爷爷按照现在的说法属于逢低吸纳那伙儿的，见猎心喜，把自己多年积蓄都用来买别人贱卖的牲口农具，家底儿一时膨胀起来。
后来听说共产党是按每家每户的家底定成分，若是贫农，可以分地主和富农的家产，若是地主和富农，则只有被分的份儿。消息传来，我爷爷在家成了我奶奶的抱怨对象，在外，则成了全村人的笑柄。
自那以后，我爷爷算是跟新政权结下了梁子，对于我母亲加入农会这事儿自然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认为是长对手志气，灭自己威风。他掐来算去警告我母亲说，不出数月，国民党必然会打回来，到时候不要后悔莫及。
母亲年轻气盛，对爷爷的反对及警告均当耳旁风。在她眼里，吃每顿饭都给钱的工作组人员肯定代表着时代的方向。劝阻未果的爷爷又喝令我父亲严加管束自己的媳妇，说妇道人家在外抛头露面有辱家风。无奈在外读书的父亲思想比母亲还要激进，恨不能一毕业就加入共产党，好留在县城工作。至此，在与新时代和新生势力的对抗中，我爷爷全面败下阵来。
据我母亲说，我爷爷始终对自己错误的购买行为无法释怀，在解放那年的冬天郁郁而终。去世前我爷爷还在不停地掐来算去，说国民党明年春就能打回来。
旧闻：怎样算逃亡地主
1949年3月13日天津《新生晚报》报道
怎样算逃亡地主？——政府是否要追查惩罚？
编辑先生：我有以下几个问题，希望解答。
一，我过去在自己的土地耕种上，无劳动力，这当然是地主成分，但我由民国二十二年因为经营商业上的需要而迁出，并非是蓄意违反革命政策，是否就是逃亡地主？逃亡地主的构成条件都是什么？
二，听说逃亡地主是反动的，都必须追查，那么逃亡地主多应得的惩罚都是些什么？
三，什么样的地主，应当追捕减租减息，像我这样的地主，是不是也应当进行追捕减租减息？
孙鸿九上
孙鸿九先生：
一，地主抵抗或躲避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或地主已有罪恶企图逃避；或因不了解政府政策而逃亡城市隐蔽者。这全算做逃亡地主。
二，对逃亡地主是否追查与惩罚？主要根据其是否有违法行为而定，不是对所有逃亡地主都追查与惩罚。
三，你所问的我们不了解实际情况，如果你在减租减息时，依法应该退还农民的地租或利息，尚未退还者，即应退给农民，如不欠则不退。
天津市人民政府
大事记：
●1949年2月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往广州。
●1949年2月23日：李宗仁投石问路，上海名流飞访北平。
●1949年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指示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
●1949年3月31日：自江阴至九江东北湖口的千里长江北岸，解放军陈兵百万。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中常会在广州发表声明，要求停战，并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和谈之门最后关闭。
●1949年4月23日：百万雄师突破长江防线，南京解放。
●1949年4月24日：太原城破，国民党500文武官员集体自杀。
●1949年5月20日：胡宗南弃守西安。
●1949年5月27日：解放军占领上海。
南京：飘摇的家族
在旧的政权分崩离析之际，众多家庭和家族也各自飘零。
文/国家历史主笔黄艾禾
1949年，陈佩结正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附中读高一，16岁。4月23日的那一晚，她一辈子都忘不了。整个南京城的人们恐怕都难以入眠，等待着这个城市的又一次历史交替。国民党的军队和警察都撤了，城市的治安陷入真空，街上不时有抢劫案发生。陈佩结记得，那时她住在离鼓楼不远的平仓巷，从家中的窗口向外望，附近的司法部大院火光熊熊。家里大人都叮嘱说，千万不要上街上去，一家人全都躲在屋里听着外面的动静。
当时的上海《大公报》曾对解放前夕的南京城有过描述：4月23日，“站岗的警察不见了，满街都见着制服的人群急忙中往中山门跑去，中央航空公司接送客人的车辆被拦去了。经过首都卫戍总司令部和总统府门前，警卫已撤离，里面的好多桌椅被搬出来。总统府对面的房子一大群老百姓正在那里推瓦拆屋……明故宫机场挤满着走的人，某院秘书长想挤上某部的包机，结果被人推下来。早上六时记者打下关的电话，无论你打么地方只听铃声响，却没有人接电话。”“此间抢劫之风仍炽，暴民将剩下的粮食抢劫一空。抢得店中物品的暴民又复遭黑吃黑，殴击不时发生，稀疏的枪声不时听到，但不悉来自何方及原因何在。在街上行驶的车辆皆被拦住遭劫……”
但是陈佩结的父亲陈裕光那晚并不在家里。陈裕光，时任金陵大学校长，他那一晚守在自己的校园里，与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共同护校。一位名叫冯世昌的金陵大学校友，忆起那天晚上，街上满是国民党军队丢下的枪支，“于是我们同学就上街把枪支拾回来，‘武装’保卫学校，农专同学还拿来一挺机枪，放在校门口助威”。
4月24日清晨，人民解放军第35军的大部队开进南京城，登上蒋介石的总统府。
末世的逃离
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到1949年的时候，这座城市已经恢复到了130万人口，其中仅公教人员就有十几万人，他们的保姆和佣人又有9万，产业工人不过9万，用当年共产党南京新政府的一份报告的话来描述，这是一座有“庞大的寄生消费人口”的城市。
还是在1948年年初的时候，这座六朝古都已经开始又一次人心惶惶。1948年2月，国民政府的行政院曾发一封致南京市政府的电文：“共军军事行动仍复进逼无已，爰经决定迁政府于广州，兹已于本月五日正式在广州办公。”国民党政府机关决定南迁，在三大战役开始之前就已经打定主意，而三大战役尤其是令国民党丧失了55万军队的淮海战役(国民党称为徐蚌会战)的进行，更加速了这一进程。
政府的一级部门(行政院、国防部等)是肯定要迁的，但二级以下部门，不太重要的部委，则对于是否南迁吵成一团。大量的公务人员在发了三个月工资后被遣散。1948年12月10日，淮海战役已见分晓，南京城里人人都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南京市政府发出“关于疏散职员眷属之训令”：“现中央已公布疏散眷属办法，并责由交通部统筹办理疏运事宜。本府为适应战时状态，自应与中央方面采取同一步趋，并为谋同人疏散眷属之便利，兹将11月份薪金提早于本月15日以前一律发清。其愿自动辞职，送眷回籍者，同时加发薪金一个月……”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离开了南京，李宗仁“代总统”搬进了总统府。但这时的国民政府，已经不成样子。1949年1月26日，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孙科宣布，以3个月的疏散费遣散80%的公务员工，而在当时恶性通货膨胀的形势下，三个月的薪金只够一个月的伙食费。于是，面临失业的财政部的员工们包围了他们的次长杨道樾，并对一个叫罗宗文的司长施以老拳，结果不但争取到三个月薪金，还有3000元疏散费。消息传开，各部门机关的公务员纷纷效法，并联合了2000人到行政院请愿，致使正在进行的“政务会议”不得不三迁会场。
南京的文化部门，如大学、博物院、研究院等，也面临着迁与不迁的抉择。
金陵大学陈裕光：“乃志留下”
金陵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肇始于1888年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汇文书院，1910年与宏育书院合并成为金陵大学。民国时期的诸所教会大学中，南京的金陵大学与北京的燕京大学素有“北有燕京，南有金陵”之誉。陈裕光自1927年受命成为校长，到解放前夕已经干了22年。在当时的南京，金陵大学与中央大学、政治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等是最重要的几所高等学府。国民党当然是希望它能迁到台湾去，况且，陈裕光的妹夫，正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杭立武。
杭立武在教育部任上做的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将存放在南京的故宫博物院与中央博物院的文物精品迁运到台湾。其实，这些文物在抗战期间，也是经他的手千辛万苦从南京运到西南的贵州四川等大后方的。1948年冬，淮海战役正在激战之时，杭立武忠实地执行国民党的指示，筹集经费、洽定船只，挑选了3824箱文物精品，分三批由海军“中鼎”舰、“昆仑”舰和招商局“海沪”轮运送到台湾。
但是，杭立武运得了文物，却运不走人物——他连自己的内兄也运不走。陈裕光坚决不同意金大搬迁。这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
为了金大是否搬迁的问题，陈裕光与他的同事们曾反复讨论过几个月。当时一位名叫李扬汉的校友记得，陈校长召开全体教职员会，会场气氛相当紧张，门紧紧关着，但有学生在外面偷听。主张迁校的不乏其人，但是大多数人都不想走。陈佩结这样解释她父亲为什么不想走：“搬一次家多不容易！抗战的时候我们曾搬到成都。金大是私立学校，政府是不给搬迁费的。当时是教职工们说，我们少拿工资，让学校筹集到资金来搬家。以后学校再慢慢还！抗战胜利了我们刚刚才搬回来，还要朝哪里搬？搬台湾去，到台湾的哪里？费用又哪里来？”
1949年1月18日，陈裕光给当时在台湾的校友胡炽昌写了一封信：“经费无法筹措，新旧校址亦不易有妥善办法，决定不迁，仍举行招收新生”，“不便离校，只有护校。师生皆有留我的迫切愿望，乃志留下。”
杭立武本人也是金陵大学毕业生，对金大何尝没有感情？1937年抗战时那次搬迁，杭立武走前曾以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和兼任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身份，邀集各教会学校的部分英美友人和商界人士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将金陵大学等地区划进“安全区”，保护了不少中国躲进金陵大学的同胞的生命。但是这次，杭立武搬不走金大了。
杭立武只好退一步，希望能把他内兄一家带走。他为陈裕光一家办好了护照和机票，到4月22日下午，杭立武夫妇登上南飞的飞机之前，还在动员陈裕光跟他们一起离开南京。陈裕光含着泪，仍然是坚定地拒绝了，目送妹妹和妹夫远去。这一分别，就是40年。到1989年陈裕光临终前才再次见到妹妹，而杭立武，再也没来过大陆。
在杭立武赴机场的路上，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情况已经非常混乱，并有抢劫事情”，他看到了署有陈裕光名字的“ 南京治安维持会”的安民告示。这个维持会的主任，为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高级参议马青苑，副主任吴贻芳，陈裕光任委员。陈裕光当时的另一个身份，是南京市参议院议长。他们已经在积极地迎接解放军了。
历史激流中的个人选择
吴贻芳在当年也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她是1928年，陈裕光任金陵大学校长一年后当上金陵女子大学校长的，与陈裕光、杭立武都过从甚密，与宋美龄也熟识。在南京临近解放前，金陵女子大学的校董会上，有人提议将学校迁往台湾，被吴贻芳断然拒绝。1949年4月22日，宋美龄打电话要吴贻芳去台湾，吴未接电话，随后，国民党又派人送来机票，要求吴贻芳乘最后的飞机离宁，她也没走。用她自己后来的话说，她“静静地而又不安地等待着光明的到来。”
而在这风云激变的时刻，另一位当时的知名女性，时任国民党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的伍智梅选择了离开南京。这位国民党的先烈伍汉持的女儿，从年轻时就跟随孙中山，丈夫黄建勋曾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伍智梅与宋庆龄、何香凝都私交甚密，她到了广州以后，曾经接到宋庆龄用英文写来的亲笔信，劝她留下来。信是搭解放前夕上海到广州的最后一班飞机送到伍智梅手中的。然而，伍智梅还是走了，先去香港，再赴台湾。
1949年，在这个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每一个具体的个人，都被周围的历史潮流裹胁着推动着，他们又怎么会预料得到，从此的中国，会发生怎样的翻天覆地，他们的个人命运，从此完全不同？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退休研究员黄璧坤，是伍智梅的小姑子，当年是个十六七岁的中学生，正在广州执信中学念书。她记得，她的大哥黄谦益问她：共产党快来了，共产共妻，你们怕不怕？“我想，第一，我也没财产，第二关于共妻，我还没想到那样的问题呢。”黄璧坤说。
黄谦益是1920年代到美国留学，专业是城市与海岸设计，回国后任广东省珠江水利局的总工程师，抗战时做盟军第十四航空队(飞虎队)的联络顾问，官衔少将。因为他的工作出色，在1946年曾获得美国总统杜鲁门颁发的自由奖章， “这个奖章让他一辈子都为之荣耀”，黄璧坤回忆道。
1949年，大哥黄谦益全家走了，二嫂伍智梅走了，七姐黄毓坤已经在美国留学定居，九哥黄谦仪已住在香港，十哥黄伯飞正在美国上学。留在大陆的，是黄璧坤的三姐黄式坤和姐夫袁振英，六哥黄震廷，十一姐黄馥坤和小弟黄伯坍。
这里面，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就是她的三姐夫袁振英。袁振英本来可以做个大人物的。这位北京大学西洋文学系191 8年毕业生，1920年时在上海和陈独秀一起搞《新青年》，组织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开一大的时候，袁振英是当时全国53名中共党员之一。但是后来，袁振英与黄式坤(黄璧坤之三姐)赴法国留学后，就与中共不再联系，其中有部分原因，是与陈独秀不和。从法国回来，袁振英虽然不再参与共产党的活动，但还是曾被国民党以共党嫌疑抓去囚禁。到解放前夕，袁振英已经失业在家，穷途潦倒。这时，袁振英的弟弟在越南西贡，让他去法国统治下的越南，而时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让他去台湾。但他都拒绝了，欢欣鼓舞地留在大陆迎接解放。“他说，我从香港回到大陆，就是不愿做英帝国主义的走狗？这回为什么要到越南去做法帝国主义的走狗？”黄璧坤转述说。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的当天晚上，黄璧坤听到了海珠桥被炸毁的巨大爆炸声，那是国民党部队逃跑前干的，“桥上的行人全部死掉了”，她说。而当年建海珠桥时，监工者正是她的大哥黄谦益。
新的生活开始了
1949年4月24日，马青苑、陈裕光、吴贻芳等“南京市治安维持会”成员去见解放军的首长，希望军队尽早接收南京。数日之后，他们受到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人接见，回来后，陈裕光说，“他们满儒雅的”。第一次与共产党打交道，给陈裕光的印象不错。
这个时候，陈裕光的家族，也已经分为两半。他的二弟陈裕华、三弟陈裕康都留在了了大陆；四弟陈裕耀和一个妹妹陈信美抗战胜利后就去美国读书了，从此留在了美国，弟媳沈佩兰也一同留在那里；他的大妹陈圣婉留在大陆；二妹陈竹君去了台湾，并带走了他们的父亲陈烈明。陈竹君本还想带走他们的母亲鲍敏，但老太太死活不肯走，留了下来。他们家那张抗战胜利后的全家福，里面的人从此再也没有凑齐过。
陈佩结的大哥大姐是在1949年赴美留学的。至今陈佩结还保存着她奶奶当时写给姐姐的一张字条：“佩丽，我送你这部圣经，因为内中有永生。”她是一名基督徒。老人家或许心里已经有预感，这是一场生离死别？
逃离了南京的杭立武，先到了成都。1949年12月9日，他从成都乘最后一架飞机飞往台湾，同机的有陈立夫和 “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杭立武后来回忆说，他到机场时，见阎锡山坐在一口箱子上，身体摇摇晃晃，表情若有所思。朱、陈二人对杭立武嘀咕说：“我们的生命全操在他坐的那两口箱子上”，原来，箱子里全是黄金。飞机超重了，而阎锡山又不肯放弃黄金。
作为国民党的要员，这些人还有飞机坐。而中下层的国民党军民，逃往台湾只有乘船，路途之艰险不堪回首。后来台湾“民视”拍过一部名为《台湾演义》的电视片，披露出当年大溃退的若干细节。其中以1949年1月27日的“太平轮” 事件最为悲惨。这艘开往台湾的轮船载满乘客，摸黑从上海开出不久，就与另一艘货船“建元轮”相撞，近千人葬身鱼腹，仅有38人生还。
台湾岛当时只有600万人口，而从大陆来的国民党军民达200万。伍智梅的儿子黄仰山曾经回忆过他们初到台湾时的困顿，住房狭小，一家五口仅有一间半，生活艰难。伍智梅的孙子黄坚记得，有时因黄坚调皮，奶奶骂起他来就是两三个小时，也可见伍智梅心中的郁闷。这200万大陆人与本岛居民的磨合碰撞融合，到今天都没有完成。那是另一个故事的开端。
而留在大陆的人们，生活也完全变成新的了。
1950年2月，金陵大学改归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直接领导。是年10月，陈裕光赴苏州，到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部研究院学习，“实际就是交待你们历史上与国民党有啥关系。他有啥都说出来了。”陈佩结说。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决定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大学合并，改为公立。3月，陈裕光学习回来，辞去了金陵大学的任职。他当了一阵“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图书仪器清理处主任”后，就到上海的一个轻工业研究所当化学顾问去了，直到退休。而金陵大学在195 2年的院系调整后，成为南京大学的一部分，金陵大学的名字撤销。
袁振英解放后因为生活无着，就直接给周恩来写了封信，信封上仅写：“北京，国务院，周恩来收”，而周恩来真的给他安排了工作，任广东省文史馆馆员。文革中，袁振英被打成反革命入狱，几乎被枪毙。而他的一位内弟，即黄璧坤的六哥黄震廷，曾当过国民党的少将，“本来可能是问题最大的”，因为解放后一直安分守己夹着尾巴做人，断绝与一切故旧的来往，一直当个外语教师，倒还算平安。
陈裕光长寿，活了96岁。在他去世的前一年，金陵大学校友左天觉从美国回来去看望他，他们谈到了金陵大学有没有可能复校。左天觉告诉他，复校是不可能了，不如办一个“金陵研究院”吧。陈裕光接受了这个建议。他决定，把自己在汉口路71号的住宅捐出来，作为基金。这所房子，是陈裕光的父亲陈烈明留给他的遗产，文革后落实政策发还给他，刚刚住进去两年。一年后，陈裕光去世，他的儿女们遵照遗嘱，将住宅变现为500万元，捐给了南京农业大学。金陵大学的校友们也纷纷为这所金陵研究院捐了钱。
两年后，杭立武在台湾去世。
陈裕光在去世前，让陈佩结写信给台湾的妹妹陈越梅(杭立武的妻子)，说他很相念她，有话想同她讲。陈越梅赶回了南京。兄妹俩在40年后终于得以见面了，而他们的老父亲陈烈明早已病逝在台湾，他的骨灰后来也被带回大陆，葬在南京。
“我爷爷祖籍浙江宁波，但主要生活在南京，是南京人了。我自己虽然抗战时去了四川8年，解放后参加工作在山西 20多年，但我是南京人。”年已75岁的陈佩结说。
旧闻：汽车洋房拍卖花样多
1948年12月5日《南京日报》报道
腊鼓频催还乡急——汽车洋房拍卖花样多
(本报特写)前几天有位朋友登报征婚，不上五天，应征笺如雪片般飞来，数目竟有三十二封之多，肥瘦美妍，高中，大学，乐得我那位朋友眉笑眼开，接连失眠了三夜，谣言蛊惑了人心，这位单身公务员有办法了，不光是女人，什么都容易搞到手，上月排了半天队，只买了一升糙米，四两杂油，冒雨觳觫挤得半斤黑棉花，还要看老
板的脸色，现在中华门外的米商，天天发愁，产区白米源源涌到，有货无市，净糙米一百八十元，喊低到一百三十元一石，还无人问津，合作金库的收购，要五百石一千石的全送进仓后才肯付款，城内的米市更荒唐，光华门某机关的眷属们上熟机米抛出一百二十元一石，城北山西路一带洋楼门口一石白米一百三四十元也能成交，当然吃饱了之后就会想到！其实“寒衣未剪裁”的朋友根本毋庸焦心，往年还要逛逛拍卖行，今年街头巷尾有的是大衣，皮袍，西装，一件八成新的大衣只卖二百元，现成小二毛皮袍一百三十元，新西装三百元一套，绒衬衣十八元一套，棉袍，棉袄，卫生衫，一百元全部办齐，走过建邺路某部被服厂后门，稍一伫足，就会有人问你：“先生要买衣服吗，请进来看”，跑进去应有尽有，花不了四张五十元的金圆券，新被褥，棉衣，衬衣等，包你一辆人力车装得满满。
这两天要买家具，更不成问题，沙发，席梦思，红木衣橱，办公桌，奶油色，咖啡色，应有尽有，一百元可以买一张席梦思床，较次家具衣橱，棕绷床，方桌，靠背椅，全套一百二十元，有兴置产的话，买一幢洋房，新式家具都可叨光奉送。曾经要十根条子顶一年的花园洋房，现在一万元连地基全让，六千元一幢的假三层八间小洋房也就不错了！再肯迁就点，西式平房两千元可买四间，水电卫生设备齐全，租房子租金免收，家具义务供用，房东还可津贴房客四石白米，这种事也许你不会相信，不过墙上有红纸召贴为证。你若高兴买汽车，价廉物美，风魔一时的小吉普，每辆三千元，八成新小轿车五千元可买两辆，如果嫌室内单调，地摊上的古董字画，唐伯虎，齐白石，张大千，价钱都不会超过百元的。照理讲，买这些便宜东西的人该多么乐味，其实大谬不然，天寒岁暮，腊鼓频催，拍卖东西的人触动乡愁急于还乡，饱含泪水廉价卖出亲手创置的产物，买主付出花花绿绿的金圆券，像赌“梭哈”样的孤注一掷，买卖双方心情有何其两样。(思乡客)
1949年4月11日《南京晚报》报道
立委周杰人提出票选十大豪门
户主隐匿逃避外国 政府下令通缉归案
财产除酌留其家属普通生活费用外
一律由政府征用
(本报消息)立法委员周杰人所提“征用豪门财产办法草案”，……兹志该案原文如次：一、民国以来凡因做官及非正当职业而成巨富者均为豪门。二、由立法院票选全国最大豪门十人。由各省市参议会每省市票选三人至五人。立法院及各省市参议会所票选之豪门公布后，经舆论批评，私人揭发，认为尚有遗漏者得由立法院补选十人，每省市得补选二人。三、豪门财产(包括动产与不动产)除酌留给其家属普通生活费用外，一律由政府征用。四、豪门如未经检举，即将其财产百分之七十以上捐献国家者，由政府给予债券，俟战事结束，如数偿还。五、豪门财产如隐匿逃避外国者，应将其户主看押勒缴，如户主避匿者，由政府以命令通缉归案；如逃往外国者，并向外国交涉引渡。六、豪门财产如隐匿逃避，经密告而查获征用者，以百分之二十给密告人充奖励金。七、本办法施行细则另定之。
1949年4月22日《南京晚报》报道
一连串红圈圈到底 人民代表各自西东
和谈绝望了，立法院今天陷入战事前夕的纷乱与紧张的疏散中。布告牌上，两个钟头内，贴出了八张加着红圈圈的“ 紧急通告”，一句话：“走”。
……立院广场内只停放了几辆吉普和半新的黑包车，好多立委们冒着雨，在广场上来往的穿梭，像蝼蚁一样，两个人碰了面，密切地耳语一番，又匆匆地走散。国民大会堂的会议厅里，……只静静的有一位宪兵在守卫，几个工友正在会堂里忙着将四个播音器、两个麦克风取下装箱，贴上“由南京到广州”的封条。二楼咖啡室已经空无一物，连桌椅都搬走了，附设在会堂里的医务室和邮汇储金局的人员，正整理公物，待命“撤退”了。热闹的国大会堂，此刻只剩厕所里的自来水在滴滴嗒嗒的孤寂底流响着。
在京的近二百位立委及眷属，今天下午九时以前，将分乘火车、飞机离京赴沪，再转船到广州……第一批飞沪的立委有三十五人，下午第二批李世军等继续飞沪。……墙壁上悬出了一张紧急布告，下面写着：“各位委员们，请不要犹豫，耽误时间，快来登记飞机……”。
……
1949年4月24日《南京日报》报道
各院部会疏散一空
(本报讯)国民党政府各院部首长昨晨拂晓时分，悉数乘美龄号离京，市政府，卫戍部、警厅全部人员，漏夜撤往杭州，昨日首都已陷入无政府真空状态，市内秩序紊乱。
(本报讯)前夜九时由和平门开出立院疏散专车，驶至镇江受阻专车未能上行，车上除职员外尚有最后离京之立委三十余人。
(本报讯)江防国军，昨日全部撤守，分由挹江门、汉中门、水西门进城，出中山门，沿京杭国道转进，大批装甲车、卡车竟日贯城而去。
大事记：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声明引退，隐居奉化溪口。
●1949年2月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由上海迁往广州。
●1949年4月23日：百万雄师突破长江防线，南京解放。
●1949年4月27日：苏州解放。
●1949年5月12号：第三野战军发起了上海战役。
●1949年5月27日：解放军占领上海。
●1949年5月28日，上海举行了新旧市政府交接仪式。
上海：一个商人的彷徨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陈步高选择留守，他满怀喜悦地迎接新政权的到来，但是又对前途颇感不安。一年后，陈步高因病去世。但他的资本家身份却给子女们留下了始终摆脱不掉的阴影。
文/国家历史特约白红义
从南洋到广州
到上海解放时，陈步高在这座十里洋场里只不过混迹了十多年。这位上海银行的襄理毕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开一家独资银行。但造化弄人，至死他也未能达成心愿。
陈步高祖籍广东，生于南洋。清朝末年，大批广东人下南洋，除了成千上万的华工外，还有不少大家族前往当地做生意，或开发矿产、或开辟橡胶园、农场。陈步高的祖上也随此大潮迁至南洋，成为当地富商。在推翻清政府之前，孙中山先生曾多次前往南洋募集资金。陈家也当仁不让地成为被募捐的对象，因而与孙中山关系甚笃。
在陈步高成长的青少年岁月，尽管辛亥革命已经成功，但中国并未就此走向稳定和繁荣。国内各派势力内乱不休，国外列强虎视眈眈。青年陈步高对政治没有多少兴趣，他更相信只有实业才能救中国。因此，上世纪20年代，陈步高赴英国留学，专攻金融。毕业后，他即回到广州与人合股开办银行。
在广州期间，陈步高与傅式兰成婚。傅式兰亦是大家闺秀，她的父亲任职于广东汕头海关。汕头是我国沿海最早设关的口岸之一。1860年1月，被洋税务司控制的潮海关成立，这就是汕头海关的前身。由于有满清贵族血统，傅式兰的父亲得以在这个被洋人控制的海关任职。
傅式兰嫁入陈家后，就一心一意相夫教子，先后为陈步高生下三女二子。
作为银行家，陈步高毕生的心愿就是能开一家独资银行。十几年后，眼看实力渐渐雄厚，心愿有望达成，却被一场战争化为泡影。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即开始进攻中国。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日军迅速占领华北及华东大部分地区。由于中国东部沿海一带落入日军的控制范围内，广东省一带的华南沿岸地区成为了中国从外地输入各种物资的重要补给点。为切断这条补给线，日军于1938年10月1日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并迅速攻占邻近地区，广州在10 月21日陷落。
广州沦陷后，大批难民涌入香港。陈步高一家也被裹挟在出逃的人流中来到香港。陈步高与傅式兰当时已育有两女一子。长女淑敏年纪最大，其时也不过10岁而已，长子宗建只有7岁，次女淑言甚至还在襁褓之中。
在当时兵荒马乱的情况下，其间辛苦可想而知。所幸，尽管一大家人历经艰险，总算人员并无损伤。但随身所携的财物却不那么安全。后经清点，逃难中丢失了48个箱子，此前十多年辛苦累积的财产折损大半。
陈步高携妻带子来到香港后又重操银行旧业，但财产折损过多再也无法开办独资银行，不得不与人合股经营。
陈步高一家在香港住了一年有余。在此期间，三女儿淑方、次子宗鼎相继出世。一家人难得地度过了一段安稳的日子。
上海生涯
不过香港也算不得太平，日军一直对这里虎视眈眈。早在广州沦陷后，部分日军就驻守于宝安县(今日深圳市)深圳河北岸，与英军为界。英国也于1937年后逐步加强香港的防卫。
1937年至1941年期间，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作为中立国的英国政府，仍然刻意维持香港的中立地位。这段时间进入香港的中国国民革命军一律根据国际惯例，缴械后送入集中营。而香港的华人虽然亦有为祖国对抗日本的战事出钱或出力，但是一切都需要在不影响英国和日本关系的前提下进行。然而，日本当局仍对此感到不满，曾多次向香港政府抗议香港华人的反日行为。
陈步高判断，英日之间终有一战，香港也不再是一个安全所在。他带着一家不得不再次迁徙，且走且退，直至辗转来到上海。
此时的上海早已进入了它的“孤岛”时期。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经过3个月的战斗，最后一批中国军队于11月12日撤出上海。自此至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4年中，上海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为被日伪势力包围的“孤岛”。
租界仍由英、美、法等国控制，依靠着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互相利用和暂时妥协，与沦陷区及战乱不止的内地相比，局势相对安定。对内、对外交通畅通，内贸和进出口贸易完全自由，经济上出现畸形的繁荣。
一份资料显示，1937年底，公共租界可以开工的工厂只有400多家，到1938年底已达4709家，一年增加10倍以上；进出口商行从1937年的213户增加到1941年的613户，全国的轻工业产品绝大多数从上海口岸输出。商业总户数、营业额和利润也都成倍增长。金融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营造业无不迅速发展。
由于“孤岛”相对安定，大批外地人士涌入租界，躲避战乱。租界中的人口激增，其中浙江、江苏籍人士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这部分人又多数从事工商业、金融业，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
陈步高一家就在这样的情势下来到上海。对于他念念不忘的银行业来说，这样的环境显得十分有利。但以他此时的身家而言，开一家独资银行显然是极不现实的。最终，他选择参股上海银行，成为其中的一名襄理。
襄理一职相当于现在的副经理，算得上是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银行还为陈步高一家提供了一套住宅：一套位于西街 16号的花园洋房。陈步高在有了相当的积蓄之后，购置下了这套房产。
在长达百年的岁月中，上海逐渐形成花园洋房、公寓住宅、里弄住宅和简房棚户4类民居建筑。集中于上海西区的花园洋房，一向为外国人、资本家等城市的统治阶级所居。
能在此居住，也说明陈步高一家在上海的生活相对富足。除了花园洋房之外，南市区一带的银行营业网点尽归陈家所有，家中还有佣人可供差遣。
陈步高在外忙于银行业务，此外，还有数不完的应酬。因此，偶尔还能在报纸上看到他的一些花边新闻。不过，他从来没有做出破坏夫妻感情的事来。一定程度上，这与傅式兰本人有关。在那个时代，傅式兰算是个相当“厉害”的女人。此后几十年，她的后人们才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
婚后，傅式兰则一直是典型的家庭妇女，在家操持家务，不喜交际。如果陈步高有需要女宾出席的场合，他也往往带着长女淑敏参加。已经十几岁的陈淑敏出落得非常漂亮，经常流连于上海的舞厅、宴会等交际场所。
解放前后
但是彼时的国内政局并不像陈家的生活那样平静。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举国欢庆。但国共两党间的关系又趋破裂，战争的硝烟再起。
随着战争的进行，国统区的经济形势日趋恶化。1948年1月4日的新华社电讯描述说：“上海、南京米价，自上月下旬以来，上涨更烈，加以天气严寒，人民纷纷死于饥寒之下，至上月廿一日，上海街道上已发现冻毙而死之尸首三百余具，仅二十日一天，就发现六十四具。”
尽管还不足以危及陈家的生活，但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摆在陈步高的面前：究竟何去何从？此时的陈步高已近知天命的年纪。之前与郭沫若等一些左派有过的接触，使他对共产党有一些认识。但多年来国民党的反共宣传，还是令他心中惴惴不安。
就在是走是留的纠葛中，国民党节节败退，形势愈趋明朗。1949年4月渡江战役后，解放军于4月23日解放南京,并在5月3日解放杭州，完成了对上海的合围。23日，解放军对上海发起总攻。经过奋战，解放军攻入市区，国民党军除5万余人登舰逃跑外，其余悉数被歼。27日，上海宣告解放。同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陈毅任上海市长。
进城后，人民解放军露宿街头，不进民房。对于一向不与国民党军人来往的陈家来说，这股新气象使他们印象深刻。多年以后，傅式兰把自己的三个女儿全部嫁给了现役军人。
陈步高此刻最担心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问题。这同样是上海众多工商界人士心中的困惑。解放后不久，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布军装，趿着布袜草鞋在外滩中国银行四楼接见了最大的民族资本家荣氏的代表荣毅仁，他阐述了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番表态不啻于一个定心丸。
此后的历史证明，上海注定要按照新主人的逻辑来改造。早在解放军进入上海不久的1949年5月29日，《人民日报》便发表社论《解放大上海的经济意义》，奠定了新上海建设的基调。在这篇社论中，上海被描绘成“帝国主义奴化中国人民、使我们国家殖民地化的一个最大侵略基地”和“全面绞杀中国老百姓的总枢纽”，而“它将变成一个人民的工业大都市，对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它将依据自力更生的原则，尽其最大的贡献。”
而第二天的社论《祝上海解放》中同样强调，“上海是一个生产的城市和革命的城市，在反革命统治被捣毁以后，这个特征将要显出伟大的威力。”
这两篇社论都表示，新中国要致力于将上海建设成为一流的工业城市，这一点确定了旧上海改造以及生活风格改造的主旋律。由实业家、企业家、商人等构成的工商业精英阶层尤其成为着力改造的对象。
刚刚解放后，陈步高还保持着原先的生活习惯。这位曾经的留英学生一生酷爱踢球，但在解放后一次踢球的过程中受了伤，后来因病去世。只留下傅式兰竭尽全力保护着五个子女。
陈家人都在积极地迎合改造的潮流。此前从未工作过的傅式兰积极地参与里弄的工作。大女儿陈淑敏努力考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即前往北京工作。长子陈宗建一心想继承父亲的衣钵，他考上了当时的上海财经学院。但是资本家子女的身份却成为他们始终摆脱不掉的阴影。
旧闻：炮火下的夜上海
1949年2月22日《南京日报》报道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茫茫欲解的冷软的灰色的浓雾笼罩着上海——中国的经济首都。上海的灰色连接着隆冬的黑暗天空，增加着未来的经济的悲惨和不安。黄浦江畔蜿蜒几里长的西式大厦和办公楼房，证明一个世纪以前的“洋鬼子们”所选择的福地，适足沟通华中动脉长江流域的繁华贸易。这个泥土的农村长成了五百万人口的大都会，不能不归功于他们选择地点的风水吧。
上海是受西方的影响发达起来的，不像北平和广州那样的带了中国气派，虽然治外法权收回了，上海仍然受着西洋经济的影响，英美大公司都设有总号，电力和电话公司是美国人的，自来水和煤气公司是英国人的。
像中国经济的守门者和工业的中心，上海是敏感的，傍海临江，聚拢了华中的出口入口，执握着中外汇兑的枢纽，上船下船的转口货物，都以上海的劳工起卸，中国一半的产业工人都聚集在上海一带。
但是，上海劳工虽然没有沉沦在饥饿的边缘以下，因生活已不能再事降低。最引人侧目之事实，乃以二十年来外患与内战相寻不已结果，已使薪水阶级的从业者因物价的压力，降到同样的生活水准，最后而最惨的打击莫过于去年八月间的法币与金圆券折合，及若干中等之家原存金银外币而欲保持通货之价值者。
百年以来的外患与内争都没有蹂躏了上海。成千的难民自战争的灾区流入，却被这座蕃衍的大城吸收进来。上海是政治上的经济主人，二十二年的政治冲突，在一百五十哩以外的地方，已告结束而成了定局。上海的经济因内地既被共产党吃掉，又因战争变成瘫痪，所有市场和出口原料大为减少。工业的机轮日渐停息，更加多了大批的失业的工人的这一堆难民。纵然还未面临共产党的包围和占领，上海已经呈现灰色的寒冷，饥饿和不安来了。
从远处看上海，一定有钱的人忙着逃亡，然而从近看，上海的资本家非但不以共产党的胜利为可虑，却采取这么一种态度：“他们不会比国民党更坏多少”。当然与相比榜上有名的×××必要逃跑，因为他们决得不到共产党人的怜悯。
令人注意的是，这些工业家在二十年前是拥蒋上台，在战前要用他们的时候，也十分友谊的相待，虽然经济的甜头都归入×××和“官僚资本家”的掌握，中日战争一起，蒋氏深入内地而与上海工业家隔绝了，在内地变成以拥有土地的绅士和拥有千万之富的孔宋作为靠山。
据闻上海的工业家和左翼学生一同坐牢，受了共产主义的宣传，而继去年十一月美国总领事通令美国侨民撤退的短期混乱之后，外商却硬着头皮留下来。很多美国人以为美国大量援华，可以安心贸易。美国公司的撤退，为英国公司针对美国政策之弱点而欲驻留所冲淡了。所以美商人在上海不带家眷，看看到底在共产党的统治下是怎么一回事。多数上海人也做同样的等待。(安得·罗斯著 陈琦译)
1949年5月18日《重庆新民报晚刊》报道
炮火下的夜上海
(本报上海通讯)皎洁的银盘，浸在水底，黄浦江显现得沉寂而幽静。自从江南平原燃烧起烽火，黄浦江已减少了过去的喧嚣与繁荣。停泊在浮筒畔的外国军舰，在紫水晶号事件发生以后，都相继驶出了吴淞口外，惟有那船家的渔火与江心灯塔，点缀江面。凄清的码头上，也听不见从劳力者的心胸中所迸发出“哎唷”的呼声，划过夜空，唤醒酣卧在江畔的劳工，起来作求生的挣扎。然而现在呢？
暗澹的路灯光下，只有衣衫褴褛的乞丐，满以为这儿可以有生命的寄托，他们绝想不到，都市的繁荣仅属于私有，生活的锤子逼得他们过着乞食的流浪生活。可是，这冷淡的人情，匆忙奔走的行人与徘徊江滨的游客，谁不是沉溺在贫穷与困厄的深渊中呢？
求人的乞儿是感到失望了，被求的人们同样感受着哀怨。谁能保证自己会不过着流浪的生活呢？同他们一般，离开温暖的家园，投入冷落的异乡。现实是一块荒冢，人们是墓畔的枯草，人间的寒风霜雪，会任意地摧残！
我们伫立在江滨，江风微微的吹着，江面是那么的平息，化了很少的代价雇了一只小舢舨，无情的船撑敲碎了水底的明月，仿佛撕毁了一幅美丽的图画，船儿慢慢的向前划，在江中观看这万家灯火的夜上海，显然是不及从前热闹了。外滩的马路上仅依稀的见到数得清的行人，路旁的面摊亦在收拾着家俱，更不见有流线型的汽车飞驶，只有那笨重的卡车拖着沉重的声音过去，时间在游兴中是够快的，江海关的自鸣钟是指向八时了，船家把船停向原来的船坞。(十一日寄)
1948年11月24日《上海大公报》报道
人比黄金贱！挤兑场面惨绝人寰
四川路迦陵大楼到福州路一段，由上午四时到九时就人如潮涌，不准行人通过，连很多银行机关职员都无法进去办公。记者于早晨进入某大楼，出来时人群更挤，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冲出重围，回来检视，大衣袖口纽扣上扎牢女子头发一大撮。九江路外滩中央银行挤兑的人把附近大厦的门口都堵塞了，住在大厦里的人们冲了好久没有突围，便在一楼开了一面大窗，用一块条板搭在挤兑的人头上，才能走出大厦。昨天挤兑的情形是空前的，军警戒备也特别严格，由于小贩不能接近挤兑行列，黄牛党昨天也饿得有气无力，至于身体弱些的，虽不死也大伤元气了。记者在九江路外滩楼头俯瞰，只见拥挤的人头上因受热冒出的白气腾腾，好像薄雾一般。嘈杂声中，不时飘出微弱的“挤死人了”的呼救声，喊者自喊，听者无闻，堪称惨绝人寰。五点光景，在市银行门口，有个十八岁的男孩靠着墙脚，放声大哭，他说：“我情愿做瘪三，我不回去了！”原来是他的新呢帽和口袋里的二千块钱，在挤兑金银时都已不翼而飞了。
商人1949
1949年4月初，毛人凤秉承蒋介石之意，对上海的一些著名民族资本家下达了迁厂到台湾的最后通牒令。同时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各级组织针对大多数资本家，特别是民族资本家想把工厂、机器和原材料保护好的愿望，及时写信给他们，宣传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的《约法八章》，中共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在这时，不同的人选择了不同去向。
荣毅仁父子
1949年解放前夕，荣氏家族内部出现了大震荡，家族中多人远走海外，资金外流使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认为“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故在最后关头，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俩决定留在大陆。荣氏父子此举在无锡、上海一带的民族工商业者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50年12月16日，上海工商界举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大游行”，荣毅仁肩扛大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陈光甫
陈光甫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被誉为 “中国的摩根”。在国共决战之初，陈光甫仍支持南京国民党政府，并在蒋介石等人的劝说下出任国府委员。但随着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事溃退，政治动荡，经济凋敝，陈光甫的政治热情迅速消退。1 949年，中国共产党曾与陈光甫建立直接联系，争取他北上。但陈光甫心存顾虑，1949年3月，他移居香港，成立上海商业银行香港分行。
杜月笙、黄金荣
1949年6月间，客居香江的杜月笙修书一封，寄给蒋介石，信中说他将尽力劝阻沪上企业领袖返回上海。194 9年4月，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连获大胜，上海解放指日可待。5月1日，杜月笙携家仓惶逃往香港。1951年8月1 6日在香港病逝。
与杜月笙不同的是，黄金荣选择了留在大陆。1949年，上海解放以前，黄金荣的夫人李志清席卷了黄金荣的金银珠宝离开上海往香港，后又到了台湾。1949年4月，蒋介石特别召见杜月笙，让其带信给黄金荣，嘱咐他“抓紧时机”到香港或台湾去，“以免遭种种不测”。但是，82岁的黄金荣最终决定留了下来。他对人说：“我已经是快进棺材的人了，我一生在上海，尸骨不想抛在外乡，死在外地。”
大事记：
●1949年2月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由上海迁往广州。
●1949年2月5日：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未经代总统李宗仁同意，将行政院迁往广州。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中常会在广州发表声明，要求停战，但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和谈之门最后关闭。
●1949年10月14日：第四野战军攻陷广州，国民党政府再迁重庆。
●1949年10月28日：广州市人民政府成立，叶剑英任市长。
广州：最是仓皇辞庙日
文/国家历史特约邓小夏
1949年2月8日，星期三，阴有小雨，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往广州。南迁的决定在1月25日晚已经做出，但为了安定人心，政府依然对外宣称，“南京迁地办公，不是政府迁都，我们的首都还是现在的南京。”此时，国共双方军队已经距离仅仅五十公里，兵临城下的局面，很快让政府的通告失去了意义。随着城外枪声日渐密集，南迁的进度也一再加快，到了 2月5日，行政院已经整体撤往广州办公，三天后，整个政府机关南迁。
慌乱的撤退
由于缺乏准备，撤退一直是在慌乱中进行。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机关办公室主任李茂林从1月底就开始与同事为接待政府南下而忙碌。2月8日晨8时，南京机关职员及家属三百余人，由南京转乘粤汉线火车抵达广州黄沙车站。
国民党中央原准备以现在广州市东风路上中山纪念堂为办公地点，但一时间各部委三百余人均已抵达此间，不但如此，还随行携带了百余箱文件。纪念堂不敷使用，只得将广东省党部腾出作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办公地址，留纪念堂为中央各部职员住宿之用。
在撤离过程中，各部委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许多职员早已在1月底就离开南京，但因中央机关南迁者多，水路、陆路交通十分不便，所以迟迟不能到达。大批公务人员犹如难民，每天都有一大批涌进广州。广州市府手忙脚乱，由于原有公房难以安置，只得拨出公园的一部分，用作房屋居住及安放档案之地。
“卫生部”算是效率最高的一个部门，2月初迁穗后，随即就在石头海港检役所办公，并在市内中央医院设临时办事处。“财政部”则由于头绪众多，迟迟难以安顿。先是觅得长堤广东银行三楼及广东财政厅二处作为办公地址，随后又开始设立福州办事处，同时在南京保留有办事处负责联络工作。由于掌管国库，迁往广东的各机关经费都要在此领取，各部委人员在财政部长堤办公处排起了长队，但国库工作人员未能到岗，所以经费迟迟难以领取。
至于那些原先就不被重视的“清水衙门”，在撤离中更是备受冷遇。“侨务委员会”迁穗好不容易找到了办公地点— —广东省侨务处，但职工宿舍却难以安排。“中央审计部”干脆在市内连办公地都找不到，只好迁往中山县小榄镇。好在有广东审计处长出马，亲自前往小榄镇，这才接洽到祠堂十余间，作为宿舍和办公地点。尽管勉强“开张”，但此时此刻，根本无 “计”可审，倒也乐得忙里偷闲，干脆私自放假，等到全部员工到达后再开始办公。
因政府搬迁，受国事影响，一般公教人员，民众眷属，疏散南下者众多，因仓猝间找不到实际通讯地址的为数不少，造成投递汇兑不便。在李茂林的记忆中，那段时间，办公桌上经常堆放着大量信件，都是由于找不到主人而无法投递的。
“陪都”时光
时年20岁的陈穗平，当时在国民党的部队机关任少尉文书。1949年那段时间给他留下的印象就是“乱”。从7 月到9月，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里，就一连有两位负责医疗器械、药材管理工作的库长不辞而别。后来才知道，这都是利用职权将负责管理的医疗器械、药材等物资，或拿到市场上交易，或卖给当地医院，换取大量金钱后一走了事。
陈穗平是1945年成为公务人员的，一直在管理医疗器械、药材的部门从事文书工作。当时能够在乱世之中谋得这个职位，除了“人老实”，更有一个特长就是“靠一手好字旗开得胜”。
尽管高官频爆丑闻，但对于陈穗平这种普通公务人员来说，除了老老实实上班，也没有别的出路可走。当时公务员入职，必须写保证书，宣誓，并随时听候上级发落。刚开始，入职的文武公务员待遇依生活指数发给金圆券，有六十、一百到三百不等。到了1949年1月后，市级公教人员获准配发公粮：职员三市斗，工役二市斗，长警五市斗。
在此窘困的处境下，一些职员甚至开始偷窃。当年4月，《中央日报》报道，一名公务员在偷窃电话时被卫兵发现并扣留。这名职员在市政府电台任职多年，一家七口人都靠他一人微薄薪水维持，平时生活已感万分拮据，近来形势更加逼人。由于债台高筑，加之告贷已再无门，就伺机潜入专门委员会，偷了一部电话，意图变卖，刚刚走到市政府门口，被警卫发现，随后被扣留。
电台台长亲自为此事向市长求情，亦被拒绝。这名职员被扣押期间，守卫不允许家人探视，已经三天未能进食。据这名职员的同事称，此人平日本来是一安分守己的公务员，此系因生活无着，只得出此下策。尽管同事们纷纷表示同情，但面对此事，也只能是束手无策。
到了5月上旬，形势更加糟糕。中央各机关施行大裁员，原定按照相关公教薪俸，发放给三个月薪金，折合银圆百元上下作为遣散费。但后来当局又发行大钞，而国营事业依然用银圆收费，进而引起全国金圆券剧烈贬值。
公务人员遣散费照市值计算，仅得银圆数枚，不仅不够归途旅费之用，更无法维持数口之家。在当时的广州，许多公务人员不过仅存三数日口粮而已，真可谓是雪上加霜。被迫无奈的公务员们，曾发起多次请愿活动，请求改善工资、改善资遣办法，但均遭到了压制。
政府甚至颁布法令，公务员聚众请愿，按戒严法执行：“现值戒严期间，所有公务员一律勤勉从公，不得聚众请愿，妨碍公务，各级主管长官须约束所属，绝对禁止擅自行动，违反法纪，按戒严法第一款之规定执行。”
此间时局不稳，物价飞涨，市场食品无不上涨20%-30%以上：鸡颈每斤4.8元至5元，鸭3.5元，大虾6 元，田鸡4元，鲩鱼2.4元，猪肉3元，烧肉3.6元，菜心8毫，牛肉3.2元，牛腩1.6元。所谓“元”，实际是银元，而公务员手中则大部分是金圆券、银圆券，天天贬值。其与“基数”的比率天天不同，时时出入，比如上午1万元金圆券等于1元的货品，下午已变成了1万2千元金圆券等于1元了。
陈穗平还记得当时一出粮(发工资)立即跑步去“剃刀门楣”(因为兑换外币一买一卖，加上手续费，亏掉不少钱，犹如理发店长发进短发出)将金圆券兑换成港币。人们到茶楼饮茶，一进门即想好吃什么，预先买好“烧卖筹”、“糯米鸡筹 ”，否则到埋单时再结账的话，价钱已翻了一番。到了最后时刻，300万元金圆券才换1元时，金圆券已形同废纸，毫无价值可言。
冷清的中秋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就在同一天，蒋介石却在广州，部署“保卫华南”的方针。
与此同时，国民党的一帮政界人士，则正前去关帝庙，找算命先生占卜民国的命运。也不知是否算命先生为多赚两个钱，占卜的前途是一片光明。官员们问政局如何，算命先生回答：“汉室复兴，中原在望，天意也。共魔消灭，国事有为，何时了，一载庆升平。”再问到羊城吉凶时，算命先生答：“君问羊城，五羊免劫灾，共终难得志，禾熟见奔逃。”又问曲江和厦门的安危，算命先生说：“曲围由厦解，白兔退林彪。厦门危而复安，天意也。”算命先生的一番话，令政要们欢欣鼓舞。但也就是在此时，人民解放军正迅速南下，已完成进逼广州的部署。
10月6日是中秋节，尽管兵临城下，但广州市内的人们还是没有忘记过节。李茂林上街闲逛，街市上依旧热闹非凡，店铺中挂满花篮和五光十色宣传广告，糖果饼店前摆着各种奇形异象的月饼，连骑楼底下都塞得水泄不通，行人很不易穿过 “月饼阵”。为了招揽生意，年轻的伙计大声高唱着推销曲，“朋友买啦，蛋黄、月宝、鸭月月饼，一银元一斤”。但终究是看的人多，买的人少。
这一点，连《广州日报》的记者也发现了。次日，报上新闻称，“昨六日为农历中秋佳节，省市机关虽有职员办公，惟大部迟到早退，情形殊不紧张，各级学校上午上课下午均放黑市假，酒楼茶市更形冷淡，一般市民均打算闭门“深杯满酌” ，以求一醉，故市面景观并不热闹，加予当局为保治安执行宵禁，禁放鞭炮，赏月情绪并不热闹，市民均在外张内弛中渡过中秋。”
到了10月10日，照例要举办纪念“双十节”大会，所有在穗“中央机关”及穗粤各级党政军职员均全体参加。一些学校和农工商团体也派出了代表。李茂林还记得当时大会主题是，“誓死反共反苏到底”，“死守广州，争取胜利”，台上的要员们要市民“协助政府，相信政府”，但台下的人们则早就开始各自的打算了。
陈穗平所在卫生系统，此时已计划随广东政府先迁逃到海南岛，作为最后到台湾的前站。单位贴出通告要全体人员报名准备。陈穗平在得知此消息时，并没像其他同事那样报名，主要原因是不想离开广东，离开亲朋好友。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普通公职人员，他并没有大难临头的感觉，还借了200个大洋给一位去海南的同事，这一借当然是有去无还了。
解放
解放军以神速的步伐逼近广州，其时国民党在广东大陆尚有四个军和一个兵团的兵力，但兵败如山倒，纷纷向西南方向撤退，企图渡海到沿海岛屿。10月12日，国民党南迁的“中央”机关被迫撤离广州。国民党当局的省级机关，亦大批强制征用船只开始从黄埔、大沙头、黄沙等处撤离。
解放马上就要来临，但广州市一百五十万市民，却是怀着“恐惧”、“怀疑”和“希望”的混杂心理，终日蟹居于户内。1949年10月12日，陈穗平在日记中写道：“由是日起，停止返工，广州势危”，因不想跟随单位撤退海南，他决定不再去上班。
两天后，14日晚9时解放军开进了广州。在撤逃过程中，国民党军队将横跨珠江的海珠大铁桥炸毁，除两岸尚存两桥脚一部分，铁桥已全部被毁，桥身陷入水中，只剩下三个桥墩屹立江中。爆炸时，泰康路一带民居楼因受不了剧烈震动而倒塌，同时铁桥被炸时飞出的铁片，将附近铺户击毁，其中大者三层楼房亦被击破，小者则直接击伤市民，造成本市数年以来的最大浩劫。
也是在1949年10月14日晚，在粤海关任文职的吕健行正和几位同事在家里打桥牌，其中一位叫程逸岩的同事临时有事要先走，吕健行和其他几人对此没有太在意。第二天，广州解放了，粤海关也暂时停止上班。一星期后，吕健行和同事们才惊奇地发现，打牌时有事先走的程逸岩，竟然穿着解放军的服装来接管粤海关。“原来程逸岩就是地下党人，那晚他是加入解放广州的队列了啊！”。
1949年10月15日，钱庄买卖部分启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邮政储金的汇业局仍照常开门，但营业部暂时停顿。市内金铺大多都不营业，而电信局则照常办公，与解放区的电讯开始通畅，普通民众发电报则价格不变，平电一字银元一角一分，急电二角一分。
尽管早在几个月前，广州的不少街道纷纷筹建木栅，到了这时，市民反而是镇静如常，广州人见面时，多会说一句： “喂，有什么搅呀！”对方总是先来一个摇头，继而是一声长叹，然后才开口寒暄。
而茶楼酒馆则利市百倍，由于战火平息，市民们心情大快之余，携男带女到各茶楼酒馆食品店，吃个痛快，早晚茶市座无虚席。市内公共车各线照旧开行，各街道均有市民聚谈，各店铺也大部分照常营业，惠福西各米店生意兴隆，菜市拥挤。报纸上称，“小童如常嬉戏，无战气氛，平静度过此一开头。”
对于旧公务员，新政府则采取了招聘和留用的办法。那些没有随同国民党政府一道撤离的，留在该处，等候人民政府接管。军事接管工作结束后，按照“量材录用”的政策，派到广州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工作。
1949年10月20日，接管市政府的军事代表发布通告：“广州市政府及所属单位现职人员工兹现于本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两日上午八时至十一时，下午十二时至五时，自来市政府报到并照常办公，如逾期不到即作离职论，特此通告，仰各周知。”李茂林、吕健行由此在新政府继续工作，直到退休。
陈穗平则稍有波折。广州刚解放时，有短暂的真空时期，部分公务员外走香港、澳门找工作，陈穗平也是此时乘坐免费火车到香港，随后又去了澳门。
但在两地并不顺利，当时报纸上发布有不少新政府各行业招聘的广告，陈穗平最后还是选择回到广州。在对比多条广告后，他认为工商联400斤粮(折成150元)的工资最有吸引力，于是在2000人的参加的考试中，他成为了被录取的 200人之一。纷扰的生活结束了，一切又重新开始。
旧闻：匪帮首要份子纷逃广州台湾
1949年2月21日《南京晚报》报道
羊城虽好不易居 南迁官员要还都
(本报今日广州专电)南迁公务人员因“物价贵，不易居”，纷纷发动还都运动。李代总统所广播之肃整官场与灭绝贪污，在此间已发生重大影响。甚而有一家报纸提出没收逃港要员之全部财产，并没收逃往台湾国民党要员财产之半，贪污人员则处以苦工服役。
1949年2月21日《南京晚报》报道
立委感慨表示将要睡地板了
在广州房荒闹得最严重的今日，抵穗立委近百人住的问题，又要使行政院也感头痛了。行政院前日指定拨中国、农民两银行之宿舍及凤凰、金龙等旅店交给立法院，但是十六日下午二时，立院秘书处与立委多人，前往东山两银行宿舍时，那里已经“人满之患”。据说，盘据此间的还不是两银行的职员，可是却不肯迁出。至于几家旅馆，原规定八折征租，但都故意抬高底价三分之一，才打八折，结果反而租贵了。若干立委很表愤慨，他们说：“政院的命令行不通两间银行和几家旅馆，如果再僵持，宁可睡地板，也不再去找麻烦了。”这件事现在由秘书处向政院交涉中。
1949年10月7日《广州国华报》报道
官员扶乩问时局
(本报专讯)此间省政官员多人，以北平共匪袍笏登场，国际环境与战局变化，对大局如何了结，至感焦虑，五日晚联访省府顾问陆文阑于私邸，谈兴方浓，乃作扶乩之议，香儿洁净，扶乩开始，随获汉寿亭侯关帝降临，对时局及华南安危示偈八句如下：吾乃关壮缪，无事下云游，诸子无可忧，厦门活有救，旧都冠沐猴，有如潮水流，勿恐狂风舟，粤境乐无忧。
众官获此偈语后，六日晨携返省府交与若干未参与扶乩之首长观看谈论，颇为热闹云。
1949年4月26日《南京晚报》报道
匪帮首要份子 纷逃广州台湾
(新华社北平二十五日电)由南京逃来上海的国民党匪帮首要份子失魂落魄地向广州及台湾等地逃命，伪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于二十三日逃到上海后，当晚即召集顾祝同、汤恩伯、周至柔、桂永清、陈大庆等战犯份子，举行军事会议。二十四日上午，何又召集潘公展、徐寄顷等，大言不惭地宣布"政府有确保大上海的最大决心"，但这个会刚刚开完，何匪就溜往广州。同时逃到广州的还有贾景德、黄少谷、端木杰、贺衷寒等，匪首蒋介石据传已于二十四日自上海乘军舰逃向厦门。张群在向匪首蒋介石请示后，亦已由上海慌忙回重庆。顾祝同、翁文灏、孙连仲、陈雪屏、阎锡山等人，分于同日逃往台湾，台北松山机场从早至晚，机声隆隆不绝，飞机不断从上海抢撤匪帮高级人员，停留上海的飞机不敢留在上海过夜，均于天黑前逃至台北。
(本专题中旧闻选自田晓箐先生提供的《解放时期社会新闻》书稿，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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