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农民知音们——兼谈毛时代各种先进典型的制度内涵
：老田
从毛泽东时代所树立的典型看，工业战线的典型，多数是以个人的努力和成就为基础的典型，例如郝建秀、王崇伦等等，这些人的典型意义接近于泰勒制意义上的“头等工人”。建国初期在纺织行业中间，政府系统地推广了“郝建秀”细纱工作法、织布工作法、保全工作法，都是一种泰勒制模式，目标也是造就好工人和更为合理的协作制度，这在当时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因为中国的第一代工人多数都是从农村出来的，不善于工厂条件下的协作，技术能力方面的欠缺是一个首要的缺陷。1960年代，新一代先进典型如王进喜等人，也依然是在个人努力、不讲条件的主人翁精神方面。此外，就是不计生命危险抢救国家财产，例如向秀丽、文革前夕的32111钻井队的灭火英雄等。
在工业战线上，超越个人努力的典型，多数都是管理层提出来的，最重要的当然是鞍钢宪法和学大庆，前者是鞍钢的厂长马宾总结出来的，大庆的“两论起家”与“创造条件上”与石油部部长余秋里有关。军队树立的雷锋典型，除了克己为人的大公精神之外，有明显的“驯服工具论”色彩，为什么雷锋要想办法去帮助别的单位完成任务也格外值得称赞呢？对于一个连续生产的工厂或者生产队而言，按照指定期限完成上级规定的目标任务，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仅仅有一个绝对尊重管理权威的价值，雷锋的先进事迹中间，有不少是这一类的。文革期间的造反派，狠批了整理雷锋事迹的钱抵千等人，说他与刘少奇是一路货色。
但是，农村不一样，从延安时代开始，农民中间的典型，只有最开始阶段是个人的努力——劳动英雄，很快，这些个人式的模范人物很快就退出了舞台。到了抗战期间，农业生产战线上的英雄，主要是以合作生产的带头人为主了，山西的李顺达、河北的耿长锁等人都是如此。之所以会这样，一个关键的区别在于：农业和农村中间的困难往往不是一家一户所能够解决的，在克服自然灾害和参军支前这些需要时，合作是唯一的出路。建国后一些最著名的劳模，也都是在互助合作运动中间产生的，最著名的例如穷棒子社的王国藩，后来的陈永贵等人。这些农业战线的模范人物，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能够创造性地处理好合作社内部的管理问题，安排好土地和劳动力的分工分业，实现本单位内部更高的绩效。
在工业中间的现代技术面前，个人需要更多地服从分工需要，在人与机器的生产率的对比中间，人不能不处在一个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上，所以，工人劳模中间，例如郝建秀这种通过提升自己的操作技术和熟练程度，来降低消耗或者增加单班产出的质量数量，这样的劳模是绝大多数。而且，在工业生产中间，分工协作这个环节，往往不掌握在工人自己手里，而是受一个独立于生产过程的专职管理层操控，体现生产关系核心内容的部分，往往处在工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的视野之外。或者说，在城市和工业中间，普通工人受到的统治更为系统和全面，在创造新的制度和生产关系中间，工人往往处于被动和消极的地位上。在城市里头，工人的生产条件与生产关系和制度结构的关系更为疏远。
农村是不一样的，在农村，每个农民对于生产和生活的知识，是相对全面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有成为“总经理”的潜在条件。如果外界的环境条件合适的话，他们将有能力创造新的制度和生产关系，特别是在一些自然条件相对恶劣，人地关系格外紧张，个人努力成就有限的小环境里头，合作的需要就格外殷切并很容易成为小社区成员的共识，在这样的条件下，合作生产和共同救荒的效益也格外明显，由此会产生一个良性循环：农民有恰当的全面知识、小社区里头较容易形成合作精神、环境压力大的情况下个人努力的成就有限而且合作的效益特别明显，这些几乎是农村劳模的典型环境。
有一位山西大学的教授，他虽然与毛泽东持不同政见，但是他也看到“山西出劳模”的现象，与山西农业条件特别恶劣有关系，是农民自己在环境和生存压力下更加积极地寻求合作努力的结果。有一个山西的民谣是这样说的：“凑凑合合太行山，欢欢笑笑汾河湾；哭哭啼啼吕梁山，打死不出雁门关。”就是指代山西几种不同的农业地理条件，太行山迎风坡雨水较多，农民勉强可以过活，背风坡就很糟糕了，两个全国著名劳模陈永贵（昔阳县大寨）和李顺达（平顺县西沟），都出在太行山背风坡。
其实，毛泽东思想的典型环境，也是对应着人地关系紧张的农村，特别是那些处于底层的贫下中农。在马克思看来，是工人阶级最后受不了资本家的压榨，起来革命推翻资本的统治，并创建新制度和新生产关系。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工人阶级是历史使命的承担者，他们将埋葬旧世界创建新世界。
借用物理学中间的“势能”概念，落差越大，势能积累就越多，在旧中国，由于人地关系紧张，少数人垄断生产资料对于多数人的生存境况损害特别大，因此积累的势能就格外高，这是革命发生和必然胜利的客观依据。在这种情况下，明智的统治阶级要能够设法解决多数人的不满，否则，革命随时可能发生。在马克思看来，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要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熟、工人阶级的贫困化过程，联系在一起看待，但是，在中国的现实中间，由于人地关系紧张，多数人的生存条件受破坏的现象特别严重，革命的势能在农业时代就已经积累起来并提前成熟了。多数农业人口——贫下中农——无论他们多么努力都没有未来，为了改变现实，他们有着很强的斗争精神，愿意为新制度诞生而付出革命代价。在政治反抗的势能很高的情况下，留给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就是如何实现管理学上的创新——有效地按照农村和农民的条件创造性地提出适当的管理学规则，把反抗势能有序地组织并释放出来去埋葬旧世界，这就成为革命力量顺利集结的关键，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就是针对这个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和任务的。毛泽东思想的发生和成熟，有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湖南的农民运动和江西农村的根据地建设，但是，这一思想绝不仅仅局限于那个特殊环境。
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就是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化社会，而在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间，城乡工农关系特别具有爆炸性，先发国家主要是英国的工业化进程中间，大量农民被圈地运动驱赶出来，国内矛盾对立也十分严重，如果没有美洲澳洲可供移民以纾解国内阶级对立的话，肯定会发生一场农民革命迫使工业革命中断。这说明，以市场价格机制支持的资本家的积累过程，驱动工业化进程的现代化道路，有一个基本的条件是——必须能够向往转嫁内部矛盾，或者，反过来说，工业化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进行，要求无条件地提高合格消费者数量，扩大有购买力的人群的数量，这在农业时代必须以扩大人均生产性资源来保障，没有圈地运动就没有合格的消费者群体，就没有市场化条件下的工业革命。所有的后发国家，都不存在外部转嫁矛盾的空间，要想顺利实现工业革命，就需要面对缓和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问题通常不可能在市场领域解决，而只能是在行政管制条件下实现，行政管制在农业时代的普遍化，唯有扁平化管理才能勉强应付，任何科层化管理嫁接在农业社区基础上，都是失败的，1928-1942年国民党在华北建政的失败，以及改革后“十几顶大盖帽吃一顶破草帽”的沉重农民负担问题，都是科层化这样一种高成本管理模式沉重地压在剩余很少的小农头上的结果。
1942年华北大旱，1943年日寇大规模扫荡解放区，基层农民为了度荒和支持前线，不得不联合起来。根据西沟村志记载，“秋后粮食减半，军需民食发生严重困难。”“西沟的年轻人为了支援抗日大反攻，打击国民党反对派，一批又一批赴前线参军，留在村子里的民兵一批又一批上前线送枪弹、抬伤员，生产上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发展生产和支援前线“两不误”，1943年正月初二，李顺达组织了由五户农民组成的互助组，一个多月之后就发展到了16户，第二年，全村20户中间就有19户人家参加了这个互助组。西沟民兵在抗战期间曾经19次出动配合部队打汤阴、伏牛山，解放战争期间打长治、太原和潞城时，村里青壮年劳动力抽调一空，由于互助合作有着强有力的领导，把妇女和儿童动员起来生产，没有造成生产的损失，1943年全村粮食产量220担，44年350石，45年400石，46年557石。中共太行区委曾经竭力赞扬农民的创造，1948年曾经在西沟村召开庆功大会，并赠送了“平顺农民的方向”“组织起来顶机器”等锦旗。（张松斌 周建红主编《西沟村志》中华书局2002年，第41-43页）
建国后，正是同一批干部，在1951年刘少奇批评合作社是“危险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时，转过来竭力反对农民的互助合作事业。河北省委书记林铁（抗战期间就在北岳区工作），曾经根据上级的意图，两次派出强有力的工作组，去饶阳县五公村，想尽一切办法要解散耿长锁的合作社。（参阅南开大学历史系五公大队村史编写组：《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中华书局1978年）
没有文化，出生贫苦农民家庭的基层合作社干部，从自身条件和历史记忆出发，对于扁平化管理没有太多反感，有了扁平化管理就有了农业合作的制度化依托。反过来，建国后中央高层领导人，多数来自抗战期间太行山周边的根据地，他们在战争期间是与农民紧密地站在一起的，支持农民的互助合作的，但是，建国后这批人往往受到上级意图的左右累次派出“砍社工作组”，1951年合作社争论中间，高层反对派领导人薄一波、刘澜涛、林铁等人（参阅陶鲁笳：《毛泽东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都是来自建国前的太行根据地，他们在合作社问题上的动摇，恰恰与农民的“坚定性”形成鲜明的对比。
对比了马克思的工人阶级创造新世界展望，以及共产党高级干部中间的“动摇性”之后，才能够理解毛泽东思想中间的农民特色，以及这一特色与后发国家的现代性问题的高度重合。
毛泽东时代的先进农村典型的带头人，多数都具有这样几个共同点：一是解放前出身穷苦，有非常悲惨的记忆，不仅仅经济上毫无出路，而且还有着很强烈的尊严受到践踏的深刻记忆，从这样的历史记忆出发，往往有着朴素的合作愿望，有着反对市场化和不确定性起作用的保险意识；二是能够克己奉公，深入群众和带领群众，不脱离劳动过程，营造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在这种意识作用下，内部管理和利益计算可以高度简化；三是对于最大化收入的市场行为有着朴素的抵制，例如耿长锁不涨价，陈永贵不高价卖余粮草料等等，能够不利用他人的弱势谈判地位牟利，今天的农村富裕村庄领导人仍然有这个特点。归纳起来就是对于市场化的制度路径有着朴素的反感和自觉的抵制，对于合作的效益特别是保险效益有着明确的历史记忆和现实成就的成就支持。
本次选择了几篇毛时代的农民带头人的自述性文字，并加上了按语，帮助网友从一个侧面去理解和评价那个时代和那样一份思想资源。
二○○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