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毛时代的穷人”

    在新华书店浏览，见到一本《2008年中国杂文年选》（鄢烈山编选，花城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便随手翻了起来。其中有一篇题为《毛时代的穷人和邓时代的穷人的区别》。也许我也是一名“穷人”的缘故，很关心这篇关注“穷人”的文章究竟写了些什么，便一口气站着粗读了此文。之所以“站着粗读”，而不是买回家去细品，皆因咱本属“穷人一族”。可不，每册33元的定价，若买成雪白的馒头，大约足够我们这个小家庭吃半个月了。
　　《毛时代的穷人和邓时代的穷人的区别》一文（以下简称《区别》），以某杂志报道过的沈阳铁西区下岗女职工与“我奶奶”（《区别》“寒江月影”的“奶奶”）这两个时代的“穷人”做比较，宣扬了这样的观点：1，现在的穷人（铁西区妇女）可以发牢骚骂人，毛时代的穷人（“我奶奶”）绝对不能；2，现在的穷人可以到外地打工，填饱肚子绝对没问题，毛时代的穷人常年挨饿，“几乎没吃饱过一顿”；3，现在的穷人能在媒体的报道下，有可能获得好心人的帮助。毛时代的穷人绝对没这个机会；4，现在的穷人能贩菜，能做生意。假如她做对了生意，就有富裕的机会。毛时代的穷人绝对没这个机会；5，在毛时代，几乎人人都有理想、有追求，但这些追求最终都像水月镜花一样永远不可得。总而言之，现在的穷人“多少会有点机会和盼头”，而毛时代一团漆黑，毫无希望。
　　“寒江月影”的文章，通篇是以个案代全体，即以“我奶奶”代表整个毛泽东时代和那个时代的穷人，以卖菜时“在风雪中一站10个小时”的铁西区下岗女职工代表整个现在的穷人。而且他（或她）那“比较”出的几条结论都是主观臆断而全无任何分析。对于毛泽东时代，我既曾亲历也有耳闻，现就我所知道的情况，对《区别》提一点异议，或曰补充，当完全符合“百家争鸣”的题中应有之意。
　　《区别》一文说现在的穷人可以发牢骚、骂人，我看，发发牢骚是可能的，也是难免的。好好的工厂企业，说垮就垮了，好好的国家职工，饭碗说砸就砸了，50多岁了，还要到寒风凛冽的街头去卖菜，“为1毛钱和顾客争执了半个小时”。是谁让这个原本令人羡慕的“工人阶级”一夜之间变成了可怜的菜贩子？这里面有没有腐败？企业有没有蛀虫？但心里有再大的委屈，骂人她敢吗？黑社会恶势力、地痞流氓、贪官污吏，顶头上司，她敢骂哪个？退一步讲，即使敢骂、能骂又怎样？能把自己骂成富人？还是能骂得富人动了恻隐之心，赏几个小钱花花？
    《区别》一文说，毛时代的穷人是绝对不能发牢骚的，穷也不敢说穷，更不可能在媒体上报道。真是这样的吗？我所知道的是，福建省莆田县就有一个名叫李庆霖的小学教师，1972年12月写信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反映自己在乡下当知青的儿子生活困难，大胆揭露基层存在的不正之风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负面问题。甚至说他的儿子“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这可是“天”字号的“牢骚”啊，而且李庆霖自称是“告御状”。80岁高龄的毛泽东主席读到这封人民来信潸然泪下，很快给这位小学教师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主席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300元（当时的物价，5分钱可买1斤西红柿或1斤韭菜，2分钱能买1盒火柴），让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寄给李庆霖。还表示，李庆霖如果是党员，可以考虑推举他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可以推荐他出席四届全国人大。毛泽东为什么要推举一个“穷人”而不是“大款”做党代表和人大代表呢？就在于赞赏他的坦诚直言，敢于为维护最基层的人民群众利益说真话，敢于冒着被坏人打击报复的风险向最高层反映人民群众的疾苦和某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信，以及毛主席的回信，经媒体披露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中共中央以中发(1973)21号文件形式将信件印发至全国基层公社一级。这封信促成党中央、国务院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知青政策及时作了调整。在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下，严厉查处了一批不法之徒迫害下乡知青的案件，全国各地就李庆霖信中反映的走后门、贪污挪用知青安置经费及建房材料等不良现象进行了查处。总之，这封信，以及最高领袖对这封信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改变了当时千百万知青的命运。毛主席的这封回信，曾被编入70年代的中学语文课本。上小学的我，在姐姐的课本上见到过这封信，只读一遍，30多年经久不忘，至今仍能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我当时就想：毛主席说“全国此类事甚多”，这不是对某些报刊电台报喜不报忧的一种批评吗？30多年过去了，毛主席批评过的这种现象，至今还在某些地方存在着。
    《区别》一文说：“现在的穷人能在媒体的报道下，有可能获得好心人的帮助。毛时代的穷人绝对没这个机会。”那么，李庆霖这个“毛时代的穷人”，不是获得了“好心人的帮助”吗？而且这个好心人是这个国家的缔造者和最高领袖。这个获得帮助的“机会”，也是他自己创造的，简单的甚至不需要媒体，一枚8分邮票就解决了问题。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造就了一个助人为乐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杰出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有道是：“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雷锋帮助了那么多人（物质的、精神的、体力的），这里面有没有“穷人”呢？如果说没有，雷锋帮助的全都是富人、大腕，那就等于说毛泽东时代太富裕了，富裕得一列火车中找不到一个穷人。这样的结论，不是要让“寒江月影”们把鼻子气歪了吗？
    说起“毛时代的穷人”，首先让我想到河南的兰考县。那个地方，在毛泽东时代，即60年代，是穷得出了名的（当然，在毛泽东时代以前，老百姓更穷，而且还要遭受富人的剥削与压迫）。怎么就出了名呢？因为当时的《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做了重点报道。报道中写了那个地方群众生活的艰难困苦，甚至写了部分群众逃荒要饭。为什么穷呢，因为那个地方连续几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即被称为“三害”的“洪涝、盐碱、风沙”（这是必须搞清楚的，不然，被某些热衷于做“美国梦”的人一忽悠，现在的年轻人会以为老百姓的穷都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都是毛泽东和周恩来造成的呢。甚至也会认为是当时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造成的呢）。这篇报道，让人民了解了那个地方的困难，因而，全国各地的救援物资从四面八方运到那里。这篇报道，更让人民了解了那个备受群众拥戴、被老百姓视为自己亲人的中共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因而，全国掀起了学习“毛主席的好学生、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热潮。党组织派焦裕禄到兰考去，正是因为那里穷，那里艰苦，相信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能带领人民战胜灾荒，渡过难关，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焦裕禄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一次，他带病冒着凛冽的寒风，踏着半尺厚的积雪，带着救济粮款走访慰问特困群众。“在许楼，他走进一个低矮的柴门。这里住的是一双无儿无女的老人。老大爷有病躺在床上，老大娘是个瞎子。焦裕禄一进屋，就坐在老人的床头问寒问饥。老大爷问他是谁？他说：‘我是您的儿子’。老人问他大雪天来干啥？他说：‘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老大娘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用颤抖的双手上上下下摸着焦裕禄。”（穆青等：《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焦裕禄说“我是您的儿子” “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这话没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老爷，这是毛泽东对他的干部的一贯要求。毛泽东建国后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尽管有时难免伤及无辜，但其主流都是和“老爷”们过不去，意在整治他们身上的“官气”。 焦裕禄带着一部《毛选》到兰考上任，并学以致用，算是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与精髓。因而，他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与爱戴，干出了一番造福于民的业绩。
　  在毛泽东时代，新闻媒体可以报道人民群众的困难，反映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自力更生、勤俭建国、艰苦创业的奋发精神，文艺作品同样可以直面人民群众的疾苦。柳青的《创业史》，赵树理的《三里湾》，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等作品中，都多有这种描写。譬如，《创业史》中梁生宝买稻种、《艳阳天》中农业社饲养员马老四吃野菜，《金光大道》中刘祥因家中断粮几欲出宅子卖地等描写，就格外动人心魄。某些人攻击《艳阳天》等作品“粉饰生活”，并不是因为它们没有直面中国农民的疾苦，而是作家没有违背历史真实地把这些苦难的原因嫁祸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这自然不能适合那些“美国鹦鹉”的政治需要，也就成了他们30年来不断向作家喷吐秽物的真正原因。
　  “寒江月影”说，在毛泽东时代“几乎人人都有理想、有追求，但这些追求最终都像水月镜花一样永远不可得。”但众所周知的是，那个崭新的激情燃烧的伟大时代，造就了一大批来自生活最底层的闻名遐迩的英雄模范人物，像农业战线上的陈永贵、耿长锁、吕玉兰、郭凤莲、贾进才、王国福、萧永顺，从普通工人中成长起来的倪志福、王进喜、李瑞环、张百发、吴桂贤、郝建秀，商业战线上的全国劳模张秉贵，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下乡知青的杰出代表邢燕子，人民解放军中的著名英雄模范雷锋、王杰、欧阳海、罗盛教、赵宝桐、杜凤瑞、叶洪海、孙玉国等等（这些人，在旧中国都是出身贫寒的穷人，其中一些人曾经逃荒要饭）。他们胸怀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神圣事业中，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才干，也最大化地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同样是群星璀璨、群英荟萃，涌现了一大批直接从工、农、兵中成长起来的作家、诗人，如工人作家黄声孝（黄声笑）、李学鳌、胡万春、刘镇、晓凡、孙友田，农民作家王老九、浩然、苗得雨、刘章，军旅作家高玉宝、冯德英、王石祥、张永枚、宫玺、张孟良，少数民族作家玛拉沁夫等等。他们当中有许多原本文化不高，甚至是文盲或半文盲，在新中国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感召下，一边忘我工作，一边发奋自学、纵情歌唱，终于圆了自己的作家梦，为新中国的文学史册写下绚丽多姿的一页。
   《区别》一文还特别“强调”：“我奶奶似乎并没有感觉到时代的不幸，一方面是因为没文化，最主要的是，她身边的人都是这样过的。铁西区的妇女却感到了痛苦，因为她身边有富人。”是啊，兰考那位双目失明的老大娘生活虽然困难，但她没有感到不幸。这倒不是因为她没有文化，目不识丁的人，也能分清楚好人和坏人，也能辨别出好官和坏官。她见到的是，大家都在艰苦奋斗，与困难抗争，为理想拼搏。县委书记也时时刻刻与他们一起同甘共苦，像孝敬自己的父母那样为他们服务与操劳。从焦裕禄身上，她看到了新旧时代的本质不同，从而坚定了生活的勇气和对未来的信心。铁西区的妇女感到痛苦，并不是“因为她身边有富人”，而在于那些人是怎样暴富的，而她又是怎样变穷的。她本来就不是卖菜做生意的小贩，她原本是工厂的主人，有一份稳定而理想的工作，在自豪地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青春。而现在，她突然丢了职业没了优越感，不得不为每天那几碗粥而与顾客讨价还价。而有些人却一夜之间不择手段地暴富了。她在寒风凛冽的街头站一天，有时只能挣一元钱，而有些“公仆”翘着二郎腿在豪华的公馆品茗聊天，依红偎翠，饮酒作乐，却能够日进斗金。她一年的卖菜收入，还不够人家吃一顿饭、唱一次歌或洗一次脚的消费。她若不痛苦，岂不是心理不健全吗？
   “寒江月影”说，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有穷人。这个没错。人类历史上一个共有的规律是，灾荒之年，民不聊生之际，往往会有饥民揭竿而起，就会出陈胜、吴广，出李自成。“美国鹦鹉”们动不动就拿毛时代的“贫穷”说事，不仅无限夸大，而且把一切天灾也算作人祸，甚至别有用心地弄出一个“饿死X千万”的谣言来蛊惑人心。但如此灾难，为什么共产党的领导依然坚如磐石，党的威望和凝聚力如日中天？甚至不曾出现过连今天的“太平盛世”也防不胜防的“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为什么全体人民、全国上下能够同心同德、共度难关、艰苦创业，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这个，他们有能力回答吗？
     《区别》一文把毛泽东时代说得一团漆黑，把那个时代的穷人说得异常糟糕，毫无希望。照此推理，穷人应该是最恨毛泽东的。但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30多年来，深切怀念毛泽东的，恰恰是最基层的老百姓，是工农大众、弱势群体。一浪高过一浪而令国内国际反华、反共、反社势力惊恐不安的毛泽东热，皆发端于民间。这是为什么？
    《区别》一文打着拥护“邓时代”的幌子，蓄意将两个时代完全割裂、对立起来，全面否定毛泽东时代。稍有一点政治敏感性的人都可以看出，它妖魔化毛时代是真，拥护邓时代只是蓄意释放的烟幕弹，一种权宜之计。在《区别》一文看来，邓时代的穷人也只是比过去“多少会有点机会和盼头”，而且“目前的机会还不太多”。那么，什么时候才会大有机会、大有盼头呢？它暗示的也很露骨：实现了“富有魅力”的“美国梦”之后。
    要实现他们的“美国梦”，则必然要摧毁中国的立国之本（即邓小平同志强调的“四项基本原则”）。对毛泽东时代妖魔化，只是实施“美国梦”战略的第一步。待到图穷匕见之时，一把扯下“拥邓”的面纱，妖魔化邓小平时代，就是最时髦的了。不信，走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