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保俊：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精神及其失落

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精神及其失落

栾保俊　

毛泽东时代，是波澜壮阔的时代，是天翻地覆的时代，也是奇迹迭现和英雄辈出的时代。这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是一个永远值得歌颂和怀念的时代。这个时代所以值得歌颂和怀念，是因为有一种精神鼓舞着人们勇往直前，创造奇迹。这种精神就是以毛泽东的名字为印记的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精神。

毛泽东时代革命精神的内涵和特征

在长时期的革命斗争中，由于毛泽东的带领和教育，以身作则的影响，在广大的干部（指挥员）、群众（战士）中培养起来一种全新的革命精神，一扫旧军队和旧官僚的庸俗、虚伪、腐败和萎靡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的主要内涵（或说意识形态的主流）是什么？邓小平同志曾经有过概括，他说：“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
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这是邓小平同志1980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同一个讲话里小平同志说：“要教育党员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指共产主义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美国著名的作家斯诺在其所著的《西行漫记》中说：“胜利和喜悦、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的青年人的久经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
这些描述，概略地告诉了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精神的基本内容。如果一定要归纳出几条也不难：第一，以不怕牺牲、不畏艰难困苦为共产主义（当前为社会主义）奋斗终生为荣，而以复辟资本主义为耻；第二，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荣，而以自私自利，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为耻；第三，以崭新的工作姿态和劳动热情创造性地劳动，以及遵守劳动纪律，工作中精益求精为荣，而以不负责任消极怠工为耻；第四，以诚恳老实对待组织和同志，并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为荣，而以虚伪、对同志漠不关心和尔虞我诈为耻；第五，以实事求是、改革创新、开拓前进为荣，而以保守落后不求进取为耻；第六，以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清正廉洁，办事公道为荣，而以贪污腐化，营私舞弊为耻。毛泽东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看指的就是上述的这些精神。这些革命精神深深地影响着几代人。在人民共和国中，形成了一代新风。这种革命精神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是它的阶级性和先进性。
说阶级性，是说这种精神是现代从事工业大生产的工人阶级的思想的集中反映。这种精神，只有在那些一无所有，并从事着组织性、纪律性极强的生产劳动的工人阶级中才能产生；并且只有在工人阶级取得了政权以后，才能广泛合法地作为主导思想来传播。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说：“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任何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失去了这个革命阶级，这个革命思想也就失去了物质基础和保证。20世纪末，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所谓的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蜕化变质，原来统治集团的成员，以权谋私，变成了资产阶级。没有了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基础，没有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无产阶级的思想也就失去了统治地位，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也就必然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这个教训是惨痛的！所以，要保住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精神，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住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如果工人阶级失去了主人翁地位，口头上就是说得天花乱坠，也是骗人的，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精神也是保不住的。
说先进性，是说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精神，较之中国过去历朝历代的任何精神都进步，都先进。时代精神是随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每一个时期，每一个朝代，都有各自的特点。春秋战国以后，随孔子的思想的传播和深入人心，很长时期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起了巨大的、甚至是不可代替的作用。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教，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但是，孔教毕竟是在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局限性是有目共睹的。而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精神则是另外一回事，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下，在共产党成立以后发端，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形成和发展，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发扬光大。它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谓“全心全意”就是要求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每时每刻，事事处处，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是过去的任何思想都无法比拟的，是史无前例的。

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精神是怎样形成的？

曾经写过《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忠诚作家魏巍同志，在其《话说毛泽东》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毛泽东的重大功绩之一，是他留给我们一个好党，一支好军队，和好的作风。这是极其宝贵的遗产。”这段话道出了毛泽东革命精神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这里的关键是有了毛泽东。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不是英雄史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但是，我们也从来不否定领袖在历史上的作用。有一个好的领袖，一个好的领导集体，就可以从没有军队变成有军队，从没有根据地到有根据地，从没有政权到有政权。反之，没有好的领袖，没有好的领导集体，有了军队可以丢掉军队，有了根据地可以丢掉根据地，有了政权也可以丢掉政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以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所以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直到打败比我们强大许多倍的国民党军队，推翻蒋家王朝，夺取了政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等，都是因为有了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集体。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精神，同样是因为有了毛泽东，有了这个集体，有了在他们领导下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毛泽东在斗争实践中身传言教形成的。墨西哥前总统埃朱略•希尔说：“毛泽东通过他一生的伟大教导，不仅给中国人民而且给世界留下十分重要的遗产。”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说：“毛泽东统一了中国，给予人民一套新的道德观，提高了工农的地位，并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廉洁的政府。”这是国际有识人士对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精神最好概括和准确的评价。
毛泽东深谙历史，他从长期的历史演变、朝代兴替中，深知“治国就是治吏”这一历史经验的重要。毛泽东从主政以来，始终把培养干部的革命精神，把干部教育放在首要的位置上。他的著名论断是：“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他说：“我们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敌人就不会被我们打倒。”又说：“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向我们学。”（《整顿党的作风》）从20世纪30年代起，毛泽东就把很大的精力放在培养大批革命干部上，到延安以后，他亲自领导开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陕北公学等多所院校，发表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并亲自讲课，用马列主义武装干部头脑。20世纪5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毛泽东与其进行了长达10年的论战。在这场大论战中，毛泽东根据共产主义运动的新情况，又提出培养千百万革命接班人的问题。他说：“为了保证我们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同时提出了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提出了这些接班人必须是在群众中产生，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毛泽东抓住了培养干部这个“牛鼻子”，就有了培养干部革命精神的抓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通过抓干部带出了一支好军队——中国工农红军、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一支纪律严明，无坚不摧，爱民如父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军队。这支军队，是一面旗帜，也是一个大熔炉，培养与锻炼了大批克己奉公不怕流血牺牲的骨干，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为中国人民树立全新的革命精神创造了条件，带了头。
毛泽东培养干部，强调思想改造和理论水平的提高，两者相辅相成。马克思主义者始终认为：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而且必须改造主观世界，即改造旧的世界观，确立新的、即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其所以必须，是因为几千年的私有制制度，在人们的头脑里扎下了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这个观念长时期地支配着大多数人的行动，一切从个人出发，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等等，就是这种思想的真实写照。中国共产党自成立那天起，就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共产主义是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它要求与公有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如果口说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思想却停留在私字上，那就不啻于南其辕而北其辙。所以，毛泽东始终把思想改造放在首位，而且人人都要进行思想改造。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事业发展了，工作面广了，人员复杂了，他对思想改造就抓得更紧。他《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情况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
毛泽东领导的思想改造运动，始终是以不断地克服私字为核心。白求恩、张思德是他为广大干部、党员树立的学习榜样。白求恩是加拿大医生，1937年，率领一个医疗队到中国解放区，他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责任心，均称模范。张思德，是中共中央警卫团的战士，1932年参加革命，经过长征，负过伤，是忠实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1944年9月5日，在陕北安塞县烧炭时，炭窑崩塌而牺牲。毛泽东为了纪念他们写了《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文章，号召向他们学习，加上后来的《愚公移山》，合成为著名的“老三篇”，几十年来成为思想改造的经典，百用百灵。人们对其中警句，耳熟能详，张口能背，孰记于心：“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学什么？“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学了能怎么样？“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毛泽东精辟地论述了死人的问题：“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这些精辟而又语重心长的论述，长期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感染着人们的情绪，引导着人们的思想，规范着人们的行动，自觉地以此为标准，以白求恩、张思德为榜样，对照检查自己的行为，克服私心杂念，向着有觉悟的革命战士的道路不断前进。
解决现实思想问题，是提高思想觉悟的一个方面。但是，光有这个方面是不够的。毛泽东说：“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实践论》）所以毛泽东在抓紧一般的思想改造工作的同时，非常重视用革命的理论来武装干部、党员的头脑。在战争年代，很难得到理论书籍，每得一本，自己先如饥似渴地阅读，然后转给其他领导同志看。20世纪 30年代，鉴于教条主义的危害，他在戎马倥偬中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和其他一系列的理论文章，对全党全军的理论建设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为了广泛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40年代以来在全党开展了多次整风运动，这是思想改造运动，更是理论学习运动，是学习马列主义的运动。建国以后，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他号召全党全军县团以上干部，要学习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反杜林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在内的12本书，并规定各地区各军区要普遍创办理训班，轮训干部。在这种训练班里，重点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学习社会发展史，学习“猴子变人”这些基础知识。因为有了这些基础知识，许多干部虽然读书不多，但是因为了解了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与他们的切身经历相印证，思想豁然开朗，深信革命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世界观、人生观发生了质的变化。50年代后期，由于经济建设出现了曲折，为了纠正错误，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于1958年11月9日向全党发出了《关于读书的建议》，建议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带头学习。这些措施，对全党全军干部的理论水平有很大的提高。理论水平提高了，不仅坚定了信仰，进一步明确了目标，也提高了觉悟，提高了思想道德修养，有效地克服了私有观念，为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意志，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这是毛泽东时代革命精神的重要方面。
组织保证，是毛泽东革命精神建设的突出特点。从战争年代起，毛泽东就严格规定党员要定期过组织生活。这种组织生活每星期或半月一次（特殊情况可以提前或推后），所有党员，不论身居何职都必须参加，向小组同志汇报工作，汇报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组织生活，是非常严格和认真的，同志之间是友爱的，也是严肃的。这是一种群众性的自我教育，也是一种群众监督，是一种广泛的民主，它保证了广大干部、党员在行动中严格执行党的决议，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因为有了这样的组织生活，党员、干部始终保持着奋发向上的姿态，成为推动和发展先进革命精神的酵母和动力。
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精神，还有着毛泽东本人的特点。毛泽东出生在农村，当过农民；但他同时也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农村出生和当过农民，使他深知农民的疾苦，他面视了统治阶级的残暴，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他痛恨压迫剥削，同情小人物，也深知劳动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所以他始终站在广大劳动人民一边，立志要拯救人民于水火；他是革命知识分子，眼界开阔，了解古今中外社会发展的规律，朝代兴替的经验教训，这又使他深知革命队伍需要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他力主思想解放，冲破陈规陋矩的束缚。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是毛泽东最最突出的特点，他从不唯上不唯书，从不循规蹈矩。他深知要解放劳动人民，首先要解放他们的思想。他欣赏的名言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藐视所谓的“权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他不怕鬼不信神，反对崇洋媚外，藐视强权，对貌似强大的美帝国主义，他视之为“纸老虎”，敢摸老虎屁股，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朝、中越人民联手两次打败美帝国主义，大长了世界革命人民的志气；他勇于斗争，敢于胜利，不怕流血牺牲，愈挫愈奋，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他先后牺牲了六位亲人，他自己也是多次死里逃生；他反复强调“五不怕”精神：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他对很多事情都是辩证地对待，对生与死，福与祸，大与小，强与弱，土与洋，天上与地下，等等，无不有极为精辟的论述和看法。所以毛泽东的思想开阔，站得高，看得远，高屋建瓴，决非那些鼠目寸光的人可以理解，可以企及的。这些年来，有人老是把思想解放挂在嘴上，其实，他们的所谓“思想解放”是一个误区，他们连新与旧都没有弄清楚，他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早已批判过的一些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破烂拿过来当“新”东西，愚弄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实在是可悲！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思想解放的先驱，是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思想解放的模范，是冲破旧牢笼的勇士，这是真正的思想解放，因此才使他那个时代的革命精神大放异辉，史无前例，光彩照人。
由于毛泽东长期的言传身教，在革命实践中培养了一大批大公无私，克己奉公，无私无畏，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了革命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以至生命的好党员好干部，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如张思德、王克勤、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焦裕禄、王进喜、雷锋、欧阳海、时传祥、麦贤德，等等；还有大批英雄群体，如飞夺沪定桥的十八勇土，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等等。这些感天动地、可歌可泣的事迹，在革命队伍中的广泛宣传，反过来又教育和带动了更多的人觉悟起来，感奋起来，掀起了长久的向英雄模范学习的运动，这种“滚雪球”式的教育运动，使广大党员、干部的精神面貌日新月异，新人新事层出不穷，革命事业，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经济建设时期，似万马奔腾向前发展，蒸蒸日上，任何困难险阻挡不了前进的脚步。打仗的时候，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最危险的地方，最困难的任务总是共产党员和干部带头去完成。建国以后，为了经济建设，广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发扬革命加拼命的精神，舍生忘死，一心扑在工作上，出现了像王进喜、焦裕禄这样一大批英雄模范。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克服困难，人们节衣缩食，埋头苦干，克己奉公，艰苦奋斗，领到的几尺布票，几两油票，不舍得用，不舍得吃，上缴公家，与国家共渡难关。这是何等高尚的品格和精神状态！过去，中国人是被外国人看不起的，侮称中国人是“东亚病夫”，是“一盘散沙”，公园里可以挂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可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他言传身教，短短的几十年，人们精神振奋，一往无前，势如破竹，一扫旧中国人们精神萎靡、崇洋媚外的精神状态和贾桂作风，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这是多么伟大的变化！这是近百年来所没有的。这种精神状态，这种作风一直保持到20世纪 60年代初期，受到了国内外党内外一致好评。所以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11月26日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时说：“你们如果（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初来，可以看到中国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在艰难的时候，人们都很守纪律，照顾大局，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当中，自觉地同国家一道来度过困难。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这样度过的。”在那个时候，虽然我们的物质生活十分菲薄，但是，社会安定，人心舒畅，团结友爱，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民的觉悟和组织程度，是中国有史以来所罕见，人民信心十足，哪里一有风吹草动就自惊自炸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最好的时期！
但是，同一个邓小平，却对近些年来人们的精神状态有不少非议，他说：“现在有些共产党员不同了，他们入党是为了享受在先，吃苦在后。”（1980年1月 16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又说：“现在有些青年，有些干部子女，甚至有些干部本人，为了出国，为了搞钱，违法乱纪，走私受贿，投机倒把，不惜丧失人格，丧失国格，丧失民族自尊心，是非常可怕的。”（1980年8月 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其实，小平同志说这些话的时候，还只是问题的开始，是萌芽状态。后来的情况表明远远超出了他老人家的想象。

 毛泽东时代革命精神失落的导因

如上所述，我们国家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曾经是人民精神状态极好的国家，为什么后来却出现了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令人痛心的现象呢？这是一个很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任何重大的历史现象的出现，都有其诸多因索和复杂的关系。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精神的失落也是如此。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思想家、战略家。他对劳动人民的忠诚天人共鉴。在他领导下的几十年．中国独立了，真正统一了，人民摆脱了残酷的阶级压迫和剥削，生活有了保障和一定的改善。在这些方面，他很好地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他是伟大的。但是，也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毛泽东，他是人，不是神。他也受历史和他本人的经历、学识和所处的历史条件的局限，在他领导的时期，有些事情没有办好和办得不太好，有的事情则办的有错误。比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他领导下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还没有掌握，也由于操之过急，所以也有失误。成功地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建立集体农业，在工业方面建立了比较齐全的工业部门，等等，所有这些，在较短时期使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使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打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雄厚基础，这是他成功的方面。然而，由于在成功以后不够谨慎了，出现了脱离实际，操之过急的毛病，作出了一些错误的决策，例如搞“大跃进”，破坏了经济规律，使经济建设发展较慢，人民的生活用品供应不足，这又是他的不足。在政治方面，由于在多次政治运动中伤人太多，不仅挫伤了一些人的积极性，也使有些人对共产党产生了怀疑，有些离心离德。这是他失误的方面。
毛泽东是个有突出性格的人，他刚直不阿，豁达大度，不拘一格，求知求新，敢于负责，敢于碰硬，做一切事情都是大手笔。这种性格出现在一个领袖人物的身上，它的影响就是全面的。他的正确决策可以取得巨大的成就；如果是决策错误，也会造成巨大损失和伤害，所以毛泽东的功绩和失误都是突出而明显的。由于这个原因，在新时期以来，在所谓的“思想解放”时期，就出现了一个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的问题。革命者，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评价毛泽东，既肯定他的伟大功绩，也指出他的失误；指出他的失误，是为了使党的事业更好地发展。而反马克思主义者，则另有企图，他们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或瞒天过海欺骗群众，或造谣生事，制造混乱……，新时期以来，在评价毛泽东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一场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
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担任了党的总书记。有人说华国锋不老实，我看华国锋是个老实人。毛泽东看人是有眼力的。如果连一个人老实不老实都看不出来，恐怕也就不成其为毛泽东，也就不会写下“你办事我放心”的“手谕”；华国锋也不会轻而易举地被人赶下台。但是，以华国锋的理论、知识和应变、调控全局的能力来看，让他来担任一个千万党员的大党的总书记。十亿人口大国的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是有困难的。当时中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少人还健在，可谓强人如林，如何能容忍华国锋这样一个人？华国锋是真诚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但是生不逢时，最后以辞职告终。华国锋的失败，给那些反毛派增添了口实，增长了气焰，对毛泽东时代革命精神的失落，雪上加霜。
1978年5月，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是一场被称之为“思想解放”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者，是想通过讨论，纠正毛泽东“左”的错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使我们的事情办得更好一些。然而，运动发展的历程证明，这场运动被人利用了。有人利用这场讨论来贬低、否定毛泽东，否定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他们出书，发表文章，演讲，开各种各样的大会小会抨击毛泽东。这些人当中，有的是因为在过去的历次运动中，或受过批判，或受过处分，因而心怀不满，借机发泄；有的因为过去有分歧，为了表示他的一贯正确，而歪曲事实；有的则是混入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他们从来就与毛泽东格格不入，借题发挥；当然不乏敌对阶级的攻击。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极少数过去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其中有所谓的“秘书”和“私人医生”，也加入了这个“反毛大合唱”。这些人反毛，有阶级根源，也有历史根源。假若考察一下，他们的“反水”，不少人有他的阶级劣根性，他们根本不是革命者，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没有对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的同情心，却潜伏着剥削阶级意识，一遇适当条件就会旧病复发。他们的脑子里，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王国，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投机分子。他们以“了解毛泽东”为幌子，歪曲事实，造谣诽谤，低级下流，无所不用其极。由于他们有接近毛泽东这一身份，迷惑性特别大，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他们不了解毛泽东的伟大功绩，不了解毛泽东的高尚情操，在这种疯狂的攻击面前信以为真，产生了所谓的“从众”现象，不加深究，人云亦云，使毛泽东的形象受到极大的歪曲。这是一种令人十分痛心的现象！可以想象，当年毛泽东健在的时候，这些人恐怕也如一般人一样，对毛泽东毕恭毕敬，言听计从；可是毛泽东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当年这些接近他的人，有的还是善于谄媚的人，在他身后，居然成了“思想解放”的“英雄”，百般地攻击他，出尽了风头。而他们的攻击，竟是那样的荒唐，那样卑鄙，有的干脆凭空捏造。这种人是连一点良知和人性都没有的，是一种百分之百的叛徒行径，就如当年的犹大，为了30个银币而出卖耶稣一样。由于有这么一群人组成的“反毛大合唱”，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扩散得特别快而广泛，搞得全国乌烟瘴气。
一个在执政党担任领导人数十年的人，在去世后有人敢于猖狂地攻击他，没有高层领导的支持和怂恿是办不到的。人所共知，新时期以来，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本文上述的那些人，是这种思潮的骨干和推动者。这些人，大都有知识，有文化，有的还喝过“洋墨水”。这些人在革命的大潮中被“裹挟”而下，不能说他们没有做一点好事。但是，这些人的投机性很大。在顺利的条件下，他们可以是“同路人”，做一些事情；一旦有风吹草动，就会“反水”。所以毛泽东在世时对这些人是十分警惕的。然而，新时期以来，这些人突然一夜之间身价百倍，到处写文章，发表讲话，大受“欢迎”。根本原因是有的领导人的无原则的怂恿。
有些人似乎有一种惯性，或说“规律”——非“左”即右。他们认为过去对待知识分子“左”了，必须“拨乱反正”。应该说，客观地看待知识分子，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特别是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时期，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毛泽东早就说过，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但是，有人一说“尊重”就一味地吹捧奉承，偏袒放纵，无原则地抬高，根本不做思想工作，更谈不上纪律约束。在那一段时间里，知识分子的任何错误都不能批评，稍一批评就有人出来袒护，连猖狂一时的王若望也批评不得，一有批评，就群起而攻之。有的领导人，也出来为他讲话。在那一段时间里，有好几件涉及这些人的是非问题，都因为高层领导的干预，而以他们的胜利而告终。
那个时候，刮起了一股“三宽风”，对知识分子只能宽松、宽容、宽厚，不能有任何批评，连思想改造也不能提。1981年，臧克家同志，鉴于知识界有些思想混乱写信给胡耀邦，建议还是要提思想改造，11月8日，胡耀邦回信说：“中央没有重提思想改造这个口号，更不准备专向党外朋友和知识界同志重新恢复这个口号，这是因为：一、由于我们工作的失误，这个口号在实践中产生了许多弊端，多数人对这个口号很反感；二，在当前条件下重提这个口号，很容易造成一部分人歧视批评和排斥另一部分人的错误做法。”此言一出，在知识界出现了批判思想改造的倾向，他们认为思想改造是“左”的一套，是整人，是污辱人格。他们好像一点缺点也没有，都是天生的“完人”，无须改造，尾巴翘到了天上。他们成了万事通，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成了中国的最高裁判官，一切是非都得由他们来裁定，到处招摇撞骗：不懂历史的人可以否定历史，不懂革命的可以否定革命，不懂政治、经济的人，可以到处大开政治、经济“药方”，不懂教育的人，可以对教育说长道短，否定新中国50年的教育，不懂资本主义的人，可以大谈资本主义，说资本主义的美国是“天堂”，不知道德为何物的人，可以到处谈道德问题，宣传“发展中国家，在人均400—800美元之间，腐败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把新中国的一切成就都否定完了，甚至连旧中国好的东西也否定了，意识形态领域成了一片空白，他们就乘机宣传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好，民主好，自由好，人权好，总而言之，资本主义没有不好的地方；他们号召人们“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可怜一些无知的人，受骗上当，接受了他们这一套宣传，思想空前混乱，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是非颠倒，进退失据，道德沦丧，许多外国朋友和海外华侨都言之痛心！当年毛泽东说：我们多年不学马列主义，被骗子骗了多年；现在可以说：我们多年不研究资本主义，又被骗子骗了多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空前泛滥。
这一思潮一出现，就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视。邓小平同志说：“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邓选》3卷 123页）“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也就是走资本主义的宣传，一定要坚决反对。”（同上145页）“在我们的国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统一不起来了”（同上124页）。小平同志讲得这么明确，这么尖锐，可是在那段时间里我们的两任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却充耳不闻，阳奉阴违，最后都因为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栽了跟头”。胡耀邦当政的时候，反对提“清除精神污染”，反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散布的错误乃至反动的言论批判不力，有的就根本没有批判，甚至把那个自称是“自由化的老祖宗”的王若望，封为“我们党的近卫军战士”，大大地鼓励了自由化分子。因此，在他当总书记的期间，自由化思潮迅速发展，社会始终动荡不安，学生闹事不断，最后不得不承认当了右的势力的“保护伞”而引咎辞职。所以邓小平同志说：“去年9月召开的党的六中全会上，有的同志主张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不要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同志实际上就持这种观点。我在那个会上讲了话。当时我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现在要讲，而且还要讲十年到二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因为如果不讲，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是乱哄哄的。”（同上211页）在1983年10月12日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他说：“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花了很大气力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些政治运动和思想斗争中的‘左’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类‘左’的错误决不允许重犯。但是，不少同志片面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在对错误倾向、坏人坏事作思想斗争和组织处理的问题上，这些年来党内确实滋长了过分容忍、优柔寡断。畏难手软、息事宁人的情绪，这就放松了党的纪律，甚至保护了一些坏人。”1986年12月 30日，他又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这些话主要是针对胡耀邦讲的。
胡耀邦下台以后，赵紫阳接任了总书记。按说殷鉴不远，应该接受教训。谁知他走得更远。他不仅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还大量重用自由化分子，不少人担任了国家重要部门的领导职务，把持了宣传舆论阵地，报刊、广播以及文摘刊物，大量散布自由化观点。这就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更大范围和更快速度扩散开来，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反毛泽东思想、反马列主义的呼声甚嚣尘上，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曾经是社会主流思想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几乎完全丧失，自由化思潮成了主流思潮，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人们没有理想，没有信念，没有凝聚力，不可避免地出现社会危机，终于在1989年的春夏之交爆发了政治风波，险些断送了人民共和国！赵紫阳也因为“支持动乱分裂党”而不得不下台。

“潘多拉盒子”打开以后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最危险的思潮。产生这种思潮的社会基础，是那些向往资本主义的人；这种思潮的主旨和核心，是宣扬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宣扬社会主义的“不合理性”和搞早了搞糟了，必须“补资本主义的课”。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1989年6月 9日《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对此，当时的中宣部长王忍之同志在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有一个很好的总结：“从1979年春的理论务虚会，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这整整十年中，自由化思潮时起时伏，但总的趋势是愈演愈烈，从提出一个又一个错误的和反动的观点，到意识形态的许多领域里，都形成一套相当完整的体系；从以理论学术形态的面目出现，到直接地公开地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鼓吹全盘西化；从对现实的否定，到否定人民共和国40年的历史，到否定我们党近70年的历史，一直到否定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否定整个中华民族。他们否定历史还是为了否定现实即否定我们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这表明，那些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文明崇拜得五体投地的搞自由化的人，终于走到了宣扬民族虚无主义、卖国主义。”（《在党建理论研究班的讲话》）这不仅是毛泽东时代革命精神的大倒退，也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大倒退！
这个闸门一打开，就如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一样，一切错误和反动言论都跑了出来。
在理论方面，有些人不是认真学习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原则，宣传这些基本原理原则，不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在理论上给以正确的回答，而是鸡蛋里挑骨头，去找马克思、恩格斯哪些话不对了，哪些话过时了。或者找一些马、恩在不同场合说的话来以甲否定乙，制造混乱。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概否定：“劳动价值论，有严重缺陷；商品价值的实体不是社会必要劳动的凝结，而是商品功能对于人类生产生活需求所产生的作用”；“资本不是生产剩余价值。资本无罪，资本生产无罪”；“剩余价值不是无偿占有工人剩余劳动的产物”；“雇佣劳动并不必然等于剥削而是资本协作的形式之一”；“剥削的根源并不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原始共产主义是一种没有科学依据的猜想”（参看《中国改革报》1999年7月 22日与27日发表的《大系统价值学说——政治经济学的改革》《序》），等等，等等。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什么东西了，成了空架子。
有的人打着“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幌子，把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说成是“发展”，是“创新”，令人啼笑皆非。对毛泽东的著作，对毛泽东的理论，简直就是任意宰割，任意污蔑，胡编乱造，强加于人。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有人恼火透了，认为这是一切错误和灾难的根子。有人对革命可以用深恶痛绝来形容，竟然在《草原部落•黑马文丛》上发表题为《牺牲人民的“革命逻辑”》的文章，说：“多少年来，我们对于革命的想象，一直那么高贵，那么辉煌。……从而对革命抱着格外的崇仰。直到我们发现，我们生活深处的许多痛苦和耻辱，跟那些所谓革命理论和实践有着割不断的联系的时候，我们才想到，应该去追索一下革命究竟是什么东西，革命理论究竟是什么东西。……革命不但在实践的层面上比那些借革命以显赫天下的幸存者的回忆录所描述的血腥一千倍，纵使是在理论上，也比今天流行的教科书的阐释复杂一千倍。” 还有人在一篇《说“食人”》的文章中说：“中国更多的是习惯性食人……是在伦理道德的美名之下，在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帜下食人”，“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在20世纪的中国又出现了很多很多令人发指的‘食人’‘杀人’现象。为革命而死，而牺牲，这恐怕是我们一直在倡导的一个‘新伦理’。我们青年时候读老三篇。有一篇就讲‘人固有一死’并且引用司马迁的话，说人的死可以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革命而死就是重于泰山。还有一句教导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是我们年轻都记得很熟的。而我们今天正应该对这一些似乎不容置疑的前提性的伦理原则提出反省。”“问题在于把这种死亡、牺牲加以绝对化以后，‘死’成了目的，……这就变成了荒谬。”这里面的错误太多，需要单独写文章批判，这里不能展开，只说一点，讲这种话的人竟是每年拿四五万元特殊岗位津贴的“十佳教师”。这种人能教出什么样的学生？还是这个人，他把新中国50年的教育完全否定，他说：“毛泽东要把学生的思想纳入他所需要的所谓‘熄封灭资’的洗脑中去。这实际上是一种更可怕的心理专政。”“它的结果就是导致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断裂和精神窒息。”我不知道当有人评选这种人当“十佳教师”的时候，有没有考察过这个人的业绩，如果考察过，那就说明选他当“十佳教师”的人，与他有共通之处。所以有人说：“我们这样搞，是出钱买人来挖自己的墙角”，是自掘坟墓。
不仅如此，有人发现了毛泽东沾染了“民粹主义”。有人说毛泽东提出革命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是拉帮结派。有人说毛泽东的语言是“迷雾”、“是一种意向性语言”，没有准头，全凭“发话者和受话者之间的心领神会”。甚至他们发现毛泽东所以要革命，是因为他有一个“仇父情结”，因为毛泽东幼年时他父亲打过他，他就仇恨在心，就要复仇，他的一切革命活动都是在这种复仇心理的支配下干的。有人批判“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说这是“不尊重客观规律，不珍惜人民生命”；批判“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说这是“把自我利益和他人利益绝对对立起来，用他人利益来否定自我利益”。他们一方面否定革命，一方面提倡向帝国主义投降，有人公开提出“‘孙子’战略”，说：中国要富强，需要再给帝国主义国家当300年孙子，不然没有希望。这些胡说八道，这种骇人听闻的编造，都堂而煌之地出现在报刊上而无人管理，也没有官方的批判。在这段时间里，凡是反毛泽东的文章和书刊，都能任意出版，而且速度极快，数量极大，连那个自称为毛泽东的“私人医生”编造的“回忆录”，也可出版并大量出售，书摊上到处可以买到。那个把美国吹成“天堂”的“老报人”的大块文章，不仅可以在报上刊登，而且被到处转载。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书刊要出版却十分困难。不仅书检难以通过，也没有哪个出版社愿意出版，报纸也不屑于刊登。人们不得不感叹：现在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是一个“用头走路的年月”。
在文艺方面，有人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说“一听到加强党的领导就条件反射地全身发怵”。他们反对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说“写工农兵过时啦”；尤其反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们说：“对于那本神圣不可侵犯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以实践检验一番，我们的创作思想还得不到解放，手脚还放不开，不要把它当作神化的圣经。”他们反对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反对作家深入生活，说“到处有生活”。他们反对提“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说“把作家捧得太高，日子越难过”。他们反对歌颂革命，反对歌颂英雄，塑造英雄，而要“告别革命”、“躲避崇高”。他们反对正确反映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说“文艺是超政治的”。反对严肃文学，而提倡“痞子文学”。他们否定革命文学，对鲁迅横加贬低和污蔑，说“鲁迅是一块老石头”，“是一个糊涂人，激进主义者”，“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是“乌烟瘴气的导师”，因此“要重评鲁迅”。对过去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对鼓舞人们前进起过巨大作用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有口皆碑的《暴风骤雨》、《红旗谱》、《创业》、《青春之歌》、《谁是最可爱的人》等这样的好作品，一概被他们否定，对也加以非难。而对过去那些不健康的作品，其中包括一些汉奸文学，不好的作家，其中包括汉奸作家，却倍加推崇，大加赞扬。由于他们把一切都搞颠倒了，把过去的一切革命的作品和作家都否定了，接着就提出“重写文学史”，推翻过去的结论，以便造成既成事实，混淆是非。他们一方面反对党的正确的文艺方针，一方面从西方的垃圾堆里搬运一些陈旧的文艺理论，来作为他们的指导思想，来指导他们的创作；什么作家写作是自我表现，是作家灵魂的自我暴露，爱是永恒的主题，性解放是社会进步，接吻有益于健康，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这样一来，文艺创作大大滑坡。据《中国文化报》1997年1月 17日报道：新时期以来，文学作品出版很多，每年可以出版四、五百部长篇小说，1996年出了700部，几乎是建国以后17年的四五倍。可是据评论界的看法，是平庸之作较多，称得上好作品的如《新战争与和平》、《高山下的花环》、《抉择》等并不多，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好作品不多，坏作品却不少，而且有一个怪现象，坏作品还能屡屡得奖，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广为放映，贻害无穷。
有一个声言要用小说来概括中国近百年历史的作家，写了一本题名《丰乳肥臀》的小说，描写他的家乡山东省高密县东北乡，在抗日和解放战争中共产党的部队和国民党的部队争夺这一地区的斗争情形。作家在描述这一斗争时，把国民党的部队写得非常仁爱，而共产党的部队却非常残暴。请看是怎样描写公安人员对待群众的。他写道：黝黑的乡村夜晚，一所深宅大院尽头的阴暗房间里，挂着几盏汽灯，摆着皮鞭、棍棒、藤条、铁索麻绳等，一群八路军的公安人员和民兵，把书中的主人翁“金童”和他的母亲以及儿孙们反剪着胳膊吊在梁上拷打，逼迫她们承认“长期窝藏高密东北乡头号反革命分子司马库”。她们难耐刺骨的疼痛，挣扎着，直到昏死了，才被放下来。为了描写母亲的“伟大”，把她放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她的二女儿，嫁给了国民党还乡团的团长司马库，五女儿嫁给了共产党爆破大队蒋政委。在斗争中，凡是国民党打过来的时候，母亲都很好过，有鱼吃，有肉吃，连“乳房”（这是小说的“象征”）也“恢复了青春”，“乳沟里洒上了法国巴黎生产的紫夜牌香水”；反之，共产党打过来的时候，母亲的日子却很难过，要忍饥挨饿。因此，在双方的拉锯战中，共产党的部队打走了国民党的部队时，二女儿和司马库的孩子，母亲高高兴兴的接过来养活着；而国民党的部队打走了共产党的部队时，五女儿要把孩子给母亲带时，却遭到了拒绝。这样地“概括”历史，这样地“概括”“母亲”，符合历史事实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从建军那天起就是来自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非常注意群众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是人所共知的，怎么会像所描写的那样对待群众，折磨一个“母亲”？中国的母亲，特别是基本群众的母亲，更不要说革命的母亲，对革命军队及其后代是倍加爱护的，在危难中保护战士，保护革命后代是普遍的，嫌贫爱富是极个别的，怎么可以以偏盖全？就是这样一本书，居然可以得“大家奖”，奖金高达 10万元。
还有一本名叫《白鹿原》的小说。小说未出版就大作广告，说这部小说是写渭河平原50年变迁史的“力作”，据说是好看极了，里面有“孝子为匪”、“亲翁杀媳”、“情人反目”……，是“一轴中国农村斑烂多彩、触目惊心的长轴画卷”。可是，当我读完了这部小说以后，有说不出的痛苦。广告上说的这50年，是说大革命到解放战争后期这段时间的，新中国尚未成立，但有些地方已经建立了人民政权。这段时间，正是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在农村以地主阶级、封建旅长（多是地主兼族长）、保甲长为一方，以贫下中农和雇工为另一方，展开了长期、激烈的阶级斗争。《白鹿原》在这方面没有充分反映，却用了大量的笔墨来美化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丑化贫雇农的代表人物。设计了一个地主兼族长的人物白嘉轩，此人是靠种植鸦片发家，剥削雇工，是维护农村封建统治的代表人物，他的儿子白孝文，是国民党保安团的营长，对共产党有刻骨仇恨。就是这样一个人，被描写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而且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始终平安快活，事事如意。解放后，白嘉轩活得更自在，他的儿子当了人民政府的县长，升官发财。而另一方面，凡是共产党的干部都没有好下场。大革命时期我们培养起来干部或骨干，书中的主要人物，个个惨死。大革命时期农协主任、父亲在白嘉轩家里当长工、自己也是长工的黑娃，在地下党领导下，烧过军阀的粮台，却在大革命失败后当了土匪，学会了抽大烟，被人民政府枪毙。大革命时期的妇女主任田小娥，被写成“破鞋”，随便乱搞，最后被公公鹿三刺死。死后无人收尸，生了蛆，臭气外泄，才被人发现。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说，革命方面主要是三个人物，两个惨死，另一个下落不明。这样设计人物难道是偶然的么？不是，是在用“事实”证明大革命是一场“痞子运动”。
刘志丹为代表的西北红军，与全国各地的红军一样，是英雄的部队，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但是在《白鹿原》中却看不出西北红军的英勇斗争，看到的是一群乌合之众。书中写了红36军攻打西安的事（那时整个红军是战略退却，是否有这个行动是很可疑的）。36军只有900人，不与地方党联系，就开始行动。说“那些村庄里确实有共产党的地下支部秘密活动着，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指示和消息，压根儿不知道这次军事行动”，“甚至搞不清楚这支穿着杂七杂八衣服的军队是国军、土匪还是杂牌子地方武装”。在这次行动中，军队的姜政委作了“战前动员”，他说：“同志们，再走五六十里就进城咧！老孙家的羊肉泡馍，老白家的饺子馆，西安饭庄葫芦鸡尽饱咥啦”，姜政委讲完话就单身走了，叛变了革命。这样描写红军，有典型意义么？
《白鹿原》与许多下流作品一样，淋漓尽致地描写性行为。编造了一个主人公白嘉轩“六娶六丧”的故事，每娶一次，就有大篇幅的性描写，甚至写到白嘉轩的“那个东西”有刺。这个“六丧六娶”，写了近两万字，与整个历史演变没有任何关系，完全可以删掉，但是如护珍宝，读者提意见也不改。其他关于写性的文字就更是肮脏。特别是妇女主任田小娥和很多人性交，每次都写得非常具体，不堪入目。
就是这样一本小说，居然得了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奖”！最近还被改编为电视剧。
其他下流小说，如《废都》、《上海宝贝》；歪曲历史的小说如《落日》等等，都是受到吹捧而大为畅销的书。
在历史方面，不仅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歪曲中国的近代史、古代史。他们说：“殖民主义带来了现代化”，带来了“繁荣”；不打日本中国就会和日本一样，不打老蒋大陆就会和台湾一样。甚至有人说由于俄国革命的“乘虚而入”“中国出现了长达几十年之久的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悲剧”。否定这些还不足为奇，又翻老账，把历史上早已是“铁案”的历史人物拿出来折腾。他们说岳飞是“愚忠”，不是民族英雄，秦桧通金有利于南宋偏安；洪承畴也是好家伙；周作人不是汉奸，等等，不一而足。他们折腾这些干什么？翻老账是为了翻新账，就是想造成混乱，浑水摸鱼，把共产党历史上受批判的错误路线代表人物的案翻过来，以证明毛泽东是错误的。更有甚者，有人干脆把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一笔勾销。有一个名叫苏晓康的人，搞了一部电视系列专题片《河殇》，全面否定“黄河文化”、“龙文化”，说什么“亚细亚的太阳陨落了”，“单靠这片黄土和这条黄河……已经孕育不了新的文化”，“这片土黄色的大地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黄河文明”是一种“失败的文明”。他说：这个民族“表现出惊人的破坏力和残酷性”，“一次又一次把生产力的积累无情地摧毁掉”。这是对中华民族的极大污蔑。就是这样一部片子，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大加赞赏，不仅多加拷贝，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反复放演，还把拷贝当贵重礼物送给外宾。
他们一方面翻历史的案，否定中华优秀历史，同时又为一切坏东西“正名”，即为在历史上，包括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受批评和鄙视的投机倒把正名，说投机倒把有利于货物流通，发展经济；为皮包公司正名；为“一切向钱看”正名，说“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而且说这是“新观念”，报刊大量转载，电台也反复广播，要人们接受这个新观念。邓小平同志气愤地说：“有些同志认为，既然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向钱看’就是必然的，正确的。这些错误观点大都写成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有些一直没有得到澄清。”“可见理论界混乱到什么程度。”更荒唐的是为“第三者”正名，说第三者插足，是把“竞争机制引进家庭，优胜劣汰，是一种社会进步”；为个人主义正名，说个人主义是人的本能，可以调动人的积极性。一时间乌烟瘴气，令人窒息。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那种气贯长虹的气概，经过“精英”们的长期磨损，几乎所剩无几，许多人只关心眼前的蝇头小利，蝇营狗苟，而忽视或根本不关心远大目标。革命精神大滑坡，大失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以上我们回顾了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精神的状况，也回顾了“精英”们提倡和吹嘘的“解放”和“创新”以后人们的精神状况，两相对比令人痛心。这些年来，“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是一个非常时髦的词儿，不少人都在标榜自己是“解放”和“创新”的先驱。可是，有人忘记了我们提倡的解放和创新，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解放和创新，离开了这一原则立场，就必然走到邪路上去。邓小平同志生前反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有针对性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事实已经证明，有些人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也不符合实际，更不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他们的“解放”和“创新”已经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他们的言论，受到国际资本主义的热烈欢迎，不少是连国际资本主义想说都没有说的话。他们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搞乱意识形态，颠覆社会主义。
在这样的情况下，道德滑坡，贪污腐败与社会动荡就成了不可避免。请看在他们的所谓“理论”支配下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社会百态。
最突出的是“一切向钱看”。有人说：“现在有人钻进钱眼出不来”，什么都要钱。过去我们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国家有没有希望，主要是看教育。中国自古以来在教育工作方面就有优良传统，认为是“一片净土”。在封建社会，国家也重视教育，还有办义校的，孔子都说“有教无类”。教师也都是为人师表，德高望重。远的不说，在近代社会，就出现过许多德高望重的教师、教授，著名的如陶行知、朱自清、鲁迅、叶圣陶、李公朴、闻一多等等，他们不仅有学问，而且道德高尚，为了“树人”，过着清贫的生活，朱自清“不食嗟来之食”，中外闻名。可是，我们共产党，共产党的教师，在到了20世纪末，不甘寂寞了，居然提出了“教育产业化”，把教育变成了赚钱的事业。为了赚钱，学费贵得惊人，办“贵族学校”，使一般劳动人民的子女上不起学。有的学校，为了赚钱乱拉“赞助”，动辄数万元。乱收费现象普遍存在。有的学校，为了多招生，规定拉一个新生拿回扣800元。还有不少学校为了赚钱，破墙开店，把学校变成了商业区。这样一来，教育质量下降，学生素质也下降。加上自由化思潮在学校泛滥，有些学生没有理想，没有信仰，人生目标就是多赚钱，找个美貌的妻子，或者找个有钱的丈夫，过“幸福生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的不安心学习，急于办公司发财，有的学生，还没毕业，就无心听课，到处找工作。学生之间的性关系也十分混乱，有的女生公开贴出广告“招一夜情人”。十二、三岁的女学生怀孕，生孩子已不是新闻。上海传媒 2005年 7月报道：海军 411医院 7月份开设了一个“少女意外怀孕”的援助机构，开设不到一周，就有300多个少女求援，她们大多是中学生，有的女生同时和几个男生发生性关系，怀孕以后竟然不知是哪个男生的。有的学校的博士导师超额带博士生，教学质量下降，因此，尽管这些年，我们的博士、硕士多如牛毛，据《黑龙江晨报》2003年3月 6日报道：“目前我国在读的博士生人数已经达到12万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按教育部的规划，到2010年，中国年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将达到5万人，跃居世界第一位。中国人民大学的顾海兵教授将这种现象称为‘博士大跃进’。”博士“大跃进”了，可是质量不高。有识之士认为，这是对国家命运不负责任的表现，教育质量下降，可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的犯罪率却大幅度上升。《新闻周刊》2001年8月27日报道：“近年来，发生在象牙塔内的腐败案件呈上升趋势，数量之多，金额之巨，情节之恶劣，涉案人员级别之高，都是过去所没有的。”该刊说：1990年之后的十年，北京海淀区内 32所院校，一半染上了腐败病毒，检查院受理查办的案件24件，26人被提起公诉。而2001年一年仅陕西省高校腐败案件就高达36起61人，其中22人是处级干部。由于高校腐败蔓延，2001年4月 12日，教育部召集了包括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在内的26所大学的纪委书记在陕西省开会，研讨高校的反腐败问题。教育界，历来被认为是“净土”，想不到在共产党领导下，居然成了腐败的温床，这里的经验教训总结了没有？谁来负责！
为了发展经济，为了过好生活，人们努力赚钱是天经地义的，无可厚非。这些年来，经济发展了，住房、交通、通信和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都有改善，这是有目共睹的，国际人士也有好评。但是，人的精神和道德方面却在滑坡。就拿赚钱来说，有些人赚钱叫“吃相难看”，“急吼吼”。小钱不想赚，想一锨挖一口井。人们看到，有人一夜暴富，成了百万富翁，就垂涎欲滴，心向往之。为了满足这种贪婪的心态，有人就搞非法的事情，走私、贩运毒品、贩卖军火、贩卖人口，当“蛇头”，搞黑社会组织，从事非法经营和犯罪活动，甚至武装抢劫银行。有人为了赚钱，不顾道德，不顾廉耻，为了几个钱，可以给外国人下跪，可以出卖肉体。在旧社会，卖淫女大多是被贫困所迫，无奈而为之。而在现在，有些并不困难的女子，甚至有大学生、教师也从事皮肉生涯。有些地区，居然有“笑贫不笑娼”的风气。有的人为了“解决来华的外国人的性生活”，为了“发展经济”，提出要在城市里开辟“红灯区”，而且堂而煌之地在报章上公开讨论。甚至有人说：要牺牲一代妇女，来争取经济的发展！据报道，到2002年，大陆有2000万卖淫妇女；患爱滋病者100万人；吸毒者65万人（现在早已超过这个数字）；患性病者无法统计。这与新中国成立以后消灭了上述丑恶现象相比，何止天渊之别！
中国人民，一向是以民风淳朴而闻名于世。可是这些年这种淳朴的民风受到极大的破坏，什么都要钱，连问路都得付钱。这种“一切向钱看”的做法，受到传媒的肯定和表扬，因为他们也是把钱看得很重的，不放过每一个赚钱的机会。连中央媒体也不例外。君不见每次预告放映一部新片子的时候，主持人总是不忘加上一句：“欢迎广告惠顾”！尽管政府有规定放映电视剧中间不准插广告，可是，因为电视剧中间插广告可以来钱，还是我行我素。传媒开辟了新栏目，一定要拉赞助：本栏目，由某某公司特约播出。传媒开辟的栏目，却要公司“特约播出”，有点荒唐，也有点滑稽。可见传媒工也在向钱看。有一次，中央电视台的“艺术人生”栏目，采访艺术家、话剧演员李默然，李说他有一年，为了支持文联搞一个活动，做了一次“三九胃泰”的广告，受到很多批评，从此再也不做广告了。主持人对此很不以为然，堂而煌之地说：你应该做，为什么不做？这是你的劳动所得（大意），而且到场的观众，鼓掌赞同主持人的观点。我不知道那些鼓掌的人，当他表示赞同这种观点的时候，想没想到世界上还有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有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做广告的演员，都不该做，做错了，不能这么说，做了也无可厚非。问题是，人们为什么不尊重李默然的选择，而非要动员他去作广告发财呢？连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都如此，能不影响老百姓？老百姓又能如何？
有人说只要经济发展了，就可以一切问题应刃而解。他们引经据典，说古人早就说过，衣食足而知礼仪。似乎只要发了财，有了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可是事实是怎样的呢？有人财是发了，口袋鼓起来了，但是，他们的口袋与脑袋失衡，钱多了，办的傻事坏事也多了。有一本记实文学，书名叫《钱，疯狂的困兽》，里面讲了一些故事：有一个卖大闸蟹的个体户，为了和一个“脚碰脚”的女人斗气，不让她买到40元以内的大闸蟹，派小兄弟垄断了附近所有的大闸蟹，使数以吨计的大闸蟹臭掉。他为了取得这个“胜利”，付出了4万元的代价。有一个外号叫“阎王阿跷”的李宏昌，他为了报复一个曾经侮辱过他的女性，要“把她抓过来像猫玩老鼠一样”地玩她，不惜花大量钞票收买那个女人以及她的亲属，拆散她的恋爱对象。结婚的时候，组成了一个44辆车子的车队，吹着喇叭，放着鞭炮，浩浩荡荡在女方原来的恋人家的周围转了三圈，以显示“胜利”与“威风”。阿跷因为有病不能尽夫妻之道，他情愿戴“绿帽子”，让老婆“吸引生意上的朋友”，并因此而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而她为了报复李宏昌，利用她的美貌与“随叫随到”的男人睡觉，使李宏昌头上的“绿帽子”越来越多。世界上的荒唐事是到处可见的，但是像这种荒唐事儿，在正常的社会状态下是不可能发生的。钱使这些人心理上发生了变态，有些人已经株儒化、动物化。过去曾经说过：先富了的人要帮没富的人。可是当中国出现了百万、千万、亿万富翁以后，他们中不少人是只顾花天酒地地挥霍，并不认真地去帮助穷人，甚至有报道说，在出现灾害后，中国的富人是捐赠最少的人。
经济发展了，同时共产党的党员和干部的腐败也多了。他们以谋私，公开掠夺劳动人民几十年流血流汗积累起来的国有财产，据估计20多年来，他们瓜分的国有财产多达30万亿。早在1988年香港《南华早报》就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终于向贪污全面开战》的报道。文中说：“中国领导人终于最后决定对贪污全面开战了。有许多理由表明为什么贪污腐化的野草……会比以往更加茂盛的生长。最根本的是数量问题：贪污活动已渗透到行政和经济的各个角落。”“共产党过去一向是一个纪委严明的纯洁坚强的团体，它已经变得松弛了。”这家报纸的报道，并没有夸大其词，应该说，它的报道还是早了一点，说得也比较含蓄。若是再推后几年，问题就不是那么轻巧。现在的腐败，已经不是“角落”了，而是成伙成片的腐败，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泰安、湛江集体腐败案，慕绥新、马向东、张二江贪污腐败案……，个个都是一抓一大把，一倒一大片，都是一片一片地倒下去。所以老百姓流传一个政治笑话：现在的县处以上的干部，排起队来拿机关枪扫，肯定有冤案，要是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此话当然过分夸大，不能依此来判断形势。但是，我们共产党在执政50多年以后出现这样的局面，不应该深刻反思么？因为有了这么一些腐败分子在胡作非为，使政府的执政能力下降。贪官们什么饭都敢吃，什么钱都敢要，都敢捞，甚至老百姓的救灾钱，养老保险，等等救命钱都敢贪污。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短，办事就理不直，气不壮，工作不扎实，说话没人听，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同时，一个人思想钻到了钱眼里以后，也没有心思做工作，光琢磨邪的还来不及，还想什么工作？有些“公仆”，一天到晚忙着玩儿：“上午轮子转，中午台子转，下午骰子转，晚上裙子转”。做工作不过是“作秀”，耍花架子，走过场，作表面文章，上面的指示根本不能落实。因此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三令五申解决不了一个极为简单的问题，如三乱问题，搞多少次检查，还是乱；如公款吃喝问题，36个红头文件管不了一张嘴，一年可以吃掉公款1000个亿（据说最近已经达到6000亿）就连城市里的那些“一针灵”的黑广告也消灭不了，还谈什么更难办的事情。所以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如安全生产，年年喊叫，年年解决不了，煤矿透水，矿井塌方，瓦斯爆炸不断发生，仅2001年就有 5300名矿工死亡！据报道：中国煤矿每年的死亡数字占世界同类事故死亡总数的70％。
因为这些年来，我们的政府官员，我们的党员，有太多的人有腐败行为，使党的威信大大地下降，党群关系紧张。有人气愤地说：共产党还不如国民党。有的地方选举，有人不投共产党员的票，而投民主党派党员的票。青年人要入党，宁愿加入民主党派。不愿加入共产党。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在广大的群众中，由于思想教育的放松，素质大大的下降，迷信盛行，烧香、许愿、看风水、算命、占卦、丧事大办，非常普遍，连“法轮功”这种极其荒诞而肤浅的东西，也有人去信，人数多达数百万，李洪志这种骗人技能极低的骗子也有人顶礼膜拜，实在是咄咄怪事！这是毛泽东时代无法想象的。人们说，现在很多人是拖着一条庸俗的尾巴在过日子，而拖着庸俗的尾巴的民族，是不可能强大的。

希望在前

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了，胡锦涛同志当选了党的总书记，他上任伊始，就带领书记处的同志去西柏坡去学习，提出重温毛泽东“两个务必”的教导。他说：毛泽东同志当年离开西柏坡去北京时，曾形象地称是进京“赶考”。我们这一次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来西柏坡，可以说是来“上学”的，是来学习西柏坡精神和老区人民的优良传统，回顾党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的历史，重温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两个务必”。他说：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发展阶段。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多年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13年的艰苦奋斗，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为此感到自豪，但是我们决不能自满，决不能懈怠，不能停滞。我们要走的路还长得很，我们肩负的任务还很艰巨，我们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还会很多，我们必须始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据传媒报道，“整个学习考察活动中，没有插红旗，没有挂条幅，没有摆鲜花，没有铺地毯。总书记身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服，吃的也只是当地的家常便饭。”临走时，还交了30元的饭费。总书记的行动，使当地人民大受感动。宾馆副经理封国庆说：“我能开具这样一张发票而感到无尚光荣。这不是一张普通的发票，这是中央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带头实践艰苦奋斗精神，不搞特殊化，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有力证明。”
胡锦涛同志工作只有几个月，在这短短几个月中，就给人们一种“亲民风格”。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领导班子，指导思想是“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一切都是为了人民，抓“三农”问题，抓拖欠民工的工资问题，抓下岗人员的就业问题……，无一不是为群众解决最急需的问题。人们说：“过去有的领导是锦上添花，现在的领导是雪中送炭”，“现在是亲民形象，将来再是廉洁形象就更好了”。新的领导班子，强调不突出个人，宣传工作，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常委的同志不题词等等，都大得人心。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以后，胡锦涛担任了国家主席的职务，温家宝担任了总理职务，上任不久就突然爆发“非典”，这不仅是经济危机，也是政治危机，对“胡温体制”是个严峻的考验。在这种形势下，胡锦涛、温家宝同志表现出惊人的应变能力和执政能力。他们果断地撤掉了瞒报疫情和不得力的干部，以最快的速度，建立起严密的抗“非典”的机制，制定抗“非典”的法律，调拨抗“非典”的资金，不顾个人安危亲临一线，到疫情最严重的地区视察，与医务人员亲切交谈，感谢他们为抗“非典”作出的努力，并及时向国内外通报疫情，号召打一场抗“非典”的人民战争，给了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人们迅速动员了起来，众志成城，和衷共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个有600多个床位的收治传染病的医院，8天就建成，为了支援北京的抗“非典”工作，上海仅用24小时，就准备好2000多万元的医疗器材和药品运送北京。很多医务工和有关人员自动请缨，坚决要求到第一线去；特别是医务人员，临危不惧，舍生忘死，为抢救病人日夜奋战，有的医护人员救活了病人，自己却因公殉职。他们的事迹，感天动地，感人肺腑。人们又看到战争年代共产党的威力和广大党员以及人民群众的风采。中国奋起抗“非典”，行动迅速，措施得力，也得到了国际上的好评。这不仅增加了全民的抗“非典”的信心，也使新的领导班子提高了威望，在群众中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开始工作不久，已经使人感到有清新的风气袭来，党的优良传统逐步恢复，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精神有所回归。虽然这只是开始，相信随时日的推移，社会风气会越来越好，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精神的完全回归，是大有希望的！
（《环球视野》摘自《我心中的毛泽东》中国展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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