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后发型国家，因而包括劳工神圣在内的现代性观念在中国社会中历来是非常稀薄的。与此相反，尊重劳动人民的观念，比如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样一些极富时代精神的新思想往往首先产生于西方国家。对此，包括马恩等经典作家给予了充分肯定。马克思置身的时代是自由竞争式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了的时代，也是新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各种社会问题日益暴露的时代。时代使马克思首先看到了普通个人的历史作用，并决定了他必然地要和“神圣家族”布鲁诺.鲍威尔兄弟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马克思在批判“神圣家族”的英雄史观的同时，给予普通个人的历史作用以充分的肯定。马克思讲到：“批判的批判什么也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整个批判感到羞愧。英国和法国的工人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工人甚至创造了人，批判家却永远是不通人性的人，然而，他的确对于自己是一个批判的批判家这一点感到一种内心的满足。”恩格斯则对以英法为代表的现代化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历史动力作用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讲到，“从1830年起，在这两个国家（指英国和法国）里，工人阶级及无产阶级，已被承认是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当时关系已经非常简单化，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见，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他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国家的现代历史的动力”。
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发达国家的发展也不能不影响到被称之为“天朝帝国”的中国的命运。历史也确实给了中国的机会。由于帝国主义时代的三大矛盾不断激化，果不其然，在上个世纪之初，爆发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战争带来了机遇，使得以吃苦耐劳著称于世的中国人民有了显示自己勤劳美德和创造历史的机会。因为英法联军打仗也需要后勤保障，于是，大量的华工作为最廉价的劳动力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欧洲战场。正是由于华人的流血牺牲和为英法等国提供战时补给，他们才最终与英法军队在并肩作战中成了“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并最终成为协约国的成员。在巴黎和会召开前夕，应该说是中国人民感到分外自豪的时刻。因为在一战的正义战胜邪恶的胜利中，也有中国人实实在在的功劳。用一句歌词来形容，就是“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但中国人太天真烂漫了，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在人权价值观念上玩双重标准的“始作蛹者，”就是以英法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头目。这些帝国主义头目仅仅是他们各自国内资产者利益的代表者，它们有些时候可能迫于内部矛盾的压力，因而必要时会和本国的劳工阶级妥协，承认这些劳工们“做人”的权利，但要让这些帝国主义的政府“一以贯之”地把公平正义的原则推向国外，尤其是推向中国这样一个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它们是绝对不干的。因为接下来事态的发展的确令人始料不及而又义愤填膺，中国作为战胜国，在权力和义务对等的情况下，本来是应该得到自己应有权利的，比如收复被战败国夺去的国土等等，但软弱的中国政府着实让众列强欺侮了。因为结束战争走向和平的巴黎和会到后来居然演变成了摒弃公平正义原则并只贯彻丛林法则的分赃会议！原来被德国人占领的山东半岛本来应该归还中国，但现在以英法为首的几个国家却要把她交到日本人手里。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就在神州大地爆发。
按照毛主席的说法，西方列强应该是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求索真理的老师，就在五四运动爆发前的时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首先喊出了劳工神圣的时代最强音。这一口号作为一道闪电，撕破了受官本位观念毒害日久的广袤中华大地之上黑暗苍穹。这应该是中国人学习西方列强现代性观念的最优秀的成果。可是，中国人哪里知道西方人的虚伪本质？他们哪里知道在西方列强的字典里，中国人民是不包括在大写特写的被称之为人的人学辞典里的。当西方列强需要你当炮灰时，你就必须给人家尽义务，但你以为流血牺牲也会换来人家的尊严，你就压根儿想错了！于是，中国人也就真的在和会上没有得到半根稻草；于是，先进的中国人愤怒了，他们火烧赵家楼，他们上街示威游行，当他们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认清了帝国主义的虚伪本质和军阀政府的卖国嘴脸时，就喊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时代最强音。因为既然老师“教会”了学生的人权观念，你老师的“善门”就不要轻易关闭了。中国人当奴隶当久了或许麻木一点，但中国人从来不笨，既然当他们看到了列强家里的人民活得相对很是滋润，而且已经知道“渴望被承认的欲望”（黑格尔语）能否实现的确关乎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人生幸福和根本福祉能否实现时，几万万人民也就要争取这一做人的权利了。可是，当中国人民发现列强人权价值观念的“普世”范围原来并不普世，这下子中国人的恼怒是可想而知的。按常理，学生学到了新东西是应该感谢老师的，然而当他看到老师原来就是一个偏心眼，只对他们本国的人讲人权，面对黄皮肤的外国学生不但不好好讲人权，而且还用被陈独秀称之为兽道主义的行动告诉学生说这个人权你不配，你只有给我干活的命时，这个学生也就不领老师的情了，不但不领情，而且发现正是这个老师伤害了他的利益，那这个学生内心深处连复仇的心也会产生。现在他们就是要连惟老师马首是瞻的傀儡政府一块儿反，而支撑着五四运动这一轰轰烈烈爱国民主“宏大叙事”价值底气的，就是响彻云霄的“劳工神圣”的价值诉求！
平心而论，中国共产党是劳工神圣价值观念的最大受益者。毛泽东思想有三大灵魂，除了独立自主和实事求是外，最彰显其价值维度的，就是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而其中包含的基本诉求，就是“劳工神圣”。回眸历史不难发现，什么时候我们落实了群众观点，尊重了普罗大众的历史地位，承认了历史是由最广大劳苦大众推动的，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有新起色，工作就有新进展。什么时候偏离这一基本价值体系，什么时候革命就遭挫折，建设就遇困难，改革就临风险。正因为如此，所以毛主席的老师，也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奠基者，忠诚的共产生主义战士，无产阶级个命家徐特立先生才在“纪念五四”一文中深刻地指出，劳工神圣的口号具有新时代的启蒙作用，“这一口号给在中国历史上贱视劳动者的思想一个沉重的打击”（1949）建国之初，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去北京大学作讲演，题目就是毛主席的名言，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正是建国之初指导思想上的唯物史观和人民史观做统领，由此极大地焕发了人民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从而在现代化筚路蓝缕的草创阶段，我们一下子凝聚了最广泛的主体，创造了共和国最为基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历史进入新时期的初期，由于继续坚持了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我们的改革政策的确让广大草根尝到了一些甜头，并因此又将中国社会推向前进。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即便在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所谓的理论大家在所谓的理论创新中开始向劳工神圣这一五四以来我们一直坚持的基本价值观念开刀。如黎澍就在1986年的《光明日报》上发表奇文，题目是“论历史的创造及其它”，文中宣扬把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搞错了，按他的说法，历史从来是大人物创造的，小人物只配给伟大人物彩排历史活剧时搭台子，等把这个台子搭好以后，小人物就只有观看大人物唱戏的资格，而不能登台代替大人物唱戏。紧接着，就有施蛰存的奇文问世，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匹夫无责论”。或许这篇文章带有反讽的意味，认为造成匹夫无责的原因可能在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但字里行间滲透的是对劳动人民的疏离。因为按后来的精英们的理解，所谓理想的民主，就是由西方引进的民主，而这只能是在少数精英内部实行的民主，因而即便是政治体制改革了，那改革以后的社会历史，也是由少数人创造的，因而改来改去，都是人民无位，匹夫无责，想“共享”发展成果则没有戏。正是在这样一些学者们的忽悠下，一个不断偏离五四以来劳工神圣基本价值的社会运行势态逐渐形成。于是，毛泽东早先所期待的“天下者，我们（指普罗大众）的天下，社会者，我们的社会”就大有异化为少数权贵们的天下和社会的苗头。
正是基于疏离劳工神圣这样一个逆向思维定势，于是充斥于九十年代的许多改革举措，才都是冲着普罗大众的荷包来的。如（国）企改，医改，房改，学改等等莫不如此。在思想理论界，则是“反思”一词的流行，于是，包括马克思经典作家劳动价值观念在内的已往历史上所有行之有效的观念都在反思之列，而剥削，资本等等范畴的价值都在“正名”之列。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是资本（包括洋大人的资本）价值的大昌其道和工农大众的进一步边缘化；另一方面是民权的衰微和代表权家，钱家和名家的铁三角的高张以及普罗大众头上的新四座大山的耸起。
历史进入新千年后，胡温新政之所以深得民心，就在于这一新政又恢复了五四以来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坚持的劳工神圣的基本价值诉求，于是才使得许多亲民政策能一一出台。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我们热切希望人们在重温五四运动中所洋溢的德先生（科学），赛先生（民主）和睦小姐（反对封建礼教）的基本价值时，不要忘记了五四运动中形成的最基本的价值诉求————劳工神圣！因为这是从北京大学走出来的共产党人克敌制胜，战胜一切艰难万险的法宝！所以，有一句话人们都知道，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岂不知还有一句话，就是没有北京大学就没有共产党。因为正是得力于五四时期一大批云集于北京大学的新时代的普罗米修斯们，拜他们从西方“盗来”的马克思主义火种所赐，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所洋溢的劳工神圣的观念，更是这些先觉们用以烛照人们心灵的重点思想武器，而最广大的劳工群众，在接受这一新思想的洗礼中，才破天荒的获得了思想上的大解放，从而焕发了无穷无尽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梁漱溟先生有一句话说得好，叫“有本不穷”，在机遇和挑战同时存在，机遇大于挑战的现阶段，为了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我们就要回归劳工神圣这一五四运动以来的最基本的价值诉求！惟其如此，才能不断开创炎黄子孙的新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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