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一月游（1974年）
:美籍中国台湾省妇女黄鹄
今日台湾一切令人失望
我是一个美籍中国台湾省妇女，一向在美国默默无闻地操持家务和教养子女。阔别了我的故乡台湾省十多年，终于有了余力，可以带孩子回家探望。去年六月初回到台湾，发现久别了的故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台北的确是“繁华”了：舞场、咖啡厅、纯吃茶、歌厅等，真是五花八门，年轻人的生活很萎靡。所谓“繁荣”，表面上确是存在，但仿佛充满了南宋末年的无望气氛。台湾，自号为保存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圣宫”，其实只是欧美文化的一个裙角。我带孩子在婆家与娘家轮流住了两个月，颇有“物非人是”的感觉。亲情虽然温暖，但是这个社会却很陌生，贫富悬殊，官吏贪污，农村破产，工、渔、矿民的生活贫寒，这一切都令我失望。虽然物质享受方面，上层社会尽量仿效美国。这个社会的结构和文化仿佛是建立在沙堆上面。
八月初，告别台湾，经过香港时，临时起念，遂到香港中国旅行社询问申请进入中国大陆一游的可能性。我想，我虽然不是大陆人氏，但自小爱读游记文学，又酷爱山水旅游，要是可能，为什么不去观赏一下久已向往的西湖与北京，实地观察一下中国大陆人民的生活实况？我在中国旅行社填了简单的申请表，办了手续。那儿的办事员朴实，友善，热心而诚恳。五天之后（八月六日），我带着六岁的宁儿和四岁的馨儿，搭上了开往罗湖的火车。
解放军相待如兄弟姐妹
过了桥就是深圳。我行李轻简，海关的检查人员只是大略地翻了一下，他们对我的来自台湾，仿佛视若平常，没有特别的表示。倒是我，脑子里装满了台湾报纸的恐怖宣传，自己感到紧张。但是，那些年轻纯朴的解放军人员，逗着孩子玩，看他们画画，听他们唱歌，却好象是我自己的兄弟姐妹一般。由深圳登上赴广州的火车，一路上心潮起伏，不知道广州是什么样子，那里的人对我这类“不中不西”台湾省人，将会采取怎样的态度。当日（八月六日）下午到了广州，由华侨旅行社的接待人员接到华侨大厦。我的房间有两张床，厕所浴室的卫生设备，以及电话电扇等应有尽有，虽不豪华，但很实用而舒适。服务人员告诉我，如果我想调换更便宜的，次日可以更调。我在广州毫无特别事情，所以我只希望尽快北上杭州。
在广州，华侨旅行社有接待的人员为我们解决问题。一位年轻的男子，态度友好，纯朴善良，一点也没有台湾一般青年的浮扬气息。他帮我购妥了八月八日清晨赴杭州的火车软席卧票。
烈士英魂有知当含笑
第二天（八月七日）清晨，给孩子洗澡，早餐后，我就带他们去等候机动三轮车，向广州动物园出发。机动三轮车的速度很快，但是马达声太大，谈起话来很不方便，我尽量逗着司机聊天，发现他非常友善亲切。二十多分钟就到了动物园。游客可真不少，动物园收拾得非常整洁，园的面积很大，动物种类多，风景秀丽，有湖，有亭。我和孩子在美国是动物园的常客，觉得这个动物园无论在动物内容上，还是在风景、布置和维护上，都远胜这美国华盛顿市的国家动物园。园中茶室不多，游客人多，为了喝红豆冰水及冻奶必须排队，我跟孩子也在中间挤了一阵。玩到中午，我们搭两站公共汽车，来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脑中忽然忆起林觉民烈士给妻子的绝笔函，我想这些革命烈士英魂若是有知，一定为今天的中国而骄傲，当能含笑九泉之下。
据说黄花岗当秋天时一片黄花，此际却是一片苍绿。骄阳酷热，我们遂去等候公共汽车，发现车子太挤，常会过站不停。陆陆续续地候车的人加多了，很自然地开始闲聊。广州居民虽然自己彼此交谈时仍然用方言，但是却也能说令人解意的普通话，年轻人的普通话更是流利和标准。进食堂与老农民共话汽车来了，众女孩帮着我把孩子挤上车。一位可爱的女孩子指点着我该下车的地方，并且自己下车陪我走了一段路。回到旅馆，给孩子们洗浴后去吃一顿丰富的午餐，大家睡了个长长的午觉。四时多我们起身，准备带孩子到文化公园去玩玩。手拿地图，沿珠江而行，沿岸均是三三五五纳凉的人群，虽然看不见勾肩搭背的男女，但仍然可以依稀辨出情侣、夫妇、朋友或家人。纳凉者人手一扇，悠闲愉快，绝非我在美国所能每日享受得到的。我心中暗暗奇怪：这些人为什么没去开会或做别的事情？在我过去的印象中，大陆上的人们每天要无休无止地工作，不工作的时候就要接受政治思想教育。如今眼见他们这样悠闲和愉快，真令我觉得惊奇。沿途上冰棒的供应很普遍，两个孩子不断地享用着。我则慢慢地走着，跟路人交换着眼光，他们盯着我们看，看我们的奇装异服，但他们的眼神是友善而好奇的。我也仔细地观察他们，我得到的结论是他们比我更快乐，更健康。
肚子饿了，我想我一定不要到什么专门供应华侨和外宾的饭馆，我要试试一般老百姓去的餐馆。找到一条街，有五、六家餐馆，都是营业兴旺。附近一家电影院正好散场，人潮正向外涌。奇怪，看电影和在外面餐馆吃饭的人怎么这么多？终于走进一家大食堂，在一个大圆桌子上找到三个空位。同桌的一位老农民，敞着衣襟，盘着腿，扇着大扇子，把自己刚拿来的菜推到我面前说：“你饿了，就先吃吧！”我很感激，却不好意思接受。推让间，女服务员笑嘻嘻地来了说：“我们这是招待工农兵的饭馆，你实在应该到招待外宾和华侨的餐馆，那儿要漂亮舒服得多，也不会这么挤的。”我说：“不成啊！我们饿得很，也不知道哪些餐馆在哪里。”女服务员说：“那么你就坐着照顾小孩子，我去帮你把饭菜先拿来。”我谢了她的好意。没一会，我们也大嚼起来，菜里面有足够的肉，油水也比较多。这是劳动人民的食粮，当然不是精肴，但是质与量都很充分。虽然不很合我的胃口，但是我的情绪很高，跟同座的人聊天很是有趣。以出身小布尔乔亚的知识分子的眼光来看他们，他们也许稍嫌“粗鲁”了一些，但是他们的朴实、坦率，却是充满了乡土气息和生命的活力。老农民的普通话不标准，是乡间某公社来城区采购东西的。他充满了自信，也很有幽默感。
带领孩子踏月而归
文化公园里到处都是人群，都是携家带小的广州市民。我们参观了水产展览，又去观赏当晚的儿童文艺表演。露天看台已经座无虚席，小孩子的歌舞真是迷人，我的两个孩子痴痴地看。我最感兴趣的却是观看别的游客。来来往往的人群，穿得虽不讲究，却很整齐，脸上露出自然的喜悦，享受着晚上一家团聚的欢乐。孩子们嚷着，笑着，这真是快快乐乐的平静生活。我想找一点台湾报纸所传的“恐怖”的感觉，却不知道从何处觅求。九时多，带着孩子踏月步行而归。
亲情感人
次日晨（八月八日），我们由华侨旅行社的人员送上火车，仍是那位穿布衣布鞋的年轻人，他一直把我们送上车厢，把行李摆好，闲谈了几句才告别而去。我喜欢他的朴实、认真和诚恳。象他那样的人，就是台湾蒋家小朝廷所称的“匪干”了。我倒真希望自己，我的孩子将来都能成为象他一样值得敬爱的“匪干”。他答应我们当我们再经过广州时，仍然来接待我们，并希望我跟孩子们能在中国大陆——我原来的祖国尽情地“玩”个痛快。
我们坐的是软席卧铺，同车厢的人不少，但侥幸的是孩子跟我独占了一间卧铺车厢，有四个床位，虽然我只买了两张卧铺票。半夜孩子睡熟时，我就老实不客气地爬上了高铺，多占了一个床位。我们这节车有两位服务员。一位是年过五十的湖南人，办事认真，一丝不苟。另一位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男子。我一有机会便找他们聊天，一路上学习认识高粱、玉米、麻等作物。他们都曾下乡劳动过，很自豪地显示出他们丰富的农业知识。那位年轻小伙子对我的无知和健忘，常常要轻哼几声，我也受之不忤。的确比起他们来，我在中学所读的博物、地理、生物等全是死而无用的东西。我分不清稻苗禾棘，我辨不出驴骡，也从未参加过农村的生产劳动。在认识上我比不上他们；在对国家的贡献上，我更是比不上他们。
锦绣河山
从广州到杭州，约二十多小时的火车路程，大多数的时间，我都是在倚窗远望或跟人聊天中度过。多少次孩子们跑到别人房间去玩，我一个人眺望火车驶过开阔的平原，止不住泪水直流。这是中国大陆的河山，我这个寄居异国的人，那年那月才能真的回到原来的祖国，为她尽一份棉薄的力量？在美国，我们有免费赠送的台湾《中央日报》。这家报纸经常说中国大陆灾荒饥馑。我一路上所看到的稻田是一片丰收的景象，人力可以胜天。中国大陆的山川面貌改变了不少，荒山变良田，河患治而水利兴，中国人民已不怕天灾，又怎会再受饥馑的威胁？我每过一站，都跑下去买点东西。没有看到半个挨饿乞讨的人。为什么台湾那一小撮人，一定要为自己的私欲而歪曲中国大陆的进步的事实？为什么要用欺骗、蒙蔽的愚民手段来制造我们居住外国的人与中国大陆人民隔阂？
湖滨漫步
八月九日下午三时多抵杭州，住进滨湖路上的华侨饭店。房间宽敞，地板亮洁，又有阳台，冷热水二十四小时供应。我把东西安顿好，给孩子洗澡换衣，然后到楼下餐厅吃饭，饭菜的味道很好。饱餐以后，购得了市区游览图，我便带孩子沿湖漫步。湖边纳凉的人真是密密麻麻的，也有许多地方有人入水游泳。我们一路上不断地啃冰棍，有时也会被人包围着。有人骑车驰过时，甚至亲切地喊出：“喂！两个小华侨！”我也常常回喊道：“喂！小心点，别掉下车来！”我们在路上买了不少苹果、桃子和海棠果回旅馆。
心神交流
第二天（八月十日）清晨，吃过早饭，带孩子雇了一条小船去游湖。在船上操作的是一位妇女。她的丈夫在别的机关工作，两人收入在百元以上，两个孩子都入学读书，婆婆在家管理，他们每月都可以储蓄一些钱。她已有了十年以上在西湖划船的经验。我向她讨教应该如何游览西湖的名胜，她不厌其详地告诉我。我跟孩子上岸游玩时，她就坐在船上织毛线。当我们泛舟湖中时，孩子们扒着玩水，我则真有“身在舟中便是仙”的感觉。多美啊，在湖上荡漾了两小时，我当时的确有满足至极的感觉。唯有在这美丽山河的怀抱里，在富于亲情的人群中，才有这种心神交流的快乐感觉。
巧遇画家
划船的那位妇女送我们到了中山公园，指点了我赴“楼外楼”吃饭的方向。这个饭馆虽然有名，但是仍然很朴实。方桌，圆凳，客人拥挤，几乎座无虚席。食客仍然是以国内人士占绝大多数。饱食一顿，剩下了不少，楼外楼的菜量很大，以后我跟孩子们吃饭，只要一菜一汤就已经太够了。
饭后，我们游中山公园。走到西冷桥，转到岳坟附近的一个小亭，亭中很多人闲坐。旁边有一个年轻男子，他穿着短裤，旁边放着一部脚踏车，正专心一意画水彩画。两个孩子立刻走到他旁边。我自己感到累，在餐馆跟人聊天太多，挑了个无人的长椅坐下来休息，并盘算着应该游到何处去：灵隐寺？玉泉？还是漫步“苏堤”？凉风拂面，几乎进入梦乡。猛然惊醒，发现孩子还在画家身侧，我怕他们扰乱了画家，喊了几声，“威令”不达，只好亲去管教。
孩子们嚷着要画画。画家拿出了纸，让出了画架和颜料，我力阻无效之下，只好痛苦地看着孩子把画家的水彩弄得一塌糊涂。我们站着闲聊，我告诉他我来自台湾，也告诉他台北生活的情况，我也发现他对台湾的地理并不陌生，不象在台湾的青年人仍然是读二十多年前的中国地理。
我觉得天色渐晚，不如带孩子们走平湖秋月，沿白堤步行回旅馆，跟画家道再见，转身而去。
为什么忽然泪水盈眶？
八月十二日清晨，在旅馆门口与画家夫妇会合，我跟画家夫妇搭公共汽车去游虎跑、石屋洞和六和塔。一路上，我们象多年老友似地谈大家的过去和感受。多少年来，我没能如此轻易地、坦诚地结交新朋友。有的朋友相处几十年，仍然有近在咫尺，如隔天涯之感。但这对夫妇，却立刻令我倾心相交，好象找到了一对兄姐一样。我们谈他们的大学生活，谈他们毕业后工作的情形，我发现我们之间有一个极大的区别：他们工作，总是先问这个工作是否为人民服务，是否对国家有益；我则先问这份工作可以有多少个人的收入。他们毕业时，争取的是到边疆和艰苦的地区去工作，争取为国家为人民贡献的更大机会。我记得我们将要离开大学的最后一年，终日栖栖惶惶，充满了矛盾和忧虑，不敢恋爱，怕影响了“到美国留学和学习”的计划；我们每天研究留学考试，沿门奔走于教授的府上，请他们在自己写好的推荐信上签字。我们探听美国领事馆英语考试的情况，为申请进入美国大学，为办赴美手续而整日忧心忡忡，同学间的讨论与话题很少能脱离这个范围。到了美国，开始时为求学位，为谋生活立足点而尝尽辛酸，失尽个人尊严。以后站稳了，又变成了房子与生活的奴隶。不错，物质生活上，我们有许多现代工业的文明享受，但是精神上很多人是紧张的，徬徨的，更有不少人是完全堕落的。以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相比较，几乎没有一个在海外的中国学者，不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在生活上能比得上这对夫妇的充实、快乐和健康。在六和塔的最高层，我远眺钱塘大桥，看那一群群游水划艇的人，江河浩渺，聆听两位年龄相近的年轻人谈话，忽然泪水盈眶，我转过头，极力地压抑着。奇怪，十几年来未曾在美国轻掉一滴泪水的我，为什么踏上了中国大陆的土地以后，竟然变得如此多感？我原以为十几年在美国的奋斗，我的心肠已磨得有如铁石一般。记得这次到台湾省探亲，来与去，均未曾流下半滴泪。但面对这原不熟悉的中国大陆山河，初次相识的充满亲情的人，竟然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直到现在，我仍然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是心里常常响起“归去吧”的强烈呼声。他乡虽好，终非吾土，若是有一天我也能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而尽一份棉薄，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而流一点血汗，那么我这一生才不算是完全浪费。
两种医疗情况的比较
八月十三日一早，我们坐火车赴上海。离开杭州时，我没有通知华侨服务社替我拍电报通知上海，所以到了上海站，我确是有顾了孩子顾不了行李的狼狈，幸而火车上的服务员帮忙，才在火车再度开动之前下了车。惶惑时，迎接其他华侨的旅行社接待人员发现了我，便也顺便把我一起接走，送到华侨饭店。安顿好之后，我立即到民航局购妥了八月十五号晚上直飞北京的机票。然后带孩子去人民医院看病。小儿子的腿上长了许多过敏的红斑。医院的外表当然比不上美式医院的豪华，但是服务的态度和医疗的知识却是世界第一流。孩子看了医生，拿了内服、外用两种药，一共只花了人民币二角。在美国，只要踏进医师的诊所，只说一句话，最少也得付上十元美金。通常，孩子们发小烧、感冒或轻度的皮肤过敏，一般的中等家庭通常都是不看医生的。为了小病去看医生，那是有钱人的奢侈享受。
在上海两天，我们逛街，逛百货公司，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馆、少年宫等，又去看长沙马王堆女尸解剖的纪录片。华侨旅行社的接待人员很亲切地接待我们，他们谈吐真诚坦率，服务态度是劳而不怨，他们的见闻相当渊博，国外的大事了解很多，一点儿也不闭塞。
八月十五日夜里飞抵北京，当晚住入华侨大厦。身在这世界闻名的北京，我兴奋紧张之余，不免感到惶惑。徬徨中，发现旅馆里有华侨服务社主办的团体游览活动，可以报名参加，导游四日，每天供应三餐，可去参观长城、十三陵、出土文物、故宫、颐和园，以及工厂、公社和托儿所等，我立刻报名参加，随着这个临时凑成的旅游团玩了四天，来自各地的华侨由陌生而逐渐熟悉。游完中国大陆回去后四天快乐的观光很快结束了，北京的历史文物与风景，当然无需我这支笨拙的笔来介绍。我的游记只是我个人一些琐碎的经验和感慨。我在北京一共住了十二天，除了团体参观的四天以外，其余的时间我带孩子去游各个公园、动物园、天坛，闲逛大街小巷，看看古玩铺子，参观普通商店等。其间有两天，获得机会去参观闻名全国的沙石峪和穷棒子的建明公社。
九月一日回到了美国，继续收读每天来自台湾的《中央日报》，觉得这份报纸应该改名为“自欺欺人报”或是“痴人说梦报”，任何人只要亲身去过一次中国大陆，那么就会对《中央日报》的宣传和其所代表的政权产生终身的免疫性。在这里，我愿意奉劝台湾的当权人：“现在该是梦醒、恢复清明”的时刻了。
香港《新晚报》1974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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