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瓦西里·利昂蒂夫
访华后的一个结论
社会主义在中国行得通，这是我此次访问中国回美后得到的结论。这个结论是经由我从所访五个大城市观察到充满人群的街道上表现出来的生气蓬勃精神后作出的，是从参观公社、工厂、学校和在火车上看到的无数田野美丽景象后作出的。种种现象显示，中国七亿——可能是七亿五千万，甚至是八亿人民，过着相当好的、有目的、有组织的生活，他们是在一个平均的收入分配制度下和至少在目前呈现出的一个和平而和谐的社会中过日子。
上述的情形，同我经过香港时看到的当地情况，呈现一个强烈的对照，差别大到几乎使人难以相信的程度。香港看起来似乎拥有巨大财富和丰富的货物，但包不住它的极端贫穷和苦海无边的实情。
在火车上所见
从香港乘火车去广州，旅程分成两个地段：首先，火车从香港开到边境；过边境后，换乘火车到广州。整个旅程所见的大地轮廓，基本上是一样的：一座座的山，愈到远处愈大；一条条的大小河道、渠道、湖沼和池塘。地面上，蔬菜种类繁多，可以利用的地方都开辟成田畦了。但是一看到地面上的人，两个地段呈现的是怎样大不相同的景象啊！在前一段，沿路的村落宛如人们在印度或波多黎各看到的那种典型的破落的农舍，或者同家乡作一个对比，好像美国南部的贫穷落后地区。看，流经一簇簇屋舍的小河涌。简直是没有盖的水沟，河边布满各色各样的垃圾和废物；屋舍的后院，甚至在村路上，也是一堆堆的垃圾。可是在经过后一段时，看到的是成群的鹅和鸭子在池塘里游泳，河边和农舍的后院，收拾整齐，看不到垃圾的踪迹。
再乘火车前进，由广州到北京，由北京到南京、杭州最后到上海，在这长逾一千英里的路程上，农村、小镇和城市一一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但见田野上长着玉米、稻子，灌溉渠道、湖沼和池塘到处可见。人们在使劲地工作，他们在犁地，在割稻，在除草，在打场；男女小孩子在放牛，在放养一群群的鹅鸭，在看猪；捕鱼的人在河面上撒网；一队队工人在铺设路轨；各种车子在搬运石头、砖头、芦粟、甘蔗和其他农产品。到处有人们在砌墙，在挖河沟，在造桥，妇女们在河边洗衣或在后院做各种工作。无论什么地方，看不到闲着的人。中国的农业生产技术一般是老式的。有的地方可以看到在利用马达泵水。木制农具仍在各种场合上被使用着。
在人民公社所见
在参观人民公社时，人们当然看得到运货汽车、拖拉机、收割机、打谷机和使用化学肥料。这些东西正在迅速地应用在农业生产上，但显然还没有足够的数量来改变农耕的性质，来同古老的传统耕作方法作一次决战。虽然看到许多农村都有了电灯，虽然在广州的工业展览馆里陈列着电影放映机和医院的手术设备，但是在许多农村里，使用电力谅必还是一个例外，而不是一定有的东西。
在参观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的热闹街道后，更加坚定了我从参观农村时得到的认为中国人在过着忙碌的有目的的生活的印象。街道上到处是自行车（一如美国街道上充塞着汽车），有大型商店也有小型商店，有餐馆也有供应食物和饮料的小摊，它们都顾客如云。我并且看到服装整洁和笑声不绝的一群年轻女生在砌造一座低低的墙头，她们有的在拌和泥灰，有的在削去旧砖上的石灰，有的熟练地如同专业泥工那种敏捷的手法在使用泥刀砌砖——这种劳动在美国学童中间是少有的。我还看到一群肩上挂着背包，手牵着手，虽然音调未尽和谐但是热情地唱着革命歌曲的儿童，在马路的另一边列队行进。在运动场的一角，我看到十多岁的儿童们在打篮球。
新中国，最能显出平等精神的乃是人们的服装。不论男女老幼，不论在办公室、工厂和田头。人们穿的往往是清洁的、颜色不外是蓝、白或灰色。在街上还可以看到一些回国观光的华侨，他们到处都有，人数多到使人惊异，身上穿着刻意打扮的各色服装，女的围上宽阔的腰带，一路上笑容满面，使看到的人也禁不住想分享他们那份欢笑。更加令人惊异的，乃是人们在今日中国的街道上，看不到在亚、非、拉美一些不发达地区常见的那种衣服破烂、面带病容的人。
在北京一食品商店所见
我们在北京曾经参观一家食品商店，那边的食物供应情况可以同纽约的大食品公司相比，甚至还要好一些。
这家商店分设乳品、杂品、肉类、鱼类、家禽类、水果、蔬菜等专柜。放在货柜里的蔬菜达十七种，鸡蛋按品质分成三级，鸭蛋也是这样。顾客买家禽时可以随便挑选，并且可以在十分钟后带着已经削好、拔光了毛的家禽回家。在这家公司，买东西用不到排成长队。这对于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里看惯排队买物情形的旅客们，心里都发生惊异的感觉，此外我还看到售货员对待顾客并没有敌对的表现。
城乡之间差别正在缩小
由于中国汽车制造工业规模还不够大，所以各省正在发展自己的汽车生产。但是强调地方自给的政策，会不会促进一些具备土地肥沃、气候良好条件的地区，同没有这些条件地区之间，在生活水平上面的不平衡状态的永久化呢？我认为答案是的确存在着不平衡状态的，但另一个的确情况是，强调地方自给乃是促进地方努力和发扬地方创造精神的最有效的方法。
从长期发展看问题，中国城乡之间的差别，一方面由于目前还集中在大城市的工业，正在一步步地向农业地区发展，这会缩短城市物质生活同农村物质生活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中国政府采取其他措施，促使这个距离能够较快地缩短。
在这些措施中，首先要提到农业税。在中国，农产品是由政府统购统销的，农业税的绝对数字长期以来冻结在一定水平上，但是农业生产量在逐年稳定地增长着。这样一来，如用百分比来表示农业税税率，实际上是占公社农产品总额百分之十二，降低到百分之六了。同时，中国政府收购农产品所出的价格也在提高，而在国内向消费者出售这些农业品的价格则是稳定不变，一出一进之间的差额，是由政府从财政总收入项下拨款补偿的。至于政府财政的总收入，除了农业税之外，还有从提高工业品价格而得来的实际上含有购物税意义的款项，还有从国营生产性企业所提供的利润而得来的款项。这种实际上等于从购物税得来的款项，是普遍地出在消费者的身上。由于中国人民的收入比美国平均得多，中国的上述类乎征收购物税的措施，虽然在形式上同美国政府设计的货物增值税有其相似之处，但不象后者那样会产生在经济制度上后退的反应。此外，中国把奢侈品的价格比必需品要提高得多，例如从外国进口的手表，售价相当于进口价格的百分之四百。（待续）
假期·退休年龄
我在中国参观时，替我担任翻译的是一女一男，都是北京外语学校的，都结了婚，但尚未生育子女。他们的对象都有工作岗位，一个是飞机工厂的技术员，一个在小学里当教师，工作地点都在离他们学校很远的郊区。他们平时住在学校宿舍里，但一到轮休的日子，两对夫妇都回到市内自己家里住。北京的职工住宅，一般是每年缴纳房租人民币二十四元。
中国严格执行普遍的每星期工作六天。为了照顾有法律上最接近的亲属住在外地的人们，额外规定给予十四天的有薪探亲假。旅程不包括在十四天假期之内，旅费由所属单位给付。
中国规定女性五十五岁、男性六十岁，是他们退休的年龄——即可以不工作但并不是必须离开职位。所以规定较低的退休年龄限度，我想是由于中国传统的工作方式一般地需要花去很大体力的缘故。参加工业劳动的工人，在退休后可以领取原工资百分之七十的年金。在我参观过的一个农业公社里，年老失去劳力的社员，生活是由他的孩子们供养的；要是没有子女，那末由公社负起养老责任：让他住在原来的家里，由另外的社员们轮流供应他吃饭。在中国，老人们是获得尊敬的，上述的养老办法，是合乎人道的，同时也是行得通的。公社不但使老有所养，还在老人们去世时，给他们安排合适的丧葬。传统的大家庭，今天在中国已经在消逝，而改由较小的家庭建成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
我在访问一家医院时，注意到前来照顾他的，既有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女儿。
推广较新的技术
在上海工业展览馆展出的各种十分现代化的工业设备，显出中国已经把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工农业方面。但在人们询问中国有什么东西可供出口时，中国提出的货物单，把丝绸、猪鬃、手工艺品和一些矿产品放在最前面。
看来，中国正把她的重点放在用进步的管理方法，并逐步推广较新的但经过试验的生产技术，来取得较高的劳动生产效率。这些生产技术包括更广泛地在农业上施用化学肥料、电动抽水机和拖拉机，包括在铁路交通上用内燃机车代替蒸汽火车头。中国在以前是以经常发生饥荒著称于世的，但近年来已经不再发生了。这当然要归功于在农业上施用进步的生产方法，但更其重要的应该提出在农业生产上有了全面的合理的计划这一点。中国专家说：“我们估计到在五年中，要有两个丰收年，两个歉收年，一个失收年；这是我们预期到的，也是我们准备应付的。”换句话说，中国农业设计专家筹划的是积存充分的储备粮，来维持粮食的供应。中国古代皇帝也有类似的计划，但是它是为上层阶级服务的，而现在则是保证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稳定的粮食供应。
让人民能过好日子
国家不论贫富，它的政府总是说要让人民能过好日子。这一点，中国政府看来做得很成功。它不但向人民作了这样的保证，而且正在实践这项保证。中国政府已能使它的数以亿计的人民，在一个基本上平均的社会制度里，获得基本需要方面的满足。
今日世界的许多国家，包括先进的和正在发展中的，可以拿出它们具有较高的全国人民平均收入率和生产增长率而引以自豪。实际上，这些数字里面几乎全部都隐藏着国内长期存在着的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其中在多数国家内，穷人占绝大多数；另一些国家，例如美国，穷人看起来仅占少数，实际上则是一大群。如果不是按照每人每年平均收入的数字，而是按照占人口中百分之五或十的最穷的一群人的每年平均收入来排列名次，中国无疑地可以排在距离最高点不远的位置上面。
至少就目前而论，社会主义中国的一项杰出成就表现在已经有效地维持住这样的一种社会和经济秩序，即在这个国度里，人民每年的平均收入虽然还很低，但是赤贫的人实际上已经绝了迹。而且，即使人民的劳动报酬在物质上看来还不高，有劳动力的中国人，不论男女，却都能够全部就业参加生产。还可以看到，中国人在完成他们的工作任务上面，表现出勤劳和愉快的精神。
中国的计划留有余地
计划要留有余地。中国的计划制订者就是这样地做的。他们能够把答应做到的事情付诸实现，其所以能够如此，是由于他们与多数的政客们不同，他们作出的许愿，不超过他们能够实际上做到的程度。
这样地达到的平衡，自然包含着不稳定的因素。在一个集体事业中，尽管参加者在事实上可以看到预期中的成果已经出现时还会有人自由行动的。针对这一现象，需要进行不间断的宣传运动，告诉人们要替公众多做好事，鼓动人们对工作的热忱。中国经济体系之所以能够做得成功，还存在着更为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他们自己不断地鼓足干劲，以求作出的诺言能够兑现。
维持物价稳定的问题
北京的经济专家们对于已经达到的平衡的敏感性质，是有充分的认识的。当我们提出中国的多数物价——除了若干季节性波动之外，为什么能够年复一年地维持稳定的问题时，他们承认严格执行的精神是一个防震器，它能使物价系统失去本身包含着的波动力，并且需要采取措施以减少物价由于供求关系而发生的矛盾；他们认为如果任由物价无规律地上下波动，是会使得消费者感到惊扰而莫知适从的。
中国在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后，她的经济计划制订者相信中国已经具有满足全体人民在物质上的基本需要的能力；他们目前所作的许诺，不超过上述的范围。中国经济计划制订者的期望，已经合理而良好地实现了。由于有着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工人的竭诚努力，在生产上互相配合，导致经济计划的实现，把允许的诺言变成了事实。“‘我为此行而高兴”
在我快要离开中国的前夕，我曾经步出自己在上海所住的旅馆，作一次散步。时间是在晚上，马路上已少行人，当我转人行人道的时候，看到路面上有一个废纸团。如果是在英国的剑桥或美国的纽约的话，我是不会注意到这团东西的。可是由于中国的街道清洁到如同网球场一样，我看到这团纸了，也让它留在原处了。但有一个人在路边树影下出现，正好同我朝着相反的方向走来，当他看到这个纸团时，他把它拣起来，把它放在白天里由做街道清洁的人扫集在一起的干叶堆里。这个人在维护环境清洁上作出自己的贡献，其动机是为了集体的利益。他显然是有意地要这样做的，因为其他的中国人也在这样地做，因为中国的街道是没有瑕疵的清洁。
我的心顿时舒畅起来了，是替中国高兴，也为我此行而高兴。
说明:这是一篇香港《大公报》1973年1月29日译载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瓦西里•利昂蒂夫一九七二年九月随美国经济学协会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后撰写的访华观感.现转刊的目的是让我们中国广大的读者了解当时国外人士对华访问后的真实记录,让读者对中国的真实历史有个正确的认识,为自己能够用正确的思想思考问题提供一些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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